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秦之文化

，乃真未喻秦代法制之意也。古俗不禁女子改嫁，亦无旌表守节之事。考守节树坊之始，盖本于始皇之奖巴寡妇清。

    《史记·货殖列传》：“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然其筑台而客之，以清能用财经营事业，为女子之杰出者，似不徒专以其为贞妇也。

    秦之为世口实者，曰“焚书坑儒”。此文化史上最大之罪恶也。然刘海峰《焚书辩》为秦平反，最得事理之实。

    《焚书辩》（刘大櫆）：“《六经》之亡，非秦亡之，汉亡之也。何则？李斯恐天下学者道古以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之语，其法至于‘偶语《诗》《书》者弃市’，而吏见知不举，则与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之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职，诣守尉杂烧之。’然则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迨项羽入关，杀秦降王子婴，收其货宝妇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昔萧何至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于秦博士所藏之书，独不闻其收而宝之。设使萧何能与其律令图书，并收而藏之，则项羽不烧，则圣人之全经犹在也。”

    且据《汉志》，秦于诸经，亦未尽燔。

    《汉书·艺文志》：“秦燔书，而《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秦之博士甚多，

    《汉书·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

    其遗献皆能优游论著，

    《秦献考》（章炳麟）：“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识于太史公书者，叔孙通、伏生最著。仆射周青臣用面谀显，淳于越相与牴牾，衅成而秦燔书。其他《说苑》有鲍白令之斥始皇行桀、纣之道，乃欲为禅让，比于五帝[2]，其骨鲠次淳于。《汉书·艺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书百章。名家四篇则《黄公》，黄公名疵，作歌诗，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称赵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3]。最在古传纪，略得八人，七十员者九一耳。青臣朴樕不足齿，其七人，或直言无挠辞，不即能制作，造为琦辞，遗令闻于来叶，其穷而在蒿艾。与外吏无朝籍。烂然有文采论纂者，三川有成公生，与黄公等同时。当李斯子由为三川守，而成公生游谈不仕，著书五篇，在名家。从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然秦虽钳语烧《诗》《书》，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无所惧，是岂无说哉？！”

    （按《集韵》引《炅氏谱》：“桂贞为秦博士，始皇坑儒，改姓昋。”宋濂《桂氏家乘序》亦述其事。是秦博士尚有一桂贞。）及孔鲋为陈涉博士，亦秦时人也。

    《史记·孔子世家》：“孔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

    第执“焚书坑儒”一语，遽以为秦之对于古代文化摧灭无余，是实不善读史耳。

    秦法，民之欲学者，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吏主行政，师主教育，二者似不可兼，且专以法令为学，学之途尤隘矣。而章实斋盛称其法，谓为三代旧典。

    《文史通义》（章学诚）：“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外，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专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耳。”

    盖以吏为师，犹能通知当世之务，视专读古书而不知时事者，其为教犹近古而较善耳。周代教民，最重读法，汉之学童，亦籀尉律。

    《说文序》：“尉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段玉裁曰：“讽，谓能背诵尉律之文；籀书，谓能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即缮写至九千字之多。”

    是周、汉皆使人民学法令，以吏为师也。秦法虽亡，其遗文犹存于汉律。

    《汉书·刑法志》：“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言法律者，溯其渊源，不能外乎秦律；虽谓秦吏所授止于法令，其关系亦至巨矣。（按吾国刑法，见于《书·尧典》《吕刑》及《周官·司寇》职文者，均刑律之渊源。春秋时复有刑书，然不名律。言律，实始于秦。按《唐律疏》，魏文侯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4]。商鞅传授，改法为律[5]。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6]。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宋、齐、梁及后魏因而不改。爰至北齐，并刑名法例为名例；后周复为刑名；隋因北齐更为名例；唐因于隋，相承不改。此吾国旧律传授之源流。自宋迄清，亦多沿唐律。至清季始改定新刑律，因吾国之习惯，采欧洲之法意，然亦未能尽变旧法也。）政府立法，恃国民之推行，民力不充，虽有良政府亦无如之何。民能自立，政府虽强暴压制，亦不能阻其进取也。吾观秦史，颇见秦民进取之迹。如：

    《汉书·高帝纪》：“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

    《史记·货殖传》：“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众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

    由此推之，秦时南越、滇、蜀，皆赖中夏之民为之开化。尉佗之文理，卓氏之筹策，特其著者耳。吾国人民之优秀实冠绝于四裔，虽为政府强迫迁徙，亦能自立于边徼。故秦代谪戍移民之法，虽在当时为暴虐，而播华风于榛狉之地，使野蛮之族皆同化于中县，其所成就，正非当时政府意计所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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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李斯书。

    [2]　《至公篇》。

    [3]　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

    [4]　注：“盗法，今贼盗律；贼法，今作伪律；囚法，今断狱律；捕法，今捕亡律；杂法，今杂律；具法，今名例律是也。”

    [5]　注：“改法为律者，谓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也。”

    [6]　注：“户者，户婚律；兴者，擅兴律；厩者，厩库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