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序言

气气的，温馨的，淫荡的。在这里，只有嬉闹和笑声、音乐和刺绣、笼中鸟儿的鸣啾、糖果和利口酒，只有偷偷摸摸的抚爱。在龙桑修道院里，那些阴暗的走廊让人感到全身哆嗦；而在圣厄特罗普修道院里，修女们却在温暖干净的居室中过着幸福的日子，这种舒适的房间让人想起《农民暴发户》(21)中阿贝尔小姐的餐厅，或者夏尔丹(22)的那些画。此外，修女们在一起绣花的某些场面也给人一种惊人的新鲜感，宛如一幅图画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您对绘画是很在行的，侯爵先生……”但是，这里一派安乐景象的最正确的象征，莫过于修女们犹如小鸟一般发出的唧唧喳喳的叫声，间或还有其他成百上千种声音：开门声、脚步声、嚼糖声和纺纱声同各种窃窃私语声、叹息声和心跳声汇成了一支协奏曲。不过，在这支乐曲中也不断地充满着一层层正在扩散着的同谋关系。于是，这部作品的总体结构渐渐地被一种非常简单的对比结构所代替，也就是说，在圣厄特罗普修道院和龙桑修道院之间进行对比，其情形简直像是在拿一个小小的天堂和燃烧着烈火的凄惨地狱作比较。

    然而，苏珊修女还在继续经受考验。我们知道她所受到的新的人身侵犯是什么性质的。圣厄特罗普修道院院长是说明深居在修道院里的女人患有神经官能症的最好例子：继那个有宗教幻觉的院长和残忍的圣克里斯蒂娜嬷嬷之后，读者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有性怪癖的女人和她那头戴修女帽的娇妻。在苏珊修女殉道的第一幕中，由于她神秘地分担了基督所受过的那些苦难，所以深得天主的保佑，她要维护的只有自己的清白无辜。她大肆炫耀自己的清白无辜，在解释这种清白无辜的时候竟然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在龙桑修道院里，这个修女同她的敌人所作的斗争从部分意义上说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而在圣厄特罗普修道院里，只有苏珊一人在演喜剧，她宣称自己并不知道她的肉体觉察到的那些抚爱叫什么。如果说圣厄特罗普修道院院长是这部小说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那大概是因为在所有人物中只有她没唱什么高调，如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她那些甚至可以说是做得一丝不苟的动作使她避免了装腔作势之嫌，脱离了那个幻觉世界。

    这个小故事是在把大家搞得晕头转向中结束的。修道院院长所感到的种种恐惧把发疯这个始终含而不露的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天下午修女们聚在一起吃点心和上唱歌课，这种恬静的生活气氛被谵妄及其幻觉的复发破坏了：魔鬼又重新出现。但是，这回情况发生了漂亮的逆转，现在不再是苏珊修女成了魔鬼，吓得那些单纯的人昏厥过去。她受到神师的告诫以后，被一种红色的反光所骗，以为在那个受到惩罚的女人的肉体中认出了自己。

    这个院长的死和德·莫妮嬷嬷的死形成了反差强烈的对照。死亡这个主题也是这部作品的特点之一。西莫南太太、德·莫妮嬷嬷、于尔叙勒修女和圣厄特罗普修道院院长，狄德罗把这些人临终时的情景集中在一部作品里进行描写，这是一部多么奇妙的葬礼对位法作品啊！但是，至此我们还没有进入《加尔默罗会修女对话录》中的那个宽恕的世界，各人临死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圣女也好，被天主弃绝的女人也罢，各人自有各人的死法。

    关于《修女》的结局，狄德罗只留下了一些内容不那么连贯的说明，但这些说明让读者看了依然为之心碎。苏珊险些进了曾经幽禁过曼侬(23)的那家总收容所。接着，好像在十八世纪末的黑色小说里一样，她差点被一个修士强奸。后来，她又像玛丽安娜那样不得不在一家洗衣铺里找了个负责接收衣服的活（或者说当了个洗衣女工），她还目睹了一个马车夫发怒的场面。

    苏珊的自述是这样结束的：她最后一次祈求侯爵可怜可怜她，接着又用谨慎而明确的语言表示她想自杀，最终又奇怪地谈到她自己。“我是一个女人，也许有点儿撒娇，对此我自己怎么知道呢？但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并没有什么矫揉造作的地方。”听到她最后所作的这番狡猾的辩解，大家还以为这话是玛丽安娜说的呢。

    《修女》在很长一段时期中被认为是一本双料的坏书：既淫秽又反对教会。说到淫秽，它和《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相比，几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反对教会，我们应该指出，书中的这种倾向是有限度的和次要的。

    根据乔治·梅先生的看法，《修女》既没有宣传反对宗教，也没有宣扬反对基督教，甚至没有鼓吹反对教权主义，而在一七六〇年有反对教权主义的倾向是很平常的事。这种看法并不是什么悖论，因为既然狄德罗攻击的目标仅仅局限于修道院，那攻击的范围就是非常狭小的。但是，一部作品通过一个虚构的悲怆故事慷慨陈词，从两个方面对基督教的基本机构之一进行抨击，这样的作品难道就不是反对基督教的？乔治·梅先生看到《修女》没有被列入罗马教廷的禁书目录，就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也许早了点。

    要是我们进一步考察狄德罗的手法，就不难发现宗教信仰这个领域始终是受到保护的。首先，这部书信体小说是写给一个信教的男子，而苏珊修女的宗教信仰也是不容怀疑的：她远没有因为自己所受到的种种迫害而谴责宗教本身，而是祈求通过宗教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她甚至在一些确实有过的神秘时刻，在自己的痛苦中重新体验到了基督受过的全部苦难。另一方面，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狄德罗对修道院所作的辛辣讽刺也只是用转弯抹角的方式来表达的。总之，《修女》的批判意识可以归结为这样两个主题：“出家修道”和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隐居”。狄德罗在处理第一个主题的时候，首先是把它当作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来抨击的。至于第二个主题，他几乎把它看成是一个生理学方面的主题，只关系到人的天性，根本不涉及超自然的东西。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中，也就是说，只要法院还没有对苏珊修女的案子作出最终的————和可悲的————审判，家庭强迫的思想就取代被认为是导致修道院应运而生的出家修道的思想，成为最重要的主题。苏珊修女接连不断地向上流社会、法院、政权机关求援，后来甚至更广泛地向公众舆论求援。她揭露的罪行将是司法界所不知道的，或者说是司法界不可能承认的，这种罪行的实质在于有人利用修道院来达到一些并不神圣的目的。“有几个修女接受神召是对的，而那么多修女接受神召却是大逆不道的！”后者几乎个个都成了牺牲品。大概我们还应该把那些在自己欺骗自己的修女也算上。也许圣厄特罗普修道院院长就属于这个情况，因为她能把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想蛰居在一个女人世界中的愿望看成苍天的旨意。最常见的是，这些不幸女子在活泼好动的时候却要过着幽禁的生活，因为一些金钱交易和家庭纠纷要求甩掉她们这些包袱。现在观点已经很明确，狄德罗愤怒抨击的是教会同上流社会之间的勾结，是一个所谓的神圣机构同那些最亵渎神明的考量，即同那些利欲熏心的仇恨之间的勾结。事实上，建立修道院的宗旨是要把它变成一种保护社会弊端的手段，这种手段和国王签署的一份监禁令相比没有什么两样。这是王权赐给贵族家庭和上等有产者家庭的双重保护手段，好让这些家庭能够摆脱那些无继承资格的子女，摆脱那些行为会闹出丑闻的人，或者是那些被一种可耻的出生剥夺了全部社会生存权的人。

    家庭悲剧是《修女》的起因。除了玛格丽特·德拉马尔以外，家庭悲剧还造成了许多其他的受害者。不过，玛格丽特·德拉马尔大概不是一个私生女，她被送进修道院并不是为了替母亲赎罪，而只是为了不让她分享遗产。相反，苏珊·西莫南的命运倒和埃格蒙特夫人的命运有一种奇怪的相似性。蓬巴杜夫人(24)的贴身侍女奥塞夫人(25)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过埃格蒙特夫人的不幸身世。埃格蒙特夫人二十五岁那年，她母亲的神师(26)来通知她说她是个私生女。神师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通过这次重大的打击，让她同意不结婚，否则她就会把一些不属于她的财产转到她孩子的名下，而这些孩子只不过是“罪恶的产物”。“埃格蒙特夫人胆战心惊地听完了事情的详细经过。这时候，她的母亲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走了进来，跪倒在女儿的面前，求她别让母亲永远被罚入地狱。埃格蒙特夫人竭力使母亲放心，也为了使自己安下心来，就对母亲说：‘我该怎么办呢？’那个神师回答她说：‘您要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天主，这样就可以洗刷掉您母亲的罪孽。’于是，埃格蒙特夫人不顾国王和蓬巴杜夫人的反对，抛弃红尘进了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27)在这个故事中，一切都令人愤慨：赦去母亲的罪行竟然以牺牲女儿为代价，犯下罪孽后所作的补偿竟然不失时机地和保卫一笔遗产联系在一起。像在《修女》中一样，道德偏见和迷信行为同金钱纠缠在一起，一切都裹上了同一件虚伪的外衣：看似奉献给天主的东西，实际上是给了上流社会；占领黑暗的修道院是为了在那儿建立维护社会秩序的地狱。至少在埃格蒙特夫人的曲折经历中，正如奥塞夫人所指出的，王权仍然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国王和女侯爵愿意出面干涉，但没有成功。这个成了牺牲品的女人是鬼迷心窍，自食苦果。苏珊·西莫南则起来抗争，她的败诉符合玛格丽特·德拉马尔的真实故事，它说明整个社会都是有罪的，是整个社会促成了一个家庭阴谋所结出的恶果最终瓜熟蒂落，使一种非法幽禁变得合法化。《修女》这部小说似乎综合了埃格蒙特夫人神圣的悲剧和玛格丽特·德拉马尔渎神的正剧：埃格蒙特夫人是个盲目和顺从的受害者，而玛格丽特·德拉马尔则是个头脑清醒、有活动能力、颇有心机的叛逆者。

    因此，在《修女》中，作者首先针砭的是某种社会陈规，更确切地说，就是在王权、教会和家庭之间，为了维护荣誉和金钱秩序、针对可恶的私生子而签订的那种契约。这种抗议，我们可以认为是客观的，因为德拉马尔事件和埃格蒙特夫人的自我牺牲就是明证。但是，从这点开始，小说的内容就有些想入非非了。狄德罗承认他热衷于根据自己的理想来杜撰集中在这个典型的受害者身上的种种苦难。他愿意看到人们吓得晕头转向的场面。大概他头脑中有一种模式：苏珊修女属于克拉丽莎和帕美拉(28)一类的人物。但是，“制度”比文学作品的影响更能说明“幻想”的强度。狄德罗凭着经验展开想象，并且打算把这种想象推向极端：人类现在变得怎样了？一个女人，如果她是被迫或者是她自己同意违反人性地生活在一种不真实的和地狱般的空间中，那儿永远透不进一点人道的空气，她会变得怎样呢？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或者毋宁说从对这个问题假设的答案中，紧接着就引出了一幅幅诙谐可笑或者恐怖可怕的画面。

    《修女》的第二层意义是论述了女人隐居在一个与男人的世界隔绝的病态小社会里这样一个主题。建立一个受到保护的封闭世界的思想曾激起了卢梭一些幸福的遐想，而在狄德罗看来则像是一场噩梦。这是因为在卢梭的眼里，人的天性并不是与他人交往；而狄德罗认为，人的天性首先就是与他人交往。对“人道”一词，狄德罗并不是通过内涵，通过一种本质，而是通过外延，通过对大量的人作比较和对照来给它下定义的。卢梭对人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狄德罗几乎不相信人的“天性”，他看到的只是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搜集到的那些“原型人物”的秘密和矛盾。他认为人要获得知识，就要有一个无限广阔的活动天地，就要广泛地和他人接触，就要穿越国界，走出高墙深院。更何况，如果说狄德罗抛弃了一切对人的先入为主的看法，那么，他的感觉和理智至少使他明白：一个人只有在和他人的交往中才有意义，才能实现幸福和真正成其为人。社交性是人的本质中最重要的方面，社会是唯一的物质场所，人人都可以在那儿毫不费力地公平地呼吸到空气。狄德罗宣扬的人道主义是如此复杂，如此变化不定，总是研究他自己；在他的这种人道主义中，只有上述认识说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成了他唯一的信条。当然，狄德罗还有其他一些坚定的信念，例如，人首先就是肉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东西，但这样人们就进入了神秘世界，并且时机还没有成熟，因为在建立一种并非理想主义的，而是生物学上的新人道主义方面，科学仅仅发表了它的初步意见。在谈到社交性的时候，不再有什么要说明的了，其内在的含义像经验一样是明确的：一个人要是离群索居，无疑是选择了堕落，自甘毁灭。这就是狄德罗对卢梭的主要不满，因此，在撰写《修女》一书前不久，这两位哲学家的关系就已开始破裂。

    根据这种既是感情上的又带有信条性质的坚定信念，我们不难解释狄德罗为什么会对修道院十分气愤。在这里我们仍然没有更多地考虑严格意义上的反对教会这个主题。一个被幽禁在修道院里的人，不管其性别如何，就等于是被放逐到一个违反人性的世界中；在那儿，人的一切正常生活都被打乱了，被扭曲了；在那儿，人的优秀品质和人的天赋都走向了反面。包围着人的是一些残暴而奇怪的恶魔：忧郁、无法摆脱的自杀念头、阴谋、诽谤、暴行、仇恨和一出出性癫狂的闹剧。有时候，人的这种蜕化变质显得较为轻松，好像是在安乐舒适中发生的：圣厄特罗普修道院的修女们丧失了严肃之人的一切知觉和理智；对修道院里的疯狂，她们用它富有诗意的和轻松的一面去抗衡它悲惨的一面。她们不像龙桑修道院里的修女那样，是恶魔般的人物，而是一些轻率的女人；她们像漂亮的玩偶，喜欢多嘴多舌，既没有主心骨又轻浮。对发生在圣厄特罗普修道院里的罪行和荒唐事，宗教是不负直接责任的。宗教唯一的过错，不过也是主要的过错，就是不了解人的社交性，编造出个人灵魂得救的神话。其他的一切都来自这种首要的幻想。狄德罗指责基督教的主要就是它对人性的误解，因为像一种对永恒的东西的思念那样，这种误解老是留在他的心中；其次才是基督教教义本身，其实，这些教义给他造成的麻烦远远不及它们给一个伏尔泰式的人物带来的不快，它们甚至有时候对他还颇具吸引力，使他浮想联翩。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部奇怪的作品没有丝毫不合乎情理的地方：《修女》虽然用催人泪下的笔调和夸张的手法对修道院进行了讽刺，但仍然包含了一些论述人的灵性的精彩段落。不过，如果我们撇开德·莫妮嬷嬷的情况不谈（德·莫妮嬷嬷从她具有的那种精神病人的第二状态，从她那种未卜先知和能看到人的心灵深处的本领来看，也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怪人），心灵方面的禀赋并不是同意进入修道院并在那儿养成了第二天性的女人都有的，而是拒绝进入修道院的女人，只有苏珊·西莫南才有的，因为她的祈祷，她的精神升华，很自然地把对一种人类无法把握的条件的恐惧看作精神支柱。苏珊修女只有在祈求天主拯救她的时候，才真正使我们深受感动。当她说她仿佛遭受了基督受过的那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她已经身不由己地受到修道院精神的感染，或者认为她已经巧妙地为自己天生的爱俏找到了一件漂亮而神秘的外衣。

    于是，《修女》的第二层意义就清楚地显露出来了。这层意义是对第一层意义的补充，可以表述如下：成为修道院的牺牲品的并不仅仅是那些被迫进入修道院的女子。这就大大超过了选职志向问题的范围。圣厄特罗普修道院院长、圣克里斯蒂娜嬷嬷、龙桑修道院里的所有泼妇，还有圣厄特罗普修道院里的那些没有头脑的女子，她们无疑都“很好地受到了天主的召唤”：没有任何迹象让人相信她们不是自由地来到修道院的。然而，她们都成了修道院的牺牲品，她们和被幽禁在修道院里的苏珊没有什么两样。那个搞同性恋的院长嬷嬷自以为能在梦幻般的世界中过一种温馨的日子，早上睡睡懒觉，身上穿着漂亮的白衬衣，能吃到各种各样的糖果。但是，日后的赎罪将是多么艰苦！临终时和魔鬼的肉搏又是多么可怕！

    由此可见，把《修女》看成一部反教会的作品也许是有些简单化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作为客观的作品，这部小说是对某种社会秩序的抗议；而作为幻想的作品，它则是对某些人提出的人的概念的抗议。但是，至少在这个范围内，难道就不能说《修女》是在攻击基督教的本质？如果要对这个疑问进行驳斥，就可以说，它攻击的目标只是修道院，没有嘲笑任何一条教义。（在这方面，《修女》和伏尔泰的《随笔》是多么不同！）它花了很多笔墨来描写祈祷和默祷。所有这些理由都说得不错，却有空口说白话之虞。一种完全相反的评价同样也是合情合理的：一部作品虽然承认精神生活的真实性，但是拒绝接受基督教制定的最纯洁的修道作风，认为这种修道作风是对人类有害的，这样的作品难道不恰恰是反对基督教的？

    然而，真实可信的是：狄德罗心底里并不打算写一部反对教会的作品。他只是想模仿理查逊的风格，写出一部悲怆动人的小说，揭示一个纯洁高尚的弱女子所遭受的那些不公平的痛苦。此外，他还想创造出一种想象中的有关人的经验，以便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些人被迫脱离社会过隐居生活的时候，人性会变得怎么样？狄德罗创作《修女》的时候，他的全部好奇心显然都集中于这样两点：研究环境，研究肉体对精神生活的影响。第一种研究不合乎情理，因为狄德罗是随着他对修道院的研究来创造笔下的修道院的。他探索的并不是一种真实的经验，而且龙桑修道院里的那些地道已经和萨德侯爵笔下的地道同样可怕。但是，众所周知，在狄德罗看来，想象和经验不是互相排斥的；在他的作品中，《修女》不是唯一一部这样的著作：书中提出的看法往往建立在一些幻想之上，并且从幻想中汲取养料和得到检验，最后向前发展。

    狄德罗的论点是修道院里的生活摧毁了人的自然情感，不让人发挥那些“连动物都有的机能”。然而，要是在一个人身上，他的那种人类固有的情感被扭曲，同时连把人类和全部有生命的物体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一般机能也被抑制，那么，这个人就必然变成一个畸形的人。这些自然情感的倒错，最后可以用一些相当简单、总之是习俗所称的反命题来表示：爱情变成仇恨，威望变成专横，内心的同情变成嫉妒……狄德罗似乎对动物机能的机制更感兴趣。他认为，这种机制一旦被打乱，尤其是这种机制的中止，肯定会引起精神错乱。他主张的人道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他特别关注“肉体”的作用。道德学和医学是两门孪生科学，甚至可以说彼此能够互相替代。“我发现一件怪事，”雅克的主人说，“道德训词很少有不演变成医学格言的，反过来，医学格言也很少有不演变成道德训词的。”回首往事，这句话很能说明《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和《修女》在创作灵感上是统一的。在修道院里，到底是身体受到的侵犯和失衡使人的一切情感变得扭曲，还是人性和修道院生活之间那种思想上的不相容性破坏了身体的平衡？对于主张人的统一性的狄德罗来说，这只是同一事实的两个方面。再说，假如人是有两重性的，那么我们对人的了解还是很不完全的，还不能确定肉体和灵魂之间这些神秘交流的意义。

    狄德罗在他作家和哲学家的全部生涯中，试图同时从医学和道德两个方面对人进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修女》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肉体上的困扰、语言和动作表达意思时的清晰明了，这也许就是这部小说的真正的新颖之处和耐看的地方。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修女》那样明确和完整地描写深藏在人们心底里的那些基本感情，例如，描摹人的愿望、仇恨和失望。继《修女》之后，狄德罗紧接着就开始撰写《拉摩的侄儿》；在后一部小说中，这种用动作来表达意思的艺术又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这一观点看，这两部既相似又相反的小说似乎能够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狄德罗对拉摩的描写达到了二等水平，这种描写带有审美摹仿的成分，并且因运用了一整套拉摩嘲弄别人和嘲弄自己的表达手法而变得错综复杂。对《修女》中的人物的描写则是更为初级的，但也是更为自发的，这种描写自然地表达了那些最强烈和最简单的感情。在《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人的容貌和身体将不再有同样的重要性。也许狄德罗认为，《修女》和《拉摩的侄儿》在各自的笔调中都已经竭尽全力重建了对人的描写。

    但是，在《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狄德罗在描述主人公的体貌时，远没有只停留在肤浅的表面。对他来说，写出人物的喊叫、抽泣和叹息，描写恐惧或者仇恨的目光，描写披散的头发、伸展的躯体、抽搐的嘴巴、向别人求援的双臂，直至人体器官的症状，这样做是不够的。他提出要作深层次的解释，以便阐明诸如未卜先知的才能、迫害癖和同性恋顽念等不同的表现。这种解释就是：这些表现由“癔病”所致。“癔病”这个概念在十八世纪的“精神病科医生”中是很流行的，但是含义有些模糊，乍一看来在同一个术语下集中了妇女的大部分神经官能症或精神病。不过，医学上的这种不明确性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只要记住：狄德罗把那些神秘人物的、虐待狂的或色情狂的气郁都归结于同一种原因，也就是环境；他实际上已经幻想着有一整套精神等级，这套等级包括德·莫妮嬷嬷的高尚心灵，圣克里斯蒂娜嬷嬷可恨的发怒，以及圣厄特罗普修道院院长荒唐的心情烦躁。这三个人物属于文学类型学中的三个领域，分别用来创作三种悲怆动人的情感，即赞美、恐怖和怜悯。在这里，我们几乎看到了最具传统的悲剧类别和悲剧手段。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这三个院长实际上是“相似的”，这样，我们就会触及这部作品最秘密的核心。

    《修女》可以被看作一份“神经官能症”的目录，上面所列的这些病症都是由修道院不健康的环境诱发的。有那么多值得怜悯的人违反自己的心愿，听凭自己肉体、神经和本能的摆布，听凭自己起来反抗。他们的道德人格在丧失，他们被感情冲动和头脑中的顽念所控制。我们情不自禁要想到狄德罗创作他的三部主要小说的目的，他是否要在每部小说中向我们描写一种人的异化的情景：《修女》中讲的是身体的异化，《拉摩的侄儿》中讲的是社会的异化，而《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讲的是玄想的异化。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三部作品中，人都被剥夺了自由。

    但是，如果说在《拉摩的侄儿》中，尤其是在《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由于有了以幻想、讽刺和幽默的主观对位为象征的那种艺术上的最大自由，人的异化这个主题不断地受到人们的责难和非议，那么，《修女》是狄德罗在小说领域里所作的首次认真尝试，由于在当时的狄德罗身上还可以看到理查逊作品和正剧的双重影响，作为自己的风格，《修女》保留了修辞方面和演说方面的要求；这种要求是《修女》最有争议的方面，但也是悲剧的纯正和力量之所在，正是有了这种纯正和力量，《修女》才成为一部幻想艺术的杰作。

    罗贝尔·莫齐(29)

    * * *

    (1) Friedrich Melchior，Baron von Grimm（1723——1807），德裔评论家，狄德罗的密友。

    (2) 十八世纪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所组成的派别。他们在《百科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团结在一起，因而被称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的主编是狄德罗。

    (3) Madame d'Épinay（1726——1783），法国女作家，同狄德罗、格林和卢梭过从甚密，曾在乡间别墅开设志趣相投者的文人沙龙。

    (4) Caen，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大区卡尔瓦多斯省省会。

    (5) 参见乔治·梅：《狄德罗和〈修女〉》，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原注

    (6)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德·克鲁瓦斯马尔侯爵在一七六八年偶然遇到了真正的莫罗-马丹太太。这时候，他才明白了一切，不禁开怀大笑。————原注

    (7) 德·克鲁瓦斯马尔侯爵死于一七七二年。————原注

    (8) 参见乔治·梅：《狄德罗和〈修女〉》，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原注

    (9) Étienne Noël Damilaville（1723——1768），法国文学家，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朋友，为《百科全书》撰写过一些条目，著有《揭开面纱的基督教》等。

    (10) Sophie Volland（1716——1784），原名路易丝·亨利埃特，和狄德罗保持书信往来达三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书信集》是研究狄德罗的重要资料。

    (11) Jacques-Henri Meister（1744——1826），瑞士德语作家，一七六九年用法语发表《论宗教原则的起源》，后移居巴黎，和狄德罗、格林过往甚密，一七七五至一七九〇年负责《文学通讯》的出版工作。

    (12) 参见赫伯特·狄克曼《〈修女〉的序言和附录》，载E.费洛斯和L.托里合编的《狄德罗研究Ⅱ》（哥伦比亚大学，锡拉丘兹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原注

    (13) Carlo Goldoni（1707——1793），意大利喜剧作家。

    (14) 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英国小说家。主要长篇小说《帕美勒拉》和《克拉丽莎》。

    (15) 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卢梭的书信体小说。小说借用十二世纪青年女子爱洛伊丝和老师阿伯拉尔的爱情故事为标题，写十八世纪法国一对青年人朱丽和圣普乐的恋爱悲剧。

    (16) 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作家。

    (17) Pierre de Marivaux（1688——1763），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18) 这个不合乎逻辑的地方是由保罗·沙波尼埃尔率先指出的。参见《狄德罗在〈修女〉中出的一个差错》，载《法国文学史杂志》，一九五一年。————原注

    (19) 一六一〇年成立的天主教女修道会。

    (20) 天主教复活节前一周最后三天的早课经和赞美经，举行礼拜仪式时将灯烛渐次熄灭。

    (21) 《农民暴发户》，十八世纪法国剧作家和小说家马里沃的小说。

    (22) Chardin（1699——1779），法国画家，擅长画静物和生活场景，笔下的居室整洁舒适。狄德罗对他极为赞赏，称他是“大魔术师”。

    (23) 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父写的小说《曼侬·莱斯戈》中的女主人公。

    (24) 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原名让娜-安托瓦内特·普瓦松，后封为蓬巴杜女侯爵。

    (25) 蓬巴杜夫人的贴身侍女，因著有回忆录而出名，她在回忆录中揭示了一些宫廷秘闻，为后人留下了一些颇具价值的史料。

    (26) 天主教指导信徒有关宗教信仰事宜的神父。信徒须向他忏悔，求教洁身行事的方法，因此可称为信徒精神上的导师。

    (27) 参见《蓬巴杜夫人的贴身侍女埃格蒙特夫人回忆录》，巴黎，博杜安兄弟出版社，一八二四年。————原注

    (28) 二人分别为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的两部同名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和《帕美拉》中的女主人公。

    (29) Robert Mauzi（1927——2006），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教授，十七和十八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