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政治的和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化为了齑粉。

    因为列宁绝没有说过任其自便的工人阶级只能进行经济的阶级斗争。列宁的工联主义说的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一场由错误的政治路线、一条改良主义路线领导的政治斗争。它满足于向资产阶级国家和政府要求一些改革，却从来不质疑资产阶级国家本身的存在。工联主义，就是为了改良主义政治路线即阶级合作的政治路线，而利用、出卖工人工会组织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和党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比如，要是没有各工会联盟，英国的工党会成什么样子呢？我们甚至得承认，工党的根有一部分就扎在英国一些大的工会联盟中，但我们必须立即补充说，那些伟大的工会领袖————比如贝文[93]、比万[94]、威尔逊[95]等————一旦当权（即一旦成为帝国主义的亲切陛下的政府首脑），很快就会从工会的斗争中“脱根”，然后对其进行“遏制”，直到公开反对它。只要他们是“政府的社会党人”，也就是说，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仆人，情况就永远会是这样。

    因此，把列宁关于“工联主义”的那句话[96]，理解为是指出了工人运动凭其自身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最终限度————仿佛它针对的是工人运动自发的经济的阶级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针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针对的是工人运动自发的政治的阶级斗争（工联主义使它掉进了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陷阱）的绝对限度。严格地说，工联主义力图赢得的是“政府”，而从来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结果是，它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主管”。

    六、政治的阶级斗争必须深深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

    因此，必须恢复事情的真相，因为这个论点现在被一些“先锋理论家”所攻击，或在实践上被某些共产主义者当作是次要的，他们还因此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得出了同样错误的观念。必须高度恢复工会斗争的地位，当它涉及一些大的工人（矿工、冶金工人、铁路工人、建筑工人等等）工会联合会时，就具有直接的经济的阶级斗争的性质（而比如在各公务员工会中，与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关系就不是直接的）。必须恢复事情的真相，必须明白为什么如果没有深深植根于群众的经济的阶级斗争，如果没有在经济的阶级斗争中（即在为了“各种具体物质要求”[97]而进行的斗争中）采取正确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行动，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的政治的阶级斗争。

    我们已经阐明了为这个论点辩护的最后原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归根到底都建立在对工人阶级和其他非工人雇佣劳动者的直接经济剥削的基础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都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对直接剥削的直接斗争来进行。这种斗争同时（但是次要地）也通过对非直接形式的剥削[98]的斗争来进行。

    然而，这种斗争是由本质上不同于共产党的各群众组织来领导的（说不同，是从它们的地位、它们的运行规则即最广泛的工会民主，以及它们的实践来说的），因为它能够被领导为一场群众的斗争。它确实与群众有关，因为剥削无一例外地涉及所有的工人和劳动者，剥削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每天都在直接经受剥削。因此，通过为了物质要求[99]而进行的斗争，人们可以把群众团结到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客观行动上来。群众：不仅仅是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仅仅是指无产阶级，还指城市与乡村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贫农、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小农，还有所有资本主义剥削的客观受害者，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许多公务员（比如教师），甚至某些镇压性国家机器中的公务员（比如从事行政管理的某些类型的公务员）。

    如果创造历史的是群众，如果群众只有通过政治的阶级斗争，且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政治组织的领导下，才能把历史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毫无疑问，当群众行动起来时，就只有当他们早就已经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为各种具体物质要求进行了长期艰苦、英勇、坚韧、默默无闻的工会斗争，从而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剥削的斗争中被动员并团结了起来，才会接受党在政治上的领导。

    这是一个可靠的信号。如果共产党作为党在企业中消失了，那就证明它没有采取与其自身的政治功能相应的、与其自身在工会方面的功能相应的正确的路线和行动。如果在企业中，党的支部“躲”在工会后面————更不必说完全消失————，让（无论如何都无法承担这种功能的）工会去为“占据党的位置”而操心；如果党只满足于“支持工人的斗争”（即工会的斗争），而不是去领导这些斗争，把它当是自己的职责；一句话，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党在非选举实践中发现自己在组织经济的阶级斗争的行动和主动性方面客观地退缩了：如果发生上述任何情况，都是“有什么方面出了问题”的信号。

    因为党必须走在群众的前面，倒不是像我前文提到过的那些著名的“革命的”“先锋理论家”所希望的那样，（要求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组织”）比群众多走十里约或一千里约，而是像列宁的提法那样：多走一步，并且仅仅多走一步。对于全国范围来说是这样，就更不用说在每个企业范围内了。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与企业中的工会部分相对应的关于共产主义政治的正确定义和实践。为了与企业里的群众联系起来，共产主义者必须关心工会的各种要求和问题，直至细节，但又不越俎代庖，而是去做他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即作政治上的解释、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这必须以一个绝对条件为基础，那就是党要存在于企业中，真正在企业中（通过其自身的主动精神和支部的报刊等）作为名副其实的党出现，它要在那里通过正确的路线，通过自己对于（在工会中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应当采取的立场————比群众向前多走一步，因而比工会组织向前多走一步————而被所有人知晓，并得到所有人赞赏。

    因为这种在政治上的革命的融合（为了回到我们就群众的经济的阶级斗争和群众的政治的阶级斗争之间的统一所谈过的东西，简言之，为了再一次讨论这种融合，即因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造成了致命威胁而被视作致命危险物的融合），如果不预先提前很久就在企业内部得到锻造，就永远不会以保障其胜利的形式完成。而这种融合的物质基础，就是政治的阶级斗争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我要再重复一遍，经济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用更具体的话来说就是：共产主义者即企业中支部成员的行动，要植根于企业中工会成员争取具体物质条件的行动。

    这是与工会相对应的共产主义政治实践的根本原则。

    那些在法国被联合劳工总联盟和莫里斯·多列士的列宁主义培养出来的老战士没有忘记这一点，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不得不把这一点教给许多正在或将要投身于法国劳工总联盟、投身于党的青年战士。而且这不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党必须全部自己承担、负起全责，必须最终完成的头号政治教育任务。我非常清楚，我们都非常清楚，完成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它是、并将继续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以总会影响到工人阶级），不断使工人运动呈现出两种偏向，一方面是经济主义偏向，另一方面是“革命主义的”（要么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要么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过头偏向；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帝国主义的垂危也使得在法国本国培养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战士成为首要任务[100]；并且尤其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及作为其后果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衰退这种特别微妙的条件下[101]。尽管如此，这项教育任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须完成的头号政治教育任务。

    政治的阶级斗争尽可能深地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植根于群众为了物质要求而进行的工会斗争，这就是革命斗争的金子般的准则。

    工人运动在国际工人阶级为之牺牲了许多无名战士的斗争中，通过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才学到了这条金子般的准则。正是由于遵守了这条金子般的准则，工人运动才在历史上取得了自己的伟大胜利（1917年的俄国革命，1949年的中国革命）。正是由于忘记或轻视了这条金子般的准则，才导致了它在历史上的巨大失败（比如1914年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失败、20世纪20年代中欧革命的失败等等）。[102]

    实际上很显然，忽略了这条金子般的准则，人民群众确实也能利用这样或那样的危机形势自己“行动起来”，甚至发起一次非常强有力的运动，乃至在出现“革命的”局势时，能够夺取国家政权。但尽管如此，如果党出于偶然或出于其他原因，没有通过将政治的阶级斗争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的长期实践而与同一群众密切联系起来，那么，人民群众的运动就要么不能成功夺取政权，要么哪怕它由于好运而成功地夺取了国家政权，也要面临没有能力保持政权的危险。

    事实上必须进行到这一步，才能给“创造历史的是群众”这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论点赋予具体的内容。既然我们所关心的历史是革命史，那么群众就必须被动员和领导，走向真正的革命目标。只有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但党，只有当它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担负起这种领导作用（这意味着要向群众进行解释，对他们进行动员和组织）。但只有把政治的阶级斗争深深地、不可逆转地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即“工会的具体物质要求”中，这种联系才能得到保障。

    当有些人把工会斗争看作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而另一些人想把工会斗争变成纯粹的政治斗争时，这个经典论点，如实恢复了工会斗争本身的真实地位：它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希望我这里提到的那些意志坚定的战士（在未加必要区分地被称之为“左派分子”[103]的人当中，尤其在大学生、中学生和青年脑力劳动者中当，他们为数众多），能好好思考一下这个经典论点的内容，好好思考一下这个事实：这个经典论点作为一个结果，经过了工人运动一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考验，这个结果，是成千上万无名工人战士流了无数鲜血，用忠诚和牺牲换来的。这些工人战士当初在战斗中只是坚守了自己位置，但正因为有了这些前辈们（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了，有的幸存了下来）有时是悲剧性的牺牲，此后年轻一代所面临的战斗才远没有那么严酷、危险和棘手。

    七、镇压性国家机器是单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复数的

    我们还是暂时回到我们关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有区别的论点上来吧。

    实际上，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存在着（与镇压和意识形态化之间的差别不同的）另一种差别。那就是，镇压性国家机器是单数的，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复数的。这种差别很重要。

    我们明确指出其性质是镇压性的那种国家机器，实际上表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更准确地说，表现为一个集中化的实体[104]，它自觉地直接受一个单一的中心领导。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这种镇压性机器————当我们谈到法的肉体（或其他）形式的惩罚时，曾从它那里抽出了一个“专门化的部分”————包含了一种集中化的有机配置。这种配置在法国尤其明显，因为法国的国家元首已经放弃了“虚君共和”[105]，这样一来，在最顶头的是国家的真正元首，政府[106]（包括当前的议会团[107]：必须保留“议会”制度的外表，因为1789年以来“民主主义者”就一心想要它）直接听命于他，而行政部门、军队、警察、（表面上独立的）法官、法院、监狱等又听命于他和政府。

    当然，这些不同的“实体”（它们只是一些成员）之间在镇压方面存在着劳动分工，它们在镇压的实施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甚至极为不同的形式。一个中央行政部门的公务员，哪怕他是收税官，也不会动用和警察同样的“方法”；一个海关职员，也不会动用和军人同样的方法。如此等等。

    但事实上，所有这些成员都属于同一个由镇压的执行者组成的实体，而镇压的执行者听命于国家政权的掌握者，后者是统治阶级（在当前的法国，是法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在实行自己的阶级政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说镇压性国家机器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它们在一个单一的领导下，即在掌握了政权的阶级的政治代表的领导下，被组织和统一了起来。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另一回事。它们是复数的，并且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物质存在。

    尽管教会保留了一些学校，尽管它在公共学校里有自己的布道牧师，尽管它在国家教育中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代表，但是在1969年，教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也不能与学校混为一谈了。这是以和教会结盟的土地贵族为一方，以从法国革命中诞生的、和小资产阶级结盟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另一方，在整个19世纪所进行的顽强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赢得这个结果的代价是昂贵的，但从此以后，这个结果就铭刻进了一些事实中。

    同样，尽管教会有自己的出版物，有自己的“演出”（弥撒、迎神、进香等等），并且在其他机器中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代表，但也不能把教会等同于出版机器、文化机器（各种演出）和传播机器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同样，对于一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政治机器，都可以这么说。尽管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影响，但它们在客观上是彼此各异、相对独立的，没有在一个有意识的单一领导下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中化的实体。比如说，在法国就再也没有了宗教部长[108]。再比如，尽管戴高乐“位高权重”[109]，尽管他和马蒂阁下[110]情投意合，他也不能像指挥埃德加·富尔[111]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指挥传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多麦颂先生[112]以“完全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主持了传播机器中最高效的部分，即法国广播电视台）那样，去指挥马蒂阁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如果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相互分开、相对自主、多少有点弹性、多少与国家切断了直接联系的（甚至就算它们有直接联系，比如学校和无线广播电台，它们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也同样是有弹性的，在有些时候它们甚至会“发出”非常“尖锐的摩擦声”），如果是这样，那么是什么把它们构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呢？首先，是在它们当中得到实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即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强制性地直接指挥镇压性国家机器的那个阶级的意识形态。

    正是在这里，为了重新发现并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必须回到马克思和列宁就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提出的那些论点上来。

    简而言之，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认为：

    1.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的“集中表现”[113]和“机器”[114]，用专有术语来说，这意味着一切上层建筑作为阶级的上层建筑，都是中心化的，即以国家为中心。因此，这个论点可以让我们修正那些虽然有用但又带有过多“地形学”色彩的区分。我们前不久还强调过这些区分，特别是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这个区分仍然是正确的，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今后要明确，这个区分在且只有在一个绝对起决定作用的统一体（unité）的统治之下，即在国家的统治之下，在国家政权及其镇压性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的统治之下才存在。

    2. 作为结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尽管它内部很多样，尽管它所寄身于其中的机器千差万别————，本身也以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即以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的形式而得到集合和集中。尽管内部有一些矛盾，但这个意识形态的统一，可以并且必须被称之为统治阶级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所以得到统一，在于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了同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尽管有内部的差异甚至内部的矛盾）就是国家的意识形态。

    定义：所以国家，在国家政权下面，一方面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国家机器[115]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是由国家政权掌握者的阶级政治来保障的。在阶级斗争中，这种阶级政治直接地通过镇压性国家机器起作用，间接地通过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实现起作用。

    什么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呢？我们将在本书第二卷中对它进行更详细的讨论。目前只要知道下面一点就够了：掌握了国家政权的阶级要进行统治，就要“使”被剥削者以及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当事人、甚至从事意识形态化工作的当事人“运转起来”[116]，以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这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在一个总括了那些基本“价值”的体系中，集合了一些从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宗教的、法律的、道德的、政治的等领域）借来的重要主题。就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国家的意识形态集合的基本主题有下面这些：

    1. 民族主义：关于法兰西，关于法兰西的世界地位，关于法兰西的使命和伟大的主题。因为法兰西是“教会的长女”[117]。

    2. 自由主义：首先是关于企业的自由的主题，还有关于自由一般[118]的主题，关于在世界上保护自由的主题，自由世界的主题，等等。

    3. 经济主义：关于利益的主题，不仅是民族利益（见前文）[119]，还有通过科学、技术和民族经济的“总体进步”，保护所有人和每一个人……的利益的主题。见附属部分：“关于劳动的意识形态”[120]。

    4. 人文主义[121]：这是经济利益主题的必然对位，它对民族主义、法兰西的使命和人的自由等进行了综合。

    每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以自己的方式“效劳于”上述所有或部分主题，包括它们的组成部分和它们的各种回声。

    * * *

    [1]“例外的”原文为“d'exception”，也可译为“特别的”。————译注

    [2]参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前引，第367-391页。————译注

    [3]参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四卷，前引，第392-433页。————译注

    [4]同上，第372-373页。译文有改动。————译注

    [5]参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前引，第368页。根据阿尔都塞的引文，这里把中文版中的“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这句话，改为了“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的强制组织”。————译注

    [6]“陛下的反对党”（opposition de sa Majesté），本指英国的“辉格党”，代表商人和制造业者，这里指表面上反对统治阶级，本质上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在野党。————译注

    [7]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阶级斗争远远超出了它铭刻在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后果。这里，我们只想分析它最终的那些后果。

    [8]莱昂·布鲁姆，见第211页译注。1940年维希政府将他逮捕，监禁到1945年才获释。“在人类的阶梯上”（à l'échelle humaine）是莱昂·布鲁姆被俘后在狱中所写的一部著作的名字，1945年出版，其中“échelle”既有“阶梯”的意思，也有“阶层”“比例”的意思，从而“à l'échelle de”也有“在……范围（规模）内”的意思。————译注

    [9]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英国工党领袖。1940年任丘吉尔政府掌玺大臣，为战时内阁成员和实际上的副首相。1942年任英国副首相（先后兼任自治领事务大臣和枢密院院长），1945年因工党在大选中获胜而出任英国首相，取代丘吉尔。任内参加波茨坦会议。1955年12月退休，被封为伯爵。————译注

    [10]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1916——1995），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曾分别于1964年、1966年、1974年2月和1974年6月四次当选英国首相。————译注

    [11]“CRS”即“Compagnie Républicaine de Sécurité”（共和国保安部队）首字母缩写。————译注

    [12]这里“终极的”原文为“de 《dernière instance»”，其中的“instance”在有的地方也译为“层级”，所以“dernière instance”直译也即“终审”或“最后层级”。另一个相关的短语“en dernière instance”，则译为“归根到底”。————译注

    [13]“三党联合体制”（Tripartisme）特指1946年1月到1947年5月法国由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运动共同执政的政治局面。————译注

    [14]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只能用其阶级性质来描绘民主的特征：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要么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它的“阑尾”和“遮羞布”），要么是人民民主，为人民的民主。［“遮羞布”原文“feuille de vigne”，原义是“（裸体画或雕塑中的）遮盖性器官的葡萄叶”。————译注］

    [15]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1888——1961），法兰西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时期左翼法国社会党的著名政治人物。1947年1月至11月任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52——1955年任国际劳工局局长。1947年1月拉马迪埃当选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组成中左联合政府，内阁中包括5名法国共产党人，5月法共在议会投票中反对拉马迪埃政府的工资政策，拉马迪埃以法共的行为违反了政府团结一致的规则为借口，把法共的部长逐出了政府，从而结束了三党蜜月期。————译注

    [16]“通向反人民的民主的复辟的过渡期”原文为“une période de transition la restauration de la démocratie contre le peuple”，在“période de transition”（过渡期）和“la restauration”（复辟）之间，漏了一个“vers”（通向）。“反人民的民主”（démocratie contre le peuple），与前文“为人民的民主”（démocratie pour le peuple）相对应。————译注

    [17]正确的路线并不总能在六个月内取得胜利。过渡期可能很长，可能像阶梯一样是一级一级的。全球的力量对比会阻碍它们的进程。但是，没有正确的群众路线，乞灵于过渡的必然性也是徒劳：因为这样一来它们就成了空话。

    [18]这里的“机器”原文为“machine”。关于“appareil”与“machine”的区别，参见页边码第106页译注。————译注

    [19]1958年5月13日，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发动军事政变，最终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结束，戴高乐上台。————译注

    [20]这里的“解除……武装并粉碎……”原文为“désarmerdémanteler”。————译注

    [21]“政变主义者”和“暴动主义者”原文分别为“putschistes”和“insurrectionnalistes”。————译注

    [22]我要提醒大家注意，1908年，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危机时刻，列宁曾支持社会民主派议员留在杜马中，反对想退出杜马的“形左实右的”召回派布尔什维克团体。

    [23]这个政府，虽然是由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部分的议会选出来的，但仍然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很正常。参见本版第169页。（“参见本版第169页”应为法文版编者的话。————译注）

    [24]只要想想由共产党提交的所有那些关于教育改革法的提案。它们都没有得到实现。这很正常。

    [25]这里的“局限”与上文及下文中的“限度”为同一个词“limite”。————译注

    [26]1958年5月13日，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发动军事政变，最终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结束，戴高乐上台。————译注

    [27]在始终被当作“外国党”或“分离主义者”的不公正待遇下，它只有通过漫长的阶级斗争才能使自己得到承认。

    [28]这些天然盟友，可以根据政治优先性的顺序来排列如下：（1）农民无产者、贫农、小农；（2）部分乡村小资产阶级————某些中农————城市居民————手工业者、小商人、职员、脑力劳动者、大学生、中学生等等。

    [29]［被删除的段落］：通过这种可能性，我们会认出资产阶级的法（这里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权利）的存在的必然后果中的一个，我们曾顺便指出过这个后果，它既不会让法学家惊讶，也不会让政治家惊讶，因为我们说过，法的特性就是被应用，即被遵守和规避。

    [30]注意，这里的“权利”与上文中的“法”，原文都是“Droit”。关于这个词的译法，具体参见第140页译注。————译注

    [31]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2年10月14日）》，《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53页：“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被抛弃了。我认为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把大多数人民集合在自己周围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阿尔都塞的引文稍有不同。————译注

    [32]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2年10月14日）》，前引，第654页：“现在，资产阶级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来换取美元。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旗帜已经被抛弃了。毫无疑问，你们，共产主义和民主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成为本国的爱国者的话，如果你们想成为自己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阿尔都塞的引文稍有不同。————译注

    [33]注意，此处的“财产”原文是“bien”（单数），前文的“财产”原文是“biens”（复数），同时单数的“bien”也有“善”“好处”“福利”的意思，所以这句话也可译为“而对于结社这一属于行会会员和工人的‘善’”。————译注

    [34]注意，这里“法”（包括前面《劳动法》中的“法”）的原文为“Droit”（首字母大写），前文“权利”的原文为“droit”（首字母小写），作者在这里利用了“droit”这个词的多重含义，并且指出了“各种权利”（这里是指结社的权利）是“法”的“分支”，而工人结社的权利作为法的分支，一直落后于其他的权利。关于这个词的译法，具体参见第140页译注。————译注

    [35]“制宪议会”（la Constituante），即“国民制宪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指成立于法国大革命第一时期的制宪议会。————译注

    [36]“风俗”原文为“mœurs”，以往也译为“道德风俗”或“风俗习惯”。从启蒙运动以来，这个词在理解不同民族国家的文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伏尔泰的《风俗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都借助了这个概念进行思考。在阿尔都塞的思考中，这个词与“教育”和“意识形态”有某种对应关系。另参见第310页译注。————译注

    [37]麦克-马洪（Patrice de Mac-Mahon，1808——1893），法国政治家，曾担任过凡尔赛军队总司令，1871年率兵镇压巴黎公社。1873年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上台后试图复辟君主制未果，但他上台后国民议会由君主主义者统治着。————译注

    [38]“工人工会”原文为“syndicats ouvriers”，关于“syndicat”的译法，参见第206页译注。————译注

    [39]原文为“CGT”，系“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也译为“法国总工会”）的缩写，成立于1895年，是法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为了不混淆“Confédération”（联盟）“Union”（联合会）和“syndica”（工会），我们将所有以“Confédération”“Union”命名的组织都译为“……联盟”“联合会”，并在注释中标出以往通行的其他译名。————译注

    [40]原文为“CFDT”，系“The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也译为“法国民主工会”）的缩写，成立于1964年，是仅次于法国劳工总联盟的第二大工会组织，1966年至1970年间，这两大工会曾有过合作。————译注

    [41]与此相反，在军队里既没有工会，也没政党。军队是个大犬舍（原文“la Grande Muette”，其中“muette”既有“猎舍、猎犬犬舍”的意思，也有“哑的、不会说话的”的意思，所以英译者把它译为“大沉默组织”。————译注），在那里只有将军们根据各军部长的授权才有权利发言。顺便提一下，在6月18日、5月13日或在发生阿尔及尔式的军事政变等等情况下除外。（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否定法国政府终止对轴心国的敌对行动。1958年5月13日，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发动军事政变，最终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结束，戴高乐上台。————译注）

    [42]“法国全国雇主联盟”原文为“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Patronat Français”（也译为“法国雇主联合会”），其缩写为“CNPF”，成立于1936年。其中“Nationde”（全国的）也译为“民族的”。————译注

    [43]这给法学家关于法的系统性、形式性和普遍性的要求提出了一些重大的“逻辑”“难题”！

    [44]原文如此，只有一个“F.”，指“法国工人力量劳工总联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Force ouvrière，简称CGT-FO或FO，也译为“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是仅次于法国劳工总联盟和法国劳工民主联盟的第三大工会组织。1947年，法国劳工总联盟领导了全国大罢工，迫使右翼改良派退出法国劳工总联盟，此后这批改良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成立了“法国工人力量劳工总联盟”。————译注

    [45]原文为“CIA”，系“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缩写。————译注

    [46]《亚眠宪章》（Charte d'Amiens），1906年10月8——16日法国劳工总联盟亚眠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纲领。该纲领否认和拒绝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领导，认为工会运动独立于一切政党，反对政治斗争，主张只有工会才是工人的组织，试图通过纯经济手段提高工人福利，用总罢工方式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译注

    [47]“非政治主义”（apolitisme）是在工会的意识形态机器中实现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主题之一，它声称“‘以非政治的’方式保卫民族利益中的……同行利益！”因此，反对工会的非政治主义的斗争，是工人工会组织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试金石。法国劳工总联盟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创立的时候是非政治的，结果被联合劳工总联盟（CGTU为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 du Travail Unitaire的缩写，也译为“联合劳工总工会”。————译注）击败，然后才在抛弃非政治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48]“前布热德分子的”原文为“prépoujadiste”。布热德（Pierre Poujade，1920——2003），法国政治家，1953年创立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UD-CA），20世纪50年代发起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利益的右翼运动，被称之为“布热德主义”（poujadisme）。————译注

    [49]语出德国剧作家毕希纳（1813——1837）的《黑森林报》。————译注

    [50]马迪厄（Albert Mathiez，1874——1932），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大革命专家，著有三卷本《法国革命史》（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译注

    [51]他们是城市平民中最“平民的”一部分，受到了马拉（Marat）、迪谢纳（Duchêne）等无数精力充沛、勇敢无畏的人民鼓动者的鼓动。巴贝夫（Baboeuf）和邦纳罗蒂（Buonarotti）的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但还在寻找自己的理论和政治立场，还在寻找自己的组织形式和行动形式。

    [52]“法”原文为“Droit”，也有“权利”“正当”等意思，具体参见第140页译注。————译注

    [53]参见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469页：“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注意，这里的“典型”原文为“exemplaire”（典型的），也有“榜样的”的意思，下文提到法国资产阶级为人民群众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中的“榜样”一词，原文就是这个词的名词形式“exemple”。————译注

    [54]这里指英国资产阶级的“光荣革命”。————译注

    [55]贝当是另一回事。目标相同，但手段不一样。不能混淆波拿巴主义的解决办法和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直到目前，戴高乐还没有采取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而是采取了波拿巴主义的解决办法，而且是“自由的”波拿巴主义。因为这种戴高乐式的波拿巴主义“解决办法”显示了这样一种特殊性：（像在1945年一样）“重新凝聚”了受到极度威胁的资产阶级本身的统一性。法国资产阶级先是在1940年到1945年之间面对纳粹入侵被非常危险地一分为二，然后又在1958年面对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时产生分裂。在这两个时刻，戴高乐的历史作用都在于把这些被分裂的部分“重新凝聚”起来，即“重新凝聚”起法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性。此外，自1958年以来，他为法国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全民公投的民主国家，而不是各垄断集团所要求的议会民主国家。

    [56]“光荣的三日”（les Trois Glorieuses）指1830年7月27、28、29日巴黎劳动人民发动的起义。这次起义推翻了复辟的波旁君主政权，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胜利果实，建立了以将路易·菲利浦为首的新君主政体，即“七月王朝”。————译注

    [57]街道可以属于人民，1968年五月，人民想起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今后也不会忘记。

    [58]路易·布朗（Louis Jean Joseph Blanc，1811——1882），法国记者和历史学家，著有《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u travail），提出建立“国家工厂”设想，并在1848年任临时政府成员期间致力于相关实践。————译注

    [59]“国家工场”（Ateliers Nationaux），1848年2月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设立的工场，声称要为失业工人提供工作，但各种苛刻条件激怒了工人，引起骚乱，政府在6月即关闭了工场，并对起义工人进行了镇压，造成5000多人死亡，并有4000多人被流放。————译注

    [60]这里的“帝国”（Empire）指法兰西第二帝国。————译注

    [61]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译注

    [62]希望大家重读一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只要一涉及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就会提到公社的例子，它的榜样作用和它在实践上的政治创造。

    [63]参见第249页译注。————译注

    [64]“极度的”原文为“horrible”，与下文“恐怖（的）”是同一个词。————译注

    [65]原文为“POF”，系“法国工人党”（Parti Ouvrière Française）的缩写。————译注

    [66]原文为“SFIO”，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的缩写。————译注

    [67]1914年7月31日，饶勒斯被刺。————译注

    [68]朱尔斯·盖德（Jules Guesde，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0年起在《人权报》工作，后因反对普法战争被判刑。1901年同保罗·拉法格创立法兰西社会党。一战后成为民族主义者。1914年，在第三共和国政府中任国务部长，后辞职。————译注

    [69]居伊·莫勒（Guy Mollet，1905——1975），法国社会党政治家，早年在中学任英语教师，1921年加入社会党，1939年当选为社会党教师工会总书记，1946年到1969年任社会党总书记，1956年到1957年曾任法国总理。————译注

    [70]注意，“状态”（état）首字母大写就是“国家”（État）————译注

    [71]“里约”（lieue）为法国古代长度单位，“一里约”约等于现在的四公里。————译注

    [72]原文“UNEF”，系“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的缩写。————译注

    [73]原文“PSU”，系“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的缩写。————译注

    [74]赛尔日·马勒（Serge Mallet，1927——1973），法国当代社会学家、记者，参加过抵抗运动，并加入法国共产党，后退出法共，参与创建统一社会党，是《法兰西观察》《新观察家》团队成员之一，著有《新工人阶级》（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Seuil，1963）、《工人的权力》（Le pouvoir ouvrier，Éditions Anthropos，1971）等，在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重要理论家。————译注

    [75]这里“文献”原文为“littérature”，也有“文学”“书本知识”“官样文章”等意思。————译注

    [76]即“法国总工会”，具体参见第241页译注。————译注

    [77]这里“物质主义的”原文为“matérialiste”，也译为“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但这里指“追求物质享受的”，所以译为“物质主义的”。————译注

    [78]此处“关心”原文为“intérêt”，与前文的“利益”和下文中的“兴趣”是同一个词。————译注

    [79]即“法国民主工会”，具体参见第242页译注。————译注

    [80]被提供了所有这些消费社会好处的那些知识分子或“大学生”，是通过什么奇迹才躲过了消费社会出于同样的原因会在工人身上引起的“异化”呢？答案是：因为他们本人对自己的异化有“意识”。然而，不是意识决定着存在，而是存在决定着意识（马克思语）。这个真理遭遇了一个例外，并且是唯一的例外：那就知识分子。他们需要相信，在他们身上，并且只有在他们身上，是意识决定着存在……（马克思的话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前引，第412页：“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译注）

    [81]“至关（的）”的原文为“capital”，有“主要的”“致命的”等意思。————译注

    [82]“大原则”原文为“Grands Principes”，指1789年体现在《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的原则。————译注

    [83]关于“下层建筑”和“基础”的译法，参见第56页译注。————译注

    [84]“先锋（的）”一词原文为“d'avant-garde”，也译为“前卫的”，与括号中的“落后的”（d'arrière-garde）一词相对。————译注

    [85]我说的是：在这方面，并且仅限于这方面。因为，比如说，青年群众并没有卷入为数不多的几个“领袖”的错误宣言。尤其是学校青年和工人青年的意识形态造反，从其实质和其规模来说，完全是进步的。这次造反必须根据推动它的客观趋势，通过一国的和国际的阶级斗争来评判，而不是根据几个风云一时的人物高喊的简单错误的提法来评判。对于无产阶级和法国劳工民主联盟中的其他雇佣工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适用。

    [86]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译注

    [87]这里的“机器”原文为“machine”。关于“appareil”与“machine”的区别，参见第165页译注。————译注

    [88]注意，这里两个“国家”的原文都是“pays”（地区、国家、祖国、家乡），与前文的“国家”（État）不是同一个词。这个词作为“国家”来讲，更多地指政治地理上的“地区”。————译注

    [89]参考让·布律阿（Jean Bruhat），《19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和旧制度的残留》（《Le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au début du Ⅺ Ⅹe siècle et les survivances de l'Ancien Régime»），《思想》（Pensée）杂志，1968年12月，第142期。

    [90]注意，这里的“法”原文为“Droit”，与上下文中的“权利”为同一个词，具体参见第140页译注。————译注

    [91]富米尔（Fourmies）是法国北部一个市镇，1891年5月1日，军队向富米尔罢工者开枪，造成9人死亡，至少35人受伤，是为富米尔大屠杀。————译注

    [92]格勒纳勒（Grenelle），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街道名，1968年5月27日，政府、工会和资方代表三方在格勒纳勒签署了“格勒纳勒协议”，正式将工人的一系列权利制度化。————译注

    [93]贝文（Ernest Bevin，1881——1951），英国工党和职工大会领袖。最初从事工会运动，1937年任职工大会总委员会主席，参与组织和领导英国1926年大罢工。1940年起先后任劳工大臣和外交大臣，积极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译注

    [94]比万（Aneurin Bevan，1897——1960），英国政治家，早年当过矿工，积极的工会活动分子。1929——1960年为议会工党议员，是工党左派领袖。1945——1951年任工党政府卫生大臣期间，创建了国民保健署。1940——1945年任《论坛报》主编。————译注

    [95]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1916——1995），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曾分别在1964年、1966年、1974年2月和1974年6月四次当选英国首相。————译注

    [96]列宁对“工联主义”的批评可参考《怎么办？》第三部分“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9-381页。阿尔都塞这里所说的“那句话”可能是指第368页的“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译注

    [97]“各种具体物质要求”原文为“revendications”，这个词本意为“要求收回”“追还”，又译为“请愿”“要求”，这里指工人或工会在与政治的阶级斗争相对的经济的阶级斗争中提出的“各种具体物质要求”。————译注

    [98]比如对“非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职员、不同国家机器中的公务员等的剥削。

    [99]这里的“物质要求”原文为“revendications matérielles”。————译注

    [100]这种培养，不仅是通过一些正确的口号如“越南人民必胜！”“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必胜！”等等进行，还通过一些实际的斗争进行：这让我们想起码头工人拒绝为印度支那远征部队装载战争物资，想起这个时代工人阶级采取的各种行动，想起亨利·马丁，等等。［亨利·马丁（Henri Martin，1927——2015），法国共产党员，1950年因鼓动军队反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而被捕入狱，1953年被释。————译注］

    [101]在这方面，就我们已经谈到的来说，很清楚，我们必须客观地考虑到由这种分裂在两方面带来的现实“阻碍”及其后果，并且必须在这些后果自身的范围内，不过高估计所谓的分裂（那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直接有利于帝国主义），为了真正地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从而为了世界革命，行动起来。

    [102]显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了这些失败，我姑且撇开那些原因不谈。

    [103]“左派分子”原文为“《gauchistes»”，这个词在法国共产党圈子里是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词，当时用来泛指形形色色的激进左派分子。————译注

    [104]这里的“实体”原文为“corps”，本义是“身体”“躯体”。————译注

    [105]原文为“inaugurer les chrysanthèmes”，直译过来是“为菊花举行典礼”，它由“举行典礼”“献上菊花”两个短语合成。因为法国总统经常要去参加典礼，一般典礼会有菊花，而菊花不容易凋谢，时间久了，看上去似乎就成了为菊花举行典礼。戴高乐在1965年9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讽刺以前的总统只会参加一些仪式性的活动。相反，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之后，总统的权力得到了加强。————译注

    [106]政府实际上属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尽管在议会民主制中，它由于是由议会“选出来”的，形式上又属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是这种“形式的”外表只能欺骗那些认为“选出来”的政府高于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的“议会迷”。

    [107]“议会团”原文“comédie du Parlement”（直译为“议会剧团”），是对“议会”的讽刺性说法。————译注

    [108]“宗教部长”原文为“Ministre des Cultes”（“宗教部长”或“宗教大臣”），1905年之后，法国实行“政教分离”政策，此后政府部门不再设这种“部长”，宗教事务由内政部长负责。————译注

    [109]“位高权重”原文为“《hauteur»”，这个词既可以指“个子高”，也可以指“地位高”，阿尔都塞在这里加上双引号，是为了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指戴高乐既“个子高”又“位高权重”。————译注

    [110]弗朗索瓦·马蒂（François Marty，1904——1994），法国天主教教徒，1968年3月成为巴黎大主教。1970年戴高乐去世后，他在巴黎圣母院为死者举行弥撒。————译注

    [111]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1908——1988），法国政治家，第五共和国出名的戴高乐派，曾于1952年和1955年两度出任法国政府总理，1968年五月运动后，被戴高乐任命为教育部长。————译注

    [112]让·多麦颂（Jean d'Ormesson，1925——2017），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曾于1950年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与人文国际理事会秘书长，1964年被任命执掌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台。————译注

    [113]参见第260页译注。————译注

    [114]这里的“机器”原文为“machine”。关于“appareil”与“machine”的区别，详见第165页译注。————译注。

    [115]根据上下文，这里的“国家机器”之前省略了“镇压性”一词。————译注

    [116]“使……运转起来”原文为“《faire marcher»”，这个词也有“让……上当”的意思。————译注

    [117]公元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约466——511）由圣雷米施洗加入罗马天主教，法兰克由此成为西欧第一个皈依罗马教会的王国，所以被称为“罗马教会的长女”。人们因此有时用“教会的长女”（Fils aînéde l'Église）来指代法国。————译注

    [118]“自由一般”（la Libertéen général）这个提法是阿尔都塞仿照马克思的“生产一般”而提出来的，本文中还有“意识形态一般”“哲学一般”等提法，也是如此。————译注

    [119]参见第242-243页相关论述。————译注

    [120]［这个计划好的附属部分没有出现在手稿当中。］

    [121]“人文主义”原文为“Humanisme”，在不同的语境中，也译为“人道主义”（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以及阿尔都塞提出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