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先生学说（节选）[1]

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朱子作《诗传》，至于秦《黄鸟》之篇，谓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历代相沿，至先朝英庙，始革千古之弊。伏读正统四年六月乙酉书与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尝奏葬择近地，从俭约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归其家。盖上御极之初，即有感于宪王之奏，而亦朱子《诗传》有以发其天聪也。呜呼仁哉（立言不为一时）。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黄鲁直言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本朝嘉靖以来，亦有此风，而陆文裕所记刘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为不平矣。《宋史》言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文人之多 实按：有用之文以纪政事，以察民隐，则文章亦可以及物）。

    《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不能不足以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刚毅木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巧言）。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灵运身为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宋氏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既为宋臣，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至元嘉之际，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惟以文义接之，以致觖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及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若谓欲效忠于晋者，何先后之矛楯乎。史臣书之以逆，不为奇矣。王维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维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下狱，或以诗闻于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缙，请削官以赎兄罪，肃宗乃特宥之，授太子中允。襄王僭号，逼李拯为翰林学士，拯既许伪署，心不自安，时朱玫秉政，百揆无叙，拯尝朝退，驻马国门，为诗曰：紫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立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朱玫，襄王出奔，拯为乱兵所杀。二人之诗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如杜甫谓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锬。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文辞欺人）。

    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杨用修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修辞）。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于许衡，衡戒之曰：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观前代马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徐广为祠部郎，时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台内，使广立议，由是内外并执下官礼，广常为愧恨。陆游晚年再生，为韩侂胄《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文公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是皆非其人而与之者也。夫祸患之来，轻于耻辱，必不得已，与其与也宁拒，至乃俭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则又贵知微之君子矣（文非其人）。

    陆机《辨亡论》，其称晋军，上篇谓之王师，下篇谓之强寇。文信国《指南录序》中北字，皆虏字也，后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谢皋羽《西台恸哭记》，本当云文信公，而谬云颜鲁公，本当云季宋，而云季汉。凡此皆有待于后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鉴》，至二百八十卷，石敬塘以山后十六州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后，辽灭晋，金破宋，其下阙文一行，谓蒙古灭金取宋，一统天下，而讳之不书，此有待于后人之补完者也。汉人言《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其事皆见于书，故定、哀之间，多微辞矣，况于易姓改物，制有华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习其读而不知，无为贵君子矣（古文未正之隐）。

    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晋葛洪《抱朴子》曰：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传虚誉，故有损而贱（作诗之旨）。

    文集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与人书二）。

    《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气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悬牌在室，以拒来请，人所共见，足下尚不知耶？抑将谓随俗为之，而无伤于器识耶。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此非仆之言，当日刘乂已讥之（与人书十八）。

    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吾见近日之为文人、为讲师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讲名者也。子不云乎：是闻也，非达也，默而识之。愚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与人书二十三）。

    四 政治学

    先生之学，以经世为主，通经皆以致用，所谓坐而言即可起而行者也。故其论政，必本原经史，于古今治乱兴废得失之故，皆洞悉胸中，而后规切时弊，笔之于书，以待后王之作。今读其遗书，简其大法，皆可行于天下，百世而无弊者也。或以先生好综核名实，颇杂申韩之学，谓其言幸而不用，使其言用，亦不能无弊。呜呼，其不知先生之所学所处者矣。先生生于明季，当是时朝廷之纪纲已坠地，国家之法令如弁髦，外讧内叛，元气久虚，四方鼎沸，势成鱼烂，故以庄烈之好刚任察，而《明史》称其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赏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驭者，则其时之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可知矣。先生目击明政宽弛之弊，至于末流，遂以亡国，故思欲矫之以名实之治，而于崇祯晚年之事，则不禁再三太息，引为大鉴，使后之有天下者，毋再蹈其覆辙。先生之心如见矣。夫先生之学，固非一于名法者也。观其于人心风俗之间，立法、用人、吏治财赋，尤三致意。寓封建于郡县，务去专制束湿之治，而一反之于斯民之自为，不欲使其权尽归于人主，可谓有民政之精神矣。

    日知录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穷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间，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而犹有不帅教者，然后归之士师，然则人君之所治者约矣。然后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夫然刑罚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风俗之醇，科条之简，有自来矣。《诗》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于君道也（爱百姓故刑罚中）。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啬之计，于是乎有争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贫而患不均。夫维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本俗六安万民，三曰联兄弟，而乡三物之所兴者，六行之条，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此所谓均无贫者，而财用有不足乎。至于《葛藟》之刺兴，《角弓》之赋作，九族乃离，一方相怨，而瓶罍交耻，泉池并竭，然后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为周且豫矣（庶民安故财用足）。

    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爵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周室班爵禄）。

    《汉书·百官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纪》二年二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者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此其制不始于秦汉也，自诸侯兼并之始，而管中敖子产之伦，所以治其国者，莫不皆然。而《周礼·地官》，自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后魏太和中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乡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无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孝文从之，诏曰：邻野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称不便，及事既施行，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后周苏绰作《六条诏书》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隋文帝师心变古，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乡亭之职）。常熟陈梅曰：《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间大小相维，轻重相制，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过五人，盖于详密之中，而得易简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后世人才远不如古，乃欲以县令一人之身，坐理数万户口赋税，色目繁猥，又倍于昔人，虽欲不丛脞，其可得乎？愚故为之说曰：以县治乡，以乡治保，以保治甲，视所谓不过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详密，亦自易简，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乡几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圆；十甲千户不得增损，何也？稽成数也，法用方。（里甲）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惧乎？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吏胥）。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周公作《立政》之书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又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宁后人之意，可谓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然则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而愚暗之君，犹以为未至也。杜子美诗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拟于成康之盛也。前人立法之初，不能究详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军、行钞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法制）。

    宋叶适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辄摇手而不敢为。夫以汉之能尽人材，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而况于今日乎？宜乎豪杰之士，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人材）。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令守。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史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具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守令）。

    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有一盘庚出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及纣之身，用乂讐敛，鹿台之钱，钜桥之粟，聚于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五 风俗学

    邓实曰：天下之学术有三焉。一曰君学，一曰国学，一曰群学。为君之学，其功在一人；为国之学，其功在一国；为群之学，其功在天下（群学一曰社会学，即风俗学也）。先生之学，则为群者也。当其往来南北，周历齐、秦、晋、豫、燕、蓟之野，每至一处，则询其故老，考其志乘，披其金石，而证以平日所读之书，务求得民生郡国利病之所在，而知一国之兴亡，罔不由于风俗，而风俗之成，则本于人心一念之微。复太息痛恨于晚季之学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独亡其国，而至于亡天下。夫至天下既亡，则衣冠禽兽，狗彘食人，而人类之一息绝矣。此则先生之所大痛也。

    日知录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平（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驯至西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弊，贪饕险诐，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之间为优矣。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未（“未”当为“末”之讹）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周末风俗）。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己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两汉风俗）。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正始）。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范仲淹、欧阳、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乎上，则复生于下矣（宋世风俗）。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己不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然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岂非三代之直道尚在于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犹见于变风之日乎？予闻在下有鳏，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虽二帝之举错，亦未尝不询于刍尧。然则崇月旦以佐秋官，进乡评以扶国是，傥亦四聪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阙也。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伪矫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洿之俗矣。

    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名教）。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哉。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云：齐朝一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能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廉耻）。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则谓之耿介，反是谓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尧桀之分，必在乎此（耿介）。

    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居》、《渔父》之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旨，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与。《卜居》、《渔父》，法语之言也；《离骚》、《九歌》，放言也（乡原）。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三反）。

    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召杀）。

    江南之士，轻薄奢靡，梁陈诸帝之遗风也；河北之人，斗很劫杀，安史诸凶之余化也（南北风化之失）。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南北学者之病）。

    《记》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入。《说苑》言楚伐陈，陈西门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战国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下及汉魏，而马日?、于禁之流，至于呕血而终，不敢于人世。时之风尚，从可知矣。后世不知此义，而文章之士，多护李陵智计之家，或称谯叟，此说行，则国无守臣，人无植节，反颜事雠，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长乐老，序平生以为荣，灭廉耻而不顾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齐人歼于遂。《梁传》曰：无遂则何以言遂，其犹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单复齐，宏演亡而桓公救卫。此足以树人臣之鹄，而降城亡子，不齿人类矣（降臣）。

    文集

    《庄子》有言，子不闻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日，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余尝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余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而朱君乃为此书，以存人类于天下（广宋遗民录序）。

    予读《唐书》韦云起之疏曰：山东人自作门户，更相谈荐，附下罔上。袁术之答张沛曰：山东人但求禄利，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窃怪其当日之风，即已异于汉时。而历数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东莱，皆汉以来大儒所生之地，且千有余年，而无一学者见称于时，何古今之殊绝也。至其官于此者，则无不变色咋舌，称以为难治之国，谓其齐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税，二曰劫杀，三曰讦奏。而余往来山东者十余年，则见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货贿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浇且伪，盗诬其主人，而奴讦其长，日趋于祸败而莫知其所终。余行天下，见好逋者必贫，好讼者必负，少陵长、小加大，则不旋踵而祸随之（莱州任氏族谱序）。

    弹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为，其职则然也。苟欲请良家女子出而为之，则艴然而怒矣，何以异于是（与人书十九）。

    呜呼，自治道愈下，而国无强宗。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无立国是以内溃外畔而卒至于亡。然则宗法之存，所以扶人纪而张国势者乎？（中略）近古氏族之盛，莫过于唐，而河中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闻喜之裴，皆历任数百年，冠裳不绝；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举义兵以抗高欢之众。此非三代之法犹存，而其人之贤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然而裴枢辈六七人，犹为全忠所忌，必待杀之白马驿而后篡唐。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也如此。至于五代之季，天地几如奕碁，而大族高门，降为皂隶；靖康之变，无一家能相统率以自保者。夏县之司马氏，举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呜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趋于下，而一旦有变，人主无可仗之大臣，国人无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窜，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势也欤。是以唐之天子，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皇之际，固非后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残破者，多得之豪宗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及至河东，问贼李自成所以长驱而下三晋之故。慨焉伤之（裴村记）。

    是故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中略）自三代以下，人主之于民，赋敛之而已尔，役使之而已尔，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听民之所自为，于是乎教化之权常不在上而在下。两汉以来，儒者之效，亦可得而考矣。自二戴之传、二郑之注，专门之学，以礼为宗，历三国、两晋、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际，而未尝绝也。至宋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而立庙以祀，或累世同居称之为义门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处乎杂乱偏方闰位之日，而守之不变，孰劝帅之而然哉。国乱于上而教明于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经常之道，赖君子而存也。呜呼，至于今日而先王之所以为教，贤者之所以为俗，殆澌灭而无余矣。列在绅，而家无主佑；非寒食野祭，则不复荐其先人；期功之惨，遂不制服；而父母之丧，多留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于奴仆；女嫁死而无出，则偿其所遣之财；昏媾异类，而胁持其乡里；利之所在，则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于是机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华阴王氏宗祠记）。

    君谓芳绩曰：士不幸而际此，当长为农夫以没世。一经之外，或习医卜，慎无仕宦。嗟乎，可谓贤矣。余出游四方，尝本其说以告今之人，谓生子不能读书，宁为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犹之生女不得嫁名门旧族，宁为卖菜佣妇，而不可为目挑心招，不择老少之伦，而滔滔者天下皆是。求一人焉如陈君，与之论心述古，而不可得。盖三十年之间，而世道弥衰，人品弥下，使君而及见此，其将噭然而哭，如许伯子之悲世者矣（常熟陈君墓志铭）。

    邓实曰：先生之学，其荦荦大者，五者而已。至其音韵之学，发二千余年古人未发之微；金石之学，扬幽阐微，有旧国故都之想；地理之学，究郡国之利病，对山川而流涕。其学皆卓然特立，独造其微，而具有深意，非下士之所能知矣。惜乎其徒著书而不讲学，故门人寥落，无有一能传其学者。即以其亡友潘力田之弟，如次耕者，于先生有腑肺之爱，屡书规诲，亦颜失节，有负师门。以视黄梨洲之有二万（斯大、斯同）、颜习斋之有李（刚主）、王（昆绳）能光大其学者，盖有间矣。然而遗书犹在，私淑有人，阅百余年，乃以开浙西实事求是之学，而论近三百年学术者，必推先生为一代儒林之首。自江永传其学，而戴震学于江氏，遂翘然为汉学之大师。晚近复有包世臣者，以经济之学见称于时，皆私淑先生之学者也。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第三、四、五、十三号。</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