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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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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出律的骑兵队蹂躏了喀什噶尔（1211——13年或1214年），直到饥荒迫使喀什居民们接受了他的统治 〔174〕 。降民们接着遭到了野蛮的宗教迫害。像大多数乃蛮人一样，屈出律可能或多或少地是聂思托里安教的追随者。不久，在他的妻子的影响下（她是喀喇契丹古儿汗的女儿），他企图使喀什和于阗的穆斯林公开放弃伊斯兰教，接受佛教或基督教。当于阗的首席伊玛目 〔175〕 反抗时，屈出律把他钉死在他办的一所宗教学校的门口。在残酷的宗教迫害之后，喀什噶尔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穆斯林地区，它将把蒙古人作为解放者来欢迎。
屈出律并没有使自己稍微避免引起伊犁河畔各族的不欢迎。如上所述，阿力麻里（固尔扎）王布札儿已经效忠于成吉思汗。当他打猎时，屈出律对他发起了突然袭击，并把他处死， 〔176〕 但是，屈出律未能占领阿力麻里城，该城由布札儿的遗孀萨尔贝克突干守卫着。以后她的儿子苏格纳黑特勤成了成吉思汗反屈出律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之一 〔177〕 。
成吉思汗不能容忍他的宿敌继续作喀喇契丹国的君主，他于1218年命令他最杰出的一位部将那颜者别统率2万人进攻该国。者别奉命首先要保卫阿力麻里和保证苏格纳黑的继承权，但是，当他抵达阿力麻里时，屈出律已离开该地奔赴喀什噶尔避难。八拉沙衮和今天的谢米列契耶之地不战而降。者别由此直下喀什噶尔，在喀什噶尔，穆斯林居民们把者别作为使他们摆脱迫害的救星来欢迎。由于者别对他的军队实行了严格的纪律，特别是禁止抢劫，志费尼说，他们路过时所受到的欢迎像来自安拉的祝福 〔178〕 。屈出律朝帕米尔方向逃去，但被者别的随从们追上，在撒里豁勒河附近把他杀死（1218年） 〔179〕 。
现在整个东突厥斯坦————伊犁河、伊塞克湖、楚河和怛逻斯河流域————归并于蒙古帝国。
11．花剌子模帝国的灭亡
现在，成吉思汗的帝国与花剌子模帝国已成为近邻了。 〔180〕
在成吉思汗一边，有蒙古地区的全部蒙古种和突厥种人，他们或者是萨满教徒、佛教徒，或者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归并喀喇契丹国之后，还有喀什噶尔，该地区在宗教上是信仰伊斯兰教，具有纯突厥文化，几乎完全没有受到伊朗的影响。在摩诃末一边，有一个在文化上基本属于伊朗的穆斯林突厥王朝，其中河中地区居住着突厥-伊朗种人，呼罗珊、阿富汗和伊拉克·阿只迷居住着纯伊朗人。
这两位统治者之间的对比很鲜明。成吉思汗遇事冷静、精明、顽强、有条理；花剌子模的摩诃末脾气暴躁，做事无逻辑性，缺乏组织能力，又因对古尔王朝和喀喇契丹的战争获胜而自命不凡。后来他的第一次战败使他完全崩溃，束手无策，只留下一付可怜的，几乎是怯懦的形象。两人中，这位游牧的野蛮人是统治者，而这位伊朗化的突厥人、伊斯兰世界的皇帝和定居国家之王不过是一位游侠而已。
此外，正如上文所述，成吉思汗将于1220年灭亡的这个花剌子模帝国建立的时间不会早于1194年，实际上，只是在1212年摩诃末杀撒麻耳干的末代哈拉汗王乌斯曼之后，才将都城从玉龙杰赤 〔181〕 （希瓦附近）移到撒麻耳干。它是一个不成熟的帝国，只是在一个临时君主之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版图，又没有与成吉思汗的札撒相应的法典来稳固国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原可汗们的复辟帝国的巨大权威相抗衡。从种族上看，在塔吉克人和突厥人（前者是城镇和农耕地区的伊朗居民，后者构成了军队）之间，花剌子模帝国处于一种危险状况。它不像早期的塞尔柱克人那样，以能够产生由阿塔卑组成的、具有军事封建结构的一个穆斯林突厥氏族为基础。花剌子模王朝是出自一个塞尔柱克的显贵家族，在它后面没有部落支持它。花剌子模本土（即希瓦地区）地盘太小无法支撑一个巩固的土库曼封建主义。结果，军队是由从吉尔吉斯草原的古兹或康里部落中胡乱征集的雇佣兵组成，没有效忠的感情纽带维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一个想法，即背叛自己的主人，使自己能够加入成吉思汗大军。此外，苏丹家庭因不可调和的仇恨而分裂。苏丹的母亲，可怕的秃儿罕可敦厌恨她的孙子札兰丁，与他针锋相对，札兰丁是摩诃末的宠儿，是这个衰亡家族中惟一有作为的人。
伊斯兰教的纽带可能给这些冲突和倾轧的人们带来了团结和凝聚力。摩诃末作为伟大的塞尔柱克人的继承人————他把自己与桑伽相比————起着很大的作用。他自称自己只是伊斯兰世界的代理人，并发动圣战（即吉哈特），反对不信教者，以及佛教或聂思托里安教的蒙古人。这位王子希望恢复大塞尔柱克人的事业，像他们那样成为伊斯兰世界的苏丹，但是，他愚蠢已极，与报达［巴格达］的哈里发发生了尖锐的争吵，在1217年，他眼看就要进攻报达了。哈里发纳昔儿（1180——1225年在位）把他视为最仇恨的敌人，声称宁愿要蒙古人也不要他。苏丹和哈里发之间的这种深刻仇恨将使分裂的和无援的伊斯兰世界面临蒙古人的入侵 〔182〕 。
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人之间的冲突是由后者引起的。成吉思汗试图与花剌子模人建立起一般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但是，1218年，一支来自蒙古帝国的商队（商队成员中除蒙古使者兀忽纳外，其余成员全由穆斯林组成）在锡尔河中游的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受到阻止并遭到劫掠，商队中有一百名左右的成员被花剌子模总督亦纳乞克（又称哈亦儿汗） 〔183〕 处死。成吉思汗要求赔偿，在遭到拒绝后，就决定发动战争。 〔184〕
1219年夏，蒙军在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集中。秋，成吉思汗到达巴尔喀什湖东南的海押立，来到葛逻禄人中，葛逻禄王阿尔斯兰汗加入了成吉思汗阵营，还有阿力麻里的新王苏格纳黑特勤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也都率领各自的军队加入之。据巴托尔德估计，蒙军人数约在10至15万之间，尽管花剌子模军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蒙军，但蒙军纪律严明，是一个相当紧密的集体。
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把他的军队分散在锡尔河一线与河中各设防地区之间。结果，尽管花剌子模军在总人数上占优势，但是，他们在每一单独点上的人数比蒙军少。成吉思汗从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剌附近进入花剌子模境。由他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的一支分队围攻讹答剌城，然而，只是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攻打之后才占领该城。这位征服者的长子术赤率领着另一支分队沿锡尔河而下，占领塞格纳克（在今突厥斯坦城对面）和真德（今波罗威斯克附近）。派往锡尔河上游的五千蒙军占领了别纳客忒（在塔什干以西），围攻忽毡［今苏联列宁纳巴德］，忽毡守将、能干的帖木儿灭里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之后乘小船顺锡尔河而下逃走。巴托尔德在此指出，在这次战争中，穆斯林中涌现出来的个人英雄行为和勇士比蒙古人多，但是，唯有蒙军是有组织的、指挥一致的和有纪律的，他们靠这些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和幼子拖雷率主军直入不花剌城［今布哈拉］，于1220年2月抵达该城。不花剌城的突厥守军企图突破围城者的防线逃跑，但是，结果只是大批被杀死。被守军们遗弃了的居民们投降（1220年2月10日或16日）。城堡被攻占（城堡内曾有400人在此避难），守城卫兵全部被杀。接着，不花剌城经历了一次有条理的彻底的洗劫。居民们遭到抢劫以及种种虐待、威逼和蹂躏，但是，总的来说，被处死的只是那些企图起来抵制胜利者渎圣暴行的人，尤其是在伊斯兰教“教士”们中。志费尼对成吉思汗进入大清真寺时对群众所作的长篇训话和宣布他是“上帝之鞭”的叙述，巴托尔德认为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 〔185〕 。巴托尔德还认为那次彻底摧毁不花剌的大火很可能是偶然引起的。
成吉思汗从不花剌进军撒麻耳干，在撒麻耳干城前与刚攻下讹答剌城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会合。撒麻耳干居民————有一部分仍是伊朗人————勇敢地企图出击，但被压住。据志费尼记述，5天以后该城投降（1220年3月）。该城遭到彻底洗劫，为了宜于行动，首先把全城居民驱逐出城，其中许多人被处死。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如技术工匠————被带往蒙古。突厥守军虽然自发地向蒙古人靠拢，但是，也遭到屠杀，无一人幸免。撒麻耳干的宗教首领们与不花剌的同行们不同，他们没有抵抗，所以大部分人被赦免了 〔186〕 。受到优待的那些人终于获许回到撒麻耳干，但是，屠杀的规模相当大，以致留下来的居民几乎还不能住满城市的一角。
花剌子模原都城玉龙杰赤————今希瓦附近的乌尔根奇————经长期包围之后，于1221年4月才被攻占。长时期的包围使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术赤和察合台不能调动，并且在接近最后阶段时，甚至还要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参予。 〔187〕 蒙古人引该城下的阿姆河水灌城，由此完成了他们的破坏行为。
在蒙古征服河中期间，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被盲目的狂妄自大而招致的灾难所吓倒，从自负走向极端沮丧，最后完全迟钝了。以后他逃到巴里黑［巴尔克赫］，又从巴里黑继续逃到呼罗珊西部，在那里他避难于尼沙普尔［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其后他在与日俱增的恐慌中又跑到与他的统治地区遥遥相对的另一端；伊拉克·阿只迷西北的可疾云［今伊朗德黑兰省加兹温］。但是，成吉思汗已经派出一支由他的两位优秀将领者别和速不台率领的骑兵分队追随他。这是一次疯狂的追逐。巴里黑城在者别和速不台逼近时纳款获赦免，并接受了一位蒙古总督的统治。尼沙普尔接受了一个最糟糕的控制委员会，也免遭厄运，因为者别非常匆忙而未能停留。另一方面，图斯［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达蔑干［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达姆甘］、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都遭到速不台的洗劫。这两员蒙古大将继续追赶摩诃末，后来进入了伊拉克·阿只迷，对剌夷［今德黑兰之南］发起突然进攻，他们在剌夷城屠杀男性居民和奴役妇女儿童。他们火速穿过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抵达哈仑，摩诃末在此几乎落入他们手中，后来又溜掉了。他们摧毁赞詹和可疾云以泄愤。其间，倒霉的摩诃末在里海上一个与阿贝什昆相对的孤岛上避难，在那里他约于1220年12月因精力衰竭而死。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者别和速不台继续进攻，从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进入高加索和俄罗斯南部地区 〔188〕 。
在对付了花剌子模苏丹之后，成吉思汗于1221年春渡过阿姆河，开始从花剌子模残军手中夺取阿富汗的呼罗珊 〔189〕 。他占领巴里黑，巴里黑的投降者未能保住该城，城市受到全面的摧毁（居民被杀，城市被烧）。在呼罗珊，他派幼子拖雷去夺取莫夫［马里］，莫夫城投降，城中居民也几乎是全部遭到屠杀（1221年2月底）。拖雷坐在安放于莫夫平原上的一把金椅上，目睹了这次集体屠杀。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只有400名工匠幸免于死”。桑伽苏丹的陵墓被烧，坟被盗空（据传说，正是这时候，游牧地在莫夫草原上的一个乌古思部落迁徙到小亚细亚，该地的塞尔柱克人给该部土地，它在此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基础）。接着，拖雷又去惩罚尼沙普尔，因为该城于不久前（1220年11月）倒霉地击退并杀了蒙古将军、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合察。 〔190〕 这一次尼沙普尔城被攻占并遭到彻底摧毁（1221年4月10日），脱合察的遗孀主持了这次屠杀。为防止受骗，尸体都被砍头，并将首级按男、女、小孩分别堆成金字塔形。“甚至猫、狗也被宰杀。”蒙古人拆毁了位于图斯附近的哈伦拉施特的陵墓。哈伦拉施特和桑伽的坟，以及所有给阿拉伯-波斯灿烂文明增添光彩的建筑都被一个一个地毁掉。接着，拖雷继续攻占也里［赫拉特］。该城的花剌子模军进行抵抗，但城内的居民们打开了城门，拖雷屠杀了士兵们，仅这一次，他赦免了居民。
后来，拖雷在塔里寒城［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以北］附近与成吉思汗汇合，刚刚攻占了玉龙杰赤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也前来汇合。
成吉思汗在毁掉塔里寒城之后，越过兴都库什山，去围攻范延［巴米安］。在这次行动中，察合台之子、成吉思汗宠爱的孙子、年轻的木阿秃干被杀。在一次宴会上，征服者亲自把这噩耗告诉察合台，并以札撒的名义禁止他悼念其子，但给死者以流血葬礼的荣誉。范延城陷后，不赦一人，不取一物，概夷灭之。“一切生物都遭屠杀”，范延城址被称为“可诅咒的城市”。 〔191〕
与此同时，花剌子模末代苏丹摩诃末的儿子札兰丁·曼古伯惕 〔192〕 突破蒙军在内萨［土库曼阿什哈巴德东］的防线，逃脱了河中和呼罗珊发生的灾难。他逃到阿富汗山区腹地的加兹尼城避难，他组织了一支新军，后来在喀布尔以北的八鲁湾［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打败了由失吉忽秃忽率领的一支蒙古军团 〔193〕 。成吉思汗急于为其副帅的失败报仇，前往加兹尼，札兰丁不敢呆在加兹尼等待他的来到。加兹尼城没有作任何抵抗，成吉思汗因急于追赶札兰丁，推迟了毁城的程序。最后，他在印度河岸追上了这位花剌子模王子，并在此击溃了札兰丁的军队（据奈撒微记述，此事发生在1221年11月24日）。札兰丁本人全副武装地策马入河中，顶着雨一般的箭逃跑了。他非常幸运地平安到达了彼岸，由此前往德里苏丹宫廷避难（1221年12月） 〔194〕 。蒙古人没有立即继续追入印度境内（直到第二年，一支蒙军分队在札剌儿部那颜八剌的命令下进行了远至木尔坦的一次清剿，因天气酷热，短时间之后只得撤退）。但是，在札兰丁逃走之后，他的家庭成员落入蒙古人手中，所有的男孩都被杀。
不过，蒙古人在八鲁湾的失败重新激起了东伊朗尚存的最后一些城市的勇气。成吉思汗首先向加兹尼城民清算，除了被他送往蒙古的工匠以外，城民全部被杀。在八鲁湾战役之后，也里［赫拉特］也起来反叛（1221年11月）。 〔195〕 蒙古将军宴只吉带在进行了6个月的围攻之后，于1222年6月14日再次攻占该城。全城居民被杀，这场屠杀整整占用了一周的时间。那些返回莫夫的人们曾经愚蠢地杀死了拖雷留在该城的波斯族长官，而拥戴札兰丁。他们遭到失吉忽秃忽的残害，无一人幸免。当大屠杀结束时，蒙古人谨慎地佯装离去。他们走了一程后，凡是躲在城郊或地下室的可怜虫们认为敌人已经走了，又一个一个地出来，这时蒙古后卫部队又折回来进攻他们，将他们消灭。
显然，总的来说，蒙古人在夺取河中和东伊朗的设防城市时，比他们在中国的战争要觉得困难少些。部分原因是他们作为“异教徒”（或者像我们今天应该说的“野蛮人”）在穆斯林中比在中国境内所产生的恐惧更加强烈。在中国，居民们在许多世纪中已经习惯了与他们为邻。其次，在河中和东伊朗，他们似乎更多地利用了当地居民。为了占领一座城市，蒙古人将周围地区————农村和不设防城市————的男性居民集合起来，在战争的时刻，把他们赶到护城渠或城墙边，只要他们的尸体能填满河渠和他们的反复攻击能消耗守城军，即使这些可怜虫被他们自己的同胞刈除，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他们被伪装成蒙古人，每十人举一面蒙古旗，以致守城军看到遍布于草原上的这一大批人马后，相信他们自己已经受到成吉思汗大军的威胁。由于这种计谋，一支蒙古小分队就可以迫使敌人投降，事后，这些人群不再有用而被屠杀。这种几乎是普遍实施的可怕的办法，由于蒙古人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而臻于完善，成为他们最常用的战术程序之一。成吉思汗正是用不花剌抓来的俘虏攻打撒麻耳干，接着，又用撒麻耳干的俘虏来攻打玉龙杰赤；拖雷也正是利用了呼罗珊的村民夺取了莫夫城。恐惧与沮丧是如此强烈，以致没有人想到抵抗。当内萨城被陷时，蒙古人将居民赶到一块空地上，命令他们互相将手捆在背后，内萨的穆罕默德写道：“他们服从了，如果他们散开来逃往附近的山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得救。一旦他们互相将手捆绑上，蒙古人围住他们，用箭射他们————男女老幼无一人幸免。”
然而，在蒙古人中，对秩序的行政意识和军事意识也从未削弱过。在五分之四的人被杀之后，为管理幸存下来的五分之一居民的事务，在他们走后留有一个平民官达鲁花赤（darugachi或daruqachi），达鲁花赤常常是以回鹘人、甚至是波斯人充任，还配有书记员，负责整理用回鹘文和波斯文写的名册。
东伊朗再也没有从成吉思汗的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像巴里黑这样的城市仍然残留着蒙古破坏的痕迹。15世纪时，在沙哈鲁、兀鲁伯和速檀·忽辛·拜哈拉统治下，这些地区发生的帖木儿文艺复兴运动都未能使它们完全恢复过来。然而，尽管成吉思汗的行为可能像是阿拉伯-波斯文明的最凶恶的敌人，像穆斯林作家们污蔑的是该死的可诅咒的一类，但是，他对伊斯兰教本身并无敌意。如果他禁止在河中淋浴和反对穆斯林们的杀牲方式的话，仅仅是因为它们与蒙古习俗或他们的迷信相抵触。如果说在东伊朗他毁灭了由某个费尔多西或某个阿维森纳所创造的辉煌的都市文明的话，那只是因为他想在蒙古的西南边境上造成一种无人区，或者是人为的草原地带，以作为他的帝国的缓冲带或保护带。正是为此目的，他“毁掉了农田”。在他身上具有统治者和游牧者的双重性：作为统治者，他从不赞成宗教战争；作为游牧者，他不完全了解定居生活，喜欢破坏城市文明、废除农业（在离开东伊朗时，他破坏了东伊朗的产粮区）和把农田变成草原，因为草原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便于管理。
成吉思汗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阿富汗逗留了一些时候。他于1222年5月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有名的道教和尚丘长春的访问。他于1220年曾向丘长春发出邀请，丘长春是经回鹘地区、阿力麻里、怛逻斯河和撒麻耳干后才到达的，这位征服者急于想从道教魔师那里知道长生不死的药方 〔196〕 。
然而，当时他也在考虑返回蒙古。他于1222年秋又渡过阿姆河，沿不花剌道继续前进。在不花剌，他好奇地询问了伊斯兰教主要教义。他赞同这些教义，到麦加朝圣一事除外，他认为没有必要去麦加朝圣，整个世界都是上帝（蒙古语“腾格里”长生天）的归宿。在撒麻耳干，他命令穆斯林祈祷者应该以他的名字进行祈祷，因为他已经取代了苏丹摩诃末。他甚至对穆斯林教士————伊玛目和卡迪［民事法官］————免征税，以此证明他对伊斯兰世界犯下的暴行是战争行为，而没有宗教运动的因素。他在撒麻耳干过冬，1223年春是在锡尔河北岸度过的。正是在塔什干附近，可能是在锡尔河北岸的支流奇尔奇克河河谷，他坐在安放于那颜和巴阿秃儿［贵族和勇士］之间的金制王位上，举行了一次蛮族式的“觐见礼”。接着，仍是在1223年春，他与他的儿子们在亚历山大山（吉尔吉斯山）以北的忽兰巴什草原上召集了一次库里勒台。与此同时，他的军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狩猎娱乐活动。他在怛逻斯河和楚河草原上度过了这年夏天，显然，第二年夏天他是在也儿的石［额尔齐斯］河畔度过的。他于1225年回到蒙古。
12．者别和速不台侵入波斯和俄罗斯
在接着叙述成吉思汗在中国的最后战争之前，可以很好地回顾一下他的两员副将者别那颜和速不台巴阿秃儿在里海周围的远征。
我们已经看到，这两员大将、蒙军中最杰出的兵法家受命率领2.5万人的骑兵团（据格雷纳德估计），如何追逐正在穿过波斯而逃亡的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的情况。苏丹死后，他们继续向西推进，米尔空说，在洗劫了剌夷城（这是一个以生产奇异的装饰陶瓷闻名的城市，该城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之后， 〔197〕 ，一些逊尼派穆斯林邀请他们去毁掉十叶派穆斯林中心城市库木，他们十分乐意这样做。由于哈马丹已经投降，他们只是向该城索取赎金而已。其后他们破坏了赞詹，并攻占可疾云，为此，可疾云居民遭到屠杀的惩罚。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的最后一位突厥阿塔卑［封建主］，即老月即别————地区马木路克王朝的统治者，该王朝在近12世纪末期时几乎继承了塞尔柱克人的统治————以大量的行贿以解救桃里寺［大不里士］城。者别和速不台继续追赶，在隆冬时过木干草原［今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阿拉斯河下游］，入侵谷儿只［格鲁吉亚］。这是一个基督教王国，当时由吉奥尔吉三世拉沙，或者称布里安特（1212——1223年在位）统治，正处于鼎盛时期。但是，这两员蒙古大将于1221年2月在梯弗里斯［今第比利斯］击溃了谷儿只军 〔198〕 。他们采用了通常使用的进攻方式，即强迫俘虏率先冲向城堡，如果退缩不前者就杀掉，城陷之后屠杀居民，然后佯装撤走，使逃脱了的人恢复信心，接着后卫部队旋风似地返回来砍掉他们的头（1221年3月）。在此之后，他们从谷儿只返回阿哲儿拜占，攻打篾剌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此后，这两员大将要向报达［巴格达］进军，去推翻阿拔斯朝哈里发。对阿拉伯世界来说，其后果无疑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正如伊本·艾西尔所观察到的那样，与此同时，十字军已经入侵埃及，并攻占了达米埃塔 〔199〕 。聚集在达古格的少数阿拔斯军几乎不足以保住伊拉克阿拉比。1221年，在开罗看到布列纳的约翰王时，相应地本可以在报达看到者别和速不台。对哈里发来说很幸运，者别和速不台愿意返回哈马丹，再一次要他们交纳赎金。这一次市民们进行了抵抗，蒙古人攻陷哈马丹，屠杀全体居民并纵火焚城。这两位蒙古统帅从哈马丹出发，经阿尔达比勒（他们也洗劫了该城）返回谷儿只。
谷儿只骑士是当时最优秀的骑士之一。但是，由于速不台佯装败退，将他们引入了埋伏地，者别在那儿等候他们并击溃了他们。谷儿只人无疑地认为他们很幸运地保住了梯弗里斯城，尽管为此他们只得听任蒙古人将该国的南方夷为废墟。接着蒙军入侵失儿湾，在此他们洗劫了沙马哈［今苏联阿塞拜疆舍马合］城。然后，他们经打耳班袭击了高加索北部草原，在此他们与当地民族同盟军发生冲突，盟军中有：阿兰人（他们是古代萨尔马特人的后裔，是东正教徒） 〔200〕 、列兹基人和契尔克斯人————这三支都属高加索人种————还有钦察突厥人。者别和速不台通过求助于突厥-蒙古种人的兄弟情分和分给部分战利品的方法，狡猾地策划钦察人背叛了同盟。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打败了同盟中的其他成员，最后，迅速地追赶上钦察人，击溃了他们，并夺回战利品 〔201〕 。
与此同时，钦察人曾向罗斯人求援。一位名叫忽滩的钦察可汗，他的女儿嫁给了加利奇的罗斯王公“勇士密赤思腊”。他促成女婿和其他罗斯王公反对蒙古人。由加利奇、乞瓦（今基辅）、切尔尼戈夫和斯摩棱斯克的王公们率领着有8万人的一支罗斯军队，沿第聂伯河而下，在亚历山德罗夫邻地霍蒂萨附近集中。蒙军退而不战，直到敌军完全等得不耐烦和各军团之间相离很远时才开始出战。战斗发生在迦勒迦（今卡利米乌斯）河附近 〔202〕 ，这是一条近海的小河，在马里乌波尔附近流入亚速海。加利奇王和钦察人不等乞瓦军到就冲锋，被打败后，只得溃逃（1222年5月31日）。只留下乞瓦王公，他守乞瓦营地三天后，被允许体面地投降。然而，投降后他与他的全体兵士都被处死 〔203〕 。
罗斯人遭到的第一次灾难没有立即产生政治后果。弗拉基米尔的尤里大公当时还未来得及率军抵达迦勒迦河，从而完整地保留了他的军队。蒙古人满足于抢夺克里米亚苏达克城［今苏联萨波罗什］内热那亚人的店铺（还没有材料证明卡洪的理论，即蒙古人与威尼斯人之间达成过一种协议） 〔204〕 。者别和速不台在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附近渡过伏尔加河，打败了卡马河畔的保加尔人和乌拉尔山区的康里突厥人，在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劫掠之后，他们回到锡尔河北岸草原，与成吉思汗大军会师。
13．成吉思汗的最后岁月
成吉思汗于1225年春回到蒙古，在鄂尔浑河支流、土兀剌［土拉］河畔的营帐中度过了1225——1226年冬天和1226年夏天。从北京到伏尔加河的世界在他面前颤抖。他的长子术赤已受命统治着咸海至里海之间的草原，在接近统治末期时他似乎正在执行一种分裂政策。这使征服者深感忧虑；但是，在父子之间的公开分裂可能发生以前，术赤于1227年2月去世。
成吉思汗还领导了另一次战争，反唐兀惕人在甘肃建立的西夏国。西夏王尽管已经成为蒙古人的属臣，却不履行职责派分队去参加攻打花剌子模的战争。据《秘史》记，对于蒙古人正式要求援助时，一名叫阿沙甘不的唐兀惕显贵以其主人的名义嘲讽地回答道，如果成吉思汗没有足够的军队，他不配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此放肆的举动是不能宽容的。在处理了花剌子模的事务之后，征服者予以还击。并且，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指出的那样，成吉思汗必定很清楚，为了完成对中国北部金朝的征服（在那里他的将军木华黎刚死于攻金之战），蒙古人直接占有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他于1226年秋开始征西夏，同年底占领灵州，1227年春开始围攻西夏都城，今宁夏城 〔205〕 。“蒙古恐怖”的手段在此也像在阿富汗一样残暴无情地采用了。“居民徒劳地藏匿在山间、洞穴，以避蒙军。田地上尸骨遍野。”在围攻宁夏时，成吉思汗在1227年夏天在今平凉西北的清水河畔和隆德地区扎营。他于1227年8月18日在平凉以西地区去世，终年60岁 〔206〕 。此后不久，敌人的都城宁夏被攻破，按征服者的最后命令，全城居民被杀。一部分唐兀惕人分给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妻子、皇后也速亦（Yesui），她在这次战争中曾陪伴着他。
成吉思汗的遗体葬于斡难河［鄂嫩河］和怯绿连［克鲁伦］河河源边的不儿罕合勒敦圣山（肯特山），在此腾格里［长生天］曾对成吉思汗说过话。1229年，他的继承者将以蒙古方式举行盛大的祭奠仪式纪念他。按习俗，“他命令为他父亲的灵魂供三日饭菜，从那颜和将军家族中挑选40名美女，穿戴华贵，按《史集》记，她们是被派往另一个世界去侍候成吉思汗。除了这些野蛮的效忠方式外，还以骏马作为牺牲。” 〔207〕
14．成吉思汗：性格与成就
成吉思汗被看成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是12个世纪中草原游牧民对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确实，在他的先祖中不曾有人留下了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他对东伊朗的破坏在令人产生的恐怖方面超过了欧洲归咎于阿提拉的和印度归咎于摩醯逻矩罗的破坏。不过，我们应该记住他的残酷主要是由于他那刺人耳目的环境造成的（在他周围是全突厥-蒙古种人中最粗野的兵士），而不是他生性残暴。在这一方面，另一位屠杀者、帖木儿更能说明问题，因为他比成吉思汗要开化得多。 〔208〕 这位蒙古征服者强制推行的集体处死构成了战争体系中的一部分。它是游牧民使用的一种武器，用来对付那些没有及时投降的定居民族，首先是对付那些投降之后又反叛者。糟糕的事是这位游牧者几乎不理解农业和都市经济的性质。在征服了东伊朗和中国北部之后，他认为通过夷平城市和破坏农田，使这些地区变为草原是很自然的事。一千年之久的传统，即在文明的门槛边和古代农耕地边缘上寇掠，当他给这种极大的乐趣下定义时，他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妻痛哭，纳其美貌之妻妾。” 〔209〕 反过来，他一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 〔210〕
1219年的道教碑，是在李志常的提议下刻建而成，李志常于1220——1223年曾伴随著名的邱长春访问过这位征服者，碑文以道教的富于哲理性的语言细致地复述了这位游牧民的皇帝，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功绩给这位中国人所留下的印象：“天厌中原骄华大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坚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佑，获承至尊。” 〔211〕
按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周围环境和种族结构，他似乎是一种思考型的人，具有健全的常识，特别善于权衡利弊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对友谊忠贞不移，对坚定跟随他的人十分慷慨和充满深情。他具有真正统治者的素质————即游牧民的统治者，而不是定居民的，对于定居经济，他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在这一限度内，他显示了对秩序和统治的天才。与粗野的蛮族感情融合在一起，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高贵和崇高的思想，靠这种思想穆斯林作家们所“诅咒的人”获得了他作为人的适当地位。在他的头脑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叛逆者有着本能的憎恶。那些背叛倒霉的主人而讨好他的奴仆们，被他下令处死。 〔212〕 另一方面，他常常奖励他的敌人中对其主人忠贞不渝的人，并吸收他们为自己服务。《史集》和《秘史》把诸如此类的品质都归于他身上，强调他不仅在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而且他的统治是有健全的道德基础的。他把弱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且以始终不移的忠实保护他们。汪古部首领阿剌忽失的斤因与他并肩同乃蛮人作战而被谋杀。他恢复了该家族的首领地位，将其子纳为部属，并嫁女儿给他为妻，确保其家族财产不受侵害。 〔213〕 在以往战争中的失败者们————回鹘人与契丹人————发现他是他们可信赖的保护者，正像以后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找不到比他的孙子们更为可靠的保卫者一样。在辽东，契丹王耶律留哥从一开始起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属臣，他在与花剌子模的战争期间去世。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一次战争时，耶律留哥的遗孀找到了他，成吉思汗非常仁慈地欢迎她，对她和她的两个儿子表示了慈父般的关怀。 〔214〕 在所有这种情况下，这位身穿兽皮的游牧人，灭绝民族的人，表现出天生的高贵、极端的谦恭，是一位甚至连中国人也感到惊讶的真正贵族。作为高贵家族的显赫人物，在精神上他是一位国王，但是，比起其他人来，他并不是那么以自己飞黄腾达的生涯而趾高气扬的。
最后，尽管成吉思汗在政策上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对文明化经验的声音并非充耳不闻。他的许多辅臣成了他的知心人：像回鹘人塔塔统阿，穆斯林马合谋·牙剌洼赤，契丹人耶律楚材。塔塔统阿成了他的大臣，在末代乃蛮王宫中他也任其职，他还教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学习回鹘文［畏兀儿文］ 〔215〕 。牙剌洼赤成了他在河中居民的代理人，是河中地区的第一位蒙古长官。 〔216〕 中国化契丹人耶律楚材成功地使他的君主有了一些中国文化的色彩，有时甚至避免了大屠杀。在耶律楚材的传记中说，从蒙古人劫掠和烧掉的城镇中，耶律主要关心的是收集遗书，其次是寻找药品，用来防治因大屠杀带来的流行病。 〔217〕 尽管他忠于蒙古政府和成吉思汗家族，但是，当他为某些被斥为有罪的城市或地区乞求宽恕时，他常常掩盖不住他的感情：“你还要为那些人伤感？”窝阔台总是这样问他。耶律机智、果断的斡旋常常避免了一些无可挽救的破坏。雷慕沙写道：“耶律楚材具有鞑靼人血统和中国文化，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天生的调停者。” 〔218〕 他不可能恳求蒙古人施仁政，他们将不会听从他，他竭力地向他们证明仁政是上策，在这一点他干得很明智，因为蒙古人的野蛮行径主要是出于无知。
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的战争时，一员蒙古将军向他指出，他新征服的中国人对他将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不适宜战争，因此，最好是把他们都消灭掉————几乎有一千万人————以致他至少可以利用土地作为骑兵们的牧场。成吉思汗认为这一提议很中肯，但遭到耶律楚材的反驳，他对蒙古人解释说，从农田和各种劳作中可以获利，这种思想是蒙古人不知道的。他指出从对土地和商业的各种税收中，他们每年可以得到“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 〔219〕 他说服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命令他拟定了各路的税收制度。
由于耶律楚材和成吉思汗的回鹘辅臣们的作用，蒙古行政机构的雏形在大屠杀中产生了。在这方面，征服者本人必定也有贡献，即对文化的一般性倾向。他似乎特别接近契丹人和回鹘人，他们是突厥-蒙古社会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两支。契丹人在不使成吉思汗帝国丧失它的民族性的情况下，向它引进了中国文化；而回鹘人能够使蒙古人分享鄂尔浑和吐鲁番的古代突厥文明，分享叙利亚的、摩尼教-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和佛教传统的全部遗产。确实，成吉思汗及其直接继承者们正是从回鹘人那里学到了使用民政管理机构，正像他们从回鹘的大臣们那里学到了语言和文字一样。后来，回鹘文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地为蒙古人提供了蒙古字字母。
大屠杀已经被忘记了，而行政机构————成吉思汗的纪律和回鹘人的行政体系（或部门）的混合物————仍在继续。在经历了早期的严重灾难之后，这一工作最终将有利于文明。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成吉思汗的同时代人对他作出了如此评价：马可·波罗说：“他的去世是一大遗憾，因为他是一个正义、明智的人。”约因维尔说：“他使人民保持了和平。” 〔220〕 这些结论表面上看是荒谬的。由于把所有突厥-蒙古民族统一于一个惟一的帝国之中，由于在从中国到里海的范围内强行贯彻铁的纪律，成吉思汗平息了无休止的内战，为商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阿布哈齐写道：“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从伊朗到图兰（突厥人的地区）之间的一切地区内是如此平静，以致一个头顶金大盘的人从日出走到日落处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小点暴力。” 〔221〕 他的札撒在整个蒙古和突厥斯坦建立了一块“成吉思汗和平碑”。札撒在他的时代无疑是可怕的，但是，在他的继承者们的统治时代，札撒变得温和一些，并且为14世纪的大旅行家们的成就提供了可能性。在这方面，成吉思汗是野蛮人中的亚历山大，是打开通往文明之新路的开拓者。 〔222〕
注释
〔1〕 今巴格达，元代译名为报达。————译者
〔2〕 据赵珙《蒙鞑备录》：“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其面横阔而上下促，有颧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形状颇丑。”————译者
〔3〕 伯希和《高地亚洲》（巴黎，1931年）第28页。
〔4〕 丹尼森·罗斯译《中亚蒙兀儿史》（1895年，伦敦）第290页。
〔5〕 乃蛮王被金朝封为大王，故曰大王汗，又讹为太阳罕，或泰阳汗和塔阳罕。————译者
〔6〕 亦难赤必勒格又称亦难赤必勒格不忽汗，这是一个突厥文名字，其中亦难赤意为“值得信任的”，必勒格意为“贤明的”，不忽意为“巫师”，全名之意是“贤明的和值得信任的巫师国王”。————译者
〔7〕 或者像莫斯特尔特在《辅仁大学学报》1934年第9期上发表的《鄂尔多斯地区》一文中推断的那样，写作kereit。《秘史》译成kereyid（上引文第33页）。今写成k'erit。（kerayit一名的字源是keri'e，意为“乌鸦”。《史集》记：“据说，古代有一个国王，他有八个儿子，全都生得皮肤黝黑，因此被称为克烈。”参看《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册，克烈部。————译者）
〔8〕 伯希和《中亚与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年）第629页。
〔9〕 伯希和《高地亚洲》第25页。
〔10〕 伯希和怀疑“克烈”一名是否未被巴赫布拉攸斯录入。
〔11〕 巴赫布拉攸斯《圣教年鉴》III，280——282。
〔12〕 约翰长老的传说，形成于12世纪前期。最早出现在弗瑞辛格的史书中，后来又出现在阿德蒙的编年史中，尤其是出现在于1165年传到罗马的一封信札中，此信札可能是约翰长老致曼苏尔一世教母的，其中约翰长老自称为“三个印度和从巴贝尔堡到信徒托马斯墓之间辽阔地区的国王。”这一传说反映了在中亚和南亚存在有基督教徒。参考《柏朗嘉宾蒙古行记》耿昇译本，第130页注57。
〔13〕 关于克烈诸王的基督教教名，参看伯希和《中亚基督教徒》第627页。
〔14〕 马儿忽思，即《辽史》中的磨古斯。————译者
〔15〕 我们不知道喀拉昆·巴查儿的位置，据《秘史》（海涅士，法译本第48页）脱斡邻勒在该地几乎被菊儿罕捉住。我们也不知道库尔班·特勒苏特的位置，在此脱斡邻勒得到也速该的帮助，打败了菊尔罕。参考多桑《蒙古史》I，73。
〔16〕 又译为汪罕。————译者
〔17〕 篾儿乞人（Märit），在《辽史》中是梅里急。————译者
〔18〕 问题在于篾儿乞人是否可能是6世纪拜占庭作家们笔下的Mukri（参考伯希和《谈库曼》载《亚洲杂志》1920年，第145页）。另一些史家把Mukri与中国史籍中的靺鞨联系起来，即与7世纪和8世纪黑龙江地区的通古斯人相联系。
〔19〕 这是在第8世纪的和硕·柴达木碑文中提到的三个骨利干联盟的推测位置（参考汤姆森《鄂尔浑碑文》第98页）。
〔20〕 肃良合（Solang）一名系指高丽人（Coréens朝鲜人），到元朝后期，蒙古人称之为Solongros，即高丽人。满族人也以Solho一名称呼朝鲜人。到明朝，在1598年的汉-蒙词汇表中则写作Solongro。————译者
〔21〕 Tatar（鞑靼）一名始见于鄂尔浑流域的突厥苾伽可汗碑。《秘史》作塔塔儿。汉籍中有达怛、达靼、塔坦、塔靼、达打、挞笪、塔塔诸译。塔塔儿人在9世纪回鹘败亡之后，曾一度成为北方之强大部族。辽、金史中则称为阻卜，靼焣。南宋人则以达靼为北方诸民族之通称，而又就其离汉地远近，区分为黑、白、生鞑靼三种。草原诸部也因塔塔儿之强大而自称塔塔儿，并以此为荣，后来遂成为蒙古人的习惯称呼。《蒙鞑备录》：木华黎“每自称我鞑靼人”。西欧最早称蒙古人为鞑靼，是出自“Tartarus”一词，意为地狱。帕里斯在1240年的记载中记述蒙古西征军说：“彼等破坚岩，越其群山环绕之乡，汹汹如出地狱（tartaras）之群魔，故名曰鞑靼”。（布朗《波斯文献史》英文版第3卷第8页上转引）。参考《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译者
〔22〕 参考汤姆森《鄂尔浑碑文》第140页。关于ta tar与Ta-t'an之间错误的语音关系，参看伯希和《谈库曼》第145页。
〔23〕 蒙古人一名似乎最早出现在唐朝：“从唐朝起，中国史书表明，室韦各部落（分布于克鲁伦河下游和兴安岭北部），确实是一些说蒙古语的部落，在它们之中，有一支蒙兀或蒙瓦（Mong-Wu，或Mong-Wa）部，从该名中，我们觉察到蒙古人一名。”
〔24〕 原文是“西北”，应是外蒙古东北。————译者
〔25〕 《谈库曼》，第146——147页。
〔26〕 参看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伦敦，1930年）I．在其他书中，该作者把兀鲁思译成国家，保留该词部落（亦尔坚）的含义，兀鲁思-亦尔坚即国家的含义。参看他的《蒙古社会制度————蒙古游牧封建制》（列宁格勒，1934年）第59页和98页。
〔27〕 斡孛黑（oboq），即氏族，是古代（11——13世纪）蒙古社会的基本因素。蒙古的氏族是父系氏族，每一氏族的成员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子孙。由于氏族的发展有了许多分支，因而形成许多小氏族。————译者
〔28〕 《秘史》海涅士译本第10页，写作Taiyichi'ut或Tayich'iut。参考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54页文章。F.冯·埃德曼《铁木真》（莱比锡版，1862年，第168页，194——230页）根据拉施特的记载，列出了尼鲁温和都儿鲁斤部详表。
〔29〕 原文是“西南”，应是东南方。————译者
〔30〕 多桑《蒙古史》I，426，（据拉施特记）；《秘史》法译本第8页写作Onggirat。伯希和记述，在辽史上，在1123——1124年，弘吉剌惕部和札只剌惕部与蔑儿乞部一起被提到（《库蛮》第146页）。
〔31〕 多桑《蒙古史》I，29。
〔32〕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3页；关于13世纪蒙古封建社会的特征，参看该作者的《蒙古社会制度史》。
〔33〕 那可惕（Noküd），是那可儿（nökör）的复数形式，意为“朋友们”。————译者
〔34〕 别乞（bäki）意“僧正”。按萨满教，即大祭司。————译者
〔35〕 参考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载《通报》（1930）第50页。
〔36〕 伯希和《关于中亚几个词的研究》III，《谈库曼》载《亚洲杂志》（1913年）第466页。
〔37〕 奥伦格（乌梁海）人脚上也系着刨得光滑的骨制小板，用这种小板，他们在冰雪上行走如飞，以致在战斗时能追上猎物。（卢布鲁克书39章）
〔38〕 蒙古人有两种车辆，qara'utai tergen也称öljigetei tergen，是带前座的车子；qasaq-tergen是大型货车，该名至今仍在蒙语中使用。————译者
〔39〕 古列延（kuriyen）即在草原上屯营时，为数众多的帐幕结成环形的圈子。————译者
〔40〕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34，41和39，128页。
〔41〕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第41页。
〔42〕 参考O.拉铁摩尔《蒙古史中的地理因素》载《地理杂志》XCI（1938年1月）9。
〔43〕 上引书，第14——15页。
〔44〕 由突厥语转写成蒙古语的、与文明或口令有关的许多词证实了突厥人对蒙古人保持着相对的文化优势。参考符拉基米尔佐夫在《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学部札记》第20卷上的文章。首先是两种语言发展的比较上，突厥人在知识领域内的优势是明显的。巴托尔德摘录波佩的文章中写道：“一般来说，突厥语比蒙古语发展程度更高些，无论世界上任何地区，蒙古语比已知的最古的突厥语都更古老些。从语音的观点来看，蒙古字几乎还处于与原始阿尔泰字（突厥-蒙古字）同样的高度。”
〔45〕 《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汉译本第149页）：“他们之中一些人被杀，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土敦-蔑年次子海都及其诸子和亲属的俘虏和奴隶；［这些俘虏和奴隶］，祖祖辈辈世代相传，最后传给了成吉思汗。”————译者
〔46〕 《元史》中是葛不勒汗。————译者
〔47〕 《蒙古秘史》海涅士译本（1937年）第6页。在《史集》中海都，海都孙屯必乃都带有汗号；《元史》也说海都曾被八剌忽怯谷之民立为“君”，并称屯必乃为皇帝（卷121《速不台传》）。但据《元朝秘史》，真正统一了全蒙古部众并开始称汗的，应是合不勒汗。————译者
〔48〕 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载《通报》（1930）第24页。
〔49〕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81页。在《秘史》中，合不勒的儿子们被称为把儿坦巴阿秃儿（Bartan-ba'atur）、忽秃黑秃蒙古儿（Qutuqtu-munggur）、合答安（Qada'an）和托多颜·斡赤斤（Todöyän-ochigin）（以海涅士的译本为根据）。
〔50〕 多桑《蒙古史》I，33。
〔51〕 忽图剌之子拙赤（Jöchi），成吉思汗长子也名Jöchi。为区别，前者译拙赤，后者译术赤。————译者
〔52〕 《秘史》海涅士译本写作Deli'ün boldaq。传说成吉思汗出生年代约是1155年，这是波斯史家们所给的年代。而官修元史是1162年。但伯希和在1938年12月9日给《亚洲社会》的通信中揭示，对中国史籍研究的新成果使他采用1167年之说。因此，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时，几乎不满60岁。同文中，伯希和重申，在蒙古语中，以Smith作铁木真的译名在语音上是正确的。
关于成吉思汗的出生年代，《元史》卷1《太祖纪》说：“二十二年丁亥（1227）……崩。寿六十六，葬起辇谷。”据此递推，应是壬午年，1162年。对伯希和以上观点的批判，参看《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上邵循正的《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译者
〔53〕 意为鼠的孤山。————译者
〔54〕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59页，以及他给《伊斯兰百科全书》写的“Jenghiz-khan”条目，第877页。
〔55〕 月伦额格（Oelun-eke），即母亲月伦。关于月伦一名，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1925年，第230页）。在《秘史》中写作Hö-Lun。
〔56〕 术赤哈撒儿（Jöchi-Qasar），为不与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混淆，只写哈撒儿。
〔57〕 有书说夺去了他的金色鱼儿。————译者
〔58〕 孛儿帖·优斤（Börtä-Üjin），即孛儿帖公主。
〔59〕 《秘史》中令人费解的这一节在《高地亚洲》第26页上有伯希和的译文。
〔60〕 安答（anda），意为契交，义兄弟。————译者
〔61〕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33页；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Cinghiz-khan”条目第878页。
〔62〕 主儿乞部，《秘史》法译本28页写作jourki，jourkin，或yourkin （jurki, jurkin或yurkin）。已经被海曼认定（《金帐汗国史》第61页），为此他受到埃德曼的谴责（《铁木真》第386页）。但埃德曼的读法bourkin是来自不正确的拼写。
（撒察别乞，《元史》中是薛彻别乞。————译者）
〔63〕 其后阿勒坦发现铁木真并不像他期望的那样顺从，他很后悔，起来反对他认为是暴发户的人，并与铁木真的敌人联盟，但为时已晚。
〔64〕 伯希和说“成吉思”（Tchinggiz，法译名Chinggis）很可能是突厥字tengiz（畏兀儿文）或dengiz（奥斯曼文）的腭音化，意为“海”，像蒙古字dalai。它可能与蒙-藏文达赖喇嘛的构成相同：海洋一样大的藏蒙佛教僧侣。从瓦蒂坎的信中，我们知道成吉思汗的第二个继承人、贵由汗，自称“海洋一样的汗”（蒙语是dalai qaan，突厥语是talui qaan）。此外，已经发现了蒙古字chingga一词的词源：强壮的、强大的。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2辑（1922——23年）第25页。拉施特关于Jinkiz一词的看法在埃德曼《铁木真》一书中有摘录（第601页）。最后，符拉基米尔佐夫推断Tchinggiz（Chinggis）一词可能是萨满们祈神时所呼唤的光神之名，参看《成吉思汗传》第37——38页。
〔65〕 《元史》中是把怜。————译者
〔66〕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32页。
〔67〕 《成吉思汗传》第36——37页。
〔68〕 《秘史》是mouqali，而不是Muquli。
〔69〕 金朝封成吉思汗“札兀惕忽里”即乱军统领。金朝的封赏提高了铁木真的政治权力。从此，他可以用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蒙古部众和统辖其他贵族。————译者
〔70〕 多桑（《蒙古史》I，54）认为王罕作为精疲力竭的逃亡者可能于1196年春到达成吉思汗处。
〔71〕 《秘史》，第36页、48页写作Erke-qara，Erge-qara。
〔72〕 《元史》法译本（海德堡，1922年）15页，说他得到成吉思汗的支持。《元史》卷1《本纪》：“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剌，怨汪罕多杀之故，复叛归乃蛮部。乃蛮部长亦难赤为发兵伐汪罕，尽夺其部众与之。”看来成吉思汗未参与此事。————译者
〔73〕 《秘史》法译本第36页写作Djaqa-gambou （Jaga-gambu），该名无疑是藏语，即唐古特语，参看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载《通报》（1930）第50——51页。
〔74〕 多桑《蒙古史》I，53，74。
〔75〕 不亦鲁（Buyiruq），《元史》上是卜欲鲁。————译者
〔76〕 《秘史》把反攻的地点确定在Bayidarah-belchir。霍威斯（《克烈人与普勒斯特约翰》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89，第400页）企图在Baidarik河附近去寻找。该河由北向南从杭爱山流入小布察干湖。可苦速·撒亦剌黑，或《秘史》中的sabraq在多桑《蒙古史》I，75中变成Geugussu Sairac。
〔77〕 《元史》第7页，《秘史》法译本40页，霍威斯《秘史》的引文，在《克烈人》第400——401页。
〔78〕 多桑《蒙古史》I，60．说：“塔儿忽台死在锁尔罕失剌之子手中。锁尔罕失剌《史集》写作So'orqan-shire或Sorqan-shire（第33和72页），另一个泰赤乌惕首领忽都塔儿与塔儿忽台同时被杀，该部的第三位首领阿忽出可能逃跑。
〔79〕 捕鱼儿湖（Lake Buyur），《元史》上是盃亦烈川，第7页。————译者
〔80〕 多桑《蒙古史》I，75——76。
〔81〕 《秘史》记王罕曾给札阿绀孛的三个同谋者上枷，他们是燕火脱儿、忽儿巴儿、阿林太子。参看霍威斯《克烈人》第396页。
〔82〕 《元史》写作局儿罕，第8页。————译者
〔83〕 霍威斯（《克烈人》395页上）企图在克鲁伦河和额尔古纳河之间的达赉湖（呼伦湖）北部一带去寻找《秘史》上的köyitän。
（《元史》记述这次战争是发生在“海剌儿、帖尼火鲁罕之地”。————译者）
〔84〕 据《秘史》法译本第35页，他以前的名字是Djirqo'adai（Jirgo'adai）。
〔85〕 速不台约生于1176年，死于1248年。据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年第163页）认为“蒙古语该名写成Sübügätäi，《元朝秘史》蒙古本是Sübü'ätäi，读sübōtäi或sübütāi。”A.雷米扎已将其传记译成法文（Nouveaux mélange asiatiques）（巴黎，1829年）II，97。速不台所属的兀良忽人的都鲁斤-蒙古部一名又出现在17世纪的一支突厥人兀良哈人中，他们以养驯鹿和在叶尼塞河上游狩猎为生（M.考朗特《约17和18世纪的中亚社会》第78页）。
〔86〕 《成吉思汗》考劳斯译文第19页，如我们所知，正是王罕迫使脱脱逃到八儿忽真隘。关于Barqut一词，参看莫斯特尔特在《辅仁大学学报》第9期（1934年）《鄂尔多斯地区》第37页。
〔87〕 《元史》卷1《本纪》记：“帝遣骑乘高望。知乃蛮兵渐至，帝与汪罕移军入塞。亦剌合自北边来据高山结营，乃蛮军冲之不动，遂还。亦剌合寻亦入塞。将战，帝迁辎重于他所，与汪罕倚阿兰塞为壁，大战于门于阙亦坛之野。乃蛮使神巫祭风雪，欲因其势进攻。”第8页。————译者
〔88〕 《元史》作抄儿伯姬。————译者
〔89〕 《秘史》法译本41、42页。
《元史》、多桑《蒙古史》都记述铁木真为儿子向王罕之女求婚。韩儒林《元朝史》第77页说：“铁木真为长子术赤向赤剌合·桑昆（王罕之子）的女儿求婚……”————译者
〔90〕 《元史》卷1《太祖纪》第11页、亦剌合。关于亦剌合（Nilga或Ilqa）一名看伯希和《库蛮》（《亚洲杂志》1920，第176页）和《〈突厥斯坦〉评注》（《通报》1930，第22——24页）。关于桑昆（Tsiang-kiun=Sängün），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1925年，261页上的文章。突厥-蒙古语中借用汉号有都督，突厥语tutuq；太子（t'aitsu），王子，蒙古语台吉Taiji。
〔91〕 《元史》第20页。
〔92〕 授予他们“达干”称号，并拥有由许多抬轿人组成的侍卫队。参考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32页。
〔93〕 《元史》卷1《太祖纪》（第10页），多桑《蒙古史》I，70；《秘史》法译文在霍威斯《克烈人》第405页，《蒙古秘史》法译本第44页。
〔94〕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51页；霍威斯《克烈人》第407页。
〔95〕 《秘史》说成吉思汗先沿乌尔古-西鲁吉儿吉特河（今奥尔克浑河，它从兴安岭流入东戈壁的一小湖中）撤退，后又沿合勒卡河撤退（《克烈人》第408页；《秘史》法译本第46页）。
〔96〕 或者准确地说，据《秘史》，是从董哥泽附近，霍威斯认为董哥泽是鄂嫩河的一条支流（《克烈人》第408页），很可能是合勒卡河的支流。
〔97〕 参考多桑《蒙古史》I，73；霍威斯《克烈人》第409页；《秘史》和《元朝秘史》与《圣武亲征录》和《史集》对“成吉思汗的声诉”有互相矛盾的记载。实际上，正如多桑指出的那样，这两种说法在此可以互相补充。
〔98〕 《秘史》译文在霍威斯《克烈人》第410页。
〔99〕 参考格纳德《成吉思汗》第46页。
〔100〕 班朱尼河《元史》11页“班朱尼河”；《秘史》所记是一泽，即班朱尼湖，第51页。
〔101〕 《元史》名折折运都山。————译者
〔102〕 阿尔伯特·赫尔曼《中国地图集》第49页，2图；霍威斯《克烈人》第417页把杰哈齐海峡谷和杰杰儿·乌都儿高地置于克鲁伦河下游。
〔103〕 《秘史》伯希和译文，《亚洲杂志》1920，第176页。
〔104〕 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第183——184页。
〔105〕 后来成吉思汗曾做一梦，醒来后将亦必合别吉嫁给了他的另一员猛将，乌鲁尔德部的主儿扯歹。
〔106〕 关于脱脱别乞一名，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4——6，第164页和《通报》1930，第24页。
〔107〕 朵儿边，《元史》第7页作朵鲁班，而在12页上又作秃鲁班。————译者
〔108〕 《秘史》和拉施特（《铁木真》299——300页）两书都提到有使臣往来。玉忽南到汪古特部；托比塔石到成吉思汗处。关于阿剌忽失的斤的家系参看伯希和《中亚和远东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31页）。《秘史》也提到阿剌忽失的斤（法译本55页）。汪古部信仰聂思托里安教已经证实是从12世纪初期就开始（参考伯希和，上引书第630页）。
〔109〕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83——384页中摘录《秘史》。
〔110〕 阿尔伯特《中国地图集》第49页2图。
〔111〕 符拉基米尔佐夫译文，《成吉思汗传》60页。《元史》记载简略，只说札木合见蒙军阵容整肃，未战便引兵而去。这次战争得到拉施特的证实（《铁木真》第302页）。（关于《元史》对这次战斗的记载，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3页。————译者）
〔112〕 《秘史》记，古儿别速是塔阳罕之母，多桑《蒙古史》I，89，据拉施特，古儿别速是塔阳罕的宠妻。
〔113〕 《秘史》法译文Goutchouloug（Guchulug）。
〔114〕 如果《元史》可信，那么屈出律和脱脱找到了塔阳之弟不亦鲁［卜欲鲁］，早些时候他已被成吉思汗赶到叶尼塞河上游。与《史集》和《元史》不同，《秘史》记不亦鲁被蒙古人打败后，不久在逃往乌伦古河的途中去世（《克烈人》398页），但《秘史》错误地报道了遥远地区所发生的战争。
〔115〕 参考格纳德《成吉思汗》第57页。
〔116〕 原书误为王罕之弟。————译者
〔117〕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61页，《元史》也记载同样年代。
《元史》14页：“三年（自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后）冬，再征脱脱和屈出律罕。”————译者
〔118〕 灭蔑儿乞残部之战是速不台最近的一次战役，在该战中他得到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合察的援助，直接对付蔑儿乞余部，《圣武亲征录》记，该战在1217年已发生。《史集》亦记同年，而《秘史》记是1206年。《秘史》尽管是蒙古内部史，但当涉及遥远的军事活动时仍不可信（参考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第163——164页）。据说，速不台打败蔑儿乞人是在剑河；巴托尔德认为是在西回鹘地区，布列什奈德认为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62页。
〔119〕 我们是从中译名“塔塔统阿”才知其人。伯希和驳斥了巴托尔德的推测，即塔塔统阿是来自“Tashatun”一词（《突厥斯坦》第387页），参看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通报》1930，第33页）。
〔120〕 伯希和认为库里勒台一词（法语qouriltai）更好的拼写是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qurultai（法语qouroultai），参看《〈突厥斯坦〉评注》（《通报》1930年，第52页）和《乌兹别克汗的传说》上引书第347页。
〔121〕 “可汗”是原柔然人的称号，因此属蒙古语称号。后被6世纪中期灭柔然、建突厥汗国的突厥人采用。该称号在成吉思汗蒙古人时期的形式，《秘史》写作qahan，其他书为“qaan”（今鄂尔多斯的qan，据莫斯特尔特《鄂尔多斯地区》，载《北京辅仁大学学刊》1934年9期，第74页）。伯希和说：“我怀疑成吉思汗曾用过可汗称号，在我看来，他的真正称号是Chingis-qan或Chingiz-qan”（《〈突厥斯坦〉评注》第25页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2——23年，第19页）。
〔122〕 为保持“可汗”（khan）译名的一致性，又考虑到可汗一号的继承性，书内译文中一概译成汗或可汗。————译者
〔123〕 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有时自称青蒙古人，参考萨囊彻辰书（法译本第70页），甚至在和硕·柴达木碑文中原突厥人也自称蓝突厥，参考汤姆森《鄂尔浑突厥碑文》第98页。“蓝色”一词来自天，腾格里，突厥可汗们和后来的成吉思汗系的大汗们都宣布自己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或使者（成吉思汗时期蒙古语jayagatu，或jaya'atu），从其他史书中得知蒙古人被不恰当地称为鞑靼人或塔塔儿人，为此，他们抗议13世纪的西方游者。卢布鲁克提到：“蒙古人不愿意别人称他们为塔塔儿人，因为塔塔儿是一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正如我将指出的我所知道的那样。”（卢布鲁克《东行记》第8章。）
〔124〕 《秘史》法译本中是Teb-tenggeri。E.海涅士Täb-tängri译成ganz göttlich, übergott, Erzgott，“即神的，至高无上的神，主神”（《蒙古秘史》第119页）。《秘史》拼作kököchu。
〔125〕 蒙力克作为也速该和月伦额格的心腹，在也速该临终时，委托他到弘吉剌惕部去找回年轻的铁木真，他照办了。但其后不久，他抛弃了年仅13岁的铁木真，带走了最后一批部民。正是他提醒成吉思汗提防与王罕的约会，因为桑昆已准备伏击他。在此期间，蒙力克可能与月伦额格结婚。
〔126〕 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22页。
〔127〕 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32页。
〔128〕 摘自《秘史》244节总译原文。意译是：铁木真统治在先，其后是哈撒儿。不除哈撒儿，你将遭灾。————译者
〔129〕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63页。格纳德《成吉思汗》第63页。在此之前不久，即1204年，哈撒儿在反乃蛮部塔阳的决定性战役中，率中军作战时建奇功。
〔130〕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91页。
〔131〕 如果说，他（指成吉思汗）在此未沿用7和8世纪的突厥可汗们的礼仪上的老话，如和硕·柴达木碑文中所记：“朕是同天及天生突厥毗伽可汗”的这些话（汤姆森《鄂尔浑碑文》第122页），那么，他也是恢复了这种思想。
〔132〕 据拉施特，转摘多桑《蒙古史》I，123。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92页。
〔133〕 成吉思汗圣旨中规定：“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大师（即也里可温）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根底观院，达失蛮根底密昔吉（礼拜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参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第5页。
〔134〕 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34页。
〔135〕 关于塔马合（tamgha是突厥字，蒙古译写成tamagha），参看上引书第35页。
〔136〕 像多齐埃17世纪的著作（Généalogie des principales familles de France）。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38页和40页以下，纠正了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看法。
〔137〕 蒙古语写作jasaq或jasa，突厥语gasaq或yasa。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1913年4——5月）第458页和（1925年4——6月）第256页。意即“管理、确定”。
〔138〕 这是约因维尔摘录的他所知道的来自方济各会传教士对札撒的知识，“成吉思汗发布的训言，目的是在蒙古人中保持和平，它们十分严厉，以致没有人偷别人的东西，也不伤害其他人，除非他想不要他的拳头，没有一个人与别人的妻子或女儿通奸，除非他不想要他的拳头和生命。他制定了许多好的法令，以确保和平。”
〔139〕 “在1389年的《华夷译语》字典上，那颜相当于贵族（Kuei）。今读音是nogon，听起来，似乎近似于中世纪外国人读的noin（复数是noyad或noyat）。”参看伯希和《东方基督教评论》（1924年）第306页，（110）。
〔140〕 又称哈剌抽，写作Xaracu，Xaraju，意“庶平、平民、下民、贱民”，即与贵族相对的普通人。————译者
〔141〕 孛斡勒（boghul），相当于突厥语的qul，即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者。元朝人汉译为奴婢。参看亦邻真《关于10——12世纪的孛斡勒》（《元史论丛》第三辑第23——31页）。————译者
〔142〕 达干，或答儿罕，原则上是免税的，参看莫斯特尔特《鄂尔多斯地区》38页；关于那可儿参看拉弗·福克斯《成吉思汗》109页。
答儿罕是“从奴隶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由“家人”因立功而获得解放，所以，特别是在成吉思汗时代，答儿罕不仅能得到自由民的地位和豁免赋役，而且也能登上各种级位，并由此进入封建领主的圈子。巴托尔德认为他们属于“军事贵族阶级”，伯希和认为，巴氏的解释过于广泛。那颜有时也取得答儿罕的身份，此时答儿罕表示犯罪不罚之意。————译者
〔143〕 关于这些名称，参看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28页及其后，文中订正了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83页和沙畹在《通报》（1904年）第429——432页文章。
〔144〕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84页，一万人的组织称为土绵，10万人称为纛（来自于旗帜纛）。
〔145〕 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Cinghiz-Khan”条目，第881页上说，蒙古全军人数是129000。此估计数来自拉施特，转自多桑《蒙古史》II，3——5。埃德曼《铁木真》455页从一本波斯史书的记载中推断出不同的数据：护卫军1000人，中军101000人，右翼47000人，左翼52000人，帝王卫队29000人，总数230000人。
〔146〕 格纳德《成吉思汗》第76页，迦儿宾在标明是1246年时，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支军队，特别是用来把骑兵从马上拖下来的带钩的矛。
〔147〕 上引书。发酵的马奶，或称忽迷思还是蒙古人喜爱的饮料。参考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第170页。
〔148〕 阿尔土年《13世纪的蒙古人及其对高加索和小亚细亚的侵略》（柏林，1911）74页。
〔149〕 元时蒙古人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的西夏政权为唐兀或唐兀惕，清初译为唐古特。今蒙古语仍称青藏地区及当地藏族为唐古特。————译者
〔150〕 《元史》第14页：“引河水灌之。堤决，水外溃遂辙围还。”
〔151〕 金封他为札兀惕忽里，《圣武亲征录》和《元史》作察兀忽鲁。关于该职的解释很多。《亲征录》注为：“若金移计使，某氏云移计者招讨之误。”《万历武功录》释为招讨使，拉施特释为大官（强大的首长），符拉基米尔佐夫释为前锋司令官，多桑说是一种高等军职，王国维和那珂通世释为百夫长，也有说是《金史·百官志》中的七品官秃里，陈寅恪先生指是《秘史》281节中的札忽惕，“忽里”汉语意部长或总帅之意。————译者
〔152〕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30页）。
〔153〕 阿剌该别吉是一位能干的女人，其夫死后，她显示了统治汪古部的才能。上引书，631页。
〔154〕 者别，《元史》作遮别。————译者
〔155〕 记录成吉思汗战争的史书《元史》，在地理位置上简略而准确。
〔156〕 《史集》记：“成吉思汗本人和又名也可那颜的拖雷汗率领中军从中路前进，他们没有侵犯东平府、大名府这两座大城……。”————译者
〔157〕 此外英译为yungping，应是蓟州（今河北蓟县）和平州（今河北卢龙）。————译者
〔158〕 女真公主指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见《元史》17页。————译者
〔159〕 《元史》18页，该书没有提到屠杀，《秘史》法译本86页中，北京在蒙语中是Jungdu，即汉译名中都。
〔160〕 失吉忽秃忽对成吉思汗说：“我认为征服该城（指北京）后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属于您的，除您以外，无人有权享有之。”（《铁木真》第329页）在波斯史书中，对失吉忽秃忽，乌格尔和阿尔凯的两种态度都有描述（《秘史》法译本第86页）。
〔161〕 关于成吉思汗军在中国（无疑指北京）犯下的暴行，以及对广场上堆积的尸体腐烂、尸骨遍野、随之产生的流行病的描述参看花剌子模使节、目睹者拉齐提供的材料（Tabaqat-i-Nasiri）（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93——394页）。在《元史》中，由于蒙古征服者在死后很久才作为中国皇帝加以追述的，故避而不谈这些事。
〔162〕 三木合·巴儿秃属泰赤乌惕部（埃德曼《铁木真》第328页）。
〔163〕 如巴托尔德估计（《伊斯兰百科全书》“成吉思汗”条目，第882页）总数是62000人。
〔164〕 《元史》22页“令汝主为河南王，勿复违也。”
〔165〕 但蒙古人未能长久保大名，因为木华黎于1220年又不得不重新夺取它（《元史》20页）。
〔166〕 正是金将明安率一队女真人投降蒙军。他们都改变了效忠的对象，聚在木华黎身边为征服北京而战（《铁木真》第328页）。
〔167〕 在成吉思汗时期，回鹘王取亦都护称号，意“神圣君主”。8世纪拔悉密的突厥人也取此称号。他们同样也居住在古城附近的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地区。参看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Türks”条目，第949页。
〔168〕 据志费尼记述（巴托尔德《突厥斯坦》362页）。关于回鹘摆脱西辽归顺蒙古之事迹，除穆斯林史料外，汉文史料也可以印证。《高昌契氏家传》记：“［西辽］派太师僧少监来围（？）其国，恣睢用权，奢淫自奉。［回鹘］王患之，谋于仳俚伽曰：‘计将安出？’对曰：‘能杀少监，挈吾众归大蒙古国，彼且震骇矣！’遂率众围少监。少监避兵于楼。升楼斩之，掷首楼下。”（《圭斋文集》卷11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译者
〔169〕 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62页注4。
〔170〕 据志费尼记，参考《突厥斯坦》第358页。
〔171〕 主要根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对此有两种记载，参看巴托尔德在《突厥斯坦》358页，362页，367页中的讨论。
〔172〕 《辽史》卷30《西辽本末》记述：“乃蛮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世界征服者史》记述：“［屈出律］像从云中射出的闪电一样袭击菊儿汗，完全突出不意地把他擒获。……他的所有军队四散，并离得老远，因此别无他法，他向屈出律称臣，在他面前屈膝。”（汉译本，上册，421——422页）。————译者
〔173〕 该汗名阿尔斯兰汗：阿布儿·穆扎菲尔·玉素甫（死于1205年）。其子末代哈拉汗统治者，名阿尔斯兰汗，阿布儿·法斯穆罕默德（死于1211年）。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363，366页（据志费尼的记载和贾马尔·喀儿锡）。
〔174〕 喀什与于阗地区不归顺屈出律。屈出律没有出动军队去强攻，而是每逢收割季节便派兵去烧毁他们的庄稼，连续三、四年收不到庄稼，发生严重饥荒，百姓为饥饿逼迫，归顺了屈出律（《西辽史研》第113页）。————译者
〔175〕 清真寺教长。————译者
〔176〕 据贾马尔·喀儿锡，约1211年，志费尼所记年代相当于1217——1218年。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01和368页。
〔177〕 对此贾马尔·喀儿锡与志费尼记载又不相同，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01页。
〔178〕 《突厥斯坦》第402页（据志费尼和拉施特，附有一篇阿布哈齐的评论）。参看德梅松译《蒙古人和鞑靼人史》（圣彼得堡，1871——74，2卷102页）。
〔179〕 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55页。
关于屈出律败亡地点，《西辽史研究》第113页记述：“屈出律离开巴拉沙衮南窜，1218年在瓦罕河谷东部达拉兹山谷被杀。”具体讨论见姚大力《屈出律败亡地点考》，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期，1981年8月。————译者
〔180〕 《秘史》中，蒙语称花剌子模人是萨尔特人（Sartes）。（见海涅士译本，第87页）。
〔181〕 今乌尔根奇，元代译成玉龙杰赤。————译者
〔182〕 即使在河中，摩诃末由于1216年执行苏菲库布拉威的命令，处死了谢克马扎德哀丁·巴格达第而引起了穆斯林教士们的仇恨。关于蒙古入侵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和对阿拉伯-波斯史书的评论，可参看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38——58页。应该回顾三个主要的原本：奈撒微是1223年花剌子模王札兰丁的秘书，1241年，他用阿拉伯文写了《札兰丁传》一书；朱兹贾尼为躲避蒙古统治，于1227年从阿富汗地区逃往印度，约在1260年，在印度用波斯文写成《宗教保卫者一览表》一书；志费尼从年轻时代就是蒙古官员，其父也为蒙古人服务。1249——1251年和1251——1253年他游历了蒙古，1262年蒙古人任命他为报达总督（马立克），约于1260年，他写成吉思汗史（《世界征服者史》）。1283年志费尼去世。最后还有拉施特（1247——1318年）的《史集》，他部分地取材于《世界征服者史》一书。
〔183〕 关于这些名称，参看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52——53页。
《元史·太祖纪》名哈只儿·只兰秃，第20页。————译者
〔184〕 《札兰丁传》认为杀害这些商旅是出于亦纳乞克的贪婪。朱兹贾尼认为亦纳乞克得到摩诃末的默许。伊本·艾西尔的《全史》谴责了摩诃末所犯下的罪行。《世界征服者史》记载，亦纳乞克因一位商旅对他表示不恭而被激怒（参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98页）。
伊斯兰史书关于此事的记载不一致。据奈撒微《札兰丁传》（59页），讹答剌惨案是因亦纳乞克贪图占夺商队货物造成的，他向摩诃末报告他们是探子，摩诃末仅指示将他们扣留，而他却将他们杀害，侵吞货物。伊本·艾西尔的《全史》记讹答剌长官向苏丹报告了商队的到达和商品的总数，苏丹命令杀死商人，没收其货物交给他，商品被卖给不花剌和撒麻耳干商人，货款归苏丹所有。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苏丹的母亲秃儿罕可敦的亲属拥有哈只儿汗的称号，蒙古商队中有一个印度人以前认识他，这次竟直呼其名而不称他汗号，因此被激怒；他同时也觊觎商队货物，于是写信给苏丹，说商队成员是探子，苏丹命令杀死他们并夺取货物。朱兹贾尼两处提到此事，都说是该城长官贪财，但指出他得到了苏丹的允许，有一处还补充说，没收的货物交给了摩诃末。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有的作者明显地偏袒摩诃末，为他辩护，如奈撒微，有的作者则着重谴责摩诃末。其实，摩诃末和亦纳乞克两人都应对惨案负责。见韩儒林《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译者
〔185〕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09——410页。
〔186〕 《突厥斯坦》第413页。
〔187〕 在围攻玉龙杰赤的战斗中，突出的两位将领是：博儿术和咄伦切必；前者率成吉思汗的私人卫队，后者是率左翼军的千夫长。两人都被载入蒙古史诗。在艰苦的围攻时，术赤暴露出是一位劣等的统帅，察合台猛烈地谴责他优柔寡断，他们之间的争吵使成吉思汗命令他们两人都得服从他们的弟弟窝阔台的指挥。关于这次围攻，是根据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籍（奈撒微《札兰丁传》，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史集》）。参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33和437页。
《史集》记围攻玉龙杰赤城达7个多月；《全史》说是5个月；《札兰丁传》说3个月。————译者
〔188〕 在反复核对了奈撒微、朱兹贾尼和志费尼的记录之后，巴托尔德在《突厥斯坦》第420——426页上的论述。
〔189〕 在此，我又沿用巴托尔德推出的编年，《突厥斯坦》第427——455页。该书中可以看到对奈撒微、朱兹贾尼和志费尼所记资料的批判性说明。
〔190〕 此据《世界征服者史》，《史集》记载他死于与古尔山民的战斗中。————译者
〔191〕 此据志费尼和拉施特，奇怪的是朱兹贾尼和奈撒微都没有提到这次围攻战，而是记载成吉思汗从塔里寒直接到加兹尼。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44页。
〔192〕 突厥语，该名是Mängüberti，意为“上帝赐予的”。
〔193〕 H. G.拉威蒂想弄清这是否指潘德希河谷地中的八鲁湾，他暗示在喀布尔河支流卢卡尔河河源附近有另一个八鲁湾。（参看拉威蒂译《宗教保卫者一览表》，加尔各答，1881——1897年，2卷第288，1021页）。
〔194〕 奈撒微《札兰丁传》洪达斯译本（巴黎，1891年）第138——141页。
〔195〕 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446——449页，主要引自奈撒微和志费尼的书。
〔196〕 关于丘长春（又名邱处机）的旅行，参看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35——108，阿瑟·沃利的著作（Travels of an Alchemist）（伦敦，1931）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56页。长春真人从他与成吉思汗逗留地返回国时，带有保护道观的圣旨。1228年，他的同伴，李志常僧人有一篇关于这次旅行的报导，参考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8年）第298页。
〔197〕 米诺尔斯基（见《伊斯兰百科全书》“Rai”条目）怀疑伊本·艾西尔是否夸大地记叙了1220年蒙古人对剌夷城民的屠杀。伊本确实补充说道，1224年对幸存者又进行了第二次屠杀。米诺尔斯基认为：“志费尼只谈到蒙军将士在Khwar-i Rai（十叶派居住的农村？）杀了大批人，但在剌夷与［苏菲派］民事法官会晤，他向他们投降，后来蒙军离去。拉施特记述者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军在剌夷大肆杀掠，但他似乎区分了剌夷和库木，是库木的居民全部被杀。”
〔198〕 参看亚美尼亚史家基拉罗斯对“Sabada Bahadur”入侵的报导，E.迪洛里埃法译本，载《亚洲杂志》I（1858年）第197——200页。在M. F.布鲁塞特的《格鲁吉亚史》（圣·彼得堡，1849——1857年）2卷3册，I，492。
〔199〕 格鲁塞《十字军史》III，230页及以后。
〔200〕 关于1253年他们欢迎方济各会会士卢布鲁克的感人场面，参看卢布鲁克的《东游记》第8章。
〔201〕 钦察人在这一时期皈依了基督教。1223年他们的一位首领被蒙古人杀害，他的基督教教名是尤里·科恩察科维奇。参看伯希和《库蛮》载《亚洲杂志》（1920年）第149页。
〔202〕 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97。
〔203〕 参考埃德曼《铁木真》434页及其后。
（据《元史》卷120《曷思麦传》，所获斡罗思国主密赤思腊被送到术赤处杀死。————译者）
〔204〕 哈曼的《金帐汗国史》第87页。苏达克城在政治上是特拉布松希腊国的藩属（G. I.布拉蒂亚尼的著作（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llle siécle 巴黎，1929年，页203）。
〔205〕 《元史·太祖纪》第24页。
〔206〕 《元史》所记的日期。
《元史·太祖纪》说：“二十二年丁亥（1227年）……崩。寿六十六，葬起辇谷。”此处成吉思汗60岁终的说法是按伯希和提出的成吉思汗生于1167年的说法。关于这种说法的错误可参看北京大学历史系邵循正的《成吉思汗生年问题》一文。————译者
〔207〕 多桑《蒙古史》II，12——13。从希罗多德的斯基泰人（希罗多德的《历史》IV，71——72节）到成吉思汗，在草原上，葬礼以侍者、马匹作牺牲的习惯毫无变化的保留着。
〔208〕 成吉思汗不仅不识字，甚至不会说大多数蒙古人都能说的突厥语（据志费尼，参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61页，多桑《蒙古史》II，95）。
〔209〕 据拉施特记，转自多桑《蒙古史》I，404。
〔210〕 多桑《蒙古史》I，416。
〔211〕 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通报》1908，第300页）。
本文转自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丘真人条。————译者
〔212〕 1203年，阔阔出便是一例，他是克烈部桑昆的不忠实的马夫（《秘史》伯希和译文《亚洲杂志》1920，179——180页）。
〔213〕 参看《1550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纽约，1930）第235页。
〔214〕 梅拉书，IX，78——126。
〔215〕 成吉思汗命他教授其儿子们用回鹘文写蒙语，参看伯希和《古代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第287页和《通报》1930，第34页）。
〔216〕 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Caghatai-khàn”（察合台汗）条目，第832页。
〔217〕 参看雷慕沙《新亚洲杂纂》I，64。
〔218〕 参看雷慕沙《耶律楚材传》载上引书II，64页。参考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9页。耶律楚材（1190——1244年）于1214或1215年为蒙古人服务。
〔219〕 德维里亚《亚洲杂志》II（1896）第122页。
《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记述：“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译者
〔220〕 鲍狄《马可·波罗传》（巴黎，1865，和北京，1924——1928）I，183；约因维尔，瓦伊版，263页。
〔221〕 阿布哈齐《蒙古人与鞑靼人的历史》，德梅松译本104页；参看谷儿只编年史中，所谓的成吉思汗的最好法律，在正义的地方，蒙古人是公正无私的（布鲁塞特《谷儿只史》I，486）；在亚美尼亚人海顿脑中也保留着对成吉思汗威严、秩序和神权的印象。（《亚美尼亚文献》巴黎，1869——1906年，2卷本，II，148——150）。普兰·迦儿宾对正义和秩序有同样的印象（第四部分）。
〔222〕 在进行花剌子模战争前，他所关心的是与花剌子模帝国建立长久的贸易关系。与摩诃末的分裂确系花剌子模边将攻击蒙古商旅所致（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96页）。
屈出律并没有使自己稍微避免引起伊犁河畔各族的不欢迎。如上所述，阿力麻里（固尔扎）王布札儿已经效忠于成吉思汗。当他打猎时，屈出律对他发起了突然袭击，并把他处死， 〔176〕 但是，屈出律未能占领阿力麻里城，该城由布札儿的遗孀萨尔贝克突干守卫着。以后她的儿子苏格纳黑特勤成了成吉思汗反屈出律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之一 〔177〕 。
成吉思汗不能容忍他的宿敌继续作喀喇契丹国的君主，他于1218年命令他最杰出的一位部将那颜者别统率2万人进攻该国。者别奉命首先要保卫阿力麻里和保证苏格纳黑的继承权，但是，当他抵达阿力麻里时，屈出律已离开该地奔赴喀什噶尔避难。八拉沙衮和今天的谢米列契耶之地不战而降。者别由此直下喀什噶尔，在喀什噶尔，穆斯林居民们把者别作为使他们摆脱迫害的救星来欢迎。由于者别对他的军队实行了严格的纪律，特别是禁止抢劫，志费尼说，他们路过时所受到的欢迎像来自安拉的祝福 〔178〕 。屈出律朝帕米尔方向逃去，但被者别的随从们追上，在撒里豁勒河附近把他杀死（1218年） 〔179〕 。
现在整个东突厥斯坦————伊犁河、伊塞克湖、楚河和怛逻斯河流域————归并于蒙古帝国。
11．花剌子模帝国的灭亡
现在，成吉思汗的帝国与花剌子模帝国已成为近邻了。 〔180〕
在成吉思汗一边，有蒙古地区的全部蒙古种和突厥种人，他们或者是萨满教徒、佛教徒，或者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归并喀喇契丹国之后，还有喀什噶尔，该地区在宗教上是信仰伊斯兰教，具有纯突厥文化，几乎完全没有受到伊朗的影响。在摩诃末一边，有一个在文化上基本属于伊朗的穆斯林突厥王朝，其中河中地区居住着突厥-伊朗种人，呼罗珊、阿富汗和伊拉克·阿只迷居住着纯伊朗人。
这两位统治者之间的对比很鲜明。成吉思汗遇事冷静、精明、顽强、有条理；花剌子模的摩诃末脾气暴躁，做事无逻辑性，缺乏组织能力，又因对古尔王朝和喀喇契丹的战争获胜而自命不凡。后来他的第一次战败使他完全崩溃，束手无策，只留下一付可怜的，几乎是怯懦的形象。两人中，这位游牧的野蛮人是统治者，而这位伊朗化的突厥人、伊斯兰世界的皇帝和定居国家之王不过是一位游侠而已。
此外，正如上文所述，成吉思汗将于1220年灭亡的这个花剌子模帝国建立的时间不会早于1194年，实际上，只是在1212年摩诃末杀撒麻耳干的末代哈拉汗王乌斯曼之后，才将都城从玉龙杰赤 〔181〕 （希瓦附近）移到撒麻耳干。它是一个不成熟的帝国，只是在一个临时君主之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版图，又没有与成吉思汗的札撒相应的法典来稳固国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原可汗们的复辟帝国的巨大权威相抗衡。从种族上看，在塔吉克人和突厥人（前者是城镇和农耕地区的伊朗居民，后者构成了军队）之间，花剌子模帝国处于一种危险状况。它不像早期的塞尔柱克人那样，以能够产生由阿塔卑组成的、具有军事封建结构的一个穆斯林突厥氏族为基础。花剌子模王朝是出自一个塞尔柱克的显贵家族，在它后面没有部落支持它。花剌子模本土（即希瓦地区）地盘太小无法支撑一个巩固的土库曼封建主义。结果，军队是由从吉尔吉斯草原的古兹或康里部落中胡乱征集的雇佣兵组成，没有效忠的感情纽带维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一个想法，即背叛自己的主人，使自己能够加入成吉思汗大军。此外，苏丹家庭因不可调和的仇恨而分裂。苏丹的母亲，可怕的秃儿罕可敦厌恨她的孙子札兰丁，与他针锋相对，札兰丁是摩诃末的宠儿，是这个衰亡家族中惟一有作为的人。
伊斯兰教的纽带可能给这些冲突和倾轧的人们带来了团结和凝聚力。摩诃末作为伟大的塞尔柱克人的继承人————他把自己与桑伽相比————起着很大的作用。他自称自己只是伊斯兰世界的代理人，并发动圣战（即吉哈特），反对不信教者，以及佛教或聂思托里安教的蒙古人。这位王子希望恢复大塞尔柱克人的事业，像他们那样成为伊斯兰世界的苏丹，但是，他愚蠢已极，与报达［巴格达］的哈里发发生了尖锐的争吵，在1217年，他眼看就要进攻报达了。哈里发纳昔儿（1180——1225年在位）把他视为最仇恨的敌人，声称宁愿要蒙古人也不要他。苏丹和哈里发之间的这种深刻仇恨将使分裂的和无援的伊斯兰世界面临蒙古人的入侵 〔182〕 。
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人之间的冲突是由后者引起的。成吉思汗试图与花剌子模人建立起一般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但是，1218年，一支来自蒙古帝国的商队（商队成员中除蒙古使者兀忽纳外，其余成员全由穆斯林组成）在锡尔河中游的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受到阻止并遭到劫掠，商队中有一百名左右的成员被花剌子模总督亦纳乞克（又称哈亦儿汗） 〔183〕 处死。成吉思汗要求赔偿，在遭到拒绝后，就决定发动战争。 〔184〕
1219年夏，蒙军在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集中。秋，成吉思汗到达巴尔喀什湖东南的海押立，来到葛逻禄人中，葛逻禄王阿尔斯兰汗加入了成吉思汗阵营，还有阿力麻里的新王苏格纳黑特勤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也都率领各自的军队加入之。据巴托尔德估计，蒙军人数约在10至15万之间，尽管花剌子模军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蒙军，但蒙军纪律严明，是一个相当紧密的集体。
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把他的军队分散在锡尔河一线与河中各设防地区之间。结果，尽管花剌子模军在总人数上占优势，但是，他们在每一单独点上的人数比蒙军少。成吉思汗从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剌附近进入花剌子模境。由他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的一支分队围攻讹答剌城，然而，只是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攻打之后才占领该城。这位征服者的长子术赤率领着另一支分队沿锡尔河而下，占领塞格纳克（在今突厥斯坦城对面）和真德（今波罗威斯克附近）。派往锡尔河上游的五千蒙军占领了别纳客忒（在塔什干以西），围攻忽毡［今苏联列宁纳巴德］，忽毡守将、能干的帖木儿灭里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之后乘小船顺锡尔河而下逃走。巴托尔德在此指出，在这次战争中，穆斯林中涌现出来的个人英雄行为和勇士比蒙古人多，但是，唯有蒙军是有组织的、指挥一致的和有纪律的，他们靠这些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和幼子拖雷率主军直入不花剌城［今布哈拉］，于1220年2月抵达该城。不花剌城的突厥守军企图突破围城者的防线逃跑，但是，结果只是大批被杀死。被守军们遗弃了的居民们投降（1220年2月10日或16日）。城堡被攻占（城堡内曾有400人在此避难），守城卫兵全部被杀。接着，不花剌城经历了一次有条理的彻底的洗劫。居民们遭到抢劫以及种种虐待、威逼和蹂躏，但是，总的来说，被处死的只是那些企图起来抵制胜利者渎圣暴行的人，尤其是在伊斯兰教“教士”们中。志费尼对成吉思汗进入大清真寺时对群众所作的长篇训话和宣布他是“上帝之鞭”的叙述，巴托尔德认为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 〔185〕 。巴托尔德还认为那次彻底摧毁不花剌的大火很可能是偶然引起的。
成吉思汗从不花剌进军撒麻耳干，在撒麻耳干城前与刚攻下讹答剌城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会合。撒麻耳干居民————有一部分仍是伊朗人————勇敢地企图出击，但被压住。据志费尼记述，5天以后该城投降（1220年3月）。该城遭到彻底洗劫，为了宜于行动，首先把全城居民驱逐出城，其中许多人被处死。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如技术工匠————被带往蒙古。突厥守军虽然自发地向蒙古人靠拢，但是，也遭到屠杀，无一人幸免。撒麻耳干的宗教首领们与不花剌的同行们不同，他们没有抵抗，所以大部分人被赦免了 〔186〕 。受到优待的那些人终于获许回到撒麻耳干，但是，屠杀的规模相当大，以致留下来的居民几乎还不能住满城市的一角。
花剌子模原都城玉龙杰赤————今希瓦附近的乌尔根奇————经长期包围之后，于1221年4月才被攻占。长时期的包围使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术赤和察合台不能调动，并且在接近最后阶段时，甚至还要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参予。 〔187〕 蒙古人引该城下的阿姆河水灌城，由此完成了他们的破坏行为。
在蒙古征服河中期间，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被盲目的狂妄自大而招致的灾难所吓倒，从自负走向极端沮丧，最后完全迟钝了。以后他逃到巴里黑［巴尔克赫］，又从巴里黑继续逃到呼罗珊西部，在那里他避难于尼沙普尔［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其后他在与日俱增的恐慌中又跑到与他的统治地区遥遥相对的另一端；伊拉克·阿只迷西北的可疾云［今伊朗德黑兰省加兹温］。但是，成吉思汗已经派出一支由他的两位优秀将领者别和速不台率领的骑兵分队追随他。这是一次疯狂的追逐。巴里黑城在者别和速不台逼近时纳款获赦免，并接受了一位蒙古总督的统治。尼沙普尔接受了一个最糟糕的控制委员会，也免遭厄运，因为者别非常匆忙而未能停留。另一方面，图斯［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达蔑干［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达姆甘］、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都遭到速不台的洗劫。这两员蒙古大将继续追赶摩诃末，后来进入了伊拉克·阿只迷，对剌夷［今德黑兰之南］发起突然进攻，他们在剌夷城屠杀男性居民和奴役妇女儿童。他们火速穿过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抵达哈仑，摩诃末在此几乎落入他们手中，后来又溜掉了。他们摧毁赞詹和可疾云以泄愤。其间，倒霉的摩诃末在里海上一个与阿贝什昆相对的孤岛上避难，在那里他约于1220年12月因精力衰竭而死。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者别和速不台继续进攻，从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进入高加索和俄罗斯南部地区 〔188〕 。
在对付了花剌子模苏丹之后，成吉思汗于1221年春渡过阿姆河，开始从花剌子模残军手中夺取阿富汗的呼罗珊 〔189〕 。他占领巴里黑，巴里黑的投降者未能保住该城，城市受到全面的摧毁（居民被杀，城市被烧）。在呼罗珊，他派幼子拖雷去夺取莫夫［马里］，莫夫城投降，城中居民也几乎是全部遭到屠杀（1221年2月底）。拖雷坐在安放于莫夫平原上的一把金椅上，目睹了这次集体屠杀。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只有400名工匠幸免于死”。桑伽苏丹的陵墓被烧，坟被盗空（据传说，正是这时候，游牧地在莫夫草原上的一个乌古思部落迁徙到小亚细亚，该地的塞尔柱克人给该部土地，它在此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基础）。接着，拖雷又去惩罚尼沙普尔，因为该城于不久前（1220年11月）倒霉地击退并杀了蒙古将军、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合察。 〔190〕 这一次尼沙普尔城被攻占并遭到彻底摧毁（1221年4月10日），脱合察的遗孀主持了这次屠杀。为防止受骗，尸体都被砍头，并将首级按男、女、小孩分别堆成金字塔形。“甚至猫、狗也被宰杀。”蒙古人拆毁了位于图斯附近的哈伦拉施特的陵墓。哈伦拉施特和桑伽的坟，以及所有给阿拉伯-波斯灿烂文明增添光彩的建筑都被一个一个地毁掉。接着，拖雷继续攻占也里［赫拉特］。该城的花剌子模军进行抵抗，但城内的居民们打开了城门，拖雷屠杀了士兵们，仅这一次，他赦免了居民。
后来，拖雷在塔里寒城［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以北］附近与成吉思汗汇合，刚刚攻占了玉龙杰赤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也前来汇合。
成吉思汗在毁掉塔里寒城之后，越过兴都库什山，去围攻范延［巴米安］。在这次行动中，察合台之子、成吉思汗宠爱的孙子、年轻的木阿秃干被杀。在一次宴会上，征服者亲自把这噩耗告诉察合台，并以札撒的名义禁止他悼念其子，但给死者以流血葬礼的荣誉。范延城陷后，不赦一人，不取一物，概夷灭之。“一切生物都遭屠杀”，范延城址被称为“可诅咒的城市”。 〔191〕
与此同时，花剌子模末代苏丹摩诃末的儿子札兰丁·曼古伯惕 〔192〕 突破蒙军在内萨［土库曼阿什哈巴德东］的防线，逃脱了河中和呼罗珊发生的灾难。他逃到阿富汗山区腹地的加兹尼城避难，他组织了一支新军，后来在喀布尔以北的八鲁湾［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打败了由失吉忽秃忽率领的一支蒙古军团 〔193〕 。成吉思汗急于为其副帅的失败报仇，前往加兹尼，札兰丁不敢呆在加兹尼等待他的来到。加兹尼城没有作任何抵抗，成吉思汗因急于追赶札兰丁，推迟了毁城的程序。最后，他在印度河岸追上了这位花剌子模王子，并在此击溃了札兰丁的军队（据奈撒微记述，此事发生在1221年11月24日）。札兰丁本人全副武装地策马入河中，顶着雨一般的箭逃跑了。他非常幸运地平安到达了彼岸，由此前往德里苏丹宫廷避难（1221年12月） 〔194〕 。蒙古人没有立即继续追入印度境内（直到第二年，一支蒙军分队在札剌儿部那颜八剌的命令下进行了远至木尔坦的一次清剿，因天气酷热，短时间之后只得撤退）。但是，在札兰丁逃走之后，他的家庭成员落入蒙古人手中，所有的男孩都被杀。
不过，蒙古人在八鲁湾的失败重新激起了东伊朗尚存的最后一些城市的勇气。成吉思汗首先向加兹尼城民清算，除了被他送往蒙古的工匠以外，城民全部被杀。在八鲁湾战役之后，也里［赫拉特］也起来反叛（1221年11月）。 〔195〕 蒙古将军宴只吉带在进行了6个月的围攻之后，于1222年6月14日再次攻占该城。全城居民被杀，这场屠杀整整占用了一周的时间。那些返回莫夫的人们曾经愚蠢地杀死了拖雷留在该城的波斯族长官，而拥戴札兰丁。他们遭到失吉忽秃忽的残害，无一人幸免。当大屠杀结束时，蒙古人谨慎地佯装离去。他们走了一程后，凡是躲在城郊或地下室的可怜虫们认为敌人已经走了，又一个一个地出来，这时蒙古后卫部队又折回来进攻他们，将他们消灭。
显然，总的来说，蒙古人在夺取河中和东伊朗的设防城市时，比他们在中国的战争要觉得困难少些。部分原因是他们作为“异教徒”（或者像我们今天应该说的“野蛮人”）在穆斯林中比在中国境内所产生的恐惧更加强烈。在中国，居民们在许多世纪中已经习惯了与他们为邻。其次，在河中和东伊朗，他们似乎更多地利用了当地居民。为了占领一座城市，蒙古人将周围地区————农村和不设防城市————的男性居民集合起来，在战争的时刻，把他们赶到护城渠或城墙边，只要他们的尸体能填满河渠和他们的反复攻击能消耗守城军，即使这些可怜虫被他们自己的同胞刈除，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他们被伪装成蒙古人，每十人举一面蒙古旗，以致守城军看到遍布于草原上的这一大批人马后，相信他们自己已经受到成吉思汗大军的威胁。由于这种计谋，一支蒙古小分队就可以迫使敌人投降，事后，这些人群不再有用而被屠杀。这种几乎是普遍实施的可怕的办法，由于蒙古人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而臻于完善，成为他们最常用的战术程序之一。成吉思汗正是用不花剌抓来的俘虏攻打撒麻耳干，接着，又用撒麻耳干的俘虏来攻打玉龙杰赤；拖雷也正是利用了呼罗珊的村民夺取了莫夫城。恐惧与沮丧是如此强烈，以致没有人想到抵抗。当内萨城被陷时，蒙古人将居民赶到一块空地上，命令他们互相将手捆在背后，内萨的穆罕默德写道：“他们服从了，如果他们散开来逃往附近的山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得救。一旦他们互相将手捆绑上，蒙古人围住他们，用箭射他们————男女老幼无一人幸免。”
然而，在蒙古人中，对秩序的行政意识和军事意识也从未削弱过。在五分之四的人被杀之后，为管理幸存下来的五分之一居民的事务，在他们走后留有一个平民官达鲁花赤（darugachi或daruqachi），达鲁花赤常常是以回鹘人、甚至是波斯人充任，还配有书记员，负责整理用回鹘文和波斯文写的名册。
东伊朗再也没有从成吉思汗的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像巴里黑这样的城市仍然残留着蒙古破坏的痕迹。15世纪时，在沙哈鲁、兀鲁伯和速檀·忽辛·拜哈拉统治下，这些地区发生的帖木儿文艺复兴运动都未能使它们完全恢复过来。然而，尽管成吉思汗的行为可能像是阿拉伯-波斯文明的最凶恶的敌人，像穆斯林作家们污蔑的是该死的可诅咒的一类，但是，他对伊斯兰教本身并无敌意。如果他禁止在河中淋浴和反对穆斯林们的杀牲方式的话，仅仅是因为它们与蒙古习俗或他们的迷信相抵触。如果说在东伊朗他毁灭了由某个费尔多西或某个阿维森纳所创造的辉煌的都市文明的话，那只是因为他想在蒙古的西南边境上造成一种无人区，或者是人为的草原地带，以作为他的帝国的缓冲带或保护带。正是为此目的，他“毁掉了农田”。在他身上具有统治者和游牧者的双重性：作为统治者，他从不赞成宗教战争；作为游牧者，他不完全了解定居生活，喜欢破坏城市文明、废除农业（在离开东伊朗时，他破坏了东伊朗的产粮区）和把农田变成草原，因为草原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便于管理。
成吉思汗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阿富汗逗留了一些时候。他于1222年5月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有名的道教和尚丘长春的访问。他于1220年曾向丘长春发出邀请，丘长春是经回鹘地区、阿力麻里、怛逻斯河和撒麻耳干后才到达的，这位征服者急于想从道教魔师那里知道长生不死的药方 〔196〕 。
然而，当时他也在考虑返回蒙古。他于1222年秋又渡过阿姆河，沿不花剌道继续前进。在不花剌，他好奇地询问了伊斯兰教主要教义。他赞同这些教义，到麦加朝圣一事除外，他认为没有必要去麦加朝圣，整个世界都是上帝（蒙古语“腾格里”长生天）的归宿。在撒麻耳干，他命令穆斯林祈祷者应该以他的名字进行祈祷，因为他已经取代了苏丹摩诃末。他甚至对穆斯林教士————伊玛目和卡迪［民事法官］————免征税，以此证明他对伊斯兰世界犯下的暴行是战争行为，而没有宗教运动的因素。他在撒麻耳干过冬，1223年春是在锡尔河北岸度过的。正是在塔什干附近，可能是在锡尔河北岸的支流奇尔奇克河河谷，他坐在安放于那颜和巴阿秃儿［贵族和勇士］之间的金制王位上，举行了一次蛮族式的“觐见礼”。接着，仍是在1223年春，他与他的儿子们在亚历山大山（吉尔吉斯山）以北的忽兰巴什草原上召集了一次库里勒台。与此同时，他的军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狩猎娱乐活动。他在怛逻斯河和楚河草原上度过了这年夏天，显然，第二年夏天他是在也儿的石［额尔齐斯］河畔度过的。他于1225年回到蒙古。
12．者别和速不台侵入波斯和俄罗斯
在接着叙述成吉思汗在中国的最后战争之前，可以很好地回顾一下他的两员副将者别那颜和速不台巴阿秃儿在里海周围的远征。
我们已经看到，这两员大将、蒙军中最杰出的兵法家受命率领2.5万人的骑兵团（据格雷纳德估计），如何追逐正在穿过波斯而逃亡的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的情况。苏丹死后，他们继续向西推进，米尔空说，在洗劫了剌夷城（这是一个以生产奇异的装饰陶瓷闻名的城市，该城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之后， 〔197〕 ，一些逊尼派穆斯林邀请他们去毁掉十叶派穆斯林中心城市库木，他们十分乐意这样做。由于哈马丹已经投降，他们只是向该城索取赎金而已。其后他们破坏了赞詹，并攻占可疾云，为此，可疾云居民遭到屠杀的惩罚。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的最后一位突厥阿塔卑［封建主］，即老月即别————地区马木路克王朝的统治者，该王朝在近12世纪末期时几乎继承了塞尔柱克人的统治————以大量的行贿以解救桃里寺［大不里士］城。者别和速不台继续追赶，在隆冬时过木干草原［今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阿拉斯河下游］，入侵谷儿只［格鲁吉亚］。这是一个基督教王国，当时由吉奥尔吉三世拉沙，或者称布里安特（1212——1223年在位）统治，正处于鼎盛时期。但是，这两员蒙古大将于1221年2月在梯弗里斯［今第比利斯］击溃了谷儿只军 〔198〕 。他们采用了通常使用的进攻方式，即强迫俘虏率先冲向城堡，如果退缩不前者就杀掉，城陷之后屠杀居民，然后佯装撤走，使逃脱了的人恢复信心，接着后卫部队旋风似地返回来砍掉他们的头（1221年3月）。在此之后，他们从谷儿只返回阿哲儿拜占，攻打篾剌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此后，这两员大将要向报达［巴格达］进军，去推翻阿拔斯朝哈里发。对阿拉伯世界来说，其后果无疑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正如伊本·艾西尔所观察到的那样，与此同时，十字军已经入侵埃及，并攻占了达米埃塔 〔199〕 。聚集在达古格的少数阿拔斯军几乎不足以保住伊拉克阿拉比。1221年，在开罗看到布列纳的约翰王时，相应地本可以在报达看到者别和速不台。对哈里发来说很幸运，者别和速不台愿意返回哈马丹，再一次要他们交纳赎金。这一次市民们进行了抵抗，蒙古人攻陷哈马丹，屠杀全体居民并纵火焚城。这两位蒙古统帅从哈马丹出发，经阿尔达比勒（他们也洗劫了该城）返回谷儿只。
谷儿只骑士是当时最优秀的骑士之一。但是，由于速不台佯装败退，将他们引入了埋伏地，者别在那儿等候他们并击溃了他们。谷儿只人无疑地认为他们很幸运地保住了梯弗里斯城，尽管为此他们只得听任蒙古人将该国的南方夷为废墟。接着蒙军入侵失儿湾，在此他们洗劫了沙马哈［今苏联阿塞拜疆舍马合］城。然后，他们经打耳班袭击了高加索北部草原，在此他们与当地民族同盟军发生冲突，盟军中有：阿兰人（他们是古代萨尔马特人的后裔，是东正教徒） 〔200〕 、列兹基人和契尔克斯人————这三支都属高加索人种————还有钦察突厥人。者别和速不台通过求助于突厥-蒙古种人的兄弟情分和分给部分战利品的方法，狡猾地策划钦察人背叛了同盟。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打败了同盟中的其他成员，最后，迅速地追赶上钦察人，击溃了他们，并夺回战利品 〔201〕 。
与此同时，钦察人曾向罗斯人求援。一位名叫忽滩的钦察可汗，他的女儿嫁给了加利奇的罗斯王公“勇士密赤思腊”。他促成女婿和其他罗斯王公反对蒙古人。由加利奇、乞瓦（今基辅）、切尔尼戈夫和斯摩棱斯克的王公们率领着有8万人的一支罗斯军队，沿第聂伯河而下，在亚历山德罗夫邻地霍蒂萨附近集中。蒙军退而不战，直到敌军完全等得不耐烦和各军团之间相离很远时才开始出战。战斗发生在迦勒迦（今卡利米乌斯）河附近 〔202〕 ，这是一条近海的小河，在马里乌波尔附近流入亚速海。加利奇王和钦察人不等乞瓦军到就冲锋，被打败后，只得溃逃（1222年5月31日）。只留下乞瓦王公，他守乞瓦营地三天后，被允许体面地投降。然而，投降后他与他的全体兵士都被处死 〔203〕 。
罗斯人遭到的第一次灾难没有立即产生政治后果。弗拉基米尔的尤里大公当时还未来得及率军抵达迦勒迦河，从而完整地保留了他的军队。蒙古人满足于抢夺克里米亚苏达克城［今苏联萨波罗什］内热那亚人的店铺（还没有材料证明卡洪的理论，即蒙古人与威尼斯人之间达成过一种协议） 〔204〕 。者别和速不台在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附近渡过伏尔加河，打败了卡马河畔的保加尔人和乌拉尔山区的康里突厥人，在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劫掠之后，他们回到锡尔河北岸草原，与成吉思汗大军会师。
13．成吉思汗的最后岁月
成吉思汗于1225年春回到蒙古，在鄂尔浑河支流、土兀剌［土拉］河畔的营帐中度过了1225——1226年冬天和1226年夏天。从北京到伏尔加河的世界在他面前颤抖。他的长子术赤已受命统治着咸海至里海之间的草原，在接近统治末期时他似乎正在执行一种分裂政策。这使征服者深感忧虑；但是，在父子之间的公开分裂可能发生以前，术赤于1227年2月去世。
成吉思汗还领导了另一次战争，反唐兀惕人在甘肃建立的西夏国。西夏王尽管已经成为蒙古人的属臣，却不履行职责派分队去参加攻打花剌子模的战争。据《秘史》记，对于蒙古人正式要求援助时，一名叫阿沙甘不的唐兀惕显贵以其主人的名义嘲讽地回答道，如果成吉思汗没有足够的军队，他不配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此放肆的举动是不能宽容的。在处理了花剌子模的事务之后，征服者予以还击。并且，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指出的那样，成吉思汗必定很清楚，为了完成对中国北部金朝的征服（在那里他的将军木华黎刚死于攻金之战），蒙古人直接占有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他于1226年秋开始征西夏，同年底占领灵州，1227年春开始围攻西夏都城，今宁夏城 〔205〕 。“蒙古恐怖”的手段在此也像在阿富汗一样残暴无情地采用了。“居民徒劳地藏匿在山间、洞穴，以避蒙军。田地上尸骨遍野。”在围攻宁夏时，成吉思汗在1227年夏天在今平凉西北的清水河畔和隆德地区扎营。他于1227年8月18日在平凉以西地区去世，终年60岁 〔206〕 。此后不久，敌人的都城宁夏被攻破，按征服者的最后命令，全城居民被杀。一部分唐兀惕人分给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妻子、皇后也速亦（Yesui），她在这次战争中曾陪伴着他。
成吉思汗的遗体葬于斡难河［鄂嫩河］和怯绿连［克鲁伦］河河源边的不儿罕合勒敦圣山（肯特山），在此腾格里［长生天］曾对成吉思汗说过话。1229年，他的继承者将以蒙古方式举行盛大的祭奠仪式纪念他。按习俗，“他命令为他父亲的灵魂供三日饭菜，从那颜和将军家族中挑选40名美女，穿戴华贵，按《史集》记，她们是被派往另一个世界去侍候成吉思汗。除了这些野蛮的效忠方式外，还以骏马作为牺牲。” 〔207〕
14．成吉思汗：性格与成就
成吉思汗被看成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是12个世纪中草原游牧民对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确实，在他的先祖中不曾有人留下了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他对东伊朗的破坏在令人产生的恐怖方面超过了欧洲归咎于阿提拉的和印度归咎于摩醯逻矩罗的破坏。不过，我们应该记住他的残酷主要是由于他那刺人耳目的环境造成的（在他周围是全突厥-蒙古种人中最粗野的兵士），而不是他生性残暴。在这一方面，另一位屠杀者、帖木儿更能说明问题，因为他比成吉思汗要开化得多。 〔208〕 这位蒙古征服者强制推行的集体处死构成了战争体系中的一部分。它是游牧民使用的一种武器，用来对付那些没有及时投降的定居民族，首先是对付那些投降之后又反叛者。糟糕的事是这位游牧者几乎不理解农业和都市经济的性质。在征服了东伊朗和中国北部之后，他认为通过夷平城市和破坏农田，使这些地区变为草原是很自然的事。一千年之久的传统，即在文明的门槛边和古代农耕地边缘上寇掠，当他给这种极大的乐趣下定义时，他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妻痛哭，纳其美貌之妻妾。” 〔209〕 反过来，他一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 〔210〕
1219年的道教碑，是在李志常的提议下刻建而成，李志常于1220——1223年曾伴随著名的邱长春访问过这位征服者，碑文以道教的富于哲理性的语言细致地复述了这位游牧民的皇帝，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功绩给这位中国人所留下的印象：“天厌中原骄华大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坚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佑，获承至尊。” 〔211〕
按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周围环境和种族结构，他似乎是一种思考型的人，具有健全的常识，特别善于权衡利弊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对友谊忠贞不移，对坚定跟随他的人十分慷慨和充满深情。他具有真正统治者的素质————即游牧民的统治者，而不是定居民的，对于定居经济，他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在这一限度内，他显示了对秩序和统治的天才。与粗野的蛮族感情融合在一起，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高贵和崇高的思想，靠这种思想穆斯林作家们所“诅咒的人”获得了他作为人的适当地位。在他的头脑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叛逆者有着本能的憎恶。那些背叛倒霉的主人而讨好他的奴仆们，被他下令处死。 〔212〕 另一方面，他常常奖励他的敌人中对其主人忠贞不渝的人，并吸收他们为自己服务。《史集》和《秘史》把诸如此类的品质都归于他身上，强调他不仅在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而且他的统治是有健全的道德基础的。他把弱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且以始终不移的忠实保护他们。汪古部首领阿剌忽失的斤因与他并肩同乃蛮人作战而被谋杀。他恢复了该家族的首领地位，将其子纳为部属，并嫁女儿给他为妻，确保其家族财产不受侵害。 〔213〕 在以往战争中的失败者们————回鹘人与契丹人————发现他是他们可信赖的保护者，正像以后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找不到比他的孙子们更为可靠的保卫者一样。在辽东，契丹王耶律留哥从一开始起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属臣，他在与花剌子模的战争期间去世。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一次战争时，耶律留哥的遗孀找到了他，成吉思汗非常仁慈地欢迎她，对她和她的两个儿子表示了慈父般的关怀。 〔214〕 在所有这种情况下，这位身穿兽皮的游牧人，灭绝民族的人，表现出天生的高贵、极端的谦恭，是一位甚至连中国人也感到惊讶的真正贵族。作为高贵家族的显赫人物，在精神上他是一位国王，但是，比起其他人来，他并不是那么以自己飞黄腾达的生涯而趾高气扬的。
最后，尽管成吉思汗在政策上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对文明化经验的声音并非充耳不闻。他的许多辅臣成了他的知心人：像回鹘人塔塔统阿，穆斯林马合谋·牙剌洼赤，契丹人耶律楚材。塔塔统阿成了他的大臣，在末代乃蛮王宫中他也任其职，他还教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学习回鹘文［畏兀儿文］ 〔215〕 。牙剌洼赤成了他在河中居民的代理人，是河中地区的第一位蒙古长官。 〔216〕 中国化契丹人耶律楚材成功地使他的君主有了一些中国文化的色彩，有时甚至避免了大屠杀。在耶律楚材的传记中说，从蒙古人劫掠和烧掉的城镇中，耶律主要关心的是收集遗书，其次是寻找药品，用来防治因大屠杀带来的流行病。 〔217〕 尽管他忠于蒙古政府和成吉思汗家族，但是，当他为某些被斥为有罪的城市或地区乞求宽恕时，他常常掩盖不住他的感情：“你还要为那些人伤感？”窝阔台总是这样问他。耶律机智、果断的斡旋常常避免了一些无可挽救的破坏。雷慕沙写道：“耶律楚材具有鞑靼人血统和中国文化，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天生的调停者。” 〔218〕 他不可能恳求蒙古人施仁政，他们将不会听从他，他竭力地向他们证明仁政是上策，在这一点他干得很明智，因为蒙古人的野蛮行径主要是出于无知。
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的战争时，一员蒙古将军向他指出，他新征服的中国人对他将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不适宜战争，因此，最好是把他们都消灭掉————几乎有一千万人————以致他至少可以利用土地作为骑兵们的牧场。成吉思汗认为这一提议很中肯，但遭到耶律楚材的反驳，他对蒙古人解释说，从农田和各种劳作中可以获利，这种思想是蒙古人不知道的。他指出从对土地和商业的各种税收中，他们每年可以得到“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 〔219〕 他说服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命令他拟定了各路的税收制度。
由于耶律楚材和成吉思汗的回鹘辅臣们的作用，蒙古行政机构的雏形在大屠杀中产生了。在这方面，征服者本人必定也有贡献，即对文化的一般性倾向。他似乎特别接近契丹人和回鹘人，他们是突厥-蒙古社会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两支。契丹人在不使成吉思汗帝国丧失它的民族性的情况下，向它引进了中国文化；而回鹘人能够使蒙古人分享鄂尔浑和吐鲁番的古代突厥文明，分享叙利亚的、摩尼教-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和佛教传统的全部遗产。确实，成吉思汗及其直接继承者们正是从回鹘人那里学到了使用民政管理机构，正像他们从回鹘的大臣们那里学到了语言和文字一样。后来，回鹘文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地为蒙古人提供了蒙古字字母。
大屠杀已经被忘记了，而行政机构————成吉思汗的纪律和回鹘人的行政体系（或部门）的混合物————仍在继续。在经历了早期的严重灾难之后，这一工作最终将有利于文明。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成吉思汗的同时代人对他作出了如此评价：马可·波罗说：“他的去世是一大遗憾，因为他是一个正义、明智的人。”约因维尔说：“他使人民保持了和平。” 〔220〕 这些结论表面上看是荒谬的。由于把所有突厥-蒙古民族统一于一个惟一的帝国之中，由于在从中国到里海的范围内强行贯彻铁的纪律，成吉思汗平息了无休止的内战，为商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阿布哈齐写道：“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从伊朗到图兰（突厥人的地区）之间的一切地区内是如此平静，以致一个头顶金大盘的人从日出走到日落处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小点暴力。” 〔221〕 他的札撒在整个蒙古和突厥斯坦建立了一块“成吉思汗和平碑”。札撒在他的时代无疑是可怕的，但是，在他的继承者们的统治时代，札撒变得温和一些，并且为14世纪的大旅行家们的成就提供了可能性。在这方面，成吉思汗是野蛮人中的亚历山大，是打开通往文明之新路的开拓者。 〔222〕
注释
〔1〕 今巴格达，元代译名为报达。————译者
〔2〕 据赵珙《蒙鞑备录》：“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其面横阔而上下促，有颧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形状颇丑。”————译者
〔3〕 伯希和《高地亚洲》（巴黎，1931年）第28页。
〔4〕 丹尼森·罗斯译《中亚蒙兀儿史》（1895年，伦敦）第290页。
〔5〕 乃蛮王被金朝封为大王，故曰大王汗，又讹为太阳罕，或泰阳汗和塔阳罕。————译者
〔6〕 亦难赤必勒格又称亦难赤必勒格不忽汗，这是一个突厥文名字，其中亦难赤意为“值得信任的”，必勒格意为“贤明的”，不忽意为“巫师”，全名之意是“贤明的和值得信任的巫师国王”。————译者
〔7〕 或者像莫斯特尔特在《辅仁大学学报》1934年第9期上发表的《鄂尔多斯地区》一文中推断的那样，写作kereit。《秘史》译成kereyid（上引文第33页）。今写成k'erit。（kerayit一名的字源是keri'e，意为“乌鸦”。《史集》记：“据说，古代有一个国王，他有八个儿子，全都生得皮肤黝黑，因此被称为克烈。”参看《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册，克烈部。————译者）
〔8〕 伯希和《中亚与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年）第629页。
〔9〕 伯希和《高地亚洲》第25页。
〔10〕 伯希和怀疑“克烈”一名是否未被巴赫布拉攸斯录入。
〔11〕 巴赫布拉攸斯《圣教年鉴》III，280——282。
〔12〕 约翰长老的传说，形成于12世纪前期。最早出现在弗瑞辛格的史书中，后来又出现在阿德蒙的编年史中，尤其是出现在于1165年传到罗马的一封信札中，此信札可能是约翰长老致曼苏尔一世教母的，其中约翰长老自称为“三个印度和从巴贝尔堡到信徒托马斯墓之间辽阔地区的国王。”这一传说反映了在中亚和南亚存在有基督教徒。参考《柏朗嘉宾蒙古行记》耿昇译本，第130页注57。
〔13〕 关于克烈诸王的基督教教名，参看伯希和《中亚基督教徒》第627页。
〔14〕 马儿忽思，即《辽史》中的磨古斯。————译者
〔15〕 我们不知道喀拉昆·巴查儿的位置，据《秘史》（海涅士，法译本第48页）脱斡邻勒在该地几乎被菊儿罕捉住。我们也不知道库尔班·特勒苏特的位置，在此脱斡邻勒得到也速该的帮助，打败了菊尔罕。参考多桑《蒙古史》I，73。
〔16〕 又译为汪罕。————译者
〔17〕 篾儿乞人（Märit），在《辽史》中是梅里急。————译者
〔18〕 问题在于篾儿乞人是否可能是6世纪拜占庭作家们笔下的Mukri（参考伯希和《谈库曼》载《亚洲杂志》1920年，第145页）。另一些史家把Mukri与中国史籍中的靺鞨联系起来，即与7世纪和8世纪黑龙江地区的通古斯人相联系。
〔19〕 这是在第8世纪的和硕·柴达木碑文中提到的三个骨利干联盟的推测位置（参考汤姆森《鄂尔浑碑文》第98页）。
〔20〕 肃良合（Solang）一名系指高丽人（Coréens朝鲜人），到元朝后期，蒙古人称之为Solongros，即高丽人。满族人也以Solho一名称呼朝鲜人。到明朝，在1598年的汉-蒙词汇表中则写作Solongro。————译者
〔21〕 Tatar（鞑靼）一名始见于鄂尔浑流域的突厥苾伽可汗碑。《秘史》作塔塔儿。汉籍中有达怛、达靼、塔坦、塔靼、达打、挞笪、塔塔诸译。塔塔儿人在9世纪回鹘败亡之后，曾一度成为北方之强大部族。辽、金史中则称为阻卜，靼焣。南宋人则以达靼为北方诸民族之通称，而又就其离汉地远近，区分为黑、白、生鞑靼三种。草原诸部也因塔塔儿之强大而自称塔塔儿，并以此为荣，后来遂成为蒙古人的习惯称呼。《蒙鞑备录》：木华黎“每自称我鞑靼人”。西欧最早称蒙古人为鞑靼，是出自“Tartarus”一词，意为地狱。帕里斯在1240年的记载中记述蒙古西征军说：“彼等破坚岩，越其群山环绕之乡，汹汹如出地狱（tartaras）之群魔，故名曰鞑靼”。（布朗《波斯文献史》英文版第3卷第8页上转引）。参考《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译者
〔22〕 参考汤姆森《鄂尔浑碑文》第140页。关于ta tar与Ta-t'an之间错误的语音关系，参看伯希和《谈库曼》第145页。
〔23〕 蒙古人一名似乎最早出现在唐朝：“从唐朝起，中国史书表明，室韦各部落（分布于克鲁伦河下游和兴安岭北部），确实是一些说蒙古语的部落，在它们之中，有一支蒙兀或蒙瓦（Mong-Wu，或Mong-Wa）部，从该名中，我们觉察到蒙古人一名。”
〔24〕 原文是“西北”，应是外蒙古东北。————译者
〔25〕 《谈库曼》，第146——147页。
〔26〕 参看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伦敦，1930年）I．在其他书中，该作者把兀鲁思译成国家，保留该词部落（亦尔坚）的含义，兀鲁思-亦尔坚即国家的含义。参看他的《蒙古社会制度————蒙古游牧封建制》（列宁格勒，1934年）第59页和98页。
〔27〕 斡孛黑（oboq），即氏族，是古代（11——13世纪）蒙古社会的基本因素。蒙古的氏族是父系氏族，每一氏族的成员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子孙。由于氏族的发展有了许多分支，因而形成许多小氏族。————译者
〔28〕 《秘史》海涅士译本第10页，写作Taiyichi'ut或Tayich'iut。参考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54页文章。F.冯·埃德曼《铁木真》（莱比锡版，1862年，第168页，194——230页）根据拉施特的记载，列出了尼鲁温和都儿鲁斤部详表。
〔29〕 原文是“西南”，应是东南方。————译者
〔30〕 多桑《蒙古史》I，426，（据拉施特记）；《秘史》法译本第8页写作Onggirat。伯希和记述，在辽史上，在1123——1124年，弘吉剌惕部和札只剌惕部与蔑儿乞部一起被提到（《库蛮》第146页）。
〔31〕 多桑《蒙古史》I，29。
〔32〕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3页；关于13世纪蒙古封建社会的特征，参看该作者的《蒙古社会制度史》。
〔33〕 那可惕（Noküd），是那可儿（nökör）的复数形式，意为“朋友们”。————译者
〔34〕 别乞（bäki）意“僧正”。按萨满教，即大祭司。————译者
〔35〕 参考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载《通报》（1930）第50页。
〔36〕 伯希和《关于中亚几个词的研究》III，《谈库曼》载《亚洲杂志》（1913年）第466页。
〔37〕 奥伦格（乌梁海）人脚上也系着刨得光滑的骨制小板，用这种小板，他们在冰雪上行走如飞，以致在战斗时能追上猎物。（卢布鲁克书39章）
〔38〕 蒙古人有两种车辆，qara'utai tergen也称öljigetei tergen，是带前座的车子；qasaq-tergen是大型货车，该名至今仍在蒙语中使用。————译者
〔39〕 古列延（kuriyen）即在草原上屯营时，为数众多的帐幕结成环形的圈子。————译者
〔40〕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34，41和39，128页。
〔41〕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第41页。
〔42〕 参考O.拉铁摩尔《蒙古史中的地理因素》载《地理杂志》XCI（1938年1月）9。
〔43〕 上引书，第14——15页。
〔44〕 由突厥语转写成蒙古语的、与文明或口令有关的许多词证实了突厥人对蒙古人保持着相对的文化优势。参考符拉基米尔佐夫在《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学部札记》第20卷上的文章。首先是两种语言发展的比较上，突厥人在知识领域内的优势是明显的。巴托尔德摘录波佩的文章中写道：“一般来说，突厥语比蒙古语发展程度更高些，无论世界上任何地区，蒙古语比已知的最古的突厥语都更古老些。从语音的观点来看，蒙古字几乎还处于与原始阿尔泰字（突厥-蒙古字）同样的高度。”
〔45〕 《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汉译本第149页）：“他们之中一些人被杀，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土敦-蔑年次子海都及其诸子和亲属的俘虏和奴隶；［这些俘虏和奴隶］，祖祖辈辈世代相传，最后传给了成吉思汗。”————译者
〔46〕 《元史》中是葛不勒汗。————译者
〔47〕 《蒙古秘史》海涅士译本（1937年）第6页。在《史集》中海都，海都孙屯必乃都带有汗号；《元史》也说海都曾被八剌忽怯谷之民立为“君”，并称屯必乃为皇帝（卷121《速不台传》）。但据《元朝秘史》，真正统一了全蒙古部众并开始称汗的，应是合不勒汗。————译者
〔48〕 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载《通报》（1930）第24页。
〔49〕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81页。在《秘史》中，合不勒的儿子们被称为把儿坦巴阿秃儿（Bartan-ba'atur）、忽秃黑秃蒙古儿（Qutuqtu-munggur）、合答安（Qada'an）和托多颜·斡赤斤（Todöyän-ochigin）（以海涅士的译本为根据）。
〔50〕 多桑《蒙古史》I，33。
〔51〕 忽图剌之子拙赤（Jöchi），成吉思汗长子也名Jöchi。为区别，前者译拙赤，后者译术赤。————译者
〔52〕 《秘史》海涅士译本写作Deli'ün boldaq。传说成吉思汗出生年代约是1155年，这是波斯史家们所给的年代。而官修元史是1162年。但伯希和在1938年12月9日给《亚洲社会》的通信中揭示，对中国史籍研究的新成果使他采用1167年之说。因此，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时，几乎不满60岁。同文中，伯希和重申，在蒙古语中，以Smith作铁木真的译名在语音上是正确的。
关于成吉思汗的出生年代，《元史》卷1《太祖纪》说：“二十二年丁亥（1227）……崩。寿六十六，葬起辇谷。”据此递推，应是壬午年，1162年。对伯希和以上观点的批判，参看《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上邵循正的《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译者
〔53〕 意为鼠的孤山。————译者
〔54〕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59页，以及他给《伊斯兰百科全书》写的“Jenghiz-khan”条目，第877页。
〔55〕 月伦额格（Oelun-eke），即母亲月伦。关于月伦一名，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1925年，第230页）。在《秘史》中写作Hö-Lun。
〔56〕 术赤哈撒儿（Jöchi-Qasar），为不与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混淆，只写哈撒儿。
〔57〕 有书说夺去了他的金色鱼儿。————译者
〔58〕 孛儿帖·优斤（Börtä-Üjin），即孛儿帖公主。
〔59〕 《秘史》中令人费解的这一节在《高地亚洲》第26页上有伯希和的译文。
〔60〕 安答（anda），意为契交，义兄弟。————译者
〔61〕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33页；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Cinghiz-khan”条目第878页。
〔62〕 主儿乞部，《秘史》法译本28页写作jourki，jourkin，或yourkin （jurki, jurkin或yurkin）。已经被海曼认定（《金帐汗国史》第61页），为此他受到埃德曼的谴责（《铁木真》第386页）。但埃德曼的读法bourkin是来自不正确的拼写。
（撒察别乞，《元史》中是薛彻别乞。————译者）
〔63〕 其后阿勒坦发现铁木真并不像他期望的那样顺从，他很后悔，起来反对他认为是暴发户的人，并与铁木真的敌人联盟，但为时已晚。
〔64〕 伯希和说“成吉思”（Tchinggiz，法译名Chinggis）很可能是突厥字tengiz（畏兀儿文）或dengiz（奥斯曼文）的腭音化，意为“海”，像蒙古字dalai。它可能与蒙-藏文达赖喇嘛的构成相同：海洋一样大的藏蒙佛教僧侣。从瓦蒂坎的信中，我们知道成吉思汗的第二个继承人、贵由汗，自称“海洋一样的汗”（蒙语是dalai qaan，突厥语是talui qaan）。此外，已经发现了蒙古字chingga一词的词源：强壮的、强大的。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2辑（1922——23年）第25页。拉施特关于Jinkiz一词的看法在埃德曼《铁木真》一书中有摘录（第601页）。最后，符拉基米尔佐夫推断Tchinggiz（Chinggis）一词可能是萨满们祈神时所呼唤的光神之名，参看《成吉思汗传》第37——38页。
〔65〕 《元史》中是把怜。————译者
〔66〕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32页。
〔67〕 《成吉思汗传》第36——37页。
〔68〕 《秘史》是mouqali，而不是Muquli。
〔69〕 金朝封成吉思汗“札兀惕忽里”即乱军统领。金朝的封赏提高了铁木真的政治权力。从此，他可以用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蒙古部众和统辖其他贵族。————译者
〔70〕 多桑（《蒙古史》I，54）认为王罕作为精疲力竭的逃亡者可能于1196年春到达成吉思汗处。
〔71〕 《秘史》，第36页、48页写作Erke-qara，Erge-qara。
〔72〕 《元史》法译本（海德堡，1922年）15页，说他得到成吉思汗的支持。《元史》卷1《本纪》：“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剌，怨汪罕多杀之故，复叛归乃蛮部。乃蛮部长亦难赤为发兵伐汪罕，尽夺其部众与之。”看来成吉思汗未参与此事。————译者
〔73〕 《秘史》法译本第36页写作Djaqa-gambou （Jaga-gambu），该名无疑是藏语，即唐古特语，参看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载《通报》（1930）第50——51页。
〔74〕 多桑《蒙古史》I，53，74。
〔75〕 不亦鲁（Buyiruq），《元史》上是卜欲鲁。————译者
〔76〕 《秘史》把反攻的地点确定在Bayidarah-belchir。霍威斯（《克烈人与普勒斯特约翰》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89，第400页）企图在Baidarik河附近去寻找。该河由北向南从杭爱山流入小布察干湖。可苦速·撒亦剌黑，或《秘史》中的sabraq在多桑《蒙古史》I，75中变成Geugussu Sairac。
〔77〕 《元史》第7页，《秘史》法译本40页，霍威斯《秘史》的引文，在《克烈人》第400——401页。
〔78〕 多桑《蒙古史》I，60．说：“塔儿忽台死在锁尔罕失剌之子手中。锁尔罕失剌《史集》写作So'orqan-shire或Sorqan-shire（第33和72页），另一个泰赤乌惕首领忽都塔儿与塔儿忽台同时被杀，该部的第三位首领阿忽出可能逃跑。
〔79〕 捕鱼儿湖（Lake Buyur），《元史》上是盃亦烈川，第7页。————译者
〔80〕 多桑《蒙古史》I，75——76。
〔81〕 《秘史》记王罕曾给札阿绀孛的三个同谋者上枷，他们是燕火脱儿、忽儿巴儿、阿林太子。参看霍威斯《克烈人》第396页。
〔82〕 《元史》写作局儿罕，第8页。————译者
〔83〕 霍威斯（《克烈人》395页上）企图在克鲁伦河和额尔古纳河之间的达赉湖（呼伦湖）北部一带去寻找《秘史》上的köyitän。
（《元史》记述这次战争是发生在“海剌儿、帖尼火鲁罕之地”。————译者）
〔84〕 据《秘史》法译本第35页，他以前的名字是Djirqo'adai（Jirgo'adai）。
〔85〕 速不台约生于1176年，死于1248年。据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年第163页）认为“蒙古语该名写成Sübügätäi，《元朝秘史》蒙古本是Sübü'ätäi，读sübōtäi或sübütāi。”A.雷米扎已将其传记译成法文（Nouveaux mélange asiatiques）（巴黎，1829年）II，97。速不台所属的兀良忽人的都鲁斤-蒙古部一名又出现在17世纪的一支突厥人兀良哈人中，他们以养驯鹿和在叶尼塞河上游狩猎为生（M.考朗特《约17和18世纪的中亚社会》第78页）。
〔86〕 《成吉思汗》考劳斯译文第19页，如我们所知，正是王罕迫使脱脱逃到八儿忽真隘。关于Barqut一词，参看莫斯特尔特在《辅仁大学学报》第9期（1934年）《鄂尔多斯地区》第37页。
〔87〕 《元史》卷1《本纪》记：“帝遣骑乘高望。知乃蛮兵渐至，帝与汪罕移军入塞。亦剌合自北边来据高山结营，乃蛮军冲之不动，遂还。亦剌合寻亦入塞。将战，帝迁辎重于他所，与汪罕倚阿兰塞为壁，大战于门于阙亦坛之野。乃蛮使神巫祭风雪，欲因其势进攻。”第8页。————译者
〔88〕 《元史》作抄儿伯姬。————译者
〔89〕 《秘史》法译本41、42页。
《元史》、多桑《蒙古史》都记述铁木真为儿子向王罕之女求婚。韩儒林《元朝史》第77页说：“铁木真为长子术赤向赤剌合·桑昆（王罕之子）的女儿求婚……”————译者
〔90〕 《元史》卷1《太祖纪》第11页、亦剌合。关于亦剌合（Nilga或Ilqa）一名看伯希和《库蛮》（《亚洲杂志》1920，第176页）和《〈突厥斯坦〉评注》（《通报》1930，第22——24页）。关于桑昆（Tsiang-kiun=Sängün），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1925年，261页上的文章。突厥-蒙古语中借用汉号有都督，突厥语tutuq；太子（t'aitsu），王子，蒙古语台吉Taiji。
〔91〕 《元史》第20页。
〔92〕 授予他们“达干”称号，并拥有由许多抬轿人组成的侍卫队。参考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32页。
〔93〕 《元史》卷1《太祖纪》（第10页），多桑《蒙古史》I，70；《秘史》法译文在霍威斯《克烈人》第405页，《蒙古秘史》法译本第44页。
〔94〕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51页；霍威斯《克烈人》第407页。
〔95〕 《秘史》说成吉思汗先沿乌尔古-西鲁吉儿吉特河（今奥尔克浑河，它从兴安岭流入东戈壁的一小湖中）撤退，后又沿合勒卡河撤退（《克烈人》第408页；《秘史》法译本第46页）。
〔96〕 或者准确地说，据《秘史》，是从董哥泽附近，霍威斯认为董哥泽是鄂嫩河的一条支流（《克烈人》第408页），很可能是合勒卡河的支流。
〔97〕 参考多桑《蒙古史》I，73；霍威斯《克烈人》第409页；《秘史》和《元朝秘史》与《圣武亲征录》和《史集》对“成吉思汗的声诉”有互相矛盾的记载。实际上，正如多桑指出的那样，这两种说法在此可以互相补充。
〔98〕 《秘史》译文在霍威斯《克烈人》第410页。
〔99〕 参考格纳德《成吉思汗》第46页。
〔100〕 班朱尼河《元史》11页“班朱尼河”；《秘史》所记是一泽，即班朱尼湖，第51页。
〔101〕 《元史》名折折运都山。————译者
〔102〕 阿尔伯特·赫尔曼《中国地图集》第49页，2图；霍威斯《克烈人》第417页把杰哈齐海峡谷和杰杰儿·乌都儿高地置于克鲁伦河下游。
〔103〕 《秘史》伯希和译文，《亚洲杂志》1920，第176页。
〔104〕 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第183——184页。
〔105〕 后来成吉思汗曾做一梦，醒来后将亦必合别吉嫁给了他的另一员猛将，乌鲁尔德部的主儿扯歹。
〔106〕 关于脱脱别乞一名，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4——6，第164页和《通报》1930，第24页。
〔107〕 朵儿边，《元史》第7页作朵鲁班，而在12页上又作秃鲁班。————译者
〔108〕 《秘史》和拉施特（《铁木真》299——300页）两书都提到有使臣往来。玉忽南到汪古特部；托比塔石到成吉思汗处。关于阿剌忽失的斤的家系参看伯希和《中亚和远东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31页）。《秘史》也提到阿剌忽失的斤（法译本55页）。汪古部信仰聂思托里安教已经证实是从12世纪初期就开始（参考伯希和，上引书第630页）。
〔109〕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83——384页中摘录《秘史》。
〔110〕 阿尔伯特《中国地图集》第49页2图。
〔111〕 符拉基米尔佐夫译文，《成吉思汗传》60页。《元史》记载简略，只说札木合见蒙军阵容整肃，未战便引兵而去。这次战争得到拉施特的证实（《铁木真》第302页）。（关于《元史》对这次战斗的记载，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3页。————译者）
〔112〕 《秘史》记，古儿别速是塔阳罕之母，多桑《蒙古史》I，89，据拉施特，古儿别速是塔阳罕的宠妻。
〔113〕 《秘史》法译文Goutchouloug（Guchulug）。
〔114〕 如果《元史》可信，那么屈出律和脱脱找到了塔阳之弟不亦鲁［卜欲鲁］，早些时候他已被成吉思汗赶到叶尼塞河上游。与《史集》和《元史》不同，《秘史》记不亦鲁被蒙古人打败后，不久在逃往乌伦古河的途中去世（《克烈人》398页），但《秘史》错误地报道了遥远地区所发生的战争。
〔115〕 参考格纳德《成吉思汗》第57页。
〔116〕 原书误为王罕之弟。————译者
〔117〕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61页，《元史》也记载同样年代。
《元史》14页：“三年（自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后）冬，再征脱脱和屈出律罕。”————译者
〔118〕 灭蔑儿乞残部之战是速不台最近的一次战役，在该战中他得到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合察的援助，直接对付蔑儿乞余部，《圣武亲征录》记，该战在1217年已发生。《史集》亦记同年，而《秘史》记是1206年。《秘史》尽管是蒙古内部史，但当涉及遥远的军事活动时仍不可信（参考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第163——164页）。据说，速不台打败蔑儿乞人是在剑河；巴托尔德认为是在西回鹘地区，布列什奈德认为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62页。
〔119〕 我们是从中译名“塔塔统阿”才知其人。伯希和驳斥了巴托尔德的推测，即塔塔统阿是来自“Tashatun”一词（《突厥斯坦》第387页），参看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通报》1930，第33页）。
〔120〕 伯希和认为库里勒台一词（法语qouriltai）更好的拼写是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qurultai（法语qouroultai），参看《〈突厥斯坦〉评注》（《通报》1930年，第52页）和《乌兹别克汗的传说》上引书第347页。
〔121〕 “可汗”是原柔然人的称号，因此属蒙古语称号。后被6世纪中期灭柔然、建突厥汗国的突厥人采用。该称号在成吉思汗蒙古人时期的形式，《秘史》写作qahan，其他书为“qaan”（今鄂尔多斯的qan，据莫斯特尔特《鄂尔多斯地区》，载《北京辅仁大学学刊》1934年9期，第74页）。伯希和说：“我怀疑成吉思汗曾用过可汗称号，在我看来，他的真正称号是Chingis-qan或Chingiz-qan”（《〈突厥斯坦〉评注》第25页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2——23年，第19页）。
〔122〕 为保持“可汗”（khan）译名的一致性，又考虑到可汗一号的继承性，书内译文中一概译成汗或可汗。————译者
〔123〕 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有时自称青蒙古人，参考萨囊彻辰书（法译本第70页），甚至在和硕·柴达木碑文中原突厥人也自称蓝突厥，参考汤姆森《鄂尔浑突厥碑文》第98页。“蓝色”一词来自天，腾格里，突厥可汗们和后来的成吉思汗系的大汗们都宣布自己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或使者（成吉思汗时期蒙古语jayagatu，或jaya'atu），从其他史书中得知蒙古人被不恰当地称为鞑靼人或塔塔儿人，为此，他们抗议13世纪的西方游者。卢布鲁克提到：“蒙古人不愿意别人称他们为塔塔儿人，因为塔塔儿是一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正如我将指出的我所知道的那样。”（卢布鲁克《东行记》第8章。）
〔124〕 《秘史》法译本中是Teb-tenggeri。E.海涅士Täb-tängri译成ganz göttlich, übergott, Erzgott，“即神的，至高无上的神，主神”（《蒙古秘史》第119页）。《秘史》拼作kököchu。
〔125〕 蒙力克作为也速该和月伦额格的心腹，在也速该临终时，委托他到弘吉剌惕部去找回年轻的铁木真，他照办了。但其后不久，他抛弃了年仅13岁的铁木真，带走了最后一批部民。正是他提醒成吉思汗提防与王罕的约会，因为桑昆已准备伏击他。在此期间，蒙力克可能与月伦额格结婚。
〔126〕 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22页。
〔127〕 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32页。
〔128〕 摘自《秘史》244节总译原文。意译是：铁木真统治在先，其后是哈撒儿。不除哈撒儿，你将遭灾。————译者
〔129〕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63页。格纳德《成吉思汗》第63页。在此之前不久，即1204年，哈撒儿在反乃蛮部塔阳的决定性战役中，率中军作战时建奇功。
〔130〕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91页。
〔131〕 如果说，他（指成吉思汗）在此未沿用7和8世纪的突厥可汗们的礼仪上的老话，如和硕·柴达木碑文中所记：“朕是同天及天生突厥毗伽可汗”的这些话（汤姆森《鄂尔浑碑文》第122页），那么，他也是恢复了这种思想。
〔132〕 据拉施特，转摘多桑《蒙古史》I，123。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92页。
〔133〕 成吉思汗圣旨中规定：“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大师（即也里可温）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根底观院，达失蛮根底密昔吉（礼拜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参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第5页。
〔134〕 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34页。
〔135〕 关于塔马合（tamgha是突厥字，蒙古译写成tamagha），参看上引书第35页。
〔136〕 像多齐埃17世纪的著作（Généalogie des principales familles de France）。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38页和40页以下，纠正了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看法。
〔137〕 蒙古语写作jasaq或jasa，突厥语gasaq或yasa。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1913年4——5月）第458页和（1925年4——6月）第256页。意即“管理、确定”。
〔138〕 这是约因维尔摘录的他所知道的来自方济各会传教士对札撒的知识，“成吉思汗发布的训言，目的是在蒙古人中保持和平，它们十分严厉，以致没有人偷别人的东西，也不伤害其他人，除非他想不要他的拳头，没有一个人与别人的妻子或女儿通奸，除非他不想要他的拳头和生命。他制定了许多好的法令，以确保和平。”
〔139〕 “在1389年的《华夷译语》字典上，那颜相当于贵族（Kuei）。今读音是nogon，听起来，似乎近似于中世纪外国人读的noin（复数是noyad或noyat）。”参看伯希和《东方基督教评论》（1924年）第306页，（110）。
〔140〕 又称哈剌抽，写作Xaracu，Xaraju，意“庶平、平民、下民、贱民”，即与贵族相对的普通人。————译者
〔141〕 孛斡勒（boghul），相当于突厥语的qul，即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者。元朝人汉译为奴婢。参看亦邻真《关于10——12世纪的孛斡勒》（《元史论丛》第三辑第23——31页）。————译者
〔142〕 达干，或答儿罕，原则上是免税的，参看莫斯特尔特《鄂尔多斯地区》38页；关于那可儿参看拉弗·福克斯《成吉思汗》109页。
答儿罕是“从奴隶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由“家人”因立功而获得解放，所以，特别是在成吉思汗时代，答儿罕不仅能得到自由民的地位和豁免赋役，而且也能登上各种级位，并由此进入封建领主的圈子。巴托尔德认为他们属于“军事贵族阶级”，伯希和认为，巴氏的解释过于广泛。那颜有时也取得答儿罕的身份，此时答儿罕表示犯罪不罚之意。————译者
〔143〕 关于这些名称，参看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28页及其后，文中订正了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83页和沙畹在《通报》（1904年）第429——432页文章。
〔144〕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84页，一万人的组织称为土绵，10万人称为纛（来自于旗帜纛）。
〔145〕 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Cinghiz-Khan”条目，第881页上说，蒙古全军人数是129000。此估计数来自拉施特，转自多桑《蒙古史》II，3——5。埃德曼《铁木真》455页从一本波斯史书的记载中推断出不同的数据：护卫军1000人，中军101000人，右翼47000人，左翼52000人，帝王卫队29000人，总数230000人。
〔146〕 格纳德《成吉思汗》第76页，迦儿宾在标明是1246年时，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支军队，特别是用来把骑兵从马上拖下来的带钩的矛。
〔147〕 上引书。发酵的马奶，或称忽迷思还是蒙古人喜爱的饮料。参考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第170页。
〔148〕 阿尔土年《13世纪的蒙古人及其对高加索和小亚细亚的侵略》（柏林，1911）74页。
〔149〕 元时蒙古人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的西夏政权为唐兀或唐兀惕，清初译为唐古特。今蒙古语仍称青藏地区及当地藏族为唐古特。————译者
〔150〕 《元史》第14页：“引河水灌之。堤决，水外溃遂辙围还。”
〔151〕 金封他为札兀惕忽里，《圣武亲征录》和《元史》作察兀忽鲁。关于该职的解释很多。《亲征录》注为：“若金移计使，某氏云移计者招讨之误。”《万历武功录》释为招讨使，拉施特释为大官（强大的首长），符拉基米尔佐夫释为前锋司令官，多桑说是一种高等军职，王国维和那珂通世释为百夫长，也有说是《金史·百官志》中的七品官秃里，陈寅恪先生指是《秘史》281节中的札忽惕，“忽里”汉语意部长或总帅之意。————译者
〔152〕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30页）。
〔153〕 阿剌该别吉是一位能干的女人，其夫死后，她显示了统治汪古部的才能。上引书，631页。
〔154〕 者别，《元史》作遮别。————译者
〔155〕 记录成吉思汗战争的史书《元史》，在地理位置上简略而准确。
〔156〕 《史集》记：“成吉思汗本人和又名也可那颜的拖雷汗率领中军从中路前进，他们没有侵犯东平府、大名府这两座大城……。”————译者
〔157〕 此外英译为yungping，应是蓟州（今河北蓟县）和平州（今河北卢龙）。————译者
〔158〕 女真公主指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见《元史》17页。————译者
〔159〕 《元史》18页，该书没有提到屠杀，《秘史》法译本86页中，北京在蒙语中是Jungdu，即汉译名中都。
〔160〕 失吉忽秃忽对成吉思汗说：“我认为征服该城（指北京）后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属于您的，除您以外，无人有权享有之。”（《铁木真》第329页）在波斯史书中，对失吉忽秃忽，乌格尔和阿尔凯的两种态度都有描述（《秘史》法译本第86页）。
〔161〕 关于成吉思汗军在中国（无疑指北京）犯下的暴行，以及对广场上堆积的尸体腐烂、尸骨遍野、随之产生的流行病的描述参看花剌子模使节、目睹者拉齐提供的材料（Tabaqat-i-Nasiri）（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93——394页）。在《元史》中，由于蒙古征服者在死后很久才作为中国皇帝加以追述的，故避而不谈这些事。
〔162〕 三木合·巴儿秃属泰赤乌惕部（埃德曼《铁木真》第328页）。
〔163〕 如巴托尔德估计（《伊斯兰百科全书》“成吉思汗”条目，第882页）总数是62000人。
〔164〕 《元史》22页“令汝主为河南王，勿复违也。”
〔165〕 但蒙古人未能长久保大名，因为木华黎于1220年又不得不重新夺取它（《元史》20页）。
〔166〕 正是金将明安率一队女真人投降蒙军。他们都改变了效忠的对象，聚在木华黎身边为征服北京而战（《铁木真》第328页）。
〔167〕 在成吉思汗时期，回鹘王取亦都护称号，意“神圣君主”。8世纪拔悉密的突厥人也取此称号。他们同样也居住在古城附近的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地区。参看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Türks”条目，第949页。
〔168〕 据志费尼记述（巴托尔德《突厥斯坦》362页）。关于回鹘摆脱西辽归顺蒙古之事迹，除穆斯林史料外，汉文史料也可以印证。《高昌契氏家传》记：“［西辽］派太师僧少监来围（？）其国，恣睢用权，奢淫自奉。［回鹘］王患之，谋于仳俚伽曰：‘计将安出？’对曰：‘能杀少监，挈吾众归大蒙古国，彼且震骇矣！’遂率众围少监。少监避兵于楼。升楼斩之，掷首楼下。”（《圭斋文集》卷11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译者
〔169〕 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62页注4。
〔170〕 据志费尼记，参考《突厥斯坦》第358页。
〔171〕 主要根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对此有两种记载，参看巴托尔德在《突厥斯坦》358页，362页，367页中的讨论。
〔172〕 《辽史》卷30《西辽本末》记述：“乃蛮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世界征服者史》记述：“［屈出律］像从云中射出的闪电一样袭击菊儿汗，完全突出不意地把他擒获。……他的所有军队四散，并离得老远，因此别无他法，他向屈出律称臣，在他面前屈膝。”（汉译本，上册，421——422页）。————译者
〔173〕 该汗名阿尔斯兰汗：阿布儿·穆扎菲尔·玉素甫（死于1205年）。其子末代哈拉汗统治者，名阿尔斯兰汗，阿布儿·法斯穆罕默德（死于1211年）。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363，366页（据志费尼的记载和贾马尔·喀儿锡）。
〔174〕 喀什与于阗地区不归顺屈出律。屈出律没有出动军队去强攻，而是每逢收割季节便派兵去烧毁他们的庄稼，连续三、四年收不到庄稼，发生严重饥荒，百姓为饥饿逼迫，归顺了屈出律（《西辽史研》第113页）。————译者
〔175〕 清真寺教长。————译者
〔176〕 据贾马尔·喀儿锡，约1211年，志费尼所记年代相当于1217——1218年。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01和368页。
〔177〕 对此贾马尔·喀儿锡与志费尼记载又不相同，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01页。
〔178〕 《突厥斯坦》第402页（据志费尼和拉施特，附有一篇阿布哈齐的评论）。参看德梅松译《蒙古人和鞑靼人史》（圣彼得堡，1871——74，2卷102页）。
〔179〕 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55页。
关于屈出律败亡地点，《西辽史研究》第113页记述：“屈出律离开巴拉沙衮南窜，1218年在瓦罕河谷东部达拉兹山谷被杀。”具体讨论见姚大力《屈出律败亡地点考》，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期，1981年8月。————译者
〔180〕 《秘史》中，蒙语称花剌子模人是萨尔特人（Sartes）。（见海涅士译本，第87页）。
〔181〕 今乌尔根奇，元代译成玉龙杰赤。————译者
〔182〕 即使在河中，摩诃末由于1216年执行苏菲库布拉威的命令，处死了谢克马扎德哀丁·巴格达第而引起了穆斯林教士们的仇恨。关于蒙古入侵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和对阿拉伯-波斯史书的评论，可参看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38——58页。应该回顾三个主要的原本：奈撒微是1223年花剌子模王札兰丁的秘书，1241年，他用阿拉伯文写了《札兰丁传》一书；朱兹贾尼为躲避蒙古统治，于1227年从阿富汗地区逃往印度，约在1260年，在印度用波斯文写成《宗教保卫者一览表》一书；志费尼从年轻时代就是蒙古官员，其父也为蒙古人服务。1249——1251年和1251——1253年他游历了蒙古，1262年蒙古人任命他为报达总督（马立克），约于1260年，他写成吉思汗史（《世界征服者史》）。1283年志费尼去世。最后还有拉施特（1247——1318年）的《史集》，他部分地取材于《世界征服者史》一书。
〔183〕 关于这些名称，参看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52——53页。
《元史·太祖纪》名哈只儿·只兰秃，第20页。————译者
〔184〕 《札兰丁传》认为杀害这些商旅是出于亦纳乞克的贪婪。朱兹贾尼认为亦纳乞克得到摩诃末的默许。伊本·艾西尔的《全史》谴责了摩诃末所犯下的罪行。《世界征服者史》记载，亦纳乞克因一位商旅对他表示不恭而被激怒（参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98页）。
伊斯兰史书关于此事的记载不一致。据奈撒微《札兰丁传》（59页），讹答剌惨案是因亦纳乞克贪图占夺商队货物造成的，他向摩诃末报告他们是探子，摩诃末仅指示将他们扣留，而他却将他们杀害，侵吞货物。伊本·艾西尔的《全史》记讹答剌长官向苏丹报告了商队的到达和商品的总数，苏丹命令杀死商人，没收其货物交给他，商品被卖给不花剌和撒麻耳干商人，货款归苏丹所有。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苏丹的母亲秃儿罕可敦的亲属拥有哈只儿汗的称号，蒙古商队中有一个印度人以前认识他，这次竟直呼其名而不称他汗号，因此被激怒；他同时也觊觎商队货物，于是写信给苏丹，说商队成员是探子，苏丹命令杀死他们并夺取货物。朱兹贾尼两处提到此事，都说是该城长官贪财，但指出他得到了苏丹的允许，有一处还补充说，没收的货物交给了摩诃末。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有的作者明显地偏袒摩诃末，为他辩护，如奈撒微，有的作者则着重谴责摩诃末。其实，摩诃末和亦纳乞克两人都应对惨案负责。见韩儒林《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译者
〔185〕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09——410页。
〔186〕 《突厥斯坦》第413页。
〔187〕 在围攻玉龙杰赤的战斗中，突出的两位将领是：博儿术和咄伦切必；前者率成吉思汗的私人卫队，后者是率左翼军的千夫长。两人都被载入蒙古史诗。在艰苦的围攻时，术赤暴露出是一位劣等的统帅，察合台猛烈地谴责他优柔寡断，他们之间的争吵使成吉思汗命令他们两人都得服从他们的弟弟窝阔台的指挥。关于这次围攻，是根据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籍（奈撒微《札兰丁传》，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史集》）。参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33和437页。
《史集》记围攻玉龙杰赤城达7个多月；《全史》说是5个月；《札兰丁传》说3个月。————译者
〔188〕 在反复核对了奈撒微、朱兹贾尼和志费尼的记录之后，巴托尔德在《突厥斯坦》第420——426页上的论述。
〔189〕 在此，我又沿用巴托尔德推出的编年，《突厥斯坦》第427——455页。该书中可以看到对奈撒微、朱兹贾尼和志费尼所记资料的批判性说明。
〔190〕 此据《世界征服者史》，《史集》记载他死于与古尔山民的战斗中。————译者
〔191〕 此据志费尼和拉施特，奇怪的是朱兹贾尼和奈撒微都没有提到这次围攻战，而是记载成吉思汗从塔里寒直接到加兹尼。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44页。
〔192〕 突厥语，该名是Mängüberti，意为“上帝赐予的”。
〔193〕 H. G.拉威蒂想弄清这是否指潘德希河谷地中的八鲁湾，他暗示在喀布尔河支流卢卡尔河河源附近有另一个八鲁湾。（参看拉威蒂译《宗教保卫者一览表》，加尔各答，1881——1897年，2卷第288，1021页）。
〔194〕 奈撒微《札兰丁传》洪达斯译本（巴黎，1891年）第138——141页。
〔195〕 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446——449页，主要引自奈撒微和志费尼的书。
〔196〕 关于丘长春（又名邱处机）的旅行，参看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35——108，阿瑟·沃利的著作（Travels of an Alchemist）（伦敦，1931）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56页。长春真人从他与成吉思汗逗留地返回国时，带有保护道观的圣旨。1228年，他的同伴，李志常僧人有一篇关于这次旅行的报导，参考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8年）第298页。
〔197〕 米诺尔斯基（见《伊斯兰百科全书》“Rai”条目）怀疑伊本·艾西尔是否夸大地记叙了1220年蒙古人对剌夷城民的屠杀。伊本确实补充说道，1224年对幸存者又进行了第二次屠杀。米诺尔斯基认为：“志费尼只谈到蒙军将士在Khwar-i Rai（十叶派居住的农村？）杀了大批人，但在剌夷与［苏菲派］民事法官会晤，他向他们投降，后来蒙军离去。拉施特记述者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军在剌夷大肆杀掠，但他似乎区分了剌夷和库木，是库木的居民全部被杀。”
〔198〕 参看亚美尼亚史家基拉罗斯对“Sabada Bahadur”入侵的报导，E.迪洛里埃法译本，载《亚洲杂志》I（1858年）第197——200页。在M. F.布鲁塞特的《格鲁吉亚史》（圣·彼得堡，1849——1857年）2卷3册，I，492。
〔199〕 格鲁塞《十字军史》III，230页及以后。
〔200〕 关于1253年他们欢迎方济各会会士卢布鲁克的感人场面，参看卢布鲁克的《东游记》第8章。
〔201〕 钦察人在这一时期皈依了基督教。1223年他们的一位首领被蒙古人杀害，他的基督教教名是尤里·科恩察科维奇。参看伯希和《库蛮》载《亚洲杂志》（1920年）第149页。
〔202〕 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97。
〔203〕 参考埃德曼《铁木真》434页及其后。
（据《元史》卷120《曷思麦传》，所获斡罗思国主密赤思腊被送到术赤处杀死。————译者）
〔204〕 哈曼的《金帐汗国史》第87页。苏达克城在政治上是特拉布松希腊国的藩属（G. I.布拉蒂亚尼的著作（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llle siécle 巴黎，1929年，页203）。
〔205〕 《元史·太祖纪》第24页。
〔206〕 《元史》所记的日期。
《元史·太祖纪》说：“二十二年丁亥（1227年）……崩。寿六十六，葬起辇谷。”此处成吉思汗60岁终的说法是按伯希和提出的成吉思汗生于1167年的说法。关于这种说法的错误可参看北京大学历史系邵循正的《成吉思汗生年问题》一文。————译者
〔207〕 多桑《蒙古史》II，12——13。从希罗多德的斯基泰人（希罗多德的《历史》IV，71——72节）到成吉思汗，在草原上，葬礼以侍者、马匹作牺牲的习惯毫无变化的保留着。
〔208〕 成吉思汗不仅不识字，甚至不会说大多数蒙古人都能说的突厥语（据志费尼，参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61页，多桑《蒙古史》II，95）。
〔209〕 据拉施特记，转自多桑《蒙古史》I，404。
〔210〕 多桑《蒙古史》I，416。
〔211〕 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通报》1908，第300页）。
本文转自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丘真人条。————译者
〔212〕 1203年，阔阔出便是一例，他是克烈部桑昆的不忠实的马夫（《秘史》伯希和译文《亚洲杂志》1920，179——180页）。
〔213〕 参看《1550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纽约，1930）第235页。
〔214〕 梅拉书，IX，78——126。
〔215〕 成吉思汗命他教授其儿子们用回鹘文写蒙语，参看伯希和《古代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第287页和《通报》1930，第34页）。
〔216〕 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Caghatai-khàn”（察合台汗）条目，第832页。
〔217〕 参看雷慕沙《新亚洲杂纂》I，64。
〔218〕 参看雷慕沙《耶律楚材传》载上引书II，64页。参考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9页。耶律楚材（1190——1244年）于1214或1215年为蒙古人服务。
〔219〕 德维里亚《亚洲杂志》II（1896）第122页。
《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记述：“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译者
〔220〕 鲍狄《马可·波罗传》（巴黎，1865，和北京，1924——1928）I，183；约因维尔，瓦伊版，263页。
〔221〕 阿布哈齐《蒙古人与鞑靼人的历史》，德梅松译本104页；参看谷儿只编年史中，所谓的成吉思汗的最好法律，在正义的地方，蒙古人是公正无私的（布鲁塞特《谷儿只史》I，486）；在亚美尼亚人海顿脑中也保留着对成吉思汗威严、秩序和神权的印象。（《亚美尼亚文献》巴黎，1869——1906年，2卷本，II，148——150）。普兰·迦儿宾对正义和秩序有同样的印象（第四部分）。
〔222〕 在进行花剌子模战争前，他所关心的是与花剌子模帝国建立长久的贸易关系。与摩诃末的分裂确系花剌子模边将攻击蒙古商旅所致（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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