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立春，谓三冬无暖气固不得，谓春后无寒气更不得。夏至暑偏胜而云无寒，非寒气全消也；冬至寒偏胜而云无暑，亦非暑全消也。员舆温带之区，绝少酷寒酷暑，则寒暑兼至者其常也。韩非云不相容之事不两立，火透釜而亲水，水盛釜而受火之热，水火相反而相容相抱矣，岂止两立乎？世界无量，众生无量，佛氏言之矣。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庄生知之矣。智胜者竭其智，力强者尽其力。人之生也，禀受不齐，发展遂异，必欲万姓千名之智与力范以一型而齐之，此上帝所不能为。仲尼、墨翟、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康德之伦，强之执耒披甲，皆无所能为，任其独立当抒，则学统堪垂万世。行履足式天人。韩非虽欲绝圣弃智，若在今日，余命其身入瑶寨之乡亲尝滋味，将可忘圣智成己成物之功德否耶？蛮民非不耕战也，而以视圣智裁成辅相之群，则耕战利钝之相去奚止天壤隔乎？蛮民诚有朴质，然蛮俗崇尚之美行，其合于伦理者几何？吾料韩非不愿效也。不有圣人行修之尊，群俗何由变动光明？甚矣！韩非之陋也。韩非又言“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云云，此以斩敌者为天下之至高，不应复高慈惠之行。其实人群以互相感而互进于善，赏斩敌之功，劝御侮也，而慈惠者有感则益切同仇；高慈惠之行以善俗也，而斩敌者有感，则慈惠于同受侵害之人，益坚杀身成仁之志。韩非只欲以重赏与高名鼓励人之好杀心，使其奋于斩首之功，而不悟人之勇于临敌斩首者，非尽诱于重赏高名而为之也。其慈惠同类之热诚激于不容已者，是人性本具之潜力也。韩非奖好杀而去慈惠，将通人类为猛兽，人类不互相噬以底于尽不止也。韩非又讥世人大贵文学以疑法，韩非所谓文学，实兼今之所谓哲学、文学而通目之。凡政治社会等理想，彼亦属之文学范围。 此凶顽之论也。政治经济诸法制，尝随人类知识之进步而疑其不均、不公、不适，以期改造而底于均公适，文学之可大贵者在此。今韩非心欲绝学去智，使人受束于独裁者之法，乃块然如土而无有疑，非凶顽之极者，何忍出此？韩非谬论甚多，不及详破，学者深思明辩，勿受其愚。总之，韩非偏重国家而轻人民，故亦偏重群体而轻个人。商管之法，韩非所祖述也，今为商管之学者，如不被甲执耒即当刑其人、毁其学，甚至孔墨之圣、曾史之贤，如敢疑法，即为韩非所不容许，如是则个人自由剥夺尽净。夫群体者，个人之集也，“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喻老篇》。 韩非既知之矣，今使群体组织过求严密，务将个人自由毁尽，则个人失其性而群体能健全乎？车轮者，众齿之集也。众齿有亏折而车轮不敝者，未之有也。原于个人之尊严，本众意以制群法，和同而化、毋相悖害者，《春秋》太平之教也，是百世以俟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也。韩非以独裁者制群法而侵损个人，则群体已失其自性，直是独裁者之玩具耳。吕政用其说，乃为害于群体，百世难复，岂不痛哉！韩非之重国家而轻人民者，欲竭民力以事富强。国家富强而后霸王之业可图也。韩非直以国家为驱策人民用致富强、以伸张于域外而逞侵略雄图之工具。域外， 谓异国异族。 从来霸者为术皆如此，今之列强尤甚。故由彼言国家者，不祥物也，侵略者之利刃也。吾先圣则以国家为一文化团体，此意义甚深广大，非深究于六经四子者，无可与语也；非超越世俗之虑而怀人道之忧，又深达天人之故者，亦不可与谈胜义。呜乎微矣！韩非志在用韩，愤重人专政，重人，权臣也。 而图改革，故曰：“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心度篇》。 此亦精采之言，然终不悟民主，欲夺政权于重人之手而自为独裁，以暴易暴而加甚者，非算数所及也。圣人之为革也，《易》有《革》卦。 求均而已，损彼之有余，益此之不足，均焉止矣。若此复求有余于彼，即彼向所遇此者，今还以遇彼而更过之，则人群终不可均也。圣人之治，权于万物得所，为万物普遍求均而已，是以变则通、通则可久可大也。韩非异于是，其钳束生民也已甚。三晋文化深远，宜非其民所乐受。韩非终不得政于韩而为秦戮，哀哉！向使韩非有管仲之识量，持术明法而兼综儒者之道，毋以极权之论毁坏一切，则韩政可得而全晋可复，天下不足定也，何忧乎秦？独惜韩非主极权而持一孔政策，遂资吕政而遗害无穷，可胜悼哉！夫古今人情不甚相远，独裁之风，今未已也。唯利用科学而技术日进，政制群法各方面组织加密，要其大体不能有过于韩非。夫独裁得助于科学，而万物为刍狗，水益深、火益热矣。科学非害也，人类知见失其正，则亦可资科学以济其恶矣。夫正知正见者多，则大盗盗众不易也。知见何由而正哉？析物以穷其始，万物之本始。 综事以观其通，宇宙万事各依其类而通之，至于会众类而观其大通则一也。庄生云“恢诡谲怪，道通为一”是也。 穷理而究其极，极者，万理之会归。 察变则上下古今而操其衡量，实践则反之人伦日用而归诸素朴，智周而不滞于物，理之至者，本不遗于物，而实不滞于物，但陷于知识巢臼者则不能无滞也。唯明智湛然，则于物得理而未尝滞于物象，以为理即限于此物，故尝烛于微而会其通也。此义难为世之学者言。 思睿而无累其神，睿者，明照自然。离习染，去妄执，故神全。 是以动顺物宜，事循天理，何有知见偏诐之患欤？是道也，其必由哲学乎！尤莫切于儒学乎！毁科学，不可也；科学万能，亦不可也。熊先生此论可谓明且允。韩非古之怪杰也，惜其偏见过甚，虽尝治儒学而实不知儒也，不知故大毁之，乃挟偏见以祸世而不自觉也。或问：熊先生言大盗盗众，何耶？曰：以近世事言之。威势可以劫众而不可以盗众，袁氏是也。威势而佐以党义宣传，使群众归心，而实假以济私，是谓盗众。然盗之久，终无不败者。又如名流盗虚声，当其收效时，亦是盗众。然决不可久。故盗众甚无谓。或问：熊先生谓吕政用韩非说，有征乎？曰：有。《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秦并天下。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言：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偶语、诗书，系两事。偶语，两人以上私语也。诗书，谓匿藏诗书又百家语也。文省耳。 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据此，明用《五蠹篇》之说也。吕政盖早已禁学，直至三十四年始以制令垂为永久不易之成法。李斯首言“天下已定，士则学习法令辟禁”，可知六国既并，只许人民学法习令，不得从事诗书及百家语也。至此定为成法，虽李斯倡言之，只是形式耳，吕政早已内自决定也，此吕政用韩非说之明证。后人多谓秦焚书只焚民间私藏者，其博士官所职并未焚。此亦臆测之辞，恐当时博士官所职亦只是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故举以示天下为准则也，诸子哲学及天文、算数、物理、音乐、机械等学，总称百家语，一切焚烧尽净。韩非禁学之主张如此，吕政读其书而喜之亦以此。

    韩非之说用于吕政，流毒甚远，董子、史公在汉初皆欲矫其弊。董子作《春秋繁露》，张《公羊》义，以阐发民主思想。史公为《史记》，亦称《公羊》，并鉴于韩非毁百家语而集矢儒侠为最甚，于是尊孔子以世家，立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皆有传，定孔子为一尊，示儒家为正统，与董子主张同也。王介甫谓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奚止世其家？此不思之甚。史公立孔子世家，即仿《春秋》王鲁之意，非谓其以一家之学传业也，实乃世天下也。又以游侠立传，首引韩子“儒以文乱法，言儒者以文学而敢非毁世主之法，故云乱法。《正义》诸注皆误解。 而侠以武犯禁”，言侠者以强武敢违犯世主之禁。此及上语，见《五蠹篇》。 皆与独裁不相容。又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言人民为盗则诛，是小盗也，故受诛；而大盗窃国乃为侯王。此史公引《庄子》语。 所以攻击独裁之帝王。又曰“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可见史公奖游侠之意，所以振民德、昌民气、扶民力，将使霸者刍狗万物之技有所惮而不敢逞。又以项羽列本纪，陈涉列世家，以匹夫而抗暴秦、行革命之事，虽功业未就，而其志行足与殷周圣帝明王争烈矣。伯夷行修孤崚，弃君位如敝屣，故列传首之。管晏原本儒家，而开法术之宗，孔子虽病其器小，不谓其学术全非也。管晏之为法，未戾于儒，亦足以周世变。申韩以险谲为术，专横为法，是管晏所必诛也。史公传管晏而次之伯夷，其识量宏远哉！熊先生曰：《史记》用意，皆惩暴秦之弊，纠韩非之谬。二三千年来学者都作故事与文辞玩弄去，甚至议其传游侠、货殖为挟怨于武帝，哀哉！秦以后，中国遂无学术、无思想，虽韩非吕政之遗毒，而汉以来经师、文士之鄙陋，亦不可道也。言之丑也，哀哉！

    附识： 今本《韩非子》，近人多疑其不可靠。如第六篇《有度》，于荆齐燕魏四国皆云以亡，韩非死时，六国尚未亡，齐亡最后，距韩非之死已十二年，可见《有度篇》不出韩非手。熊先生谓疑者误。齐亡最后，其距韩非死时只十二年，亦甚暂耳。智者之觇人国也，睹其亡形已着，则直罪之曰以亡，以者用也，用之以亡也。韩非《难势篇》言“势乱不可治”，则势亡不可存也。韩非审察群变，其眼光锐利无匹，直从四国之亡势己成而罪之曰以亡，又何疑乎？奚必待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始谓之亡耶？故《有度篇》必出韩非无疑。

    《解老》、《喻老》、《扬权》、《主道》、《孤愤》、《说难》、《说林》、《内外储》诸篇，今人或疑非韩非作。此殆由今人以怀疑古书为能事耳。余按韩非思想之全体系以求之，未见上述诸篇有甚矛盾处。唯《大体篇》有“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及“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等语，确非韩非境界，或杂引道家语，或由其聪明偶悟而侈言之。然此篇主旨在“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云云，必出韩非手笔无疑。《饬令篇》多引商君。古人著述不以引前辈为嫌，如孔子六经皆因旧籍而寓以己之新意，此最著之例也，但此篇似有脱文。

    《初见秦篇》，《战国策》作张仪说，自当以《策》为据。不知何人移入《韩书》之首？篇中指陈时事，与韩非所当之境已不合。韩非蓄抗秦之志，何至为秦画攻韩之策乎？《史记》言秦王读《韩非书》，恨不得见，闻李斯言“此韩非之所著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及急，乃使韩非使秦。韩非劝秦存韩，遂以此致死。可见韩非前未入秦，亦决无以攻韩献媚敌国之事。故此篇当据《国策》。此篇以外，都无可疑。今之后生好疑古书，辄曰“文字不类”，其实审核文字谈何容易？非天资高、学养深者，不得有眼力，今人何可谈此事？又复应知，一人之书，其文字每前后有不一致者，义深博而术精严，术谓逻辑。辞峰悍利，此等处在一卷中不能常有。何则？文思本于精力，发于兴会。人生乱世，精力裕时少，兴会短时多，故一人之文每有不类也。然作者之思路与神情自有特点，如有其统一之人格在者然，其文字虽不一致，而识者不难鉴别其出于一手。又梁启超谓太史公《自序》有“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与《韩非传》所记者颇相远。此由其作自序时，取声韵谐协。故不妨颠倒事实，不可据序文以疑传记也。且序文亦不须泥解，史公以为古人虽遭困厄而有述作可传，明己受祸不可无作也。启超必咬文嚼字去索解，亦自误。

    《史记》《韩长孺列传》云：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此但以韩子与杂家说并提，非谓韩子是杂家也。今或疑韩子属杂家便大误。凡古今大思想家，必于其前世及并时之学术思想多所精究与涉猎，及其自家思想成熟而有述作时，亦必于其平生所取舍者形诸文字。至其为杂家与否，则视其书之内容，是否自有根据、自有主宰、自成体系。是否至此为句。吾未见《韩书》可目以杂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