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考证学派

之士，亦杂治《说文》古韵，此汉学输入浙江之始。厥后仁和龚丽正，婿于段玉裁之门，其子自珍，少闻段氏六书之学，继从刘申受游，亦喜言《公羊》；而校雠古籍，又出于章学诚；矜言钟鼎古文，又略与常州学派近。特所得均浅狭，惟以奇文耸众听。仁和曹籀、谭献，均笃信龚学。惟德清戴望，受《毛诗》于陈奂，受《公羊》于宋翔凤，又笃嗜颜、李之学，而搜辑明季佚事，又与全、邵相同。虽以《公羊》说《论语》，然所学不流于披猖。近人俞樾、孙诒让，则又确守王、阮之学，于训故尤精。定海黄氏父子，学糅汉宋，尤工说礼，所言亦近阮氏，然迥与龚氏之学异矣。……江北、淮南之士，则继焦、黄而起者，有江都凌曙。曙问故张惠言，又游洪榜之门，故精于言《礼》，兼治《公羊》，惟以说《礼》为本。时阮元亦乡居，故汉学益昌。先大父受经凌氏，改治《左传》。宝应刘宝楠，兼承族父端临之学，专治《论语》。别有薛传均治《说文》，梅植之治《穀梁》，时句容陈立，丹徒汪芷、柳兴宗，旌德姚佩中，泾县包世荣、包慎言均寓扬州；山阳丁晏，海州许桂林，亦往来邗水之间。立受学凌氏，专治《公羊》。芷治《毛诗》。兴宗通《穀梁》。佩中治汉《易》。世荣治《礼》，兼以《礼》释《诗》。慎言初治《诗》《礼》，继改治《公羊》。桂林亦治《穀梁》，尤长历数。晏遍说群经，略近惠栋。然均互相观摩，互相讨论，故与株守之学不同。甘泉罗士琳，受历数之学于桂林，尤精数学。时魏源、包世臣亦纵游江淮间，士承其风，间言经世，然仍以治经为本。……燕京为学士所荟萃。先是大兴徐松，治西北地理；寿阳祁韵士，兼考外藩史乘。及道光中叶，浸成风会。而韵士之子寯藻，兼治《说文》，骤膺高位。由是平定张穆、光泽何秋涛均治地学，以小学为辅，尤熟外藩佚事，魏源、龚自珍亦然。故考域外地理者，必溯源张、何。至王筠、许瀚、苗夔则专攻六书，咸互相师友，然斯时宋学亦渐兴。……先是赣省陈用光，传姚鼐古文之学派，衍于闽中粤西，故粤西朱琦、龙翰臣均以古文名。而仁和邵懿辰、山阳潘德舆均治古文理学，略与桐城学派相近。粤东自阮氏提倡后，曾钊、侯康、林伯桐均治汉学，守阮氏之传。至陈澧遂杂治宋学。朱次琦崛起，汉、宋兼采，学蕲有用。曾国藩出，合古文理学为一，兼治汉学，由是学风骤易。黔中有郑珍、莫友芝，倡六书之学，兼治校勘。至于黎庶昌，遂兼治桐城古文。闽中陈寿祺，确宗阮氏之学，其子乔枞杂治今文《诗》。至于陈捷南，则亦兼言宋学。湘中有邓显鹤，喜言文献。至于王先谦之流，虽治训故，然亦喜言古文，是皆随曾氏学派为转移者也。惟湘中有魏源，后有王闿运，均言《公羊》，故今文学派亦昌，传于西蜀、东粤。”

    汉学家之弊，方东树《汉学商兑》言之详矣。要其人所自称许者，无过于征实。

    《近代汉学变迁论》：“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者矣。即嘉定三钱，于地舆、天算各擅专长，博极群书，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而段、王之学，溯源戴君，尤长训故，于史书诸子，转相证明，或触类而长，所到冰释；即凌、程、三胡，或条例典章，或诠释物类，亦复根据分明，条理融贯，耻于轻信而笃于深求。征实之学，盖至是而达于极端矣。”

    近人尤盛称其治学之法，谓合于西洋之科学方法，实则搜集证佐，定为条例，明代学者已开其端，非清人所得专美。

    《毛诗古音考序》（明陈第）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

    《毛诗古音考序》（焦竑）：“李立作《古音考》一书，取《诗》之同韵者，胪列之，为本证，已取《老》《易》《太玄》《骚赋》《参同》《急就》、古诗谣之类胪列之，为旁证。”

    虽科条精密，后胜于前，然其能成为科学者，自文字、音韵外，初不多觏也。高邮王氏校订群书，最称精善，然其法大抵先取宋人所辑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书，比其异同，即据为己意，先立一说，而后引类书以证之。如《读书杂志·逸周书第二》（王念孙）：

    “辟开修道。”念孙案：辟开修道，文不成义。开本作关，辟关修道，皆所以来远人。故下文言远旅来至，关人易资也。俗书關字作閞，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误。《玉海》二十四、六十引此，并作辟关。[1]

    又：

    “水性归下，农民归利。”念孙案：此本作水性归下，民性归利。民性与水性对文，民字总承上文士农商贾而言，非专指农民而言。今本作农民者，即涉上农民归之而误。《玉海》六十引此，正作民性归利。……《世俘篇》：“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念孙案：此文本作“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亿有八万乃佩玉之数，非旧宝玉之数。抄本《北堂书钞·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艺文类聚·宝部上》《太平御览·珍宝部三》并同。……《周月篇》：“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念孙案：岁下更有岁字，而今脱之。《太平御览·时序部二》引此，正作“岁有春夏秋冬”。

    此类甚多，不可胜举。恃宋人之类书以讲汉学，谓是即超过宋人，不知在宋时其书本不误，自亦不必有校勘之学矣。汉学家所尚者考证，然其考证亦时有疏漏，观魏源讥纪昀之言可见。

    《古微堂集·书宋名臣言行录后》（魏源）：

    乾隆中，修四库书，纪文达公以侍读学士总纂。文达故不喜宋儒，其总目多所发挥，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录》之甚者也。曰：兹录于安石、惠卿皆节取，而刘安世气节凛然，徒以尝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灭公，是用深懑，是说也，于兹录发之，于《元城语录》发之，于《尽言集》发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琰录》发之，于清江《三孔集》发之，于唐仲友《经世图谱》发之，昌言抨击，讫再讫四，昭昭国门可悬，南山不易矣。虽然，吾不知文达所见何本也。兹录前集起宋初，后集起元祐，而刘公二十余事在焉……宋本今本，五百年未有改也，吾未知文达所见何本也。

    未观原书，遽以己意妄下论断，是岂得为考证之法乎？盖汉学家所考证者，局部之考证，于唐以下之书率不屑读，尤鄙夷宋人，好事诋斥，此皆其所短也。汪家禧《东里生烬余集》卷二中《与陈扶雅第二书》论当时讲汉学者之谬最通：

    近世雅重汉学，妄论真汉学亦不尽传。孟氏之学当时已有微论，况历久至虞氏，其中条例，断不能无增设，而必谓商瞿之传即此。阁下试思，《易》经四圣人手定，道冠诸经，必如虞氏云云，则按例推文，直如科曹检牍，比拟定详，恐经旨不如此破碎也。郑、荀同学费《易》，何以立说又不同？郑从马学，何以与马又不同？焦、京同原，而卦林灾异，何又不同？道无二致，一是必有一非。出奴入主，究何定论？《尚书》力辟古文，妄谓今时伏、郑本文，久以放失。近世复古者所本仍用伪孔，不过一二补缀，如交广人嵌螺钿盒，其本质乃漆也。即郑注无有者，仍不能不用孔义以通之，用其说而辟其书，何足令人信服？《诗》四家同本荀卿，何以诗旨殊，作诗之人殊，篇章次第又殊？阁下试思，一堂受业，纵有异同，又何致大相楚越？今世所传，未必尽经师本旨，而或出陋儒附益也。必欲一一信之，真所谓陈已弃之刍狗矣。妄谓汉儒经学以适用为贵，董子明阴阳五行，究天人之原；贾生明体达用，尽通变之术；刘更生敷陈《七略》，辨官礼之条分，通立言之本旨；杨子云潜思性命，体退藏之旨，参黄老之微；许叔重诂字义，而六书之用彰；郑司农究典章，而三《礼》之要举，此六大儒之书，皆当各陈其宗旨，而不必割裂以附遗经，又不必曲说以添胶结。至于唐、宋以来，名儒接踵，各有精微，亦当一一参稽，断不可概为抹杀。如必限代读书，则太仓历下用其说于诗文者，今复用之于经学，恐千秋定论，断不能废程、朱而但遵伏、贾也。高明试思，狂言亦可择否？且今时最宜亟讲者，经济掌故之学。经济有补实用，掌故有资文献。无经济之才，则书尽空言；无掌故之才，则后将何述？高冠褒衣，临阵诵经，操术则是，而致用则非也。班史无韦贤，邺都无王粲，精专则是，而闳览则非也。开拓历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阁下有意乎，无意乎？放胆狂谈，幸勿以荒唐罪我。

    世尊乾、嘉诸儒者，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考史之学，不独赵翼《廿二史劄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辑一代之学说[2]，或明一师之家法[3]，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4]，或著专例[5]，或为总图[6]，或为专图[7]，或专释一事[8]，或博考诸制[9]，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家标举《公羊》义例[10]，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其他之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石，皆为古史学尤不待言。惟限于三代语言、文字、制度、名物，尚未能举历代之典籍，一一如其法以治之，是则尚有待于后来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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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据此文，似先定为关字，然后检《玉海》得其证者。其实是先以《玉海》校此书，见《玉海》作关字，遂据以为说，而后引《玉海》为证。下均仿此。

    [2]　如惠栋《易汉学》之类。

    [3]　如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之类。

    [4]　如江永《仪礼释例》、凌廷堪《礼经释例》之类。

    [5]　如任大椿《弁服释例》之类。

    [6]　如张惠言《仪礼图》之类。

    [7]　如戴震《考工记图》、阮元《车制图考》之类。

    [8]　如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胡匡衷《仪礼释宫》之类。

    [9]　如金鹗《求古录礼说》、程瑶田《通艺录》之类。

    [10]　如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凌曙《公羊礼说》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