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论意识形态

sp;因此，上帝是主体，而摩西和无数是上帝百姓的主体则是这个主体的唤问——对话人，是他的镜子、他的反映。人不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吗？而这不就是为了上帝能够在自己创世——堕落——救赎这一伟大战略计划结束时进行自我欣赏，也就是说，通过他们（就像通过他自己的荣光那样）来进行自我承认吗？

    正如全部的神学思考都证明的那样，尽管上帝没有人也完全“能行”，但他却需要人，这个大主体需要那些小主体，正像人需要上帝，那些小主体需要大主体一样。说得清楚点：上帝需要人，这个伟大的主体需要一些小主体，哪怕他的形象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可怕的颠倒（当这些小主体沉迷于放纵也即沉迷于罪恶时）。

    说得再清楚点：上帝把自己一分为二，并派圣子来到地上，作为一个仅仅被他“离弃”的主体（客西马尼园里漫长的抱怨直到被钉上十字架才结束[63]），既是小主体又是大主体，既是人又是上帝，专门要为最后的救赎即基督的复活预备道路。因此，上帝需要“让自己成为”人，大主体需要变成小主体，好像是为了完全在经验上显现出来，为那些小主体的眼所能见，手所能触（见圣多马[64]）；而只要他们是小主体，就会臣服于大主体，仅仅是为了最后在末日审判时，能够像基督一样，回归上帝的怀抱，也就是说，回归那个大主体。[65]

    让我们用理论语言将这种从大主体分出一些小主体，从大主体本身分出小主体——大主体的奇妙的必然性翻译出来吧。

    我们看到，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的大主体之名把个人唤问为主体————都是镜像的，也就是说像照镜子一样，而且还是一种双重镜像的结构：而这种镜像的重叠是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并且保障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这意味着所有意识形态都是中心化的，意味着这个绝对的大主体占据着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心位置，并围绕这个中心，通过双重镜像的关系把无数个人唤问为小主体，以使那些小主体臣服于大主体，同时，通过每个小主体能籍以凝思自身（现在和将来）形象的那个大主体向他们作出保证：这确实关系到他们，也确实关系到他，而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家庭（神圣家庭：家庭本质上都是神圣的）中，所以“上帝将在那里承认归他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承认上帝且通过他而进行自我承认的人，将会得救，并坐在上帝的右边（在我们国家，这是死神的位置，因为我们国家驾驶员的位置在左边），融入基督神秘之躯。

    因此，意识形态重叠的镜像结构同时保障着：

    1. 把“个人”唤问为主体；

    2. 小主体与大主体的相互承认，小主体们之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主体的自我承认[66]，以及

    3. 这种绝对的保证，即一切都确实会这样，上帝确实是上帝，彼得确实是彼得，只要小主体对大主体完全臣服，对他们来说就会一切顺利：他们将得到“回报”。

    结果是：那些小主体落入了臣服、普遍承认和绝对保证的三重组合体系中，丝毫也不令人惊奇，他们“运转起来”了。他们“自动运转了起来”，没有警察跟在屁股后面，但当拿那些“坏主体”实在没办法时，也需要在深思熟虑之后，时不时地在镇压中追加一些专门化小分队前来进行干预，比如宗教法庭的法官们，或者当涉及的不是宗教意识形态而是别的意识形态时，追加的是其他法官和其他专门化部队[67]。那些小主体“运转了起来”：他们承认“真是这样的”，“事情确实如此”而不是如彼，承认必须服从上帝、服从本堂神甫、服从戴高乐、服从老板、服从工程师，并且承认必须爱自己的邻人，等等。这些小主体们承认了“一切都确实”（如此），于是运转了起来，为了事情能够完成，他们说：但愿如此！[68]

    这证明：事情并非如此，但为了让事情成为它应该是的那样，就必须如此————我们可以顺嘴说出：为了每天、每时每刻在“意识”中，也就是说，在那些占据由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为他们指定的生产、剥削、镇压、意识形态化和科学实践等岗位的个人的物质行为中，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必须如此。

    我们都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存在于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的）宗教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角色与它在“农奴制的”社会形态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再相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其他一些意识形态机器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它们的集中作用总是包括同样的“目标”：每天不间断地在“意识”中对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也就是说，对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发挥不同功能的当事人的物质行为进行再生产。但是，我们就宗教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意识形态。在道德意识形态中，镜像关系发生在（职责）[69]这个大主体[70]与（各种道德意识）这些小主体之间；在法律意识形态中，镜像关系发生在（正义）这个大主体与（自由和平等的人）这些小主体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中，镜像关系发生在（祖国、民族利益或普遍利益、进步、革命等各种）大主体与（相关成员、选民、战士等）这些小主体之间。

    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特殊性，史无前例的特殊性：它是由一门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强有力地“加工过”、从而是被改造过的意识形态，这门关于社会形态、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科学，虽然没有完全消灭意识形态的镜像结构，但却使它产生了“变形”（《国际歌》里唱得好：“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护民官和主人”[71]，因此也就没有臣服的小主体！……）。《国际歌》就这样希望使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去中心化”：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呢？或者说，既然它是相对可能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它在什么样的限度内是可能的呢？这是另一个问题。[72]虽然如此，但在去中心化努力（即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去镜像化努力）所面临的阻力范围以内，我们仍会在所有意识形态中看到同样的状况和同样的运行原则。要证明这一点很容易。

    既然我们已经附带地顺嘴说出了那些话，就让我们回到这个任何人都肯定会提出的问题：在这样一套机制————对大主体和小主体的镜像承认，以及如果小主体接受了对大主体“诫命”的臣服地位，大主体就为他们提供的保证————当中，实际上真正涉及的是什么呢？在这套机制中涉及的现实，即通过承认的形式本身而被误认的现实（承认因此必然是误认）[73]，说到底，就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由生产关系派生的其他关系的再生产。

    八、意识形态具体如何“发挥功能”

    接下来要做的，是通过几个具体的例子来阐明这整套非凡（且简单）的机械装置[74]是如何通过自己实际的具体复杂性来发挥功能的。

    为什么说“简单”呢？因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原理很简单：承认、臣服、保证————整个这些都以臣服为中心。意识形态使总是——已经是主体的个人（你和我）“运转起来”。

    为什么说“复杂”呢？因为每个主体（你和我）都臣服于多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虽然它们都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之下被统一。事实上我们看到，存在着复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每个主体（你和我）都同时生活在多种意识形态中，并受到它们的制约，它们的臣服作用在主体自身的行为————这些行为被铭刻在实践中，受到仪式的支配，等等————中“结合”了起来。

    这种“结合”并不会自动发生：这里产生了在我们官方哲学的绝妙语言中被称作“职责冲突”[75]的东西。当“特定的”情况出现时，如何使家庭、道德、宗教、政治等的职责在总体上协调一致呢？这时候必须进行选择，甚至当人们（经历了“良知危机”————它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尊重的神圣仪式的一部分————之后，有意识地[76]）不进行选择的时候，选择也会自动进行。1940年就是这样，在“奇怪的战争”[77]的奇特失败之后，戴高乐作出了选择，贝当也一样。一些既没有戴高乐那样的贵族称号，也没有自己运输工具的法国人，也进行了“选择”，他们留在了法国，并在建立游击队基地之前，暗中尽其所能地与那些脱离了德国人的游散部队进行斗争。

    还有着别样的“职责冲突”和别样的选择，它们不那么壮观，但却同样富有戏剧性。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不少年来，天主教会（而不是上帝这个父亲）一直给信奉基督教的夫妻提供用来挂带的“祝圣”十字架，这就带来了家庭意识形态和宗教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冲突的对象，就是“避孕丸”。我要让读者凭自己的想象和经验去对其他的“良知问题”————也就是说，不同意识形态机器之间客观存在的尖锐摩擦声————进行重新组合。比如有些法学家、法官或官员们面临的良知问题，他们陷在自己所处的秩序（或他们在国家机器中所承担的客观功能）和自己的道德意识形态（以及正义）或（进步的与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任何人能避开“良知问题”，甚至警察中的某些警官也不例外。

    我们要搁下这一点不谈，因为要对它进行发挥很容易。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总论点上来，以阐明为什么可以说一切社会形态都“通过意识形态而运行”，就像在谈到汽车时说它“通过汽油而运行[78]”一样。

    此前在谈到“法”时，我们就同时注意到，法的本质功能更多地不是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是调节和控制生产（以及那些保障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机器）的运行本身。现在，我们对一些事情可以理解得更深了，因为我们已经注意到，法只有通过法律——道德的意识形态才能发挥功能。它在调节生产关系的运行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法律意识形态，来协助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每个主体（即生产、剥削等的当事人）的“意识”中不间断地进行。

    现在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表现出了这样的特殊性：它属于上层建筑，并且躲在镇压性国家机器这个盾牌和靠山背后，以上层建筑的名义保障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既然它们是在主体（生产等的当事人）的“意识”中保障生产关系的这种再生产，我们就不得不补充说，通过意识形态机器以及它们在主体（生产的当事人）身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后果而进行的生产关系的这种再生产，是在生产关系本身的运行中得到保障的。

    换言之，上层建筑相对于下层建筑而言具有一种外在性————尽管这个论点在原则上有充分的理由；尽管要是没有这个论点，在生产方式（从而社会形态）的结构和运行中就没有任何东西是可理解的；但这种外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内在性的形式下起作用的。更明确地说，我的意思是，有些意识形态，比如宗教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审美意识形态：这让人想到手艺人、艺术家，以及所有那些需要把自己视为“创造者”而进行劳作的人），恰恰是在生产关系————那些意识形态有助于使它“自动运转起来”————运行的内部，保障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而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名义隶属于上层建筑）。

    相反，镇压性国家机器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生产关系运行的内部。除发生交通总罢工时军用卡车会出来尽其所能地保障部分“公共交通”（至少在巴黎地区是这样），通常不会有军队、警察，甚至不会有政府部门，直接在生产关系运行的内部，对生产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干预。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极端情况，这时警察、共和国保安部队，甚至军队会被用来“打压”工人阶级，但这是在工人阶级罢工的时候，也就是当生产停止的时候。不过生产有自己内部的镇压当事人，经理和他们的下属、管理人员，乃至工头，还有绝大部分“工程师”或甚至高级技术人员（无论他们本人是怎么想的，也无论人们怎么看他们）。一旦我们明白了不存在劳动的纯技术分工，存在的只有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明白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它构成了归根到底对发生在上层建筑中的事情起决定作用的下层建筑）中，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在现有生产力的限度内起决定作用[79]；我们就能理解那些内部的镇压当事人的存在。

    然而，生产中（更不必说在其他领域，包括在各种国家机器的劳动分工中）的这种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本身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才能运行：首先是通过法律——道德的意识形态，同时也通过宗教、政治、审美和哲学的意识形态而运行。由此我们会发现（我敢说这非常清楚），生产（以及一种社会形态其他领域的活动）的运行极其简单，同时又极其复杂。由此我们还会看到，必需再一次纠正我们先前对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地形学”表述。

    九、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

    下层建筑由生产关系统治着。生产关系既作为生产关系（它使劳动过程的运作成为可能）又作为剥削关系而运行（当然是在劳动的物质过程的基础上运行的，因为是劳动生产了作为商品的社会有用物品）。而生产关系的运行得到保障，是通过：

    1. 生产过程自身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剥削和镇压当事人。不是警察或军人，而是生产过程自己的当事人（经理和他们的下属，乃至工头，还有绝大部分“工程师”和高级技术人员）保障了生产过程中监视——控制——镇压等功能。这些人员在发挥自己的功能时，可能会带着全部能想象得到的“老练”，利用一切“先锋的”公关技巧或人际关系技巧（即全部“先锋的”[80]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技巧），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带着人们所希望的、使他们即便不是倒向也能偏向无产者一边的全部“道德上的”审慎和温情（包括他们自己的良知危机和觉悟）；但在客观上，他们并不因此就不属于生产关系运行内部的镇压人员。

    2. 各种的不同意识形态后果的作用。首先是法律——道德的意识形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带来的结果是：“每个人”（包括无产者）出于好好工作的“职业良知”，都在各自的岗位（包括无产者的岗位）上“尽自己的职责”————之所以包括无产者，是因为他们也要尽自己无产者的（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职责”：接受资产阶级的法律——道德意识形态，承认自己的工资代表了“自己的劳动价值”；接受资产阶级的技术意识形态，承认“必须要有经理、工程师、工头等人才行”；等等。

    在生产中，生产关系的运行是由镇压和意识形态联手保障的，其中意识形态起占统治地位的作用。

    整个上层建筑都集中在国家那里。国家为掌握政权的那个阶级（或几个阶级）的代表服务，它包括各种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上层建筑，从而一切国家机器的根本作用，就是保障对无产者和其他雇佣工人的剥削永世长存，也就是说，保障生产关系————同时也是剥削关系————的永世长存即再生产。

    镇压性国家机器保障了好几项功能。一部分（专为由法律意识形态机器所宣判的惩罚服务的专门化小分队）保障对违法者进行起诉，对违章人员进行扣押，对被判为违法的行为进行物质惩罚。这一部分+阶级斗争中的专门化暴力小分队（共和国保安部队等等）+军队，保障着一个总功能：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条件提供物质上的政治保证。

    因此，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承担着生产关系（及其派生出来的其他关系，包括在它们自己的“人员”————他们本身也要被再生产————内部派生出来的关系）再生产的主要功能。然而，刚才我们发现，这种功能，尽管远远超出了那种完全内在于正常进行的生产关系的运作的功能，却仍然在生产关系的运作内部起作用。此前我们发现，“法”是保证生产关系运行的首要的专门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扩展这个命题，说：其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它们自身干预作用的一部分）只有同时保障生产关系的运作本身，才能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由此可得出，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笼统的、含糊的，而是极其精确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首先是通过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表现出来的。只有当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绝大部分“活动”表现在生产关系的运作本身当中以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它们才列入上层建筑中。

    在这个新的精确表达中，没有对那个地形学向我们表明的东西（即下层建筑对上层建筑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提出任何质疑。恰恰相反，我们的分析不但捍卫了这个首要的原理，而且使它变得更为有力了。反过来，我们由此得到的收获是，从一种仍然是描述性的理论过渡到了一种更“理论的”理论。这种理论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保障生产关系本身的运作来实现的这一事实，向我们揭示了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精确复杂性。

    十、一个具体的例子

    为了不停留在这些虽然精确但也同样是抽象的概念（notions）上，是不是应该补充说：这一切都能在个人主体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上的验证，而无论他们在“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生产）中或“劳动”的纯社会“分工”（剥削、镇压、意识形态化）和科学“分工”中占据的是什么岗位呢？

    具体地说（我只举以下一些例子，任何读者都可以自己对它们进行无限扩展），这意味着：

    1. 一个无产者，除非为“需要”所迫，并且除非同时臣服于法律意识形态（“应该用劳动换取自己的工资”），臣服于关于劳动的经济——道德意识形态（参考勒内·克莱尔嘲讽味十足的话：“劳动是义务的，因为劳动即自由”[81]），或者如果他“落后”一点的话，臣服于关于劳动的宗教意识形态（“为了获救，必须受苦，基督曾经是工人，劳动‘共同体’是灵魂‘共同体’的雏形”），等等，就不会去劳动。

    2. 一个资本家，如果不再为自己的“需要”尤其是竞争（说到底，是相互抗衡的资本在平均利润率基础上的竞争）所迫，同时，如果他没有受到他本人根据一整套关于所有权、利润，以及关于他的恩惠的道德——法律意识形态所编造的观念的支持，他就不再是一个资本家了。————多亏了他的资本，他才能把这些恩惠赐予他的工人们（“我自己带了钱来，不是吗？我拿它去冒险吗？那么我理应用它换取点什么：那就是利润；况且也需要有一个老板去管理工人，要是没有我，他们靠什么生活呢？”）

    3. 一个财政部的官员……一个老师、一个教授、一个研究员、一个心理学家、一个教士、一个军官、一个部长，甚至国家元首本人……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大学生等等（对于每一种类别，我们都可以使阐明变得完整）。

    为了举另一种例子，为了看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后果是如何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和平共处或相互抵牾的，让我们看看在工人的一些实践仪式中所发生的事情（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意识形态最终存在于这些仪式中，存在于在实践中————即这些仪式出现的地方————被这些仪式所规定的行为中）。

    我们将只考虑一些招募仪式，或更简单一点，一天结束后离开工厂的仪式。（接下来的内容，忠实地转录自一位在雪铁龙公司当车工的同志某天对我所说的话）。

    无产者结束了一整天的劳动（他从早上开始就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铃声一响，他“立马”丢开一切，奔向洗手间和衣帽间，洗手，换衣服，梳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要回家找老婆孩子。一回到自己家里，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同地狱般的工厂和劳动节奏再也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但与此同时，没有过渡，他就陷入了另一种仪式中，即家庭意识形态的（当然是自由的）实践和行为仪式中：与妻子、孩子、邻里、亲戚和朋友的交往关系中；到了星期天，还会陷入别的仪式中，一些与他的（总是自由的）爱好或嗜好相关的仪式：去枫丹白露森林或（有时候）去郊区小花园度周末、做运动、看电视、听广播，天晓得会是什么；到了假期，又是另外的仪式（去钓鱼、野营，或去“旅游与劳动”和“人民与文化”中心[82]，天晓得会是什么）。

    由于陷入了这些不一样的“系统”中，这位同志补充说，你怎么能指望在某些情况下，工人不会变成和在工厂里不一样的人，比如变成和工会战士或“法国劳工总联盟”[83]成员（他本来就是它的成员）完全不一样的人呢？那个不同的“系统”，比如说可以是（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意识形态仪式。那么，这个无产者，这个在工会中与自己的劳动同志在一起时是“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者，一旦回到家里，就碰巧会陷入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系统中吗？为什么不会呢？有时候就是这样。这可以解释不少事情。当然，不仅能解释所有那些和小孩子有关的故事（它们提出了一些“学校教育的”难题），甚至能解释一些独特的政治故事，即那些可能以“出乎意料的”选举结果而告终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选举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大家好像碰巧在电视或广播中听到了戴高乐讲话（这个狡猾的家伙以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大谈法国人的和解、法兰西的伟大和所有好听的调调）。人们星期天全家出动，把一张不记名选票投到秘密写票室边上的投票箱里，神不知鬼不觉。一念之间随大流的晕头晕脑就足以使人们向政治选举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首先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让步：于是把票投给了戴高乐。可是此前工会已经宣布不该投戴高乐的票。第二天，大家肯定会在《世界报》上看到雅克·福韦[84]的文章（这文章也是仪式），大谈关于选举结果的“钟摆”定律。

    毫无疑问。但第二天，这个无产者就回到自己的工厂，重新和伙伴们在一起了。谢天谢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作出了同样的反应。但是要一辈子（终其一生）都当工会战士，并不容易，更不用说当革命战士了。特别是当“什么也没发生”的时候。

    什么也没发生，是因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完美地发挥了功能。当它们无法继续发挥功能，无法继续在所有主体的“意识”中对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时，就会有人们所说的（多少有点严重的）“事件”发生，就像在五月一样————它是一流的总演习的开始。长征之后，总有一天，革命会到来。

    权且的结论

    我要在这里，在这第一卷的结尾，停止这项分析工作。在以后要出版的第二卷[85]中，我会继续这项分析。

    我将在第二卷中依次研究下列问题：

    1. 各社会阶级；

    2. 阶级斗争；

    3. 各种意识形态；

    4. 各门“科学”；

    5. 哲学；

    6. 哲学上的无产阶级观点；

    7. 革命的哲学对科学实践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的干预。

    这样，我们将重新回到自己曾由之出发的“对象”：哲学；并可以回答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但到那时候，我们最初的问题已经被“稍稍地”修改过了。

    1969年3——4月

    * * *

    [1]“起源”原文为“genèse”，阿尔都塞经常用“genèse”和“origine”这两个不同的词来表示“起源”。前者来自《圣经·旧约》第一卷的“创世纪”，引申为“宇宙起源论”，转义为“起源”“发生”等，后者也有“起点”“根源”的意思。“概念”一词原文为“notion”，关于它与另一个词“concept”的区别，参见第77页译注。用这个词表示阿尔都塞认为“起源”的“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概念。事实上，阿尔都塞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关于“起源”和“目的”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在他看来，唯物主义哲学家（比如伊壁鸠鲁）“不谈论世界的起源（origine）这个无意义的问题，而是谈论世界的开始（commencement）”。参见《写给非哲学家的哲学入门》（Initiation à la philosophie pour les non-philosophes），法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6页。————译注

    [2]随着“观念学”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意涵，“观念学家”在此语境中也应译为“意识形态家”。见下文。————译注

    [3]“恐怖时代”（la Terreur），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从1793年5月到1794年7月这一阶段。————译注

    [4]米涅、奥古斯丁·蒂埃里、基佐和梯也尔他们本人。这些历史学家——意识形态家在王朝复辟时期，描绘了法国大革命阶级斗争的历史：“第三等级”反对其他两个“旧制度”等级（贵族、僧侣）的斗争。我们还要补充说：阶级斗争的概念（notion）早在这些历史学家很久之前，甚至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出现了。就拿法国资产阶级前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时期来说吧，从17世纪开始，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家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就已经以关于绝对君主制的“起源”问题的意识形态论战为中心，在一种所谓的种族斗争（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下，明确地思考过阶级斗争了。日耳曼主义者是封建制度“古典”形式的辩护人，他们反对与资产阶级“平民”结成联盟的绝对君主制的“专制主义”。他们抵抗着罗马征服者所强加的君权神授专制君主模式的有害影响，维持着古典封建制度的“民主”神话，在这种神话中，国王只是一个由自己的同僚通过民主议会选举出来的领主。他们因此根据这种图式来书写“中世纪”的“历史”。这个论点最杰出的代表是孟德斯鸠（参考《论法的精神》最后几章）。相反，罗马主义者（参考度波长老）则为相反的论点辩护：与封建的无政府状态相反，绝对君主制由于得到引用和注释罗马法的法学家支持，并有“平民”出于民族原因的忠诚为基础，所以能够在社会关系中确立秩序、公正和理性。罗马人对高卢人的征服，对日耳曼主义者是反动的灾难，但对罗马主义者来说却成了一项解放的事业。让我们注意这些论点的独特变迁（尽管来自高度的历史想象，但它们像任何意识形态论点一样，有一些真实的目标）：当力量对比最终开始失去平衡，也就是说在18世纪后半叶，日耳曼主义者对“民主”的要求最终被一些同绝对君主制的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意识形态家（这次是左派）从它最初的辩护人那里夺过去————比如左派日耳曼主义者马布利，就采用了右派日耳曼主义者孟德斯鸠同样的论据……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对在种族斗争（日耳曼人反对罗马人，或反过来说也一样）的意识形态伪装下作为历史“火车头”的阶级斗争的真正承认。这场意识形态论战的显在对象是绝对君主制，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真正对象，是资产阶级的上升，以及它在资产阶级和绝对君主制结盟的基础上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但这一切都发生在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内部）。我们还可以指出，这场围绕绝对君主制、罗马法、种族斗争等问题而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与现有一流的意识形态理论出现在同一时代：在这个一流的行列中，有霍布斯的理论，举世闻名；有斯宾诺莎的理论，完全被误认；还有所有那些充斥于18世纪启蒙哲学中的意识形态理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或者不如说，正如大家所不乐意知道的那样。我们还可以指出（以便当以后我们再次谈论哲学时，还能记住这一点），如果没有政治形式和商业形式下的“罗马法的复兴”这一先决条件，就难以想象“现代”哲学即由笛卡尔开创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诞生。

    [5]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注

    [6]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前引，第550-551页：“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译注

    [7]希望大家能允许我吐露一点个人隐情：在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中，拉康曾把“承认/误认”运用于无意识，我重新采用了他提法中的这两个词，把意识形态的功能定义为“承认/误认”（reconnaissance/méconnaissance）。可是在我费劲地把这个定义陈述出来几年之后，却“发现”这个提法一字不差地早就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了……［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前引，第549页：“我们举出‘未来哲学’中的一个地方作为例子来说明承认现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在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敌人的共同之点。”引文中的黑体为译者所加，注意，“不了解”一词的法文即“误认”（méconnaissance）。————译注］

    [8]顺便提一句，这句话证明：马克思当时认为需要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严肃的批判，不过，是老鼠们……担负了这个批判的任务。可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却对它字字信奉，并大肆引用以建立自己的“理论”。唉！老鼠们都能做到的事，有多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做到了呢？

    [9]［手稿中有两个重叠在一起的词：陈述/公开表明（exposer/avouer）。］

    [10]“理论一般”原文为“théorie en général”，这个提法是阿尔都塞仿照马克恩的“生产一般”而提出来的，前文中还有“意识形态一般”“哲学一般”等提法。————译注

    [11]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前引，第525页：“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译注

    [12]总有一天要用另一个肯定性的术语来称呼弗洛伊德用否定性的术语即“无意识”所指的现实。这个肯定性的术语，将与“意识”没有任何联系，哪怕是否定性的联系。

    [13]“镇压”原文为“répression”，也译为“压迫”，详见第45页译注。————译注

    [14]“使得”……“自动行事”原文为“fait agir tout seuls”，也可译为“使……自己动起来”。————译注

    [15]“预想的”原文为“d'anticipation”，其中“anticipation”其实是“预先”“预测”的意思。“d'anticipation”也可译为“科幻的”，但为了与后文中的“science fiction”（科幻小说）相区分，这里译为“预想的”。————译注

    [16]反社会主义的“宗教大法官”主题可以上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后还有库斯勒和《第25小时》（La 25ème heure）等。［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籍作家、记者，著有小说《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等；《第25小时》（La 25ème heure）是罗马尼亚裔法国作家维吉尔·乔治乌（C. Virgil Gheorghiu，1916——1992）写于1949年的一部小说。————译注］

    [17]“老大”原文为“Grand-Chef”。————译注

    [18]“综合”原文为“synthèse”，即黑格尔的“合题”。————译注

    [19]原文“C'est pourquoi votre fille est muette”，直译为“这就是您女儿不会说话的原因”，典出莫里哀戏剧《屈打成医》：“Voilàpourquoi votre fille est muette”（以上就是您女儿不会说话的原因），一般用在对某件事情冗长的解释之后。————译注

    [20]有人会说这是临时的……但这是一个会持续的“临时”，因为作为这整个阐释基础的那个观念是错误的。那些知道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剥削而不是压迫的工人群众，将“不会运转起来”，而上述临时的“领袖”如果不愿放弃那个错误观念，就必然会在自己的错误中，即在自己的方向上，一直错下去。

    [21]“老田鼠”原文为“vieille taupe”，作为俗语又有“讨厌的老太婆”的意思。“老田鼠”典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莱特》：“说得好，老田鼠！你钻地钻得好快啊！好一个开路先锋！”后来马克思曾用“老田鼠”来指“革命”，比喻在世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通过长期埋头苦干，为创造新社会而进行准备。参见《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前引，第580页：“……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另外，罗莎·卢森堡在1917年也写过一篇名为《老田鼠》的文章；1965年到1972年间，巴黎有过一家左翼知识分子开的书店也叫“老田鼠”，1979年之后，这个名字还被用来当作他们出版社的名字。阿尔都塞在这里显然是在反讽。————译注

    [22]“高贵的谎言”原文为“《beaux mensonges»”，参见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那么’，我说，‘我们先前讨论过的那些必要的谎言中，哪一种能成为我们的妙计，虚构某种高尚的东西，用它来说服人，特别是那些城邦的统治者，不行，就转向城邦中的其他人。’”————译注

    [23]这里的“使……运转起来”原文是“font marcher”（原形为“faire marcher qn”），其中“运转起来”（marcher），也意为“轻信、同意”，所以这个短语的转义即“威逼、骗取或促使某人同意”“欺骗某人”。————译注

    [24]“不会自欺欺人”原文为“ne pas se raconter d'histoires”，其肯定形式“se raconter des histoires”是一个固定短语，即“给自己编故事”或“自欺欺人”。阿尔都塞曾用“ne pas se raconter d'histoires”（“不给自己编故事”或“不自欺欺人”）来定义“唯物主义”。参见阿尔都塞《来日方长》，前引，第178页。————译注

    [25]而不是科学的。我们的“理论家们”把这种区分判决为过时的。既然不存在虚假的知识和真实的知识，不存在意识形态和科学，所以他们更愿意谈论“知识”本身。而渴望真实知识的无产者知道，真实的知识并不是压迫性的：他们知道，当这种真实的知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知识时，它就是革命的和解放的。

    [26]“长征”原文为“Longue Marche”；“运转”原文为“marcher”，也有“走”“行进”的意思。所以这里“还是运转起来加入长征”，也可译为“还是在长征中行进”。————译注

    [27]把无产阶级自发的意识形态改造成越来越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内容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种教育，历史地表现为各种复杂的形式：有通过各种书本、小册子和各种学校，以及一般地通过宣传而进行的通常意义上的教育；但尤其有通过阶级斗争实践的锻炼、通过经验、通过对经验的批判和改正等等而进行的教育。

    [28]“表述”原文为“représentation”，也有“表现”“描绘”“再现”“代表”等含义，在斯宾诺莎和康德那里，也译为“表象”。这个命题的句式似乎模仿并改写了马克思的原话：“……这些观念都是现实［实在］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représentation），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前引，第524页注释。而“实在的”“想象的”这两个说法则是对拉康概念的借用。“实在的”（réel）有时候也译为“现实的”“真正的”。————译注

    [29]指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瑞士籍新教神学家，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30]指保罗·利科（Paul Ricœur，1913——2005），法国当代哲学家，著有《意志哲学》《解释的冲突》等。————译注

    [31]我故意使用了这个非常现代的说法。因为说来遗憾，甚至在共产党内部，用“小集团”行为来“说明”某些政治偏向（“左倾”或“右倾”）都成了家常便饭。［宗派主义］/机会主义。

    [32]“理性主义联盟”（Union Rationaliste）是法国一批科学家于1930年创立的一个学术团体，最初的发起人是物理学家保尔·朗之万（Paul Langevin），成员主要有法兰西学院和法兰西科学院的教授、著名科学家和作家，该团体的宗旨是反对一切形式的非理性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独断论和对超自然事物的求助。该团体有自己的刊物，并在一些重要的广播电台办有专栏节目。————译注

    [33]“詹森党”原文为“parti janséniste”，其中“parti”一般也译为“部分”。————译注

    [34]对“颠倒”这种提法的批判，可参见阿尔都塞《矛盾与过度决定（研究笔记）》一文的相关论述，见《保卫马克思》（该文在书中被译为《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译注

    [35]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正如我们会在第二卷中看到，这些条件对于阶级斗争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36]前一个“主体”是单数，后一个是复数，这个区别在下一节开头讲明了，并在“基督教的宗教意识形态”一节里具体地演示了出来。————译注

    [37]“唤问”原文为“interpelle”，其原形为“interpeller”，名词形式为“interpellation”，这个词的含义有：（1）（为询问而）招呼，呼喊；（2）（议员向政府）质询，质问；（3）［法］督促（当事人回答问题或履行某一行为）；（4）（警察）呼喊，追问、质问，检查某人的身份；（5）强使正视，迫使承认；（6）呼唤（命运），造访。詹姆逊把它解释为“社会秩序把我们当作个人来对我们说话并且可以称呼我们名字的方式”，国内最早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译本译为“询唤”，系捏合“询问”和“召唤”的生造词，语感牵强，故不取。我们最初使用了“传唤”的译法（参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似更通顺；但由于“传唤”在法语中另有专词，与此不同，且“传唤”在汉语中专指“司法机关通知诉讼当事人于指定的时间、地点到案所采取的一种措施”，用法过于狭窄，也不理想。考虑到这个词既是一个带有法律意味的用语，同时又用在并非严格司法的场合，我们把它改译“唤问”，取其“唤来问讯”之意（清·黄六鸿《福惠全书·编审·立局·亲审》有“如审某里某甲，本甲户长，先投户单，逐户唤问”一说）。在有的地方也译为“呼唤”。“主体”原文为“sujet”，又有“臣民”的意思，与动词“s'assujettir”（“臣服”）对应，关于这个词的“歧义性”，具体参见第497页相关论述。————译注

    [38]它借用“权利的主体”这个法律范畴制造了一种意识形态概念：人天生就是一个主体。（“权利的主体”原文“sujet de droit”，其中“droit”也译为“法”。详见第五章“法”。————译注）

    [39]参见第188页注释。————译注

    [40]参见《新约·使徒行传》17:28。————译注

    [41]语言学家和那些为了不同目的而求助于语言学的人会碰到许多困难，出现这些困难是由于他们误认了意识形态后果对所有话语（甚至包括科学话语）的作用。

    [42]“意识的沉默”原文为“《silence de la conscience»”，这个表达可能来自萨特《境况种种》第一集，参见萨特《境况种种》第一集（Situations I），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1947年，第218页；也可能来自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参见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伽利玛出版社，1945年，第462页。另参见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06页：“因此，语言必须以一种语言的意识为前提，以一种意识的沉默为前提，这种意识的沉默包裹着说话的世界，词语首先在它当中获得构型和意义。”译文有修改。————译注

    [43]关于“承认”和“误认”，详见第339页注释。————译注

    [44]“（老）相识”即“（re）-connaissance”，也即“（重新）相识”，是动词“reconnaître”（即“认出”“承认”“认识到”）的名词形式。————译注

    [45]注意，“总是已经”（toujours déjà）是阿尔都塞经常用到的一个词，为的是反对“起源论”，后文中还出现了“总是——已经”（toujours-déjà）这个变体形式。这两个词通常也可译为“从来”，但为了突出阿尔都塞的强调语气，我们在本书中将其译为“总是已经”和“总是——已经”。————译注

    [46]注意：这个双重的目前又一次证明了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因为这两个“目前”是被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间隔分开的；我在1969年4月6日写下这几行字，而你可以在今后任何一个时候读到它们。

    [47]呼唤（interpellation）作为一种服从于明确仪式的日常实践，在警察的呼唤实践中采取了惊人的形式（它发挥功能的形式和在教育呼唤中的形式非常相似）：“嗨！您，叫您呢！”但与别的呼唤实践不同，警察的呼唤是镇压性的。“您的证件！”证件首先是指身份证件：照片、姓名、出生日期、居住地址、职业、国籍等等。集中体现在姓名等信息中的身份，使得人们可以识别这个主体（警察的呼唤说明他多少受到了怀疑，从而先天是“坏人”），从而认出他，不把他与其他人相混淆，以便或者“让他通过”（“没问题！”），或者“逮住”他（“跟我来！”）；其结果，所有在人民示威活动中被逮住的那些人都非常清楚：开始以“你”相称并伴以一阵痛打，在局子里过夜，还有一整套警察认出“坏主体”的可怕的物质仪式：“是他打了我！”相应的指控是：“对公务人员动武”或其他鉴定。当然，也有一些小偷和罪犯，还有一些警察，不“喜欢”“某些实践”。（注意，本书中的“interpellation”“interpeller”主要译为“唤问”，凡为方便读者理解而译为“呼唤”的地方，原文也都是这个词。————译注）

    [48]我们已经说过，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49]“父姓”原文为“le nom de son père”，即拉康的术语“父亲的名”。————译注

    [50]这让人想到在一些戏剧中，孩子在产院里被调换或被真正的父亲“认出”来；孩子被从父亲那里夺走，被托付给母亲；等等，并想到这些事件所造成的所有可怕［被删除的字］后果。

    [51]这里“叫路易的小孩”显然是指阿尔都塞自己，接下来的一整段描述，也是以阿尔都塞自己的经历为原型的。具体参见其自传《来日方长》，前引。————译注

    [52]这里“已经是主体了”的原文是“est déjà-sujet”（直译为“是已经的主体”），阿尔都塞用了“déjà-sujet”这个词，表示这个主体从一开始就“已经”（déjà）是“主体”（sujet）。————译注

    [53]原文为“auto-hétérobio-graphiques”，是根据“autobiographique”（自传的）一词而杜撰的，其中词缀“hétéro-”有“异……”“外来的……”“杂……”等多种意思。————译注

    [54]“演说”原文为“discours”，也译为“话语”。————译注

    [55]“言”原文为“Parole”，即“讲话、发言”，这里指“圣言”。————译注

    [56]“传统”原文为“tradition”，作为宗教用语，指“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译注

    [57]“起源”原文为“origine”，也可译为“出身”，具体参见第335页译注。————译注

    [58]尽管我们知道个人总是已经是主体（虽然只是家庭意识形态的主体），但我们还是继续使用这个方便的说法，因为它可以造成一种对比效果。（本注释原本注在上文“上帝藉我的声音传话给你”这句话后面，当为误植。现根据《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与这一段文字相同的部分更正。————译注）

    [59]“流泪谷”原文为“vallée de larmes”，语出《圣经·诗篇》84:6。————译注

    [60]“大他者主体”原文为“Autre Sujet”，详见下注。————译注

    [61]按照本书通例，我们把这个大写的主体用楷体表示，并在表示对照的地方，在前面加上一个“大”字，相应地，在表示对照的地方，小写的主体前加上一个“小”字，以使原文的意思更加显豁。————译注

    [62]我以糅合的方式，不是逐字逐句，而是“按精神实质”进行引用。（参见《旧约·出埃及记》3。————译注）

    [63]可参见《新约·马太福音》26:36-46；27:46。————译注

    [64]圣多马（Saint Thomas），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曾因怀疑耶稣的复活而用手触摸耶稣受伤处。阿尔都塞在其自传《来日方长》中也提到过这个典故：“我终于在自己的欲望中变得幸福了，这欲望就是要成为一个身体，首先要在自己的身体里存在，在身体里我获得了自己终于真正存在的无可辩驳的物证。我和神学上的圣托马斯毫不相干，因为他仍然在思辨的眼睛的修辞底下思考；但我和福音书里的圣多马却有更多的相通，因为他为了相信而愿意触摸。更有甚者，我不满足于只通过手的简单接触而相信现实，我还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加工改造，并远远超出这个单纯的现实本身，去相信我自己的、最终赢得的存在。”参见阿尔都塞《来日方长》，前引，第229-230页。————译注

    [65]三位一体的教义正是关于从大主体（圣父）分出小主体（圣子）以及这两者的镜像关系（圣灵）的理论。

    [66]黑格尔作为一位讨论了普遍承认的理论家，也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但有所偏袒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费尔巴哈，作为一位讨论镜像关系的理论家，也一样。还没有关于这种保证的理论家。我们以后会再讨论这些。

    [67]利奥泰（Lyautey）说镇压的黄金法则是：“展示武力，以便不必动用武力。”我们可以将这个表达改进一下：“不要展示武力，以便不需要动用武力就让它起作用”，等等。［路易·于贝尔·贡扎尔夫·利奥泰（Louis Hubert Gonzalve Lyautey，1854——1934），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曾参与指挥法军征服马达加斯加岛，1912——1916年任法国殖民地摩洛哥总驻扎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任战争部长，后任法军元帅。著有《论军队在殖民地的作用》（Du rôle colonial de l'armée，1900）等。————译注］

    [68]“但愿如此！”原文为“Ainsi soit-il! ”即祈祷结束时说的“阿门”，直译过来是一个祈使句：“让它成为这样的吧！”————译注

    [69]“职责”原文为“Devoir”，关于它与“obligation”（义务）的区别，参见第159页译注。————译注

    [70]原文为“subjet”，根据下文，此处首字母应该大写，即“Subjet”。————译注

    [71]阿尔都塞的引文为“Ni Dieu，ni Tribun，ni Maître”，《国际歌》原文是“Ni Dieu，ni César，ni tribun”（直译为“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恺撒和护民官”，中文歌词译为“也不靠神仙皇帝”），其中“tribun”既有“（思想的）辩护士”“平民演说家”“民权保卫者”等意思，也指古罗马的“护民官”“罗马军队高级军官”或（法国拿破仑时期的）护民院（下院）的议员。————译注

    [72]看看“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它的基础中就有沙皇是“人民的小父亲”的意识形态的残余（带着宗教的回声）。目前在西欧共产党中发展出来的意识形态倾向于说，他们自己方面没有实践“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一点儿也没有（意共），或仅仅在一种情况下有，即在“莫里斯·多列士的党（法共）”这个不适当的表达中。“对个人崇拜进行批判”的意识形态，本身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尽管它作出了“去中心化”或……否定的努力，在某个地方它还是有一个中心。在哪里呢？自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来，这个中心有点儿难以辨认了：过于军事化了，政治意识形态不喜欢这样。如果愿意在我们的分析的烛照下，从另一个角度想想陶里亚蒂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多中心主义”这个表达或“再没有社会主义导师国家”这句话，想想第三国际取消之后甚至没有任何国际，乃至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正在起作用的“去中心化”的各式各样的例子。说实话，它们是不合常规的，而且并非总是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加工”和“检验”。但总有一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统一，会通过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去中心化”的形式而得到保障。要有“耐心”。（“耐心”原文为意大利文“Pazienza”，这个词很可能是从葛兰西那里借来的。可参考葛兰西1927年2月26日从狱中写给他母亲的信，见葛兰西《狱中书简》，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页：“要有耐心，而我有足够的耐心，它车载斗量，广厦难装。”————译注）

    [73]关于“承认”和“误认”，详见第339页注释。————译注

    [74]“机械装置”原文为“mécanique”，也可译为“机器”。————译注

    [75]“职责冲突”原文为“conflits de devoirs”，其中“devoirs”（职责）与“obligation”（义务）的区别，参见第159页译注。————译注

    [76]“良知危机”原文为“crise de conscience”，也译为“良心危机”，其中“conscience”也译为“意识”，“consciemment”（有意识地）是它的副词形式。————译注

    [77]“奇怪的战争”（drôle de guerre）指英国和法国在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期间采取绥靖政策，对德国宣而不战的“战争”。————译注

    [78]“运行”原文为“fonctionner”，在其他地方也译为“发挥功能”。————译注

    [79]这个论点将在其他地方得到证明。［参考“附录”。原编者］（指“附录：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译注）

    [80]“先锋（的）”一词原文为“d'avant-garde”，也译为“前卫的”。————译注

    [81]勒内·克莱尔（René Clair，1898——1981），法国电影艺术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这里“义务的”一词原文为“obligatoire”，即“必需的”，也可以译为“强迫的”。关于这个词的更多解释，参见第159页译注。————译注

    [82]“旅游与劳动”（Tourisme et Travail）和“人民与文化”（Peuple et Culture），是由抵抗运动中共产党员和其他活跃分子创立的组织，前者致力于为工人提供免费或便宜的旅游服务，培养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提供文化教育；后者致力于给工人和农民进行终身的文化教育，以反抗文化上的不平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两个组织在不少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网络，为工人或农民提供文化教育和更便宜的旅游服务。————译注

    [83]原文为“CGT”，即“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也译为“法国总工会”）的缩写。参见第241页译注。————译注

    [84]雅克·福韦（J. Fauvet，1914——2002），法国著名记者，曾任《世界报》总编辑，著有《法共史》（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等。————译注

    [85]详见本书卷首“法文版编者说明”和阿尔都塞的“告读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