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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忽必烈与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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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的港口特拉布松，或者是剌牙思。
必须强调的是，道路所以这样自由畅通是以大屠杀为代价的，是蒙古征服的一大有利的客观后果。中国、突厥斯坦、波斯、俄罗斯团结在一个大帝国之中，在蒙古王公们的统治之下，按严格的札撒进行管理，这些王公们关心商旅的安全，宽容各种信仰，重新开通了自上古末期以来就阻塞不通的世界陆上与海上的大道。而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了比以马厄斯·梯梯安洛斯一名为标志的旅行大得多的活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伊朗与欧洲互相之间开始了真正的接触。这是震惊世界的成吉思汗征服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同样也是幸运的结果。
10．元朝的天主教
波罗一行的旅行并不是惟一的。1291年，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Petrus da lucalongo）从桃里寺出发，经印度洋到中国。他住在北京，他在北京的生意一定很兴隆，因为他于1305年把帝国宫殿附近的一块地送给方济各会修道士约翰·孟德科维诺。大约20年之后，热那亚人安德鲁（Andalo da Savignano）也到中国，他在此赢得了大汗的信任。他作为蒙古外使回到欧洲，后来于1338年再次来中国，可能是走塔那这条路。 〔104〕
在这些冒险商人的促进下，引来了传教士。教皇尼古拉四世正好从列班·扫马那儿知道蒙古帝国内有许多地区基督教教会，他于1289年派约翰·孟德科维诺带着给波斯汗阿鲁浑和大汗忽必烈的信前往远东。孟德科维诺在桃里寺与阿鲁浑呆了一些时候，然后于1291年出发到印度。在印度，他陪伴商人彼得鲁斯在迈拉布尔 〔105〕 停留了13个月。在这次留居之后，他乘船到中国，受到忽必烈之孙、继承者铁穆耳大汗的热烈欢迎。鄂多立克对此记道：“我们的一位圣方济各派修道士在皇宫中任主教，每当皇帝骑马外出，他给他祝福，皇帝虔诚地吻十字架。”
孟德科维诺在北京建了两座教堂，一座是在与他一起从迈拉布尔（1305年）来的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的捐助下建成的。几年之内，他给“一万多鞑靼人”施洗礼 〔106〕 ，并开始把基督教圣经诗译成在他的教徒中通用的一种语言。明显皈依天主教的是汪古部王公阔里吉思，即乔治，他是在聂思托里安教徒家庭出生和长大的。 〔107〕 他皈依天主教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在此之后，乔治王子有责任对天主教传教士们给予更有效的保护，作为铁穆耳大汗的女婿，他任命这些传教士在宫中担任最高官位。阔里吉思之幼子以术安·约翰之名接受洗礼，以表示对约翰·孟德科维诺的敬意。
1307年，教皇克力门五世任命孟德科维诺为汗八里城大主教。1313年三位辅助主教的副手抵达汗八里，他们是佩鲁贾的安德鲁、格拉德和帕莱格利努。 〔108〕 在大约同时期，教皇还派佛罗伦萨的托马斯、捷罗姆和彼得兄弟们到蒙古人中。捷罗姆成了克里米亚（即可萨尼亚）的主教，并对钦察汗国有裁判权。格拉德成了刺桐（福建泉州）的主教，由一位亚美尼亚的富妇捐款，他在刺桐建了一座教堂。他死后，帕莱格利努继任刺桐主教。帕莱格利努于1322年（或1323年）去世，轮到安德鲁·佩鲁贾取代了他。1326年1月，安德鲁从刺桐写了一封信给佩鲁贾修道院神甫们，信中强调指出了在蒙古宫廷中的这些传教士们得到的优待。他在信中写道：大汗（当时是也孙铁穆耳）已经答应给他每年俸金一百金佛罗林 〔109〕 。安德鲁还说，他在刺桐附近为22名僧侣建造了一座房子，他的时间分别是在教堂和山上的修道院中度过。
孟德科维诺和安德鲁之后，在元朝最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方济各会修道士波尔德诺内的鄂多立克（约生于1265年，死于1331年）。鄂多立克大约于1314年从威尼斯起航（有些作者说是直到1318年才启程），在特拉布松登陆。从特拉布松出发，他先来到波斯的蒙古汗国。访问了桃里寺城，并注意到该城的商业重要性，他认为该城给波斯汗带来的收入比法兰西王来自全国的收入还要多。他还谈到了阿哲儿拜占的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会和亚美尼亚教教会。他最初计划经伊朗东部到印度，但是，在耶斯特，由于该地区穆斯林狂热而产生的暴动，他只好返回。在1313年至1315年的几年内，东伊朗成了自相残杀的战场。波斯汗完者都正与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也先不花和阿富汗地区君主也先不花的侄儿达乌德·火者交战。此外，东伊朗与印度之间的交通也因突厥斯坦的察合台蒙古人在1305——1327年间不断对旁遮普发动掠夺性远征而不畅通。因此，鄂多立克返回，向西到伊剌克阿拉比，在那里，他从巴士拉乘船到霍尔木兹。再从霍尔木兹乘船到印度，于1322年，或者1323年底，或者1324年初，在孟买附近的塔纳登陆。他在塔纳收拾了前不久（1321年4月9——11日）被穆斯林杀害的四位方济各会修道士的遗骸，浏览了无离拔 〔110〕 ［马拉巴尔］海岸，它是真正的香料之地、胡椒之国，鄂多立克对此作了有价值的记录，这些记录对他所处时代的商业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111〕 鄂多立克继续前往圣·托马斯，或称迈拉布尔，据说使徒托马斯葬于此地 〔112〕 ，该地有一大批基督教移民，他对这个原聂思托里安教教会的衰退作了评论，这里的聂思托里安教会实质是处于偶像崇拜的环境之中，它几乎退化成为异教（在蒙古，卢布鲁克同样也说过，聂思托里安教教士在与萨满们争夺阵地时，几乎降到了萨满教的水平）。首先是步入了印度教荒谬的歧途，狂热者们浸透着血的疯狂，他们投身于拉着偶像的车的车轮下，从我们的圣徒中发出了与7世纪佛教朝圣者玄奘一样的呼声。接着鄂多立克游览了锡兰和爪哇，访问了占婆，由此乘船到中国。
鄂多立克在广州登陆，他称为辛迦兰（Sincalan），该名来自阿拉伯名Sinkalan或Sinikalan。 〔113〕 广州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人口密集，富有，货物云集，价格便宜，居民勤劳，并且是天生的商人和能工巧匠。他还对该地居民所敬之神的数目而感到惊讶。 〔114〕 他对泉州（或刺桐）的兴趣也不小，在他的手稿中，泉州拼写成Caitan，该城有两个罗马城大。在泉州，他在上文提到的圣方济各会寺庙中受到接待，使他能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在鄂多立克的手稿中杭州被称为Cansay或Guinzai。杭州更使他惊奇不已。他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和环礁湖之间 〔115〕 。”看到这些多种多样的民族————汉人、蒙古人、佛教徒、聂思托里安教徒————同居于这个大城市中，使他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惟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鄂多立克在杭州碰到了一个由方济各会会士们劝说而皈依天主教（肯定是由聂思托里安教改宗的）的蒙古要人，他以“阿塔”一名称呼鄂多立克，阿塔，即突厥语父亲之意。 〔116〕 由于他的帮助，鄂多立克得以访问一座佛教寺庙，并与庙中的和尚们讨论了灵魂转世的问题。
鄂多立克从杭州继续前往金陵府（Quelinfu），考狄尔写成Kin-ling-fu，我们称为南京。以后又到扬州，他在扬州发现有一座方济各会寺庙，也还有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堂。接着他浏览了新州马头（Sunzumatu），马可·波罗写成Singiumatu（很可能是今山东济宁） 〔117〕 ，他把该地看成是重要的丝绸市场。最后，他来到“可汗城”汗八里，或称北京。
“大汗驻于此，有一座非常大的宫殿，围墙至少有四英里长，其中有许多较小的宫殿，帝王城是由若干同心的、渐次向外扩大的圆圈组成，每一圈城池内都有居民。在第二圈，是大汗及他的家人和随从们居住。在这一圈内，堆有一座人工小山，山上筑有主要的宫殿。小山上种着美丽的树，故名绿山。 〔118〕 山周有湖和池塘环绕。一座极美的桥横跨湖上，无论是从它的大理石色泽的鲜艳，或者是建筑结构的精细上，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桥。池中有无数野鸭、天鹅和野鹅。大汗不需离开宫殿所在的圈，就可以享受打猎的乐趣，因为圈墙内有一个大公园，园内有许多野兽。”
接着鄂多立克描述了在蒙古宫廷中受到接见的情况（当时的大汗是忽必烈的重孙子、也孙铁穆耳，他在位时间是1323年10月4日至1328年8月15日）。
“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第一位皇后坐在他的左手边，比他矮一级；接着在第三级是三个妃子。在妃子下面坐着王族的其他贵妇。大汗的右手边是他的长子，长子以下各级坐着宗王们……。我，僧侣鄂多立克，在该城（北京）呆了三年半，陪伴方济各派修道士，他们在北京有一座寺庙，甚至在大汗宫中担任一定官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为大汗祝福时，我有机会了解到我所观察到的一切。……确实，我们中的一位兄弟（约翰·孟德科维诺）是宫廷大主教，无论大汗何时出巡，他都给予祝福。有一次当大汗返回北京时，我和主教，以及方济各会教士们一起到离北京两天路程之远的地方去迎接他，快要接近时，我们在面前举起了一根长杆，杆头上系有一十字架，我们唱着‘伏求圣神降临’，他坐在战车的王位上，当我们走近战车时，大汗认出了我们，把我们召到他身边。当我们靠近他时，他脱掉皇冠，它是无价之宝 〔119〕 ，在十字架前鞠躬。主教向他祝福，大汗虔诚地吻十字架。接着我把香插入香炉中，主教在王前焚香。但是，按宫廷礼节，没有人空手去见大汗，于是，我们呈上载满水果的银盘，他友好地接受了，甚至好像尝了尝水果。后来我们闪到路旁，以防被他身后的骑兵队撞伤，退到陪伴大汗的那些受过洗礼的大臣中（他们是皈依天主教的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他们像接受贵重礼物一样高兴地接受我们的普通的礼物 〔120〕 。”
鄂多立克还报道了在离北京有20天路程之远的帝国森林中为大汗安排的巨大的狩猎活动。他形象地描述了打猎场面：大汗骑在一只大象背上，蒙古君主们各自射出具有颜色标志的箭。“动物的嘶叫声，猎狗的狂吠，一片喧闹，以致互相之间的说话都听不见。”一旦达到高潮，狩猎的场面就完全结束了，也孙铁穆耳像其祖先成吉思汗一样，冲破围猎圈，按佛教的精神，让受伤的野兽逃走。
最后，鄂多立克提到了杰出的帝国邮政。“信使骑着飞驰的快马，或疾走的骆驼。在他们接近那些驿站时，吹响号角，示意他们来到。驿站主听到号角后，让另一名使者骑上新的坐骑，接过信函后，他飞奔到下一站，依次这样下去，于是，大汗在24小时之间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骑程之远地区的消息。”
鄂多立克在北京待了两三年之久，好像在1328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他途经汪古部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境，一位名叫阔里吉思（死于1298年）的王公，在孟德科维诺的主持下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像在他之前的马可一样 〔121〕 ，鄂多立克也把这些汪古部王公们与克烈部的“约翰长老”混淆了，但是，当他提到他们与成吉思汗系的公主们的频繁通婚（见上文）时，他头脑中指的肯定是这些汪古部王子。他所称呼的汪古部都城的名称（Thozan），是伯希和认定的中世纪的东胜，即托克托，或可能是现在的绥远。从汪古部境，鄂多立克继续前往甘州之地，即甘肃甘州，他提到了该地的城镇和村子沿大商路排列非常紧密，以致旅行者在离开一个城市和村子时，就可以看到下一个城市和村子的围城。鄂多立克必定是走一条小道穿过戈壁的，这条小道或者是在塔里木北缘，或者是在其南缘，沿途他收集了有关吐蕃和喇嘛教理论的有趣的资料。然而实际上他从未进入吐蕃地区，尽管这一点与他的陈述不相符合。 〔122〕 他于1330年5月回到帕多瓦，在口授其传教活动的经历之后，于1331年1月14日在乌迪内修道院去世。
北京大主教约翰·孟德科维诺曾接见过鄂多立克，在鄂多立克离开北京后不久，他于1328年（或1329年）去世。 〔123〕 1333年，罗马以另一位方济各派修道士尼古拉继任他的职务，尼古拉是走中亚之路。尼古拉到达阿力麻里（即今伊犁河流域的固尔扎附近）的消息是于1338年传到欧洲。但是，他好像未到中国就去世了。 〔124〕 1339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派约翰·马黎诺里修士到中国。 〔125〕 他从那不勒斯出发，于1339年5月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乘船到克里米亚的喀法（费奥多西亚）。接着他访问了钦察汗月即别，向他呈递了教皇送的许多礼物。1340年春，他从钦察来到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他在阿力麻里重新建起了前几年中因宗教迫害而遭到破坏的基督教会（参看342页）。然后，他过中亚，于1342年到达北京。8月19日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代继承人、大汗妥懽帖睦尔（Toghan Temür）的正式接见，他送给大汗一匹来自欧洲的战马，这一礼物很得大汗的赞赏。 〔126〕 1347年12月26日，马黎诺里从泉州起航，在沿印度海岸航行时，在迈拉布尔和奎隆停留一年。于1353年返回阿维农。 〔127〕
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任命巴黎大学教授纪尧姆·波拉特为北京大主教，第二年教皇又命名弗朗希斯科作为他的使者到中国。但是，元朝刚被推翻（参看下文）。胜利的中国人————明朝————强行禁止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蒙古人引进的或者说是赞赏的所有外来宗教教义。基督教处于不利地位，被中国的反对分子看成是一种蒙古宗教。同样的事情在840年也曾发生过，当回鹘可汗们垮台时，在他们统治之下得到保护的摩尼教在一夜之间被禁止了。它被认为是蛮族强制推行的宗教。
11．忽必烈家族的后裔和蒙古人被逐出中国
为探讨元朝时期的各种宗教，我们只好中断了对元朝历史的陈述，插入上述事件，现在我们回过来继续叙述之。
铁穆耳皇帝（1294——1307年在位）是元朝最后一位能干的君主。在他之后，王朝即呈现衰败景象。正如成吉思汗所预见————如果认定是他说的那些话是可信的————草原狩猎者的后裔们忘记了艰苦创业和获得权力的原因，满足于定居生活的舒适和奢侈，对此，马可和鄂多立克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印象。蒙哥是最后一位企图使征服者们回到简朴的草原生活上来的人。他的继承者忽必烈果断地扭转方向，使元朝转向中国的生活方式：在文明化的乐趣中过定居生活。在忽必烈这种人（或者他的孙子铁穆耳）的统治下，这样做毫无害处，因为他把中国人的能力注入到蒙古人的强壮之中，在他身上仍原原本本地保持着这种强壮。但是随着平庸无能之辈的继任，这种结合证明了是有害无益。中国的最后一批成吉思汗后裔们已经完全中国化，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淫逸所腐蚀，被一群亲信、贵妇、文人学士和官僚们簇拥着，与外界隔离，于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者的子孙们已经退化到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地步，当灾难临头时，只会悲伤。他们惟一保持的蛮族本色是不能适应把国家作为一个抽象实体的中国意识。尽管占据了天子的王位，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氏族，氏族成员们公开争斗，互相夺权，互相残杀。在中国人起来反抗时，他们之间是绝望地互相分裂和强烈的嫉妒，而不是面对危险团结一致，结果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打倒。
除此之外，他们由于过度地享乐而缩短了寿命。忽必烈于1294年2月18日去世时是79岁。他的宠儿（次子）真金（拉施特的Chinkim）于1286年1月就去世了。真金之子铁穆耳能够使自己戒掉了成吉思汗家族根深蒂固的酗酒恶习，证实了自己是一位比他的祖父所期望的还要好的君主，但是，他于1307年2月10日过早地去世（他死后无子女），终年42岁。接着，如上所述，发生了忽必烈孙子、唐兀惕地区（甘肃）的长官阿难答王子， 〔128〕 与忽必烈的重孙子、蒙古哈拉和林长官海山之间的王位争夺，海山在杭爱山边境统率着帝国最强大的军队。海山获胜，并处死了对手。在他的军事才能得到证实之后，特别是在反海都的战争中，他唤起了他的臣民们的希望，但由于沉溺于烈酒和女人，他31岁就去世了（1311年1月27日）。他的兄弟普颜笃（爱育黎拔力八达） 〔129〕 “温和、善良、坚定”，他想采用像任用中国文人学士一样的科举制度录用蒙古候选人，他35岁时去世（1320年3月1日）。普颜笃之子硕德八剌即位，年仅17岁，3年以后，被蒙古高级官员组成的阴谋集团杀害，他们拥立他的堂兄弟也孙铁穆耳为皇帝（1323年9月4日）。
也孙铁穆耳统帅着在蒙古的军队，他在怯绿连河畔的军营中被宣布为皇帝，并于1323年12月11日在北京正式即位，当时是30岁，但是5年之后（1328年8月15日），因纵欲而死。中国历史把他描绘成无所作为的懒散王公、豪华宫廷的囚徒。他死后爆发了内战。海山之子图帖睦尔于1328年11月16日夺取政权，但是，他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哥哥蒙古长官和世焺。1329年2月27日和世焺突然去世，图帖睦尔又登上王位。但他也因暴饮暴食，于1332年10月2日去世，年仅28岁 〔130〕 。和世焺的小儿子，6岁的懿璘质班被宣布为皇帝（1332年10月23日），但两个月之后也去世了（12月14日）。懿璘质班13岁的哥哥妥懽帖睦尔于1333年7月19日继任为皇帝。
妥懽帖睦尔统治期间看到了元朝的灭亡。在他年轻时，蒙古大臣们在宫廷政变和宫廷阴谋中为控制权力而互相争斗。最初，政权由蔑儿乞部出身的权臣伯颜操纵。他失宠并于1340年去世之后，蒙古各派之间的斗争使王朝的威信一败涂地，中央政权瘫痪。妥懽帖睦尔是一位软弱和摇摆不定的人，只是在他的心腹和吐蕃喇嘛的陪伴下寻求乐趣。他因纵欲而迟钝，对治理国家毫无兴趣，忽视了正在中国南方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反抗斗争。
元朝腐败的景象激起了中国爱国志士们反抗外来统治。这次反抗，像1912年革命一样，发端于长江下游和广州地区。反抗是自发的和分散的，由许多半爱国、半土匪式的首领领导，当他们与蒙古人作战时，他们之间也在互相争吵。徐寿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湖北省的两个孪生城市：汉阳和武昌（1352年），接着占领襄阳（1356年），最后，控制了两湖（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西。然而，他于1359年被他的部将陈友谅取代，陈友谅是一个普通渔民的儿子，现在扮演着帝国候选人的角色，他一直驻扎在鄱阳湖以北的九江。与之相同的又一个例子是刘福通，他是一位冒险家，在被称为宋朝后裔的名义下，他于1358年短期内取得了对开封的控制权，但是，1359年被蒙古王公察罕帖木儿赶跑。第四位起义军首领张士诚占有长江口边的扬州（1356年），而浙江和福建海岸遭到勇敢的爱国者方国珍的毁坏。
所有这些亡命之徒，在他们最聪明者、即明朝建立者、未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面前都黯然失色了。朱元璋是安徽一个贫农家的儿子，早年当过和尚。1355年，他在长江下游河畔的太平起兵。尽管最初他与所有的竞争者一样，只是一个团伙的头目，但是，与其余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敏感性，以及他对地方老百姓的仁慈和圆滑，他能够不用武力而使他们依附于他。1356年，他从蒙古人手中夺取南京，使它成为他的都城。正是在他定居南京前不久，在一片混乱中他建立起一个正规政府。他于1363年在潘阳湖东岸的饶州附近击败并杀死了对手陈友谅，占有了他遗留下的地盘：湖北、湖南和江西，于是成了整个长江流域的主人。1367年他从另一个对手张士诚手中夺得浙江，1368年从海盗方国珍手中夺取了福建诸港口。同年，广州和两广内的城镇都不战而降 〔131〕 ，随着上述城市的投降，明朝成了整个中国南部的主人。
中国南部（即原宋朝）是一个世纪前被忽必烈征服的，由于他衰退了的后裔们的无能和忽视而丧失了，对于它的丧失，蒙古宫廷似乎仍不在意。比较而言，成吉思汗后裔们对他们最初的征服地中国北部（即原金朝）更感兴趣。直到当时，它仍是完整的。但是，为了保护它，必须有一定的凝聚力。而蒙古王公们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四分五裂，1360年他们中最有能力的两位王子，帝国军队中最杰出的将领察罕帖木儿（他重新征服了开封）和山西大同边境长官孛罗帖木儿为了太原（当时的冀宁）的管辖问题几乎兵戎相见。接着，在蒙古的一位窝阔台家族的王子企图利用这一形势推翻忽必烈家族的统治。他进军至长城，在上都府（多伦诺尔）附近打败帝国军队，但是，后来被叛逆者杀死（1361年11月）。在帝国领导者中间内战盛行。1363年，当帝国丧失了南部中国时，孛罗帖木儿凭借武力，企图从察罕帖木儿的继承人扩廓帖木儿手中夺取太原（山西）的统治权。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站在反孛罗一边，命扩廓帖木儿撤销孛罗在大同的统治权。接着，孛罗于1364年9月9日率军进入北京，迫使妥懽皇帝任命他为最高统帅 〔132〕 ，而皇太子逃往太原的扩廓帖木儿军中。但是，孛罗并没有战胜这两位对手，1365年9月作为一次宫廷阴谋的结果，他在北京被暗杀，皇帝亲自参与了这次阴谋。于是，扩廓帖木儿与皇太子一起返回北京，这次是扩廓帖木儿被任命为最高统帅 〔133〕 ，直到1367年他失宠为止。于是，当蒙古宫廷和贵族们正在打内战时，中国的起义者们能够夺取整个南部中国就不足为奇了。明朝的首领在进行征服北部中国时，对付的正是这种丧失了能力的敌人。
朱元璋于1368年8月从南京出发，经广平和馆陶路进入河北，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蒙古将军卜颜企图守住通往北京的路，但是，在通州被新明王朝的杰出统帅徐达打败并杀死。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携带祖先匾额逃往蒙古。妥懽帖睦尔皇帝于9月10日夜离开北京奔上都府（多伦诺尔）。蒙古宗王帖木儿不花在企图保卫北京的战斗中英勇阵亡。于是，明朝统治者进入了北京。
仍然占据着山西的最后一支蒙军是在太原总督扩廓帖木儿的统率下，扩廓帖木儿像独立的宗王，拒绝援助他的君主，而是集中兵力保卫他自己的属地。但是，当徐达率领的中国军队逼近时，他也放弃了抵抗。太原被攻陷时，扩廓帖木儿逃亡到甘肃。悲惨的妥懽帖睦尔皇帝感到在多伦诺尔也不安全，逃往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开鲁），1370年5月23日他在此去世。他是处于丧国之绝望中，或者说，他为丧失了帝国境内的许多乐趣而沮丧地死去：
为四面八方的蒙古之众显耀、矜夸的我可爱的大都，
冬季御寒的我的巴尔哈孙，
夏季避暑的我的开平上都，
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
统失陷于汉家之众…… 〔134〕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中国建立的王朝，从忽必烈到妥懽帖睦尔，持续不到一百年。他们在突厥斯坦建立的汗国注定要延续到17世纪，尽管命运多变，并且帖木儿曾打破过该汗国的连续性。
注释
〔1〕 《秘史》蒙语是Qubilai。汉译名忽必烈。波斯文名Qubilay或Qublay。我们采用传统译名Kubai（khubilai），既符合蒙古人的拼法，同时又恢复了汉译名。
〔2〕 事实是当旭烈兀听到蒙哥去世的消息，他将征服西亚地区的事托给统将怯的不花，从叙利亚东还。但此后他的行动不明。据说在此之前他曾下令将伊朗国库的财富运回蒙古，得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后，他收回了命令（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载《中亚杂志》第22卷3——4号）。————译者
〔3〕 出席忽必烈当选会议的成吉思汗系蒙古人中，除了窝阔台之子合丹和铁木哥之子脱格察儿（Togachar）的名字外，很少提到的几个人之一的。忽必烈最能干的部属有汪古部王子孔不花和爱不花，两人都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他们于1260年打败了阿里不哥的将军哈拉不花。参看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纽约，1930年）第236页。
〔4〕 梅拉书IX，275——282。据《史集》（第二卷，295页）1260年仲夏，在开平府登上帝位，当时46岁。————译者
〔5〕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29页）。
〔6〕 伯颜（Bayan）蒙古语意“富贵”、“幸运”。伯颜将军属八邻部，汉译名伯颜。
〔7〕 马可·波罗认为他的父亲和叔叔可以建造这种机器（鲍迪乃译本II，470——476）；穆勒和伯希和译本（伦敦，1938，第318页）。（攻城武器指中国人称的“回回炮”。————译者）
〔8〕 蒙古人围镇巢［常州］时，蒙军中有一伙基督教（东正教）阿速军，在发动新的攻势时，他们被中国人以多少有些奸诈的方式杀害（1275年6月）。伯颜因此被激怒，在1275年12月该城最后被征服时，为给这些阿速军人报仇，伯颜掠夺该城居民和库藏，分给受害者家属。参看《马可·波罗》贝内代托版第141页。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41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140页。
〔9〕 《马可·波罗》波特埃译本，II，460；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313页。参考穆勒的《从杭州到上都》载《通报》（1915）第393页。
〔10〕 根据忽必烈的旨意，上都的东面和西面各建一所行宫，供皇帝狩猎时居住，通常称为东凉亭和西凉亭。元朝皇帝每年夏季都驻上都，在这里举行诸王朝会、开诈马宴、望祭陵寝等重要活动，一般要到7月下旬才返回大都。————译者
〔11〕 看布雷特施奈德的著作（Recherches…sur Pékin）（巴黎、1879年），图III，V，第52页、84页。可汗之城，“汗八里”一名，像宫廷之城、“斡耳朵八里”一样，常常被突厥——蒙古人用来指王室驻地。在玄奘传的回鹘译本中，中国唐都长安也被译成Qan-baliq（汗八里）。A.冯·加拜因《玄奘传之回鹘译文》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语言——历史部分》（柏林，1935年）第30页。
〔12〕 参考德米埃维尔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2（1924年），195上发表的文章。高宗王抵抗蒙古人的政策是大臣崔瑀授意的，崔瑀是自1196年就行使权力的世袭宫廷侍长家族中的最后一位代表。
〔13〕 考朗特写道：“从此，高丽只不过是由本地统治者统治的蒙古的一个省。这些统治者们与蒙古妇女结婚、生儿育女，受蒙古居民的劝导，他们可以被可汗随意召到北京，或者被流放，或者被罢黜。他们说元朝的语言，穿元朝的服装，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高丽人的样子。”
〔14〕 据《世界通史》（周一良主编，307页）：“1274年，忽必烈集合元军及高丽军三万三千人，船九百只，……在九州北部肥前（今福冈）的松浦郡登陆，……遭到日本军民奋力抵抗，被迫回船。”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译者
〔15〕 参考J.默多克和I.山县的《日本史》（伦敦，1925——26年，3卷本），I，491——592；还可参看N.山田的《蒙古入侵日本》（伦敦，1916年，附有日本著作和史书目录，第269页）。W. G.阿斯顿摘译了（Taiheiki）片断。参看《日本文学史》（纽约，1925年70页）。有关这次战争的日本绘画，参看静也藤悬的《蒙古入侵画卷》Kokka（1921年）编号371——379。
〔16〕 参考G.马斯佩罗的《占婆国史》（《通报》1911年，第462页）和分卷（1928年）174——187页；伯希和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年）II，140页上的文章。
〔17〕 蒲甘王焨苴，《经世大典·叙录》作帖灭的，又作答麻剌的微，缅史作焨苴。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向元朝表示臣服，贡纳方物。1296年遣子朝见元成宗，愿岁贡银、帛、驯象、粮食等物。————译者
〔18〕 参考于贝尔的《蒲甘王朝的终结》（《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年第633——680页）；哈韦的《缅甸史》（1925年）第64——69页。
〔19〕 伯希和翻译和研究了《真腊风土记》（《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2年第123页）。
〔20〕 参考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4年）；G.科代斯《速古泰国的起源》（《亚洲杂志》I，1920年，242）。清迈国与速古泰国在汉语中分别又称为pape和暹国。
〔21〕 梅拉书IX，452；N. J.克龙的著作（Hindoe-jacaansche Geschiedenis）（海牙，1926年，第352——359页）。蒙古人入侵爪哇时，苏门答腊的大公惊恐地短时期内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纳贡臣。参看弗朗德的著作（L'empire sumatrarais de Çricijaya），第231页。
〔22〕 海都是贵由的弟弟合失的儿子。
〔23〕 汉译名那木罕。
〔24〕 汉译名昔里吉。
〔25〕 窝阔台第六子也叫哈丹（Qada'an），为区别，把窝阔台第六子译为合丹。此处译为哈丹。————译者
〔26〕 拉施特（据多桑《蒙古史》II，456）认为乃颜出自铁木哥，而《元史》认为出自别里古台。
〔27〕 参看多桑《蒙古史》II，456，和埃德曼《铁木真》第569页。
〔28〕 《马可·波罗》伯希和与穆勒译本，第200页；贝勒德托本，69——70页；参看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35页）。
〔29〕 甘麻剌是中译名，他是忽必烈次子真金（《元史》译名）或称Chinkim（拉施特译名）的儿子。
〔30〕 参考拉施特（据多桑《蒙古史》II，513；《元史》）；穆勒的《中国的基督教徒》第237——238页。
〔31〕 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Hulägu”（旭烈兀）条目，第II卷，第353页。
〔32〕 《马可·波罗游记》鲍迪乃译本I，236；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192。
〔33〕 元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凿通了山东济洲河、会通河，开北京通惠河。————译者
〔34〕 《马可·波罗》鲍迪乃译本481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322。
〔35〕 《马可·波罗》上引书，分别是345；I，250页。（指常平仓，始立于1269年，目的是“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译者）
〔36〕 忽必烈即位后，使粮仓制度逐步完善。其中有赈济灾民的常平仓和义仓。义仓目的是“社置一仓，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元史》卷96《食货志》4．《常平义仓》）。————译者
〔37〕 《马可·波罗》鲍迪乃译本345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251。
〔38〕 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由政府统一发行纸钞。他在世时，共发行三次，1260年7月的“中统元宝交钞”，1260年10月的“中统元宝钞”，1286年的“至元宝钞”。————译者
〔39〕 赛夷阿札儿，赛哀丁乌马儿（汉译名赛典赤赡思丁，又名乌马儿），大约生于1210年，死于1279年。他在1274——1279年充任平章政事，管理云南。他的儿子纳速剌丁（Nasir ad-Din，死于1292年）和哈散（Husain）继任他为云南省的平章政事（此处不是哈散，哈散为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是纳速剌丁和第五子马速忽，马速忽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见《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译者）。在穆斯林长官的统治下，有助于云南的伊斯兰教化。赛夷阿札儿本人就在云南兴建了最早的两座清真寺。看A. J. A.继西埃尔和勒帕热的《赛夷阿札儿史料》（Mission d'Ollone, 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巴黎，1911）页20——203和维西埃尔的《赛夷阿札儿》（Revue du monde musulman）IV，第2（1908、2）。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71；沙畹《蒙古时期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通报》1905年，第19页）。
〔40〕 阿合马（汉译名）被谋杀前从1270至1282年掌权。桑哥（汉译名）大约从1288年至1291年为“理财”大臣。参考《马可·波罗》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214页，238页。（韩儒林《元朝史》下册第2页上说桑哥是畏兀儿人，而在第6页上又说他是吐蕃人。《元史》卷205，《桑哥传》对此未作记载，只记道：“桑哥，胆巴国师之弟子也。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蕃译史。”————译者）
〔41〕 1303年未发行钞票，是1309年才发行“至大银钞”，以后仁宗即位时（1311年）又废至大银钞，仍以中统、至元钞流通。————译者
〔42〕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70页。
〔43〕 多桑《蒙古史》II，491，引自拉施特。
〔44〕 萨囊彻辰，施米特译文，《东蒙古史》第113和115页。
〔45〕 参看沙畹《碑文与文件》（《通报》1908，第382页）。
〔46〕 八思儿，藏文意为圣者，犹指神童。他是乌思藏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班的侄儿。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时，遣人到凉州召萨班，时萨班已死，八思巴于1253年应召，谒见忽必烈，留在王府。八思巴自幼学会念咒讲经，又从萨班学习显、密佛法和“五明”诸论，学识渊博。1260年，忽必烈封他为国师，1270年封他为帝师，从此一直到元末，世世以吐蕃僧为帝师。帝师领宣政院事，不但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而且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译者
〔47〕 参看G.胡特《蒙古佛教史》（斯特拉斯堡，1892——1896年，2卷本）II，139；萨囊彻辰《蒙古源流》，法译文，施米特的《东蒙古史》第115页。
〔48〕 伯希和《通报》1911年第671页上的记载（Les ‘Kouo-che'ou ‘maitres du royaume'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
〔49〕 已知蒙语中最古的墓碑正是用畏兀儿文刻成，它现藏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被称为成吉思汗石碑。碑文注明年代约1225年。伯希和说：“史诗《蒙古秘史》只可能用畏兀儿文记录下来。《蒙古秘史》以汉译文和抄本留传下来”（伯希和《大亚细亚》，1925年第288页）。1908年伯希和在甘肃发现的1362年的伟大的蒙古石碑和收藏于法国国立档案馆的两封由波斯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金发菲利浦的信都是用畏兀儿文书写的。1246年，给英诺森四世的信上盖着贵由汗的印，印中的铭文也是畏兀儿文。参看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2——1923，第3——30页）。
〔50〕 参看伯希和《古代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年页284）和《亚洲杂志》1925年93页上的文章。
〔51〕 多桑《蒙古史》II，532，转自《史集》。（原文海山是阿难答的堂兄弟，但据《史集》第二册，286页，海山应是阿难答的侄儿。————译者）
〔52〕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参看施米特《东蒙古史》第398页；多桑《蒙古史》II，533。
〔53〕 梅拉书IX，539。参看卡特勒梅尔在他的《史集》译本中的评论（巴黎，1836年），页189。（这份报导指的是西台御史李昌的报导。原文是：“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区，转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参看《元史》卷202《释老传》。————译者）
〔54〕 蒙古政府以同样的方式优待以往被中国王朝所禁止的神秘宗教派别和秘密社团。在宋朝或多或少地受到迫害的异端派别帮助过新的王朝（指元朝）。反过来，他们不仅获得了信仰自由还得到正式承认为一个僧侣集团。于是，正是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在《元史》和《元典章》两种史书中，常常提到“白云教”和“白莲教”，以及净土宗。对道教派别和各种外来宗教，如聂思托里安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有许多介绍。参看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杂志》1913年，第364页）。
〔55〕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70页。
〔56〕 窝阔台、蒙哥和忽必烈的法令对和尚、佛僧、先生（道士），也里可温（聂思托里教士）和达失蛮（回教僧侣）享受免税和各种特权。参看德沃利亚《铭文注释》（《亚洲杂志》II 1896年，第396页）。沙畹《碑文和文件》（《通报》1914，637页）。鄂尔多斯蒙古人中的一个氏族，至今还保留着Erküt一名，即中世纪也里可温（ärkägüd）一名的近代形式。老莫斯特尔特研究过这个氏族的成员，发现他们既不信萨满教，又不信佛教，他们崇敬一种十字架———— 形十字，他们自己也不明其意，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模糊的记忆。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他们无疑是成吉思汗时期，在汪古部境的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后裔（莫斯特尔特《鄂尔多斯地区》载《辅仁学志》1934年第9期）。
〔57〕 中国用来记述基督教徒的词有（1）迭屑，它来自波斯文Tarsā，唐代译为“达娑”，意为“信徒”，或“敬畏神的人”。（2）也里可温，即Ärkägün。根据多桑的说法，13世纪的《世界征服者史》解释说，蒙古人称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中国作者用此词称景教徒，据推测，ärkägün一词是希腊文āρπωγ的对音，或者是叙利亚口语arkhun（副主教）的对音。或者与土耳其语arkhun（肤色白的）有关系。本译文按元代称呼译为聂思托里安教徒。列班，是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法师、律师，对聂思托里安教徒的敬称。马儿·哈昔，又译马里·哈昔牙，叙利亚文，Mar意“圣”，hasiā意“使徒”，是对聂思托里安教大德（主教）的称呼。————译者
〔58〕 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4页。
〔59〕 《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0页。
〔60〕 阿剌忽失的斤（或特勤），忽里，看《秘史》海涅士法译文，第55页。
〔61〕 阿·克·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纽约，1930年）第235页。
〔62〕 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0页，穆勒上引书第236页。
〔63〕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60，61页；多桑《蒙古史》II，513；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237页。
〔64〕 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99页。
〔65〕 上引书第208页。
〔66〕 上引书第100页。
〔67〕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58页和60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181。
〔68〕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141页；穆勒和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7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45页。
〔69〕 鄂多立克提到过扬州的一座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它是于13世纪末由富商阿拉伯罕所建。伯希和发现了有关它的1317年法令（《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8页）。
〔70〕 《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1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94——127页。
〔71〕 都哇在叙利亚文的传说中是Oqo。
〔72〕 穆勒，上引书第101页。
〔73〕 《元史》卷134《爱薜传》，大德元年（1297年），授平章政事。————译者
〔74〕 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40页，1927年3——4，第159页）和《蒙古人与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3——4，1924年，248［52］）。有关孛罗丞相的情况看伯希和《通报》1927年第159页。
〔75〕 《元史》卷132《杭忽思传》中是镇巢城，此城是大运河岸的常州。它于1275年3月30日向蒙古人投降。现保存的一位旅行者1276年的日记证明了这次围攻的恐怖情景“16日（1276年3月3日）拂晓，船抵常州。道路被烧毁倒塌的房屋所阻断，运河充满尸体，臭气冲天；这里比任何地方都糟糕。”参看《钱塘遗事》第7卷第7页，第9卷第3页。————译者
〔76〕 参看《元史》卷132。————译者
〔77〕 看C.隆西埃尔和多雷的著作（Bibliographie de l'Ecole des Chartes）LVI （1895年），29。伯希和（《通报》1914年，页641上的文章）。伯希和在《元史》中发现了派出使者的几位北京阿速首领的名字：福定、香山和者燕不花。他们在给本尼狄克十二世的信中分别名为：Fodim Jovens, Chyansam （Shyansam）和Chemboga （Shemboga）。
〔78〕 伯希和《福建的摩尼教传统》（《通报》1923年，第193页）。马可·波罗在福州提到的所谓基督教徒，伯希和认为肯定是摩尼教徒。参看《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158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43页；伯希和《学者杂志》1929年1月第42页。
〔79〕 在哈剌火州，马可提到了有一聂思托里安教会（本内代托编Il Milione，第46页；穆勒-伯希和编II，XX）。在别失八里北的欣斤塔剌思有一些石棉矿。
〔80〕 《马可·波罗》穆勒-伯希和编I，79；本内代托编70——71页。（七艺，即文学、修辞学、算学、辩证法、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译者）
〔81〕 伯希和证实了当马可谈到摩苏尔和报达时，只是听说。裕尔-考狄尔本（伦敦，1903年，I，19）错误地说他在摩苏尔、报达和巴士拉之间旅行过。最可能的路线是赛克斯的《波斯史》中（262页）注明的。（霍尔木兹是与印度贸易的巨港，在波斯湾口的一个岛上。元朝译为忽里模子，明朝译为忽里谟斯。————译者）
〔82〕 裕尔-考狄尔本I，第129页，穆本I，第128页。
〔83〕 斯坦因《西域》第9章第318页及其后。伯希和认为Pem与Keriya等同。
〔84〕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48页；穆本I，158；伯希和《肃州考证》（《亚洲杂志》I，1912年，591）。
〔85〕 鲍迪乃译本I，203；贝本48页；穆勒本159页。
〔86〕 本内代托本52页；穆勒本178页。
〔87〕 本内代托本58页；穆勒本181页。
〔88〕 “在马可时代，波斯语必定是作为一种中亚和东亚通用的语言”。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II，1913，185。
〔89〕 本内代托本第137页，伯希和《通报》1927年第164——168页上的文章。
〔90〕 马可还提到京兆府内的聂思托里安教会（本内代托本第107——108页，穆勒本第264页）。
〔91〕 参看本内代托本第115页；穆本第277页。关于大理城，参看伯希和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4）第158页上的文章。
〔92〕 参考《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第633——680页上于贝尔的《蒲甘王朝的终结》。
〔93〕 A. J. H.夏里格农认为是指正定（chengting），参看《马可·波罗传》北京，1924——1928年，3卷本，III，2。参看本内代托本第128页。
〔94〕 马可称黄河为Caramoran，来自蒙古名喀喇木仑河，即黑河。
〔95〕 参看G.马斯佩罗，载《通报》1911，第476页。
〔96〕 佛陀（Buddha）蒙古人称为Burqan。
〔97〕 鲍迪乃本第588页，穆勒本第407页。
〔98〕 鲍迪乃本第325页；穆勒本第239页；参看裕尔-考狄尔书中的注释，I，426——430。参看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本（巴黎，1853——1879，4卷本）IV，259——260。
〔99〕 参考海德《利凡特商业史》（莱比锡，1923年）II，670，693。
〔100〕 Quinsai一名，或者根据各种手稿写法：Khansa, Khinsa, Khingsai, Khanzai, Cansay, Campsay，来自King-tsai，即“暂时驻地”（伯希和）。参看穆勒的《马可对Quinsay的描述》（《通报》1937年，105页）。
〔101〕 “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我错了，它是最大的一个港口”。（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本IV，269）。在刺桐附近是德化，也在福建境内，其中有马可称赞的陶器制品（穆勒本，352页，参看海德的《利凡特商业史》II，247）。
〔102〕 鲍迪乃译本第561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368页。海德上引书II，644。费郎的著作（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e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cs）（巴黎，1913——1914年）2卷本，I，31。
〔103〕 1335年至1343年间佛罗伦萨编辑的一部著作，看海德《利凡特商业史》I，xviii。
〔104〕 参看海德《利凡特商业史》II，218。
〔105〕 汉文史料称马八儿。阿拉伯语是Ma'abar, Ma'bar，意为渡头。《岛夷志略》和《元史》均有马八儿传，《元史》称：“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兰足以纲领诸国，而俱兰又为马八儿后障。”该地在科罗曼德耳海岸。————译者
〔106〕 参看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第633页）。
〔107〕 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1页。
〔108〕 在安德鲁·佩鲁贾的信中，把他到北京的时间写成1318年肯定是错误的，穆勒估计，应该是1313年。（《在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1——192页）。
〔109〕 裕尔《东域纪程录丛》（英文版）第3卷第73页：其内在价值约合不到五十英镑。————译者
〔110〕 马拉巴尔（Malabar即Minibar），伊本·白图泰写作al-Malibar，爱德利奚和阿布尔费达写作al-Manibar。Malabar指印度西南海岸一带。张星烺认为是《元史·亦黑迷失传》中的八罗孛。关于胡椒生产，《诸蕃志》：“无离拔国至多，番商之贩于阇婆，来自无离拔也。”————译者
〔111〕 《鄂多立克游录》，考狄尔本（巴黎，1891）第99页。
〔112〕 参看H.豪斯登的文章（St. Thomas and St. Thom, Mylapore）（《孟加拉亚洲社会杂志》1924年）第153页。
〔113〕 Sinkalan，马黎诺里记Cynkalan，伊本·白图泰记Sinkalan，拉施特和瓦撒夫记Chinkalan，都指今广州。————译者
〔114〕 关于辛迦兰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为中国陶器运往印度和也门的重要港口），参看《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译本，IV，272。
〔115〕 参看穆勒《在中国的基督教徒》241页，和《新中国评论》（1922）第32页“杭州有一万座桥。”
〔116〕 马可已经提到过杭州的聂思托里安教教堂（本内代托本第152页）。
〔117〕 裕尔以为其地是马可记的Singuimatu，冯承钧译作新州马头，以往认为是今济宁。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第72页注3认为应是《元史·河渠志》御河条下长芦以北的索家马头，所指城市实为沧州。现照原文的说法译成新州马头（山东济宁）。————译者
〔118〕 据陶九成《辍耕录》，这里所说的小山是金代的琼花岛，元代的万寿山，今之琼华岛，其上的宫殿即广寒宫。因“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故称之为绿山。其旁之池即元代之太液池，今北海，极美之桥应为山前之白玉石桥，“长二百余尺，直抵仪天殿后”（见《辍耕录》）。————译者
〔119〕 巴萨诺的僧侣马契辛诺说，据僧侣鄂多立克说，皇冠是珍珠和宝石镶嵌而成，比特利维索边区还值钱。参看何高济译本第88页。————译者
〔120〕 《鄂多立克东游录》考狄尔本第375页。对此有注释，马可所谈到的忽必烈在基督教盛大节日中所起的作用（看贝本第69、70页）。
〔121〕 《马可·波罗游记》，参看本内代托本第60——61页。
〔122〕 《鄂多立克东游录》考狄尔本第450页。参看劳费尔《鄂多立克到过吐蕃吗？》（《通报》1914，第405页）。
〔123〕 北京的阿速人给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的信注明时间是1336年7月11日，信上陈述约翰·孟德科维诺已在八年前去世了（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8页）。
〔124〕 《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7页。
〔125〕 马黎诺里是应大汗使团的邀请而进行旅行的，关于这次旅行，他本人写有游记。这本《游记》的惟一一份完整手稿，现藏布拉格大学图书馆，由多布奈公布在《波希米亚历史文献》（Monumenta Historica Boemiae），1768年版第2卷，第79——282页上，由伊姆利尔公布于《波希米亚史料集》（Fontes Rerum Bohemicarum），1882年版第三卷，第492——604页上。有关马黎诺里东游部分，由裕尔译成英文，收入《东域记程录丛》第3卷第209——269页。————译者
〔126〕 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42页）。
〔127〕 马黎诺里的编年，参看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254页。
〔128〕 这一地区忽必烈先给他的三儿子忙哥剌，后又转给忙哥剌之子阿难答，它还包括陕西，以西安（或称长安）为都。
〔129〕 《元史纪事本末》第155页是爱黎育拔力八达，今从英文名译成爱育黎拔力八达。————译者
〔130〕 参看利杰蒂《元文宗的蒙古名称》（《通报》1930，第57页）。
〔131〕 名叫“广”的两个城市可能指两广地区，即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译者
〔132〕 《元史纪事本末》第218页：“帝以孛罗为中书左丞相，寻进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译者
〔133〕 据《元史纪事本末》第219页记：“扩廓帖木儿扈从太子至京师。诏以扩廓为中书左丞相，知枢密院事。”————译者
〔134〕 转自《汉译蒙古黄金史纲》（1985年，呼和浩特版）第44页。————译者
必须强调的是，道路所以这样自由畅通是以大屠杀为代价的，是蒙古征服的一大有利的客观后果。中国、突厥斯坦、波斯、俄罗斯团结在一个大帝国之中，在蒙古王公们的统治之下，按严格的札撒进行管理，这些王公们关心商旅的安全，宽容各种信仰，重新开通了自上古末期以来就阻塞不通的世界陆上与海上的大道。而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了比以马厄斯·梯梯安洛斯一名为标志的旅行大得多的活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伊朗与欧洲互相之间开始了真正的接触。这是震惊世界的成吉思汗征服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同样也是幸运的结果。
10．元朝的天主教
波罗一行的旅行并不是惟一的。1291年，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Petrus da lucalongo）从桃里寺出发，经印度洋到中国。他住在北京，他在北京的生意一定很兴隆，因为他于1305年把帝国宫殿附近的一块地送给方济各会修道士约翰·孟德科维诺。大约20年之后，热那亚人安德鲁（Andalo da Savignano）也到中国，他在此赢得了大汗的信任。他作为蒙古外使回到欧洲，后来于1338年再次来中国，可能是走塔那这条路。 〔104〕
在这些冒险商人的促进下，引来了传教士。教皇尼古拉四世正好从列班·扫马那儿知道蒙古帝国内有许多地区基督教教会，他于1289年派约翰·孟德科维诺带着给波斯汗阿鲁浑和大汗忽必烈的信前往远东。孟德科维诺在桃里寺与阿鲁浑呆了一些时候，然后于1291年出发到印度。在印度，他陪伴商人彼得鲁斯在迈拉布尔 〔105〕 停留了13个月。在这次留居之后，他乘船到中国，受到忽必烈之孙、继承者铁穆耳大汗的热烈欢迎。鄂多立克对此记道：“我们的一位圣方济各派修道士在皇宫中任主教，每当皇帝骑马外出，他给他祝福，皇帝虔诚地吻十字架。”
孟德科维诺在北京建了两座教堂，一座是在与他一起从迈拉布尔（1305年）来的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的捐助下建成的。几年之内，他给“一万多鞑靼人”施洗礼 〔106〕 ，并开始把基督教圣经诗译成在他的教徒中通用的一种语言。明显皈依天主教的是汪古部王公阔里吉思，即乔治，他是在聂思托里安教徒家庭出生和长大的。 〔107〕 他皈依天主教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在此之后，乔治王子有责任对天主教传教士们给予更有效的保护，作为铁穆耳大汗的女婿，他任命这些传教士在宫中担任最高官位。阔里吉思之幼子以术安·约翰之名接受洗礼，以表示对约翰·孟德科维诺的敬意。
1307年，教皇克力门五世任命孟德科维诺为汗八里城大主教。1313年三位辅助主教的副手抵达汗八里，他们是佩鲁贾的安德鲁、格拉德和帕莱格利努。 〔108〕 在大约同时期，教皇还派佛罗伦萨的托马斯、捷罗姆和彼得兄弟们到蒙古人中。捷罗姆成了克里米亚（即可萨尼亚）的主教，并对钦察汗国有裁判权。格拉德成了刺桐（福建泉州）的主教，由一位亚美尼亚的富妇捐款，他在刺桐建了一座教堂。他死后，帕莱格利努继任刺桐主教。帕莱格利努于1322年（或1323年）去世，轮到安德鲁·佩鲁贾取代了他。1326年1月，安德鲁从刺桐写了一封信给佩鲁贾修道院神甫们，信中强调指出了在蒙古宫廷中的这些传教士们得到的优待。他在信中写道：大汗（当时是也孙铁穆耳）已经答应给他每年俸金一百金佛罗林 〔109〕 。安德鲁还说，他在刺桐附近为22名僧侣建造了一座房子，他的时间分别是在教堂和山上的修道院中度过。
孟德科维诺和安德鲁之后，在元朝最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方济各会修道士波尔德诺内的鄂多立克（约生于1265年，死于1331年）。鄂多立克大约于1314年从威尼斯起航（有些作者说是直到1318年才启程），在特拉布松登陆。从特拉布松出发，他先来到波斯的蒙古汗国。访问了桃里寺城，并注意到该城的商业重要性，他认为该城给波斯汗带来的收入比法兰西王来自全国的收入还要多。他还谈到了阿哲儿拜占的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会和亚美尼亚教教会。他最初计划经伊朗东部到印度，但是，在耶斯特，由于该地区穆斯林狂热而产生的暴动，他只好返回。在1313年至1315年的几年内，东伊朗成了自相残杀的战场。波斯汗完者都正与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也先不花和阿富汗地区君主也先不花的侄儿达乌德·火者交战。此外，东伊朗与印度之间的交通也因突厥斯坦的察合台蒙古人在1305——1327年间不断对旁遮普发动掠夺性远征而不畅通。因此，鄂多立克返回，向西到伊剌克阿拉比，在那里，他从巴士拉乘船到霍尔木兹。再从霍尔木兹乘船到印度，于1322年，或者1323年底，或者1324年初，在孟买附近的塔纳登陆。他在塔纳收拾了前不久（1321年4月9——11日）被穆斯林杀害的四位方济各会修道士的遗骸，浏览了无离拔 〔110〕 ［马拉巴尔］海岸，它是真正的香料之地、胡椒之国，鄂多立克对此作了有价值的记录，这些记录对他所处时代的商业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111〕 鄂多立克继续前往圣·托马斯，或称迈拉布尔，据说使徒托马斯葬于此地 〔112〕 ，该地有一大批基督教移民，他对这个原聂思托里安教教会的衰退作了评论，这里的聂思托里安教会实质是处于偶像崇拜的环境之中，它几乎退化成为异教（在蒙古，卢布鲁克同样也说过，聂思托里安教教士在与萨满们争夺阵地时，几乎降到了萨满教的水平）。首先是步入了印度教荒谬的歧途，狂热者们浸透着血的疯狂，他们投身于拉着偶像的车的车轮下，从我们的圣徒中发出了与7世纪佛教朝圣者玄奘一样的呼声。接着鄂多立克游览了锡兰和爪哇，访问了占婆，由此乘船到中国。
鄂多立克在广州登陆，他称为辛迦兰（Sincalan），该名来自阿拉伯名Sinkalan或Sinikalan。 〔113〕 广州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人口密集，富有，货物云集，价格便宜，居民勤劳，并且是天生的商人和能工巧匠。他还对该地居民所敬之神的数目而感到惊讶。 〔114〕 他对泉州（或刺桐）的兴趣也不小，在他的手稿中，泉州拼写成Caitan，该城有两个罗马城大。在泉州，他在上文提到的圣方济各会寺庙中受到接待，使他能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在鄂多立克的手稿中杭州被称为Cansay或Guinzai。杭州更使他惊奇不已。他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和环礁湖之间 〔115〕 。”看到这些多种多样的民族————汉人、蒙古人、佛教徒、聂思托里安教徒————同居于这个大城市中，使他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惟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鄂多立克在杭州碰到了一个由方济各会会士们劝说而皈依天主教（肯定是由聂思托里安教改宗的）的蒙古要人，他以“阿塔”一名称呼鄂多立克，阿塔，即突厥语父亲之意。 〔116〕 由于他的帮助，鄂多立克得以访问一座佛教寺庙，并与庙中的和尚们讨论了灵魂转世的问题。
鄂多立克从杭州继续前往金陵府（Quelinfu），考狄尔写成Kin-ling-fu，我们称为南京。以后又到扬州，他在扬州发现有一座方济各会寺庙，也还有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堂。接着他浏览了新州马头（Sunzumatu），马可·波罗写成Singiumatu（很可能是今山东济宁） 〔117〕 ，他把该地看成是重要的丝绸市场。最后，他来到“可汗城”汗八里，或称北京。
“大汗驻于此，有一座非常大的宫殿，围墙至少有四英里长，其中有许多较小的宫殿，帝王城是由若干同心的、渐次向外扩大的圆圈组成，每一圈城池内都有居民。在第二圈，是大汗及他的家人和随从们居住。在这一圈内，堆有一座人工小山，山上筑有主要的宫殿。小山上种着美丽的树，故名绿山。 〔118〕 山周有湖和池塘环绕。一座极美的桥横跨湖上，无论是从它的大理石色泽的鲜艳，或者是建筑结构的精细上，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桥。池中有无数野鸭、天鹅和野鹅。大汗不需离开宫殿所在的圈，就可以享受打猎的乐趣，因为圈墙内有一个大公园，园内有许多野兽。”
接着鄂多立克描述了在蒙古宫廷中受到接见的情况（当时的大汗是忽必烈的重孙子、也孙铁穆耳，他在位时间是1323年10月4日至1328年8月15日）。
“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第一位皇后坐在他的左手边，比他矮一级；接着在第三级是三个妃子。在妃子下面坐着王族的其他贵妇。大汗的右手边是他的长子，长子以下各级坐着宗王们……。我，僧侣鄂多立克，在该城（北京）呆了三年半，陪伴方济各派修道士，他们在北京有一座寺庙，甚至在大汗宫中担任一定官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为大汗祝福时，我有机会了解到我所观察到的一切。……确实，我们中的一位兄弟（约翰·孟德科维诺）是宫廷大主教，无论大汗何时出巡，他都给予祝福。有一次当大汗返回北京时，我和主教，以及方济各会教士们一起到离北京两天路程之远的地方去迎接他，快要接近时，我们在面前举起了一根长杆，杆头上系有一十字架，我们唱着‘伏求圣神降临’，他坐在战车的王位上，当我们走近战车时，大汗认出了我们，把我们召到他身边。当我们靠近他时，他脱掉皇冠，它是无价之宝 〔119〕 ，在十字架前鞠躬。主教向他祝福，大汗虔诚地吻十字架。接着我把香插入香炉中，主教在王前焚香。但是，按宫廷礼节，没有人空手去见大汗，于是，我们呈上载满水果的银盘，他友好地接受了，甚至好像尝了尝水果。后来我们闪到路旁，以防被他身后的骑兵队撞伤，退到陪伴大汗的那些受过洗礼的大臣中（他们是皈依天主教的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他们像接受贵重礼物一样高兴地接受我们的普通的礼物 〔120〕 。”
鄂多立克还报道了在离北京有20天路程之远的帝国森林中为大汗安排的巨大的狩猎活动。他形象地描述了打猎场面：大汗骑在一只大象背上，蒙古君主们各自射出具有颜色标志的箭。“动物的嘶叫声，猎狗的狂吠，一片喧闹，以致互相之间的说话都听不见。”一旦达到高潮，狩猎的场面就完全结束了，也孙铁穆耳像其祖先成吉思汗一样，冲破围猎圈，按佛教的精神，让受伤的野兽逃走。
最后，鄂多立克提到了杰出的帝国邮政。“信使骑着飞驰的快马，或疾走的骆驼。在他们接近那些驿站时，吹响号角，示意他们来到。驿站主听到号角后，让另一名使者骑上新的坐骑，接过信函后，他飞奔到下一站，依次这样下去，于是，大汗在24小时之间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骑程之远地区的消息。”
鄂多立克在北京待了两三年之久，好像在1328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他途经汪古部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境，一位名叫阔里吉思（死于1298年）的王公，在孟德科维诺的主持下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像在他之前的马可一样 〔121〕 ，鄂多立克也把这些汪古部王公们与克烈部的“约翰长老”混淆了，但是，当他提到他们与成吉思汗系的公主们的频繁通婚（见上文）时，他头脑中指的肯定是这些汪古部王子。他所称呼的汪古部都城的名称（Thozan），是伯希和认定的中世纪的东胜，即托克托，或可能是现在的绥远。从汪古部境，鄂多立克继续前往甘州之地，即甘肃甘州，他提到了该地的城镇和村子沿大商路排列非常紧密，以致旅行者在离开一个城市和村子时，就可以看到下一个城市和村子的围城。鄂多立克必定是走一条小道穿过戈壁的，这条小道或者是在塔里木北缘，或者是在其南缘，沿途他收集了有关吐蕃和喇嘛教理论的有趣的资料。然而实际上他从未进入吐蕃地区，尽管这一点与他的陈述不相符合。 〔122〕 他于1330年5月回到帕多瓦，在口授其传教活动的经历之后，于1331年1月14日在乌迪内修道院去世。
北京大主教约翰·孟德科维诺曾接见过鄂多立克，在鄂多立克离开北京后不久，他于1328年（或1329年）去世。 〔123〕 1333年，罗马以另一位方济各派修道士尼古拉继任他的职务，尼古拉是走中亚之路。尼古拉到达阿力麻里（即今伊犁河流域的固尔扎附近）的消息是于1338年传到欧洲。但是，他好像未到中国就去世了。 〔124〕 1339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派约翰·马黎诺里修士到中国。 〔125〕 他从那不勒斯出发，于1339年5月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乘船到克里米亚的喀法（费奥多西亚）。接着他访问了钦察汗月即别，向他呈递了教皇送的许多礼物。1340年春，他从钦察来到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他在阿力麻里重新建起了前几年中因宗教迫害而遭到破坏的基督教会（参看342页）。然后，他过中亚，于1342年到达北京。8月19日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代继承人、大汗妥懽帖睦尔（Toghan Temür）的正式接见，他送给大汗一匹来自欧洲的战马，这一礼物很得大汗的赞赏。 〔126〕 1347年12月26日，马黎诺里从泉州起航，在沿印度海岸航行时，在迈拉布尔和奎隆停留一年。于1353年返回阿维农。 〔127〕
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任命巴黎大学教授纪尧姆·波拉特为北京大主教，第二年教皇又命名弗朗希斯科作为他的使者到中国。但是，元朝刚被推翻（参看下文）。胜利的中国人————明朝————强行禁止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蒙古人引进的或者说是赞赏的所有外来宗教教义。基督教处于不利地位，被中国的反对分子看成是一种蒙古宗教。同样的事情在840年也曾发生过，当回鹘可汗们垮台时，在他们统治之下得到保护的摩尼教在一夜之间被禁止了。它被认为是蛮族强制推行的宗教。
11．忽必烈家族的后裔和蒙古人被逐出中国
为探讨元朝时期的各种宗教，我们只好中断了对元朝历史的陈述，插入上述事件，现在我们回过来继续叙述之。
铁穆耳皇帝（1294——1307年在位）是元朝最后一位能干的君主。在他之后，王朝即呈现衰败景象。正如成吉思汗所预见————如果认定是他说的那些话是可信的————草原狩猎者的后裔们忘记了艰苦创业和获得权力的原因，满足于定居生活的舒适和奢侈，对此，马可和鄂多立克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印象。蒙哥是最后一位企图使征服者们回到简朴的草原生活上来的人。他的继承者忽必烈果断地扭转方向，使元朝转向中国的生活方式：在文明化的乐趣中过定居生活。在忽必烈这种人（或者他的孙子铁穆耳）的统治下，这样做毫无害处，因为他把中国人的能力注入到蒙古人的强壮之中，在他身上仍原原本本地保持着这种强壮。但是随着平庸无能之辈的继任，这种结合证明了是有害无益。中国的最后一批成吉思汗后裔们已经完全中国化，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淫逸所腐蚀，被一群亲信、贵妇、文人学士和官僚们簇拥着，与外界隔离，于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者的子孙们已经退化到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地步，当灾难临头时，只会悲伤。他们惟一保持的蛮族本色是不能适应把国家作为一个抽象实体的中国意识。尽管占据了天子的王位，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氏族，氏族成员们公开争斗，互相夺权，互相残杀。在中国人起来反抗时，他们之间是绝望地互相分裂和强烈的嫉妒，而不是面对危险团结一致，结果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打倒。
除此之外，他们由于过度地享乐而缩短了寿命。忽必烈于1294年2月18日去世时是79岁。他的宠儿（次子）真金（拉施特的Chinkim）于1286年1月就去世了。真金之子铁穆耳能够使自己戒掉了成吉思汗家族根深蒂固的酗酒恶习，证实了自己是一位比他的祖父所期望的还要好的君主，但是，他于1307年2月10日过早地去世（他死后无子女），终年42岁。接着，如上所述，发生了忽必烈孙子、唐兀惕地区（甘肃）的长官阿难答王子， 〔128〕 与忽必烈的重孙子、蒙古哈拉和林长官海山之间的王位争夺，海山在杭爱山边境统率着帝国最强大的军队。海山获胜，并处死了对手。在他的军事才能得到证实之后，特别是在反海都的战争中，他唤起了他的臣民们的希望，但由于沉溺于烈酒和女人，他31岁就去世了（1311年1月27日）。他的兄弟普颜笃（爱育黎拔力八达） 〔129〕 “温和、善良、坚定”，他想采用像任用中国文人学士一样的科举制度录用蒙古候选人，他35岁时去世（1320年3月1日）。普颜笃之子硕德八剌即位，年仅17岁，3年以后，被蒙古高级官员组成的阴谋集团杀害，他们拥立他的堂兄弟也孙铁穆耳为皇帝（1323年9月4日）。
也孙铁穆耳统帅着在蒙古的军队，他在怯绿连河畔的军营中被宣布为皇帝，并于1323年12月11日在北京正式即位，当时是30岁，但是5年之后（1328年8月15日），因纵欲而死。中国历史把他描绘成无所作为的懒散王公、豪华宫廷的囚徒。他死后爆发了内战。海山之子图帖睦尔于1328年11月16日夺取政权，但是，他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哥哥蒙古长官和世焺。1329年2月27日和世焺突然去世，图帖睦尔又登上王位。但他也因暴饮暴食，于1332年10月2日去世，年仅28岁 〔130〕 。和世焺的小儿子，6岁的懿璘质班被宣布为皇帝（1332年10月23日），但两个月之后也去世了（12月14日）。懿璘质班13岁的哥哥妥懽帖睦尔于1333年7月19日继任为皇帝。
妥懽帖睦尔统治期间看到了元朝的灭亡。在他年轻时，蒙古大臣们在宫廷政变和宫廷阴谋中为控制权力而互相争斗。最初，政权由蔑儿乞部出身的权臣伯颜操纵。他失宠并于1340年去世之后，蒙古各派之间的斗争使王朝的威信一败涂地，中央政权瘫痪。妥懽帖睦尔是一位软弱和摇摆不定的人，只是在他的心腹和吐蕃喇嘛的陪伴下寻求乐趣。他因纵欲而迟钝，对治理国家毫无兴趣，忽视了正在中国南方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反抗斗争。
元朝腐败的景象激起了中国爱国志士们反抗外来统治。这次反抗，像1912年革命一样，发端于长江下游和广州地区。反抗是自发的和分散的，由许多半爱国、半土匪式的首领领导，当他们与蒙古人作战时，他们之间也在互相争吵。徐寿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湖北省的两个孪生城市：汉阳和武昌（1352年），接着占领襄阳（1356年），最后，控制了两湖（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西。然而，他于1359年被他的部将陈友谅取代，陈友谅是一个普通渔民的儿子，现在扮演着帝国候选人的角色，他一直驻扎在鄱阳湖以北的九江。与之相同的又一个例子是刘福通，他是一位冒险家，在被称为宋朝后裔的名义下，他于1358年短期内取得了对开封的控制权，但是，1359年被蒙古王公察罕帖木儿赶跑。第四位起义军首领张士诚占有长江口边的扬州（1356年），而浙江和福建海岸遭到勇敢的爱国者方国珍的毁坏。
所有这些亡命之徒，在他们最聪明者、即明朝建立者、未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面前都黯然失色了。朱元璋是安徽一个贫农家的儿子，早年当过和尚。1355年，他在长江下游河畔的太平起兵。尽管最初他与所有的竞争者一样，只是一个团伙的头目，但是，与其余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敏感性，以及他对地方老百姓的仁慈和圆滑，他能够不用武力而使他们依附于他。1356年，他从蒙古人手中夺取南京，使它成为他的都城。正是在他定居南京前不久，在一片混乱中他建立起一个正规政府。他于1363年在潘阳湖东岸的饶州附近击败并杀死了对手陈友谅，占有了他遗留下的地盘：湖北、湖南和江西，于是成了整个长江流域的主人。1367年他从另一个对手张士诚手中夺得浙江，1368年从海盗方国珍手中夺取了福建诸港口。同年，广州和两广内的城镇都不战而降 〔131〕 ，随着上述城市的投降，明朝成了整个中国南部的主人。
中国南部（即原宋朝）是一个世纪前被忽必烈征服的，由于他衰退了的后裔们的无能和忽视而丧失了，对于它的丧失，蒙古宫廷似乎仍不在意。比较而言，成吉思汗后裔们对他们最初的征服地中国北部（即原金朝）更感兴趣。直到当时，它仍是完整的。但是，为了保护它，必须有一定的凝聚力。而蒙古王公们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四分五裂，1360年他们中最有能力的两位王子，帝国军队中最杰出的将领察罕帖木儿（他重新征服了开封）和山西大同边境长官孛罗帖木儿为了太原（当时的冀宁）的管辖问题几乎兵戎相见。接着，在蒙古的一位窝阔台家族的王子企图利用这一形势推翻忽必烈家族的统治。他进军至长城，在上都府（多伦诺尔）附近打败帝国军队，但是，后来被叛逆者杀死（1361年11月）。在帝国领导者中间内战盛行。1363年，当帝国丧失了南部中国时，孛罗帖木儿凭借武力，企图从察罕帖木儿的继承人扩廓帖木儿手中夺取太原（山西）的统治权。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站在反孛罗一边，命扩廓帖木儿撤销孛罗在大同的统治权。接着，孛罗于1364年9月9日率军进入北京，迫使妥懽皇帝任命他为最高统帅 〔132〕 ，而皇太子逃往太原的扩廓帖木儿军中。但是，孛罗并没有战胜这两位对手，1365年9月作为一次宫廷阴谋的结果，他在北京被暗杀，皇帝亲自参与了这次阴谋。于是，扩廓帖木儿与皇太子一起返回北京，这次是扩廓帖木儿被任命为最高统帅 〔133〕 ，直到1367年他失宠为止。于是，当蒙古宫廷和贵族们正在打内战时，中国的起义者们能够夺取整个南部中国就不足为奇了。明朝的首领在进行征服北部中国时，对付的正是这种丧失了能力的敌人。
朱元璋于1368年8月从南京出发，经广平和馆陶路进入河北，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蒙古将军卜颜企图守住通往北京的路，但是，在通州被新明王朝的杰出统帅徐达打败并杀死。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携带祖先匾额逃往蒙古。妥懽帖睦尔皇帝于9月10日夜离开北京奔上都府（多伦诺尔）。蒙古宗王帖木儿不花在企图保卫北京的战斗中英勇阵亡。于是，明朝统治者进入了北京。
仍然占据着山西的最后一支蒙军是在太原总督扩廓帖木儿的统率下，扩廓帖木儿像独立的宗王，拒绝援助他的君主，而是集中兵力保卫他自己的属地。但是，当徐达率领的中国军队逼近时，他也放弃了抵抗。太原被攻陷时，扩廓帖木儿逃亡到甘肃。悲惨的妥懽帖睦尔皇帝感到在多伦诺尔也不安全，逃往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开鲁），1370年5月23日他在此去世。他是处于丧国之绝望中，或者说，他为丧失了帝国境内的许多乐趣而沮丧地死去：
为四面八方的蒙古之众显耀、矜夸的我可爱的大都，
冬季御寒的我的巴尔哈孙，
夏季避暑的我的开平上都，
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
统失陷于汉家之众…… 〔134〕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中国建立的王朝，从忽必烈到妥懽帖睦尔，持续不到一百年。他们在突厥斯坦建立的汗国注定要延续到17世纪，尽管命运多变，并且帖木儿曾打破过该汗国的连续性。
注释
〔1〕 《秘史》蒙语是Qubilai。汉译名忽必烈。波斯文名Qubilay或Qublay。我们采用传统译名Kubai（khubilai），既符合蒙古人的拼法，同时又恢复了汉译名。
〔2〕 事实是当旭烈兀听到蒙哥去世的消息，他将征服西亚地区的事托给统将怯的不花，从叙利亚东还。但此后他的行动不明。据说在此之前他曾下令将伊朗国库的财富运回蒙古，得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后，他收回了命令（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载《中亚杂志》第22卷3——4号）。————译者
〔3〕 出席忽必烈当选会议的成吉思汗系蒙古人中，除了窝阔台之子合丹和铁木哥之子脱格察儿（Togachar）的名字外，很少提到的几个人之一的。忽必烈最能干的部属有汪古部王子孔不花和爱不花，两人都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他们于1260年打败了阿里不哥的将军哈拉不花。参看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纽约，1930年）第236页。
〔4〕 梅拉书IX，275——282。据《史集》（第二卷，295页）1260年仲夏，在开平府登上帝位，当时46岁。————译者
〔5〕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29页）。
〔6〕 伯颜（Bayan）蒙古语意“富贵”、“幸运”。伯颜将军属八邻部，汉译名伯颜。
〔7〕 马可·波罗认为他的父亲和叔叔可以建造这种机器（鲍迪乃译本II，470——476）；穆勒和伯希和译本（伦敦，1938，第318页）。（攻城武器指中国人称的“回回炮”。————译者）
〔8〕 蒙古人围镇巢［常州］时，蒙军中有一伙基督教（东正教）阿速军，在发动新的攻势时，他们被中国人以多少有些奸诈的方式杀害（1275年6月）。伯颜因此被激怒，在1275年12月该城最后被征服时，为给这些阿速军人报仇，伯颜掠夺该城居民和库藏，分给受害者家属。参看《马可·波罗》贝内代托版第141页。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41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140页。
〔9〕 《马可·波罗》波特埃译本，II，460；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313页。参考穆勒的《从杭州到上都》载《通报》（1915）第393页。
〔10〕 根据忽必烈的旨意，上都的东面和西面各建一所行宫，供皇帝狩猎时居住，通常称为东凉亭和西凉亭。元朝皇帝每年夏季都驻上都，在这里举行诸王朝会、开诈马宴、望祭陵寝等重要活动，一般要到7月下旬才返回大都。————译者
〔11〕 看布雷特施奈德的著作（Recherches…sur Pékin）（巴黎、1879年），图III，V，第52页、84页。可汗之城，“汗八里”一名，像宫廷之城、“斡耳朵八里”一样，常常被突厥——蒙古人用来指王室驻地。在玄奘传的回鹘译本中，中国唐都长安也被译成Qan-baliq（汗八里）。A.冯·加拜因《玄奘传之回鹘译文》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语言——历史部分》（柏林，1935年）第30页。
〔12〕 参考德米埃维尔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2（1924年），195上发表的文章。高宗王抵抗蒙古人的政策是大臣崔瑀授意的，崔瑀是自1196年就行使权力的世袭宫廷侍长家族中的最后一位代表。
〔13〕 考朗特写道：“从此，高丽只不过是由本地统治者统治的蒙古的一个省。这些统治者们与蒙古妇女结婚、生儿育女，受蒙古居民的劝导，他们可以被可汗随意召到北京，或者被流放，或者被罢黜。他们说元朝的语言，穿元朝的服装，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高丽人的样子。”
〔14〕 据《世界通史》（周一良主编，307页）：“1274年，忽必烈集合元军及高丽军三万三千人，船九百只，……在九州北部肥前（今福冈）的松浦郡登陆，……遭到日本军民奋力抵抗，被迫回船。”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译者
〔15〕 参考J.默多克和I.山县的《日本史》（伦敦，1925——26年，3卷本），I，491——592；还可参看N.山田的《蒙古入侵日本》（伦敦，1916年，附有日本著作和史书目录，第269页）。W. G.阿斯顿摘译了（Taiheiki）片断。参看《日本文学史》（纽约，1925年70页）。有关这次战争的日本绘画，参看静也藤悬的《蒙古入侵画卷》Kokka（1921年）编号371——379。
〔16〕 参考G.马斯佩罗的《占婆国史》（《通报》1911年，第462页）和分卷（1928年）174——187页；伯希和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年）II，140页上的文章。
〔17〕 蒲甘王焨苴，《经世大典·叙录》作帖灭的，又作答麻剌的微，缅史作焨苴。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向元朝表示臣服，贡纳方物。1296年遣子朝见元成宗，愿岁贡银、帛、驯象、粮食等物。————译者
〔18〕 参考于贝尔的《蒲甘王朝的终结》（《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年第633——680页）；哈韦的《缅甸史》（1925年）第64——69页。
〔19〕 伯希和翻译和研究了《真腊风土记》（《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2年第123页）。
〔20〕 参考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4年）；G.科代斯《速古泰国的起源》（《亚洲杂志》I，1920年，242）。清迈国与速古泰国在汉语中分别又称为pape和暹国。
〔21〕 梅拉书IX，452；N. J.克龙的著作（Hindoe-jacaansche Geschiedenis）（海牙，1926年，第352——359页）。蒙古人入侵爪哇时，苏门答腊的大公惊恐地短时期内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纳贡臣。参看弗朗德的著作（L'empire sumatrarais de Çricijaya），第231页。
〔22〕 海都是贵由的弟弟合失的儿子。
〔23〕 汉译名那木罕。
〔24〕 汉译名昔里吉。
〔25〕 窝阔台第六子也叫哈丹（Qada'an），为区别，把窝阔台第六子译为合丹。此处译为哈丹。————译者
〔26〕 拉施特（据多桑《蒙古史》II，456）认为乃颜出自铁木哥，而《元史》认为出自别里古台。
〔27〕 参看多桑《蒙古史》II，456，和埃德曼《铁木真》第569页。
〔28〕 《马可·波罗》伯希和与穆勒译本，第200页；贝勒德托本，69——70页；参看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35页）。
〔29〕 甘麻剌是中译名，他是忽必烈次子真金（《元史》译名）或称Chinkim（拉施特译名）的儿子。
〔30〕 参考拉施特（据多桑《蒙古史》II，513；《元史》）；穆勒的《中国的基督教徒》第237——238页。
〔31〕 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Hulägu”（旭烈兀）条目，第II卷，第353页。
〔32〕 《马可·波罗游记》鲍迪乃译本I，236；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192。
〔33〕 元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凿通了山东济洲河、会通河，开北京通惠河。————译者
〔34〕 《马可·波罗》鲍迪乃译本481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322。
〔35〕 《马可·波罗》上引书，分别是345；I，250页。（指常平仓，始立于1269年，目的是“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译者）
〔36〕 忽必烈即位后，使粮仓制度逐步完善。其中有赈济灾民的常平仓和义仓。义仓目的是“社置一仓，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元史》卷96《食货志》4．《常平义仓》）。————译者
〔37〕 《马可·波罗》鲍迪乃译本345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251。
〔38〕 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由政府统一发行纸钞。他在世时，共发行三次，1260年7月的“中统元宝交钞”，1260年10月的“中统元宝钞”，1286年的“至元宝钞”。————译者
〔39〕 赛夷阿札儿，赛哀丁乌马儿（汉译名赛典赤赡思丁，又名乌马儿），大约生于1210年，死于1279年。他在1274——1279年充任平章政事，管理云南。他的儿子纳速剌丁（Nasir ad-Din，死于1292年）和哈散（Husain）继任他为云南省的平章政事（此处不是哈散，哈散为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是纳速剌丁和第五子马速忽，马速忽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见《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译者）。在穆斯林长官的统治下，有助于云南的伊斯兰教化。赛夷阿札儿本人就在云南兴建了最早的两座清真寺。看A. J. A.继西埃尔和勒帕热的《赛夷阿札儿史料》（Mission d'Ollone, 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巴黎，1911）页20——203和维西埃尔的《赛夷阿札儿》（Revue du monde musulman）IV，第2（1908、2）。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71；沙畹《蒙古时期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通报》1905年，第19页）。
〔40〕 阿合马（汉译名）被谋杀前从1270至1282年掌权。桑哥（汉译名）大约从1288年至1291年为“理财”大臣。参考《马可·波罗》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214页，238页。（韩儒林《元朝史》下册第2页上说桑哥是畏兀儿人，而在第6页上又说他是吐蕃人。《元史》卷205，《桑哥传》对此未作记载，只记道：“桑哥，胆巴国师之弟子也。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蕃译史。”————译者）
〔41〕 1303年未发行钞票，是1309年才发行“至大银钞”，以后仁宗即位时（1311年）又废至大银钞，仍以中统、至元钞流通。————译者
〔42〕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70页。
〔43〕 多桑《蒙古史》II，491，引自拉施特。
〔44〕 萨囊彻辰，施米特译文，《东蒙古史》第113和115页。
〔45〕 参看沙畹《碑文与文件》（《通报》1908，第382页）。
〔46〕 八思儿，藏文意为圣者，犹指神童。他是乌思藏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班的侄儿。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时，遣人到凉州召萨班，时萨班已死，八思巴于1253年应召，谒见忽必烈，留在王府。八思巴自幼学会念咒讲经，又从萨班学习显、密佛法和“五明”诸论，学识渊博。1260年，忽必烈封他为国师，1270年封他为帝师，从此一直到元末，世世以吐蕃僧为帝师。帝师领宣政院事，不但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而且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译者
〔47〕 参看G.胡特《蒙古佛教史》（斯特拉斯堡，1892——1896年，2卷本）II，139；萨囊彻辰《蒙古源流》，法译文，施米特的《东蒙古史》第115页。
〔48〕 伯希和《通报》1911年第671页上的记载（Les ‘Kouo-che'ou ‘maitres du royaume'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
〔49〕 已知蒙语中最古的墓碑正是用畏兀儿文刻成，它现藏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被称为成吉思汗石碑。碑文注明年代约1225年。伯希和说：“史诗《蒙古秘史》只可能用畏兀儿文记录下来。《蒙古秘史》以汉译文和抄本留传下来”（伯希和《大亚细亚》，1925年第288页）。1908年伯希和在甘肃发现的1362年的伟大的蒙古石碑和收藏于法国国立档案馆的两封由波斯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金发菲利浦的信都是用畏兀儿文书写的。1246年，给英诺森四世的信上盖着贵由汗的印，印中的铭文也是畏兀儿文。参看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2——1923，第3——30页）。
〔50〕 参看伯希和《古代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年页284）和《亚洲杂志》1925年93页上的文章。
〔51〕 多桑《蒙古史》II，532，转自《史集》。（原文海山是阿难答的堂兄弟，但据《史集》第二册，286页，海山应是阿难答的侄儿。————译者）
〔52〕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参看施米特《东蒙古史》第398页；多桑《蒙古史》II，533。
〔53〕 梅拉书IX，539。参看卡特勒梅尔在他的《史集》译本中的评论（巴黎，1836年），页189。（这份报导指的是西台御史李昌的报导。原文是：“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区，转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参看《元史》卷202《释老传》。————译者）
〔54〕 蒙古政府以同样的方式优待以往被中国王朝所禁止的神秘宗教派别和秘密社团。在宋朝或多或少地受到迫害的异端派别帮助过新的王朝（指元朝）。反过来，他们不仅获得了信仰自由还得到正式承认为一个僧侣集团。于是，正是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在《元史》和《元典章》两种史书中，常常提到“白云教”和“白莲教”，以及净土宗。对道教派别和各种外来宗教，如聂思托里安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有许多介绍。参看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杂志》1913年，第364页）。
〔55〕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70页。
〔56〕 窝阔台、蒙哥和忽必烈的法令对和尚、佛僧、先生（道士），也里可温（聂思托里教士）和达失蛮（回教僧侣）享受免税和各种特权。参看德沃利亚《铭文注释》（《亚洲杂志》II 1896年，第396页）。沙畹《碑文和文件》（《通报》1914，637页）。鄂尔多斯蒙古人中的一个氏族，至今还保留着Erküt一名，即中世纪也里可温（ärkägüd）一名的近代形式。老莫斯特尔特研究过这个氏族的成员，发现他们既不信萨满教，又不信佛教，他们崇敬一种十字架———— 形十字，他们自己也不明其意，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模糊的记忆。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他们无疑是成吉思汗时期，在汪古部境的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后裔（莫斯特尔特《鄂尔多斯地区》载《辅仁学志》1934年第9期）。
〔57〕 中国用来记述基督教徒的词有（1）迭屑，它来自波斯文Tarsā，唐代译为“达娑”，意为“信徒”，或“敬畏神的人”。（2）也里可温，即Ärkägün。根据多桑的说法，13世纪的《世界征服者史》解释说，蒙古人称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中国作者用此词称景教徒，据推测，ärkägün一词是希腊文āρπωγ的对音，或者是叙利亚口语arkhun（副主教）的对音。或者与土耳其语arkhun（肤色白的）有关系。本译文按元代称呼译为聂思托里安教徒。列班，是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法师、律师，对聂思托里安教徒的敬称。马儿·哈昔，又译马里·哈昔牙，叙利亚文，Mar意“圣”，hasiā意“使徒”，是对聂思托里安教大德（主教）的称呼。————译者
〔58〕 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4页。
〔59〕 《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0页。
〔60〕 阿剌忽失的斤（或特勤），忽里，看《秘史》海涅士法译文，第55页。
〔61〕 阿·克·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纽约，1930年）第235页。
〔62〕 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0页，穆勒上引书第236页。
〔63〕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60，61页；多桑《蒙古史》II，513；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237页。
〔64〕 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99页。
〔65〕 上引书第208页。
〔66〕 上引书第100页。
〔67〕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58页和60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181。
〔68〕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141页；穆勒和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7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45页。
〔69〕 鄂多立克提到过扬州的一座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它是于13世纪末由富商阿拉伯罕所建。伯希和发现了有关它的1317年法令（《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8页）。
〔70〕 《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1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94——127页。
〔71〕 都哇在叙利亚文的传说中是Oqo。
〔72〕 穆勒，上引书第101页。
〔73〕 《元史》卷134《爱薜传》，大德元年（1297年），授平章政事。————译者
〔74〕 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40页，1927年3——4，第159页）和《蒙古人与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3——4，1924年，248［52］）。有关孛罗丞相的情况看伯希和《通报》1927年第159页。
〔75〕 《元史》卷132《杭忽思传》中是镇巢城，此城是大运河岸的常州。它于1275年3月30日向蒙古人投降。现保存的一位旅行者1276年的日记证明了这次围攻的恐怖情景“16日（1276年3月3日）拂晓，船抵常州。道路被烧毁倒塌的房屋所阻断，运河充满尸体，臭气冲天；这里比任何地方都糟糕。”参看《钱塘遗事》第7卷第7页，第9卷第3页。————译者
〔76〕 参看《元史》卷132。————译者
〔77〕 看C.隆西埃尔和多雷的著作（Bibliographie de l'Ecole des Chartes）LVI （1895年），29。伯希和（《通报》1914年，页641上的文章）。伯希和在《元史》中发现了派出使者的几位北京阿速首领的名字：福定、香山和者燕不花。他们在给本尼狄克十二世的信中分别名为：Fodim Jovens, Chyansam （Shyansam）和Chemboga （Shemboga）。
〔78〕 伯希和《福建的摩尼教传统》（《通报》1923年，第193页）。马可·波罗在福州提到的所谓基督教徒，伯希和认为肯定是摩尼教徒。参看《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158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43页；伯希和《学者杂志》1929年1月第42页。
〔79〕 在哈剌火州，马可提到了有一聂思托里安教会（本内代托编Il Milione，第46页；穆勒-伯希和编II，XX）。在别失八里北的欣斤塔剌思有一些石棉矿。
〔80〕 《马可·波罗》穆勒-伯希和编I，79；本内代托编70——71页。（七艺，即文学、修辞学、算学、辩证法、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译者）
〔81〕 伯希和证实了当马可谈到摩苏尔和报达时，只是听说。裕尔-考狄尔本（伦敦，1903年，I，19）错误地说他在摩苏尔、报达和巴士拉之间旅行过。最可能的路线是赛克斯的《波斯史》中（262页）注明的。（霍尔木兹是与印度贸易的巨港，在波斯湾口的一个岛上。元朝译为忽里模子，明朝译为忽里谟斯。————译者）
〔82〕 裕尔-考狄尔本I，第129页，穆本I，第128页。
〔83〕 斯坦因《西域》第9章第318页及其后。伯希和认为Pem与Keriya等同。
〔84〕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48页；穆本I，158；伯希和《肃州考证》（《亚洲杂志》I，1912年，591）。
〔85〕 鲍迪乃译本I，203；贝本48页；穆勒本159页。
〔86〕 本内代托本52页；穆勒本178页。
〔87〕 本内代托本58页；穆勒本181页。
〔88〕 “在马可时代，波斯语必定是作为一种中亚和东亚通用的语言”。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II，1913，185。
〔89〕 本内代托本第137页，伯希和《通报》1927年第164——168页上的文章。
〔90〕 马可还提到京兆府内的聂思托里安教会（本内代托本第107——108页，穆勒本第264页）。
〔91〕 参看本内代托本第115页；穆本第277页。关于大理城，参看伯希和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4）第158页上的文章。
〔92〕 参考《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第633——680页上于贝尔的《蒲甘王朝的终结》。
〔93〕 A. J. H.夏里格农认为是指正定（chengting），参看《马可·波罗传》北京，1924——1928年，3卷本，III，2。参看本内代托本第128页。
〔94〕 马可称黄河为Caramoran，来自蒙古名喀喇木仑河，即黑河。
〔95〕 参看G.马斯佩罗，载《通报》1911，第476页。
〔96〕 佛陀（Buddha）蒙古人称为Burqan。
〔97〕 鲍迪乃本第588页，穆勒本第407页。
〔98〕 鲍迪乃本第325页；穆勒本第239页；参看裕尔-考狄尔书中的注释，I，426——430。参看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本（巴黎，1853——1879，4卷本）IV，259——260。
〔99〕 参考海德《利凡特商业史》（莱比锡，1923年）II，670，693。
〔100〕 Quinsai一名，或者根据各种手稿写法：Khansa, Khinsa, Khingsai, Khanzai, Cansay, Campsay，来自King-tsai，即“暂时驻地”（伯希和）。参看穆勒的《马可对Quinsay的描述》（《通报》1937年，105页）。
〔101〕 “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我错了，它是最大的一个港口”。（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本IV，269）。在刺桐附近是德化，也在福建境内，其中有马可称赞的陶器制品（穆勒本，352页，参看海德的《利凡特商业史》II，247）。
〔102〕 鲍迪乃译本第561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368页。海德上引书II，644。费郎的著作（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e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cs）（巴黎，1913——1914年）2卷本，I，31。
〔103〕 1335年至1343年间佛罗伦萨编辑的一部著作，看海德《利凡特商业史》I，xviii。
〔104〕 参看海德《利凡特商业史》II，218。
〔105〕 汉文史料称马八儿。阿拉伯语是Ma'abar, Ma'bar，意为渡头。《岛夷志略》和《元史》均有马八儿传，《元史》称：“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兰足以纲领诸国，而俱兰又为马八儿后障。”该地在科罗曼德耳海岸。————译者
〔106〕 参看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第633页）。
〔107〕 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1页。
〔108〕 在安德鲁·佩鲁贾的信中，把他到北京的时间写成1318年肯定是错误的，穆勒估计，应该是1313年。（《在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1——192页）。
〔109〕 裕尔《东域纪程录丛》（英文版）第3卷第73页：其内在价值约合不到五十英镑。————译者
〔110〕 马拉巴尔（Malabar即Minibar），伊本·白图泰写作al-Malibar，爱德利奚和阿布尔费达写作al-Manibar。Malabar指印度西南海岸一带。张星烺认为是《元史·亦黑迷失传》中的八罗孛。关于胡椒生产，《诸蕃志》：“无离拔国至多，番商之贩于阇婆，来自无离拔也。”————译者
〔111〕 《鄂多立克游录》，考狄尔本（巴黎，1891）第99页。
〔112〕 参看H.豪斯登的文章（St. Thomas and St. Thom, Mylapore）（《孟加拉亚洲社会杂志》1924年）第153页。
〔113〕 Sinkalan，马黎诺里记Cynkalan，伊本·白图泰记Sinkalan，拉施特和瓦撒夫记Chinkalan，都指今广州。————译者
〔114〕 关于辛迦兰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为中国陶器运往印度和也门的重要港口），参看《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译本，IV，272。
〔115〕 参看穆勒《在中国的基督教徒》241页，和《新中国评论》（1922）第32页“杭州有一万座桥。”
〔116〕 马可已经提到过杭州的聂思托里安教教堂（本内代托本第152页）。
〔117〕 裕尔以为其地是马可记的Singuimatu，冯承钧译作新州马头，以往认为是今济宁。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第72页注3认为应是《元史·河渠志》御河条下长芦以北的索家马头，所指城市实为沧州。现照原文的说法译成新州马头（山东济宁）。————译者
〔118〕 据陶九成《辍耕录》，这里所说的小山是金代的琼花岛，元代的万寿山，今之琼华岛，其上的宫殿即广寒宫。因“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故称之为绿山。其旁之池即元代之太液池，今北海，极美之桥应为山前之白玉石桥，“长二百余尺，直抵仪天殿后”（见《辍耕录》）。————译者
〔119〕 巴萨诺的僧侣马契辛诺说，据僧侣鄂多立克说，皇冠是珍珠和宝石镶嵌而成，比特利维索边区还值钱。参看何高济译本第88页。————译者
〔120〕 《鄂多立克东游录》考狄尔本第375页。对此有注释，马可所谈到的忽必烈在基督教盛大节日中所起的作用（看贝本第69、70页）。
〔121〕 《马可·波罗游记》，参看本内代托本第60——61页。
〔122〕 《鄂多立克东游录》考狄尔本第450页。参看劳费尔《鄂多立克到过吐蕃吗？》（《通报》1914，第405页）。
〔123〕 北京的阿速人给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的信注明时间是1336年7月11日，信上陈述约翰·孟德科维诺已在八年前去世了（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8页）。
〔124〕 《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7页。
〔125〕 马黎诺里是应大汗使团的邀请而进行旅行的，关于这次旅行，他本人写有游记。这本《游记》的惟一一份完整手稿，现藏布拉格大学图书馆，由多布奈公布在《波希米亚历史文献》（Monumenta Historica Boemiae），1768年版第2卷，第79——282页上，由伊姆利尔公布于《波希米亚史料集》（Fontes Rerum Bohemicarum），1882年版第三卷，第492——604页上。有关马黎诺里东游部分，由裕尔译成英文，收入《东域记程录丛》第3卷第209——269页。————译者
〔126〕 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42页）。
〔127〕 马黎诺里的编年，参看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254页。
〔128〕 这一地区忽必烈先给他的三儿子忙哥剌，后又转给忙哥剌之子阿难答，它还包括陕西，以西安（或称长安）为都。
〔129〕 《元史纪事本末》第155页是爱黎育拔力八达，今从英文名译成爱育黎拔力八达。————译者
〔130〕 参看利杰蒂《元文宗的蒙古名称》（《通报》1930，第57页）。
〔131〕 名叫“广”的两个城市可能指两广地区，即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译者
〔132〕 《元史纪事本末》第218页：“帝以孛罗为中书左丞相，寻进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译者
〔133〕 据《元史纪事本末》第219页记：“扩廓帖木儿扈从太子至京师。诏以扩廓为中书左丞相，知枢密院事。”————译者
〔134〕 转自《汉译蒙古黄金史纲》（1985年，呼和浩特版）第44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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