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物对峙，且不能不迫于实际生活，于是挟自为之私而处处计利，因此难全其天命之本然。人生有失其本性而物化之虞，有堕没之险，《大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惧修省”，正谓此也。佛氏临殁谓弟子曰“以戒为师”，亦《震》《象》义也。清儒郭善邻春山，平实士也，其《己说》曰：“世以己与我皆对人而立名，而义实有别。谓己则克就吾人性分而言，我则形骸也。故由己言之，天地万物皆一体，《论语》“古之学者为己”，此己乃大己，即指天命之性言，非目形骸的小我也。春山己与我之分，盖从《论语》《中庸》会得。 自我言之，膈膜之外，判不相属矣。只爱护膈膜，犹云爱护一身也，一身之外，皆痛痒不相关。 公也、正也、明也、觉也、厚也、宽平也、和爱也，皆己之发用也；偏也、私也、迷也、妄也、矫也、执着也、残忍也、惨酷也、巧诈也、悍暴也，皆自我之见起也。充为己之量，足以保四海；推为我之尽，不足以事父母。《论语》言‘君子求诸己’，而孟氏断杨朱之蔽则曰‘杨氏为我’，其旨岂不深哉！”又曰：“己与人，对待之名也。己惟一，一者，绝对义，人能不役于形骸之私而全其己，则相对即是绝对，是人即天也。 人则万殊，此言人者，形骸之名。 内外、亲疏乃至智愚、善恶之不齐，此言人之万殊。 必处之各得、裁之各正，然后会众人或众小我为一而克尽其夫己也。”此处颇改正原文。尽者即孟子尽性之尽，谓全体大用毕显，无一毫亏蔽也。 春山《己说》言近而旨远，唯真见性者乃知性即是天，而所谓天者，非超越于吾人之上，盖人即天也。人之性，本万理、万德咸备，不可疑人性有恶根也。恶者缘形骸而始起，物我对峙而实际生活迫之，则自为之私不得不起，计利之念不得不炽。实际生活不可无也。不可轻鄙也，人无实际生活即不生，人不生即天不生也，故曰不可无也，不可轻鄙也。然而人或殉没于实际生活中，剥丧其天命之本然，是人不天也；人不天者，不成其为人也。然则人道当如何？曰：人必自识其性，必保住其天命之本然，毋以形害性，即形亦性也；无以人害天，即人亦天也。人而复其天，即无物我对峙见；无物我对峙见，即无自为之私；无自为之私，则天下之利不欲擅于我；利不欲擅于我，则与人均之；利均于人，则实际生活无非天理自然，是会众小我为一以克尽其大己也。唯人易以形害性、以人害天，致陷于物我对峙中，有自为之私；我擅其利而剥人之利，故有教化；教之不率，故有政治与经济制度；政之失平；经之不正，故有革命。革命者，虽着手于实际生活方面，平其不平，正其失正，其要归于使人全其性；复其天，完成其大己也。今如韩非之说，只从人之形骸一方面着眼，专从坏处看人，本未尝知性，而妄臆人之性恶，妄断人皆唯利是视之天生恶物，是戕人之性，贼人之天，而人生永无向上之几也。悲夫！

    韩非所訾人之恶行，吾儒非不知也，然此恶行非自性生也，人失其性而后流于恶也。儒者之道，顺人之性而为政教，故礼乐以养德，政刑以辅德化之所不逮，常因人之善端而扶勉之，使自由发展而无所禁锢、无所折挠，将令人皆由小我而会入大己，故不遗实际生活而自超脱于实际生活，以发扬灵性生活，此人生之大乐，人道之至尊也。

    韩非以为人性本恶，无可以诚信相与，其实天下之为夫妇父子者虽遗弃、劫杀与计较等恶行不必无，要皆由人之失其大己而任小我用事以成乎恶，而孝慈、义顺等常德本于大己之发用者，固恒存于人心而未尝息也。父慈、子孝、夫义、妇顺，此皆常德之存乎人者，何容否认？ 佣之功力，主之优遇，其间实有正义感在。佣尽功力，主人不酬以优遇，必其心之不安也；主人优遇，佣不酬以功力，亦非其心所可安也。纵云各有自为之私夹杂其间，要不能完全否认正义感。使正义感全无，则人类决无可以一息通力合作者，而佣主之关系何由构成乎？韩非偏从坏处衡人，即依此等偏见以言治道，则将不外于猜防、锢闭、诱诳、劫制四者，凡韩非所为法术与秦皇所奉行横暴愚民之政，尽于此而己，斯非人之惨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