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凡第一

之于平日，而后临战之时，指挥若定，坚持我初衷，勿失其自信。然而自信之过，往往流为刚愎自用，情势既变，故我自封，执一无权，何以应变！此所以发强刚毅之德性，必本之文理密察之智虑，而后自信不为刚愎，主张不同成见。动无失策，事无过举，斯则识力之明效大验矣！

    所谓将材者，其性行大略具此矣。才有偏全，则位殊尊卑。然此可以为将，而未遽以为帅也。夫帅者，政治家而兼军事家者也。将才之外，必擅政事；战略之用，兼权政略焉。

    基博按：克氏之所以衡将才者五事：曰智、曰勇、曰果敢、曰热情、曰识力。而两言括之，曰智曰勇而已。果敢与热情，所以大其勇也；识力，所以充其智也；而要之以智为本，以勇为辅。稽之中国：孔子尝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我战则克。”而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见《论语·述而》）盖子路好勇，夫子深戒之，正与克氏之论相发。

    孙子曰：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见《孙子·计篇》）

    杜牧注：

    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将伐吴，问战焉。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诠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

    何延锡注则谓：

    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众；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全此五才，将之体也。

    孙子论将有五才，若与克氏五者之数相当。其实克氏所论之五者，孙子“智”、“勇”两义足以尽之，而“信”、“仁”、“严”三义，则足以匡克氏之所未逮。独其称“智”以冠五才之首，亦犹克氏以智为本之旨也。顾孙子所以论将之用“智”者有二：一曰智足以知战；二曰智足以愚士。智足以知战则奈何？曰有三知焉，“知吾卒之可以击”，“知敌之可击”，“知地形之可以战”。三者知而后胜乃可全。

    孙子曰：

    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见《孙子·地形篇》）

    谓智足以知战也。孙子又曰：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昌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迁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见《孙子·九地篇》）

    夫战者，所以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也，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者，斯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惟命是听，无扞格之患矣！此智足以愚士也。孙子又论将有五危，曰：

    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见《孙子·九变篇》）

    夫“必死”，则不智；“必生”，则无勇；“忿速可侮”，则勇而愚；“廉洁可辱”，则信而愚；“爱民可烦”，则仁而愚；而要归于不智。倘持克氏之论以为衡，所谓“知之未明，而为之不疑”，此其为不智之果敢，孙子所谓“必死可杀”者也。若其人“烈于情感，昧于智计”，而触之即忿，激之易动，则所谓“忿速可侮”者也。至于“爱名誉，重气节”，此将士之廉洁也。然而孙子曰：“廉洁可辱。”梅尧臣注以为“徇名不顾”。此亦将之一危，何可不察也！

    吴子曰：

    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其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见《吴子·论将》）

    其论将之所慎者五，曰“理”、曰“备”、曰“戒”、曰“约”，皆“智”之事，所谓“文”也、“柔”也，独“果”则奋其“武”、“刚”而属于“勇”。顾吴子以为“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此则克氏所称不智之果敢，卤莽徒以愤事，盲动而已。孙子曰“必死可杀，忿速可侮”者也。至言“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得无嫌于“必死可杀”乎？而克氏论勇之为验，亦曰“轻生则气锐”，又与吴子之言有合，何也？盖兵，凶器；战，危事也。“必死可杀”，“必生可虏”，皆将之危也，惟兼权于“必死”“必生”，而善有以自处。然则如之何而可？昔夔州唐甄论将有利才一论，其言以为：

    彼义激气愤，解带自决，暴虎冯河而不反，世皆壮之，称为烈士。是愚夫悍妇之行也，君子不为也。君子之当大任，立身于必不死，设心于必死。必不死，以善其用也；必死，以坚其志也。吾闻之：立功者，才也；卒功者，智也；审定者，心也；达险者，志也。天下重器，举之难举也；命数不常，测之难测也。苟以死存心，以死立志，谐妻泣之而不顾，爱女泣之而不顾，昵子随之而不顾，临事之时，处之必静，见之必明，思之必熟，行之必决。虽谋不及太公，亦可以成太公之功；虽才不及管仲，亦可以成管仲之功。今夫矢一也，以弱弓发之，或不能杀人；以强弓发之，则可以贯甲。志坚则才利，亦犹弓之发矢也。昔者蜀大乱而食人肉，冉邻起兵。冉邻者，唐子未娶之女之父也，遣二人者为谍于寇。闻有猎人者于途，二人惧而欲返。其一人曰：“进死于釜，退死于法，等死耳，其行乎！第疾走，慎毋怯而反顾。”比肩而走。一人不反顾，一人数反顾。一反顾，逊不反顾者五步；再反顾，逊不反顾者十步。卒之追者及之，反顾者肉糜于釜；不及顾者，鸟逝隼集而反命，得寇之形以战胜焉。由是观之：以死心处死地者成，以生心处死地者败。成败之间，勇怯之分也。

    斯可以通孙、吴之邮而发其奥矣！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清世祖顺治丁酉举人，官长子县知县，罢官，侨居昆山，著有《唐子潜书》。宁都魏禧见之，称为汉唐以来所未有。宣城梅文鼎则以为周秦而后仅见之作云！然而孙、吴之论将，尚未能通于神明也。方战国之世，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请问为将？孙卿子曰：

    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至矣，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杨倞注：“静则安重而不为轻举，动则疾速而不失机权。”）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杨倞注谓：“使间谍观敌，欲潜隐深入之也。伍参，犹错杂也，使间谍或参之、或伍之于敌之间，而尽知其事。韩子曰：‘省同异之言，以明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又曰：‘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参也。’”）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始终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杨倞注：“无圹言不敢须臾不敬也。圹与旷同。”）夫是之谓五无圹。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临武君曰：“善！”（见《荀子·议兵篇》）

    此则儒将风规，不竞不，历览史册，前有乐毅，后有诸葛亮，倘庶几焉，非克氏之所及知也。克氏论将以“智”为本，以“勇”为辅，而以“识力”充其智。而孙卿子则以“先事”为虑，以“弃疑”为智，而以“恭敬”要其成。孙卿子之所谓“通于神明”，倘克氏之所谓“识力”乎？然而“识力”不足以尽之矣。苏洵曰：

    为将之道，当先治其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顾，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见《权书·心术》）

    此则克氏之所谓“识力”矣。苏洵之所谓“治心”，克氏谓之“识力之培养”，辞趣不同，其揆一也。论将而至于“治心”，深矣微矣，虽未通于神明，而神明之所由通乎！独我自抗战以来，义问昭宣，大小毕力。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莫不挥泣攘臂以殉国家之急，决命争首，奋不顾身，天下之勇孰尚焉。然而古人有言：“非死之难，所以处其死者实难。”吾今则曰：“非勇之难，所以用其勇者实难。”三国夏侯渊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虽数战胜，魏武帝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况今强寇压境，乘胜深入。而我自战其地，抚民训士，非一克之为烈，而来日之大难！所望深体苏洵治心之旨，兼权克氏识力之论。知彼知己，沉几观变，勿缮一时之武怒，而养可久之大勇！史称魏武帝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而揭暄《兵法百言》有“敛”之一言，以为：“惟敛可以克刚强，惟敛难以刚强克。故将击不扬以养鸷，欲抟弭耳以伸威，小事隐忍以图大。我处其缩，以尽彼盈。既舒吾盈，还乘彼缩。”然非治心之有道，智勇互用，何知制胜之以“敛”，盈缩尽利，而以此制敌，何敌不摧；国家攸赖，胜利可望矣！

    抑地利者，战之先务也。而将士之天赋，尤有要焉，曰地利之直觉本能是也。凡为士者，必有认识道里方向之本能；而为将者，尤必有想象全局形势之本能。览之即知，思之即得，不待穷思力索，而自然会心，此之谓本能。倘必按地图，事测绘，而后有知焉，则仓卒无应变之方，不知所以活用之矣。

    基博按：孙子论地形有通、有挂、有支、有隘、有险、有远，而卒之曰：

    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见《孙子·地形篇》）

    顾以为：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见《孙子·军争篇》）

    而克氏则论地利之直觉本能，足匡孙子所未逮。特是吾邑顾景范先生序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则先克氏而早发其义，以为：

    地利何常之有！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则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阪，羊肠之径，不在卭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渐车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而乌足与言地利哉！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使铢铢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常求之于山海之图、里道之志哉！且夫一指蔽前，则泰山不见；十步易辙，则日景不分。彼其惘惘焉，陷大泽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执迷途之人而求其为乡导。乡导其可恃乎哉！

    则信乎料敌制胜之所以计险扼远近者，果在乎地利之直觉本能；而乡导，则可用而不可恃者也！

    战者，以将为帅，而以兵为用者也。是故临阵合战之急者二：一曰得地利，二曰兵服习。习于艰劳而不苦，习于战阵而不慑，习于情伪而不惑，此之谓兵服习。而习器械，习队伍，又其次也。

    身宜耐劳，不求逸乐，此为训兵之第一义。夫战之为事，至劳剧也。即以行军而论，盛夏行役，而穷冬暴露，其肌肤之所浸渍，手足之所胼胝，轻霜雪而冒风雨，绝山险而狎河津，然后寒暑不能为之毒，关河不能为之阻。而道路有壤，则必除道；桥梁或断，又须架梁；材未素具，工必速集；劳而不怨，安之若素，此之谓习于艰劳矣。特是初战气锐，服劳尚易，而所难者，胜利之后，不为骄惰，旷岁之战，益以勤奋。此以征为将训练之有方矣！

    习于艰劳矣，尤必习于战阵。夫战，危事也，而尤莫甚于近代。方其渐近战线也，炮声隆隆，如轰雷迅霆，耳震目眩，固已不易自持。及其进也，炮弹横飞，每一堕地，则火光迸裂，烟焰弥漫；枪珠杂出，啸亦惨厉；而同伍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尤令人目不忍睹。使非久经行阵，习惯自然，鲜不心惊胆摇，而仓皇无所措手足矣！

    习于战阵矣，尤必习于情伪。而所谓习于情伪者，谓习于情报之幻变；而判别其情伪也，情报不能不用，然大都不可信。方开战之初，其情伪尚不难辨。迨夫战之既久，以敌之多方误我也；而情报之来，乃予我以迷离惝恍之思，而莫知所从焉。然矛盾之情报，尚可参伍而得其情伪。所患者，尤在情报之源源而来者，前后如出一吻，而信以为实，措之行事，往往如敌人之所愿欲，而以成不可救之败绩，此则不可不慎也。夫情报之矛盾[2]者，利害不一，利我则意得，害我则气沮。顾以师久而老，失其自信，往往见其害而不见[3]其利。风声所播，因以溃不成军者，亦时有之。是以为将者平日训练士兵，不可不使之洞达人情，谙练世故以培养其判断情报之识力。此固不能求之人人。特使一军一队之中，其人愈多，则军心愈固而士气不挠。

    习器械，习队伍，可以操场训练得之；而所谓“习劳苦”、“习战阵”、“习情伪”之三者，则非实事求是不为功。平时之野战演习，不过聊胜操场训练，亦徒具文而已，岂能得实地之经验！所以长治久安之国无胜兵也！然则何道而可？曰道有二：常调我军队以援四邻，使之实地参战，一也。聘调久历战阵之外国军队与我军合编，相观而善以为示范，二也。庶几有勇知方，干城无虞矣。

    基博按：明戚继光以名将平倭镇蓟更历南北，并著声。在南方，战功特甚；北则专注守。撰《纪效新书》十八卷、《练兵实纪》九卷、《杂集》六卷，专论练兵之法，以为：

    操兵之道，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气性活泼，或逸而冗之，或劳而息之，俱无定格；或相其意态，察其动静，而撙节之。故操手足号令易，而操心性气难；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难。能操而使其气性活泼，又必须收其心，有所秉畏竞业。又有操之似者，最为操之害。何则？权哗散野，似性气活泼；懈苦不振，似心有竞业；为将者辨此为急。操之于场肆者，不谓之操，所谓筌蹄也。兵虽静处闾阎，然亦谓之操，乃真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测！神乎神乎，玄之又玄！此圣贤之精微，经典之英华。（见《纪效新书·或问》，亦见《练兵实纪·储练通论》。）

    所著《纪效新书》十八卷，以一卷为一篇：曰束伍、曰操令、曰阵令、曰谕兵、曰法禁、曰比较、曰行营、曰操练、曰出征、曰长兵、曰牌筅、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经、曰诸器、曰旌旂、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图而为之说，皆阅历有验之言。而《练兵实纪》，则在蓟门练兵之作。一练伍法，二练胆气，三练耳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以为“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曰实纪者，征实用也，而以“练心力”、“练手力”、“练足力”、“练身力”四者为先务之急。其言曰：

    凡人之血气，用则坚，怠则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大人且然，况兵乎！不宜过于太甚；是谓练心之力也。

    凡平时各兵所用器械，轻重分两，当重于交锋时所用之器。盖重者既熟，则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所欺矣。是谓练手之力也。

    凡平时各兵，须学趋跑，一气跑得十里不气喘才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渐渐加之；临阵去沙，自然轻便。是谓练足之力也。

    凡平时习战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强加之，庶临阵身轻，进退自速。是谓练身之力也。（见《练兵实纪·练手足》）

    然四者练矣，而无胆，犹未足以语于杀敌致果也。继光认为：

    平日在教场操时，打铳则把托稳定，对把从容；舞械则以单对单，前无利害。似谓习之已精已至矣。临敌之时，若使仍是照前从容酬应，如教场内比试一般，不必十分武艺，只学得三分，亦可无敌。奈每见贼时，死生呼吸所系，面黄口干，手忙脚乱，平日所学射法、打法尽者忘了，只有互相乱打，已为好汉，如用得平时一分武艺出，无有不胜；用得二分出，一可敌五；用得五分出，则无敌矣。谚云艺高人胆大，殊为不然！必须原是有胆之人，习得好艺，故胆益大。无胆之人，平日习得武艺十分精熟，临时手软身颤，举艺不起；任是如何教习，亦不得胆之大也。

    克氏曰：“习于战阵而不慑。”此所以练胆也。揭暄《兵法百言》之论“练”，则曰：

    意起而力委谢者，气衰也；力有余而心畏沮者，胆丧也。气衰胆丧，智勇竭而不可用。故贵立势以练气，经胜以练胆，布心以练情，一教以练阵艺。

    此其说亦与克氏所论互有详略。克氏所谓“习于战阵而不慑”，是即“经胜以练胆”也。而“练阵艺”，则克氏之所谓“习器械”、“习队伍”。至于“练气”、“练情”之说，盖克氏之所未言焉！

    注解：

    [1]　赜，原作“颐”，据《国命旬刊》第七期（1938.6.10）第7页改。

    [2]　盾，原误作“遁”，据《国命旬刊》第七期（1938.6.10）第13页改。

    [3]　见，原误作“害”，据《国命旬刊》第七期（1938.6.10）第13页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