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传[1]

不同之故也。其言东西里差，即所谓东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东方夜半。昼夜易处，如四时相反，是为节气合朔加时，早晚随东西不同之故也。新法历书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岁之小余成一日，即所谓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出于《周髀》，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者欤。而皇古数学自此大明（先生又作《历问》一卷，《古历考》一卷，《洪氏行状》曾载之，今未见刊本，故不复录）。

    然先生之论地学也，亦发前人所未发。盖近儒言地理者，有顾景范、顾亭林、胡明、阎百诗、钱竹汀，然皆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国。其叙《水经注》云：因川源之派别，定山势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防。又为《汾州府志》发凡曰：以水辨山之脉络，而汾之东西山为干，为支，为来，为去，俾井井就序。水则以经水统枝水，因而编及泽泊、堤堰、井泉，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府境虽广，山川虽繁，按文而稽，各归条贯。又推其例作《水地记》，欲合天下之山为一山，合天下之川为一川，以山川为纲，凡古今郡国之地望，悉依山川而定。虽仅成一卷（自昆仑起，至太行山止。孔氏刻之丛书中），然以山川定郡邑，则固地学之精言也。又校勘《水经志》一书，谓《水经注》向无善本，乃改正经、注互淆者，使经必统注，注必统于经，以正经、注之互讹，亦为先生之卓识。别著《几辅安澜志》，以大川统小川，以今水证古水，其体例一仿《水经》（别修《汾州府志》及《寿阳县志》）。又手制地图，画方计里，用晋裴秀法，以里数之远近定北极之高下。惜书本失传。则先生研精地学，乃地理家致用之学也。

    殆及晚年，穷究性理之本原，先著《原善》三篇，以性为主，以仁、义、礼为性所生，显之为天，明之为命，实之为化，顺之为道，循之有常曰理，合此数端斯名曰善。又由性生材，因材施教，亦成为善人。性既善，则得于心者为诚信，应于事者为道德。又作《孟子字义疏证》，以为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权、言仁义礼智，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来学，谓区而别之是谓理，血气心知是为性，智能所别是为才，人伦日用是为道，生生之德是谓仁。义、礼该于仁，智该于仁、义、礼。据真实而言则曰诚，就轻事而言则曰权。字各为篇，篇各数千言，然其辨析最精者，则天理、人欲之说也。自宋儒讲学，以为天理与人欲不两立，惟人欲净尽，斯天理流行。先生力斥其非，谓古人所谓天理，不外民之求，遂民之欲，必求之人情而无憾，然后即安。理也者，即情欲之不爽失者也，故理即寓于欲中，盖一人之欲，即千万人所同欲也。自宋儒以意见为理，舍是非而论顺逆，然后以空理祸斯民，故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乎，此可以知先生之学矣。别有《答彭进士允升书》，以证宋儒之学出于释、老，与儒家之言不同，使陆、王不得冒程、朱，释氏不得冒孔、孟。又作《大学中庸补注》，皆存郑注而补之，与《原善》、《疏证》二书互相印证，而格物、亲民、中和诸说，尤足补先儒所未言。则先生之言性理，殆所谓特立成一家言者与。

    盖先生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不尚墨守。而说经之书，厚积薄发，纯朴高古，雅近汉儒。先生初谓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庶得其源。既而悔曰：义理即考核、文章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又《答方原书》曰：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先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谓大本者。大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如马、班、韩、柳之文，乌睹其非艺欤）？先生有言：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故凡守一说之确者，当终身不易。又曰：读书当识其正面、背面，好学当得其条理，得其条理则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无不可为。盖先生治学之功胥于斯乎。

    在先生少贫，以课徒为业，继乃橐笔佣书，往来燕、晋、闽、越间，数更府主，卒以供职四库馆之故，官翰林院庶吉士。生于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年仅五十有五。先生既殁，段玉裁汇其学行，辑为《戴氏年谱》。谓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浩气同盛于孟子，精义上驾乎郑、朱，修词俯视乎韩、欧。识者以为知言。其所著书尚有《屈原赋注》、《诗补注》及文集若干卷。子一，名中立。

    刘光汉曰：戴先生之学出于婺源江氏，特由博反约与江氏稍殊。厥后训诂之学传之高邮王引之，典章之学传之兴化任大椿，而义理之学则江都焦循能扩之。故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则发挥光大，固吾郡学者之责也。方先生之殁也，京师人士共制挽词，谓：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虽誉或过失，然探赜索隐，提要钩玄，郑、朱以还，一人而已。自桐城姚鼐以宋学鸣于时，为先生所峻拒，因集矢汉学，桐城文士多和之，致毁失其真。呜乎，夫亦不自量之甚矣。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左盦外集》，卷十八。</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