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是心理治疗师还是牧师

好像是一艘船因为漏水而开始慢慢下沉时，船员却只对那些涌入的水的化学成分感兴趣。无意识驱力领域出现的障碍并不是最为主要的，而是次要的现象。当意识生活失去了其意义和希望，就好像有一种恐慌倾泻而出，这时我们就能听到一声高喊：“该吃吃该喝喝吧，反正明天都要死了！”正是这种因为生活无意义而产生的心境，导致无意识出现了障碍，并激发那些被痛苦地压抑着的冲动爆发了出来。神经症的发病原因既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当下；而且，使神经症保持发作状态的，只有一个一直存在的原因。一个人之所以患上结核病，并不是因为他20年前曾感染上了结核杆菌，而是因为感染的病灶一直到今天还是很活跃。至于感染是何时发生、怎样发生的，这些问题与他当前的状况几乎毫无关系。不管对已往病史了解得有多清楚，都无法治愈结核病。神经症的情况也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患者带到我面前的宗教问题不仅与神经症有关，而且可能是导致神经症发作的原因。不过，如果我要认真对待这些宗教问题，就必须向患者承认，他的感受是有道理的。“是的，我同意，佛祖与耶稣所讲的可能都对。罪恶只是相对的，而且，我怎么也看不出基督的死是怎样让我们获得救赎的。”作为一名医生，我能够轻易地承认这些疑问，但是，对牧师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却不容易。患者会把我的态度看成是一种理解，而牧师的犹豫却让他们觉得那是一种传统的偏见，从而导致他与牧师之间有了隔阂。他会问自己：“如果我开口向牧师详细描述我所遭受的痛苦的性障碍，他会怎么说？”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牧师的道德偏见甚至比他的教条主义偏见还要强烈。关于这一点，可以用美国总统柯立芝（Coolidge）的一则有趣轶事来说明，这则轶事叫“沉默寡言的卡尔·柯立芝”。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他从外面回到家，他的妻子问他刚才去哪里了。“教堂。”柯立芝回答道。“牧师讲了些什么？”“他讲了罪恶。”“他是怎么评论罪恶的？”“他反对罪恶。”

    也许有人会提出，医生很容易在这个方面表现出理解。但是，人们却忘了，就算是医生也有道德上的顾虑，有些患者的告解甚至让医生都觉得难以忍受。但是，只有当患者身上最糟糕的东西被接受时，他才会觉得自己被接受了。没有人能够单凭口头几句话就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医生的诚意，以及他对待自己和自己邪恶一面的态度，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医生想给患者提供指导，或者甚至想陪他走一段路，他就必须接触这个人的心理生活。医生在做诊断时，是无论如何都触及不到另一个人的心理生活的。不论他是用语言表达他的诊断，还是把诊断结果放在心里，都一样。如果医生采取相反的态度，随随便便地就赞同患者的意见，那也是没有用的；这和谴责一样，也会让患者与医生疏远。我们只能通过一种毫无偏见的客观态度去接触另一个人。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个科学准则，而且，可能会与一种纯粹理智的、超然物外的态度混为一谈。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东西。它是人类的一种品质，一种对事实、事件以及这些事实和事件的当事人的深切尊重，一种对此样人生之秘密的尊重。真正笃信宗教的人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他知道，是上帝让各种千奇百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的，他还试图以最为奇特的方式进入人的内心。因此，他在万事万物中都能感觉到神之意志的无形存在。这便是我所说的“毫无偏见的客观态度”（unprejudiced objectivity）。它是医生身上的一种道德修养，医生不应该反感疾病和堕落。只有先接纳一件事物，我们才能去改变它。谴责并不能带来释放，而只能造成压抑。在我所谴责的人看来，我是一个压迫者，而不是朋友或难友。我绝不是说，我们永远都不能对我们想帮助和改善的人下断言，而是说，如果一名医生想要帮助患者，那他就必须接受患者原本的样子。事实上，只有当他了解并接受了患者原本的样子时，他才能真正地给患者帮助。

    这听起来或许非常简单，但是，简单的事情往往最难做。在实际生活中，想要过得简单，必须先经过最为严格的磨炼。接纳自己是道德问题的本质，也是整个人生观的缩影。我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我原谅他人对自己的侮辱，我以基督之名去爱我的敌人，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了不起的美德。我怎么待人，就怎么对待基督。但是如果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了所有人当中的最卑微者、所有乞丐中的最贫穷者、所有冒犯他人之人中的最无礼者，以及那个必须去爱的敌人，那该怎么办呢？通常情况下，基督徒的态度此时会发生逆转，不再有关于爱或长期忍受的问题，我们会对自己内心的那位同胞说“你一文不值”，而且，我们会谴责自己，并对我们自己勃然大怒。我们会把这位同胞隐藏起来，不让世人知道，我们拒绝承认自己就是那个遇到过的所有人当中最为差劲的。哪怕是上帝以这种可鄙的样貌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肯定在雄鸡报晓之前也已经否定他一千次了。

    医生如果运用现代心理学去检视患者生活背后的东西，尤其是他自己生活背后的东西————现代心理治疗师如果不想在无意识中成为一个骗子的话，则必须这样做————他将会承认，接受自己的弱点是一项最为困难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一想到这项任务，我们就会吓得面色苍白。因此，我们毫不犹豫、轻轻松松地选择了一条更为复杂的道路，即对自己始终一无所知，而同时又忙着管别人及其麻烦和罪恶。这一举动给我们增添了美德的光彩，我们就这样欺骗着自己和周围的人。谢天谢地，这样一来，我们就能逃避自己了。很多人都可以这样做而不受惩罚，但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有少数人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崩溃了，神经症压垮了他们。如果我自己也是一个逃避者，也在遭受癫痫（morbus sacer）似的神经症的折磨，我又怎么能去帮助这些人呢？只有完全接受了自己的人，才会有“毫无偏见的客观态度”。但是，没有哪个人有充分的理由吹嘘，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我们可以说基督做到了，他把自己内心的传统偏见作为祭品献给了上帝，于是，他无视传统，不顾法利赛人的道德标准，就这样痛苦地度过了一生。

    我们新教教徒迟早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效仿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的理解，是应该照搬他的生活，模仿他在身上钉出伤痕（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还是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像他一样真实地过适合我们的生活呢？要像基督那样来生活，绝非易事，而要像基督那样真实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则难上加难。凡是想像基督那样真实地过自己生活的人，都会遇到过去力量的阻抗，尽管他或她可能不虚此生，但却免不了会像基督一样被误解、被嘲笑、被折磨，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以历史所认可的方式模仿基督在神圣的光环之下被美化了的言行。我绝不会去打扰一个自比基督的修道士，因为他值得我们尊重。但是，我和我的患者都不是修道士，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告诉患者应该怎样生活才不会患上神经症。神经症是一种内心的分裂，一种自己和自己在内心交战的状态。每一样能够加重这种分裂的事物，都会使患者的神经症症状恶化，而每一样能够缓解这种分裂的事物，都有助于治愈患者。导致人们与自己开战的是这样一种直觉或认识，即他们觉得自己体内住着两个彼此对抗的人。这种对抗可能表现为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冲突，也可能表现为自我与阴影之间的冲突。浮士德所说的“天啊，我的心里竟然居住着两个独立的灵魂”，就是这个意思。神经症就是一种人格的分裂。

    我们可以把治愈（healing）称作一个宗教问题。在社会和国家的层面，苦难的状态可能是内战，要想治愈这种状态，则必须效仿基督的美德，宽恕那些痛恨我们的人。在应对外部情境时，我们带着善良基督徒的信念，尝试做了一些事情，在治疗神经症患者的内心状态时，我们也必须要带着这种信念。这就是现代人听够了犯罪和罪恶的原因所在。自身的内疚感已经够让他们痛苦了，他们宁可知道怎样才能顺从自己的天性，怎样去爱自己内心的那个敌人，怎样把那只狼当成自己的兄弟。

    此外，现代人并不急于知道他能够用什么方式来效仿基督，而只想知道他能够用什么方式来过他自己的生活，不管他们的生活是多么枯燥无味，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一种效仿的形式都似乎缺乏生气、没有活力，所以，他们要反抗将他们束缚在他人常走之路上的传统力量。在他们看来，他人经常走的所有这些老路都是歧途。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他的一言一行看起来就好像他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上帝意志的鼓舞，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它。这就是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根源，而自我中心主义是神经症状态中最为明显的邪恶之一。但是，如果有人说他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么，那个人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来，那个人会让他陷入更为严重的神经症状态。

    如果我想治愈我的患者，我就必须承认，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具有深刻的意义。事实上，如果我看不出这其中包含着真正的上帝的意志，那我就太盲目无知了。我甚至必须助长患者的自我中心主义；如果他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他便让自己疏离了其他人。他把他们赶走，他们便能醒悟过来————本就应该如此，因为他们一直试图剥夺他那“神圣的”自我中心主义。他必须拥有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因为这是他最为强大、最为健康的力量；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是真正的上帝意志，只不过有时候会让他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不管这种状态有多悲惨，对他来说都是有益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够拥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并认识到对同胞的爱是一种多么无价的财富。而且，只有在被彻底抛弃和孤独的状态下，我们才能体验到自己本性中那些有益的力量。

    当我们多次目睹这样一种发展的始末，就再也不能否认，原本邪恶的事情已经变成了善，而看似善良的东西却拥有了邪恶的力量。自我中心主义的头号恶魔引导我们走上了一条通往宗教经验所要求的那种收获（ingathering）的坦途。我们在这里所观察到的，是一条根本的生活法则————物极必反（enantiodromia）————也就是向对立面转化；正是依据这条法则，互相冲突的两种人格才有可能得以重新统一，从而结束这场内战。

    我之所以拿神经症患者的自我中心主义为例，是因为这是他身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症状。我同样也可以用神经症患者的其他典型症状，来说明医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患者的缺点，以及在面对患者的邪恶问题时，他又该如何处理。

    毫无疑问，这听上去也非常简单。但实际上，接受人性的阴暗面，却几乎可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试想，承认那些非理性的、无意义的、邪恶的东西拥有存在的权利，将意味着什么！然而，这一点却恰恰是现代人所坚持的。他们想接受自己的每一面————想认识自己是谁。因此，他们将历史抛到一边，置之不理。他们想与传统决裂，这样他们就可以拿自己的生活做试验，以确定除了传统的预设之外，事物本身还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现代的年轻人正是持这种态度的令人吃惊的例子。为了说明这种倾向有多强烈，我将列举某德国社团向我提出的问题。他们问我：乱伦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可以举出哪些事实作为反对乱伦的理由？

    如果我们认可这些倾向，那么不难想象，人们将可能陷入各种冲突之中。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不冒这样的险，人们愿意尝试一切手段。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发现自己找不到任何手段来做到这一点。曾经那么多管用的反对非理性、自我欺骗和不道德的理由，现在都失去了其效力。现在，我们正在品尝19世纪的教育所酿成的苦果。在整个19世纪，教会拼命地向年轻人宣讲盲目信仰的好处，而大学给学生灌输的却是知识理性，结果，到了今天，不论我们诉诸信仰还是理性，都必定徒劳无功。现代人已经厌倦了这种观念的论战，他们希望能够亲自去弄清楚事物的本来面目。虽然这种欲望可能会带来极为危险的后果，但我们却不得不把它看成一项勇敢的事业，并给予它某种程度的同情。这绝非不顾后果的冒险，而是在深切的精神痛苦的激励之下所做的一种努力，它的目的是要在不带偏见的新经验的基础之上，给生活赋予新的意义。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谨慎，但是，对于这样一种需要全力以赴的重大冒险活动，我们不能不支持。如果我们反对它，那就等于在试图压抑人们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勇气与抱负。如果我们成功地反对了它，那就等于阻碍了那些有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宝贵经验。如果保罗听从他人的劝阻而放弃了去大马士革的旅程，那结果将会怎样呢？

    每一位认真对待工作的心理治疗师，都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在接待每一个个案时，他都必须确定，他是否愿意通过咨询支持一个人，帮助他去进行一次勇敢的、有可能会带来不幸的冒险。他不能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也不应该装作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否则，他就会降低这种经验的丰富性。他必须密切关注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有发生的事情，才是实际的。如果某件事物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但却表现得比真理更为有效，那么，我必须先选取这一看似错误的事物，因为这个看似错误的事物具有力量和生命力，而如果我选择了那个看似真理的事物，就会失去这种力量和生命力。光明需要黑暗，不然，它怎么能表现为光明呢？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仅限于使我们意识到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和邪恶。它仅仅只是引发了一场潜伏的内战，然后就置之不顾了。患者必须竭尽全力去应付这场内战。可惜的是，弗洛伊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从来都不能单枪匹马地去和黑暗的力量————也就是，无意识的力量————相对抗。人始终需要精神的帮助，而提供这种帮助的是每个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打开无意识的大门，永远都意味着强烈的精神痛苦的爆发；这就好像是繁荣的文明遭受了大批野蛮人的肆虐，又好像是阡陌良田饱受大堤决口后凶猛洪水的肆虐。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的一种爆发，它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那面隔开秩序良好之世界与潜伏着混乱之世界的墙是多么的薄。但是，不论是对理性有序的世界，还是对每一个单个的个体来说，情况都是如此。他的理性侵犯了自然的力量，这些力量便伺机报复，只等着那面墙倒塌的时刻，它们便去摧毁意识生活。从远古时代起，甚至在最为原始的文化中，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人类发展出宗教和巫术，就是为了武装自己以对抗这种威胁，并治愈已经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巫医也是牧师的原因所在；他既是肉体的拯救者，也是灵魂的拯救者，而宗教则是一个治愈心理疾病的系统。人类最伟大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佛教，尤其如此。深陷痛苦之中的人，从来都不能因自己所想出的东西而摆脱痛苦，他只能从一种比他更为睿智的智慧中获得启示。唯有如此，他才能脱离苦海。

    如今，这种破坏性力量已经出现，人们因此而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正因为如此，患者们才迫使心理治疗师扮演起了牧师的角色，期望并要求治疗师帮助他们摆脱痛苦。因此，我们的心理治疗师不得不去忙着思考一些严格来讲属于神学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留给神学家来回答；那些痛苦之人迫切的心理需要让我们日复一日地面对着这些问题。既然一般来讲，过去流传下来的每一个概念、每一种观点都会让我们失望，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和患者一起踏上追溯其疾病根源的道路————这是一条他走过的错误道路，使他的内心冲突更为尖锐，孤独感也更加强烈了，直至最终他再也忍受不了————希望从孕育着破坏性力量的心灵深处亦能找到救赎的力量。

    在我第一次尝试这样做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心灵深处隐藏着什么东西————一直以来，我都把心灵深处这个领域称为“集体无意识”，而把它的内容称为“原型”（archetypes）。从远古时代起，无意识的爆发就出现了，它们一次又一次地爆发。意识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出生后的头几年，慢慢地在每个儿童身上建立。在这个形成时期，意识是非常薄弱的，而且历史告诉我们，对整个人类而言也是这样————无意识很容易便占据上风。这些斗争往往会留下它们的印记。用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便是：本能的防御机制（instinctive defence-mechanisms）形成了，当遇到大的危险时，它就会自动进行干预，它们常常通过幻想中那些有益的意象来发挥作用（这些意象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心理之中）。一旦有需要，这些防御机制就会行动起来。科学只能确定这些心理因素的存在，并尝试通过提出一种有关其根源的假说来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这样做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一个阶段，根本就没有解开这个谜团。这样一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些终极问题了：意识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心理是何物？对于这些问题，一切科学都束手无策。

    这就好像是当病入膏肓之时，破坏性的力量就变成了治愈的力量。其原因在于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即原型开始过上了独立的生活，并且成了人格的精神向导，从而取代了那个不适当的自我及其徒劳的意志和努力。就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说的：是上帝的指导。在面对我的大多数患者时，我必须避免使用这种说法，因为这会让他们想起太多他们不得不摒弃的东西。我必须用更谦虚的话来表达我的意思，必须说心理觉醒了，能够自发地生活了。实际上，这种说法也更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当梦或幻想中出现的一些主题是那些平时在意识状态下无法看出其根源的主题时，转化便发生了。对患者来说，这不亚于一种启示，此时，某种东西从心灵的深处萌生，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一种不属于“我”的陌生的东西，因此，它超出了个人想象力所及的范围。他找到了通往心理生活源头的路，而这标志着治愈的开始。

    毫无疑问，要想清楚地说明这一过程，我们应该在讨论时使用一些恰当的例子。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或更多令人信服的例子，因为这通常是一件极其微妙而又复杂的事情。那种非常有效的东西，往往只是梦在独立地解决患者的困难时，给患者留下的一种深刻印象。或者可能是患者的幻想指向了他的意识心理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某件事情。幻想的内容通常具有原型的性质，以一种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会对它们自己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不论意识心理能否理解它们。心理的这种自发活动往往非常强烈，以至于人们能看到幻想中的画面，或者听到内心的声音。这些都是人们可以直接经验到的精神的表现，而且，从古至今一直如此。

    这些经验算是给遭受曲折痛苦的受难者的回报。从这一刻起，一束阳光照了进来，厘清了他的混乱；他终于能够平息内心的战争，并因此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弥合了他天性中的病态分裂。

    现代心理治疗的根本问题非常重要，且意义深远，因此，只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是不可能对它做详细描述的，但是若要阐述清楚，却又非常需要这些细节。因此，我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心理治疗师在工作中应该持有的态度。毕竟，恰当地理解这一点，比精选几个治疗方案或者几个有关治疗方法的建议更有意义，因为如果不能正确理解这些内容，对它们的应用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效果。心理治疗师的态度远比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更为重要，所以，我才一直想向大家展示这种态度。我相信，我的阐述是值得信赖的。而至于牧师能够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跟心理治疗师一起努力，我也只能提供一些信息，留待其他人来决定。我也相信，我所描绘的有关现代人之精神面貌的图景与实际状况相一致————当然，我不敢说自己无懈可击。无论如何，有关神经症的治愈以及相关问题我不得不说的东西，其实是朴素的真理。在努力地想治愈心理疾患的过程中，我们医生自然希望得到牧师的同情和理解，但我们也完全意识到了那些阻碍充分合作的根本困难。我个人的立场是站在左的新教观点这一边，但我会第一个跳出来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凭借自己的经验而轻率地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作为一个瑞士人，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不过我也认识到，我的天性中有贵族气派，甚至有些神秘莫测。朱庇特可为之事，公牛不可为。（Quod licet Jovi, non licet bovi.）这是一条令人不快但却永恒的真理。犯过诸多罪孽的人，谁会获得宽恕？是那些博爱的人。而那些不爱别人的人，虽然犯下的罪孽很少，却会因此而受到谴责。我深信，一大批人之所以投入天主教会（而不是别的宗教）的怀抱，是因为他们能在那里得其所望。我也同样对这样一个事实深信不疑（我自己曾亲眼观察到过这个事实），即原始宗教比基督教更适合原始人，因为基督教对他们来说很难理解，与他们的血统不能相容，以至于他们只能以一种令人反感的方式加以模仿。我还相信，一定有新教教徒反对天主教会，也一定有新教教徒反对新教教义，因为精神的表现形式非常奇妙，就像上帝创造的天地万物一样五花八门。

    活的精神会不断地成长，甚至会超越它之前的表现形式；它自主地选择待在谁的身上、让谁把它表达出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活的精神永远都在不断地更新着，以多种多样、超乎想象的方式追求着自己的目标。相形之下，人类赋予它的名字和形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它们只是永恒之树上不断变化的叶子和花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