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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莽，汉之中兴，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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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匈奴作战时表现出众，他在那一年被派往西域。他暂时回来向他的指挥官述职，然后在中亚度过了以后的30个春秋。在公元92年初期，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通过耐心的外交活动，并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他建立并维持了中国对绿洲诸国的控制。公元102年，他在自己的请求下被召回，一个月后死去。[118]公元107年，西域都护府被撤销，从此中国的低级官员充当中国在中亚的代表。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国对西域的控制便结束了。
南匈奴是西北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紧张因素。从公元49年起，后汉的开国之君也容许乌桓诸部落进入西北和大平原之北多山的几个郡。[119]更重要的是西藏人（羌人）从西面的侵蚀。自从甘肃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以来，他们已与汉人在那里杂居，在内战期间通过稳步的渗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王莽在青海征战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并且在后汉也没有恢复。最近期的羌族入侵者保持了首领统治下的部落组织，依靠一种以畜牧业和一些农业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为生，并与汉人贸易，常常受到官府的虐待。在整个后汉时期，汉人和羌人之间的对立有增无减，并且更因羌人的越境侵袭而加剧。中国的防御是虚弱的，安宁的年份很少。渭河流域是羌人喜爱的侵袭目标，在公元108年或111年，这些侵袭竟远至大平原。公元108年一个羌族首领自称天子，中国人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120]
来自游牧的南匈奴和半游牧的羌人的压力日益加强，中国农民的反应是放弃他们的土地。有的农民是通过政府撤离的，但大部分在形成的大南迁浪潮中自愿离开。长安及其周围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丧失促进了这次迁移。[121]这个过程始于光武帝时期，到公元2世纪中叶结束。移民越秦岭山脉，再次在四川定居，较少的一部分则在云南定居。公元2年和140年的人口调查表明，西北减少了650万居民，占这个时期西北人口的70％。前面已经谈到，当王莽掌权时，大平原上黄河的几次改道已经推动了向南方的另一次大迁移。两次迁移使中国北方的人口锐减，以致可以减少地方行政所需要的官员。光武帝看到这个事实，在公元30年就取消了四百多个县。[122]数字之大可从以下事实看出：它代表了公元2年原来存在的全部县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在中国北部，汉族是大平原、山东、山西南部和南阳盆地的唯一居民。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他们到处与非汉族的民族分享土地。在中国南部，汉族与土著部落在各处共同生活。但那里的情况恰与北方相反。通过迁移，汉族人口增加了；在与各部落的冲突中汉族取得了支配地位。除了西南外，汉族的优势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这并不是汉族没有遇到反抗。公元40年3月，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南越人起来反抗。[123]他们的领袖是地方酋长的两个女儿徵侧和徵贰两姐妹。沿海岸线以北和以南的其他南越部落纷纷响应，徵侧自称女王。她显然能控制农村，但不能侵犯要塞化的城镇。洛阳的政府反应缓慢，光武帝直到公元42年5月或6月才下令征讨。马援奉命指挥，并被封为伏波将军。
马援出身于西北的望族；他在公元28年自愿投奔光武帝，从公元35年至37年屡次战胜羌人。这时马援和他的僚属南下动员一支军队。到达广东后，马援派出一支供应船队沿岸航行，然后率他的陆军通过艰险的地形向红河三角洲进发。他在公元43年初期抵达目的地，同年4月或5月完成了战斗。徵氏姐妹被俘和斩首。扫荡战持续到公元43年年底。[124]
史料宣称，马援胜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为他把中国文明的福祉带给了他们。实际上，他试图破除部落的习俗，汉化他们和在那里殖民，这样中国的主人们就更容易治理南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没收并熔化南越各部落象征部落首领权力的铜鼓。熔化的铜被铸成马的模型，公元44年秋马援回洛阳后把它献给了汉帝。[125]伏波将军后来成为民间宗教的一个神，在中国南部长期受到供奉。
南越人民的反抗无疑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后汉，中国南方土著起事的次数惊人地增加。从公元前200年至前1年，只有3次起事，影响西南的两个郡。从公元1年至200年，发生了53次起事，涉及中国南方26个郡中的21个。对起事明显增加的解释不难找到：根源在于汉族移民。在前汉，土著部落和汉族已经共处，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汉族的人数很少。后汉时期大量汉族人的迁入改变了这一切。殖民者沿河谷越来越深入地向南方转移，为自己夺取了河道两岸肥沃的冲积土地。如果土著人民顺从，官员就计算人数，向他们征税，而且通过汉化和通婚，部分地把他们同化。如果他们反抗，他们就不得不退进山谷，沦为山贼，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许多人在一次次猛烈的冲突中反抗汉族。汉人力图保护他们的定居地和讨伐土著，因为政府觉得应把他们视为叛逆而击败之，这就不断地耗费了国家的资源。著名的马援在公元49年的这种征战中患病而死。[126]
在西南边境，局势因另一个因素而复杂化了。一方面，部落动乱的格局依然。另一方面，边境外的一批部落自动地臣服和承认控制很松的中国霸主。公元51年，可能是属于傣语民族的一个哀牢部落与他们的王在云南边境投降。中国官员按传统方式计算户口，得出的数字是2770户和17659口。公元69年，另一哀牢王与51890户、553711口一同臣服。[127]有关四川边境的部落和羌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事例。
这些投降无疑是受到了相当于今“缅甸公路”上沿线的商业往来的刺激才出现的。在整个后汉时期，贸易使团（中国政府称为朝贡使团）从缅甸和印度取这条路线前来。这种官方贸易一定大大地被私人贸易所超过，后者沿同一条、但经逐步改善的道路从事运入和输出的业务。长期的传说提到跨越湄公河的第一座浮桥建于汉明帝时期（公元57——75年）。[128]商人经营珍贵物品，沿途把它们卖给部落和它们的首领，从中取利。为了更方便地取得这些物品和满足从中国当局取得礼物的日益增长的欲望，有的首领是愿意臣服的。
汉族官员在接受臣服时认识到必须清点哀牢人，他们还知道按照惯例，这意味着计算户和口。哀牢人没有汉族意义的那种户，所以官员们必须选择其他某个部落单位临时凑成户。这说明了为什么公元69年每户的成员为10. 7人，而汉族户的人数在5人上下浮动。这也一定是公元140年的人口统计中云南西部每户平均为8. 2人的原因。这个数字反映了汉族和哀牢混合人口的情况，其中哀牢人占大多数。
考虑到中国人无力摧毁西南的部落组织，接纳哀牢人证明是一个错误。更好的办法应是集中力量对这个地区进行逐步和长期的汉化。接纳大量新来的部落民增加了土著，并且增加了中国官府的负担。由于秘密偷渡入境，云南的外国人比重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土著高度自治，能够翻脸反对他们的主子，后来他们也这样做了。公元8世纪，土著的南诏国形成，然后一直保持独立，直到13世纪。南诏的统治部落声称他们是哀牢人的直系苗裔。[129]
规模巨大的后汉移民运动并没有导致在中国南部永久性的密集移民或者真正的人口增长。后汉亡后，后来的南方王朝能牢牢地控制的不过是它们京师附近的地区，不能保护它们名义上的领土中其他地方的汉族移民。汉族的移民活动失败了。
汉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受制于一些因素。在全国的所有地方，农业和医药卫生状况都是原始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北方的粮食产量低，农民不能供养大家庭，因此就采取杀婴的办法。史料使人确信，杀婴是普遍的做法。抛弃不需要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低出生率。在中国南部，情况迥然不同。稻米可以供养大家庭，因为产量高，耕作需要许多劳动力。因此小家庭在南方经济上是不利的。如果后汉的移民活动继续下去，人口的重点转向南方，中国全国的人口增长可能在公元3世纪就开始了。但是随着移民的失败，重点依然在北方又达500年之久，那里阻碍人口增长的因素仍在起作用。这说明为什么全国的总人口继续徘徊在5000万的水平上。只有当公元7、8世纪规模宏大的唐代迁移行动把巨大的汉族移民新浪潮推向南方，南方才长期地在人口上占优势。真正的人口增长开始了，由于引进了新的大宗农作物，特别是宋明时期早熟的水稻，增长的速度加快。到公元1100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1亿人。到13世纪初期，人口已达到1.1亿到1. 2亿。从此，无情的人口增长势头就停不下来了。[130]
政治派系
汉代社会的主要分野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也在输送官员的受教育的绅士和不通文墨的农民之间。但是，统治阶级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汉代帝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有的氏族设法在一段漫长时期内保持权势，但大部分氏族则做不到。外戚在有限的时期内取得了显赫的权力；可是他们一旦垮台，却垮得很快。为数一直较少的大绅士氏族拥有大片土地，在社会上、有时在政治上具有全国性的重要地位。其下层与富农相结合的小绅士氏族并不那么富有和有声望，但能行使相当大的地方权力，并且有资财教育儿子和输送官员。各类人物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可以逾越。
前汉的创建者高帝（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得到18名主要追随者的协助而崛起并掌了权。他们在世之时得到了全国最高的官职。有八人担任过丞相。但他们死后，第一代家族的势力迅速衰落。这些主要追随者的氏族没有产生一个皇后和大将军，只产生了13个公主中的两个驸马。虽然这些氏族可能保持着经济力量和社会声望，它们却不再属于全国性的政治精英，它们留下的真空必须由其他氏族来填补。新氏族稳定地轮流输送官员，直至王氏家族崛起并灭前汉时为止。
如果文官和外戚在整个前汉时期都不能作为长期的和排他性的全国精英保存自己，那么王莽的统治进一步助长了社会的流动。他从自己的党羽中挑选大臣，于是新的氏族脱颖而出。随着他的垮台，这些氏族又被清除。后汉虽也称汉朝，却不是旧社会秩序的恢复。在值得引起古代史学家注意的前汉氏族中，只有约20个氏族在后汉再度出现，而其中不到一半是真正有声望的。原因是新的人物与光武帝一起崛起，取得了财富和全国性的势力。
一旦刘伯升登皇位的希望落空，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就支持了更始帝。在它们的人马十分明显地将要战败之前，它们不愿重新考虑效忠的问题。当一个皇位觊觎者周围的圈内人物，比过早地投靠另一个皇位觊觎者而成为其圈外人物更为有利。刘伯升还活着时，他的兄弟，即未来的光武帝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刘伯升被处死后，光武帝因受连累而不能吸引大批追随者。甚至光武帝在北部平原独立后，他仍难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就是他早期支持者来自小绅士阶层的原因。这些人没有什么希望老是属于一个集团的圈内人物，除非他们集结在一个次要的皇位候选人周围；由于他们的努力，这个人取得了胜利。
换句话说，小绅士选择光武帝为他们的皇位候选人，其情况与他挑选他们为自己的支持者一样。他们劝他登基，建议不要实行可能有损于这一目标的政策。他们的命运和光武帝的命运拴在一起；在公元25年初期的一次事件中当他们担心他战死时，他们甚至不愿散伙。这些追随者不是放弃作为圈内人物的有利条件，而是同意以一个年轻的侄子取代光武帝。他很快安然无恙地重新出现，这使大家松了口气。[131]意味深长的是，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只是在光武帝登基和它们自己的皇帝失败后，才参加了他的大业。经过了这次再组合，光武帝的集团完全形成，只有两人未参加，他们在稍后的时期才从强有力的地位站到了他一边。
其中一人是后来的著名将领马援，马为西北人，有大批地方的追随者。当他在公元28年投奔光武帝时，他直率地作了不讲情面的声明：“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132]光武帝对这种坦率未表异议，因为马援的效忠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也是西北人，名窦融。他从公元24年起成了河西走廊的军阀，于公元29年承认光武帝。光武帝以开诚布公的语气写信给窦融，说当前中国西部的军事形势，“权在将军，举足左右”。[133]窦融在复信中保证支持光武帝，并提醒光武帝，他是后者的母系亲戚。他族中的一名妇女曾是汉文帝的配偶，她的弟兄是窦融的祖先。公元30年，光武帝深嘉美之，以《史记》中记述窦氏家族和窦后后裔的几卷相赠。[134]
虽然光武帝的35个主要追随者中的大部分是小绅士出身，但随着他们为之战斗的人的胜利，他们不再是小绅士了。由于运气、远见和真正的才干的共同作用，他们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大绅士行列。他们及其后裔在后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作为又如何呢？
在选人担任国家的最高职务时，光武帝不像前汉的创建者那样深深地依赖他最亲密的随从。政治形势不同了。高帝掌权时周围只有一个宗派，而光武帝则不得不承认几个利益集团。但后汉几个名列前茅的家族到以后的几代人时，其成就远远大于前汉的与它们相类似的家族。不但当官的人数（与第一代人相比）更多，而且有的家族由于出了皇后、大将军和驸马而得到了惊人的财富。
那些能够保持其政治和社会权力时间最长的几个首要家族恰恰是其女成为皇后和其子成为驸马的家族。外戚并不是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暴发户。他们的崛起并不是由于家中的妇女碰巧当上了皇后这种幸运和意料不到的事件。相反，后汉的选后是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皇后通常选自已经是富有的豪门，在社会地位上是无可挑剔的。政治力量影响着皇室的婚姻政策，这些婚姻使为首的几个氏族取得甚至更大的权力。但是恰恰因为皇室的婚姻是政治事务，外戚最后的垮台是突然而残忍的。如果幸运，他们暂时销声匿迹；如果倒霉，他们被永远消灭。这是后汉那种典型的激烈进行的宗派之争造成的。可以相当公正地说，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基本上是它的宗派的历史。
光武帝个人的集团最后由几个宗派组成，它们随着他这颗明星的升起而一一出现。第一个在公元23年形成，当时他取得了独立的指挥权而在颍川作战。颍川郡是他的故乡南阳郡的东北毗邻。在颍川，第一批小绅士与他共命运，所以在一开始这些人多于南阳的追随者是不足为奇的。[135]公元24年，光武帝因他在北部平原的胜利而名声日隆。他的南阳老乡发现了刘秀其人，就开始与他结盟，而这时颍川人的队伍就不再扩大了。这意味着当光武帝在公元25年8月5日登基时，他的主要追随者中存在两个派别，即南阳派和颍川派。南阳派远为重要，这不但是因为它庞大，而且因为它代表龙兴之地，皇帝要聆听它的意见。
公元28年马援投奔光武帝时，他带去了渭水流域他的地方派系的支持。窦融在公元29年承认光武帝后，于公元36年胜利地抵达洛阳。他领导另一个大地方派别，它的老家与马援追随者的老家部分地重叠。由于颍川派在此期间已经瓦解，可以说到公元36年，在光武帝朝廷上有三大利益集团在争夺权势：最强大的南阳派、马援派和窦融派。它们都来自地方，互相为敌。马、窦两党之间的对立特别厉害，这大概是因为地理上的相邻形成了长期的不愉快。
在光武帝核心圈子中无代表性的地区感到不满是不足为奇的，北方平原的不满更是如此。光武帝就是在那里的地方绅士氏族的支援下崛起并掌权的，但在公元25年以后没有一个北方人得到最高级的官职。虽然光武帝仍需要北方氏族的效忠，但他允许他老家南阳郡的人来左右自己。这几乎导致公元26年初期在北方平原爆发一次起义。必须对北方的绅士进行安抚。光武帝通过选他的第一个皇后，达到了这个目的。当公元24年在北方征战时，他已把大绅士氏族出身的郭圣通接入他的后宫，这个氏族以前已与前汉皇帝通过婚。公元26年7月10日，光武帝立她为配偶，指定她的长子为太子（见表9）。[136]这个让步使北方氏族感到满意，因为它通过皇后，开了直达天听的渠道。
随着内战的结束，光武帝就不那么依赖北方绅士了。要求以一位来自南阳的皇后取代郭圣通的压力日益增强，此举具有同时替换太子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按照传统，应由皇后的长子继承皇位。替换皇后意味着替换太子，条件是她们都有儿子。反过来说，替换太子应该导致立他母亲为皇后。如果光武帝的继承者的父系和母亲都是南阳人，那么南阳郡这一派的力量就相应地强大了。光武帝不愿屈从于这些要求，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公元41年12月1日，他废了郭圣通，以南阳大绅士氏族出身的阴丽华代替她。阴生于公元5年，在公元23年已进入后宫。[137]
史料完全以个人的角度描述这个事件，声称郭后已变得脾气暴躁和不听命于帝，而阴丽华则温柔和善良，是光武帝真正心爱的人。实际上，光武帝都喜欢她们，因为她们每人都有五个儿子。此外，阴丽华到公元41年已是一个中年妇女。废后的真正原因是政治性的，而光武帝对此举的必要性感到遗憾。郭圣通是后汉时期唯一被废而没有被幽禁的皇后。她获准在洛阳北宫安宁地生活，直至公元52年7月22日死去。光武帝甚至对替换太子一事迟疑不决，只是到了公元43 年8月20日，郭圣通的长子才被贬为王，而另以阴丽华的长子刘阳为太子。后者因避讳，就在同一场合改取更不寻常的庄字为名。[138]此人即未来的明帝。
虽然南阳人的权力是不容动摇的，但在马、窦两党之间的激烈的斗争却不可避免。马党由于在窦党正式出现于朝廷之前几年，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开始时取得了优势。但不久两党势均力敌。窦融的追随者输送的高级文官稍多。马党则在军事方面更有实力。马援在对羌人和边远南方部落的征战中赢得了荣誉。
公元48年，武陵郡（湖南西北部）爆发了一次特别猛烈的土著起事。马援请命指挥这场讨伐。[139]窦党利用这个机会安插它的几个党羽为马援的幕僚，以便破坏马的行动。其中一人写信给他在京师的弟兄，说马援无能。信被呈给皇帝，他下令调查。在胜利地结束战斗后，马援于次年患热病而死，这时对他的攻击加快了速度。接踵而来的奏疏诋毁马援，并揭发他贪污。如同策划的那样，马党垮台。马援被追夺侯的爵号，降到平民的地位，他的家庭甚至不敢把他葬在祖宗的坟地。他的遗孀、子女、侄子觐见了皇帝，要求宽恕，但被拒绝。只是在上了六道奏疏以后，他们才获准把马援适当地埋葬。[140]
马氏家族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甚至考虑参加窦党。作为最后的选择，马援的侄子在公元52年又上了一道奏疏，愿把马援三个女儿献给皇室任何一个后宫。她们一为15岁，一为14岁，一为13岁。他估计她们符合最高两个等级之一，并要求相士进行检查。皇帝批准奏议，于是幼女被接进太子的后宫。[141]光武帝可能已知道马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由于是一个有才干的政治家，他还可能发现两个派别比三个派别更难驾驭。当他在公元57年3月29日死去时，明帝即位，朝廷中最强大的仍是南阳集团和窦党，但马党正在东山再起。
光武帝死后的朋党
光武帝死后，各派继续在各级官僚机构中斗争，而都只能暂时取得胜利。在此期间，大朋党的历史成了外戚及其同伙的历史的同义语。[142]皇后的立和废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虽然史料宁愿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选马援之女为后，她当皇后（公元60年）暂时使她的氏族时来运转。[143]这件事对窦氏家族来说是一个挫折，他的几个成员被处死或削职。但马后未生子女，明帝的九个儿子全是其他嫔妃所生。这使他能放手指定太子。
他决定指定贾夫人（为贵人等级）所生的第五子为太子不是偶然的。贾夫人不但是南阳人，而且与马后是姨表姐妹。在正常的情况下，她本应为皇后，但是表姐妹及其氏族无疑已作了妥协，以避免把事情弄僵。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推断出来：宣布太子名字与立马后同在公元60年4月8日进行。这两位夫人在牺牲其他妃子及她们儿子的情况下分享荣华富贵。此外，太子是在马后培养下长大的，这样，他视她的亲戚如同自己的亲戚。[144]
当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于公元75年9月5日即位时，钟摆又摆向另一头。公元77年窦氏两姐妹被接入后宫。她们不但是窦融的曾孙女，而且因为她们的母亲，也是光武帝的外曾孙女。姐姐在公元78年4月2日成为章帝的配偶。虽然史料记载马太后对新后有深刻印象，但她一定为这个选择而痛惜和担心它给自己的宗派带来的后果。这可从以后的王朝事件中作出定论。章帝有八个儿子。他们都不是皇后所生，而且有的在当时尚未出生。公元79年5月23日，第三子被立为太子。他就是刘庆，他的母系血统是值得注意的。当马后之夫仍在世时，她亲自把宋氏姐妹选入未来的章帝的后宫。章帝登基时，两人都成为贵人。姐姐在公元78年生下刘庆。[145]
碰巧宋氏姐妹不但受马后个人的庇护，对她负有特殊的义务，而且她们又是她外祖母一个姐妹的孙女。这意味着马党的行事是有远见的，选定太子旨在搞平衡，从长期看，旨在使之超过选立皇后的影响。但是马后在一年后，即在公元79年8月16日之死改变了政治气候。窦、马两党的对立依然存在，窦后成功地策划了一次搞垮太子的行动。公元82年8月1日，太子被贬为王，被章帝的第四子代替。宋氏姐妹被送往暴室（监牢医院），两人在那里服毒自尽。[146]随着这些动乱，马氏家族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窦、马两族之间的激烈斗争都没有通过两位年轻的皇子。事实上，他们终其一生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选择新太子————未来的和帝（公元88——106年在位）————之举又在事先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他的母亲姓梁，梁姓是西北的一个重要的氏族。她的祖父梁统在内战期间曾是窦融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这使他成为光武帝的一个间接支持者，光武帝曾封他为侯，但梁统的事迹并不引人注目。[147]梁氏家族的势力一直依靠他对窦族的依附关系，他们在诽谤马援的活动中曾经合作过。在明帝朝时，他与窦族一起遭殃，梁统的几个儿子被处死或流放。公元77年梁族的两姐妹进了章帝的后宫，他们时来运转了。两人都被封为贵人。姐姐于公元79年生一子，在窦后的煽动下，他在公元82年被指定为太子。[148]
她的目的是相当清楚的。正像无儿女的马后在明帝时期与贾夫人和她的氏族达成的协议那样，窦后一定已计划与梁家搞一个类似的解决办法。难道两家过去没有紧密合作过吗？情况似乎是梁家在开始时默然同意，因为两个贵人没有被打扰，史料记载新太子由皇后亲自培养成人。但是伙伴们很快闹翻，据推测梁家不满意自己扮演的次要角色。窦家证明更为强大，在公元83年促使梁家暂时垮台。两姐妹暴卒，可能是自杀；她们的父亲被处死；她们的亲族被发配到今越南北部。梁氏家族直到公元97年窦太后死后才得以重振门庭。[149]从此以后，梁氏家族不再听命于窦家，逐渐建成后汉时期最强大的一个派系。
随着章帝之死和和帝在公元88年4月9日的登基，在政治天平中又出现了一个新因素。像所有在世的皇后那样，已故章帝的遗孀成为皇太后。新颖之处是皇帝尚未成年，这在后汉还是第一次，因此根据传统，窦太后必须代他接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习惯的但不是规定的做法是，皇太后把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权力委托给一名男性的近亲。窦宪是她的长兄；尽管他们之间关系紧张，但仍逐渐成为她最有影响的顾问。他在公元89年率军征讨北匈奴，取得胜利。同年凯旋而归后，他在10月29日被任命为大将军。[150]从这一次以后，这个官衔就被授给后汉的摄政。这个制度的恢复是偶然的，依靠在位皇帝尚未成年这一事实。从此以后，它在后汉政府中成了常见之事。从公元89年10月29日至189年9月22日最后一个皇帝被杀时，共有七名大将军被任命，他们影响朝政共达37年之久。
公元90年夏，窦宪又离京去监督扫荡北匈奴的战役。到公元92 年6月11日返京时，窦党已演完了它的角色，离它的垮台只有几个星期了。和帝已在公元91年2月25日“加冕”（成为成年人），并已决定清除窦党。他得到宦官中常侍郑众的协助，周密地拟定了计划，然后在窦宪回京和受朝廷控制之前等待时机。在公元92年8月14日，窦宪被削去大将军之职，并被控策划谋害皇帝。这一指控可能是老一套，因此是捏造的。不久，窦宪和他的三个弟兄自杀。窦党的支持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班固）被处死，或被流放到南方的广东。窦氏家族的幸存者在公元109年才得到宽恕。但窦太后未受伤害，在公元97年10月18日病死。[151]
在和帝时，西北的氏族在40年内第一次不再输送皇帝的配偶。他的皇后都是南阳人。第一个皇后立于公元96年，是光武帝第二个皇后出身的阴家大族的成员，是那位夫人长兄的曾孙女。她未生儿女。公元102年7月24日她被废并打入诏狱。她死在那里，可能是自杀。阴后被揭发求巫，但她被废的真正原因是打倒她氏族的另一次政治动乱。前皇后之父自杀；其他亲族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虽然阴氏成员在公元110年被宽赦，并发还财产，但已不能恢复其全国性的重要地位了。[152]
光武帝最重要的追随者之一是名叫邓禹的南阳同乡。他的孙女邓绥生于公元81年，在96年进入和帝的后宫。公元102年11月21日，她成为他的第二个配偶。邓后也无子女。当她丈夫在公元106年2月13日死去时，他留下两个儿子，他们的生母情况不详。有关这两名宫女的姓名和命运可能被邓氏家族所封锁。这两个儿子原来都未被指定为太子，这意味着皇太后经过与高级官员协商后，有权决定王朝的继位问题。长子落选了，据认为他因患慢性病，次子刚出生一百多天，被立为帝。次子之中选可能正是因为他年幼，使皇太后能更长久地掌权。很可能邓绥已经操纵并继续操纵皇帝继位的大事。[153]
新立的幼儿殇帝不到几个月在公元106年9月21日就死了；皇太后不得不再去解决王朝的危机。章帝的许多儿子和孙子还活着，其中包括从公元79年至82年短暂地当上太子的刘庆，所以可以不费劲地选立一个成年的皇帝。他就是安帝。甚至他在公元109年2月26日已被加冕以后，邓太后仍把持朝政。她利用她的弟兄，但不依赖他们；除了一段很短的时期外，她避免任命一名大将军。她的长兄邓骘从公元109年1月18日至次年11月担任这个职务。[154]邓太后的长期掌权触怒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安帝；她在公元121年4月17日去世后，她的氏族的崩溃迅速来临。同年6月3日，邓党的成员被削职为民，像往常那样被流放。许多自杀的人中有前大将军邓骘。邓家的中落是阴暗的，但为期不长；公元125年顺帝登基时又使它重振门庭。[155]
安帝只有一个皇后，名阎姬。随着她的中选，以前的格局被打破了。她既不是南阳人，也不是西北人；虽然她的一族中有两人以前当过贵人，但她不属于中国的任何大族。她在公元115年6月1日被册封，当时邓太后仍掌权。这是值得注意的。邓绥不希望她的权力遭到一个有权势氏族出身的皇后的挑战，这个因素决定了选后之事。但是皇太后在公元121年一旦死去，就再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阻止阎党的崛起了。
阎后未生儿女，而在公元115年，安帝有了李贵人所生的儿子。由于担心自己的地位，在李贵人生子后不久皇后把她毒死。[156]安帝也看到阎氏家族的权势日盛，但他是一个软弱的人，自己不想发挥积极的作用。公元124年9月6日，他任命耿宝为大将军。[157]耿是安帝父亲的正妻的弟兄，属于曾经支持王朝创建者的一个西北有实力的氏族。他的摄政无疑是打算抵消阎党的势力。
安帝的独生子已于公元120年5月25日被指定为太子。公元124年10月5日，皇帝屈服于阎党的压力，采取了贬太子为王的不寻常的措施。[158]这使安帝缺少一个继承人，反应是强烈的。约20名高级官员在宫门前抗议，但未能撤销决定。当安帝死于公元125年4 月30日而又没有从另一个皇室系统中选一继承人时，阎太后就放手作出自己的决定。她的氏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并且一定盼望能长期地留在顶峰上。
皇太后及其兄在宫内进行了漫长的讨论。在章帝的后裔中有许多合适的人选，但从阎党认为他们是成年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人对阎党不利。最后选中了章帝之孙，史料未提到他的年龄。由于他的谥号是“少帝”，他必定是一个儿童。章帝之孙在公元125年5月18日登基。几天之后，即在5月24日，大将军耿宝被免职并自杀。[159]阎党似乎完全控制了局势。但在年底前它就垮了台，这完全是因为幼帝在12 月10日死去。后来他甚至未算在后汉的合法皇帝之内。
阎氏家族又想操纵继位大事，但在酝酿的过程中发生了政变。在宦官中，一个集团支持阎太后，而另一个则支持安帝的独生子。忠于儿童的宦官于12月14日在洛阳北宫他的幽禁地与他秘密会见，互相起誓保证。在12月16日晚，那些宦官开始行动，经与对立的宦官短暂地战斗并胜利后，释放了幼王，并宣布他是中国的统治者。这就是顺帝。[160]他和他的一伙人撤至南宫，在那里发布逮捕阎党的命令。大部分文武官员站到了新帝一边，到12月17日清晨，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阎党幸存的成员像往常那样被处死或发配到今之越南。皇太后被夺去御玺（即削去她的尊号），被送往一座隔离的皇宫。她于公元126年2月28日在那里死去。[161]
随着顺帝的登基，西北帮又得势了。他唯一的皇后梁妠来自梁氏家族。她的中选当然是出于政治目的，这还可以从她比她丈夫大九岁这一事实中看出。梁妠是梁统的玄孙女。她祖父的两个姐妹曾是章帝的不幸的贵人，其中一人生下了后来的和帝。[162]
梁妠在公元128年已进入顺帝的后宫，132年3月2日成为他的配偶。皇帝与梁家的关系极好，公元135年5月19日，他任命梁妠之父梁商为大将军。当梁商在公元141年9月22日在任期死去时，几天后，即在9月28日，他的长子兼国舅梁冀接替了他。[163]
皇后未生子女，顺帝的独生子是虞夫人在公元143年所生。她未受侵害，这也许是因为顺帝在公元144年9月20日死去，离生子的日期较短。由于梁党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它能够容忍下一个皇帝之母默默无闻地活下去。[164]
继位之事按部就班地进行，因为顺帝已在公元144年6月3日指定其子为太子。但是在公元144年9月20日登基的新幼主在几个月后，即在公元145年2月15日死去。太后又要决定继承人，以便操纵各种事务。经与她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商量后，两人同意选生于公元138年的章帝的玄孙。成年的候选人都不予考虑。质帝在公元145 年3月6日登基。他死于公元146年7月26日，后人声称，他因称梁冀为“跋扈将军”而被梁所害。这一指控没有证据，可能是梁冀被贬黜后对他的一大堆老一套指控中的一部分内容。[165]
太后和大将军按照常例，这一次选了一个生于公元132年的儿童。桓帝在公元146年8月1日登基，并在梁党的牢固的控制之下。甚至在公元148年2月26日他加冕之前，他已在公元147年9月30日娶了梁妠太后之妹梁女莹。由于这一有远见的政治指婚，梁妠在公元150年4月6日死去时一切都没有变化。[166]梁党依然地位巩固，大将军梁冀甚至在皇帝成年后还左右着他。
但随着桓帝的配偶梁女莹于公元159年8月9日之死，大将军失去了他在宫内的保护人和同伙。在类似惊慌失措的情绪的支配下，他采取了谋杀或策划谋害一些他担心的人的手段。皇帝决定消除梁党的时刻来临了。他必须谨慎地行事，因为梁冀雇佣一些宦官在监视他。在认定了他能够信任的宦官后，皇帝在9月9日下令守卫皇宫。同时一支约一千余人的部队奉命去包围大将军的宅院。梁冀被削职，并与他妻子在当天晚些时候一起自杀。他的财产被没收。梁党党羽被围捕并公开处死。梁氏家族再也没有从这次屠杀中恢复过来，从此桓帝在没有大将军的情况下施政。[167]
桓帝是后汉唯一的有三个配偶的统治者。他的第二个皇后邓猛女出身的大族已经出了一个皇后。她是邓禹的玄孙女，和帝的配偶邓绥是她祖父的堂姐妹。随着她在公元159年9月14日被立为皇后，又轮到南阳人输送皇后了。虽然选她是出于政治目的，但邓猛女在晋升时已受皇帝的宠爱。这种情况没有持久。公元165年3月27日皇后被废，并被控求助巫术和酗酒，然后打入诏狱和奉命自尽。她的亲族被处死或降职，邓氏家族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168]
桓帝的第三个配偶来自西北氏族并是窦融的玄孙之女窦妙。章帝的皇后是她祖父的堂姐妹。她也许是作为垮台的梁党的对立面而中选的，梁党自公元83年以来一直是她氏族的死敌。窦妙在公元165年12月10日被立为后。她丈夫在公元168年1月25日死后，她成为太后；不到几天，她任命她父亲窦武为大将军。[169]
桓帝无子，死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与她父亲商量后，窦太后按常例不考虑成年的候选人而选生于公元156年的章帝的玄孙。他就是灵帝。他刚在公元168年2月17日登基，一场空前规模的危机开始出现了。
宦官的作用
在整个后汉时期，宦官的人数和权力已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他们在和帝朝开始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在公元92年，中常侍郑众帮助和帝消除了窦党。公元102年郑众被封为侯，以酬谢其功。当他在114年死去时，安帝准许他的养子继承封地。[170]公元125年宦官们拥立顺帝和清除窦党后，他们的18名为首者都被封侯。[171]顺帝在公元135年3月18日正式批准所有的宦官有权把他们的爵号和封地传给其养子，以表示他的深切感谢之情。如果没有宦官，桓帝在公元159年不能为自己清除梁党，于是他封他们的五名为首者为侯。在桓帝的整个在位时期，他依靠宦官为他出谋划策。
职业官僚及其候补者对宦官的权力深为嫌恶，这部分的是因为他们蔑视那些受过阉割的人，部分的是出于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理由：他们需要为自己取得势力。但是尽管这些人发表了种种无根据的言论，事实是宦官们从未取得过完全的控制。汉代的政制包括了制约和平衡的因素。政策是在合作或有冲突的情况下，由皇帝（或代表他的人）与职业官僚一起制定的。宦官们尽管内部有宗派斗争，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捍卫皇帝的权力，因为他们把生存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皇帝的保护上。他们的作用与敌对的职业官僚的作用是合不拢的。不管是出于正派的动机，还是出于腐化的或是追逐权力的目的，宦官们不得不与皇帝一起行动和为他行动。
如果说宦官们从未完全控制政府，反而有助于保持必要的分权，这并不是说平衡因素从未被破坏过。权力在皇帝和官僚之间，有时或在太后、大将军和官僚之间消长。在桓帝的后半期，对梁党专权的反应，使皇帝和宦官的权力得以增强，同时削弱了职业官僚。当窦武任大将军时，他面临的就是这种形势，于是他想出一个新招来对付它。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大将军，甚至包括梁冀，都了解汉的政治制度，都试图在它的限度内取得权力。窦武决定通过处决为首的宦官的简单手段去清除他们的势力。如果他取得成功，皇帝就会成为大将军的傀儡，传统的行政方式就会在公元168年崩溃。但宦官的胜利把这种方式一直维持到公元189年。
大将军和职业官僚的利害关系在正常情况下不是完全一致的，但窦武需要为他计划中的行动争取广泛的支持。[172]因此他向太学生献殷勤，并与文官中名义上的领袖，即年迈而受人尊敬的太傅陈蕃结成一伙。两人对太后施加压力，但她坚定地拒绝把宦官作牺牲品。就她而言，这不是利他主义；只要她希望保持与皇帝完全一样的政治自由，这样做是冷酷的需要。
公元168年10月24日，窦武的支持者呈上一份指控中常侍曹节和王甫并要求逮捕他们的奏议。[173]那天晚上窦武回到他的府中，打算在次日清晨向太后呈上一份奏折。由于他反常的疏忽，宦官们当晚取得和阅读了那份奏折。曹节和王甫立刻开始指挥。幼帝被唤醒和带到正殿，一支部队为保卫皇宫而被集结，发出了逮捕大将军的命令。窦武拒绝投降。他匆忙来到驻扎保卫京师的职业部队北军的兵营，几千名士兵向北宫南门进发。10月25日破晓，两支旗鼓相当的对立的军队在南门外对峙。但窦武没有进攻。他的士兵逐渐溜走，不到几个小时，他被抛弃并自杀。与少数追随者通过另一个门进入皇宫的太傅被俘和处死。窦党党羽照例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太后幸免于难。她被软禁在南宫，公元172年7月18日在那里死去。[174]
随着窦党的垮台，约在150年前与王朝创建者一起一跃而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大族已经演完了它们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的两个配偶虽然分别是西北人和南阳人，都来自较低的社会层。宋后（死于公元178年）出身于有名的，但不像阴、马、窦、邓或梁氏那样显赫的氏族。灵帝的第二个配偶何后（死于189年）来自一个世代为屠夫之家。[175]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选后之事一定受到宦官们的影响，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与原来的外戚进行对抗。
公元168年他们胜利后，宦官们得到了晋升、赏赐和封爵等丰厚的报答。在整个灵帝时代，他们和皇帝的权力是安稳的。只是随着公元189年9月26日对两千多名宦官的屠杀，汉代政治体系中宪制的均势因素才被破坏，它的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所控制。[176]王朝在余下的时期的特征是一片混乱。
概括地说，后汉的官场像前汉的官场那样，也分成了不同籍贯的宗派。但它们都不能单独和长期地控制政府，因为一直到官僚集团的最高层，社会性的流动兴衰是规律，而不是例外。但当与皇室通婚时，某些南阳氏族和西北氏族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得宠的社会精英。这些是南阳的阴氏和邓氏家族，西北的马氏、窦氏和梁氏家族。在公元168年前，在11名皇后中它们输送了9名，六名大将军中输送了五名。阴、窦、邓、梁四个氏族每族甚至出了两名皇后。可是它们都没有与后汉王朝共始终。每个氏族或早或晚成了无情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从而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这部分的是由于选后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感情的原因，这就使外戚的地位从其家族的妇女被立为后时起就易受攻击。这种显赫一时的通常的代价是这个氏族的最后消灭。宦官形成了政治倾轧中的另一个因素，在倾轧中他们为了保存自己，就站在皇帝一边。他们充当年轻而软弱的，或者是无经验的皇帝的捍卫者，以便挽救自己。他们的消灭导致了传统的汉代政治的结束。
杨品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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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前汉这种迷信的发展，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章，第13章第733 页。关于凶兆，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27——143页。
[2]关于王莽的外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2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2页）。《汉书》卷一上，第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9页）描述了高帝的相貌；关于承认这种相貌是适合当皇帝进行统治的标志，见《汉书》卷一○○上，第4211页；和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99页。
[3]《后汉书》在档案材料不再存在之时由范晔（公元398——446年）编成（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9页以下）。他不得不根据约20种以前的历史编写，其中以《东观汉记》最为重要。此书得名于大部分著作在那里写成的洛阳南宫的秘阁。第一部分于公元72年由明帝命班固等人共撰（关于班固在编撰时的困难，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1〔1979〕，第121页）。第二部分受命于公元120年，第三部分受命于151年或152年，第四部分受命于172年至177年期间。最后的第五部分在220年至225年东汉亡后由私人所写。作为一部连贯汇编，《东观汉记》给范晔提供了大量当时多方面的材料。今天，此书只有部分残存。关于《汉书》卷九九的译文，除德效骞的《〈汉书〉译注》第3卷外，还有汉斯·施坦格的《〈前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译注》（莱比锡，1939）；克莱德·萨金特：《〈前汉书〉王莽传译文》（上海，1947）。
[4]《汉书》卷一○○上，第4211页。
[5]《汉书》卷九八，第4013页以下。
[6]《汉书》卷九，第27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02页）。
[7]关于成帝的性格和作为，见《汉书》卷十，第30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巷，第374页）；《汉书》卷九八，第4017页。
[8]关于王家成员被任命为大将军的情况，见《汉书》卷十，第30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75页）；卷十九下，第830、835、838——839、841——842页。
[9]《汉书》卷九九上，第4039——404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25页以下）。
[10]《汉书》卷十一，第33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7页）。关于选成帝继承人的情况，见本书第2章《王朝问题种种和皇位的继承》。
[11]《汉书》卷十一，第33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9页）；卷九九上，第4041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30页以下）。
[12]关于皇后在王朝混乱时期专权的先例，见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载迪特尔·埃克梅尔等编：《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卡尔·宾格尔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81），第103页以下；本书第2章《皇帝的作用和继位问题》，关于后来的例子，见本章《政治派系》。
[13]关于董贤，见《汉书》卷九三，第3733页以后；卷十二，第34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61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82页以下；见本书第2章《王朝问题种种和皇位的继承》。
[14]《汉书》卷九九上，第4047、4066页以下、4069、40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46、184页以下、191页以下、212页）。
[15]《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7页）。
[16]同上书，第408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5页）。
[17]见本书第2章《吕后（公元前188一前180年）》。
[18]《汉书》卷九九上，第4079——408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8——225页）。
[19]《汉书》卷九九上，第408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3页）。
[20]同上书，第408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7页）。
[21]关于五行在确立和支持行使主权的权力时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第63——68页；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第90页以下。又见本书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第2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第13章《当运之德的选择》。
[22]例如，发现的一块石上有宣称王莽应为皇帝的启示（《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页以下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8页以下〕）和上报的一个你可以解释为同样内容的梦（《汉书》卷九九上，第4093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50页〕）。
[23]《汉书》卷九九上，第4095——409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55页以下）。
[24]《汉书》中记载此事的段落特别含糊。关于官衔和名称的改变，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03页以下、4136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69页和第341页以下）。郡县采用的名称收于《汉书》卷二八这些单位各个条目中。
[25]关于经济的变化，见《汉书》卷九九上，第408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4页）；卷九九中，第4108——4112、4118、4122、41429页德效骞前引著作第3卷，第281——287、300、306、358页；卷九九下，第4150页以下（德效骞前引著作第3卷，第370页以下）。关于进一步的材料，见《汉书》卷二四（德效骞前引著作第3卷，第476页以下）的有关段落；和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关于这些变化的评述，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506页以下，《王莽的经济改革》。
[26]胡适：《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59（1928），第218——230页。
[27]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98页以下。关于班固的意见，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9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70页以下）。
[28]萨金特：《王莽》。
[29]见本书第10章《币制的改革》中关于王莽使用白鹿皮钱和改革的情况。
[30]《汉书》卷十九上关于官员的各个条目提供了变动的详细情况。
[31]《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24——325页）；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芝加哥，1943），第457页。
[32]关于西汉限制土地的情况，见本书第10章《农村社会结构》；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7页。
[33]见本书第10章《国家专营和商业控制》。
[34]《汉书》卷九九下，第4175页以下、第417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28、435页）。
[35]关于各种官俸，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25页以下。
[36]《汉书》卷九九中，第4139、42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25、348页）。
[37]《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页；见本书第6章《西南》。
[38]见本书第6章《匈奴》；第2章《外交事务》。
[39]关于中国公主嫁给外国统治者而实际上构成人质制的和亲的观点，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60页以下。
[40]关于中国人给匈奴礼物的规模，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第46页以下，及本书第6章《匈奴》。
[41]《汉书》卷九四下，第3806页以下。
[42]关于王莽与匈奴的关系，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20页以下。
[43]关于公元前1年的事件，见《汉书》卷十一，第34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7页）；卷九四下，第3817页。关于公元41年的事件，见《后汉书》卷八八，第2923页以下。
[44]《汉书》卷九九中，第412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04页以下）；卷九四下，第3824页。
[45]《汉书》卷九九中，第412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6页）。
[46]《汉书》卷九九中，第412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9页）。
[47]《汉书》卷九四下，第3828页。
[48]《汉书》卷九九中，第4136、415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33、336页）。关于焉耆，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77页注588。
[49]关于公元16——23年任都护的李崇，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6页）。
[50]《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25页以下）。
[51]关于这些会议，见本书第2章《思想文化背景》和第14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及《后汉时期的官学》。
[52]关于这些试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4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82页）。关于飞行的尝试，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2部分，第587——588页。关于古文学派，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卷，第137页以下；本书第14章《五经》。
[53]《汉书》卷六，第21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18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48页。
[54]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45页以下。
[55]见毕汉斯：《公元2至742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1947），第125——163页。
[56]《汉书》卷九九中，第412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8页）。
[57]关于治水，特别是治理黄河的问题，以及修理，甚至预防或进行破坏的活动，见《史记》卷二九（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520——537页）；《汉书》卷二九；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54页以下、190页以下。
[58]《后汉书》卷二，第116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47页。
[59]《汉书》卷九九下，第4145、417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79、432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52页。
[60]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92页以下。
[61]《后汉书》卷一上，第2页以下。
[62]刘伯升传载《后汉书》卷十四，第549——555页。
[63]关于宛城的李族，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94、102页。
[64]关于这些事件的详情，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04——113页。
[65]《汉书》卷九九下，第418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37页）；《后汉书》卷一上，第4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15页。
[66]《后汉书》卷一上，第4页。
[67]《汉书》卷九九下，第4181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40页以下）；《后汉书》卷一上，第8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17页以下。
[68]《汉书》卷九九下，第4184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46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21页以下。关于刘 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见范德伦：《论管子的传布》，载《通报》，41：4——5（1952），第358页以下；本书第14章。
[69]《汉书》卷九九下，第4189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60页以后）；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28页以下。
[70]关于更始帝力量衰落的情况，见《汉代的中兴》第2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1959），第49页以下。开始建都洛阳的情况，见《后汉书》卷十一，第470页；卷十六，第599；《后汉书》志第十，第3218页。向长安的迁移，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9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69页）。
[71]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51——56页。
[72]同上书，第89页地图9。
[73]有关赤眉军此刻的活动，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91页以下。立刘盆子的经过见《后汉书》卷一上，第23页；卷十一，第480页；《后汉书》志第十，第3219页；志第十三，第3268页。
[74]关于长安的战斗和破坏，以及更始帝的投降和死亡，见《后汉书》卷一上，第24页；卷十一，第481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98页以下。
[75]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63页。
[76]《后汉书》卷一上，第25页。
[77]关于大平原关键经济区的概念，见冀朝鼎：《从治水公共工程的发展看中国历史上的关键经济区》（伦敦，1936）。
[78]《后汉书》卷一上，第28——32页；卷十一，第483页以下；卷十三，第522页。关于隗嚣，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13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115页。
[79]《后汉书》卷一上，第41页。这些征战经过的详细情况，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121——156页。
[80]《后汉书》卷一下，第48——56页；卷十三，第524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159——180页。窦融的情况见毕汉斯前引著作第2卷，第60——61页。
[81]关于公孙述，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53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181——198页。
[82]《后汉书》卷十三，第538页。
[83]《后汉书》卷一下，第57页；卷十三，第542页；卷十七，第661页；卷十八，第693页。
[84]《后汉书》卷一下，第59页；卷十三，第543页；卷十八，第693——694页；毕汉斯：《近代的中兴》第2卷，第197页。
[85]《后汉书》卷十三，第535、538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233页以下。
[86]《后汉书》卷十三，第535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245页以下。
[87]《后汉书》卷一上，第31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 5（1967），第44页以下。
[88]关于立国的情况及各国以后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22页以下；本书第2章《地方组织》及《文、景两帝治下诸王国的减少》。
[89]《后汉书》卷一下，第61页。
[90]《后汉书》卷一下，第66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26页以下。前汉对汉皇室成员不用公的称号。公元9年，王莽废诸侯王之称而以公代替（《汉书》卷九九中，第410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74页〕）。
[91]此即巫蛊。关于公元前91年巫蛊影响王朝史的古代例子，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卷；本书第2章《王朝的混乱》。
[92]刘荆的情况参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31页以下。
[93]《后汉书》卷四二，第1428——1430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33页以下；E.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26页以下；本书第16章《汉王朝楚国内的佛教》。
[94]《后汉书》卷二，第117页；卷三，第135页。
[95]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35页。
[96]关于14等的基本编制，见《汉书》九七上，第3935页；《后汉书》卷十上，第399——400页注6。最低的一等包括6类宫女。王莽时代的做法，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8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38页）。（经查《后汉书》卷十上，第400页，原文为：“及光武中兴，斲彫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译者）。
[97]《后汉书》卷十上，第400页。年龄按中国的算法，即生下就算一岁，以后每过阴历新年就长一岁。
[98]关于帝皇家系退化的观点，见赖肖尔、费正清合著：《东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115——116页；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坎布里奇，1971），第90页。关于对放纵行为的批评，例如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8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8卷，第739——440页）。
[99]关于对武帝的不同评价，见本书第2章《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关于宣帝的抚育和他在霍光死后（公元前68年）开始注意国家事务的情况，见《汉书》卷六八，第2951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31页。
[100]《后汉书》卷一上，第25页。关于洛阳的全部规模，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1——42页；又见王仲殊：《汉代文明》，张光直等译（纽黑文和伦敦，1982），第2章。
[101]这是桓帝朝（公元146——168年）的数字；《后汉书》卷六七，第2186页；卷七九上，第2547页。
[102]关于长安，见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报》，64：1——3（1978），第1——46页；王仲殊：《汉代文明》第1章；本书第2章《惠帝统治时期和长安的加固》。
[103]《后汉书》卷九，第370页；卷七二，第2325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1页以下。
[104]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高本汉纪念文集》，瑟伦·埃盖罗德和埃尔塞·格拉赫恩合编（哥本哈根，1959），第98——112页。
[105]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02页以下。
[106]《后汉书》卷一下，第60页；卷二二，第779页；卷八九，第2940页。
[107]《后汉书》卷一下，第55、57、64、73页。
[108]《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页；本章《王莽的统治》的有关部分。
[109]《后汉书》卷一下，第76页；卷十九，第715页；卷八九，第2942——2943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19页。
[110]《后汉书》卷一下，第78页；卷八九，第2943——2944页。关于这一次互赠礼品和交换人质的情况，见本书第6章《匈奴》。关于更早期让非汉族居住在属国或葆的安排，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1卷，第61——64页；和本书第7章《郡的主要行政单位》。
[111]关于在这次重大事件中提出的论点，见《后汉书》卷十八，第695页以下；卷八九，第2945——2946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23页。
[112]《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页以下。
[113]《后汉书》卷九，第388页；卷八九，第2957、2965页。
[114]公元73年的几次战役见《后汉书》卷二，第120页以下；卷八九，第2949页。公元89年的战役，见《后汉书》卷四，第168——169页；卷二三，第814页以下；卷八九，第2953页。
[115]《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31页以下；本章《王莽的统治》有关部分。《汉书》卷九六下，第3930页之末（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3页）以夸大的赞赏语气，对持续于光武帝治下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看法。
[116]《后汉书》卷一下，第73页；卷八八，第2924页。
[117]《后汉书》卷二，第120页以下；卷三，第135页；卷八八，第2928页。
[118]《后汉书》卷三，第136、141、156、158页；卷四，第170、179页；卷四七，第1571页以下；卷八八，第2910、2926、2928页。
[119]《后汉书》卷九十，第2982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30页以下；本书第5章《乌桓和鲜卑》的有关部分。
[120]《后汉书》卷五，第209、216页；卷八七，第2878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34页以下。关于光武帝时期与羌人的关系中马援的作用，见《后汉书》卷二四，第835页以下。又见本书第6章《羌》的有关部分。
[121]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40页以下。
[122]《后汉书》卷一下，第49页。
[123]中国人以前与南方的关系和向南方推进的情况，见第2章《对外关系》、《外交关系（公元前180一前141年）》、《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第6章《南越》的有关部分。
[124]《后汉书》卷一下，第66页以下；卷二四，第838页以下；卷八六，第2836页以下。
[125]关于被假定以这些铜鼓为实例的东山文化，见《古东亚的文化边境》（爱丁堡，1971），第148页以下。
[126]《后汉书》卷二四，第844页。
[127]《后汉书》卷八六，第2849页；本书第6章《西南》。
[128]与西南贸易的可能性的最早的实现似乎与唐蒙和张骞有关（《汉书》卷六一，第2689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1页〕；本书第6章《西南》）。有关这座浮桥的材料，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196——197页。
[129]关于南诏，《剑桥中国史》第3卷（剑桥，1979），第444页（这一卷已译出，书名《剑桥中国隋唐史》————译者）。
[130]关于推论和结论，见毕汉斯：《中国的人口统计》，第145页以下；毕汉斯对米歇尔·卡蒂埃和皮埃尔-埃蒂安合著《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和制度：帝国时期（公元前2——1750年）的人口统计分析》一文的评论，载《通报》，61：1——3（1975），第181——185页。
[131]《后汉书》卷一上，第19页。
[132]《后汉书》卷二四，第830页。
[133]《后汉书》卷二三，第798——799页。
[134]同上书，第803页。窦后为景帝之母。
[135]《后汉书》卷一上，第5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48页以下；第4卷，第72页以下（对对立各派的分析，特别见第4卷，第86页以下，第97、107页）。
[136]《后汉书》卷一上，第30页；卷十上，第402页。
[137]《后汉书》卷一下，第68页；卷十上，第403、405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第114页以下。
[138]《后汉书》卷一下，第71页。
[139]《后汉书》卷一下，第76页；卷二四，第842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69页；第4卷，第112页。
[140]《后汉书》卷十上，第480页；卷二四，第843页以下、846页。
[141]《后汉书》卷十上，第408页。
[142]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第122页以下；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编（西雅图和伦敦，1972），第210页以下。
[143]《后汉书》卷十上，第409页；卷二四，第851页。
[144]《后汉书》卷二，第106页；卷三，第129页；卷十下，第409页。
[145]《后汉书》卷三，第136——137页；卷十上，第411页以下；卷五五，第1799页以后。
[146]《后汉书》卷三，第142页。关于暴室的职能，见本书第8章《九卿》。
[147]《后汉书》卷十上，第416页。梁统的情况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65页以下。
[148]《后汉书》卷四，第165页；卷十上，第412页。
[149]《后汉书》卷四，第184页；卷十上，第416页以下；卷三四，第1172页。
[150]《后汉书》卷四，第168页；卷二三，第812页以下。
[151]《后汉书》卷四，第171、173、184页；卷二三，第819页；卷四十下，第1385——1386页。
[152]《后汉书》卷四，第181页；卷十上，第417页。
[153]《后汉书》卷四，第194页以下；卷十上，第418页以下。
[154]《后汉书》卷四，第199页；卷五，第203、211、216页；卷十六，第612页以下。
[155]《后汉书》卷十六，第616——617页。
[156]《后汉书》卷五，第222、231页；卷六，第249页；卷十下，第435页。
[157]《后汉书》卷五，第240页。
[158]《后汉书》卷五，第240页；卷十五，第591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1页。
[159]《后汉书》卷五，第241——242页；卷十下，第436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1页。
[160]《后汉书》卷六，第249页以下；卷七八，第2514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2页。
[161]《后汉书》卷六，第252页；卷十下，第437页。
[162]《后汉书》卷十下，第438页以下。关于梁统，见前文。
[163]《后汉书》卷六，第264、271页。关于梁商和梁冀，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75页以下及1178页以下。
[164]《后汉书》卷六，第274——275页；卷十下，第439页。
[165]《后汉书》卷六，第276、282页；卷三四，第1179页。
[166]《后汉书》卷七，第287——296页；卷十下，第440、443页以下。
[167]《后汉书》卷七，第304页；卷十下，第444页；卷三四，第1185页以下；卷七八，第2520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3页以下。
[168]《后汉书》卷七，第305、314页；卷十下，第444页。关于邓禹，见前文。
[169]《后汉书》卷七，第316、320页；卷八，第327页；卷十下，第445页；卷六九，第2241页。
[170]关于宦官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见第8章。关于他们的政治活动，见乌尔里克·尤格尔：《东汉宦官的政治职能和社会地位》（威斯巴登，1976）。关于他们权力的逐步扩大和郑众的情况，见《后汉书》卷七八，第2509、2512页；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463页以下。
[171]关于这些事件，见本章此处注释；《后汉书》卷六，第264页。
[172]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5页以下。
[173]《后汉书》卷七，第319页；卷八，第328——329页；卷十下，第446页；卷六九，第2241页以下；卷七八，第2524页以下。
[174]《后汉书》卷八，第333页。
[175]《后汉书》卷八，第341页；卷十下，第448页以下。
[176]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8——101页；本书第5章《何氏掌权》、《汉朝廷的消蚀》。
南匈奴是西北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紧张因素。从公元49年起，后汉的开国之君也容许乌桓诸部落进入西北和大平原之北多山的几个郡。[119]更重要的是西藏人（羌人）从西面的侵蚀。自从甘肃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以来，他们已与汉人在那里杂居，在内战期间通过稳步的渗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王莽在青海征战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并且在后汉也没有恢复。最近期的羌族入侵者保持了首领统治下的部落组织，依靠一种以畜牧业和一些农业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为生，并与汉人贸易，常常受到官府的虐待。在整个后汉时期，汉人和羌人之间的对立有增无减，并且更因羌人的越境侵袭而加剧。中国的防御是虚弱的，安宁的年份很少。渭河流域是羌人喜爱的侵袭目标，在公元108年或111年，这些侵袭竟远至大平原。公元108年一个羌族首领自称天子，中国人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120]
来自游牧的南匈奴和半游牧的羌人的压力日益加强，中国农民的反应是放弃他们的土地。有的农民是通过政府撤离的，但大部分在形成的大南迁浪潮中自愿离开。长安及其周围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丧失促进了这次迁移。[121]这个过程始于光武帝时期，到公元2世纪中叶结束。移民越秦岭山脉，再次在四川定居，较少的一部分则在云南定居。公元2年和140年的人口调查表明，西北减少了650万居民，占这个时期西北人口的70％。前面已经谈到，当王莽掌权时，大平原上黄河的几次改道已经推动了向南方的另一次大迁移。两次迁移使中国北方的人口锐减，以致可以减少地方行政所需要的官员。光武帝看到这个事实，在公元30年就取消了四百多个县。[122]数字之大可从以下事实看出：它代表了公元2年原来存在的全部县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在中国北部，汉族是大平原、山东、山西南部和南阳盆地的唯一居民。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他们到处与非汉族的民族分享土地。在中国南部，汉族与土著部落在各处共同生活。但那里的情况恰与北方相反。通过迁移，汉族人口增加了；在与各部落的冲突中汉族取得了支配地位。除了西南外，汉族的优势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这并不是汉族没有遇到反抗。公元40年3月，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南越人起来反抗。[123]他们的领袖是地方酋长的两个女儿徵侧和徵贰两姐妹。沿海岸线以北和以南的其他南越部落纷纷响应，徵侧自称女王。她显然能控制农村，但不能侵犯要塞化的城镇。洛阳的政府反应缓慢，光武帝直到公元42年5月或6月才下令征讨。马援奉命指挥，并被封为伏波将军。
马援出身于西北的望族；他在公元28年自愿投奔光武帝，从公元35年至37年屡次战胜羌人。这时马援和他的僚属南下动员一支军队。到达广东后，马援派出一支供应船队沿岸航行，然后率他的陆军通过艰险的地形向红河三角洲进发。他在公元43年初期抵达目的地，同年4月或5月完成了战斗。徵氏姐妹被俘和斩首。扫荡战持续到公元43年年底。[124]
史料宣称，马援胜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为他把中国文明的福祉带给了他们。实际上，他试图破除部落的习俗，汉化他们和在那里殖民，这样中国的主人们就更容易治理南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没收并熔化南越各部落象征部落首领权力的铜鼓。熔化的铜被铸成马的模型，公元44年秋马援回洛阳后把它献给了汉帝。[125]伏波将军后来成为民间宗教的一个神，在中国南部长期受到供奉。
南越人民的反抗无疑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后汉，中国南方土著起事的次数惊人地增加。从公元前200年至前1年，只有3次起事，影响西南的两个郡。从公元1年至200年，发生了53次起事，涉及中国南方26个郡中的21个。对起事明显增加的解释不难找到：根源在于汉族移民。在前汉，土著部落和汉族已经共处，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汉族的人数很少。后汉时期大量汉族人的迁入改变了这一切。殖民者沿河谷越来越深入地向南方转移，为自己夺取了河道两岸肥沃的冲积土地。如果土著人民顺从，官员就计算人数，向他们征税，而且通过汉化和通婚，部分地把他们同化。如果他们反抗，他们就不得不退进山谷，沦为山贼，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许多人在一次次猛烈的冲突中反抗汉族。汉人力图保护他们的定居地和讨伐土著，因为政府觉得应把他们视为叛逆而击败之，这就不断地耗费了国家的资源。著名的马援在公元49年的这种征战中患病而死。[126]
在西南边境，局势因另一个因素而复杂化了。一方面，部落动乱的格局依然。另一方面，边境外的一批部落自动地臣服和承认控制很松的中国霸主。公元51年，可能是属于傣语民族的一个哀牢部落与他们的王在云南边境投降。中国官员按传统方式计算户口，得出的数字是2770户和17659口。公元69年，另一哀牢王与51890户、553711口一同臣服。[127]有关四川边境的部落和羌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事例。
这些投降无疑是受到了相当于今“缅甸公路”上沿线的商业往来的刺激才出现的。在整个后汉时期，贸易使团（中国政府称为朝贡使团）从缅甸和印度取这条路线前来。这种官方贸易一定大大地被私人贸易所超过，后者沿同一条、但经逐步改善的道路从事运入和输出的业务。长期的传说提到跨越湄公河的第一座浮桥建于汉明帝时期（公元57——75年）。[128]商人经营珍贵物品，沿途把它们卖给部落和它们的首领，从中取利。为了更方便地取得这些物品和满足从中国当局取得礼物的日益增长的欲望，有的首领是愿意臣服的。
汉族官员在接受臣服时认识到必须清点哀牢人，他们还知道按照惯例，这意味着计算户和口。哀牢人没有汉族意义的那种户，所以官员们必须选择其他某个部落单位临时凑成户。这说明了为什么公元69年每户的成员为10. 7人，而汉族户的人数在5人上下浮动。这也一定是公元140年的人口统计中云南西部每户平均为8. 2人的原因。这个数字反映了汉族和哀牢混合人口的情况，其中哀牢人占大多数。
考虑到中国人无力摧毁西南的部落组织，接纳哀牢人证明是一个错误。更好的办法应是集中力量对这个地区进行逐步和长期的汉化。接纳大量新来的部落民增加了土著，并且增加了中国官府的负担。由于秘密偷渡入境，云南的外国人比重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土著高度自治，能够翻脸反对他们的主子，后来他们也这样做了。公元8世纪，土著的南诏国形成，然后一直保持独立，直到13世纪。南诏的统治部落声称他们是哀牢人的直系苗裔。[129]
规模巨大的后汉移民运动并没有导致在中国南部永久性的密集移民或者真正的人口增长。后汉亡后，后来的南方王朝能牢牢地控制的不过是它们京师附近的地区，不能保护它们名义上的领土中其他地方的汉族移民。汉族的移民活动失败了。
汉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受制于一些因素。在全国的所有地方，农业和医药卫生状况都是原始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北方的粮食产量低，农民不能供养大家庭，因此就采取杀婴的办法。史料使人确信，杀婴是普遍的做法。抛弃不需要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低出生率。在中国南部，情况迥然不同。稻米可以供养大家庭，因为产量高，耕作需要许多劳动力。因此小家庭在南方经济上是不利的。如果后汉的移民活动继续下去，人口的重点转向南方，中国全国的人口增长可能在公元3世纪就开始了。但是随着移民的失败，重点依然在北方又达500年之久，那里阻碍人口增长的因素仍在起作用。这说明为什么全国的总人口继续徘徊在5000万的水平上。只有当公元7、8世纪规模宏大的唐代迁移行动把巨大的汉族移民新浪潮推向南方，南方才长期地在人口上占优势。真正的人口增长开始了，由于引进了新的大宗农作物，特别是宋明时期早熟的水稻，增长的速度加快。到公元1100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1亿人。到13世纪初期，人口已达到1.1亿到1. 2亿。从此，无情的人口增长势头就停不下来了。[130]
政治派系
汉代社会的主要分野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也在输送官员的受教育的绅士和不通文墨的农民之间。但是，统治阶级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汉代帝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有的氏族设法在一段漫长时期内保持权势，但大部分氏族则做不到。外戚在有限的时期内取得了显赫的权力；可是他们一旦垮台，却垮得很快。为数一直较少的大绅士氏族拥有大片土地，在社会上、有时在政治上具有全国性的重要地位。其下层与富农相结合的小绅士氏族并不那么富有和有声望，但能行使相当大的地方权力，并且有资财教育儿子和输送官员。各类人物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可以逾越。
前汉的创建者高帝（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得到18名主要追随者的协助而崛起并掌了权。他们在世之时得到了全国最高的官职。有八人担任过丞相。但他们死后，第一代家族的势力迅速衰落。这些主要追随者的氏族没有产生一个皇后和大将军，只产生了13个公主中的两个驸马。虽然这些氏族可能保持着经济力量和社会声望，它们却不再属于全国性的政治精英，它们留下的真空必须由其他氏族来填补。新氏族稳定地轮流输送官员，直至王氏家族崛起并灭前汉时为止。
如果文官和外戚在整个前汉时期都不能作为长期的和排他性的全国精英保存自己，那么王莽的统治进一步助长了社会的流动。他从自己的党羽中挑选大臣，于是新的氏族脱颖而出。随着他的垮台，这些氏族又被清除。后汉虽也称汉朝，却不是旧社会秩序的恢复。在值得引起古代史学家注意的前汉氏族中，只有约20个氏族在后汉再度出现，而其中不到一半是真正有声望的。原因是新的人物与光武帝一起崛起，取得了财富和全国性的势力。
一旦刘伯升登皇位的希望落空，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就支持了更始帝。在它们的人马十分明显地将要战败之前，它们不愿重新考虑效忠的问题。当一个皇位觊觎者周围的圈内人物，比过早地投靠另一个皇位觊觎者而成为其圈外人物更为有利。刘伯升还活着时，他的兄弟，即未来的光武帝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刘伯升被处死后，光武帝因受连累而不能吸引大批追随者。甚至光武帝在北部平原独立后，他仍难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就是他早期支持者来自小绅士阶层的原因。这些人没有什么希望老是属于一个集团的圈内人物，除非他们集结在一个次要的皇位候选人周围；由于他们的努力，这个人取得了胜利。
换句话说，小绅士选择光武帝为他们的皇位候选人，其情况与他挑选他们为自己的支持者一样。他们劝他登基，建议不要实行可能有损于这一目标的政策。他们的命运和光武帝的命运拴在一起；在公元25年初期的一次事件中当他们担心他战死时，他们甚至不愿散伙。这些追随者不是放弃作为圈内人物的有利条件，而是同意以一个年轻的侄子取代光武帝。他很快安然无恙地重新出现，这使大家松了口气。[131]意味深长的是，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只是在光武帝登基和它们自己的皇帝失败后，才参加了他的大业。经过了这次再组合，光武帝的集团完全形成，只有两人未参加，他们在稍后的时期才从强有力的地位站到了他一边。
其中一人是后来的著名将领马援，马为西北人，有大批地方的追随者。当他在公元28年投奔光武帝时，他直率地作了不讲情面的声明：“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132]光武帝对这种坦率未表异议，因为马援的效忠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也是西北人，名窦融。他从公元24年起成了河西走廊的军阀，于公元29年承认光武帝。光武帝以开诚布公的语气写信给窦融，说当前中国西部的军事形势，“权在将军，举足左右”。[133]窦融在复信中保证支持光武帝，并提醒光武帝，他是后者的母系亲戚。他族中的一名妇女曾是汉文帝的配偶，她的弟兄是窦融的祖先。公元30年，光武帝深嘉美之，以《史记》中记述窦氏家族和窦后后裔的几卷相赠。[134]
虽然光武帝的35个主要追随者中的大部分是小绅士出身，但随着他们为之战斗的人的胜利，他们不再是小绅士了。由于运气、远见和真正的才干的共同作用，他们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大绅士行列。他们及其后裔在后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作为又如何呢？
在选人担任国家的最高职务时，光武帝不像前汉的创建者那样深深地依赖他最亲密的随从。政治形势不同了。高帝掌权时周围只有一个宗派，而光武帝则不得不承认几个利益集团。但后汉几个名列前茅的家族到以后的几代人时，其成就远远大于前汉的与它们相类似的家族。不但当官的人数（与第一代人相比）更多，而且有的家族由于出了皇后、大将军和驸马而得到了惊人的财富。
那些能够保持其政治和社会权力时间最长的几个首要家族恰恰是其女成为皇后和其子成为驸马的家族。外戚并不是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暴发户。他们的崛起并不是由于家中的妇女碰巧当上了皇后这种幸运和意料不到的事件。相反，后汉的选后是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皇后通常选自已经是富有的豪门，在社会地位上是无可挑剔的。政治力量影响着皇室的婚姻政策，这些婚姻使为首的几个氏族取得甚至更大的权力。但是恰恰因为皇室的婚姻是政治事务，外戚最后的垮台是突然而残忍的。如果幸运，他们暂时销声匿迹；如果倒霉，他们被永远消灭。这是后汉那种典型的激烈进行的宗派之争造成的。可以相当公正地说，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基本上是它的宗派的历史。
光武帝个人的集团最后由几个宗派组成，它们随着他这颗明星的升起而一一出现。第一个在公元23年形成，当时他取得了独立的指挥权而在颍川作战。颍川郡是他的故乡南阳郡的东北毗邻。在颍川，第一批小绅士与他共命运，所以在一开始这些人多于南阳的追随者是不足为奇的。[135]公元24年，光武帝因他在北部平原的胜利而名声日隆。他的南阳老乡发现了刘秀其人，就开始与他结盟，而这时颍川人的队伍就不再扩大了。这意味着当光武帝在公元25年8月5日登基时，他的主要追随者中存在两个派别，即南阳派和颍川派。南阳派远为重要，这不但是因为它庞大，而且因为它代表龙兴之地，皇帝要聆听它的意见。
公元28年马援投奔光武帝时，他带去了渭水流域他的地方派系的支持。窦融在公元29年承认光武帝后，于公元36年胜利地抵达洛阳。他领导另一个大地方派别，它的老家与马援追随者的老家部分地重叠。由于颍川派在此期间已经瓦解，可以说到公元36年，在光武帝朝廷上有三大利益集团在争夺权势：最强大的南阳派、马援派和窦融派。它们都来自地方，互相为敌。马、窦两党之间的对立特别厉害，这大概是因为地理上的相邻形成了长期的不愉快。
在光武帝核心圈子中无代表性的地区感到不满是不足为奇的，北方平原的不满更是如此。光武帝就是在那里的地方绅士氏族的支援下崛起并掌权的，但在公元25年以后没有一个北方人得到最高级的官职。虽然光武帝仍需要北方氏族的效忠，但他允许他老家南阳郡的人来左右自己。这几乎导致公元26年初期在北方平原爆发一次起义。必须对北方的绅士进行安抚。光武帝通过选他的第一个皇后，达到了这个目的。当公元24年在北方征战时，他已把大绅士氏族出身的郭圣通接入他的后宫，这个氏族以前已与前汉皇帝通过婚。公元26年7月10日，光武帝立她为配偶，指定她的长子为太子（见表9）。[136]这个让步使北方氏族感到满意，因为它通过皇后，开了直达天听的渠道。
随着内战的结束，光武帝就不那么依赖北方绅士了。要求以一位来自南阳的皇后取代郭圣通的压力日益增强，此举具有同时替换太子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按照传统，应由皇后的长子继承皇位。替换皇后意味着替换太子，条件是她们都有儿子。反过来说，替换太子应该导致立他母亲为皇后。如果光武帝的继承者的父系和母亲都是南阳人，那么南阳郡这一派的力量就相应地强大了。光武帝不愿屈从于这些要求，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公元41年12月1日，他废了郭圣通，以南阳大绅士氏族出身的阴丽华代替她。阴生于公元5年，在公元23年已进入后宫。[137]
史料完全以个人的角度描述这个事件，声称郭后已变得脾气暴躁和不听命于帝，而阴丽华则温柔和善良，是光武帝真正心爱的人。实际上，光武帝都喜欢她们，因为她们每人都有五个儿子。此外，阴丽华到公元41年已是一个中年妇女。废后的真正原因是政治性的，而光武帝对此举的必要性感到遗憾。郭圣通是后汉时期唯一被废而没有被幽禁的皇后。她获准在洛阳北宫安宁地生活，直至公元52年7月22日死去。光武帝甚至对替换太子一事迟疑不决，只是到了公元43 年8月20日，郭圣通的长子才被贬为王，而另以阴丽华的长子刘阳为太子。后者因避讳，就在同一场合改取更不寻常的庄字为名。[138]此人即未来的明帝。
虽然南阳人的权力是不容动摇的，但在马、窦两党之间的激烈的斗争却不可避免。马党由于在窦党正式出现于朝廷之前几年，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开始时取得了优势。但不久两党势均力敌。窦融的追随者输送的高级文官稍多。马党则在军事方面更有实力。马援在对羌人和边远南方部落的征战中赢得了荣誉。
公元48年，武陵郡（湖南西北部）爆发了一次特别猛烈的土著起事。马援请命指挥这场讨伐。[139]窦党利用这个机会安插它的几个党羽为马援的幕僚，以便破坏马的行动。其中一人写信给他在京师的弟兄，说马援无能。信被呈给皇帝，他下令调查。在胜利地结束战斗后，马援于次年患热病而死，这时对他的攻击加快了速度。接踵而来的奏疏诋毁马援，并揭发他贪污。如同策划的那样，马党垮台。马援被追夺侯的爵号，降到平民的地位，他的家庭甚至不敢把他葬在祖宗的坟地。他的遗孀、子女、侄子觐见了皇帝，要求宽恕，但被拒绝。只是在上了六道奏疏以后，他们才获准把马援适当地埋葬。[140]
马氏家族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甚至考虑参加窦党。作为最后的选择，马援的侄子在公元52年又上了一道奏疏，愿把马援三个女儿献给皇室任何一个后宫。她们一为15岁，一为14岁，一为13岁。他估计她们符合最高两个等级之一，并要求相士进行检查。皇帝批准奏议，于是幼女被接进太子的后宫。[141]光武帝可能已知道马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由于是一个有才干的政治家，他还可能发现两个派别比三个派别更难驾驭。当他在公元57年3月29日死去时，明帝即位，朝廷中最强大的仍是南阳集团和窦党，但马党正在东山再起。
光武帝死后的朋党
光武帝死后，各派继续在各级官僚机构中斗争，而都只能暂时取得胜利。在此期间，大朋党的历史成了外戚及其同伙的历史的同义语。[142]皇后的立和废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虽然史料宁愿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选马援之女为后，她当皇后（公元60年）暂时使她的氏族时来运转。[143]这件事对窦氏家族来说是一个挫折，他的几个成员被处死或削职。但马后未生子女，明帝的九个儿子全是其他嫔妃所生。这使他能放手指定太子。
他决定指定贾夫人（为贵人等级）所生的第五子为太子不是偶然的。贾夫人不但是南阳人，而且与马后是姨表姐妹。在正常的情况下，她本应为皇后，但是表姐妹及其氏族无疑已作了妥协，以避免把事情弄僵。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推断出来：宣布太子名字与立马后同在公元60年4月8日进行。这两位夫人在牺牲其他妃子及她们儿子的情况下分享荣华富贵。此外，太子是在马后培养下长大的，这样，他视她的亲戚如同自己的亲戚。[144]
当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于公元75年9月5日即位时，钟摆又摆向另一头。公元77年窦氏两姐妹被接入后宫。她们不但是窦融的曾孙女，而且因为她们的母亲，也是光武帝的外曾孙女。姐姐在公元78年4月2日成为章帝的配偶。虽然史料记载马太后对新后有深刻印象，但她一定为这个选择而痛惜和担心它给自己的宗派带来的后果。这可从以后的王朝事件中作出定论。章帝有八个儿子。他们都不是皇后所生，而且有的在当时尚未出生。公元79年5月23日，第三子被立为太子。他就是刘庆，他的母系血统是值得注意的。当马后之夫仍在世时，她亲自把宋氏姐妹选入未来的章帝的后宫。章帝登基时，两人都成为贵人。姐姐在公元78年生下刘庆。[145]
碰巧宋氏姐妹不但受马后个人的庇护，对她负有特殊的义务，而且她们又是她外祖母一个姐妹的孙女。这意味着马党的行事是有远见的，选定太子旨在搞平衡，从长期看，旨在使之超过选立皇后的影响。但是马后在一年后，即在公元79年8月16日之死改变了政治气候。窦、马两党的对立依然存在，窦后成功地策划了一次搞垮太子的行动。公元82年8月1日，太子被贬为王，被章帝的第四子代替。宋氏姐妹被送往暴室（监牢医院），两人在那里服毒自尽。[146]随着这些动乱，马氏家族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窦、马两族之间的激烈斗争都没有通过两位年轻的皇子。事实上，他们终其一生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选择新太子————未来的和帝（公元88——106年在位）————之举又在事先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他的母亲姓梁，梁姓是西北的一个重要的氏族。她的祖父梁统在内战期间曾是窦融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这使他成为光武帝的一个间接支持者，光武帝曾封他为侯，但梁统的事迹并不引人注目。[147]梁氏家族的势力一直依靠他对窦族的依附关系，他们在诽谤马援的活动中曾经合作过。在明帝朝时，他与窦族一起遭殃，梁统的几个儿子被处死或流放。公元77年梁族的两姐妹进了章帝的后宫，他们时来运转了。两人都被封为贵人。姐姐于公元79年生一子，在窦后的煽动下，他在公元82年被指定为太子。[148]
她的目的是相当清楚的。正像无儿女的马后在明帝时期与贾夫人和她的氏族达成的协议那样，窦后一定已计划与梁家搞一个类似的解决办法。难道两家过去没有紧密合作过吗？情况似乎是梁家在开始时默然同意，因为两个贵人没有被打扰，史料记载新太子由皇后亲自培养成人。但是伙伴们很快闹翻，据推测梁家不满意自己扮演的次要角色。窦家证明更为强大，在公元83年促使梁家暂时垮台。两姐妹暴卒，可能是自杀；她们的父亲被处死；她们的亲族被发配到今越南北部。梁氏家族直到公元97年窦太后死后才得以重振门庭。[149]从此以后，梁氏家族不再听命于窦家，逐渐建成后汉时期最强大的一个派系。
随着章帝之死和和帝在公元88年4月9日的登基，在政治天平中又出现了一个新因素。像所有在世的皇后那样，已故章帝的遗孀成为皇太后。新颖之处是皇帝尚未成年，这在后汉还是第一次，因此根据传统，窦太后必须代他接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习惯的但不是规定的做法是，皇太后把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权力委托给一名男性的近亲。窦宪是她的长兄；尽管他们之间关系紧张，但仍逐渐成为她最有影响的顾问。他在公元89年率军征讨北匈奴，取得胜利。同年凯旋而归后，他在10月29日被任命为大将军。[150]从这一次以后，这个官衔就被授给后汉的摄政。这个制度的恢复是偶然的，依靠在位皇帝尚未成年这一事实。从此以后，它在后汉政府中成了常见之事。从公元89年10月29日至189年9月22日最后一个皇帝被杀时，共有七名大将军被任命，他们影响朝政共达37年之久。
公元90年夏，窦宪又离京去监督扫荡北匈奴的战役。到公元92 年6月11日返京时，窦党已演完了它的角色，离它的垮台只有几个星期了。和帝已在公元91年2月25日“加冕”（成为成年人），并已决定清除窦党。他得到宦官中常侍郑众的协助，周密地拟定了计划，然后在窦宪回京和受朝廷控制之前等待时机。在公元92年8月14日，窦宪被削去大将军之职，并被控策划谋害皇帝。这一指控可能是老一套，因此是捏造的。不久，窦宪和他的三个弟兄自杀。窦党的支持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班固）被处死，或被流放到南方的广东。窦氏家族的幸存者在公元109年才得到宽恕。但窦太后未受伤害，在公元97年10月18日病死。[151]
在和帝时，西北的氏族在40年内第一次不再输送皇帝的配偶。他的皇后都是南阳人。第一个皇后立于公元96年，是光武帝第二个皇后出身的阴家大族的成员，是那位夫人长兄的曾孙女。她未生儿女。公元102年7月24日她被废并打入诏狱。她死在那里，可能是自杀。阴后被揭发求巫，但她被废的真正原因是打倒她氏族的另一次政治动乱。前皇后之父自杀；其他亲族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虽然阴氏成员在公元110年被宽赦，并发还财产，但已不能恢复其全国性的重要地位了。[152]
光武帝最重要的追随者之一是名叫邓禹的南阳同乡。他的孙女邓绥生于公元81年，在96年进入和帝的后宫。公元102年11月21日，她成为他的第二个配偶。邓后也无子女。当她丈夫在公元106年2月13日死去时，他留下两个儿子，他们的生母情况不详。有关这两名宫女的姓名和命运可能被邓氏家族所封锁。这两个儿子原来都未被指定为太子，这意味着皇太后经过与高级官员协商后，有权决定王朝的继位问题。长子落选了，据认为他因患慢性病，次子刚出生一百多天，被立为帝。次子之中选可能正是因为他年幼，使皇太后能更长久地掌权。很可能邓绥已经操纵并继续操纵皇帝继位的大事。[153]
新立的幼儿殇帝不到几个月在公元106年9月21日就死了；皇太后不得不再去解决王朝的危机。章帝的许多儿子和孙子还活着，其中包括从公元79年至82年短暂地当上太子的刘庆，所以可以不费劲地选立一个成年的皇帝。他就是安帝。甚至他在公元109年2月26日已被加冕以后，邓太后仍把持朝政。她利用她的弟兄，但不依赖他们；除了一段很短的时期外，她避免任命一名大将军。她的长兄邓骘从公元109年1月18日至次年11月担任这个职务。[154]邓太后的长期掌权触怒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安帝；她在公元121年4月17日去世后，她的氏族的崩溃迅速来临。同年6月3日，邓党的成员被削职为民，像往常那样被流放。许多自杀的人中有前大将军邓骘。邓家的中落是阴暗的，但为期不长；公元125年顺帝登基时又使它重振门庭。[155]
安帝只有一个皇后，名阎姬。随着她的中选，以前的格局被打破了。她既不是南阳人，也不是西北人；虽然她的一族中有两人以前当过贵人，但她不属于中国的任何大族。她在公元115年6月1日被册封，当时邓太后仍掌权。这是值得注意的。邓绥不希望她的权力遭到一个有权势氏族出身的皇后的挑战，这个因素决定了选后之事。但是皇太后在公元121年一旦死去，就再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阻止阎党的崛起了。
阎后未生儿女，而在公元115年，安帝有了李贵人所生的儿子。由于担心自己的地位，在李贵人生子后不久皇后把她毒死。[156]安帝也看到阎氏家族的权势日盛，但他是一个软弱的人，自己不想发挥积极的作用。公元124年9月6日，他任命耿宝为大将军。[157]耿是安帝父亲的正妻的弟兄，属于曾经支持王朝创建者的一个西北有实力的氏族。他的摄政无疑是打算抵消阎党的势力。
安帝的独生子已于公元120年5月25日被指定为太子。公元124年10月5日，皇帝屈服于阎党的压力，采取了贬太子为王的不寻常的措施。[158]这使安帝缺少一个继承人，反应是强烈的。约20名高级官员在宫门前抗议，但未能撤销决定。当安帝死于公元125年4 月30日而又没有从另一个皇室系统中选一继承人时，阎太后就放手作出自己的决定。她的氏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并且一定盼望能长期地留在顶峰上。
皇太后及其兄在宫内进行了漫长的讨论。在章帝的后裔中有许多合适的人选，但从阎党认为他们是成年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人对阎党不利。最后选中了章帝之孙，史料未提到他的年龄。由于他的谥号是“少帝”，他必定是一个儿童。章帝之孙在公元125年5月18日登基。几天之后，即在5月24日，大将军耿宝被免职并自杀。[159]阎党似乎完全控制了局势。但在年底前它就垮了台，这完全是因为幼帝在12 月10日死去。后来他甚至未算在后汉的合法皇帝之内。
阎氏家族又想操纵继位大事，但在酝酿的过程中发生了政变。在宦官中，一个集团支持阎太后，而另一个则支持安帝的独生子。忠于儿童的宦官于12月14日在洛阳北宫他的幽禁地与他秘密会见，互相起誓保证。在12月16日晚，那些宦官开始行动，经与对立的宦官短暂地战斗并胜利后，释放了幼王，并宣布他是中国的统治者。这就是顺帝。[160]他和他的一伙人撤至南宫，在那里发布逮捕阎党的命令。大部分文武官员站到了新帝一边，到12月17日清晨，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阎党幸存的成员像往常那样被处死或发配到今之越南。皇太后被夺去御玺（即削去她的尊号），被送往一座隔离的皇宫。她于公元126年2月28日在那里死去。[161]
随着顺帝的登基，西北帮又得势了。他唯一的皇后梁妠来自梁氏家族。她的中选当然是出于政治目的，这还可以从她比她丈夫大九岁这一事实中看出。梁妠是梁统的玄孙女。她祖父的两个姐妹曾是章帝的不幸的贵人，其中一人生下了后来的和帝。[162]
梁妠在公元128年已进入顺帝的后宫，132年3月2日成为他的配偶。皇帝与梁家的关系极好，公元135年5月19日，他任命梁妠之父梁商为大将军。当梁商在公元141年9月22日在任期死去时，几天后，即在9月28日，他的长子兼国舅梁冀接替了他。[163]
皇后未生子女，顺帝的独生子是虞夫人在公元143年所生。她未受侵害，这也许是因为顺帝在公元144年9月20日死去，离生子的日期较短。由于梁党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它能够容忍下一个皇帝之母默默无闻地活下去。[164]
继位之事按部就班地进行，因为顺帝已在公元144年6月3日指定其子为太子。但是在公元144年9月20日登基的新幼主在几个月后，即在公元145年2月15日死去。太后又要决定继承人，以便操纵各种事务。经与她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商量后，两人同意选生于公元138年的章帝的玄孙。成年的候选人都不予考虑。质帝在公元145 年3月6日登基。他死于公元146年7月26日，后人声称，他因称梁冀为“跋扈将军”而被梁所害。这一指控没有证据，可能是梁冀被贬黜后对他的一大堆老一套指控中的一部分内容。[165]
太后和大将军按照常例，这一次选了一个生于公元132年的儿童。桓帝在公元146年8月1日登基，并在梁党的牢固的控制之下。甚至在公元148年2月26日他加冕之前，他已在公元147年9月30日娶了梁妠太后之妹梁女莹。由于这一有远见的政治指婚，梁妠在公元150年4月6日死去时一切都没有变化。[166]梁党依然地位巩固，大将军梁冀甚至在皇帝成年后还左右着他。
但随着桓帝的配偶梁女莹于公元159年8月9日之死，大将军失去了他在宫内的保护人和同伙。在类似惊慌失措的情绪的支配下，他采取了谋杀或策划谋害一些他担心的人的手段。皇帝决定消除梁党的时刻来临了。他必须谨慎地行事，因为梁冀雇佣一些宦官在监视他。在认定了他能够信任的宦官后，皇帝在9月9日下令守卫皇宫。同时一支约一千余人的部队奉命去包围大将军的宅院。梁冀被削职，并与他妻子在当天晚些时候一起自杀。他的财产被没收。梁党党羽被围捕并公开处死。梁氏家族再也没有从这次屠杀中恢复过来，从此桓帝在没有大将军的情况下施政。[167]
桓帝是后汉唯一的有三个配偶的统治者。他的第二个皇后邓猛女出身的大族已经出了一个皇后。她是邓禹的玄孙女，和帝的配偶邓绥是她祖父的堂姐妹。随着她在公元159年9月14日被立为皇后，又轮到南阳人输送皇后了。虽然选她是出于政治目的，但邓猛女在晋升时已受皇帝的宠爱。这种情况没有持久。公元165年3月27日皇后被废，并被控求助巫术和酗酒，然后打入诏狱和奉命自尽。她的亲族被处死或降职，邓氏家族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168]
桓帝的第三个配偶来自西北氏族并是窦融的玄孙之女窦妙。章帝的皇后是她祖父的堂姐妹。她也许是作为垮台的梁党的对立面而中选的，梁党自公元83年以来一直是她氏族的死敌。窦妙在公元165年12月10日被立为后。她丈夫在公元168年1月25日死后，她成为太后；不到几天，她任命她父亲窦武为大将军。[169]
桓帝无子，死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与她父亲商量后，窦太后按常例不考虑成年的候选人而选生于公元156年的章帝的玄孙。他就是灵帝。他刚在公元168年2月17日登基，一场空前规模的危机开始出现了。
宦官的作用
在整个后汉时期，宦官的人数和权力已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他们在和帝朝开始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在公元92年，中常侍郑众帮助和帝消除了窦党。公元102年郑众被封为侯，以酬谢其功。当他在114年死去时，安帝准许他的养子继承封地。[170]公元125年宦官们拥立顺帝和清除窦党后，他们的18名为首者都被封侯。[171]顺帝在公元135年3月18日正式批准所有的宦官有权把他们的爵号和封地传给其养子，以表示他的深切感谢之情。如果没有宦官，桓帝在公元159年不能为自己清除梁党，于是他封他们的五名为首者为侯。在桓帝的整个在位时期，他依靠宦官为他出谋划策。
职业官僚及其候补者对宦官的权力深为嫌恶，这部分的是因为他们蔑视那些受过阉割的人，部分的是出于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理由：他们需要为自己取得势力。但是尽管这些人发表了种种无根据的言论，事实是宦官们从未取得过完全的控制。汉代的政制包括了制约和平衡的因素。政策是在合作或有冲突的情况下，由皇帝（或代表他的人）与职业官僚一起制定的。宦官们尽管内部有宗派斗争，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捍卫皇帝的权力，因为他们把生存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皇帝的保护上。他们的作用与敌对的职业官僚的作用是合不拢的。不管是出于正派的动机，还是出于腐化的或是追逐权力的目的，宦官们不得不与皇帝一起行动和为他行动。
如果说宦官们从未完全控制政府，反而有助于保持必要的分权，这并不是说平衡因素从未被破坏过。权力在皇帝和官僚之间，有时或在太后、大将军和官僚之间消长。在桓帝的后半期，对梁党专权的反应，使皇帝和宦官的权力得以增强，同时削弱了职业官僚。当窦武任大将军时，他面临的就是这种形势，于是他想出一个新招来对付它。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大将军，甚至包括梁冀，都了解汉的政治制度，都试图在它的限度内取得权力。窦武决定通过处决为首的宦官的简单手段去清除他们的势力。如果他取得成功，皇帝就会成为大将军的傀儡，传统的行政方式就会在公元168年崩溃。但宦官的胜利把这种方式一直维持到公元189年。
大将军和职业官僚的利害关系在正常情况下不是完全一致的，但窦武需要为他计划中的行动争取广泛的支持。[172]因此他向太学生献殷勤，并与文官中名义上的领袖，即年迈而受人尊敬的太傅陈蕃结成一伙。两人对太后施加压力，但她坚定地拒绝把宦官作牺牲品。就她而言，这不是利他主义；只要她希望保持与皇帝完全一样的政治自由，这样做是冷酷的需要。
公元168年10月24日，窦武的支持者呈上一份指控中常侍曹节和王甫并要求逮捕他们的奏议。[173]那天晚上窦武回到他的府中，打算在次日清晨向太后呈上一份奏折。由于他反常的疏忽，宦官们当晚取得和阅读了那份奏折。曹节和王甫立刻开始指挥。幼帝被唤醒和带到正殿，一支部队为保卫皇宫而被集结，发出了逮捕大将军的命令。窦武拒绝投降。他匆忙来到驻扎保卫京师的职业部队北军的兵营，几千名士兵向北宫南门进发。10月25日破晓，两支旗鼓相当的对立的军队在南门外对峙。但窦武没有进攻。他的士兵逐渐溜走，不到几个小时，他被抛弃并自杀。与少数追随者通过另一个门进入皇宫的太傅被俘和处死。窦党党羽照例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太后幸免于难。她被软禁在南宫，公元172年7月18日在那里死去。[174]
随着窦党的垮台，约在150年前与王朝创建者一起一跃而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大族已经演完了它们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的两个配偶虽然分别是西北人和南阳人，都来自较低的社会层。宋后（死于公元178年）出身于有名的，但不像阴、马、窦、邓或梁氏那样显赫的氏族。灵帝的第二个配偶何后（死于189年）来自一个世代为屠夫之家。[175]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选后之事一定受到宦官们的影响，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与原来的外戚进行对抗。
公元168年他们胜利后，宦官们得到了晋升、赏赐和封爵等丰厚的报答。在整个灵帝时代，他们和皇帝的权力是安稳的。只是随着公元189年9月26日对两千多名宦官的屠杀，汉代政治体系中宪制的均势因素才被破坏，它的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所控制。[176]王朝在余下的时期的特征是一片混乱。
概括地说，后汉的官场像前汉的官场那样，也分成了不同籍贯的宗派。但它们都不能单独和长期地控制政府，因为一直到官僚集团的最高层，社会性的流动兴衰是规律，而不是例外。但当与皇室通婚时，某些南阳氏族和西北氏族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得宠的社会精英。这些是南阳的阴氏和邓氏家族，西北的马氏、窦氏和梁氏家族。在公元168年前，在11名皇后中它们输送了9名，六名大将军中输送了五名。阴、窦、邓、梁四个氏族每族甚至出了两名皇后。可是它们都没有与后汉王朝共始终。每个氏族或早或晚成了无情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从而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这部分的是由于选后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感情的原因，这就使外戚的地位从其家族的妇女被立为后时起就易受攻击。这种显赫一时的通常的代价是这个氏族的最后消灭。宦官形成了政治倾轧中的另一个因素，在倾轧中他们为了保存自己，就站在皇帝一边。他们充当年轻而软弱的，或者是无经验的皇帝的捍卫者，以便挽救自己。他们的消灭导致了传统的汉代政治的结束。
杨品泉 译
* * *
[1]关于前汉这种迷信的发展，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章，第13章第733 页。关于凶兆，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27——143页。
[2]关于王莽的外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2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2页）。《汉书》卷一上，第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9页）描述了高帝的相貌；关于承认这种相貌是适合当皇帝进行统治的标志，见《汉书》卷一○○上，第4211页；和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99页。
[3]《后汉书》在档案材料不再存在之时由范晔（公元398——446年）编成（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9页以下）。他不得不根据约20种以前的历史编写，其中以《东观汉记》最为重要。此书得名于大部分著作在那里写成的洛阳南宫的秘阁。第一部分于公元72年由明帝命班固等人共撰（关于班固在编撰时的困难，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1〔1979〕，第121页）。第二部分受命于公元120年，第三部分受命于151年或152年，第四部分受命于172年至177年期间。最后的第五部分在220年至225年东汉亡后由私人所写。作为一部连贯汇编，《东观汉记》给范晔提供了大量当时多方面的材料。今天，此书只有部分残存。关于《汉书》卷九九的译文，除德效骞的《〈汉书〉译注》第3卷外，还有汉斯·施坦格的《〈前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译注》（莱比锡，1939）；克莱德·萨金特：《〈前汉书〉王莽传译文》（上海，1947）。
[4]《汉书》卷一○○上，第4211页。
[5]《汉书》卷九八，第4013页以下。
[6]《汉书》卷九，第27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02页）。
[7]关于成帝的性格和作为，见《汉书》卷十，第30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巷，第374页）；《汉书》卷九八，第4017页。
[8]关于王家成员被任命为大将军的情况，见《汉书》卷十，第30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75页）；卷十九下，第830、835、838——839、841——842页。
[9]《汉书》卷九九上，第4039——404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25页以下）。
[10]《汉书》卷十一，第33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7页）。关于选成帝继承人的情况，见本书第2章《王朝问题种种和皇位的继承》。
[11]《汉书》卷十一，第33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9页）；卷九九上，第4041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30页以下）。
[12]关于皇后在王朝混乱时期专权的先例，见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载迪特尔·埃克梅尔等编：《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卡尔·宾格尔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81），第103页以下；本书第2章《皇帝的作用和继位问题》，关于后来的例子，见本章《政治派系》。
[13]关于董贤，见《汉书》卷九三，第3733页以后；卷十二，第34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61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82页以下；见本书第2章《王朝问题种种和皇位的继承》。
[14]《汉书》卷九九上，第4047、4066页以下、4069、40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46、184页以下、191页以下、212页）。
[15]《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7页）。
[16]同上书，第408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5页）。
[17]见本书第2章《吕后（公元前188一前180年）》。
[18]《汉书》卷九九上，第4079——408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8——225页）。
[19]《汉书》卷九九上，第408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3页）。
[20]同上书，第408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7页）。
[21]关于五行在确立和支持行使主权的权力时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第63——68页；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第90页以下。又见本书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第2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第13章《当运之德的选择》。
[22]例如，发现的一块石上有宣称王莽应为皇帝的启示（《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页以下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8页以下〕）和上报的一个你可以解释为同样内容的梦（《汉书》卷九九上，第4093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50页〕）。
[23]《汉书》卷九九上，第4095——409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55页以下）。
[24]《汉书》中记载此事的段落特别含糊。关于官衔和名称的改变，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03页以下、4136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69页和第341页以下）。郡县采用的名称收于《汉书》卷二八这些单位各个条目中。
[25]关于经济的变化，见《汉书》卷九九上，第408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4页）；卷九九中，第4108——4112、4118、4122、41429页德效骞前引著作第3卷，第281——287、300、306、358页；卷九九下，第4150页以下（德效骞前引著作第3卷，第370页以下）。关于进一步的材料，见《汉书》卷二四（德效骞前引著作第3卷，第476页以下）的有关段落；和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关于这些变化的评述，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506页以下，《王莽的经济改革》。
[26]胡适：《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59（1928），第218——230页。
[27]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98页以下。关于班固的意见，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9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70页以下）。
[28]萨金特：《王莽》。
[29]见本书第10章《币制的改革》中关于王莽使用白鹿皮钱和改革的情况。
[30]《汉书》卷十九上关于官员的各个条目提供了变动的详细情况。
[31]《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24——325页）；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芝加哥，1943），第457页。
[32]关于西汉限制土地的情况，见本书第10章《农村社会结构》；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7页。
[33]见本书第10章《国家专营和商业控制》。
[34]《汉书》卷九九下，第4175页以下、第417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28、435页）。
[35]关于各种官俸，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25页以下。
[36]《汉书》卷九九中，第4139、42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25、348页）。
[37]《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页；见本书第6章《西南》。
[38]见本书第6章《匈奴》；第2章《外交事务》。
[39]关于中国公主嫁给外国统治者而实际上构成人质制的和亲的观点，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60页以下。
[40]关于中国人给匈奴礼物的规模，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第46页以下，及本书第6章《匈奴》。
[41]《汉书》卷九四下，第3806页以下。
[42]关于王莽与匈奴的关系，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20页以下。
[43]关于公元前1年的事件，见《汉书》卷十一，第34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7页）；卷九四下，第3817页。关于公元41年的事件，见《后汉书》卷八八，第2923页以下。
[44]《汉书》卷九九中，第412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04页以下）；卷九四下，第3824页。
[45]《汉书》卷九九中，第412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6页）。
[46]《汉书》卷九九中，第412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9页）。
[47]《汉书》卷九四下，第3828页。
[48]《汉书》卷九九中，第4136、415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33、336页）。关于焉耆，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77页注588。
[49]关于公元16——23年任都护的李崇，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6页）。
[50]《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25页以下）。
[51]关于这些会议，见本书第2章《思想文化背景》和第14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及《后汉时期的官学》。
[52]关于这些试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4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82页）。关于飞行的尝试，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2部分，第587——588页。关于古文学派，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卷，第137页以下；本书第14章《五经》。
[53]《汉书》卷六，第21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18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48页。
[54]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45页以下。
[55]见毕汉斯：《公元2至742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1947），第125——163页。
[56]《汉书》卷九九中，第412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8页）。
[57]关于治水，特别是治理黄河的问题，以及修理，甚至预防或进行破坏的活动，见《史记》卷二九（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520——537页）；《汉书》卷二九；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54页以下、190页以下。
[58]《后汉书》卷二，第116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47页。
[59]《汉书》卷九九下，第4145、417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79、432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52页。
[60]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92页以下。
[61]《后汉书》卷一上，第2页以下。
[62]刘伯升传载《后汉书》卷十四，第549——555页。
[63]关于宛城的李族，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94、102页。
[64]关于这些事件的详情，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04——113页。
[65]《汉书》卷九九下，第418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37页）；《后汉书》卷一上，第4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15页。
[66]《后汉书》卷一上，第4页。
[67]《汉书》卷九九下，第4181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40页以下）；《后汉书》卷一上，第8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17页以下。
[68]《汉书》卷九九下，第4184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46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21页以下。关于刘 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见范德伦：《论管子的传布》，载《通报》，41：4——5（1952），第358页以下；本书第14章。
[69]《汉书》卷九九下，第4189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60页以后）；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28页以下。
[70]关于更始帝力量衰落的情况，见《汉代的中兴》第2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1959），第49页以下。开始建都洛阳的情况，见《后汉书》卷十一，第470页；卷十六，第599；《后汉书》志第十，第3218页。向长安的迁移，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9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69页）。
[71]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51——56页。
[72]同上书，第89页地图9。
[73]有关赤眉军此刻的活动，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91页以下。立刘盆子的经过见《后汉书》卷一上，第23页；卷十一，第480页；《后汉书》志第十，第3219页；志第十三，第3268页。
[74]关于长安的战斗和破坏，以及更始帝的投降和死亡，见《后汉书》卷一上，第24页；卷十一，第481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98页以下。
[75]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63页。
[76]《后汉书》卷一上，第25页。
[77]关于大平原关键经济区的概念，见冀朝鼎：《从治水公共工程的发展看中国历史上的关键经济区》（伦敦，1936）。
[78]《后汉书》卷一上，第28——32页；卷十一，第483页以下；卷十三，第522页。关于隗嚣，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13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115页。
[79]《后汉书》卷一上，第41页。这些征战经过的详细情况，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121——156页。
[80]《后汉书》卷一下，第48——56页；卷十三，第524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159——180页。窦融的情况见毕汉斯前引著作第2卷，第60——61页。
[81]关于公孙述，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53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181——198页。
[82]《后汉书》卷十三，第538页。
[83]《后汉书》卷一下，第57页；卷十三，第542页；卷十七，第661页；卷十八，第693页。
[84]《后汉书》卷一下，第59页；卷十三，第543页；卷十八，第693——694页；毕汉斯：《近代的中兴》第2卷，第197页。
[85]《后汉书》卷十三，第535、538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233页以下。
[86]《后汉书》卷十三，第535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245页以下。
[87]《后汉书》卷一上，第31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 5（1967），第44页以下。
[88]关于立国的情况及各国以后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22页以下；本书第2章《地方组织》及《文、景两帝治下诸王国的减少》。
[89]《后汉书》卷一下，第61页。
[90]《后汉书》卷一下，第66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26页以下。前汉对汉皇室成员不用公的称号。公元9年，王莽废诸侯王之称而以公代替（《汉书》卷九九中，第410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74页〕）。
[91]此即巫蛊。关于公元前91年巫蛊影响王朝史的古代例子，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卷；本书第2章《王朝的混乱》。
[92]刘荆的情况参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31页以下。
[93]《后汉书》卷四二，第1428——1430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33页以下；E.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26页以下；本书第16章《汉王朝楚国内的佛教》。
[94]《后汉书》卷二，第117页；卷三，第135页。
[95]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35页。
[96]关于14等的基本编制，见《汉书》九七上，第3935页；《后汉书》卷十上，第399——400页注6。最低的一等包括6类宫女。王莽时代的做法，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8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38页）。（经查《后汉书》卷十上，第400页，原文为：“及光武中兴，斲彫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译者）。
[97]《后汉书》卷十上，第400页。年龄按中国的算法，即生下就算一岁，以后每过阴历新年就长一岁。
[98]关于帝皇家系退化的观点，见赖肖尔、费正清合著：《东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115——116页；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坎布里奇，1971），第90页。关于对放纵行为的批评，例如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8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8卷，第739——440页）。
[99]关于对武帝的不同评价，见本书第2章《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关于宣帝的抚育和他在霍光死后（公元前68年）开始注意国家事务的情况，见《汉书》卷六八，第2951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31页。
[100]《后汉书》卷一上，第25页。关于洛阳的全部规模，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1——42页；又见王仲殊：《汉代文明》，张光直等译（纽黑文和伦敦，1982），第2章。
[101]这是桓帝朝（公元146——168年）的数字；《后汉书》卷六七，第2186页；卷七九上，第2547页。
[102]关于长安，见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报》，64：1——3（1978），第1——46页；王仲殊：《汉代文明》第1章；本书第2章《惠帝统治时期和长安的加固》。
[103]《后汉书》卷九，第370页；卷七二，第2325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1页以下。
[104]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高本汉纪念文集》，瑟伦·埃盖罗德和埃尔塞·格拉赫恩合编（哥本哈根，1959），第98——112页。
[105]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02页以下。
[106]《后汉书》卷一下，第60页；卷二二，第779页；卷八九，第2940页。
[107]《后汉书》卷一下，第55、57、64、73页。
[108]《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页；本章《王莽的统治》的有关部分。
[109]《后汉书》卷一下，第76页；卷十九，第715页；卷八九，第2942——2943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19页。
[110]《后汉书》卷一下，第78页；卷八九，第2943——2944页。关于这一次互赠礼品和交换人质的情况，见本书第6章《匈奴》。关于更早期让非汉族居住在属国或葆的安排，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1卷，第61——64页；和本书第7章《郡的主要行政单位》。
[111]关于在这次重大事件中提出的论点，见《后汉书》卷十八，第695页以下；卷八九，第2945——2946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23页。
[112]《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页以下。
[113]《后汉书》卷九，第388页；卷八九，第2957、2965页。
[114]公元73年的几次战役见《后汉书》卷二，第120页以下；卷八九，第2949页。公元89年的战役，见《后汉书》卷四，第168——169页；卷二三，第814页以下；卷八九，第2953页。
[115]《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31页以下；本章《王莽的统治》有关部分。《汉书》卷九六下，第3930页之末（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3页）以夸大的赞赏语气，对持续于光武帝治下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看法。
[116]《后汉书》卷一下，第73页；卷八八，第2924页。
[117]《后汉书》卷二，第120页以下；卷三，第135页；卷八八，第2928页。
[118]《后汉书》卷三，第136、141、156、158页；卷四，第170、179页；卷四七，第1571页以下；卷八八，第2910、2926、2928页。
[119]《后汉书》卷九十，第2982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30页以下；本书第5章《乌桓和鲜卑》的有关部分。
[120]《后汉书》卷五，第209、216页；卷八七，第2878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34页以下。关于光武帝时期与羌人的关系中马援的作用，见《后汉书》卷二四，第835页以下。又见本书第6章《羌》的有关部分。
[121]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40页以下。
[122]《后汉书》卷一下，第49页。
[123]中国人以前与南方的关系和向南方推进的情况，见第2章《对外关系》、《外交关系（公元前180一前141年）》、《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第6章《南越》的有关部分。
[124]《后汉书》卷一下，第66页以下；卷二四，第838页以下；卷八六，第2836页以下。
[125]关于被假定以这些铜鼓为实例的东山文化，见《古东亚的文化边境》（爱丁堡，1971），第148页以下。
[126]《后汉书》卷二四，第844页。
[127]《后汉书》卷八六，第2849页；本书第6章《西南》。
[128]与西南贸易的可能性的最早的实现似乎与唐蒙和张骞有关（《汉书》卷六一，第2689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1页〕；本书第6章《西南》）。有关这座浮桥的材料，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196——197页。
[129]关于南诏，《剑桥中国史》第3卷（剑桥，1979），第444页（这一卷已译出，书名《剑桥中国隋唐史》————译者）。
[130]关于推论和结论，见毕汉斯：《中国的人口统计》，第145页以下；毕汉斯对米歇尔·卡蒂埃和皮埃尔-埃蒂安合著《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和制度：帝国时期（公元前2——1750年）的人口统计分析》一文的评论，载《通报》，61：1——3（1975），第181——185页。
[131]《后汉书》卷一上，第19页。
[132]《后汉书》卷二四，第830页。
[133]《后汉书》卷二三，第798——799页。
[134]同上书，第803页。窦后为景帝之母。
[135]《后汉书》卷一上，第5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48页以下；第4卷，第72页以下（对对立各派的分析，特别见第4卷，第86页以下，第97、107页）。
[136]《后汉书》卷一上，第30页；卷十上，第402页。
[137]《后汉书》卷一下，第68页；卷十上，第403、405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第114页以下。
[138]《后汉书》卷一下，第71页。
[139]《后汉书》卷一下，第76页；卷二四，第842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69页；第4卷，第112页。
[140]《后汉书》卷十上，第480页；卷二四，第843页以下、846页。
[141]《后汉书》卷十上，第408页。
[142]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第122页以下；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编（西雅图和伦敦，1972），第210页以下。
[143]《后汉书》卷十上，第409页；卷二四，第851页。
[144]《后汉书》卷二，第106页；卷三，第129页；卷十下，第409页。
[145]《后汉书》卷三，第136——137页；卷十上，第411页以下；卷五五，第1799页以后。
[146]《后汉书》卷三，第142页。关于暴室的职能，见本书第8章《九卿》。
[147]《后汉书》卷十上，第416页。梁统的情况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65页以下。
[148]《后汉书》卷四，第165页；卷十上，第412页。
[149]《后汉书》卷四，第184页；卷十上，第416页以下；卷三四，第1172页。
[150]《后汉书》卷四，第168页；卷二三，第812页以下。
[151]《后汉书》卷四，第171、173、184页；卷二三，第819页；卷四十下，第1385——1386页。
[152]《后汉书》卷四，第181页；卷十上，第417页。
[153]《后汉书》卷四，第194页以下；卷十上，第418页以下。
[154]《后汉书》卷四，第199页；卷五，第203、211、216页；卷十六，第612页以下。
[155]《后汉书》卷十六，第616——617页。
[156]《后汉书》卷五，第222、231页；卷六，第249页；卷十下，第435页。
[157]《后汉书》卷五，第240页。
[158]《后汉书》卷五，第240页；卷十五，第591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1页。
[159]《后汉书》卷五，第241——242页；卷十下，第436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1页。
[160]《后汉书》卷六，第249页以下；卷七八，第2514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2页。
[161]《后汉书》卷六，第252页；卷十下，第437页。
[162]《后汉书》卷十下，第438页以下。关于梁统，见前文。
[163]《后汉书》卷六，第264、271页。关于梁商和梁冀，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75页以下及1178页以下。
[164]《后汉书》卷六，第274——275页；卷十下，第439页。
[165]《后汉书》卷六，第276、282页；卷三四，第1179页。
[166]《后汉书》卷七，第287——296页；卷十下，第440、443页以下。
[167]《后汉书》卷七，第304页；卷十下，第444页；卷三四，第1185页以下；卷七八，第2520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3页以下。
[168]《后汉书》卷七，第305、314页；卷十下，第444页。关于邓禹，见前文。
[169]《后汉书》卷七，第316、320页；卷八，第327页；卷十下，第445页；卷六九，第2241页。
[170]关于宦官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见第8章。关于他们的政治活动，见乌尔里克·尤格尔：《东汉宦官的政治职能和社会地位》（威斯巴登，1976）。关于他们权力的逐步扩大和郑众的情况，见《后汉书》卷七八，第2509、2512页；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463页以下。
[171]关于这些事件，见本章此处注释；《后汉书》卷六，第264页。
[172]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5页以下。
[173]《后汉书》卷七，第319页；卷八，第328——329页；卷十下，第446页；卷六九，第2241页以下；卷七八，第2524页以下。
[174]《后汉书》卷八，第333页。
[175]《后汉书》卷八，第341页；卷十下，第448页以下。
[176]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8——101页；本书第5章《何氏掌权》、《汉朝廷的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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