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基础的生产状况

    物质的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这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上一般的公例了。

    要研究商代的社会，第一步当然要研究商代的产业。

    商代的产业状况由旧有的史料可以得到一个大略的概念，例如：

    （一）《史记·殷本纪》言商之先人“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又迁徙过五次。

    （二）《商书·盘庚》系盘庚迁殷时的训告，那里也说：“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三）盘庚以后在《殷本纪》中尚有迁移，然张守节《正义》引《真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即见《殷本纪》）。卜辞中殷室帝王之名盘庚以后仅末二世帝乙与帝辛未见，当以《纪年》为是。

    这个现象在前人是忽略了的，但这正是游牧民族所必有的现象。

    由这些史料来观察，大抵商民族在盘庚以前都还是迁移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渐渐有定住的倾向。《尚书·盘庚上》开始便有一句话：“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这正很明白地表示着当时的时代性，因为一方面表示着游牧民族的迁移性质，另一方面也表示着人民已有了定住的倾向。定住倾向的产生当在牲畜的末期，有农业种植发生的时候。在盘庚当时初步的农业是必然有的。篇中也有像下面的关于农业方面的话：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

    “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

    这都是用来做譬语，表现着当时的农业好像已经有很高度的发展，但这些文字是不敢过于信任的。大抵《盘庚》里面只多少有一些史影，大部分是后世史家或孔门所润色出来的东西。不仅《盘庚》这篇是这样，凡《商书》以前的《帝典》、《皋陶谟》、《禹贡》都是孔门作的历史小说。在商代以前绝对不能有那样完备的文字，这由卜辞的发现已成为一个铁案了。

    由旧史料中所得到的约略的推测，商代自中叶以后已由牧畜时代渐渐转入农业时代，在新史料里面更可以得到无数的证明。我们现在分作渔猎、牧畜、农业、工艺、商贾五项，先作一个一般的分析。

    第一节　渔猎

    卜辞中记载田猎的事项极多。罗辑卜辞一千一百六十九条，分作祭祀、卜告、卜享、出入、渔猎、征伐、卜年、风雨、杂卜等九项。除五百三十八条的祭祀占最大多数外，一百九十七条的渔猎占次多数。这很可借以知道当时的一个大概的情形。但这样的数目很容易使人发生一个错误的判断：便是商代的社会是一个渔猎时代的宗教迷信的社会。这个误断应该要先加以预防。

    罗释的基本方针乃是“第录其文之完具可读者，其断缺不可属读者不复入焉”（《考释·卜辞》第六）。所以他所考释出的成绩不能作为统计上的根据，不过在便宜上就根据他所考释出的成绩也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第一，一百九十七条的渔猎中有一百八十六条是田猎，十一条是渔。在这一百八十六条的田猎当中每次差不多都书明了“王”；而且当王亲自出马时还每每书明着“ 御”的字样。田猎时已在用车马，这是可断言的。

    第二，田猎所获的数目于卜辞中屡有登载，但获物到了百匹以上的，就我所见仅得下列数条：

    （一）“丙戌卜丁亥王阱鹿（二字合书）， 。允 三百又四十八。”（“后”下四一，一二）

    （二）“壬申卜 贞圃。 鹿，丙子阱鹿（二字合书），允 二百又九，一 。”（“前”四，四，二）

    （三）“获鹿二百。”（“馀”一二，三）

    （四）“（缺）田稌〔往来亡〕灾， 御。 二百五十 ，雉二。”（“前”二，三〇，四）

    （五）“丁卯〔卜贞王〕狩正 获鹿百六十二，囗百十四，豕十，兔一。”（“后”下，一，四）

    （六）“ 王卜贞田稌往〔来亡灾〕，王 ，曰吉， 御。〔获〕 百四十八，兔二。”（“前”二，三三，二）

    上了百数的就只有这六项，此外有“狩获 鹿五十又六”（“前”四，八，一），“获狐四十一”（见前），“获狐二十五”（“前”二，三四，六）的纪录，其余的便仅在十匹上下了。

    第三，被猎的兽类，无论是被获的次数乃至每次被获的匹数，都以鹿为首位。一百八十六条的田猎中，各种被获的兽类，每类被获的次数以及被获匹数的最高纪录，有如下表：

    被获物 次数 最高纪录匹数

    鹿 二四 三八四

    狐 〔补注1〕 一一 四一

    羊 八 （无纪录）

    马 六 六

    豕 三 一一三

    兔 二 一〇

    雉 二 六

    雉兔是原始人极应多获的，而在这表里却极占少数。虎豹是原始时代极应多有的，而卜辞中少见。（“后”下五页十二片有“获虎”二字，又“遗”六页十三片云：“甲申王其 虎。”此二条罗释未收。）有获象的一例（“前”一百八十六条中亦未收，但罗、王二氏已早言及）：

    “今夕其雨，获象。”（“前”三，三一，三）（夕字前人释月，非。）

    这是极重要的一项纪录，这证明三四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居然还有象的存在。

    第四，猎用的工具有弓矢犬马网罗陷阱。这从下面一些文字及其组成成分可以得到实证（见下页）。

    由射字可以看出弓矢的使用。 网阱三字在字面上已经鲜明。从网之字有兔网之 ，在网下面一小兔；有豕网之 ，在网下画一豕；有鹿网之 ，在网下画一鹿头。这些字本来看不出它的时代性，但如狩、御二字，则鲜明地表现着它们的时代。在御字中可以看出马的使用，而且御字第四形还有服象的痕迹。狩字古本作兽，可以看出猎犬的使用。这些都是牲畜发明以后的文字。

    第五，罗释关于渔的一项列举了十一条，但这十一条有如下的六条的确是错误：

    （一）“贞乎子渔又于祖乙。”（“前”五，四四，四）

    （二）“贞 渔又于祖乙。”（此条未知所出）

    （三）“ 乎渔又于父乙。”（“前”一，二六，二）

    （四）“丁亥卜贞子渔其有疾。”（“前”五，四四，二）

    （五）“贞御子渔。”（“前”七，一三，三）

    （六）“贞子渔亡其从。”（“后”上二七，二）

    子渔是人名，除这六条外卜辞中尚屡有所见，如下：

    “贞叀子渔登于大示。”（“后”上二八，一一）

    “ 贞子渔有 于娥，酒。”（“铁”二六四，一）

    “壬申卜宾贞乎子渔侑于 。”（“铁”一八四，一）（“戬”四三，八）

    “贞御子渔于 。”（“铁”一二四，二）

    “子渔有从。”（“前”五，四四，三）（“戬”四三，九）

    古金文中“呼”字多作乎，此所谓“贞乎子渔”即“贞呼子渔”，卜辞“乎”字用作“呼”字例亦屡见不鲜，如：

    “乎多臣伐 方。”（“前”四，三一，三）

    “壬戌贞乎子伐又于 ，犬。”（“馀”四，一）

    皆是“呼”字，此第二例的子伐亦即人名，与上“贞乎子渔”同例，又与“贞御子渔”同例者有下二例：

    “丁巳卜宾御子伐于父乙，贞御子伐于兄丁。”（“铁”二五四，二）（“后”上二二，六）

    此外人名子某者，辞中屡见不鲜。

    渔的十一条中除去六条。只剩下下边的五条：

    （一）“辛卯卜贞今夕[亡] ，十月，[在]渔。”（“前”五，四五，二）

    （二）“贞弗其 。九月在渔。”（“前”五，四五，四）

    （三）“癸未卜丁亥渔。”（“前”四，五六，一）

    （四）“贞其雨在圃渔。”（“后”上三一，二）

    （五）“在圃渔，十一月。”（“后”上三一，一） 〔补注2〕

    此外罗氏所未收入者也还有一二条：

    （六）“贞众有灾。九月，鱼。”（“前”五，四五，五）

    （七）“王渔。”（“前”六，五〇，七）

    统计所有关于渔的纪录连残缺者一并计算亦不过数例，这已经可以证明渔在当时确已不视为主要的生产手段了。

    由上五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几项结论：

    （一）当时的渔猎确已成为游乐的行事，即是当时的生产状况确已超过了渔猎时代。

    （二）获兽至百以上者仅仅六七次，其他均在十匹上下。由此可以窥知当时畋猎有大小规模的两种。大规模的畋猎如周代的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在卜辞中虽无明文，但在殷代应该是有的。

    （三）获兽多狐鹿，且有野马、野羊、野豕、野象，这可见三四千年前的黄河流域的中部，还很多未经开辟的地方。旧史料中如《孟子》“周公相武王诛纣……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又《史记·周本纪》“维天不飨殷……麋鹿在牧，飞鸿满野”；可知也是当时的实在情形。

    第二节　牲畜

    和田猎成反比例的是卜辞中极少专为牲畜贞卜的事项。罗释仅列出“刍牧”四条，附在六十一条的“征伐”之后：因为都是往刍或来牧之类战争开衅的原因。此外余曾遍搜卜辞，仅得下列几条残缺不全的文例。

    “庚子卜贞牧 。 于丁 用。”（“后”下一二，一三）

    “ 亥卜宾贞牧称册（下缺）。”（同上一二，一四）

    “辛巳王贞牧 燕 。”（同上一二，一五）

    “卜贞从牧，六月。”（“林”一，二六，一）

    “辛酉又，其豢。”（“馀”六，一）

    “贞于 ，大刍。”（“前”四，三五，一）

    “卯卜王牧。”（“前”六，二三，五）

    “来刍陟于西示。”（“前”七，三二，四）

    “告刍，刍十一月。”（“戬”三六，一四）

    比较上，意义可以领会的就只有这几条。假使单从数字的多少来作判断，好像当时的牧畜还不甚发达的一样，但这却是大错。当时牧畜发达的程度真真可以令人惊愕。从文字上来说，后人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的六畜在当时都已经成为了家畜，而在这六种普通的家畜之外还有后人所没有的象。

    商代有象，由上文“获象”一例已得到证明。商人有服象由上文“御”字的第四字更明白地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逐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这项旧的史料在新的史料里面又得到一个铁证了。服象、畜象的事情在中国是几时消灭了的，无从查考。被驱至江南的象随着气候的转变当然是更往南方去了，目今印度、缅甸犹有服象的习俗，这在中、印两国古代文化的交通上当得是一个重要的枢纽。

    服象的证据除上“御”字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为”字。据罗释“为”字，“古金文及石鼓文并作 ，从爪从象。……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类编》三，九），这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故卜辞中有下列诸字罗氏即释为“为”，这更表现得十分明白。

    六畜乃至七畜均已存在，其应用也很繁夥。例如服御田猎如上举诸字已可看出有用马、用象、用犬的痕迹。

    用作食物者有羞（从羊）、豚（从豕）、镬（从隹，隹者禽也）诸字可以证明。

    服御、食用而外，六畜用途的繁夥其令人惊愕的便是用作牺牲。罗释卜祭的五百三十八条差不多每条都有用牲的纪录。罗氏对于此项的研究比较详细，我们先把他的成绩揭在下边，不足的地方在后再加以补充。

    （一）用牲的种类

    “其牲或曰大牢，或曰小牢，或牛或羊，或豕或犬，其中又曰牡曰牝，曰骍曰 。”

    （二）用牲的数目

    “其用牲数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六或九，或十或十五，或二十或三十，或三十三，或三十七，或四十，而止于百。”

    （三）用牲的方法

    “其用牲之法曰 ，曰埋，曰沉，曰卯，曰俎。祭时或仅用 ，或仅用埋，或仅用沉，或仅用卯；或兼用 与埋，或兼用 与沉，或兼用 与卯，或兼用 与俎，或兼用埋与 与卯，或兼用卯与沉。”（《考释》下六〇————六二）

    就这样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象了。六畜中的牛、羊、犬、豕都用作牺牲，其他的马与鸡罗氏虽不曾列举，但在卜辞中也有用作牺牲的痕迹。《殷虚书契》中有一片（“前”一，一九，六）上端有下列二辞：

    （1）“ 用。”

    （2）“癸巳卜贞祖甲丁其牢 用。”

    下端整整齐齐的骈画十马，上五下五。这十马当然便是马牲。祭牲用马在春秋时的宋人都还有此遗习，《左氏》襄九年传：“春宋灾……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用鸡的痕迹在彝字中可以看出，彝字在古金文及卜辞均作二手奉鸡的形式。鸡在六畜中应是最先为人所畜用之物，故祭器通用的彝字竟为鸡所专用，也就是最初用的牺牲是鸡的表现。

    用牲之数罗氏也有遗漏：

    （一）有用四者：

    “辛巳卜 贞埋三犬， 五犬五彘，卯四牛，一月。”（“前”七，三，三）

    “（缺）贞 四羊四豕，卯四牛，四（缺）。”（“戬”二五，八）

    （二）有用七者：

    “贞求 宗其七牛。”（“戬”二四，一二）

    “又于甲七牡。”（“拾遗”一，四）

    （三）有用八者：

    “又于祖辛八 。”（“林”一，一二，一七）

    （四）有用五十者：

    “五十犬　　五十羊　　五十豚

    “三十犬　　三十羊　　三十豚

    “二十犬　　二十羊　　二十豚

    “十五犬　　十五羊　　十五豚”（“前”三，二三，六）

    “贞挈牛五十。”（“前”一，二九，一）

    （此四“五十”字罗氏均译作十五，非。详《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篇》。）

    （五）有用三百四百者：

    “贞御亩牛三百。”（“前”四，八，四）

    “丁亥卜 贞，昔日乙酉，箙武御〔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卯三百 。”（“后”上二八，三）

    （凡卜辞用卯字例限于牛羊，偶言“卯彘”，仅一例，见下二三一页第一五行。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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