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理论上的思考366

通过改变这些条件来加以克服。于是，它们的存在与运作便成了人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人类说到底只能选择让自己受苦、自我毁灭，或者选择让他人受苦、毁灭他人。这些驱力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但最终却不可改变。而且，当我们像弗洛伊德一样假设存在一种追求自我毁灭、自我破坏或者死亡的本能驱力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自我憎恨及其诸多含义只不过是这种驱力的一种表现而已。认为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实际情况而憎恨或鄙视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与弗洛伊德的想法是不同的。

    当然，弗洛伊德————以及其他赞同他的基本前提的人————观察到了自我憎恨的出现，尽管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它的多种隐藏形式及影响。在他看来，那些看上去像是自我憎恨的现象，“实际上”是其他东西的表现。这种东西可能是无意识之中对另外一个人的憎恨。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一名抑郁患者常常会因为另一个人所犯的过错而谴责自己，他会在无意识之中憎恨这个人，因为他想要获得“自恋满足”（narcissistic supplies）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虽然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但却成了弗洛伊德有关抑郁之理论[6]的主要临床基础。简单地说，抑郁患者常常有意识地痛恨和谴责自己，但事实上却在无意识里痛恨并谴责一个内投的敌人。（“对令其受挫之事物的敌意转变成了对其自身的自我的敌意。”[7]）或者，那些看上去像是自我憎恨的现象“实际上”是超我的惩罚过程（超我是一种内化的权威）。在这里，自我憎恨又一次变成了人际现象：对他人的憎恨或者对他人之憎恨的恐惧。或者，最后，自我憎恨被视为超我的施虐癖好，这种施虐癖好通常是因为退行到了婴儿性欲的肛门——施虐（anal-sadistic）阶段而产生。374这样，自我憎恨不仅以与我完全不同的方式得到了解释，而且对这种现象本身之性质的解释也与我截然不同。[8]

    许多分析学家虽然严格遵循弗洛伊德的研究思路，但也不支持他有关死亡本能的观念，对此，我认为他们是有合理的反对理由的。[9]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自毁所具有的本能性，那么，他就很难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内对此加以解释。我感到有些纳闷：是不是因为弗洛伊德觉得关于这一点的其他解释都不充分，从而提出这样一种自毁本能的？

    另外，在超我的要求、禁忌和我所描述的“应该”之暴行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但一旦考虑其含义，我们便有了分歧。首先，在弗洛伊德看来，超我是一种代表良知和道德的正常现象，只有当它特别残酷且表现出极强的虐待性时才能称得上具有神经症性质。而我认为，与之相应的任何类型与强度的“应该”、禁忌都是神经症力量，是伪造的道德和良知。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超我一部分来自俄狄浦斯情结，一部分来自本能力量（这些本能力量具有毁灭性和虐待性）。而我认为，内心指令是个体在无意识里想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所不是的那种人（像神一样完美的人）这样一种驱力的表现，而且，他还会因为自己做不到这一点而憎恨自己。这些区别所引申的含义有很多，我在此只提其中的一点：如果将“应该”与禁忌视为某种特定的自负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那我们就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同样的东西在一种性格结构中被强烈需要，而在另一种性格结构中却遭到禁止的原因了。同样的可能性也会更为严格地应用于个体对超我要求或内心指令的各种态度中————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态度：取悦、屈从、贿赂、反叛等态度。[10]这些态度被概括为要么与所有神经症都相关（亚历山大），375要么仅与某些让人同情的情况相关，如抑郁、强迫性神经症等。与此同时，在我的神经症理论框架中，它们的性质完全取决于整个特定的性格结构。因为存在这些差异，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治疗目标也不一样。弗洛伊德的目标只是降低超我的严厉程度，而我的目标在于：使患者能够完全驱散其内心指令，并根据他自己的真实愿望和信念找到生活的方向。但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后一种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现在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取向都观察到了某些个体现象，并用相似的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对它们的动力及意义的解释却完全不同。如果我们现在忽略个别方面，而只考虑本书所呈现的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个复杂性，那我们就会看到，对这二者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

    最为重要的相互关系是对无限完美及权力的追求与自我憎恨之间的关系。过去的观点认为这二者不可分割。在我看来，魔鬼协定的故事是对它的最好象征，它们的本质始终相似。总有一个人会陷入心理或精神的痛苦之中。[11]总有一种诱惑以某种邪恶原则的象征形式出现：魔鬼、男巫、女巫、（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中的）蛇、（巴尔扎克《驴皮记》[The Magic Skin]中的）古董商、（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愤世嫉俗的亨利·沃顿勋爵（Lord Henry Wotton）。因此也会出现这样一些承诺：不仅承诺以神奇的方式消除痛苦，而且还承诺给予无限的权力。就像耶稣受到诱惑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若一个人能够抵制住这种诱惑，那才是表明他真正伟大的证据。最后，376当然还要付出代价（代价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丧失灵魂（亚当和夏娃失去了纯真的感觉）、屈从于邪恶力量。“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撒旦这样对耶稣说道。这种代价可能是有生之年都遭受心理上的折磨（如《驴皮记》），或者是下地狱受折磨。在《魔鬼与丹尼尔·韦伯斯特》一书中，我们看到了魔鬼所收集的那些枯萎灵魂的完美实现的象征。

    同样的主题（这同一个往往有各种不同的象征，但对其意义的解释却始终一致）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民间传说、神话和神学中————而不管有关善恶的基本二元论是怎样的观点。因此，它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大众的意识之中。现在或许是到了精神病学也去认识其心理智慧的时候了。当然，这与本书所描述的神经症过程极为相似：一个深陷精神痛苦之中的人常常会妄称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会失去他的灵魂，并因为自我憎恨而遭受地狱般的折磨。

    接下来，让我们从对这一问题的冗长而又形而上学的论述回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当我们想起弗洛伊德并不认为对荣誉的追求是我在前面所描述的那些紧密联系之驱力的复合物，并因此而没有认识到它的威力时，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理解他为何没有看到这一问题了。尽管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自毁所引起的地狱般的痛苦，但是，他忽略了其背景，而将其视为一种自动驱力的表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本书所提及的神经症过程是一个关于自我的问题。这是一个抛弃真实自我而追求理想化自我的过程，是一个尽力实现虚假自我而不去实现人类既定潜能的过程，是两个自我之间展开毁灭性战斗的过程，是我们采用最好的（或者说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方法来缓和这场战斗的过程，最后是通过生活或治疗激发我们自身的建设性力量从而找到真实自我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对弗洛伊德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在弗洛伊德的“自我”（ego）概念中，他是这样描绘一名神经症患者的“自我”（self）的：他疏离了自己的自发精力，疏离了自己真正的愿望；他自己不做任何决定，也不为这些决定负责；他只保证自己不与环境发生太多冲突（“现实检验”）。377如果这种神经症自我被误认为是健康而活跃的自我，那么，克尔凯郭尔或威廉·詹姆斯所看到的有关真实自我的全部复杂问题就不可能出现。

    最后，我们可以从道德或精神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该过程具有人类真正悲剧的所有因素。不管伟人有可能会变得多么具有毁灭性，人类的历史依然表明：人类始终充满活力且不知疲倦地努力追求更多有关自身及周围世界的了解，追求更为深刻的宗教体验，追求获取更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在各个领域追求获得更大的成就，并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他的毕生精力都投入了这些追求之中。人凭借其智力和想象力，能够想象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事物。他超越了自己的实际情况，或者在任何既定时刻都能采取行动。他有局限，但这些局限并不是固定的、决定性的。通常情况下，他都落后于自己想在自身及外界所取得的成就。这本身并不是悲剧。但神经症患者内在的心理过程（这类似于健康人类个体的努力）却是悲剧性的。人常常在内心痛苦的压力之下去追求他所不能及的终极与无限————尽管他的局限并不固定；而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毁灭了自己，他将促使自我实现的最佳驱力转移至实现其理想化意象，因而浪费了他实际拥有的潜能。

    弗洛伊德关于人性的观点是悲观的，而且，基于他的前提假设，他注定会提出这样悲观的观点。就像他所看到的那样，人不管如何改变都注定会感到不满。他要靠自己原始的本能驱力满足地生活，就必须破坏自己以及文化。无论是独处，还是与他人在一起，他都不可能快乐。他只能选择要么让自己痛苦，要么让他人痛苦。弗洛伊德的贡献在于：他以这样一种方式看待事情，而并没有妥协于采取一种圆滑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在他的思想框架中，人类不可能逃脱这两种邪恶，而最多只能进行更好的力量分配、更好的控制和“升华”。

    弗洛伊德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没有在神经症中看到人类的悲剧。只有当一些富有建设性378、创造性的努力受到阻碍性或毁灭性力量的破坏时，我们才会看到人类经验中悲剧性的浪费。弗洛伊德不仅没有清楚地看到人身上所存在的建设性力量，而且还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只有破坏性力量和性欲力量，以及这两种力量的衍生物和结合物。在他看来，创造力与爱情（性爱）是性欲驱力的升华形式。用最为一般的术语来说，我们所认为的为实现自我而做出的正常努力，在弗洛伊德看来只是————可能是————自恋性性欲的一种表现而已。

    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用“乐观”和“悲观”两个词来表示“对世界与生活的肯定”以及“对世界与生活的否定”。从这个深层的意义上说，弗洛伊德的哲学是一种悲观哲学。而我们的哲学认识到了神经症中的悲剧因素，因此是一种乐观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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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如埃里希·弗洛姆、阿道夫·迈耶（Adolph Meyer）、詹姆斯·普兰特（James S.Plant）、H.S.沙利文。

    [2]哈罗德·舒尔茨——亨克最先认识到它们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在舒尔茨——亨克看来，一个人通常会因为恐惧和无助而产生无意识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反过来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普遍的抑制现象。Harold Schultz-Hencke, Schicksal und Neurose, Gustav Fischer, Jena, 1931.

    [3]弗洛伊德在讨论因疾病而产生的所谓次级获益时，唯一一次稍稍看到了某些类似于要求的东西，而这些因疾病而产生的所谓次级获益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4]参见Karen Horney, 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Chapter 10, Culture and Neurosis, W.W.Norton, 1939。

    [5]引自Karen Horney, 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Chapter 2, Some General Premises of Freud's Thinking。

    [6]参见Sigmund Freu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Coll.Papers，Ⅳ。

    [7]引自Otto Fenichel,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 W.W.Norton, 1948。

    [8]参见第五章————自我憎恨与自我轻视。

    [9]仅举一例：Otto Fenichel,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 W.W.Norton, 1945。

    [10]参见Otto Fenichel；也可参见Franz Alexander, Psychoanalysis of the Total Personality,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New York and Washington, 1930。

    [11]这种痛苦有时候可能表现为外在的不幸，如史蒂芬·文森特·贝尼特（Stephen Vincent Benét）的《魔鬼与丹尼尔·韦伯斯特》（The Devil and Daniel Webster）。有时候仅仅只是提到了一下，如《圣经》中耶稣受到诱惑的故事。有时痛苦看起来好像并不存在，如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Dr.Faustus），其中有一个人完全沉浸在对魔力的痴迷与渴求之中。无论情况如何，我们都知道，只有那些患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才会产生这样一种痴迷与渴求。在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白雪皇后》（Snow Queen）中，一开始是魔鬼制造了混乱，他恶意地打破了一面镜子，让碎片侵入了人类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