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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忽必烈汗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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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儒家学者的另一种方法是为传播他们的观点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例如，忽必烈鼓励把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诸如儒学经典《孝经》和《书经》，以及真德秀（1178——1235年）所著《大学衍义》等理学著作，也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得到翻译。[73]蒙古精英可以享用这些作品，忽必烈以此告知汉人他尊重儒家思想。他还招聘一些杰出的学者来教育汉人以及蒙古人和中亚人，此事给汉人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被招聘的杰出人物之一是许衡（1209——1281年），忽必烈在1267年任命他为国子祭酒。许衡被公认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因为在讲学中他专心务实而得到他的蒙古保护人的欢悦。他的成功在于“他不涉及纯理论、形而上学的内容或者更高深的内容”[74]。在他给忽必烈的建议中，他强调务实的观点，这是一种肯定会在蒙古宫廷中获得好感的态度。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这也使他得到儒士的称赞。儒学重视过去，强调利用历史经验指导行为，所以它为这种官方认可的编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据。1261年8月，儒家学者王鹗（1190——1273年）建议收集辽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统治者的历史记录。[75]他还建议朝廷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史和金史。忽必烈表面上没有汉人对编写历史的热情，然而批准建立国史院，这是另一个他希望获得儒士赞同的决定。
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国的统治者，他必然要求助于除儒家之外的宗教和信仰。他特别急于想要影响的宗教团体之一是伊斯兰教。早在唐朝伊斯兰教就传到中国，到了忽必烈时代尽管他们正在向西北和东南集中，还是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中亚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汉人是昄依伊斯兰教的教徒。忽必烈对回回人执行一种仁慈的政策，因为他们有助于他在中国的统治。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政府中，从而减少自己对汉人幕僚和官员的依赖。他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回回人十分感激，并以忠心为宫廷服务作为回报。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来自不花剌的赛典赤·赡思丁，在1260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北方一个地区的宣慰使并且以后提升为西南地区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76]
另一个团体是佛教徒众，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早在13世纪40年代他本人就接受过禅宗的僧侣海云的教导，但他很快发现中国禅宗太深奥、太超脱，不符合他的追求。例如，当一位禅宗大师告诉忽必烈“万物皆空惟灵仅存”时[77]，看来他对实际事物毫不关心。但藏传佛教为忽必烈的理想提供一种适用得多的工具。几十年来吐蕃僧侣在世俗的政治事务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比起禅宗僧侣，他们在实际事务中提供了更多的经验。
吐蕃僧侣八思巴喇嘛（1235——1280年）证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的盟友。八思巴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蒙古宫廷中度过的，通过长期和蒙古人的联系，他吸收了蒙古的许多价值观。他还是吐蕃佛教萨斯迦派主要领导人的侄子，1253年忽必烈对萨斯迦派作出崇信的表示，因此八思巴在他自己人民中赢得的如果不是崇拜也是尊敬。在汉地和吐蕃他都给予忽必烈宝贵的支持，因此蒙古君主对他特别友善。他家族的成员和蒙古皇室成员通婚。1260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担任新职位国师，在第二年初让他掌管所有的佛教事务。
1264年忽必烈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在敌对的佛教派别必里公派领导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权威受到挑战，但1267年忽必烈调兵帮助这位年轻的佛教教长恢复了权力。1268年忽必烈的军队打垮了持异议者后，他虽然恢复了八思巴的权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为吐蕃的宣慰使来帮助控制吐蕃。[78]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和他的佛教僧徒能够通过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法令作出回报。八思巴论述了寺院和国家的地位，并得出政教合一的结论[79]，因此这位吐蕃佛教徒的确在这项交易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八思巴把忽必烈等同于佛教的智慧佛文殊菩萨，并且按佛教传统歌颂他为宇宙之王。为提高他的派别和皇帝的联系，八思巴建议在宫廷仪式开始时采用佛教活动。每年阴历二月十五日组织消灭“恶魔”和保护国家的仪式，并且还在每年的阴历一月和六月安排音乐、典礼和游行。佛教僧侣参加这些庆典，从而使忽必烈在他的帝国里的佛教徒中享有更大的信誉。
反过来，忽必烈给予佛教徒特权和豁免。他在位时，佛教僧侣多年享有免税；朝廷为建设新的寺庙和修复佛道之争中损坏的寺庙提供资金；政府还为寺院拥有的工艺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隶。[80]政府的支持、赐赉和豁免使寺庙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这有助于确保佛教僧徒对忽必烈的政策的支持。
道教是忽必烈试图从中寻求支持和帮助的另一种宗教。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辩论中对佛教的支持使他不为道教所喜爱。然而他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以后他们为忽必烈和他的朝廷演习和道教祭礼有关的祭祀和典礼，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礼————祭泰山。他们愿意为忽必烈举行这些典礼是一种支持的信号，这种支持被传递给道教的普通信徒。在忽必烈统治的前二十年中道教徒相对地保持沉寂。
忽必烈与西方基督教徒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为大汗蒙哥服务过。[81]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
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82]这位威尼斯旅行者声称于1275年到达中国，他的著作是许多年中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惟一渠道。[83]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先于他到达中国。这两位商人于1252年离开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做了几年生意，并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达忽必烈的宫廷之前在俄罗斯和中亚旅行。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忽必烈“面带最仁慈的微笑”并且“以很高的礼节接见他们，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喜悦和欢乐”[84]。在彬彬有礼的交谈之后，忽必烈提出他的请求：他要求老波罗们劝说教皇当他们返回中国时派100位有知识的基督徒同来。他断言他们可以帮助他的子民皈依基督。不过他做出这个请求的主要动机是吸收有学问的人帮助他管理中国领土。由于这种对待宗教的折中主义，忽必烈不急于使他的百姓转变为基督徒。但是他需要使教皇和基督教统治集团相信，他希望有学问的欧洲人帮助用基督教指导他的人民。
当老波罗兄弟于1269年返回到基督教的世界时，他们面临失望。他们很快获悉，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他们尽快完成忽必烈的请求和尽快返回中国的计划受阻。正当他们决定在没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时，新的教皇被选出了，他们受到接见。但是，他们不能得到所请求的100位有学问的基督徒。总之，1271年他们向大汗的宫廷出发。在尼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陪伴下，他们最终于1275年到达中国。忽必烈肯定对他寻求的100位有学问的人没有伴随他们而来感到沮丧，但是他显然对马可·波罗的才智有了深刻的印象。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这位大汗派他到中国和东南亚的不同地方去充当这位皇帝的“耳目”，并带回他所到之处的见闻。[85]
同样，马可·波罗被忽必烈的才能打动。马可·波罗看到的是高居权位的大汗，并以谄媚的词语描写他。马可·波罗把忽必烈评价为“毫无疑问是全世界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君主”[86]。他较详细地描述宫廷宴会、新年庆典、忽必烈率领的狩猎和带鹰出猎，并且报告诸如纸币、煤及驿站系统等奇特事物，所有这些都会给欧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的欧洲人和蒙古人打成一片并且明显地钦佩蒙古人，这肯定让忽必烈十分满意。他认为善待这位年轻人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尤其如果他希望诱使更多的欧洲人到他的宫廷的话。
忽必烈通过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进一步吸引欧洲人。他的母亲通过笼络聂思脱里派设定了这条道路。忽必烈没有变为基督徒，但是他在宫廷里任用聂思脱里教徒。他不限制聂思脱里教的习俗，而且马可·波罗也曾提及他在甘州、肃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见的教堂。忽必烈还豁免教士的赋税和兵役。最后，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崇福司监督他国土内的聂思脱里教牧师。[87]他把两名聂思脱里教高级教士派往中东。这是他吸引基督徒的另一迹象。
在1275——1276年，列班·骚马和麻古思离开大都去访问耶路撒冷的圣地，如果没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们也许难以通过中国北部和中亚。列班·骚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会见并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欧洲人商谈结盟。他受到罗马教皇的接见，并且获准在巴黎与腓力四世、在波尔多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见面。这些会面并没有导致有学问的基督徒进入忽必烈的王朝，也没有造就和欧洲人的同盟。然而这显示了元朝朝廷对基督教的容忍，在政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员并且欢迎同更大的基督教世界接触。[88]
忽必烈与中国文化
作为中国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如果他想被视为汉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来像一个粗暴简单的“蛮人”。从最初的年代开始，蒙古的统治者都爱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这种传统对艺术尤其是对手工业进行支持。然而他又不能放弃蒙古式的服饰，以免被蒙古传统的维护者指责为偏爱汉人。此外，作为大汗，他负有在他的领土范围之内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责任。他不能仅仅和中原文化联系。为了使所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经常的警惕又要有间或的变通。
忽必烈对他领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需要有适当的文字来记录他的新政府的国库、军事和福利事务。然而蒙古人在收集和保留这些记录上经验不足。有实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蒙古人创造了一种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自己语言的文字。忽必烈最初依靠汉人书记官，他们通常用文言文书写。但是，忽必烈强迫他们用白话书写，因为“采纳文言文意味着文化上对汉人的屈从”[89]，而且还因为对于学习汉语的蒙古人来说白话更容易理解。大部分宫廷文件最初是用蒙古文书写的，其中有许多被费力地翻译成白话汉语。但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不能准确地记录蒙古语言的语音。另外，它难以准确地记录汉语，因而不能实现忽必烈推广官方文字的计划。
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选定的文字帮助统一他的疆域并且确保全面的统治。他希望超过那个时代他能得到的书面语言汉字和畏兀儿体蒙古文。作为一个居住着不同民族并且使用着多种语言的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希望有一种能记录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文字。总之，他渴望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种通用的文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实施一种不为人知的文字是不会马上被接受的。一种无论多么精确或者多么有效的人工设计的文字，将会遇到过分依恋传统文字的人们的坚决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决定创制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创制一种新文字的任务交给吐蕃人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创制了用藏文41个字母拼写的蒙古新字。由于文字的方形形状，八思巴文字有时称为“方形文字”，在对蒙古语语音的表达上它比畏兀儿语更准确。它还更准确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国中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语音。八思巴文字看来理想地适用于记录忽必烈帝国中的所有语言，适用于作为通用文字，并且有助于统一蒙古统治下经常对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蒙古字），最终称它为国家文字（国字）。他命令用国字书写宫廷文件并且建立加速传播新文字的学校。[90]
然而忽必烈的期待未能实现，因为这种文字不很容易被接纳。甚至他自己的官员都违反必须在宫廷文件中采用这种文字的规定。1269年建立的各个学校同样也不是像所希望那样有效。1272年一位官员的报告表明汉人官僚的孩子和亲戚都不学习这种文字。尽管他不断努力和反复劝告，八思巴字从未取代畏兀儿体蒙古文或汉字。保存下来的八思巴文字实物是很少的，只在一些印章、铜钱、纸币、瓷器上和一些剌令及佛经中发现这种文字[91]，而汉字和畏兀儿体蒙古文还保持着优势。元朝灭亡后这种文字也随之消失了。
八思巴字的失败不应该归咎于它在技术上功能不全。语言学家认为它在发音的准确性和灵活性上是一个奇迹。它显示朝廷对一种通用文字以及对一种反映那个时代的白话文的书面文字的关心，但它是官方设计的而且是从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忽必烈希望使用八思巴字鼓励白话文在写作中的普及。通过强调白话文，他表示他无须遵守士大夫管理政府的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需要使用文言文，并且注重历史知识对当代政治决策的作用。因此不应对在宫廷文件之外还使用白话文感到奇怪。白话文渗透到元朝文学中，而且自话文和通俗艺术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繁荣。
在忽必烈时代和以后几位继承者统治时期，中国戏剧尤其繁荣昌盛。宋末元初城市的发展为戏剧的兴起提供了适当环境，因为它既提供了观众又提供了演出所需的资金。如果没有城市文化以及政府和平民的资助，戏剧就不会繁荣。元代城市的确有不少成为伟大戏剧的温床。尽管精彩的表演和不少于500部的创作剧目已不复存在，但从那个时代至少保留下来160部戏剧。在许多城市中很快发展出具有几十座剧场的地区。在以前总是被视为社会贱民的男女演员发现自己处于更值得羡慕的地位，至少在蒙古人统治的早期是如此。因为小品————穿插着唱歌、舞蹈和杂技————是元代戏剧的流派特性，所以被称为“杂剧”，并使它更易理解，更吸引普通观众。大部分戏剧是由专业剧作家以及由于废除科举制度而排除在官职之外的汉人文士写的。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进了戏剧。他们很少进行干预，剧作者可以设计各种主题不用担心政府的审查。一种更积极的趋势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员曾命令在宫廷进行一些剧目的演出。他们看来还充当了一些剧作家的庇护人，他们对白话文的支持方便了剧作家的写作，因此对元剧的发展做出贡献。汉人剧作家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是负责的。然而，这种鼓励（至少不扼杀）元代戏剧的环境，都应归功于忽必烈和他的蒙古下属。忽必烈知道在汉人眼中一位好皇帝应该是国家文化的支持者，而戏剧作为一种正在中国发展的艺术形式应该得到支持。[92]
在小说的发展以及使大批读物在中国流传方面，忽必烈没起什么作用，但他的文化和文学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忽必烈强调白话文对于经常描写低层人物的小说家很有益处。采用白话允许小说家再造普通百姓的语言模式并表现更大范围的人物。
朝廷还促进书籍的更广泛传播，因此元朝的印刷术保持了宋朝所达到的高水准。[93]1269年忽必烈建立专门机构，印刷得到了官方资助，又在1286年向学校分配土地，以让学校利用土地的收入印刷书籍。印刷业的发展使得书籍更容易得到并且开始形成明清的文学特点。
绘画是另一种受到宫廷影响的文化形式。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伴发现绘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欣赏绘画时他们不必去克服难以应付的语言障碍。这位大汗个人的虚荣也使得他的蒙古同伴要对视觉表现有所反应。忽必烈有一张自己的正式肖像，他又委托画家刘贯道画出他在狩猎中的形象。他下令把南宋的皇家绘画收藏运送到大都，在大都几位汉人鉴定家对这些画进行分类。宋朝的绘画是他自己的收藏的基础，随着他庇护一些画家并且得到这些画家的一些作品，他的收藏不断增加。一些艺术史学家强调忽必烈和蒙古统治者在中国绘画上的负面影响或者缺少影响，但是最近的研究已对元朝作出某些肯定。[94]
确实有一些伟大的汉人画家拒绝受聘或者拒绝与蒙古人合作，但是同样多的画家在元朝初期得到支持和保护。有些拒绝为外族征服者供职的人变成隐士，而其他对被征服的宋朝保持忠诚的人则专注于个人事业以掩饰他们对蒙古人的厌恶。绘画是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职业，从而形成一个和宋朝皇家画院的官方画家相区别的称为业余画家的群体。
他们逐渐形成的文人画派颇具画家的感情色彩，这自然能使画家谨慎地表达他们对蒙古人的敌意。例如，郑思肖（1241——1318年）是以他的中国兰花画著称的，当“问他为什么在花根周围不画泥土时，他的回答是泥土被北人偷去了”[95]。龚开（1222——1307年）、钱选（约1235——1301年）以及其他的画家也把他们的艺术当作反抗社会的微妙手段。另一方面，宫廷任用一些伟大的汉人画家做官。它任命名画竹家李衔（1245——1320年）为吏部尚书；高克恭（1248——1310年）1302年在刑部得到一个位置；而书法家鲜于枢（1257——1302年）任职于御史台和太常寺。通过在政府中担任挂名职务，忽必烈还资助了许多其他画家。
忽必烈在画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赵孟覜（1254——1322年）。因为赵孟頫是宋朝宗室后裔，他对蒙古人态度的转变提高了忽必烈在汉人中的威望和合法性。对于那些批评他背弃宋朝而为“北人”服务的人，赵孟頫回答说：每个人根据他所处的时代在世上生活。[96]尽管许多蒙古人怀疑赵孟頫的忠诚，忽必烈任命这位画家为兵部郎中，赵孟頫以诚心诚意地完成工作对此做出回报。他建议改革驿站服务并且减少汉人的赋税。在艺术上，他发现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比以前的宋朝有更大的自由。他论证说，宋朝宫廷画院的建立使画家变得毫无价值，而元朝统治者不干扰画家的艺术创造并且让他们接触新的主题和新的旋律————例如，画马。
忽必烈和蒙古人对手工艺的影响甚至更大。当忽必烈取得中国政权时，他遵循他的蒙古先辈的政策，确保对手工业者提供良好的支持，使之能够生产他和他的人民珍视并需要的商品。他在工部下建立监视和控制中国手工业者的机构（诸色人匠总管府），并且向手工业者提供包括豁免大部分赋税在内的许多特权，但是对他们的时间或者他们的产品要有相应的征用。毫不奇怪，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技术和美学都取得了进步。因为认识到陶瓷的潜在利润，朝廷特别促进陶瓷生产。这样朝廷既可以得到它所需的瓷器，又能将剩余产品与东南亚及中亚进行贸易以得到可观的利润。德兴、安福、德化、龙泉和景德镇的窑场位于中国东南并且很容易从这个地区的大港口把瓷器运送到外国。元朝的工匠从蒙古人那里得到很大的灵活性并且不受宋朝审美准则的约束，可以进行创新，并且试验生产美丽的陶瓷产品。青花瓷源于蒙古人时代，白瓷和一些青瓷也源于这个时代。[97]
对中国建筑，忽必烈也有间接的影响。他的吐蕃帝师八思巴对吐蕃一座新建的黄金塔有着极深的印象并且得知该建筑是由尼波罗国（今尼泊尔）工匠阿尼哥（1244——1306年）设计的。1265年八思巴带着这位尼波罗国工匠回到内地并且把他介绍给忽必烈，忽必烈对这位年轻的外国人也颇有良好印象。忽必烈分配给阿尼哥几项工程。阿尼哥设计了一座佛庙（今白塔寺）、大都一个公园里的一座亭子、涿州的一座庙宇和上都的寺庙，作为对他的庇护人的回报。显然对阿尼哥感到满意，1273年忽必烈提升他为管理手工业者的诸色人匠总管，使他成为中国所有手工业匠人的主管。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同样为这位外国建筑家所陶醉，她为阿尼哥安排了与一位出身显贵的宋朝皇族后代女性的婚姻。[98]这样忽必烈和他的家庭认可了一位伟大的匠人并对他的努力表示了欢迎和奖掖。
忽必烈本人以及作为整体的蒙古人都没有直接为中国的艺术和手工业做出贡献。然而他们对艺术的保护是不容置疑的，并且这样的支持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同样，通过使艺人和手工业者得到较大自由和灵活性，从而激励了他们的创新和试验。他们本身是外族人，愿意为汉人艺术引入非汉人的风格和思想。例如，忽必烈对阿尼哥的支持导致在汉地建筑中出现西藏和尼泊尔风格。当然忽必烈对汉人和非汉人的一视同仁有助于他的一统天下的主张。
保存蒙古旧俗
忽必烈需要被承认为中国的君主，但他同时还必须表明自己是蒙古人的大汗以及蒙古统治下的非汉人疆域的统治者。过分强调汉人的特点会减损他作为辽阔蒙古疆域的统治者的形象。忽必烈不能让人觉得他认为汉族文明比他自己民族的文明更有吸引力，并且必须避免被中国文化所吞没。最终他制定了用来保护蒙古特性和内部统一的政策。总的来讲他不鼓励蒙古人和汉人之间的亲善关系。
忽必烈没有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汉人的政治倾向混为一谈。直到1315年即他去世20年后才重新恢复科举考试，一度使受过教育的汉人失掉一种过去最普遍最传统进入官僚阶层的途径。财政管理落入到非汉人手中。整个帝国安置了对官员进行暗中监视的御史，显示出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更注重控制。同样，军队的地位仿佛要比在传统的中国朝代中更为重要。一些学者认为蒙古人开创了一个在宫廷增加暴力和野蛮行为的时代，但是这种责备难以证明是有根据的。[99]看来不能说中国传统中的暴政少于蒙古传统。鞭笞和酷吏不是在蒙古人的时代中突然出现的。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保留蒙古人的仪式和习惯。他继续举行一些传统的蒙古庆典，并且按照蒙古风俗祭山、祭水和祭树，用萨满教士表演传统的仪式。每年8月，在他离开上都到大都度过秋天和冬天之前，他举行洒马乳的祭祀仪式，据说这样会保证一年的好运气。这项祭礼包括奉献一匹马和一些羊，向上天祈祷，呼唤成吉思汗的名字，然后挥洒专门喂养的牝马的乳汁。以这种方式，忽必烈向祖先表示敬意，祈求他们保佑即将来临的冬天。如果皇族中的一位成员得病，忽必烈命令把他或她移到帐幕里并且每天祭供两头羊，直到病人康复。在忽必烈参加战斗之前，他倾倒马奶酿成的奠酒，祈求上天帮助他打败敌人。[100]
忽必烈同样赞成世俗的蒙古习俗。不像汉人妇女，蒙古妇女没有缠足的习惯，忽必烈不把这条强迫汉人妇女遵守的限制强加给蒙古妇女。大部分蒙古人继续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并且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那一天举行精心安排的奢侈盛宴，无节制地豪吃狂饮，这使人想起游牧部落的庆典。在这些盛宴上，宾客大量饮酒。酗酒就是早期蒙古历史的一部分，并且的确是所有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被明显地在忽必烈的统治中继承下来。
大汗对打猎的迷恋可能是保留蒙古方式的最有力证明。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忽必烈带着驯化的狮子、豹和山猫打猎，它们追逐并且经常捕获野猪、野牛、熊和野驴。他还带着大约500只大雕（猎隼）捕捉天上其他的鸟类。打猎中，由驯鹰人、猎人和士兵组成的大批随从陪伴着忽必烈。[101]
忽必烈在制订一项坚持蒙古传统、接受汉人习惯和力求广泛性的文化政策上令人钦佩地获得成功。他希望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他所面对的不同人面前。对于蒙古人，他仿佛是民族传统的一位坚定捍卫者。他参加打猎，和蒙古妇女结婚，并且自觉保护她们的权力。对于汉人，他承担起艺术的保护人的角色，他资助汉人画家、制瓷工匠和其他手工业者，并且允许汉人剧作家和小说家自由创作。在其他的领域里，他对通用文字的支持和对在中国的外国工匠的鼓励和支持，产生了元代文化中的世界主义；作为一名疆域超出中国的统治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地为他增添了光辉。
在位后期的经济问题
1279年被证明是忽必烈统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他在事业中很少经历失败。他粉碎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所有的反对者。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以汉人模式为基础的但不以汉人思想和风格为支配地位的政府。两个都城上都和大都是良好规划、实用和美丽的。他精心制定的政策得到他疆域中大部分宗教领袖的赞同。他的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其他地区并且维护了蒙古人对高丽和漠北的控制。他鼓励创造性的艺术，他招募国内一些最有才华的工匠，为宫廷和贵族阶层及对外贸易生产精致的工艺品。他的最明显的失败是对日本的半途而废的入侵，但是他可以文过饰非，把这次失败归咎于摧毁他的军队的可怕的自然灾害————风暴。在他统治的前20年中，所有的其他事务似乎都在平稳地发展。
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在表象后面隐藏着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些儒家学者不顺从蒙古人的统治，随着南宋合并到元帝国，他们的不满更加明显。南方的学者没有经历过外族人的统治，相当多的人最终拒绝与蒙古人合作。忽必烈本人在1279年后开始迟钝。当时他年近七十岁，受到健康问题的折磨。痛风使他苦恼，令他难以行走。
忽必烈面对的最紧迫问题是财政问题。他的建筑工程、他对公共事务的支持以及他的军事远征需要的巨额消耗。为了得到必要的资金，忽必烈求助于回回理财大臣阿合马。在《元史》中把阿合马划归为“奸臣”中的一个，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都责骂他。[102]根据他自己的辩护，我们应该认识到阿合马知道对他的评价是根据为宫廷聚敛的税收额而定。他聚敛的金额越高，他的权力、威信和收入越大。他肯定专权纳贿，但是必须记住，他的指责者（那些书写中国历史的人）是对他的政策反感的官员。
从1262年后在中书省任平章政事到1282年死去，阿合马负责国家的财政管理。他首先把登记交税的户数从1261年的1418499户增加到1274年的1967898户。[103]然后他对商人征收更高的赋税，对新生产的产品实行国家垄断，并禁止私人生产某些商品。总之，阿合马的政策对于国库是有利的。然而中国史料指责他牟取暴利和任人唯亲。他们宣称他利用新的赋税和垄断使自己致富。另外，他们指责他任命回回人为高官显爵，并且试图把自己无经验的、并且可能是不称职的儿子们安插在官僚机构中有权势的位置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人的责备好像不那么严重。把志趣相投的助手和亲戚安插到政府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阿合马要克服反对意见和执行他的政策，他必须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他的确强加沉重的赋税并提高商品的价格，但是他在宫廷中的位置————更不必说到提升和奖励的可能性————取决于他满足蒙古人收入要求的能力。他是蒙古朝廷的一个兢兢业业的代理人，这个朝廷对于收入有着巨大和迫切的需求。
但是，阿合马的政策激起宫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汉人的反对。忽必烈的儒家幕僚对阿合马的权力愤恨不满，并且指责他牟取暴利，还指责他是谄媚小人，办事奸诈。13世纪70年代后期，皇太子真金显然加入了反对他的行列。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儿子和亲戚得到显赫位置。1282年4月10日，当忽必烈在他的陪都上都时，一个汉人阴谋小集团把阿合马从他的家中诱出并将他刺杀。[104]几天之内，忽必烈返回首都并且处死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不过他的汉人幕僚最终使他相信阿合马的奸诈和腐败。尽管他们用来反对阿合马的证据值得怀疑，但是忽必烈确信这位回回大臣有罪，因此将他的尸首掘出吊在一个集市上，然后忽必烈放出自己的狗群去咬阿合马的尸体。
然而除掉阿合马没有解决忽必烈的财政问题。由于他多次发动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远征，在阿合马死后税收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同时，在13世纪80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一些他最忠诚的汉人幕僚，包括许衡、姚枢和王鹦；他们都在这个阶段去世。他们的去世使得非汉人幕僚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忽必烈。忽必烈本人的体弱多病与这些麻烦混合在一起，他越来越多地放弃了统治者的责任，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中国史料指责另一位称为奸臣的卢世荣利用忽必烈的困难增大自己的权力。阿合马死后，卢世荣任中书省左丞（译者注：应为右丞），管理财政。和阿合马一样，他试图加大政府的税收来应付朝廷不断增长的费用。他试图以专卖、增加市舶税、发行更多的纸币（一种更容易地偿还政府债务的方法）以及擢用商人为课税官员等措施来增加政府的收入。[105]卢世荣的经济计划与他的前任理财官员阿合马一样引来敌意。汉人指责他牟取暴利、任人唯亲以及剥削他的汉人同胞，还指责他迫害、追捕甚至处死竞争者和对手。这些指责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史料中并没有说明卢世荣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和阿合马一样，卢世荣只是试图提高极度需要的税收，但是他的努力引起他的许多汉人同事的敌视。皇太子又一次成为反对卢世荣的领袖。1285年5月，卢世荣被捕并且在这年年底被处死。卢世荣的死可能除去了一个被汉人视为横征暴敛的人，但是不能缓和朝廷面对的财政问题。
除了财政问题之外，忽必烈还面临着南宋与其他疆域的经济统一的困难。如果忽必烈希望实现其他任何经济和政治目的，中国必须是真正统一的和中央集权的。忽必烈首先释放被他的军队俘虏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争取江南的汉人。接着他发布以恢复中国南方经济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蒙古人掠夺农田，并建立贮存剩余谷物的常平仓来保证遇到灾害时有足够的供应。朝廷一般不没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们的权利基础，只是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增加另一个等级————蒙古统治者。征收的农田税并不繁重，而且在灾年会被免除。盐、茶、酒和一些商品实行专卖，但是由专卖导致的价格不足是难以负担的。忽必烈推动南方繁荣的另一个基础是海上贸易。自身利益肯定是这些政策中的动机因素，因为南方的经济恢复最终将意味着更大的利润。
尽管他做出努力，南方一些汉人的敌意没有平息下来，损害着忽必烈的经济计划。有好几次反对蒙古统治的起义，1281年忽必烈的军队粉碎了其中的第一次，这是由陈桂龙率领的起义，如果中国历史学家正确的话，有2万名造反者被斩首。为了制服福建的另一场更严重的造反，朝廷调动了10万蒙古军队。在忽必烈统治结束之前，其他的起义持续不断。但是大部分抵制蒙古人的汉人不采取这种暴力手段。一些人认为“北人”对中国文明和思想不感兴趣，拒绝为蒙古人服务。另一些人找到专门的学术领域追求自己的知识趣味，干脆避免和蒙古人有所牵连。这种反抗使忽必烈和元朝丧失他们急需的专门人才，而连续不断的骚乱迫使他们在南方驻扎军队并造成很大的开销。总而言之，到忽必烈统治的后期，南方并没有完全统一，而且经济问题加上政治分裂在这个地区不断干扰着元廷。
由于在南方的努力没有全部成功，忽必烈着手实现满足北方核心疆域的需要。因为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证这个新城市中稳定的粮食供应，这迫使他从中国南方更富庶的地区运入粮食，因为大都附近的区域不能生长足够供给大都的粮食。最初忽必烈依靠两个在征宋战争中协助蒙古将军伯颜的海盗朱清和张瑄沿着中国的东海岸通过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1282年他们的第一次海运非常成功，超过90%的粮食到达北方，在沿岸的变化莫测的大海中仅损失六条船。大约有四年时间朱清和张瑄独揽运送极端需要的粮食的海运，因此他们变为“中国南方两位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106]但是，13世纪80年代中期，台风和恶劣的气候条件造成大量沉船，使朝廷认识到需要另辟一条替代的运送粮食的途径（见地图34）。
地图34 元代粮食转运系统
朝廷决定把大运河延伸到以使船运的粮食可以方便地到达大都。这项工程需要在山东省开凿135英里长的从济宁到临清的运河；商品可以从临清通过卫河上转运到离大都不远的直沽。这样，粮食可以从长江直接运送到忽必烈的都城。1289年2月完成了这项扩建，并将这条称为会通河的运河对船运开放。[107]延长这条运河所需费用极大，大约300万劳工参加建设（译者注：实为用工250万），为此政府花费了巨款。维护也是高成本的，这条运河所需的大量开销毫无疑问的是13世纪80年代后期烦扰蒙古朝廷的财政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桑哥理财和佞教
桑哥是试图解决忽必烈朝财政问题的三个“奸臣”中的最后一位。和阿合马一样，他不是汉人，但他的民族成分颇为模糊。历史学家曾认为他是畏兀儿人，然而近来的研究认为他是吐蕃人。他首先作为八思巴的弟子中的一位而崭露头角。忽必烈对桑哥的能力和足智多谋印象深刻，1275年以前的某一时间他提升这位年轻的佛教徒为主管吐蕃和佛教事务的总制院使。在这个位置上，尤其在粉碎吐蕃1280年的叛乱以及以后的驻守要塞、建立有效的驿站系统并在这个区域安抚不同佛教方面，桑哥非常成功。在1282年阿合马被谋杀和1285年卢世荣被处死之后，桑哥成为政府中最显赫的人物。以这种身份，他受到对他的前任相同的批评。他最终因腐败、窃取忽必烈及国家的财富和令人作呕的色欲而受到控告。一些13世纪80年代最显贵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画家和官员赵孟頫，反对他并且向忽必烈告发他的恶毒意图。[108]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忽必烈珍惜桑哥的才智并继续加以重用，而且在1287年12月提升他为右丞相。
桑哥的哪些政策受到汉族官员的敌视？一个是他积极支持在中国的外族人。他是畏兀儿学者和画家的保护人；他说服忽必烈停止政府支持的反穆斯林运动；他还在1289年赞助建立了回回国子学。他作为外族人的保护者不可能得到汉人的喜爱。桑哥的财政政策也招致敌视。他提高商税并且提高盐、茶和酒的价格。更引起非议的是他对纸币的改革，因为这受到潜在的破坏性通货膨胀威胁。1287年4月，桑哥用称为至元钞的新钞取代旧钞，这种新钞是用忽必烈的年号命名的。要按5比1的比率把旧钞换成至元钞。那些被迫把自己的不太值钱的旧钞按不甚满意的兑换率进行兑换的汉人因为他们的实际财富价值下降而愤慨。
由于他明显地支持一个名为杨琏真加的僧人，桑哥在汉人中的声望受到特别严重的损害。杨琏真加来自中国的西部并且可能是吐蕃人或者是唐兀人。几乎在南宋被推翻的同时，他被任命为中国南部佛教的总管（江南总摄，掌释教）。[109]这个职位实际是在桑哥的管辖之下，因为桑哥负责全中国的佛教事务。杨琏真加建造、恢复和整修了中国南方许多庙宇，但是他还把一些儒教和道教的庙宇改造成佛教的寺庙，这种改变在汉人中造成很大的仇恨。
更使汉人感到厌恶的是杨琏真加为了筹集建造和修缮寺庙所需费用而采取的方法。1285年，他掘开南宋皇陵并洗掠了已故皇帝和皇后的陪葬财宝。他挖劫了101座陵墓，掠走金1700两、银6800两、玉器111个、玉带9条、杂宝贝152个和大珠50两。[110]杨琏真加用这些宝物支付佛教寺庙的建造和修复费用，并且还把一些宫殿建筑改成佛教寺庙。使事态变得更糟的是他强使民力重建或改造寺庙并且将大地主的田地没收变为寺产。南方土地所有者对他们的土地受到专横掠夺而寺庙却免除赋税万分愤怒。这些土地所有者也开始指责杨琏真加牟取暴利、腐化及追求女色。
使杨琏真加受到指责的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是对南宋皇族遗骨的亵渎。据说一位皇帝的尸体被从坟墓中掘出，吊在一棵树上，然后加以焚烧，最后的侮辱是将尸骨与马骨、牛骨混在一起重新埋葬。[111]由于这种严重败坏道德的行为使杨琏真加受到谴责，但是官方的历史学家对他如此强烈地充满敌意，以至很难确定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有多大。为什么杨琏真加要采取违背和刺激汉人情感的行为，故意地和不必要地激起南方汉人的愤怒呢？这种无缘无故的行为很难讲得通，而且简直不可相信。杨琏真加确实的成就只能进行推断。他是一个虔诚佛教徒，试图提高他的宗教的利益，而且在他的年代佛教的确在南方繁荣发展。到1291年，在这个国家里有213148位和尚和42318座寺庙，至少部分地应归功于他的保护。[112]
杨琏真加滥用职权引起南方汉人的怨恨并终于导致对他的保护者桑哥的指责。按照汉人的观点，他们两个人是剥削者和暴虐者。因为他们的财政及个人不端行为遭到汉人官员攻击，并由攻击变成了行动。1291年3月16日，忽必烈解除了桑哥的职务并且把他监禁起来。8月，作出了处死他的决定。[113]三个奸臣中的最后一个现在也死了，但是这三个人的行为影响着忽必烈，因为是他作为统治者任用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大臣受到重用，而且他们当中的每一位一段时间内都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但是，在几年之内，他们都走向反面并都受到非议，被指责犯有严重罪行并且最终或者被处死或者被谋杀。无疑许多职务较低的官员感到疑惑，中国是否存在领导人物，忽必烈确实在统治国家吗？他了解国家的事务吗？他了解他的下属的行为吗？他开始执行有时和他以前力倡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政策。宗教上的宽容政策曾经是他各项政策的基石，并且对于蒙古人的成功起过重要作用，现在看起来已被放弃。中国的宗教问题更加突出了。
例如，忽必烈在13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开始颁布反对穆斯林的法规，似乎出人意料，因为在早些时候他在政府中任用了许多回回人，而且直到1282年以前阿合马居于最高的理财大臣的位置。但是忽必烈可能已意识到回回财政官员在中原引起敌对态度，他还可能担心回回人在政府中的权力增长。无论动机是什么，他在1280年1月发布命令，禁止回回人屠宰羊的方法而且对违法者处以死刑。[114]不久之后，他又禁止割礼。
忽必烈的镇压行动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对伊斯兰教的憎恨。他担心政府中存在一个权力过大的回回人集团，并且担心他们的勒索可能造成叛乱。他的反穆斯林政策一直持续到1287年。[115]到此时忽必烈明白如果他继续迫害回回人，外国的穆斯林商人将不会再来中国，因此他又变得宽厚起来并且撤销他的反回回人的命令。这种政策上的改变还由于他认识到在他的政府中回回人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他自己曾任命那位名叫赛典赤·赡思丁的回回人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赡思丁未向该地区的居民强加伊斯兰教，又对这个遥远地区的汉化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像赛典赤·赡思丁这样杰出的回回人的成就在抑制忽必烈的反回回人政策的决策上一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对佛教和道教的政策也造成对抗。由忽必烈主持的1258年的佛道辩论没有结束这场宗教之间的冲突，在忽必烈的帝国中敌意依旧。根据汉文史料，1280年一些道士故意放火焚烧大都长春观，并企图把责任归于和尚。朝廷指派几位官员进行调查并且揭露了道士的诡计。两个道士被处死，一个道士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另外六个道士被流放。[116]
这个事件给忽必烈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削弱道教的借口。1281年下半年，他命令烧掉除老子的《道德经》之外的所有道教书籍，而且毁掉刻版。同时，他禁止道士出售符咒并强迫一些道士昄依佛教。道教虽保存下来，但是道教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从根部被切断。取得巨大胜利的佛教徒贪婪地盯着他们宗教对手的失败，并且日益变得过分自信。13世纪80年代佛教得到越来越多的财产、土地和权威，史料中充斥像桑哥和杨琏真加之类的僧人滥用权力的记载。这些佛教徒开始脱离汉人，而作为外来人的蒙古人也由于他们对佛教尤其对来自吐蕃和中国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佛教徒的保护和支持而使威信大大降低。
灾难性的对外战争
忽必烈在中国国内的困难预示着在国外存在同样灾难。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特点都是缺乏控制。忽必烈曾经执行过的平衡式行政权威仿佛已不复存在。考虑不周的失策几乎成为惯例，不再是例外。无论作为中国皇帝还是作为汗中之汗，忽必烈都面临着无情的压力，不得不用扩大疆域的办法来证明他的品质、优点和敏锐。因此，他进行了几次考虑不周的莽撞的对外冒险。
对日本的第二次入侵
这种冒险中最突出的是对日本的又一次远征。在1274年的第一次远征失败以及日本幕府将军多次断然拒绝向中国派出进贡使团之后，忽必烈准备对日本发起另一次入侵。但是，七年后他才得以派出一支远征军，只有在平定南宋之后他才能够把注意力转向日本。
为这次出征忽必烈选择了多民族的统帅————位高丽人是水军将领，范文虎是汉军将领，忻都则是蒙古军将领。他为他的将领准备了一支强大的入侵力量：10万军队、1.5万名高丽水军和900艘船。[117]
元朝军事统帅计划对日本岛施行两路攻击（见地图35）。4万名士兵从中国北部出发，由高丽船运到壹岐岛，与从福建泉州出发的军队会合，然后联合向日本的其他地方发起进攻。然而，因为规模较大的南路军的延误，1281年春季北路军单独出发。6月，北路军占领壹岐岛，并且接着向九州岛进军。同时，南路军最后完成准备并向九州的集合地出发。依靠一支这样强大的军队和这种势头，胜利应该牢牢在握。[118]
地图35 忽必烈对日本的入侵
然而这次远征悲惨地失败了。蒙古统帅和汉人指挥官之间的紧张状态削弱了远征军。作为出征军主体的汉军与这场战争没有重大利害关系，所以在激烈的战斗中未能尽力发挥作用。此外，在九州登陆之后，他们没有采取防范敌人或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他们不得不宿营于开阔地，没有给他们提供既可防御又能向敌人发起突袭的城堡、要塞或城市。两支军队几乎战斗了两个月，但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胜负。接着一场自然灾害使蒙古人的希望破灭。1281年8月15日，一场台风袭击九州海岸，在这场风暴中蒙古军队几乎损失一半的力量。日本人坚持认为这场台风是苍天为保护他们的国家送来的，它是一场“神风”，是苍天保佑不让日本的敌人征服和占领日本国土。
这场失败对于蒙古人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这场失败打破了其战无不胜的神话，忽必烈的臣民现在认识到蒙古人是脆弱的。蒙古人力量的主要基础之一————他们给对手造成恐惧的心理优势————即使没有毁掉也大大动摇了。最大的损害是这场远征中的庞大开支，它马上造成一些税收问题，迫使忽必烈转向汉人憎恨和鄙视的阿合马及卢世荣等财政官员。忽必烈的努力再次暴露他在财政策略上缺乏控制，这在13世纪80年代尤为显著。
在南亚的战争
同样，忽必烈在南亚的战争大都未经过深思熟虑并且造成了毁灭性的挫折。这些远征是为满足蒙古人传统的扩张野心以及忽必烈的个人需要，他要通过新的征服对他的合法性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但是他和他的朝廷都没有考虑到蒙古人全然不习惯热带的酷热和多雨、稠密的丛林以及热带疾病。
地图36 忽必烈对东南亚的入侵
早在13世纪70年代（见地图36），在东南亚已爆发第一次战争。1273年，忽必烈向缅甸的蒲甘王朝派出三位使者，要求蒲甘王朝向中国进贡。自称为“3600万战士的最高统帅和每日300盘咖喱菜的巨食者”和拥有3000名嫔妃[119]自负的暴君那罗提诃波国王，处死了这三位胆敢向他提议对大汗恭顺的不幸使者。1277年忽必烈下令他最信任的回回侍从赛典赤·赡思丁的儿子纳速剌丁率军远征，为三位使者的被害报仇。在关键的战斗中，那罗提诃波具有使用大象的优势。纳速剌丁命令他的弓箭手瞄准毫无防护的大象。大象溃散，形势转为有利于蒙古人。[120]但是没有抓住那罗提诃波本人，在没有彻底平定蒲甘的情况下，纳速剌丁返回中国。
接着忽必烈转向占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越南南部），占城的国王阇耶辛诃跋摩（Jaya Indravarman）四世和蒙古人是敌对的。这位占城国王拒绝向元朝进贡并且斥责忽必烈的几位使者。忽必烈的反应是于1281年派遣广东一位主要官员唆都进行讨伐。唆都率领100艘战船和5000名士兵的军队在占城的海岸登陆，但是这位国王采用游击战阻止蒙古人的前进。接着忽必烈决定寻求安南（今越南北方）的合作，以反对安南的南方邻居。尽管已向忽必烈的朝廷派出使者，但是安南国王陈日烜不想让蒙古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土到达占城，他激烈抵抗由唆都和忽必烈的儿子脱欢率领的蒙古军队。游击战、炎热和疾病使入侵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越南边境思明（Ssu-ming）的决定性战斗中，蒙古人被击败，唆都战死。
1286年和1287年进行的由纳速剌丁和忽必烈的孙子也先帖木儿率领、后来脱欢亦加人的第二次远征，甚至到达河内，但是由于炎热和不利的环境被迫撤军，这使忽必烈大发雷霆。但是安南国王和占城国王认识到如果他们不答应对大汗形式上的承认，蒙古人会继续侵扰，因此他们开始进贡，从而蒙古人在13世纪80年代后期结束了对他们的远征。[121]1287年，忽必烈派他的孙子也先帖木儿再次讨伐蒲甘“傲慢”的国王。这次战争是成功的，国王那罗提诃波被推翻，而他的继任者向蒙古朝廷进贡。但是这次远征耗费巨大，并且很难说蒙古人的花费是有道理的。
更著名的和更惊人的对爪哇的战争，也难以证明是有道理的。1289年，忽必烈派出一位名叫孟琪的使者要求爪哇屈服。爪哇国王葛达那加剌害怕元朝夺去他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的控制，以在这位不幸的使节脸上刺字作为答复。忽必烈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发动对爪哇的军事远征的借口。看来他没有从对日本的海上远征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再次装备一支庞大的远航军队去惩罚对他的使者采取暴力的统治者。1292年远征军从泉州出发，第二年年初大部分军队在爪哇登陆。由于爪哇的反叛军队趁机对葛达那加剌的薄弱地区发起进攻并且杀死这位国王，最初远征军极为成功。葛达那加剌的女婿韦查耶王子向蒙古军队“降服”，并且保证帮助他们粉碎反叛。他这样做了，但接着又背叛蒙古远征军。他伏击一支庞大蒙古军队，迫使其他军队撤退并且返回中国。[122]忽必烈的又一次远征遭到失败，远征的巨大开支又在朝廷日益严重的财政问题上火上浇油。
吐蕃和东北的叛乱
在忽必烈理应直接管辖的地区爆发叛乱也许进一步加剧了他的逐步失控。这些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对忽必烈要求作为中国皇帝及帝国大汗是沉重的打击。忽必烈的最坚定可靠的吐蕃同盟者八思巴1280年去世，几年后在吐蕃发生第一次暴乱。1285年八思巴的萨斯迦教派的对手必里公教派反叛，1290年忽必烈必须派出一支惩罚性的军队去恢复萨斯迦教派的权威，也就是恢复蒙古人的权威。[123]第二次叛乱在东北爆发，由东北的蒙古指挥官乃颜领导，乃颜和忽必烈在中亚的敌人海都结盟。忽必烈肯定认为乃颜的威胁至关重要，因为他本人亲自率军征讨这位叛将。马可·波罗声称他的军队由46万人组成，这肯定是一个极其夸大的数字。[124]无论如何，忽必烈征募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尽管年老有病，他自己仍然坐在安置在四头大象背上的轿子里亲自前往战场。1287年秋天，双方相遇，在一整天战斗中双方势均力敌，但是傍晚，形势转而对聂思脱里教徒乃颜不利。忽必烈抓住他并且将他处死。
忽必烈的晚年
尽管取得这次胜利，总的来讲13世纪80年代忽必烈在对外事务中总遇到挫折。这些年还给他个人带来悲剧和不幸。他的爱妻察必于1281年去世，她长期以来一直给予他支持和忠告。察必的儿子、忽必烈自己指定的继承人真金于1285年去世。真金被精心地培养成中国的下一位皇帝和他的汗位的继承人。真金四十多岁的早逝必然沉重地打击忽必烈并且使宫廷沮丧。为了寻求安慰，他越来越多地转向酒和食物。过度饮酒，使他的健康成为问题。在他的余生中，过于肥胖和痛风折磨着他。汉文史料揭示他晚年特别沮丧和抑郁。在1293——1294年的冬季，他愈加衰弱。1294年2月18日，他在宫中去世。
忽必烈统治的成就是显著的。与其他蒙古大汗相同，他继续从事军事征伐。他最辉煌的胜利是征服中国的南宋，把一个人口超过5000万具有大量财富和资源的领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比起更早的许多次蒙古人的战争来，这场战争需要更缜密的计划和后勤，从而确保忽必烈作为蒙古人中一位伟大统帅的地位。而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希望使汉人相信他日益汉化的同时，本民族同胞仍对他信任。他设立了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在中原建设了一座首都，支持中原宗教和文化，并且为朝廷设计出合适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然而他并未抛弃蒙古传统，保持着大量的蒙古习俗，在政府和军队的关键位置上任用蒙古人，废止科举制度使他不致在政府职位上受制于汉人。尽管在统治的最后十年中面临着困难与失误，忽必烈留给他的继承者的是一个稳定和大体上繁荣的国家。
* * *
[1]E.A.沃利斯·布治译：《叙利亚编年史》，第1卷，第398页。
[2][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99——200页。
[3]关于脱罗术和其他畏兀儿人对蒙古人的影响，见[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第281——310页。
[4]关于这些汉人幕僚，见[853]萧启庆：《忽必烈时代“潜邸旧侣”考》；[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5][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年）》，第45页。
[6][653]《元史》，卷189，第4314页。
[7]关于这次远征及其意义，见[653]《元史》，卷4，第59——60页；[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第107页；[659]杨慎：《南诏野史》，第184——186页；[354]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310——314页。
[8]关于刘秉忠的作用，见[49]陈学霖：《忽必烈时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刘秉忠（1216——1274年）》。
[9]关于这座都城，见[177]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252]驹井和爱：《元上都与大都的平面比较》；[214]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之上都》。
[10][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185页。
[11][328]《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187页。
[12][653]《元史》，卷158，第3713页。
[13][497]约瑟夫·蒂洛：《蒙古时期的佛道之争》；[257]库伯：《元代佛道之争研究绪论》。
[14][58]沙晥：《蒙古时代的汉文碑文碑铭和文献》，《通报》第9卷，第381——384页。
[15][653]《元史》，卷4，第61页。
[16][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48页。
[17][117]傅海波：《贾似道（1213——1275年）：宋末权臣》，第227页。
[18][653]《元史》，卷4，第62——63页。
[19][285]波拿德·路易士：《埃及与叙利亚》，第212——213页。
[20]见[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年）》。
[21]诏书全文，见[653]《元史》，卷4，第64——65页。
[22]见[426]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第245页注12。
[23]关于忽必烈为取得继位合法性所做的努力，见[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第25——52页。
[24]关于李璮叛乱的研究成果，有[368]爱宕松男：《李璮之乱及其政治意义：蒙古统治下汉地封建制向州县制的转化》；[743]孙克宽：《元初李瑄事变的分析》。
[25][653]《元史》，卷114，第2871页；[66]柯立夫：《〈元史〉中的察必皇后传》。
[26]六部是：（1）吏部，选拔官员；（2）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钱钞；（3）礼部，掌礼乐、祭祀和燕享；（4）兵部，掌屯田、驿站、军需和训练军队；（5）刑部，掌刑狱和制定法律；（6）工部，掌修浚城池和工匠程式。
[27][201]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27页。
[28][110]戴维·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51页。
[29][155]谢和耐：《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年》，第84页。关于杭州，亦见[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
[30][293]罗荣邦：《海路贸易及其与宋水军的关系》，第81页。
[31][653]《元史》，卷4，第70页（译者注：李全义，应为李合义，见《元史》点校本卷4，注9）。
[32][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90页。
[33]此二人的汉文传记，见[653]《元史》，卷203，第4544——4545页。
[34][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第76页。
[35][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译者注：伯颜未参加征大理之战）。
[36][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译者注：伯颜未参加征大理之战）。
[37]关于蒲寿庚，见[258]桑原骘藏：《蒲寿庚考》；[297]前屿信次：《泉州的波斯人蒲寿庚》。
[38]关于文天祥，见[39]威廉·A.布朗：《文天祥：一个宋朝爱国者的传记研究》；关于其他拒绝为蒙古人服务的官员，见[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39]郑麟趾等编：《高丽史》，卷1，第570页；[653]《元史》，卷6，第122页；[181]威廉·E.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第154——160页；[171]韩百诗：《蒙古时代高丽史札记》，第179——183页。
[40][437]乔治·桑塞姆：《1334年前的日本史》，第440——444页；[507]卢萨库·楚诺答、L.C.古德里奇：《中国王朝史中的日本》，第74——76页；亦见[245]川添昭二：《日本和东亚》。
[41]对海都抱有敌意的汉文史书的评价，见[687]柯绍忞：《新元史》，第6850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第1595——1597页。
[42][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66页。
[43][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第143——160页。
[44][278]劳延瑄：《王恽〈中堂事记〉：译注与介绍》，第24页。
[45][184]何炳棣：《1368——1953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258页。见[275]兰德彰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前言中（第20页）对人口问题的短评。
[46]关于这些应急措施，见[653]《元史》，卷4，第70——71页；卷5，第83——86页；卷6，第113——114页。
[47][639]《大元仓库记》，第1——3页；[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189——190页。
[48][212]井崎隆兴：《元代社制政治的考察》，第6——10页；[750]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
[49]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47页。
[50][17]有高岩：《元代农民的生活》，第951——957页。
[51][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参见[891约翰·德弗郎西斯、孙任以都编译的《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中选择的译文，第234——246页。
[52][427]莫里斯·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第282——283页。
[53][653]《元史》，卷93，第2371——2372页。
[54][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48——249页。
[55][836]袁冀（国藩）：《元史研究论集》，第243页；关于驿站制度的深入研究，见[359]彼得·奥勃理赫特：《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驿传制度》。
[56][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46页。
[57][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35——237页。
[58][342]李约瑟：《中医文化》，第263页。
[59]关于这些学校，见[402]朱达·拉尔：《蒙古时期医学的发展：金元两代中医的复兴和发展》。
[60][247]E.S.肯尼迪：《撒勒术克和蒙古人统治下的伊朗精密科学》，第668——673页；[653]《元史》，卷7，第136页；卷164，第3845——3852页。
[61][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9页。
[62][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16——25页。
[63][211]井崎隆兴：《元代施行竹专卖及其意义》。
[64][638]《大元马政记》，第1——3页。[33]鲍登、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61——263页。
[65][638]《大元马政记》，第1——3页。[33]鲍登、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61——263页。
[66]两个14世纪的史料，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和萧洵的《故宫遗录》，对当时北京的建筑和规模有极有价值的描述。南希·S.斯坦哈特在她的博士论文[478]《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忽必烈的帝都大都》中，引用了这些史料。亦见她的论文[479]《忽必烈的都城规划》。中国的考古学家亦开始对大都遗址进行考察，他们近年的发现，见[702]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察与发掘》；[703]《记元大都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704]《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797]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
[67][411]保尔·拉契内夫斯基：《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
[68][653]见《元史》，卷77，第1923——1927页，特别是1924页。
[69][432]M.D.撒彻迪：《元代国号考》。
[70][653]《元史》，卷67，第1665——1666页；卷88，第2217页。
[71]这个名字有时在蒙古语中读作jingim。但严格说来，是一种误读。
[72][189]康斯坦茨·胡格译：《真金王子的西藏佛教经书》；[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7页。
[73][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74][56]陈荣捷：《朱熹和元代理学》，第209页。
[75][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年）》及[46]《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4——66页。
[76][427]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77]译自[230]冉云华：《大都的中国佛教：新形势和新问题》，第395页。
[78]关于八思巴的史料，见[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第152——165页；[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5——311页；[377]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79][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61页。
[80][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第250——251页；[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
[81]见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国艺术家》。
[82][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页。关于马可·波罗及其著作的文献很多。慕阿德、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最好的译本；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是有用的译本，亨利·考狄对这一译本作了补充，出版了《玉尔编译〈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和补遗》。对马可·波罗书的最好的研究是[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
[83]有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他叙述的一些事件来自于他与波斯、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者的交谈。见[162]约翰·W.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马可·波罗自己的叙述引来了这样的疑问。例如，他说曾参加蒙古人对宋重镇襄阳的围攻，但是围攻在他到达中国前两年的1273年已经结束。在他的叙述中，还有其他明显的夸张和漏洞。正如傅海波在《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页所说，这些疑问还远未解决。亦见[67]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中文史料和到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近来杨志玖在[752]《元史三论》中驳斥了这些疑问，论证了马可·波罗确在忽必烈时代到了中国，见第97——132页。
[84][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77页。
[85]这可能是马可·波罗的又一夸张说法。见[162]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26——27页。
[86][328]《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77页。
[87][325]慕阿德：《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131——132、225——228页；[653]《元史》，卷89，第2273页。
[88]E.A.沃利斯·布治在[41]《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中全文翻译了两位教士的叙利亚文行记。亦见[428]罗沙比：《来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骚马与从中国到西方的首次旅行》。
[89][396]罗依果：《论元代的语言问题》，第68页。
[90]关于这种新文字，见[384]尼古拉·鲍培翻译的《蒙古八思巴字文献》和[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
[91][653]《元史》，卷7，第142页；[109]戴维·法夸尔：《元代的官印和花押》；[472]斯坦因：《内亚大陆》，第1卷，第441——455页；[254]小山富士夫：《带有八思巴字的中国陶瓷》；[22]约翰·艾尔斯：《元代的典型瓷器》。
[92]关于这一时期戏剧的较深入的研究，是[80]詹姆斯·I.克伦普的《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戏剧》。
[93]吴广庆：《四个外来王朝下的中国印刷术》，《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3期，第459页；亦见[194]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8页。
[94][282]李雪曼、何惠鉴：《蒙古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第1页。
[95][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的中国画》，第17页。
[96][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第236页；[124]傅海波：《赵孟覜：一个中国政治家、学者和艺术家在蒙古统治下的生活经历》。
[97][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234]保罗·卡尔：《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瓷器》；[382]约翰·A.波普：《14世纪的青白瓷：伊斯坦布尔脱卡比·撒拉伊博物馆的一组中国瓷器》。
[98][213]石田干之助：《出身尼泊尔王族的元代工艺家阿尼哥》，第250——251页。
[99][321]牟复礼：《中国专制主义的成长：对魏特夫应用于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评论》，第17——18页。
[100][411]拉契内夫斯基：《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第426——428、434——442页。
[101][3281《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31页。
[102][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103][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第232页。
[104]见[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第79——88页，关于刺杀阿合马的叙述。
[105][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第72——74页。
[106][292]罗荣邦：《忽必烈时期（1260——1294年）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论》，第262——266页。
[107][653]《元史》，卷15，第319页。
[108][134]傅海波：《从〈元史〉卷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第90——100页；[376]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109]关于杨琏真加，见[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2——35页。
[110][844]陶希圣：《元代弥勒白莲教会的暴动》；[861]阎简弼：《南宋六陵遗事正名及诸攒宫发毁年代考》，第28——36页。
[111][93]戴密微：《南宋陵墓》。
[112][410]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第497页。
[113][653]《元史》，卷16，第344页。
[114][653]《元史》，卷10，第217——218页。
[115][38]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94页。
[116][62]陈观胜：《中国的佛教：历史的考察》，第425页。
[117][653]《元史》，卷11，第226、228页。
[118]在[661]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中，有关于这次远征日本的简述，颇有用处，见第25——31页。
[119][338]谢利·迈登斯、卡尔·迈登斯：《阳光城：难得访问的缅甸蒲甘城》，第79页。
[120][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89——290页。
[121][653]《元史》，卷14，第286、289、303页；卷15，第311、326——327、330页；卷16，第333页。
[122]关于蒙古人对爪哇的远征，见已经过时但还未能完全被取代的[160]W.P.格罗内瓦特：《1293年蒙古人对爪哇的征服》。
[123][545]特里尔·V.怀利：《吐蕃的第一个蒙古征服者再释》，第131——132页。
[124]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卷，第788——789页；[330]闵宣化：《蒙古诸王乃颜》。
吸引儒家学者的另一种方法是为传播他们的观点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例如，忽必烈鼓励把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诸如儒学经典《孝经》和《书经》，以及真德秀（1178——1235年）所著《大学衍义》等理学著作，也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得到翻译。[73]蒙古精英可以享用这些作品，忽必烈以此告知汉人他尊重儒家思想。他还招聘一些杰出的学者来教育汉人以及蒙古人和中亚人，此事给汉人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被招聘的杰出人物之一是许衡（1209——1281年），忽必烈在1267年任命他为国子祭酒。许衡被公认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因为在讲学中他专心务实而得到他的蒙古保护人的欢悦。他的成功在于“他不涉及纯理论、形而上学的内容或者更高深的内容”[74]。在他给忽必烈的建议中，他强调务实的观点，这是一种肯定会在蒙古宫廷中获得好感的态度。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这也使他得到儒士的称赞。儒学重视过去，强调利用历史经验指导行为，所以它为这种官方认可的编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据。1261年8月，儒家学者王鹗（1190——1273年）建议收集辽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统治者的历史记录。[75]他还建议朝廷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史和金史。忽必烈表面上没有汉人对编写历史的热情，然而批准建立国史院，这是另一个他希望获得儒士赞同的决定。
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国的统治者，他必然要求助于除儒家之外的宗教和信仰。他特别急于想要影响的宗教团体之一是伊斯兰教。早在唐朝伊斯兰教就传到中国，到了忽必烈时代尽管他们正在向西北和东南集中，还是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中亚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汉人是昄依伊斯兰教的教徒。忽必烈对回回人执行一种仁慈的政策，因为他们有助于他在中国的统治。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政府中，从而减少自己对汉人幕僚和官员的依赖。他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回回人十分感激，并以忠心为宫廷服务作为回报。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来自不花剌的赛典赤·赡思丁，在1260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北方一个地区的宣慰使并且以后提升为西南地区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76]
另一个团体是佛教徒众，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早在13世纪40年代他本人就接受过禅宗的僧侣海云的教导，但他很快发现中国禅宗太深奥、太超脱，不符合他的追求。例如，当一位禅宗大师告诉忽必烈“万物皆空惟灵仅存”时[77]，看来他对实际事物毫不关心。但藏传佛教为忽必烈的理想提供一种适用得多的工具。几十年来吐蕃僧侣在世俗的政治事务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比起禅宗僧侣，他们在实际事务中提供了更多的经验。
吐蕃僧侣八思巴喇嘛（1235——1280年）证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的盟友。八思巴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蒙古宫廷中度过的，通过长期和蒙古人的联系，他吸收了蒙古的许多价值观。他还是吐蕃佛教萨斯迦派主要领导人的侄子，1253年忽必烈对萨斯迦派作出崇信的表示，因此八思巴在他自己人民中赢得的如果不是崇拜也是尊敬。在汉地和吐蕃他都给予忽必烈宝贵的支持，因此蒙古君主对他特别友善。他家族的成员和蒙古皇室成员通婚。1260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担任新职位国师，在第二年初让他掌管所有的佛教事务。
1264年忽必烈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在敌对的佛教派别必里公派领导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权威受到挑战，但1267年忽必烈调兵帮助这位年轻的佛教教长恢复了权力。1268年忽必烈的军队打垮了持异议者后，他虽然恢复了八思巴的权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为吐蕃的宣慰使来帮助控制吐蕃。[78]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和他的佛教僧徒能够通过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法令作出回报。八思巴论述了寺院和国家的地位，并得出政教合一的结论[79]，因此这位吐蕃佛教徒的确在这项交易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八思巴把忽必烈等同于佛教的智慧佛文殊菩萨，并且按佛教传统歌颂他为宇宙之王。为提高他的派别和皇帝的联系，八思巴建议在宫廷仪式开始时采用佛教活动。每年阴历二月十五日组织消灭“恶魔”和保护国家的仪式，并且还在每年的阴历一月和六月安排音乐、典礼和游行。佛教僧侣参加这些庆典，从而使忽必烈在他的帝国里的佛教徒中享有更大的信誉。
反过来，忽必烈给予佛教徒特权和豁免。他在位时，佛教僧侣多年享有免税；朝廷为建设新的寺庙和修复佛道之争中损坏的寺庙提供资金；政府还为寺院拥有的工艺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隶。[80]政府的支持、赐赉和豁免使寺庙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这有助于确保佛教僧徒对忽必烈的政策的支持。
道教是忽必烈试图从中寻求支持和帮助的另一种宗教。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辩论中对佛教的支持使他不为道教所喜爱。然而他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以后他们为忽必烈和他的朝廷演习和道教祭礼有关的祭祀和典礼，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礼————祭泰山。他们愿意为忽必烈举行这些典礼是一种支持的信号，这种支持被传递给道教的普通信徒。在忽必烈统治的前二十年中道教徒相对地保持沉寂。
忽必烈与西方基督教徒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为大汗蒙哥服务过。[81]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
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82]这位威尼斯旅行者声称于1275年到达中国，他的著作是许多年中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惟一渠道。[83]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先于他到达中国。这两位商人于1252年离开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做了几年生意，并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达忽必烈的宫廷之前在俄罗斯和中亚旅行。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忽必烈“面带最仁慈的微笑”并且“以很高的礼节接见他们，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喜悦和欢乐”[84]。在彬彬有礼的交谈之后，忽必烈提出他的请求：他要求老波罗们劝说教皇当他们返回中国时派100位有知识的基督徒同来。他断言他们可以帮助他的子民皈依基督。不过他做出这个请求的主要动机是吸收有学问的人帮助他管理中国领土。由于这种对待宗教的折中主义，忽必烈不急于使他的百姓转变为基督徒。但是他需要使教皇和基督教统治集团相信，他希望有学问的欧洲人帮助用基督教指导他的人民。
当老波罗兄弟于1269年返回到基督教的世界时，他们面临失望。他们很快获悉，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他们尽快完成忽必烈的请求和尽快返回中国的计划受阻。正当他们决定在没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时，新的教皇被选出了，他们受到接见。但是，他们不能得到所请求的100位有学问的基督徒。总之，1271年他们向大汗的宫廷出发。在尼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陪伴下，他们最终于1275年到达中国。忽必烈肯定对他寻求的100位有学问的人没有伴随他们而来感到沮丧，但是他显然对马可·波罗的才智有了深刻的印象。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这位大汗派他到中国和东南亚的不同地方去充当这位皇帝的“耳目”，并带回他所到之处的见闻。[85]
同样，马可·波罗被忽必烈的才能打动。马可·波罗看到的是高居权位的大汗，并以谄媚的词语描写他。马可·波罗把忽必烈评价为“毫无疑问是全世界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君主”[86]。他较详细地描述宫廷宴会、新年庆典、忽必烈率领的狩猎和带鹰出猎，并且报告诸如纸币、煤及驿站系统等奇特事物，所有这些都会给欧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的欧洲人和蒙古人打成一片并且明显地钦佩蒙古人，这肯定让忽必烈十分满意。他认为善待这位年轻人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尤其如果他希望诱使更多的欧洲人到他的宫廷的话。
忽必烈通过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进一步吸引欧洲人。他的母亲通过笼络聂思脱里派设定了这条道路。忽必烈没有变为基督徒，但是他在宫廷里任用聂思脱里教徒。他不限制聂思脱里教的习俗，而且马可·波罗也曾提及他在甘州、肃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见的教堂。忽必烈还豁免教士的赋税和兵役。最后，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崇福司监督他国土内的聂思脱里教牧师。[87]他把两名聂思脱里教高级教士派往中东。这是他吸引基督徒的另一迹象。
在1275——1276年，列班·骚马和麻古思离开大都去访问耶路撒冷的圣地，如果没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们也许难以通过中国北部和中亚。列班·骚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会见并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欧洲人商谈结盟。他受到罗马教皇的接见，并且获准在巴黎与腓力四世、在波尔多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见面。这些会面并没有导致有学问的基督徒进入忽必烈的王朝，也没有造就和欧洲人的同盟。然而这显示了元朝朝廷对基督教的容忍，在政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员并且欢迎同更大的基督教世界接触。[88]
忽必烈与中国文化
作为中国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如果他想被视为汉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来像一个粗暴简单的“蛮人”。从最初的年代开始，蒙古的统治者都爱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这种传统对艺术尤其是对手工业进行支持。然而他又不能放弃蒙古式的服饰，以免被蒙古传统的维护者指责为偏爱汉人。此外，作为大汗，他负有在他的领土范围之内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责任。他不能仅仅和中原文化联系。为了使所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经常的警惕又要有间或的变通。
忽必烈对他领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需要有适当的文字来记录他的新政府的国库、军事和福利事务。然而蒙古人在收集和保留这些记录上经验不足。有实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蒙古人创造了一种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自己语言的文字。忽必烈最初依靠汉人书记官，他们通常用文言文书写。但是，忽必烈强迫他们用白话书写，因为“采纳文言文意味着文化上对汉人的屈从”[89]，而且还因为对于学习汉语的蒙古人来说白话更容易理解。大部分宫廷文件最初是用蒙古文书写的，其中有许多被费力地翻译成白话汉语。但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不能准确地记录蒙古语言的语音。另外，它难以准确地记录汉语，因而不能实现忽必烈推广官方文字的计划。
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选定的文字帮助统一他的疆域并且确保全面的统治。他希望超过那个时代他能得到的书面语言汉字和畏兀儿体蒙古文。作为一个居住着不同民族并且使用着多种语言的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希望有一种能记录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文字。总之，他渴望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种通用的文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实施一种不为人知的文字是不会马上被接受的。一种无论多么精确或者多么有效的人工设计的文字，将会遇到过分依恋传统文字的人们的坚决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决定创制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创制一种新文字的任务交给吐蕃人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创制了用藏文41个字母拼写的蒙古新字。由于文字的方形形状，八思巴文字有时称为“方形文字”，在对蒙古语语音的表达上它比畏兀儿语更准确。它还更准确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国中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语音。八思巴文字看来理想地适用于记录忽必烈帝国中的所有语言，适用于作为通用文字，并且有助于统一蒙古统治下经常对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蒙古字），最终称它为国家文字（国字）。他命令用国字书写宫廷文件并且建立加速传播新文字的学校。[90]
然而忽必烈的期待未能实现，因为这种文字不很容易被接纳。甚至他自己的官员都违反必须在宫廷文件中采用这种文字的规定。1269年建立的各个学校同样也不是像所希望那样有效。1272年一位官员的报告表明汉人官僚的孩子和亲戚都不学习这种文字。尽管他不断努力和反复劝告，八思巴字从未取代畏兀儿体蒙古文或汉字。保存下来的八思巴文字实物是很少的，只在一些印章、铜钱、纸币、瓷器上和一些剌令及佛经中发现这种文字[91]，而汉字和畏兀儿体蒙古文还保持着优势。元朝灭亡后这种文字也随之消失了。
八思巴字的失败不应该归咎于它在技术上功能不全。语言学家认为它在发音的准确性和灵活性上是一个奇迹。它显示朝廷对一种通用文字以及对一种反映那个时代的白话文的书面文字的关心，但它是官方设计的而且是从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忽必烈希望使用八思巴字鼓励白话文在写作中的普及。通过强调白话文，他表示他无须遵守士大夫管理政府的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需要使用文言文，并且注重历史知识对当代政治决策的作用。因此不应对在宫廷文件之外还使用白话文感到奇怪。白话文渗透到元朝文学中，而且自话文和通俗艺术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繁荣。
在忽必烈时代和以后几位继承者统治时期，中国戏剧尤其繁荣昌盛。宋末元初城市的发展为戏剧的兴起提供了适当环境，因为它既提供了观众又提供了演出所需的资金。如果没有城市文化以及政府和平民的资助，戏剧就不会繁荣。元代城市的确有不少成为伟大戏剧的温床。尽管精彩的表演和不少于500部的创作剧目已不复存在，但从那个时代至少保留下来160部戏剧。在许多城市中很快发展出具有几十座剧场的地区。在以前总是被视为社会贱民的男女演员发现自己处于更值得羡慕的地位，至少在蒙古人统治的早期是如此。因为小品————穿插着唱歌、舞蹈和杂技————是元代戏剧的流派特性，所以被称为“杂剧”，并使它更易理解，更吸引普通观众。大部分戏剧是由专业剧作家以及由于废除科举制度而排除在官职之外的汉人文士写的。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进了戏剧。他们很少进行干预，剧作者可以设计各种主题不用担心政府的审查。一种更积极的趋势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员曾命令在宫廷进行一些剧目的演出。他们看来还充当了一些剧作家的庇护人，他们对白话文的支持方便了剧作家的写作，因此对元剧的发展做出贡献。汉人剧作家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是负责的。然而，这种鼓励（至少不扼杀）元代戏剧的环境，都应归功于忽必烈和他的蒙古下属。忽必烈知道在汉人眼中一位好皇帝应该是国家文化的支持者，而戏剧作为一种正在中国发展的艺术形式应该得到支持。[92]
在小说的发展以及使大批读物在中国流传方面，忽必烈没起什么作用，但他的文化和文学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忽必烈强调白话文对于经常描写低层人物的小说家很有益处。采用白话允许小说家再造普通百姓的语言模式并表现更大范围的人物。
朝廷还促进书籍的更广泛传播，因此元朝的印刷术保持了宋朝所达到的高水准。[93]1269年忽必烈建立专门机构，印刷得到了官方资助，又在1286年向学校分配土地，以让学校利用土地的收入印刷书籍。印刷业的发展使得书籍更容易得到并且开始形成明清的文学特点。
绘画是另一种受到宫廷影响的文化形式。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伴发现绘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欣赏绘画时他们不必去克服难以应付的语言障碍。这位大汗个人的虚荣也使得他的蒙古同伴要对视觉表现有所反应。忽必烈有一张自己的正式肖像，他又委托画家刘贯道画出他在狩猎中的形象。他下令把南宋的皇家绘画收藏运送到大都，在大都几位汉人鉴定家对这些画进行分类。宋朝的绘画是他自己的收藏的基础，随着他庇护一些画家并且得到这些画家的一些作品，他的收藏不断增加。一些艺术史学家强调忽必烈和蒙古统治者在中国绘画上的负面影响或者缺少影响，但是最近的研究已对元朝作出某些肯定。[94]
确实有一些伟大的汉人画家拒绝受聘或者拒绝与蒙古人合作，但是同样多的画家在元朝初期得到支持和保护。有些拒绝为外族征服者供职的人变成隐士，而其他对被征服的宋朝保持忠诚的人则专注于个人事业以掩饰他们对蒙古人的厌恶。绘画是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职业，从而形成一个和宋朝皇家画院的官方画家相区别的称为业余画家的群体。
他们逐渐形成的文人画派颇具画家的感情色彩，这自然能使画家谨慎地表达他们对蒙古人的敌意。例如，郑思肖（1241——1318年）是以他的中国兰花画著称的，当“问他为什么在花根周围不画泥土时，他的回答是泥土被北人偷去了”[95]。龚开（1222——1307年）、钱选（约1235——1301年）以及其他的画家也把他们的艺术当作反抗社会的微妙手段。另一方面，宫廷任用一些伟大的汉人画家做官。它任命名画竹家李衔（1245——1320年）为吏部尚书；高克恭（1248——1310年）1302年在刑部得到一个位置；而书法家鲜于枢（1257——1302年）任职于御史台和太常寺。通过在政府中担任挂名职务，忽必烈还资助了许多其他画家。
忽必烈在画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赵孟覜（1254——1322年）。因为赵孟頫是宋朝宗室后裔，他对蒙古人态度的转变提高了忽必烈在汉人中的威望和合法性。对于那些批评他背弃宋朝而为“北人”服务的人，赵孟頫回答说：每个人根据他所处的时代在世上生活。[96]尽管许多蒙古人怀疑赵孟頫的忠诚，忽必烈任命这位画家为兵部郎中，赵孟頫以诚心诚意地完成工作对此做出回报。他建议改革驿站服务并且减少汉人的赋税。在艺术上，他发现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比以前的宋朝有更大的自由。他论证说，宋朝宫廷画院的建立使画家变得毫无价值，而元朝统治者不干扰画家的艺术创造并且让他们接触新的主题和新的旋律————例如，画马。
忽必烈和蒙古人对手工艺的影响甚至更大。当忽必烈取得中国政权时，他遵循他的蒙古先辈的政策，确保对手工业者提供良好的支持，使之能够生产他和他的人民珍视并需要的商品。他在工部下建立监视和控制中国手工业者的机构（诸色人匠总管府），并且向手工业者提供包括豁免大部分赋税在内的许多特权，但是对他们的时间或者他们的产品要有相应的征用。毫不奇怪，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技术和美学都取得了进步。因为认识到陶瓷的潜在利润，朝廷特别促进陶瓷生产。这样朝廷既可以得到它所需的瓷器，又能将剩余产品与东南亚及中亚进行贸易以得到可观的利润。德兴、安福、德化、龙泉和景德镇的窑场位于中国东南并且很容易从这个地区的大港口把瓷器运送到外国。元朝的工匠从蒙古人那里得到很大的灵活性并且不受宋朝审美准则的约束，可以进行创新，并且试验生产美丽的陶瓷产品。青花瓷源于蒙古人时代，白瓷和一些青瓷也源于这个时代。[97]
对中国建筑，忽必烈也有间接的影响。他的吐蕃帝师八思巴对吐蕃一座新建的黄金塔有着极深的印象并且得知该建筑是由尼波罗国（今尼泊尔）工匠阿尼哥（1244——1306年）设计的。1265年八思巴带着这位尼波罗国工匠回到内地并且把他介绍给忽必烈，忽必烈对这位年轻的外国人也颇有良好印象。忽必烈分配给阿尼哥几项工程。阿尼哥设计了一座佛庙（今白塔寺）、大都一个公园里的一座亭子、涿州的一座庙宇和上都的寺庙，作为对他的庇护人的回报。显然对阿尼哥感到满意，1273年忽必烈提升他为管理手工业者的诸色人匠总管，使他成为中国所有手工业匠人的主管。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同样为这位外国建筑家所陶醉，她为阿尼哥安排了与一位出身显贵的宋朝皇族后代女性的婚姻。[98]这样忽必烈和他的家庭认可了一位伟大的匠人并对他的努力表示了欢迎和奖掖。
忽必烈本人以及作为整体的蒙古人都没有直接为中国的艺术和手工业做出贡献。然而他们对艺术的保护是不容置疑的，并且这样的支持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同样，通过使艺人和手工业者得到较大自由和灵活性，从而激励了他们的创新和试验。他们本身是外族人，愿意为汉人艺术引入非汉人的风格和思想。例如，忽必烈对阿尼哥的支持导致在汉地建筑中出现西藏和尼泊尔风格。当然忽必烈对汉人和非汉人的一视同仁有助于他的一统天下的主张。
保存蒙古旧俗
忽必烈需要被承认为中国的君主，但他同时还必须表明自己是蒙古人的大汗以及蒙古统治下的非汉人疆域的统治者。过分强调汉人的特点会减损他作为辽阔蒙古疆域的统治者的形象。忽必烈不能让人觉得他认为汉族文明比他自己民族的文明更有吸引力，并且必须避免被中国文化所吞没。最终他制定了用来保护蒙古特性和内部统一的政策。总的来讲他不鼓励蒙古人和汉人之间的亲善关系。
忽必烈没有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汉人的政治倾向混为一谈。直到1315年即他去世20年后才重新恢复科举考试，一度使受过教育的汉人失掉一种过去最普遍最传统进入官僚阶层的途径。财政管理落入到非汉人手中。整个帝国安置了对官员进行暗中监视的御史，显示出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更注重控制。同样，军队的地位仿佛要比在传统的中国朝代中更为重要。一些学者认为蒙古人开创了一个在宫廷增加暴力和野蛮行为的时代，但是这种责备难以证明是有根据的。[99]看来不能说中国传统中的暴政少于蒙古传统。鞭笞和酷吏不是在蒙古人的时代中突然出现的。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保留蒙古人的仪式和习惯。他继续举行一些传统的蒙古庆典，并且按照蒙古风俗祭山、祭水和祭树，用萨满教士表演传统的仪式。每年8月，在他离开上都到大都度过秋天和冬天之前，他举行洒马乳的祭祀仪式，据说这样会保证一年的好运气。这项祭礼包括奉献一匹马和一些羊，向上天祈祷，呼唤成吉思汗的名字，然后挥洒专门喂养的牝马的乳汁。以这种方式，忽必烈向祖先表示敬意，祈求他们保佑即将来临的冬天。如果皇族中的一位成员得病，忽必烈命令把他或她移到帐幕里并且每天祭供两头羊，直到病人康复。在忽必烈参加战斗之前，他倾倒马奶酿成的奠酒，祈求上天帮助他打败敌人。[100]
忽必烈同样赞成世俗的蒙古习俗。不像汉人妇女，蒙古妇女没有缠足的习惯，忽必烈不把这条强迫汉人妇女遵守的限制强加给蒙古妇女。大部分蒙古人继续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并且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那一天举行精心安排的奢侈盛宴，无节制地豪吃狂饮，这使人想起游牧部落的庆典。在这些盛宴上，宾客大量饮酒。酗酒就是早期蒙古历史的一部分，并且的确是所有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被明显地在忽必烈的统治中继承下来。
大汗对打猎的迷恋可能是保留蒙古方式的最有力证明。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忽必烈带着驯化的狮子、豹和山猫打猎，它们追逐并且经常捕获野猪、野牛、熊和野驴。他还带着大约500只大雕（猎隼）捕捉天上其他的鸟类。打猎中，由驯鹰人、猎人和士兵组成的大批随从陪伴着忽必烈。[101]
忽必烈在制订一项坚持蒙古传统、接受汉人习惯和力求广泛性的文化政策上令人钦佩地获得成功。他希望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他所面对的不同人面前。对于蒙古人，他仿佛是民族传统的一位坚定捍卫者。他参加打猎，和蒙古妇女结婚，并且自觉保护她们的权力。对于汉人，他承担起艺术的保护人的角色，他资助汉人画家、制瓷工匠和其他手工业者，并且允许汉人剧作家和小说家自由创作。在其他的领域里，他对通用文字的支持和对在中国的外国工匠的鼓励和支持，产生了元代文化中的世界主义；作为一名疆域超出中国的统治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地为他增添了光辉。
在位后期的经济问题
1279年被证明是忽必烈统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他在事业中很少经历失败。他粉碎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所有的反对者。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以汉人模式为基础的但不以汉人思想和风格为支配地位的政府。两个都城上都和大都是良好规划、实用和美丽的。他精心制定的政策得到他疆域中大部分宗教领袖的赞同。他的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其他地区并且维护了蒙古人对高丽和漠北的控制。他鼓励创造性的艺术，他招募国内一些最有才华的工匠，为宫廷和贵族阶层及对外贸易生产精致的工艺品。他的最明显的失败是对日本的半途而废的入侵，但是他可以文过饰非，把这次失败归咎于摧毁他的军队的可怕的自然灾害————风暴。在他统治的前20年中，所有的其他事务似乎都在平稳地发展。
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在表象后面隐藏着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些儒家学者不顺从蒙古人的统治，随着南宋合并到元帝国，他们的不满更加明显。南方的学者没有经历过外族人的统治，相当多的人最终拒绝与蒙古人合作。忽必烈本人在1279年后开始迟钝。当时他年近七十岁，受到健康问题的折磨。痛风使他苦恼，令他难以行走。
忽必烈面对的最紧迫问题是财政问题。他的建筑工程、他对公共事务的支持以及他的军事远征需要的巨额消耗。为了得到必要的资金，忽必烈求助于回回理财大臣阿合马。在《元史》中把阿合马划归为“奸臣”中的一个，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都责骂他。[102]根据他自己的辩护，我们应该认识到阿合马知道对他的评价是根据为宫廷聚敛的税收额而定。他聚敛的金额越高，他的权力、威信和收入越大。他肯定专权纳贿，但是必须记住，他的指责者（那些书写中国历史的人）是对他的政策反感的官员。
从1262年后在中书省任平章政事到1282年死去，阿合马负责国家的财政管理。他首先把登记交税的户数从1261年的1418499户增加到1274年的1967898户。[103]然后他对商人征收更高的赋税，对新生产的产品实行国家垄断，并禁止私人生产某些商品。总之，阿合马的政策对于国库是有利的。然而中国史料指责他牟取暴利和任人唯亲。他们宣称他利用新的赋税和垄断使自己致富。另外，他们指责他任命回回人为高官显爵，并且试图把自己无经验的、并且可能是不称职的儿子们安插在官僚机构中有权势的位置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人的责备好像不那么严重。把志趣相投的助手和亲戚安插到政府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阿合马要克服反对意见和执行他的政策，他必须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他的确强加沉重的赋税并提高商品的价格，但是他在宫廷中的位置————更不必说到提升和奖励的可能性————取决于他满足蒙古人收入要求的能力。他是蒙古朝廷的一个兢兢业业的代理人，这个朝廷对于收入有着巨大和迫切的需求。
但是，阿合马的政策激起宫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汉人的反对。忽必烈的儒家幕僚对阿合马的权力愤恨不满，并且指责他牟取暴利，还指责他是谄媚小人，办事奸诈。13世纪70年代后期，皇太子真金显然加入了反对他的行列。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儿子和亲戚得到显赫位置。1282年4月10日，当忽必烈在他的陪都上都时，一个汉人阴谋小集团把阿合马从他的家中诱出并将他刺杀。[104]几天之内，忽必烈返回首都并且处死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不过他的汉人幕僚最终使他相信阿合马的奸诈和腐败。尽管他们用来反对阿合马的证据值得怀疑，但是忽必烈确信这位回回大臣有罪，因此将他的尸首掘出吊在一个集市上，然后忽必烈放出自己的狗群去咬阿合马的尸体。
然而除掉阿合马没有解决忽必烈的财政问题。由于他多次发动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远征，在阿合马死后税收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同时，在13世纪80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一些他最忠诚的汉人幕僚，包括许衡、姚枢和王鹦；他们都在这个阶段去世。他们的去世使得非汉人幕僚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忽必烈。忽必烈本人的体弱多病与这些麻烦混合在一起，他越来越多地放弃了统治者的责任，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中国史料指责另一位称为奸臣的卢世荣利用忽必烈的困难增大自己的权力。阿合马死后，卢世荣任中书省左丞（译者注：应为右丞），管理财政。和阿合马一样，他试图加大政府的税收来应付朝廷不断增长的费用。他试图以专卖、增加市舶税、发行更多的纸币（一种更容易地偿还政府债务的方法）以及擢用商人为课税官员等措施来增加政府的收入。[105]卢世荣的经济计划与他的前任理财官员阿合马一样引来敌意。汉人指责他牟取暴利、任人唯亲以及剥削他的汉人同胞，还指责他迫害、追捕甚至处死竞争者和对手。这些指责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史料中并没有说明卢世荣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和阿合马一样，卢世荣只是试图提高极度需要的税收，但是他的努力引起他的许多汉人同事的敌视。皇太子又一次成为反对卢世荣的领袖。1285年5月，卢世荣被捕并且在这年年底被处死。卢世荣的死可能除去了一个被汉人视为横征暴敛的人，但是不能缓和朝廷面对的财政问题。
除了财政问题之外，忽必烈还面临着南宋与其他疆域的经济统一的困难。如果忽必烈希望实现其他任何经济和政治目的，中国必须是真正统一的和中央集权的。忽必烈首先释放被他的军队俘虏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争取江南的汉人。接着他发布以恢复中国南方经济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蒙古人掠夺农田，并建立贮存剩余谷物的常平仓来保证遇到灾害时有足够的供应。朝廷一般不没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们的权利基础，只是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增加另一个等级————蒙古统治者。征收的农田税并不繁重，而且在灾年会被免除。盐、茶、酒和一些商品实行专卖，但是由专卖导致的价格不足是难以负担的。忽必烈推动南方繁荣的另一个基础是海上贸易。自身利益肯定是这些政策中的动机因素，因为南方的经济恢复最终将意味着更大的利润。
尽管他做出努力，南方一些汉人的敌意没有平息下来，损害着忽必烈的经济计划。有好几次反对蒙古统治的起义，1281年忽必烈的军队粉碎了其中的第一次，这是由陈桂龙率领的起义，如果中国历史学家正确的话，有2万名造反者被斩首。为了制服福建的另一场更严重的造反，朝廷调动了10万蒙古军队。在忽必烈统治结束之前，其他的起义持续不断。但是大部分抵制蒙古人的汉人不采取这种暴力手段。一些人认为“北人”对中国文明和思想不感兴趣，拒绝为蒙古人服务。另一些人找到专门的学术领域追求自己的知识趣味，干脆避免和蒙古人有所牵连。这种反抗使忽必烈和元朝丧失他们急需的专门人才，而连续不断的骚乱迫使他们在南方驻扎军队并造成很大的开销。总而言之，到忽必烈统治的后期，南方并没有完全统一，而且经济问题加上政治分裂在这个地区不断干扰着元廷。
由于在南方的努力没有全部成功，忽必烈着手实现满足北方核心疆域的需要。因为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证这个新城市中稳定的粮食供应，这迫使他从中国南方更富庶的地区运入粮食，因为大都附近的区域不能生长足够供给大都的粮食。最初忽必烈依靠两个在征宋战争中协助蒙古将军伯颜的海盗朱清和张瑄沿着中国的东海岸通过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1282年他们的第一次海运非常成功，超过90%的粮食到达北方，在沿岸的变化莫测的大海中仅损失六条船。大约有四年时间朱清和张瑄独揽运送极端需要的粮食的海运，因此他们变为“中国南方两位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106]但是，13世纪80年代中期，台风和恶劣的气候条件造成大量沉船，使朝廷认识到需要另辟一条替代的运送粮食的途径（见地图34）。
地图34 元代粮食转运系统
朝廷决定把大运河延伸到以使船运的粮食可以方便地到达大都。这项工程需要在山东省开凿135英里长的从济宁到临清的运河；商品可以从临清通过卫河上转运到离大都不远的直沽。这样，粮食可以从长江直接运送到忽必烈的都城。1289年2月完成了这项扩建，并将这条称为会通河的运河对船运开放。[107]延长这条运河所需费用极大，大约300万劳工参加建设（译者注：实为用工250万），为此政府花费了巨款。维护也是高成本的，这条运河所需的大量开销毫无疑问的是13世纪80年代后期烦扰蒙古朝廷的财政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桑哥理财和佞教
桑哥是试图解决忽必烈朝财政问题的三个“奸臣”中的最后一位。和阿合马一样，他不是汉人，但他的民族成分颇为模糊。历史学家曾认为他是畏兀儿人，然而近来的研究认为他是吐蕃人。他首先作为八思巴的弟子中的一位而崭露头角。忽必烈对桑哥的能力和足智多谋印象深刻，1275年以前的某一时间他提升这位年轻的佛教徒为主管吐蕃和佛教事务的总制院使。在这个位置上，尤其在粉碎吐蕃1280年的叛乱以及以后的驻守要塞、建立有效的驿站系统并在这个区域安抚不同佛教方面，桑哥非常成功。在1282年阿合马被谋杀和1285年卢世荣被处死之后，桑哥成为政府中最显赫的人物。以这种身份，他受到对他的前任相同的批评。他最终因腐败、窃取忽必烈及国家的财富和令人作呕的色欲而受到控告。一些13世纪80年代最显贵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画家和官员赵孟頫，反对他并且向忽必烈告发他的恶毒意图。[108]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忽必烈珍惜桑哥的才智并继续加以重用，而且在1287年12月提升他为右丞相。
桑哥的哪些政策受到汉族官员的敌视？一个是他积极支持在中国的外族人。他是畏兀儿学者和画家的保护人；他说服忽必烈停止政府支持的反穆斯林运动；他还在1289年赞助建立了回回国子学。他作为外族人的保护者不可能得到汉人的喜爱。桑哥的财政政策也招致敌视。他提高商税并且提高盐、茶和酒的价格。更引起非议的是他对纸币的改革，因为这受到潜在的破坏性通货膨胀威胁。1287年4月，桑哥用称为至元钞的新钞取代旧钞，这种新钞是用忽必烈的年号命名的。要按5比1的比率把旧钞换成至元钞。那些被迫把自己的不太值钱的旧钞按不甚满意的兑换率进行兑换的汉人因为他们的实际财富价值下降而愤慨。
由于他明显地支持一个名为杨琏真加的僧人，桑哥在汉人中的声望受到特别严重的损害。杨琏真加来自中国的西部并且可能是吐蕃人或者是唐兀人。几乎在南宋被推翻的同时，他被任命为中国南部佛教的总管（江南总摄，掌释教）。[109]这个职位实际是在桑哥的管辖之下，因为桑哥负责全中国的佛教事务。杨琏真加建造、恢复和整修了中国南方许多庙宇，但是他还把一些儒教和道教的庙宇改造成佛教的寺庙，这种改变在汉人中造成很大的仇恨。
更使汉人感到厌恶的是杨琏真加为了筹集建造和修缮寺庙所需费用而采取的方法。1285年，他掘开南宋皇陵并洗掠了已故皇帝和皇后的陪葬财宝。他挖劫了101座陵墓，掠走金1700两、银6800两、玉器111个、玉带9条、杂宝贝152个和大珠50两。[110]杨琏真加用这些宝物支付佛教寺庙的建造和修复费用，并且还把一些宫殿建筑改成佛教寺庙。使事态变得更糟的是他强使民力重建或改造寺庙并且将大地主的田地没收变为寺产。南方土地所有者对他们的土地受到专横掠夺而寺庙却免除赋税万分愤怒。这些土地所有者也开始指责杨琏真加牟取暴利、腐化及追求女色。
使杨琏真加受到指责的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是对南宋皇族遗骨的亵渎。据说一位皇帝的尸体被从坟墓中掘出，吊在一棵树上，然后加以焚烧，最后的侮辱是将尸骨与马骨、牛骨混在一起重新埋葬。[111]由于这种严重败坏道德的行为使杨琏真加受到谴责，但是官方的历史学家对他如此强烈地充满敌意，以至很难确定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有多大。为什么杨琏真加要采取违背和刺激汉人情感的行为，故意地和不必要地激起南方汉人的愤怒呢？这种无缘无故的行为很难讲得通，而且简直不可相信。杨琏真加确实的成就只能进行推断。他是一个虔诚佛教徒，试图提高他的宗教的利益，而且在他的年代佛教的确在南方繁荣发展。到1291年，在这个国家里有213148位和尚和42318座寺庙，至少部分地应归功于他的保护。[112]
杨琏真加滥用职权引起南方汉人的怨恨并终于导致对他的保护者桑哥的指责。按照汉人的观点，他们两个人是剥削者和暴虐者。因为他们的财政及个人不端行为遭到汉人官员攻击，并由攻击变成了行动。1291年3月16日，忽必烈解除了桑哥的职务并且把他监禁起来。8月，作出了处死他的决定。[113]三个奸臣中的最后一个现在也死了，但是这三个人的行为影响着忽必烈，因为是他作为统治者任用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大臣受到重用，而且他们当中的每一位一段时间内都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但是，在几年之内，他们都走向反面并都受到非议，被指责犯有严重罪行并且最终或者被处死或者被谋杀。无疑许多职务较低的官员感到疑惑，中国是否存在领导人物，忽必烈确实在统治国家吗？他了解国家的事务吗？他了解他的下属的行为吗？他开始执行有时和他以前力倡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政策。宗教上的宽容政策曾经是他各项政策的基石，并且对于蒙古人的成功起过重要作用，现在看起来已被放弃。中国的宗教问题更加突出了。
例如，忽必烈在13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开始颁布反对穆斯林的法规，似乎出人意料，因为在早些时候他在政府中任用了许多回回人，而且直到1282年以前阿合马居于最高的理财大臣的位置。但是忽必烈可能已意识到回回财政官员在中原引起敌对态度，他还可能担心回回人在政府中的权力增长。无论动机是什么，他在1280年1月发布命令，禁止回回人屠宰羊的方法而且对违法者处以死刑。[114]不久之后，他又禁止割礼。
忽必烈的镇压行动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对伊斯兰教的憎恨。他担心政府中存在一个权力过大的回回人集团，并且担心他们的勒索可能造成叛乱。他的反穆斯林政策一直持续到1287年。[115]到此时忽必烈明白如果他继续迫害回回人，外国的穆斯林商人将不会再来中国，因此他又变得宽厚起来并且撤销他的反回回人的命令。这种政策上的改变还由于他认识到在他的政府中回回人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他自己曾任命那位名叫赛典赤·赡思丁的回回人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赡思丁未向该地区的居民强加伊斯兰教，又对这个遥远地区的汉化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像赛典赤·赡思丁这样杰出的回回人的成就在抑制忽必烈的反回回人政策的决策上一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对佛教和道教的政策也造成对抗。由忽必烈主持的1258年的佛道辩论没有结束这场宗教之间的冲突，在忽必烈的帝国中敌意依旧。根据汉文史料，1280年一些道士故意放火焚烧大都长春观，并企图把责任归于和尚。朝廷指派几位官员进行调查并且揭露了道士的诡计。两个道士被处死，一个道士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另外六个道士被流放。[116]
这个事件给忽必烈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削弱道教的借口。1281年下半年，他命令烧掉除老子的《道德经》之外的所有道教书籍，而且毁掉刻版。同时，他禁止道士出售符咒并强迫一些道士昄依佛教。道教虽保存下来，但是道教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从根部被切断。取得巨大胜利的佛教徒贪婪地盯着他们宗教对手的失败，并且日益变得过分自信。13世纪80年代佛教得到越来越多的财产、土地和权威，史料中充斥像桑哥和杨琏真加之类的僧人滥用权力的记载。这些佛教徒开始脱离汉人，而作为外来人的蒙古人也由于他们对佛教尤其对来自吐蕃和中国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佛教徒的保护和支持而使威信大大降低。
灾难性的对外战争
忽必烈在中国国内的困难预示着在国外存在同样灾难。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特点都是缺乏控制。忽必烈曾经执行过的平衡式行政权威仿佛已不复存在。考虑不周的失策几乎成为惯例，不再是例外。无论作为中国皇帝还是作为汗中之汗，忽必烈都面临着无情的压力，不得不用扩大疆域的办法来证明他的品质、优点和敏锐。因此，他进行了几次考虑不周的莽撞的对外冒险。
对日本的第二次入侵
这种冒险中最突出的是对日本的又一次远征。在1274年的第一次远征失败以及日本幕府将军多次断然拒绝向中国派出进贡使团之后，忽必烈准备对日本发起另一次入侵。但是，七年后他才得以派出一支远征军，只有在平定南宋之后他才能够把注意力转向日本。
为这次出征忽必烈选择了多民族的统帅————位高丽人是水军将领，范文虎是汉军将领，忻都则是蒙古军将领。他为他的将领准备了一支强大的入侵力量：10万军队、1.5万名高丽水军和900艘船。[117]
元朝军事统帅计划对日本岛施行两路攻击（见地图35）。4万名士兵从中国北部出发，由高丽船运到壹岐岛，与从福建泉州出发的军队会合，然后联合向日本的其他地方发起进攻。然而，因为规模较大的南路军的延误，1281年春季北路军单独出发。6月，北路军占领壹岐岛，并且接着向九州岛进军。同时，南路军最后完成准备并向九州的集合地出发。依靠一支这样强大的军队和这种势头，胜利应该牢牢在握。[118]
地图35 忽必烈对日本的入侵
然而这次远征悲惨地失败了。蒙古统帅和汉人指挥官之间的紧张状态削弱了远征军。作为出征军主体的汉军与这场战争没有重大利害关系，所以在激烈的战斗中未能尽力发挥作用。此外，在九州登陆之后，他们没有采取防范敌人或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他们不得不宿营于开阔地，没有给他们提供既可防御又能向敌人发起突袭的城堡、要塞或城市。两支军队几乎战斗了两个月，但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胜负。接着一场自然灾害使蒙古人的希望破灭。1281年8月15日，一场台风袭击九州海岸，在这场风暴中蒙古军队几乎损失一半的力量。日本人坚持认为这场台风是苍天为保护他们的国家送来的，它是一场“神风”，是苍天保佑不让日本的敌人征服和占领日本国土。
这场失败对于蒙古人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这场失败打破了其战无不胜的神话，忽必烈的臣民现在认识到蒙古人是脆弱的。蒙古人力量的主要基础之一————他们给对手造成恐惧的心理优势————即使没有毁掉也大大动摇了。最大的损害是这场远征中的庞大开支，它马上造成一些税收问题，迫使忽必烈转向汉人憎恨和鄙视的阿合马及卢世荣等财政官员。忽必烈的努力再次暴露他在财政策略上缺乏控制，这在13世纪80年代尤为显著。
在南亚的战争
同样，忽必烈在南亚的战争大都未经过深思熟虑并且造成了毁灭性的挫折。这些远征是为满足蒙古人传统的扩张野心以及忽必烈的个人需要，他要通过新的征服对他的合法性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但是他和他的朝廷都没有考虑到蒙古人全然不习惯热带的酷热和多雨、稠密的丛林以及热带疾病。
地图36 忽必烈对东南亚的入侵
早在13世纪70年代（见地图36），在东南亚已爆发第一次战争。1273年，忽必烈向缅甸的蒲甘王朝派出三位使者，要求蒲甘王朝向中国进贡。自称为“3600万战士的最高统帅和每日300盘咖喱菜的巨食者”和拥有3000名嫔妃[119]自负的暴君那罗提诃波国王，处死了这三位胆敢向他提议对大汗恭顺的不幸使者。1277年忽必烈下令他最信任的回回侍从赛典赤·赡思丁的儿子纳速剌丁率军远征，为三位使者的被害报仇。在关键的战斗中，那罗提诃波具有使用大象的优势。纳速剌丁命令他的弓箭手瞄准毫无防护的大象。大象溃散，形势转为有利于蒙古人。[120]但是没有抓住那罗提诃波本人，在没有彻底平定蒲甘的情况下，纳速剌丁返回中国。
接着忽必烈转向占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越南南部），占城的国王阇耶辛诃跋摩（Jaya Indravarman）四世和蒙古人是敌对的。这位占城国王拒绝向元朝进贡并且斥责忽必烈的几位使者。忽必烈的反应是于1281年派遣广东一位主要官员唆都进行讨伐。唆都率领100艘战船和5000名士兵的军队在占城的海岸登陆，但是这位国王采用游击战阻止蒙古人的前进。接着忽必烈决定寻求安南（今越南北方）的合作，以反对安南的南方邻居。尽管已向忽必烈的朝廷派出使者，但是安南国王陈日烜不想让蒙古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土到达占城，他激烈抵抗由唆都和忽必烈的儿子脱欢率领的蒙古军队。游击战、炎热和疾病使入侵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越南边境思明（Ssu-ming）的决定性战斗中，蒙古人被击败，唆都战死。
1286年和1287年进行的由纳速剌丁和忽必烈的孙子也先帖木儿率领、后来脱欢亦加人的第二次远征，甚至到达河内，但是由于炎热和不利的环境被迫撤军，这使忽必烈大发雷霆。但是安南国王和占城国王认识到如果他们不答应对大汗形式上的承认，蒙古人会继续侵扰，因此他们开始进贡，从而蒙古人在13世纪80年代后期结束了对他们的远征。[121]1287年，忽必烈派他的孙子也先帖木儿再次讨伐蒲甘“傲慢”的国王。这次战争是成功的，国王那罗提诃波被推翻，而他的继任者向蒙古朝廷进贡。但是这次远征耗费巨大，并且很难说蒙古人的花费是有道理的。
更著名的和更惊人的对爪哇的战争，也难以证明是有道理的。1289年，忽必烈派出一位名叫孟琪的使者要求爪哇屈服。爪哇国王葛达那加剌害怕元朝夺去他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的控制，以在这位不幸的使节脸上刺字作为答复。忽必烈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发动对爪哇的军事远征的借口。看来他没有从对日本的海上远征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再次装备一支庞大的远航军队去惩罚对他的使者采取暴力的统治者。1292年远征军从泉州出发，第二年年初大部分军队在爪哇登陆。由于爪哇的反叛军队趁机对葛达那加剌的薄弱地区发起进攻并且杀死这位国王，最初远征军极为成功。葛达那加剌的女婿韦查耶王子向蒙古军队“降服”，并且保证帮助他们粉碎反叛。他这样做了，但接着又背叛蒙古远征军。他伏击一支庞大蒙古军队，迫使其他军队撤退并且返回中国。[122]忽必烈的又一次远征遭到失败，远征的巨大开支又在朝廷日益严重的财政问题上火上浇油。
吐蕃和东北的叛乱
在忽必烈理应直接管辖的地区爆发叛乱也许进一步加剧了他的逐步失控。这些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对忽必烈要求作为中国皇帝及帝国大汗是沉重的打击。忽必烈的最坚定可靠的吐蕃同盟者八思巴1280年去世，几年后在吐蕃发生第一次暴乱。1285年八思巴的萨斯迦教派的对手必里公教派反叛，1290年忽必烈必须派出一支惩罚性的军队去恢复萨斯迦教派的权威，也就是恢复蒙古人的权威。[123]第二次叛乱在东北爆发，由东北的蒙古指挥官乃颜领导，乃颜和忽必烈在中亚的敌人海都结盟。忽必烈肯定认为乃颜的威胁至关重要，因为他本人亲自率军征讨这位叛将。马可·波罗声称他的军队由46万人组成，这肯定是一个极其夸大的数字。[124]无论如何，忽必烈征募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尽管年老有病，他自己仍然坐在安置在四头大象背上的轿子里亲自前往战场。1287年秋天，双方相遇，在一整天战斗中双方势均力敌，但是傍晚，形势转而对聂思脱里教徒乃颜不利。忽必烈抓住他并且将他处死。
忽必烈的晚年
尽管取得这次胜利，总的来讲13世纪80年代忽必烈在对外事务中总遇到挫折。这些年还给他个人带来悲剧和不幸。他的爱妻察必于1281年去世，她长期以来一直给予他支持和忠告。察必的儿子、忽必烈自己指定的继承人真金于1285年去世。真金被精心地培养成中国的下一位皇帝和他的汗位的继承人。真金四十多岁的早逝必然沉重地打击忽必烈并且使宫廷沮丧。为了寻求安慰，他越来越多地转向酒和食物。过度饮酒，使他的健康成为问题。在他的余生中，过于肥胖和痛风折磨着他。汉文史料揭示他晚年特别沮丧和抑郁。在1293——1294年的冬季，他愈加衰弱。1294年2月18日，他在宫中去世。
忽必烈统治的成就是显著的。与其他蒙古大汗相同，他继续从事军事征伐。他最辉煌的胜利是征服中国的南宋，把一个人口超过5000万具有大量财富和资源的领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比起更早的许多次蒙古人的战争来，这场战争需要更缜密的计划和后勤，从而确保忽必烈作为蒙古人中一位伟大统帅的地位。而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希望使汉人相信他日益汉化的同时，本民族同胞仍对他信任。他设立了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在中原建设了一座首都，支持中原宗教和文化，并且为朝廷设计出合适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然而他并未抛弃蒙古传统，保持着大量的蒙古习俗，在政府和军队的关键位置上任用蒙古人，废止科举制度使他不致在政府职位上受制于汉人。尽管在统治的最后十年中面临着困难与失误，忽必烈留给他的继承者的是一个稳定和大体上繁荣的国家。
* * *
[1]E.A.沃利斯·布治译：《叙利亚编年史》，第1卷，第398页。
[2][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99——200页。
[3]关于脱罗术和其他畏兀儿人对蒙古人的影响，见[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第281——310页。
[4]关于这些汉人幕僚，见[853]萧启庆：《忽必烈时代“潜邸旧侣”考》；[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5][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年）》，第45页。
[6][653]《元史》，卷189，第4314页。
[7]关于这次远征及其意义，见[653]《元史》，卷4，第59——60页；[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第107页；[659]杨慎：《南诏野史》，第184——186页；[354]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310——314页。
[8]关于刘秉忠的作用，见[49]陈学霖：《忽必烈时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刘秉忠（1216——1274年）》。
[9]关于这座都城，见[177]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252]驹井和爱：《元上都与大都的平面比较》；[214]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之上都》。
[10][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185页。
[11][328]《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187页。
[12][653]《元史》，卷158，第3713页。
[13][497]约瑟夫·蒂洛：《蒙古时期的佛道之争》；[257]库伯：《元代佛道之争研究绪论》。
[14][58]沙晥：《蒙古时代的汉文碑文碑铭和文献》，《通报》第9卷，第381——384页。
[15][653]《元史》，卷4，第61页。
[16][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48页。
[17][117]傅海波：《贾似道（1213——1275年）：宋末权臣》，第227页。
[18][653]《元史》，卷4，第62——63页。
[19][285]波拿德·路易士：《埃及与叙利亚》，第212——213页。
[20]见[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年）》。
[21]诏书全文，见[653]《元史》，卷4，第64——65页。
[22]见[426]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第245页注12。
[23]关于忽必烈为取得继位合法性所做的努力，见[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第25——52页。
[24]关于李璮叛乱的研究成果，有[368]爱宕松男：《李璮之乱及其政治意义：蒙古统治下汉地封建制向州县制的转化》；[743]孙克宽：《元初李瑄事变的分析》。
[25][653]《元史》，卷114，第2871页；[66]柯立夫：《〈元史〉中的察必皇后传》。
[26]六部是：（1）吏部，选拔官员；（2）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钱钞；（3）礼部，掌礼乐、祭祀和燕享；（4）兵部，掌屯田、驿站、军需和训练军队；（5）刑部，掌刑狱和制定法律；（6）工部，掌修浚城池和工匠程式。
[27][201]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27页。
[28][110]戴维·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51页。
[29][155]谢和耐：《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年》，第84页。关于杭州，亦见[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
[30][293]罗荣邦：《海路贸易及其与宋水军的关系》，第81页。
[31][653]《元史》，卷4，第70页（译者注：李全义，应为李合义，见《元史》点校本卷4，注9）。
[32][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90页。
[33]此二人的汉文传记，见[653]《元史》，卷203，第4544——4545页。
[34][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第76页。
[35][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译者注：伯颜未参加征大理之战）。
[36][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译者注：伯颜未参加征大理之战）。
[37]关于蒲寿庚，见[258]桑原骘藏：《蒲寿庚考》；[297]前屿信次：《泉州的波斯人蒲寿庚》。
[38]关于文天祥，见[39]威廉·A.布朗：《文天祥：一个宋朝爱国者的传记研究》；关于其他拒绝为蒙古人服务的官员，见[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39]郑麟趾等编：《高丽史》，卷1，第570页；[653]《元史》，卷6，第122页；[181]威廉·E.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第154——160页；[171]韩百诗：《蒙古时代高丽史札记》，第179——183页。
[40][437]乔治·桑塞姆：《1334年前的日本史》，第440——444页；[507]卢萨库·楚诺答、L.C.古德里奇：《中国王朝史中的日本》，第74——76页；亦见[245]川添昭二：《日本和东亚》。
[41]对海都抱有敌意的汉文史书的评价，见[687]柯绍忞：《新元史》，第6850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第1595——1597页。
[42][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66页。
[43][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第143——160页。
[44][278]劳延瑄：《王恽〈中堂事记〉：译注与介绍》，第24页。
[45][184]何炳棣：《1368——1953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258页。见[275]兰德彰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前言中（第20页）对人口问题的短评。
[46]关于这些应急措施，见[653]《元史》，卷4，第70——71页；卷5，第83——86页；卷6，第113——114页。
[47][639]《大元仓库记》，第1——3页；[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189——190页。
[48][212]井崎隆兴：《元代社制政治的考察》，第6——10页；[750]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
[49]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47页。
[50][17]有高岩：《元代农民的生活》，第951——957页。
[51][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参见[891约翰·德弗郎西斯、孙任以都编译的《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中选择的译文，第234——246页。
[52][427]莫里斯·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第282——283页。
[53][653]《元史》，卷93，第2371——2372页。
[54][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48——249页。
[55][836]袁冀（国藩）：《元史研究论集》，第243页；关于驿站制度的深入研究，见[359]彼得·奥勃理赫特：《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驿传制度》。
[56][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46页。
[57][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35——237页。
[58][342]李约瑟：《中医文化》，第263页。
[59]关于这些学校，见[402]朱达·拉尔：《蒙古时期医学的发展：金元两代中医的复兴和发展》。
[60][247]E.S.肯尼迪：《撒勒术克和蒙古人统治下的伊朗精密科学》，第668——673页；[653]《元史》，卷7，第136页；卷164，第3845——3852页。
[61][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9页。
[62][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16——25页。
[63][211]井崎隆兴：《元代施行竹专卖及其意义》。
[64][638]《大元马政记》，第1——3页。[33]鲍登、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61——263页。
[65][638]《大元马政记》，第1——3页。[33]鲍登、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61——263页。
[66]两个14世纪的史料，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和萧洵的《故宫遗录》，对当时北京的建筑和规模有极有价值的描述。南希·S.斯坦哈特在她的博士论文[478]《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忽必烈的帝都大都》中，引用了这些史料。亦见她的论文[479]《忽必烈的都城规划》。中国的考古学家亦开始对大都遗址进行考察，他们近年的发现，见[702]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察与发掘》；[703]《记元大都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704]《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797]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
[67][411]保尔·拉契内夫斯基：《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
[68][653]见《元史》，卷77，第1923——1927页，特别是1924页。
[69][432]M.D.撒彻迪：《元代国号考》。
[70][653]《元史》，卷67，第1665——1666页；卷88，第2217页。
[71]这个名字有时在蒙古语中读作jingim。但严格说来，是一种误读。
[72][189]康斯坦茨·胡格译：《真金王子的西藏佛教经书》；[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7页。
[73][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74][56]陈荣捷：《朱熹和元代理学》，第209页。
[75][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年）》及[46]《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4——66页。
[76][427]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77]译自[230]冉云华：《大都的中国佛教：新形势和新问题》，第395页。
[78]关于八思巴的史料，见[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第152——165页；[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5——311页；[377]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79][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61页。
[80][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第250——251页；[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
[81]见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国艺术家》。
[82][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页。关于马可·波罗及其著作的文献很多。慕阿德、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最好的译本；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是有用的译本，亨利·考狄对这一译本作了补充，出版了《玉尔编译〈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和补遗》。对马可·波罗书的最好的研究是[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
[83]有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他叙述的一些事件来自于他与波斯、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者的交谈。见[162]约翰·W.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马可·波罗自己的叙述引来了这样的疑问。例如，他说曾参加蒙古人对宋重镇襄阳的围攻，但是围攻在他到达中国前两年的1273年已经结束。在他的叙述中，还有其他明显的夸张和漏洞。正如傅海波在《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页所说，这些疑问还远未解决。亦见[67]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中文史料和到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近来杨志玖在[752]《元史三论》中驳斥了这些疑问，论证了马可·波罗确在忽必烈时代到了中国，见第97——132页。
[84][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77页。
[85]这可能是马可·波罗的又一夸张说法。见[162]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26——27页。
[86][328]《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77页。
[87][325]慕阿德：《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131——132、225——228页；[653]《元史》，卷89，第2273页。
[88]E.A.沃利斯·布治在[41]《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中全文翻译了两位教士的叙利亚文行记。亦见[428]罗沙比：《来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骚马与从中国到西方的首次旅行》。
[89][396]罗依果：《论元代的语言问题》，第68页。
[90]关于这种新文字，见[384]尼古拉·鲍培翻译的《蒙古八思巴字文献》和[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
[91][653]《元史》，卷7，第142页；[109]戴维·法夸尔：《元代的官印和花押》；[472]斯坦因：《内亚大陆》，第1卷，第441——455页；[254]小山富士夫：《带有八思巴字的中国陶瓷》；[22]约翰·艾尔斯：《元代的典型瓷器》。
[92]关于这一时期戏剧的较深入的研究，是[80]詹姆斯·I.克伦普的《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戏剧》。
[93]吴广庆：《四个外来王朝下的中国印刷术》，《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3期，第459页；亦见[194]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8页。
[94][282]李雪曼、何惠鉴：《蒙古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第1页。
[95][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的中国画》，第17页。
[96][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第236页；[124]傅海波：《赵孟覜：一个中国政治家、学者和艺术家在蒙古统治下的生活经历》。
[97][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234]保罗·卡尔：《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瓷器》；[382]约翰·A.波普：《14世纪的青白瓷：伊斯坦布尔脱卡比·撒拉伊博物馆的一组中国瓷器》。
[98][213]石田干之助：《出身尼泊尔王族的元代工艺家阿尼哥》，第250——251页。
[99][321]牟复礼：《中国专制主义的成长：对魏特夫应用于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评论》，第17——18页。
[100][411]拉契内夫斯基：《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第426——428、434——442页。
[101][3281《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31页。
[102][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103][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第232页。
[104]见[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第79——88页，关于刺杀阿合马的叙述。
[105][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第72——74页。
[106][292]罗荣邦：《忽必烈时期（1260——1294年）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论》，第262——266页。
[107][653]《元史》，卷15，第319页。
[108][134]傅海波：《从〈元史〉卷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第90——100页；[376]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109]关于杨琏真加，见[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2——35页。
[110][844]陶希圣：《元代弥勒白莲教会的暴动》；[861]阎简弼：《南宋六陵遗事正名及诸攒宫发毁年代考》，第28——36页。
[111][93]戴密微：《南宋陵墓》。
[112][410]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第497页。
[113][653]《元史》，卷16，第344页。
[114][653]《元史》，卷10，第217——218页。
[115][38]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94页。
[116][62]陈观胜：《中国的佛教：历史的考察》，第425页。
[117][653]《元史》，卷11，第226、228页。
[118]在[661]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中，有关于这次远征日本的简述，颇有用处，见第25——31页。
[119][338]谢利·迈登斯、卡尔·迈登斯：《阳光城：难得访问的缅甸蒲甘城》，第79页。
[120][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89——290页。
[121][653]《元史》，卷14，第286、289、303页；卷15，第311、326——327、330页；卷16，第333页。
[122]关于蒙古人对爪哇的远征，见已经过时但还未能完全被取代的[160]W.P.格罗内瓦特：《1293年蒙古人对爪哇的征服》。
[123][545]特里尔·V.怀利：《吐蕃的第一个蒙古征服者再释》，第131——132页。
[124]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卷，第788——789页；[330]闵宣化：《蒙古诸王乃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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