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家和国家机器

的“牧人”（教师和教士），也“训练”它们的“羊群”（学生、信徒等等）。

    传播、出版和各种演出就是这样实行经常的、极度警惕的日常审查的，有时候依靠法律的支持，有时候更巧妙，不需要法律的支持，因为这种审查能够预先寓居在那些采取了自我审查预防措施的作者的大脑中。当然，这种审查是以他们应该对祖国、对死者、对家庭保持“职业良知”“庄重”或“礼仪”的名义进行的，更不必说以德性的名义了————德性在现今的时代已经有点陈旧了：必须把它的“精神自由”安顿在某个地方，比如（低劣的）爱欲主义当中。

    我认为无须增加例子，人们就能从我刚才的列举中注意到：在所有国家机器（无论这些机器首先是镇压性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当中以及在它们之间，镇压和意识形态化之间建立了一些非常微妙的、或公开或心照不宣的结合形式；而这些非常微妙的结合形式（如果我们对其机制进行分析的话），可以说明在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器之间建立的那些明显的契约关系和明确的（或甚至暧昧的）客观共谋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和共谋关系不仅发生在出现重大情况的时刻，即在资产阶级国家受到工人阶级公开斗争的威胁的时刻，而且发生在我们微末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天。

    少许或大量的警察；这儿一点儿调动中的军队，那儿一点儿保卫新共和联盟（UNR）或保卫共和委员会（CDR）[52]；在其区域，一些保罗六世或马蒂阁下[53]；在人们手里，一些《法兰西晚报》；在无线电广播中，一些或很多的戴高乐、顾夫、富尔、“红衣主教”达尼埃卢[54]；关于以色列，几个大拉比；关于美国的挑战，一些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55]；对于德日进，一些路易·阿尔芒[56]；对于公共汽车屁股上的地中海俱乐部[57]，一些西内[58]；在所有墙上，都有一些年轻的裸身母亲或番茄汁的广告；在《费加罗报》和书店，一些我们的已死的或仍健在的伟大意识形态家的著作和富有灵感的文章；在大学里，正如在教会一样，有严格规定的对于文学、人文主义和耶稣基督的说教……所有这一切，在意识形态化领域组成了一个权力的联合部队，而这个权力的中心，现在是、并将继续是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政权[59]的持有者（资产阶级），通过其装备的各种各样的专门化的机器，行使他们的阶级权力。

    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脆弱性与坚固性

    让我们以当代法国为例。

    在法国帝国主义（“法兰西是多么美丽，多么伟大，多么慷慨！”[60]）代表阶级的领导下，由这些代表掌握着其政权并控制着其机器的国家，通过那些“恪尽职守地”完成其日常工作的上述镇压性的和意识形态的机器，来实施其阶级政治。那些机器经常根据局势的轻重缓急，在公开的或心照不宣的“联合”行动中，以相应的形式相互支援。

    不可避免的是，这个过程不可能没有“矛盾”，尤其是在那些机器内部由其本身的实践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各种亚形态，往往会使“那些齿轮发出尖锐的摩擦声”[61]。甚至据说在五月运动的某个时刻，警察们“犹豫”了，部队高层也有人对于该不该求助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帮助不是很确定。因为他们知道，有些教士，甚至有些教师，自从他们的不再尊重任何“权威”（为什么，我的天）的学生们不再愿意受骗上当之后，也开始反抗了。“抗议”呈蔓延趋势，令最可尊敬的学生家长协会[62]（它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令人生畏的组成部分）极为恼火。

    但不管怎么样，当某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比如学校或家庭————出现毛病时，其他的机器（谢天谢地）仍暂时良好，再加上戴高乐的作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尚能在“全体居民”的大多数阶层中发挥功能。资产阶级国家挺住了，它的各种机器也挺住了。能一直挺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这是另一个故事：一直挺到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本身在人们称之为革命的行动中被夺取之时。

    不过，既然我们刚才乞灵于革命，我们正好可以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在AIE中所发现的那些“尖锐的摩擦声”。

    我们可以说：因为AIE由那样一种“材料”做成，并且通过那样一种方式而“发挥功能”，所以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反冲力（阶级斗争通过那些扎根于AIE某些实践的意识形态亚形态而触及AIE），我们必须把AIE看作是一些与镇压性机器不同的相对脆弱的机器————而镇压性机器是由一种完全不同的“材料”做成的，打碎它要难得多。或者更确切地说：必须把AIE看作是具有表面脆弱性的机器。

    因为我们必须同时说：AIE是格外强大且格外有生命力的。

    只要读一读列宁生前最后几年所写的那些文本就会发现，在革命胜利之后他是如何深深地被这个难题所困扰的。封建的资本主义镇压性国家机器最主要的部分（军队、警察）已经被摧毁了，但行政部门却并非如此。然而，列宁的主要忧虑还不在这里。

    列宁的主要忧虑，挥之不去的忧虑，首先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它的政治机器（党，苏维埃：头号难题，它与群众的联系，它掌控行政的国家机器以及消灭“官僚主义”倾向的能力）；是它的工会机器（这里仍然有头号难题：工会应该是什么？一种“非强制的”机器，一所“共产主义学校”，通过一系列“尖锐的摩擦声”，确实保障与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最后是它的学校机器，对于列宁来说，这是难题中的难题，因为列宁知道学校的AIE是决定性的，它手里掌握着未来，即一代代的青年。

    在掌握了国家政权并摧毁了资产阶级的镇压性国家机器最重要的部分之后，列宁仍忧心忡忡。从他的这种悲剧性忧虑当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仅仅摧毁镇压性机器还不够，还必须摧毁并更换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必须刻不容缓地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要不然，危及的是革命自身的未来。列宁是有道理的，因为要替换旧的AIE（在当前所讨论的情况中，即俄国资产阶级的AIE），困难重重并极费时间。比如，要真正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系统，一套全新的工会系统，一套全新的无产阶级学校系统，需要很长的时间。首先必须确切地知道要建立什么，要发明[63]一些怎样的新系统，以及如何建立它们；必须为这些系统中的每一个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线，并且要深入到各种细节当中；最终，必须培养一批既能干又忠于革命的人，以在每种新的AIE中实行革命的新政治，总之，通过每个苏维埃公民的实践和觉悟，过渡到新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如果最终没有完成上述任务，甚至如果没有严肃地谋求彻底地（不带任何让步地）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旧的（资产阶级的）AIE会整个地或部分地保持不变，或几乎不被动摇。在新的制度形式下，如果旧有人员保持不变，无论大家做什么，无论大家的打算是什么[64]，旧模式的AIE————无论是完好无损，还是经过不完全的改造————都会继续其先前的“工作”。旧AIE的遗留部分实际上不是向群众反复灌输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让庞大的“共产主义学校”（它们应该成为新的AIE）发挥功能，而是继续向群众反复灌输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旧意识形态，甚至在人们给它们提供了新的成分作为反复灌输的命令和任务的同时，依然反复灌输与之相抵触的旧意识形态。

    在这件事情上，憎恶各种“政令”的列宁完全清楚，“政令”不能解决问题，哪怕它来自高层。他也清楚：要建立新的AIE，不存在先天的、事先完全准备好的计划和路线；这是一件每时每刻都要做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是一项包含巨大风险的漫长实验，必须投入全部智慧、想象和政治忠诚；这是一场不容丝毫懈怠的漫长斗争，是一场不能只靠有限的行政手段，而要靠深入细节的智慧，靠教育、说服和耐心的解释才能完成的斗争；这是一场不能靠少数战士————哪怕他们非常清醒非常勇敢，而是要通过求助于群众、求助于他们的判断力、他们的反应、他们的首创精神和他们的发明，才能完成的斗争。

    如果这场斗争不能获胜（它当然无法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就获胜），甚至如果不是在正确的群众政治的基础上真正严格地获胜，它就会严重地限制乃至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

    如果不幸，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是越来越纯粹地通过无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发挥功能，而是继续通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旧意识形态，或者通过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混合物”来发挥功能，如果旧的意识形态没有被根除，那么，谁能向我们证明：甚至在社会主义（形式上的官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机构表面下，不会是旧的意识形态得以维持原状、进行自我再生产并导致那种极端危险的后果————即旧的意识形态完全钻入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或政治关系的种种缝隙中————呢？

    如此一来，苏维埃会怎么样？工会会怎么样？无产阶级学校系统会怎么样？

    当列宁如此经常地暗示，并且是以悲剧性的郑重警告的词语，暗示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残余”的危险，暗示“传统”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沉重负担时，他确实早就已经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小生产”的残余和复活而得到了再生产。[65]

    然而他肯定也想到了那些困扰他的问题，并希望工农检查院的良好“运行”成为那些问题的临时解决办法。这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它在无产阶级新国家的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命运，还没有得到解决，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列宁在还未能确保这些决定性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就去世了。

    他把它们留给了自己的继任者，斯大林。斯大林解决了这些问题吗？

    在苏联，斯大林之后，苏维埃、工会和无产阶级学校系统，今天怎么样了呢？

    如果斯大林忽略了这些问题————正如大量的后果（正好是那些“个人崇拜”的后果）使人有理由相信这一点————，那么自那以后，这些问题有没有重新得到严肃而彻底的研究呢？为了直抵我们忧虑的根本，我们要说，难道不正是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才能解释当前左右着苏联的政治、左右着它的困难、左右着它的“计划化改革”难题、甚至左右着它的某些绝境————比如它的“首创精神”的绝境，比如更不可理解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预————的大部分“原则”吗？

    八、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为了结束这个漫长的分析，让我们来尝试着总结一下这些分析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国家的一些基本要素。

    国家的头号问题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全部政治的阶级斗争都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

    在阶级社会形态中，对国家政权的这种掌握总是某个社会阶级或某些社会阶级的联盟（即一个或几个剥削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在进入社会主义（由没有阶级的生产方式所统治的社会形态）之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就是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掌握了国家政权，就获得了支配构成国家“性质”本身的诸国家机器的权力。

    国家机器包括两种机器：

    1. 镇压性国家机器（政府、行政部门、军队、警察、专门化的镇压部队、宪兵队、法院、法官、监狱等等）。这个机器是个集中化的单一体。

    2. 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我们的社会形态中，有学校的、宗教的、家庭的、政治的、工会的、传播的、文化的等等机器）。这些机器是多样的，相对独立的，并通过全部或部分的国家的意识形态而统一为不同的系统。[66]

    镇压性国家机器首要地通过（肉体的或非肉体的）镇压“发挥功能”。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首要地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

    这些国家机器整个系统的总的统一，是通过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在阶级政治上的统一来保障的。而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与掌握政权的那个（或那些）阶级的根本利益相适合的。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政治，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目标都是保障统治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剥削的条件，首先是保障那种剥削得以在其中发生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为在我们讨论的阶级社会形态中，生产关系就是剥削关系。

    因此，一切都取决于生产关系即阶级剥削关系这个下层建筑。因此，基础，即阶级国家的下层建筑，正如列宁所说，完完全全就是剥削。而上层建筑的作用，则是既保障这种剥削得以实行的条件（镇压性国家机器），又保障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的再生产（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要我们在一篇仅仅旨在指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存在、仅仅提及其功能的文章中，研究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是完全不可能的。况且，要使其机制变得十分清楚，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值得作一番详尽而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即将提供关于资本主义学校机器的第一个例子[67]。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首先是要搞清楚，意识形态是如何能够实现“使那些东西”和那些人自动“运转起来”这项壮举的。但在达到这一步之前，也就是说，在画出意识形态一般[68]的运行的理论草图之前，为了避免一切误解，必须就我们（用可能会使读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读者感到惊讶的术语）称之为政治的和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东西，先作几点说明。

    * * *

    [1]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译注

    [2]阿尔都塞的“国家机器”概念中“机器”一词的原文是“appareil”，而此处“机器”的原文是“machine”。“appareil”与“machine”的区别在于，前者词义比后者更宽泛，指一切由零件组成的、具有一定用途的机械性仪器或装置，后者主要指由动力带动的机械性装置或设备。但这两个词有时可以通用，用于比喻，均可指非机械性的人体器官或国家机构。另外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在谈到国家机器时，用的是“Staatsmachine”或“Staatsmachinerie”。除有特殊注明，本书中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中的“机器”一词，原文都是“appareil”。————译注

    [3]原文为“CRS”，即“Compagnie Républicaine de Sécurité”（共和国保安部队）首字母缩写。————译注

    [4]“政府”原文为“gouvernement”，是“gouverner”（控制、统治、管理）的名词形式，在福柯的著作中，这个词往往被译为“治理”。————译注

    [5]“被表达”原文为“présentée”，其动词原形为“présenter”，名词为“présentation”，一般译为“呈现、介绍、展示”，与它相关的另一个同根词“représenter”（名词为“représentation”），一般译为“表述、再现、代表”。由于后文中在同样的语境下，阿尔都塞用的是“représentations”这个词，所以我们认为，实际上这里的原意应该就是“représentée”即“被表述”，但为了区分，我们仍将其译为“被表达”。————译注

    [6]“表达”原文为“présentation”，参见上一条译注。————译注

    [7]这里的“表述”，原文为“représentations”，参见前两条译注。————译注

    [8]“夏龙屠杀”指1962年2月8日法国左派群众在反阿尔及利亚战争游行中遭到镇压，有九人在9号地铁“夏龙站”站口被杀害。————译注

    [9]1966年，法国政府禁止由雅克·里韦特（Jacques Rivette）根据狄德罗小说《修女》改编的电影《苏珊·西莫尼：德尼·狄德罗的修女》（Suzanne Simonin-la Religieuse de Denis Diderot）上映。————译注

    [10]阿尔芒·加蒂（Armand Gatti，1924——2017），法国当代著名诗人、戏剧家、戏剧批评家，德军占领期间参加游击队，曾被关入集中营，后担任过与阿尔都塞关系密切的“马斯佩罗出版社”的丛书主编，著有《黑鱼》（Le Poisson Noir，1950）、《工人之死》（Mort ouvrier，1962）等，1968年，法国政府应西班牙政府的要求，禁止了他的戏剧《对佛朗哥将军的热爱》（La Passion du Général Franco）上演。————译注

    [11]“认出”原文为“reconnaître”，即“再次、重新”（re）“认识”（connaître），也译为“承认”。————译注

    [12]见下文：意识形态（第十二章）。

    [13]参考尼科斯·普朗查斯（N. Poulantzas），《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es sociales），马斯佩罗出版社，1968年。（中文版可参考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王宏周、马清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译注）

    [14]“国家政权”原文为“Pouvoir d'État”，其中“pouvoir”有“权力、力量”等意思，后文中的“权力”，原文也是这个词。————译注

    [15]参考尼科斯·普朗查斯，他对马克思和列宁进行了非常出色的评论。

    [16]参考尼科斯·普朗查斯，同前注。

    [17]“AIE”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的法文缩写，它的英文和意大利文缩写分别是“ISA”和“AIS”。为了行文方便，下文作者使用这个缩写的地方，我们保留了缩写形式原文，不再一一译出。————译注

    [18]“拿定‘主意’”中的“主意”原文为“《siège»”，这个词的本义是“本部、座位、围攻”等，作者这里玩了一个双关，既指自己在这一点上没有拿定“主意”，也指自己现在“围攻”的还不是这个点。————译注

    [19]“演出”原文为“spectacles”，该词有“戏剧”“表演”“景观”“场面”等多重意思，在这里泛指一切供人观看的活动如体育比赛、戏剧演出等等。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La Sociétédu spectacle，1967）中的“景观”即这个词。————译注

    [20]这里和下一处的“场所”一词，原文为“lien”（纽带），应为“lieu”（场所）之误。————译注

    [21]“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原文为“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在这个复数词组中，“机器（Appareils）”在前面，“国家（État）”在后面，形容词“意识形态的”（idéologiques）在中间。————译注

    [22]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是（在表面上）“自由地”“遵照‘义务’教育而进行学习”。（“义务的”一词原文为“obligatoire”，即“必须的”，也可以译为“强迫的”。关于这个词的更多解释，参见第159页译注。————译注）

    [23]详见本书第五章“法”。————译注

    [24]“好处”原文为“intérêt”，也译为“兴趣”“利益”。————译注

    [25]在法国，很大一部分学校、剧场和广播——电视机构是国有的。————译注

    [26]“部门”原文为“secteur”，在本书附录《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这个词被替换为“领域”（domaine）。————译注

    [27]加斯东·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1881——1975），法国著名学术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的创始人。————译注

    [28]“法”原文为“Droit”，即前文的“法权”，具体参见第140页译注。————译注

    [29]“宪法”原文为“Droit constitutionnel”，直译即“创制性的法”。————译注

    [30]普鲁沃（Jean Prouvost，1885——1978），法国报业老板，一战后从购买《巴黎午报》（Paris-Midi）和《巴黎晚报》（Paris-Soir）开始进入新闻报刊行业，后创办《电视7日》（Télé 7 jours）等多种杂志。————译注

    [31]西尔万·弗卢瓦拉（Sylvain Floirat，1899——1993），法国企业家，曾任“宝玑航空”（Breguet Aviation）董事长和“法国电视公司”（La compagnie française de télévision）总裁。————译注

    [32]“权利”原文为“droit”，即前文的“法”“法权”，具体参见第140页译注。————译注

    [33]人们可以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现这种列举，我们就是在这部著作中发现我们所说的“注明”。（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中央编译局，1979年，第436页：“……这就是说，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该段话*号处插有“编者注”：“原文为‘учреждение’，系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组织和机构。”————译注）

    [34]“让牛走在犁前面”原文是“mettre les bœufs avant la charrue”，意译即“按本来的顺序”，与之相对的是法语中的一句谚语“La charrue va devant les bœufs”（牛在后来犁在前），意译即“本末倒置”。————译注

    [35]［划掉的片段］：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注明，写下这几行文字的人就可能永远不会得出他所阐述的那些论点。

    [36]伊索洛托（Isolotto）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社区的名字，1968年，伊索洛托教区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对现状不满的神父和天主教教徒，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宗教等级制运动，史称“伊索洛托事件”。————译注

    [37]指1967年法国教士写给美国教士的公开信，信中呼吁他们向美国政府施压，结束越南战争。————译注

    [38]卡多内尔神父（Jean Cardonnel，1921——2009），多米尼加人，天主教左派，1958年在里约热内卢成为神学教授，并开始意识到第三世界的问题，后被巴西主教驱逐。他是“解放神学”在法国的继承人，著有《我控诉教会》（J'accuse l'Église，1996）等，曾被《世界报》称为“红色神父”。1968年，卡多内尔神父在《基督教证言》周刊（Témoignage chrétien）的支持下，在巴黎“全国医疗保险互助会”作了一次“抗议者的封斋期”的布道，主题是“福音与革命”，他说：“我唯一信仰的封斋期，是让一个建立在赢利基础上的社会变得瘫痪的总罢工。”————译注

    [39]《世界兄弟》杂志（Frères du Monde），1959年至1974年在法国里昂由方济各会成员编辑出版的一份激进杂志。————译注

    [40]《精神》杂志（Esprit），法国左翼天主教杂志，阿尔都塞曾分别于1958年和1962年在上面发表《孟德斯鸠学说中的专制者与君主》（Despôte et monarque chez Montesquieu）和《“小剧场”，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Le“Piccolo”，Bertolazzi et Brecht（Notes sur un théâtre matérialiste）］。————译注

    [41]托雷斯神父（Camillo Torres Restrepo，1929——1966），哥伦比亚社会主义者，罗马天主教神父，是“解放神学”的鼻祖，也是游击组织“国家自由军”的成员，平生致力于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教义相融合。1966年2月15日被杀害于哥伦比亚的丛林中。————译注

    [42]原文为“SNI”，系“全国小学教师工会”（Syndicat 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也译为“全国小学教师联合会”）的缩写。————译注

    [43]参考《学校》（Écoles），马斯佩罗出版社，将于1969年秋季出版。（《学校》一书并未成功出版，具体可见巴利巴尔给本书所作的序。参见第6页及该页注释，另参见第110页正文及该页注释。————译注）

    [44]“后果”原文为“effets”，也有“作用”或“效应”“效果”的意思，在本译著中，根据上下文，有时候也译为“作用”；凡在译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后果”的地方，也可以译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效应”。————译注

    [45]指1968年的“五月运动”。————译注

    [46]“各种意识形态的形态”原文为“des formations idéologiques”，其中“idéologique”是形容词“意识形态的”，而“formation”（形态）是名词，与“社会形态”中的“形态”一词相同。————译注

    [47]这里原文为“la cléet des institutions”（钥匙和一些机构），其中“et”为误植，实际应是“la clédes institutions”［（理解）……那些机构的钥匙］。————译注

    [48]我还可以对此作进一步的发挥，在一系列著名的定义之后再加上一个补充的、意识形态的“定义”，我要说：“人天生是一种意识形态动物。”［这里阿尔都塞显然参照了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人天生/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133页（1253a，1278b20）。————译注］

    [49]注意，上面的“科学的概念”中“概念”原文为“concepts”，“直接的概念”中“概念”的原文为“notions”，它们之间的区别，参见第77页译注。————译注

    [50]这个提法来自黑格尔，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它宣称它的绝对者是一个黑夜，在其中，就像人们惯常说的那样，所有母牛都是黑的。这样一种知识是缺乏认识的幼稚表现。”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1976年曾虚构过一个访谈，名字就叫《黑色的母牛》，该遗稿已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参见《黑色的母牛：想象的访谈（二十二大的不满）。同志们，切莫如此！》［Les Vaches Noires，Interview imaginaire（le malaise du Ⅹ Ⅻe Congrès）Ce qui ne va pas，camarades! ］，戈什加林（G.M. Goshgarian）整理，法国大学出版社，2016年。————译注

    [51]“副产品”原文为“sous-produits”，其中“produits”与前后文中的“产物”为同一个词，所以这里“副产品”，应理解为“下级——产物”，即“产物”的“产物”：次级意识形态的各种形态，是初级意识形态的产物（即诸意识形态机器及其实践）的产物。————译注

    [52]“UNR”即“Union pour la Nouvelle République（保卫新共和联盟）”，是存在于1958年至1976年间的戴高乐主义组织；“CDR”即“Comités de Défense de la République（保卫共和委员会）”，是由戴高乐主义联盟设立的委员会，在1968年五月运动中支持戴高乐。————译注

    [53]保罗六世（Paul VI，1897——1978），1963——1978年任罗马教宗；弗朗索瓦·马蒂（François Marty，1904——1994），法国天主教教士，1968——1981年任巴黎枢机大主教。————译注

    [54]莫里斯·顾夫（Maurice Couve，1907——1999），1968年6月选举之后任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1908——1988），是顾夫的教育部长；达尼埃卢（Jean Danielou，1905——1974），1969年4月成为红衣主教。————译注

    [55]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J. Servan-Schreiber，1924——2006），法国新闻记者、政治家，1968年出版《美国的挑战》，1969年10月成为左翼自由激进党的总书记。————译注

    [56]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本名泰亚尔·德·夏尔丹，德日进系其中文名字，著有《人的现象》《神的氛围》等。其精神哲学曾大受法共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欢迎。路易·阿尔芒（Louis Armand，1905——1971）曾为安德烈·莫内斯捷（André Monestier）的《德日进还是马克思？》（Teilhard ou Marx?）一书作序。————译注

    [57]地中海俱乐部（le Club Méditerranée）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旅游度假机构之一，为国际连锁经营，创始人格拉德·伯利兹（Gerard Blitz）曾是比利时奥林匹克运动队成员，他和朋友于1950年在法国成立了一个运动协会，即地中海俱乐部。————译注

    [58]西内（Siné，即Maurice Sinet，1928——2016），法国著名素描画家和政治漫画家，曾在《快报》等报纸上开专栏，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用自己的画表达了反殖民立场，他同时也给“地中海俱乐部”设计广告。1968年5月，与人合作创办漫画刊物《愤怒》（L'Enragé）。————译注

    [59]“国家政权”中的“政权”原文为“pouvoir”，也译为“权力”。————译注

    [60]这句话出自戴高乐1958年6月4日在阿尔及尔就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发表的著名演讲《我理解你们》（Je vous ai compris）。————译注

    [61]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还记得那里表现的是阶级斗争的后果的话，因为正是阶级斗争“生产”了这些意识形态的亚形态。

    [62]虽然这件事实际上很严肃，但滑稽的是，人们会注意到，尽管每个学生（孤儿除外）都有父亲和母亲，但（感谢上帝！）并不是所有的父亲和母亲都把自己当作学生家长（原文为“Parents d'Élèves”，直译即“学生的父母”。————译注）。宣布自己是学生家长，是一项政治行为————人们通过这种行为加入这种或那种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协会当中。上述学生家长协会之所以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对统治着学校的“无秩序”感到“特别不安”，可能并不是偶然，虽然家长们之间也有一些细微差异（因为有的人在政教分离的名义下比另一些人要更“开明”）。其他的协会（保卫共和委员会，以及现代戴高乐主义大学组织）使用一种更为高雅的语言：他们谈到“坏疽”（gangrène）。那些中学生和大学生们不会不注意到，他们父母中的有些人（恰恰就是那些学生家长）在谈到自己的孩子时是多么挑剔。人们不禁要奇怪，那些家长们的家庭美德都去哪儿了————我现在谈论的当然是前面说的学生家长的美德。到什么时候才会建立一个学生家长的子女协会，以揭露（威胁着家庭中的体谅、宽厚、自由主义等等传统家长美德的）父母方面的“坏疽”呢？我不是在开玩笑：如此一来，对于我们善良的监察官们（Censeurs）来说，目前在家庭中所发生的事会比在学校里所发生的事更“令人不安”。当我们稍后谈论学校——家庭这个对子时，人们肯定会想起这些的。当人们对学校的“无秩序”大为光火的同时，却对在家庭中发生的事情要谨慎得多，这一点将不再令人惊讶。“名誉”使然！家庭事务在家庭中解决（甚至在家庭自己已经失范时也一样）。实际上，这一切都好像是某些学生家长在要求国家……通过重建学校中的“秩序”去解决他们在自己家庭中与自己孩子之间的纠纷！很明显，这是一些本来不该说的事情，否则就必须供认：在某个方面，家庭与某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确确实实有某种联系，并且阶级斗争在家庭自身当中产生了某些后果。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有趣的是，这些“事实”本身走在了我们论点的前面。

    [63]说“发明”，是因为除了巴黎公社，此前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理论。

    [64]原文为“quoiqu'on fasse et quoiqu'on prétende”（虽然有人做，虽然有人打算），其中两个“quoique”（虽然）为“quoi que”（无论什么）之误。————译注

    [65]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前引，第135页：“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译注

    [66]请注意，阿尔都塞在谈到“镇压性（国家）机器”时，用的是单数，在谈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用的是复数，并明确指出前者是一个“单一体”，而后者是“多样的、相对独立的……不同的系统”。但除在这两个词对举从而有所对照的地方，译文涉及后者时一般都省略表示复数的“诸”。————译注

    [67]这里应该是指前文中提到的《学校》一书，参见第110页正文及该页注释，也见第186页脚注。————译注

    [68]“意识形态一般”（l'Idéologie en général）这个提法是阿尔都塞仿照马克思的“生产一般”而提出来的，前文中还有“哲学一般”的提法，也是如此。————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