第十二章 人际关系中的神经症障碍291

刻且重要的意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爱他人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发展，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是否可爱”这个问题而感到困扰。因此，“他人是否真的爱我们”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不可爱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自我憎恨及其外化。只要他不接受自己————不接受自己真的可恨或可耻————他就不可能相信他人会爱上他。

    这两个因素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既明显又普遍，它们解释了“觉得自己不可爱”在治疗中不容易消除的原因。我们可以在某个患者身上看到这种“觉得自己不可爱”的存在，而且可以审视它对于其爱情生活的影响。但是，只有当这两个因素的强度减弱时，这种感觉才有可能减轻。

    第三个因素的作用没那么直接，但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也必须提一下。这个因素就是：神经症患者期望从爱中得到的东西超出了爱所能给予的（“完美的爱”），或者他所期望得到的东西是爱不能给予的（比如，爱不能消除他的自我憎恨）。由于他所得到的爱都不能满足他的期望，因此他常常觉得自己没有“真正地”被爱。

    对爱的期望，种类繁多，各不相同。一般情况下，它指的是对许多神经症需要的满足（这些神经症需要本身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或者————就自谦型个体而言————是指对其所有神经症需要的满足。“爱被用来服务于神经症需要”这一事实不仅使患者想要得到它，而且也迫切地需要它。因此，我们在爱情生活中也发现了一般人际关系中所存在的不协调：需要日益增强，而满足需要的能力却降低了。

    我们不可能精确、密切地把爱和性结合到一起，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们准确、清楚地区分开来（弗洛伊德）。不过，由于在神经症中性兴奋或性欲望与爱的感觉往往是相分离的，所以，301我想专门探讨一下性（sexuality）在神经症中所发挥的作用。性在神经症中仍然保留了它的本来功能：满足生理需要，满足与他人进行亲密接触的需要。此外，性功能良好也在许多方面增强了一个人的自信感。但是在神经症中，所有这些功能都被放大了，并且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色彩。性行为不仅被用来缓解性紧张，而且还被用来缓解多种与性无关的心理紧张。性行为可能被当成一种排除自我轻视的手段（性受虐行为），或者被当成一种通过对他人的性贬低或性折磨来进行自我折磨的手段（性虐待行为）。它们成了最常用来缓解焦虑的方式之一。这些人自身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联系。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某种紧张状态之中或者有某种焦虑，他们仅仅只是感觉到了性兴奋或性欲望的高涨。但是在分析中，我们可以准确地观察到这些联系。例如，一名患者在快要体验到自己的自我憎恨时，可能会突然产生要与某个姑娘睡觉的计划或幻想。或者，他可能会谈到自己身上某个让他极度鄙视的弱点，并会产生折磨某个比他更弱的人的性虐待幻想。

    此外，建立亲密人际关系这种自然的性功能也会被放大。众所周知，对于超然孤僻者，性可能是他与他人接触的唯一桥梁，但这并不仅仅限于成为亲密人际关系的明显替代品。它还表现为：人们可能会轻率地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而不让自己有机会找出他们之间是否有共同点，或者是否可以培养共同的兴趣和理解。当然，后来也有可能逐渐产生情感上的联系。但更为常见的是不会产生情感联系，因为通常情况下，开始的冲动本身就表明了他们受到过多的抑制，从而不能发展出良好的人际关系。

    最后，性与自信之间的正常关系常常会转变为性与自负之间的关系。性功能（迷人或性感）、性伴侣的选择、性体验的数量或多样化————所有这些都成了自负的事，而与愿望和享受无关。爱情关系中个人因素越消减，302纯粹与性有关的因素就越会上升，对可爱的无意识关注就越会转变为一种对吸引力的有意识关注。[1]

    性在神经症中有所增强的功能并不一定会导致其患者比相对健康的人有更为广泛的性行为。它们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但它们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抑制。我们很难将神经症患者与健康个体进行比较，因为在性兴奋、性欲强度、性欲出现的频率以及性表达的形式上，即使同属“正常”范围的个体也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过，他们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在神经症患者那里，性常常被用来服务于神经症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想象一样[2]。正因为如此，性常常显得过于重要，其重要性往往源于某些与性无关的因素。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性功能可能很容易出现障碍。例如恐惧、大量的抑制、同性恋的复杂问题，以及性变态等。最后，由于性行为（包括手淫和幻想）及其特定形式往往取决于————或者至少部分取决于————神经症需要或禁忌，因此它们本质上都具有强迫性。所有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后果：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取悦他的伴侣，因为他必须表明自己是被人需要、被人爱的,因为他必须缓解某种焦虑,因为他必须证明自己的控制力和性能力，等等。换句话说，性关系的发生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某些强迫性需要，而较少取决于他自己的真实愿望与情感。即使没有任何贬低对方的意图，对方也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成了一种性“工具”（弗洛伊德）。[3]

    神经症患者具体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范围极广，在这里，我甚至无法列出各种可能性。303毕竟，爱和性方面存在的特殊问题也只不过是他的整个神经症障碍的一种表现而已。此外，其变化形式也多种多样，因为其种类不仅取决于个体的神经症性格结构，而且也取决于他以前或现在的那个特定伴侣。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必要的限制条件，因为我们在分析中已经了解到，伴侣的选择并不是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无意识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可以被无数次地证明。但我们往往会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每一个伴侣都是个体自己的选择。然而，这种概括并不正确。它需要两个方面的限定。我们必须先问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在“选择”？确切地说，“选择”（choice）这个词就假定了有选择的能力，以及了解所选择伴侣的能力。但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两种能力都减弱了。只有当他对他人的印象没有因为我们所讨论过的许多因素而歪曲时，他才能够进行选择。从这一严格的意义上说，他其实不会进行什么名副其实的选择，或者说选择非常有限。“选择伴侣”一词在这里的意思是：个体因其显著的神经症需要（他的自负、他想要支配或剥削他人的需要、他想让自己屈服的需要等等）而感觉受到了吸引。

    但是，即使是在这种限定的意义上，神经症患者也没有多少“选择”伴侣的机会。他可能会结婚，因为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可能与自己非常疏远，同时又远离他人，以至于他会与一个碰巧了解稍微多一点的人，或者一个碰巧想与他结婚的人结婚。他常常因为自卑而对自己的评价极低，以至于他完全无法接近那些吸引他的异性————仅仅因为神经症原因而受其吸引。他本来就不认识几个合适的对象，再加上这些心理限制，我们便知道偶然的情况有多少了。

    我不会详尽介绍这多种因素造成的千变万化的性经验，而只想指出某些会对神经症患者对爱和性的态度产生影响的一般倾向。304他可能倾向于把爱从生活中排除出去。他可能最小化或否认爱的重要性，甚至否认爱的存在。这样一来，爱对他来说便不再具有吸引力，相反，他还会逃避爱，或者鄙视爱，将爱视为一种欺骗自己的弱点。

    在放弃型、超然型个体身上，这种将爱排除出去的倾向往往以一种平静但又坚决的方式发生作用。这种人的个体差异主要体现在他对性的态度上。他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可能会排除爱的可能性，而且还可能会将性方面的可能性排除出他的个人生活，就好像这些并不存在，或者对他个人来说毫无意义一样。对于他人的性经验，他既不妒忌，也不反对，但当他们陷入某种麻烦时，他可能会非常理解他们。

    还有一些人在年轻时可能有过一些性关系。但是，这些并不能穿透他们超脱的盔甲，没有太多意义，并且会逐渐消退，不会让他们产生还需要这种经验的欲望。

    对于另一种超脱的人来说，性经验很重要，而且是令人愉悦的。他可能会与许多人发生性关系，但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让自己保持警惕，不产生任何依恋。这种短暂性接触的性质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扩张倾向或自谦倾向占据上风。他对自己的评价越低，这些性接触就越会局限于一些低于他的社会层次或文化层次的人，比如妓女。

    同样，还有些人可能碰巧结婚了，而且，如果其伴侣也超脱的话，他们甚至还可以维持一种虽然疏远但仍体面的关系。如果这种人跟一个与自己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的人结婚，他通常可以忍受这种处境，并履行自己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职责。只有当对方攻击性太强、过于暴力或虐待成性，以至于不允许这个超脱者往内退缩时，后者才会竭尽全力脱离这种关系，或者在这种关系中崩溃。

    自大——报复型个体常常以一种更为激烈、更具破坏性的方式把爱排除在生活之外。他对爱通常采取一种诋毁、揭穿的一般态度。他的性生活主要会出现两种可能的情况。305其一，他的性生活非常贫乏————他可能只是为了释放身心压力而偶尔发生性接触。其二，性关系对他极为重要，只要可以，他便会自由释放他的性虐待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么可能热衷于施虐的性行为（这可能会令他非常兴奋，并让他获得满足），要么可能在性关系方面过于矜持和节制，但仍会以一种一般的虐待方式对待伴侣。

    对爱和性的另一种一般倾向，也是把爱————有时候还有性————从现实生活中排除出去，但在想象中却赋予爱显著的地位。于是，爱便成了一种高贵神圣的感觉，任何现实中的爱与它相比都显得肤浅可鄙。霍夫曼（E.T.A.Hoffman）在《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中精彩地描述了这种现象，他说，爱就是“渴望无限，让我们与上帝同在”。它是一种“通过作为人类宿敌的狡猾”而植根于我们灵魂之中的幻觉，“……通过爱，通过肉体的愉悦，存在于我们内心之中的神圣承诺在人间也能实现”。因此，爱只能在幻想中实现。根据他的解释，唐璜对女人而言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深爱的姑娘的每一次背叛、每一次因猛烈打击爱人而遭破坏的欢乐……都代表了一次胜过心怀敌意之恶魔的崇高胜利，而且把那个引诱者永远地排除在了我们狭窄的生活、自然界以及造物主之外”。

    这里要提到的第三个可能性也是最后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过于强调爱和性。这样一来，爱和性便成了生活的主要价值所在，并因此而得到了美化。在这里，我们可以将爱大致分为征服的爱（conquering love）与屈服的爱（surrendering love）。从逻辑上看，后者往往源于自谦型解决方法，这在有关自谦型解决方法的章节中已有过描述。前者主要出现在自恋型个体身上，如果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他的控制驱力主要集中在爱情上的话。这样一来，他的自负就会投注在成为理想的、让人不可抗拒的爱人之上。那些容易得到的女人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他必须通过征服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以得到的女人，来证明自己的控制地位。征服可能表现为要求性行为的完美，306也可能表现为他旨在成为情感上完全屈服的人。一旦这些目标得以实现，他的兴趣就会减退。

    我不确定这浓缩成寥寥数页的简要陈述是否说清了内心过程对人际关系之影响的程度和强度。认识到了它的全部影响之后，我们就必须修正人们心中通常怀有的某些期望，即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对神经症患者产生有利的影响————或者，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能对一个人的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这些期望包括：预期环境、婚姻、性生活的改变或者参加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社区活动、宗教活动、职业团体活动）能够帮助个体克服其神经症问题。在分析治疗中，此种期望往往表现为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治疗的主要因素在于患者能否与分析学家建立一种良好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不存在那些在他童年时期伤害过他的因素。[4]这种信念源于某些分析学家所持的前提假设，即认为神经症主要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人际关系方面的障碍，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来治愈。所提到的其他期望并不完全基于这个前提假设，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其本身是正确的————人际关系是我们所有人生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有这些期望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都是合理的。即使他可能会表现出浮夸自大、要求获得特权、容易产生受辱感等明显迹象，他也能极其灵活地对有利的人际环境做出反应。这种环境可能会缓解他的焦虑和敌意，会让他更信任他人，甚至可以扭转那些使他在神经症中越陷越深的恶性循环。307当然，根据个体所患障碍的程度以及良好人际关系影响的持续时间、性质、强度，我们必须加上“或多或少”的限制。

    只要自负系统及其后果不那么根深蒂固，或者————用积极的话来说————只要自我实现的想法（不管个体称之为何）依然具有某种意义和效力，那种有利于个体内心成长的影响就也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例如，我们经常看到，夫妻中如果有一方接受了分析而且日益好转，那么，另一方也会大步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有好几个因素在发生作用。接受分析的一方通常会谈论自己所获得的洞见，另一方则可能会吸取其中某些对他自己有价值的信息。当亲眼看到自己确实有可能改变时，他就会受到鼓励去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且，当看到有可能建立更加良好的关系时，他就有了克服自身问题的动力。当神经症患者与相对健康的个体保持亲密且持久的关系时，即使不接受分析，他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改变。在这里，同样有多种因素可能会促进他的成长：其价值观的重新调整，归属感与被接受感，因外化减少而有可能面对他自身的问题，接受严肃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并有可能从中获益，等等。

    但是，这些可能性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小得多。假定一位分析学家的经验仅限于他所看到的病例，而在这些病例中，这样的希望并没有实现，那么，依据理论，我敢说，这样的机会太有限，不能盲目相信他们身上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个固定采用某种特定方法解决其内心冲突的人，在与他人建立某种关系时往往带有他僵化的要求和“应该”、他特有的自以为是和脆弱、他的自我憎恨和外化，以及他想要获得控制、屈服或自由的需要。因此，这种关系不是双方能够彼此愉悦、共同成长的媒介，而成了一种满足其自身神经症需要的手段。308这样一种关系对神经症患者的影响主要是减轻或增加其内心紧张，这取决于这种关系是满足还是没有满足他的需要。例如，一个扩张型个体在处于支配地位或被一群崇拜者包围时，可能感觉会更好，而且生活得更好。而自谦型个体则在不那么孤立且觉得自己被他人所需要时，可能会繁荣发展。任何了解神经症痛苦的人肯定都清楚这种改善所具有的主观价值。但是，这些改善并不一定就表明个体获得了内心成长。通常情况下，它们仅仅表明：在合适的人际环境中，即使个体的神经症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他也会觉得相对轻松。

    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基于机构、经济状况及政体形式的变化而产生的期望（这是一种与个人关联不大的期望）。当然，一种极权政体能够成功地阻止个体的成长，而且就其本质而言，它必定旨在阻止个体的成长。而且毫无疑问，只有那种能够给予众多个体尽可能多的自由去追求其自我实现的政体，才值得为之奋斗。但是，即使外部环境发生了最为理想的改变，它们本身也不能让个体获得成长。它们只能给个体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所有这些期望中所涉及的错误并不在于高估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而在于低估了内心因素的力量。人际关系虽然很重要，但它也无力根除一个泯灭了其真实自我的人身上根深蒂固的自负系统。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自负系统再一次被证明是我们成长的敌人。

    自我实现并不只是（或者甚至并不主要是）旨在发展一个人的特殊天赋。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一个个体作为人的潜能的逐渐发展。因此，它涉及————在其中心位置————个体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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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参见本书第五章有关自我轻视的讨论。

    [2]参见本书第一章。

    [3]英国哲学家约翰·麦克默里（John Macmurray）在他的《理智与情感》（Reason and Emotion, Faber and Faber Ltd., London, 1935）一书中，从性道德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情感的忠诚是衡量性关系价值的标准。

    [4]Janet M.Rioch, The Transference Phenomenon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Psychiatry, 1945.“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会发现以前受到压抑的那部分自我，这对于治疗极有帮助。患者只有通过与分析学家建立起一种适于这种重新发现的关系，才能发现这部分自我。……在分析学家与患者之间的个人关系中，现实慢慢地‘不再被歪曲’，自我也重新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