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澄传[1]

；其貌托中庸无可非刺，而行真乡愿贻害国家（《读史》）。此则孔光、张禹之一流耳（又《杂说》云：大丈夫学可大也，贱丈夫即贵不足贵矣。至冠而妾妇，何以施须眉于人世。贞士羞与为友，异代子孙羞以为祖，人国岂有赖焉。而世之蹈其辙者不复少）。其持论急切类如此。

    复推论国政之得失，以为天下者，人主与天下公共之器也。与天下公共者，谓之公；非天下公共而为主之所独有者，谓之私。人主必不有其私，而后可以覆天下。若置其公共若附赘旒，而专恤其私，则天下将安所托（《王者以天下为家论》），故人主之患，莫大于喜总揽之名，杜臣下之纷，而纷者如故，抑庶司之专擅，而专擅者复如故。推偏信偏任之极，必致公卿知之而不言，台省言之而不尽。股肱之臣代持代行，而上不用其持行；耳目之臣代视代听，而上不用其视听。夫权也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天下公之则治，内秘之则乱。揽权者至使外不得争，则语言传奉之际，悉属弊端，威福赏罚之用，悉为奸薮（《辛丑会试策》）。人臣之患，莫大乎喜同之名，而不究其实。同非人臣所讳，而所讳者在不同心而同迹。不同心而同迹，则专一之意见，于国家无尺寸补，而异同之辨、黑白之分，反有以备小人之口，修君子之隙，而国家坐收其纷纷呶呶之祸（《辛丑会试策》）。又谓：今之朝政，孰急于补言官、起放废、罢采榷之三端（《三上归德沈公书》）。论者谓先生所言，不在杨、左诸公下（又作《举劾说》，谓抚按所劾者尽小官，而大官则不劾，公道奚得而不塞。又作《巧宦篇》，谓今之巧宦虽己之胥吏，亦不得稍失其意。又作《胥吏篇》，谓古之知在道德，今之知在文艺。又有《答文文起书》，谓今人卑卑碌碌，实是官情太浓，而其病根则在应举时求第之心太急，故不能轻官爵）。当斯时，阉官柄政，方正莫容，先生断断力持，仗义纠弹，为清流标鹄。尝谓汉代家家讲义，故义之所在无不趋，故党祸之起，宗亲殄灭，郡县残破，不复畏死而爱生（《杂说》）。虽无救于一时之危亡，犹足以维万世之名节，其身可杀，其志不殒，所补于名教者甚大（《寄弟书》）。今也风会日趋，俯仰成习，绕指者誉，强项者摈（《读史》）。又谓：士气之不振，由于言路之不开。大臣持禄妒贤，惟恐人之其短；小臣养交避世，惟恐害之及其身。由是摧折言路，排斥忠良，杜塞于未言之先；消磨于未用之日。以犯颜敢谏者为生事，以脂韦唯诺者为贤臣（《答文文起书》）。以慷慨任事者为浮躁，以软美噤缄者为有养（《与乔静士书》曰：今也喜软熟恶刚直，喜恶謇谔，间有一二慷慨任事、抗道敢言之士，非得罪于朝廷而褫斥，即得罪于大老而排去。又曰：凡忠谠之伦，被以喜事浮躁之名，谓此辈皆无实用，徒钓虚誉，不当令一日在朝廷之上。不思自古仗节死难之士，皆于平时犯颜敢谏中得之。如士必软美噤缄而为有养，则满朝皆有养士也，皆大圣大贤也，而何纪纲日以颓，政事日以蠹，时势极重而难挽乎。持论亦切），故言路已绝，而当涂所最忌者人言；善类甚少，而当涂所欲尽锄者善类（《与田平野书》）。虽有有志之士，如独秀于颠风之中，持之愈坚，其折愈速，安能有成（《与丁长孺书》）。夫变急激之局易，变之局难（《与孙拱阳书》。又谓：今则阳设阴施，乍明乍灭，攻之则善逃，执之则无迹，虽有劲矢，不能作穿絮。其此之谓乎），况以是为非，将醉为醒，倒置已极，安得平荡？正人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矫枉，呶呶别白，未免抑扬低昂之分。盖以不平求平，正深于平者也（《王道篇》）。其志哀，其言切，志洁行芳，同夫屈子。故先生之注《离骚》，于此三致意焉（先生作有《离骚经纂注》，今有传本）。

    盖先生之学，以刻苦自励为归，以裨益身心世道为验，动必以古人自师。尝谓士不立志，如树无根，如舟无舵（《答笪我真书》）。又谓利根不断，漫说断名，恐名根念死，利根转活。不好名三字，乃恣情纵欲之先声（《书座右》）。又书薛西原语于座右，云：虽小事，不可为人嘱托，自损廉耻。当铭之于心，誓之以死。当居乡时，同年生有为司理者，悯其清贫，会幕官有得金入差例，命赍金，叩谢再三，益峻却，曰：如某应差，何以金为？如不应差而以金构，吾又可构耶？君真所谓不知故人者。其他事每类此。及里中有冤抑不平事，则攘臂裂，不啻若身受。义所独断，往往不避形迹。至举世非之不顾。邑人某以戆得罪于令，令必欲置之死，阖境不知所措，先生终夕不寝，且为令白某冤状。令曰：吾自莅事来，未受刘公只字，此何可拂？某得无死，又村氓殷法，以诬杀人讼系，先生察其冤，力言于御史恤刑使者。事在郡则谒诸郡，在旁邑则谒诸旁邑。必白其诬乃已。孝廉桑明桢为豪家所中，死，先生为之抗言，旁观啮指，曰：如虫百足，何不虞肆螫耶？先生不为动。四方贤士大夫乃益颂先生高谊。先生居，恒慨然称百年易尽，荣名不朽，眼前朱毂，身后青蝇，富厚贵显，于人何系毫发。尝题《文信国年谱》云：彭殇尽，芝棘共殒，所不与千秋俱磨者，独此耿耿者在耳。故谱丞相者，生前之年也；丞相之为可谱者，生后之年也。生前之年，年之小；身后之年，年之大。又谓：文震孟曰：余辈若幸入仕版四三年，无稍建立，碌碌犹夫人者，便须割席绝交。故生平誓不依势近利（当先生居焦山时，相国叶向高过扬州，冠盖麟集。向高曰：今朝良会，独少刘静之。或以轻舟迎之，谢以河鱼腹疾，卒不往。又督漕侍郎李三才雅慕东林诸公，每过宝应，必诣先生门，先生婉转谢之。三才性豪侈，闻先生至，尽撒其供帐）。

    讲学之余，尤喜观史。尝谓自幼读书，见前史所载公卿阀阅之荣，文章翰墨之业，都不关意，惟名节行谊振绝古今，则心艳神往，恨不能执鞭以从（语文震孟）。故读书根极底奥，不为浮沉。涉猎于古人一言一行，必评注得失。两汉人物，咸有定品，每观往事，如身临其际。尝谓：千古而上，有某人某事，今为刘静之摘其瑕焉；知千载以下，无摘刘静之之瑕者。呜乎，此可谓慎独之学矣。

    先生归里三年，复入都候选，补户部主事，旋以丁艰返里。后养疴焦山，确乎有终焉之志。继补兵部职方司主事，中朝贤者咸庆得朋，有李纲不入，不成朝廷等语。咸以先生行藏，卜世运消长。乃命甫下而先生卒（先是，先生阅邸钞，见南中一疏，有感时事，抚膺扼腕，呕血不止，病遂日剧。将卒之时，启其弟曰：今衣襟不正，岂吾生平欲正而今忘之耶？徐整襟曰：死生之际，可以观人。遂瞑目而逝。事见《年谱》）。生于万历四年，卒于万历四十年，年仅三十有七。学者谥为贞修先生，文震孟为之状，高攀龙志其墓，刘宗周为之请谥，复作《淮南赋》以吊之。高攀龙曰：静之官不过七品，其志以为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圣贤吾君？若何而圣贤吾相？若何而圣贤吾百司庶职？年不及强仕，而其志以为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吾前者若何扬揭之，生当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吾后者若何矜式之？丁元荐曰：静之力学苦行，思以其道扫氛翳而揭日月，不惜以然之身，抵金之口。热肠苦心，岁寒愈笃。刘宗周曰：昔人称陈孝廉隐衷粹行，对天地，质鬼神。陈白沙称陈文毅，以为君子心事，如青天白日，近世士大夫，惟永澄足以当之。黄宗羲亦曰：永澄天性过于学问，故其疾恶之严，如以利刃腐朽。观诸公所言，则先生之为人可知矣。所著之书，尚有《礼记删注》、《两汉人物纂》、《家塾绪言》、《诗筒遗草》。今所存者，惟《练江先生集八卷》（即《家塾绪言》、《诗筒遗草》合刊之本）。

    刘光汉曰：予读《练江先生集》，知东林学派与空言讲学者不同。昔《中庸》以智、仁、勇为达德，而《孟子》并言仁义。今东林诸公之讲学，大抵贵勇而贱智，先义而后仁，故矜气节，重声誉，高风亮节，砥柱颓波。而先生所言，较高、顾诸公尤为严密。先生之言曰说心、说性、说玄、说妙，咸为口头禅，惟孟子集义二字，可以检束身心。观于此言，可以知先生学术所从入矣。厥后先生子心学著《四朝大政录》，明于君子小人之辨，而裔孙台拱亦潜心理学，修身励行，殆守先生之遗训者欤。又邑人朱止陶，亦师淑东林学派，后起之士，又有王茂。朱氏之学，近于导虚，而王学则稍趋平实，颇与先生学术稍殊。然射阳白马之间，讲坛林立，则固先生开其先也。呜乎远矣。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左盦外集》，卷十八。</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