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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视这一时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日本学者青山公亮著书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为增加税收建立的尚书省。[399]对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进行研究的，有宫崎市定[400]、杨树藩[401]、姚大力[402]和丁昆健。[403]萧启庆通过对1333年进士的研究，探讨了恢复科举考试对精英流动的影响。[404]关于法律的发展，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元法典》[405]中保留了许多资料，每个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应该参考。陈恒昭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406]，虽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时期的立法活动。
没有单独的著作专门研究元代中期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我们不得不依靠那些整体研究元代的专著。在这类专著中，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407]一书中对赋税、海运、纸钞和官府专卖做了极好的开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讨了元政府的收支问题。[408]傅海波在《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409]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货币制度，他认为元代从未过多发行纸钞，货币政策对元朝的衰亡没有直接影响。全汉异[410]、前田直典、岩村忍[411]和彭信威[412]从不同角度对傅海波论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颁给皇亲的“岁赐”，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枯竭，史卫民对此作了考证。[413]从长江下游到首都的粮食海运，对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和政治稳固极其重要，昊辑华研究了这一问题。[414]
对元中期文化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对元代诸帝的中国文学程度的考释[415]，发表于1943——1945年，仍是这一课题的最有深度的力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416]与吉川幸次郎的论著类似但是独立写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多数君主有很高的中国文学修养。关于图帖睦尔汗的书画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对图帖睦尔专为收藏书画建立的机构奎章阁的研究中作了探讨。[417]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欢贴睦尔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方面，有沃尔特·富克斯[418]、傅海波[419]和罗依果[420]的研究。
有人认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对汉人文化一无所知，为消除这一误解，萧启庆撰写了两篇论文，考释了102个蒙古人，其中大多数是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官员，他们都很熟悉汉人的文化。[421]色目精英的汉文化程度在陈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证；该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现在已有英文译本。[422]
但是还没有可靠的论著解释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这样我们对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倾向的描述只来自一个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蒙古人的逐步汉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7.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有关顺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时修的正史《元史》。但是，《元史》实际上是分两段编修的，指出这点很重要。第一段编修了该书的大部分，从蒙古初起至宁宗朝（1332年），1369年完成。1333——1368年的顺帝朝放在第二段，需要完全不同的设计。因为元廷没有留下顺帝朝的实录，元代政书（1332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又没有续修下来，明政府不得不派人专门收集有关资料。据说派了12个使者到全国各地去收集资料并把它们送往设在南京的史馆。在宋濂的文集里有一段详细记录，叙述这些使者中最重要的一人如何收集史料，此人是被派往元故都的：
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史臣无所于考，阙略不备。于是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濂等发凡举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偏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东亦号重镇，一代典章文献当有存者，特择有职于官者行示，不敢轻也。章贡吕仲善者时司膳成均，乃被是选。
是月癸卯（1369年8月13日）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9月6日）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书，则令译而成文。其不系公牍，若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民俗歌谣以至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访。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滦、燕南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爱自丁丑（9月16日）开局于故国子监，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11月30日）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择高丽翠纸为之衣，舁至行中书，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
乙未（12月4日）赴山东，河水方冻，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驾牛车遵陆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间。己未（12月27日）至济南，其咨询大略如北平时。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书又四十帙。所拓碑文，北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在数中，仍印识如前。三月壬寅（4月9日），辇 还 京师（南京）。
已而诸使者咸集，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1370年7月23日）复诣阙上进。[423]
除了认真收集资料外，《元史》有关元后期的部分颇多缺点且随意性很强。整个设计如此急速地完成，主要是因为顺帝和他的继承者爱猷识理达腊还在漠南活动，并且没有放弃中国正统统治者的称号。《元史》的刊行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向中国内外的人昭示元代已经结束。
《元史》后一部分作为史料使用的几部非官方著述，单独保存了下来。有些已经翻译并加了注释，著名的有杨瑀的《山居新话》，傅海波译[424]；《庚申外史》，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425]；埃里希·海涅什的《两个王朝的灭亡》[426]后半部分翻译了顺帝1368——1370年北逃时的日记。其他的资料，读者可在傅海波的《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中查到，此文收录在W. G.宾斯利和E. G.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中。[427]
在同时代人的文集中，有丰富的关于元代后期的各种记载，已经被利用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汉人，也有其他族人。文集版本和所在图书馆的细目，在日本有山根幸夫和小川尚的书目[428]，在中国大陆有周清澍的书目。[429]
西方对元后期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中国，对元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年，吴晗于此年发表了《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的长文。[430]最活跃的新出版中心之一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该组出版的期刊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431]从1982年开始，元史研究会亦出版了元史研究的系列论集，名为《元史论丛》。[432]因为元后期的研究与阿尔泰和蒙古研究、明史研究以及元史本身的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新著作的产生有很大难度。两个有价值的通讯有时登载有关元后期的论著，一是《宋元研究通讯》，即从前的《宋史研究通讯》；另外是《明史研究》。
8.元代政府与社会
有关元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资料收录在基本史书《元史》（编于1369——1370年）、《元典章》（编于1320——1322年）和《通制条格》（编于1321年）。[433]由于元代各皇帝的实录没有保存下来，当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样直接使用元代的第一手资料。[434]一方面，《元史》保留了许多原始资料，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它又压缩或摘录史料，而这些史料在《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更为完整。从这一点说，《元史》本身只能被看作第二手资料，因为它的编修者与他们所叙述的事件有三代或四代人的距离。
《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难以读懂的口语形式公文，妨碍学者更充分地利用这些文献。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这种公文中的特殊语言称为“蒙古语序的汉译”[435]。因为元朝官府使用双语，不像契丹人的辽朝和女真人的金朝只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一定会有许多蒙古公文的译文保留下来。《元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别称为“令旨”的国家法令，是从蒙古文翻译成白话的汉文。[436]阅读和翻译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语知识，因为这些令旨渗入了蒙古语的句法。
日本和前苏联学者在翻译《元典章》和《通制条格》方面有很大贡献。（前）苏联语言学家I. T.佐格拉夫的《蒙汉文献翻译》（莫斯科，1984年版）是最近的成果之一。佐格拉夫在书中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出版的元史专家蔡美彪编录的元代白话碑铭。[437] 日本学者岩村忍和田中谦二出版了两卷本的《元典章·刑部》（卷39——57）译注，在他们的著作的第一卷附有两篇有用的文章，一篇是田中谦二的，一篇是吉川幸次郎的，叙述了《元典章》中公文的语言形式。[438]
元代政府和法律文书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丰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资料。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4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102——105）译注，亦包括了许多《元典章》中有关资料的翻译。拉契内夫斯基著作的第3卷是索引，对查找元代制度的专用术语很有用处。[439]陈恒昭复原并翻译了元1291年的法典《至元新格》。[440]
元代的一些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元史》中没有专门的叙述。“达鲁花赤”官在《元史》的《百官志》中就没有得到特别的注意；“斡脱”制度（穆斯林商人协助蒙古贵族经商）在《食货志》中亦没有专门的叙述。这类蒙古和内亚的特殊制度似乎超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通常记述之外，这样今天的历史学家就必须广泛使用各种元代史料并将有关这些制度的零散叙述集中起来。作为其他史料的一种，元人文集提供了有关蒙古政治制度和财政政策的重要和详细的资料。170种元代和明初的文集的篇目索引，于197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441]10部元代的地方志于1980年在台湾重印，可以用它们来了解政府机构如何在特殊地区发挥作用。[442]
最后，用英文发表研究元代城市、军事、法律和财政制度成果最多的是柯立夫教授培养的两代学生。其中有后来正式出版的由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如H. F.舒尔曼的《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1956年）；萧启庆的《元代的军事制度》（1978年）；陈恒昭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1979年）；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1989年）。还有两篇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出版，伊森拜克·图干的《〈元史〉岁赐门》，2卷（哈佛大学1973年博士学位论文）和刘元珠的《元史·选举志一》（哈佛大学1979年博士学位论文）。
柯立夫教授自己的60余篇论文，涉及广泛的课题。从纯粹的语言学到元代文学、文化及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柯立夫1934——1985年发表的论著目录，刊登在他的纪念文集中。[443]
9.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444]
元代社会史涉及的许多问题和史料以及现代研究成果，已见于本书其他章作者的介绍。此处只介绍有关元代社会史的特殊问题及其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西方史学家的接触将中世纪欧洲和西亚的史料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兴起了研究蒙古欧亚大帝国的新潮。以前在中国对此很少注意，但是在民族主义增强的时代气氛下，中国人将蒙古征服视为对中国历史有利的现象，并开始拓宽眼界，将草原社会视为现代中国的组成部分。同时，同样的民族主义因素亦导致了他们仇恨作为外国征服者的蒙古人，有时出于时代的谬误将13——14世纪协助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汉人斥为汉奸。简而言之，以前对该时期的文化中心论开始被现代的民族主义观点所取代，导致了对这一时代完全不同的评价，尤其是对它的社会史。元代社会史的现代研究因此充满压力和矛盾。在复杂的局面下，很多中国的元史研究不仅陷入完全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说教，还必须在中国社会史与游牧草原社会两种不同的说法中进行调和，亦要结合因考古发现和发掘传统史料而产生的大量新学术资料。社会历史学家因此不得不经常评估和尽最大可能使用大量有意义的旧资料和新资料。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俄国和日本最重视对蒙古的研究，二者都对蒙古及其相邻地区有扩张兴趣。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法国和德国以及更新的英国和美国的蒙古研究，主要注重于语言学方面。他们亦将汉学的研究题目集中在用汉文资料来研究蒙古文献上。典型的例子是在本书的“元史的传统史料介绍”中附上了有关《蒙古秘史》的讨论。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与元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还是主要依靠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尽管我们的学术领域在尽力加宽，开拓性的蒙古学家和汉学家的基本技巧还是必须掌握的。下面是一个基本的介绍。
蒙古研究当然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许多著名的蒙古学家并不是中国学者，但是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蒙古史与中国史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将蒙古研究与中国研究相结合的学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傅礼初在他的文章《全史：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445]中反复强调应该有一部包括全亚洲的“全史”。如果不是他的突然早逝，傅礼初将在《剑桥中国史》本卷和其他卷的章节中应用这一观点。编撰一部中国、蒙古和其他东亚与内亚人的很接近全史的理想，本卷各章的作者完全接受。但是，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
这种困难的典型例子就在元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前）苏联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1931年逝世）研究游牧封建主义的著作在他去世后的1934年出版。[446]该书由米歇尔·卡肖翻译成法文，书名为《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447]；此书还由政府主持翻译成日文（1941年）并从日文翻译成了中文。[448]《蒙古社会制度史》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成吉思汗的一生》[449]不断地被学者引用，在本章中亦多次提到。在估价蒙古人对在他们统治下的其他社会的社会管理观念的影响时，确实应该先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符拉基米尔佐夫试图用他的游牧封建主义的理论来解释蒙古历史，并用同样的理论来阐述俄罗斯和西方历史，并不是没有招致批评，见劳伦斯·克拉德的书评《中世纪的封建和鞑靼政体》。[450]虽然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诱导中国、蒙古和其他国家的学者试图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并带着这样的理解来分析元代的社会条件，但是这种努力还没有达到雄辩和有用的高水平。社会史研究领域正在向“全史”发展，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则芬的《元史新讲》是当代最大部头的中文元史专著，该书对元代社会确实有一段很长的叙述。[451]这部大部头著作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这些问题是从清代到当前的学术研究积累下来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从本国传统来说，它确实已达到顶点，从很多方面讲是一部最有用的著作。不过，就社会史而言，即使是这样一部部头很大的著作，也还是肤浅的。
中国的元代社会史研究还没有更多地注意政治史、制度史、文学史、艺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注意力集中在元代社会结构上，主要是单纯的阶级分析，特别是注重元末民众起义的研究。尽管常常是教条的，热情发掘资料和巧妙地利用新考古资料，还是贡献了有意义的新资料。这方面的重要例子有《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52]第一部分，1237——1350年的资料，杨讷、陈高华编；第二部分分为两卷，是1351——1368年朱元璋之外的起义军资料，杨讷、陈高华、朱国炤、刘炎编；第三部分一卷，是1328——1367年朱元璋起义和建立明朝的资料，杨讷、陈高华编。这部书将极有利于全面研究元代的民众起义，特别是元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的民众起义的研究。
韩儒林（1986年去世）是元史研究的带头人，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作为伯希和的学生，完全熟悉西方包括（前）苏联的研究。他对中国当代元史学界的影响可从两卷本的《元朝史》[453]看出来，该书由在他管理下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一组助手写作，他是研究室的创建者并是多年的负责人。这部书是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最好的断代史之一。但是，它的社会史部分比较零散和薄弱。韩儒林的文集《穹庐集》于1982年出版。[454]
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1984年出版的《元史论集》中，有重要的介绍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的元史研究成果的文章，其中包括一些与社会史有关的重要研究。该书还有一个经过选择的从1949年至1980年发表的论著的分类索引。[455]
在台湾，由于亦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主要在德国）学习的姚从吾教授的推动，一代元史研究专家已经成长起来。有些人前往国外接受蒙古研究的训练，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学还不能广泛提供这种训练。姚教授最主要的论著，发表在《东北史论丛》[456]和《姚从吾先生全集》[457]中，他集中研究的是草原民族的汉化问题。不管是从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角度评判，还是出自民族主义的需求，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征服王朝研究中都很受重视。对这种问题研究的最好的证明是20世纪20年代陈垣发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35年的修订版后来在陈垣的论文集中重印。[458]钱星海（译音）和L. C.古德里奇于1966年出版了陈垣著作的英文译注本，书名为《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的汉化》。[459]
在台湾和国外的大多数姚从吾的学生集中研究政治和制度。虽然年长但与姚从吾同属一代并受到姚从吾极大影响的学者是孙克宽，他是近几十年来的元史研究者中最多产的一位。兰德彰在他编辑的论集《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中，对孙克宽的论著作了介绍和评价。[460]札奇斯钦亦受姚从吾的影响，他的许多有关元史的研究结合了蒙古学和汉学的技巧。他们在著作中显示的“全史”理想，已传递给本书。这些学者结合蒙古学和汉学的研究方法，代表了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和有益的方向。
元代社会史各领域的研究几乎都没有什么发展，但是还是能够列举几项特别有用的研究成果。
慕尼黑大学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傅海波，在埃里希·海涅什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他对汉文“笔记”的史料价值作了极高评价。傅海波论著涉猎的时间跨度很大，选题也很宽，详见他的65岁祝寿论集《汉——蒙古研究》。[461]傅海波是第一个也是仅有的将元代“笔记”完整翻译并加以注释的学者，见他的《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462]他还对家谱作了介绍，最重要的是指出了它对社会史的作用，见他的《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载威廉·G.宾斯利和E. G.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463]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的当代研究始于先行的日本元史学家箭内亘（1875——1926年），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名为《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464]，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清泉翻译。我没有得到1916年首次出版的日文原版的复印件。箭内亘的大量优秀元史和蒙古制度史研究论著在30年代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箭内亘关于社会阶级的著作，显然蒙思明在写作他的精深之作《元代社会阶级制度》[465]时还不知道。蒙思明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可以被视为近半个世纪来最重要的元代社会史佳作，直到70年代才有几部有意义的著作出版。30年代的重要成果还有鞠清远的对元代匠户的开创性研究，因英文节译登载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上而知名。[466]
在最近出版的有意义的著作中，有萧启庆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萧启庆是姚从吾、札奇斯钦和柯立夫的学生，他的论文集《元代史新探》1983年出版。[467]他的学生黄清连研究元代户计制度的论文《元代户计制度研究》1977年出版。[468]有关元代社会史的较小的研究也大量出现。综合该领域新成果的时代已经到来。1985年出版的李干的《元代社会经济史稿》[469]，尽管是初步的，还是向综合成果走了一步。
陈学霖的主要贡献是金、元、明时期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的研究（他还写作了许多其他题目的元史论著）。他在《中国明、清的白莲教教义和民众起义》[470]的论文中着重指出民间宗教是引发元末民众起义并导致新王朝的建立的一个因素。这个题目引起了中国大陆最著名的元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注意，最积极研究这个题目的是该室的学者邱树森。研究室出版了两种极有意思的刊物：《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和《元史论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个著名的元史研究中心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大学。元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陈高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他主要研究社会和制度问题；还有周良霄，主要研究政治史和前元时期的蒙古史。
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研究元代地方政府[471]和前元及元代的“斡脱”商人，托马斯·T.爱尔森亦对此有研究[472]，这些研究都与元代社会史有重要的关系。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汗的新传记（1988年出版），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元代最伟大的统治者的了解，在他统治时期，实现了社会立法。罗沙比的著作和他的论文《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473]叙述了元代宫廷和皇帝家族的社会史，揭示了那一时代蒙古人和汉人精英社会方式的极大不同。
* * *
[1][645]《辽史》（北京，1974年版），卷47，第776页。
[2][645]《辽史》，卷23，第278页。
[3]契丹人耶律鲁不古在太宗朝已有“监修国史”的名号，但是史馆是否设立得如此早.颇值得怀疑，见[645]《辽史》，卷47，第781页。
[4][645]《辽史》，卷13，第141页；卷79，第1272页。
[5][645]《辽史》，卷24，第290页。
[6][645]《辽史》，卷27，第320页；卷98，第1416页。
[7][645]《辽史》，卷4，第49页。
[8][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9][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10]1006年后，宋朝政府禁止在边境互市中出卖儒家经典著作及各种注本之外的各种图书，违犯禁令的人要受到处罚，贩卖的书籍没收入官。见[644]《宋史》（北京.1977年版），卷186，第4562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1979年版），卷64，第1425页。辽亦有禁止图书出口于宋的同样禁令，违犯禁令者要被处死。见[577]沈括：《梦溪笔谈》（北京，1956年版），卷15，第160页。亦见[541]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费城，1949年版），第502页，注释41。
[11][645]《辽史》，卷104，第1455——1456页。
[12][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卷4，第84页；卷89，第1988页；卷125，第2720页。
[13][646]《金史》，卷12，第282页；卷125，第2727页。
[14][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15]在《辽史·礼志》的总述中，明确提到了这些著作，见[645]《辽史》，卷49，第834页。
[16]该书前序记成书时间为1180年，但是这个年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作者是1247年的进士。前序中的年号，可能被抄错（译者注：即将淳祐七年误写为淳熙七年）。详见[706]《契丹国志通检》（北京，1949年版；台北，1968年再版）前言及[5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契丹国志》集注本，第259页。
[17]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的影印本，加上俄文翻译、介绍、评价和索引，构成了[493] V. S.塔斯钦的俄译本（莫斯科，1979年版）。
[18]厉鹦的《辽史拾遗》，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台北，1973年版），卷3，第9种。
[19]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3，第10种。
[20]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3卷（北京，1980年版）。
[21]赵铁寒编《辽史校勘记》，收入《宋辽金元四史资料丛刊》（台北，1971年版）。
[22][756]杨家骆：《辽史汇编》，10卷（台北，1973年版）。
[23][757]杨家骆：《辽史汇编补》（台北，1974年版）。
[24][784]陈述：《全辽文》（北京，1982年版）。
[25][863]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1985年版）。
[26][152]贾柏连：《满洲边缘的辽史》（圣彼得堡，1877年版）。
[27][193] H. H.霍渥斯：《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
[28][370] E. H.帕克：《鞑靼千年史》（伦敦和上海，1895年版）。
[29][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30][473]史泰安：《辽史》。
[31][541]见魏特夫、冯家异书。
[32][837]聂崇岐：《宋辽交聘考》。
[33][871]傅乐焕：《辽史丛考》，2卷，第283——387页。
[34][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伯克力和洛杉矶，1983年版）。
[35][535]王赓武：《小国的辩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487]陶晋生：《蛮人或北人：北宋人心目中的契丹人》；[419]米歇尔·罗杰斯：《朝鲜中世纪民族的觉醒：辽、金对高丽的影响》，均载于[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
[36][444] C.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1005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威斯巴登，1959年版）。
[37][500]克劳斯·蒂兹：《1074——1076年的辽宋边界冲突》。
[38][498]蒂勒·达格玛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威斯巴登，1971年版）。
[39]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1984年版）。
[40][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塔克森，1988年版）。
[41][353]珍妮特·诺维：《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与契丹的交往》，印第安纳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42][14]梅尔文·斯里克兰·安：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43][871]傅乐焕：《辽史丛考》（北京，1984年版）。
[44][78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上海，1963年版，1978年再版）。
[45][78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1986年版）。
[46][783]陈述：《辽代史话》（郑州，1981年版）。
[47][796]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1979年版）。根据作者的前言，此书实际完成于1963年前后。
[48][872]舒焚：《辽史稿》（武汉，1984年版）。
[49][832]姚从吾：《辽金元史讲义（甲）：辽朝史》，重版载《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2年版），2卷。
[50][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年版），2卷。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
[51][482]泷川政次郎、岛田正郎：《辽律之研究》（东京，1943年版）。
[52][457]岛田正郎：《辽代社会史研究》（京都，1952年版）。
[53][458]岛田正郎：《辽制的研究》（东京，1954年版，1973年再版）。
[54][454]岛田正郎：《辽代社会与文化》（东京，1956年版）。
[55][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东京，1978年版）。
[56][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东京，1979年版）。
[57][119]傅海波：《从辽朝（907——1125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
[58][145]傅海波：《辽史中的“刑法志”》。
[59][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
[60][187]詹尼弗·霍姆格伦：《耶律、遥辇与大贺：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袭特权观念》。
[61][350]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京都，1953年版）。
[62][329] 闵宣化：《巴林蒙古左旗的大辽帝国古都》。
[63][332]闵宣化：《辽代王陵》。
[64][505]鸟居龙藏：《辽代的壁画》。
[65][503]鸟居龙藏：《考古学所见辽代文化图谱》，4卷（东京，1936年版）。
[66][504]鸟居龙藏：《辽代文化探讨》（东京，1937年版）。
[67][486]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京都，1953年版）。
[68][459]岛田正郎：《祖州城》（东京，1955年版）。
[69][484]田村实造：《庆陵的壁画》（京都，1977年版）。
[70][271]埃伦·约翰斯顿·莱恩：《晚期中国墓葬装饰的模式和问题》。
[71][232]琳达·库克·约翰逊：《辽朝公主的婚仪：吉林辽代墓葬的壁画》。
[72][422]奥尔布赖特·罗雷克思：《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
[73][537]威廉·沃森：《唐代和辽代的制陶术》（纽约，1984年版）。
[74][760]李文信、朱子方：《辽宁省博物馆藏辽瓷选集》（北京，1962年版）。
[75][314] Y.迈纳：《长城南北的辽代陶瓷》（纽约，1973年版）。
[76][446]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2卷（东京，1934年版）；[481]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东京。1944年版）。
[77][786]陈明达：《应县木塔》（北京，1980年版）。
[78][476]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传统建筑》（纽约，1984年版）。
[79][475]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檀香山，1990年版）。
[80][644]《宋史》，卷485——486，第13981——14033页；[645]《辽史》，卷115，第1523——1530页；[646]《金史》，卷134，第2865——2879页。
[81][771]详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3年版），第338——339页。
[82][668]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83][731]朱希祖：《西夏史籍考》。
[84][266] E.I.克恰诺夫：《西夏史纲》（莫斯科，1968年版）。
[85][148]保罗·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华盛顿大学1969年博士学位论文）。
[86][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京都，1972年版）。
[87][97]邓如萍：《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普林斯顿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88][771]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0年版，1983年修订版）。
[89][724]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1984年版）。
[90][764]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银川，1983年版）。
[91][789]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1985年版）。
[92][770]李蔚：《西夏史研究》（银川，1989年版）。
[93][765]李范文：《〈同音〉研究》（银川，1986年版）。
[94][718]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1983年版）。
[95][720]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1988年版）。
[96][721]史金波、白滨、昊峰云：《西夏文物》（北京，1988年版）。
[97][96]详见邓如萍：《1982——1987年苏联对中世纪中国的研究》。
[98][260] E. I.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4卷（莫斯科，1987——1989年版）。
[99][268] E. I.克恰诺夫、傅海波：《11——13世纪西夏文与汉文军事法典》（慕尼黑，1990年版）。
[100][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
[101]百衲本《金史》，1931年出版。
[102][646]《金史》（台北，1970年版）。
[103]《金史语解》（北京，1781年版）。
[104][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威斯巴登，1970年版）。
[105][691]《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北京，1940年版）。
[106][862]崔文印：《金史人名索引》（北京，1980年版）。
[107][362]小野川秀美：《金史语汇集成》（东京，1960——1962年版）。
[108][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597]崔文印有新点校本《大金国志校证》（北京，1986年版）。
[109][772]吴晓铃等编：《大金国志通检》（北京，1949年版）。
[110][593]《大金吊伐录》（上海，1959年版）。
[111][602]王鹦：《汝南遗事》（上海，1959年版）。
[112][50]陈学霖：《（汝南遗事〉导论：1234年蒙古包围下的晚金宫廷实录》。
[113][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121——166页。
[114][594]《归潜志》（北京，1983年版）。
[115][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年和1368——1370年目击者的报告》（威斯巴登，1969年版），第7——26页。
[116][592]张暐：《大金集礼》（上海，1936年版）。
[117][518]梅原郁、衣川强编：《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京都，1972年版）。
[118][400]罗依果：《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卷（堪培拉，1970——1979年版）。
[119]《道藏》（台北，1962年重印本）。
[120][680]庄仲方：《金文雅》（台北，1967年版）。
[121][682]张金吾：《金文最》（台北，1967年版）。
[122][600]元好问：《中州集》（《四部丛刊》本）。
[123][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67——119页。
[124][58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袁祖安1878年刻本；台北1966年重印4卷本）。
[125][140]傅海波：《1211——1212年宋人使者的日记：程卓的〈使金录〉》。
[126][61]沙晥：《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127][59]沙畹：《北辕录：周煇的北使记录》。
[128][579]洪皓：《松漠纪闻》（南昌，1915年版）。
[129]郑麟趾：《高丽史》，3卷（东京，1908——1909年版）。
[130]Aisin Gurun-1. Suduri bithe，[90]夏尔·J. de阿尔雷兹译：《金帝国史》（卢万，1887年版）。
[131][681]施国祁：《金史详校》（北京，1975年版）。
[132][697]王国维：《金界壕考》。
[133][460]白鸟库吉：《满洲历史地理》，2卷（东京，1912——1914年版）。
[134][461]白鸟库吉、箭内亘、松井等、稻叶岩吉：《满洲历史地理》，2卷（东京，1913年版，1940年再版）。
[135][309——311]三上次男：《金史研究》，3卷（东京，1970——1973年版）。
[136][506]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京都，1964年版）。
[137][147]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5卷（柏林，1930——1954年版）。
[138][157]卢森·吉伯特：《满洲历史地理辞典》（香港，1934年版）。
[139][530] M. V.沃罗别夫：《女真和金国》（莫斯科，1975年版）。
[140][132]傅海波：《评M. V.沃罗别夫的〈女真和金国〉》。
[141][489]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西雅图，1977年版）。
[142][130]傅海波：《从建国到蒙古征服的北中国：金代（1115——1234年）的经济与社会》（奥普拉登，1978年版）。
[143][781]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北京，1960年版）。
[144][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
[145][243]加藤繁：《宋金间的贸易》，1937年；《宋金贸易中的茶、铜币、丝织品》，1935年；再版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东京，1953年版），2卷，第247——304页。
[146][471]曾我部静雄：《日宋金货币交流史》（东京，1949年版）。
[147][732]全汉异：《宋金间的走私贸易》。
[148][798]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沈阳，1981年版）。
[149][51]陈学霖：《女真——金朝的茶叶生产和贸易》。
[150][131]傅海波：《葡萄酒小考》。
[151][498]达格玛·蒂勒：《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威斯巴登，1971年版）。
[152][144]傅海波：《宋金条约》。
[153][174]科林娜·汉娜：《开禧间（1205——1208年）德安城攻防战研究》（威斯巴登，1970年版）。
[154][219]海罗撒脱·伊威：《蒲鲜万奴国号大真的来源和意义》。
[155][421]米歇尔·C.罗杰斯：《朝鲜史研究（2）：高丽的军事独裁及其与金朝的关系》。
[156][120]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女真资料的翻译》。
[157][121]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金史〉卷1翻译》。
[158][94] E.I.德利万科：《中阿穆尔的靺鞨遗存》（新西伯利亚，：1975年版）。
[159][308] V. E.梅德韦杰夫：《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阿穆尔女真的文明》（新西伯利亚，1977年版）。
[160][283] V. D.连科夫：《萨金斯克村遗存所见12世纪女真的冶金和金属制造》（新西伯利亚，1974年版）。
[161][358] A. P.奥克拉德尼柯夫、V. E.梅德韦杰夫：《考古资料揭示的阿穆尔女真地区》。
[162][44]苏珊·布什：《金朝（1122——1234年）的文人文化》。
[163][242]乔治·凯茨的《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
[164][446]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东京，1934年版）。
[165][81]詹姆斯·I.克伦普：《院本：元杂剧的祖源》。
[166][540]斯蒂芬·H.韦斯特：《杂耍与话本：金代戏剧的形态》（威斯巴登，1977年版）。
[167][95] M答里吉洛娃——维林杰洛娃、詹姆斯·I.克伦普：《刘知远诸宫调：藏龙卧虎的民谣》（牛津，1971年版）。
[168][534]阿瑟·韦利译《长春真人西游记》（伦敦。1931年版）。
[169][788]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1941年版，1962年再版）。
[170][714]叶潜昭：《金律之研究》（台北，1972年版）。
[171][128]傅海波：《女真习惯法与金代中国的法律》。
[172][363]长田夏树：《女真文字与现存资料》。
[173][215]石田干之助：《女真文》。
[174][161]葛鲁贝：《女真的语言与文字》（莱比锡，1896年版）。
[175][289]路易斯·李盖蒂：《女真小字译注》。
[176][287]路易斯·李盖蒂：《女真文碑文考释》。
[177][251]吉斯布勒·N.基约瑟：《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重构与翻译》（京都，1977年版）。
[178][805]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1980年版）。这部著作是[806]金启棕的《女真文字典》（北京，1984年版）基础之作。
[179][240] D.卡拉等：《书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
[180][237] D. A.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5年博士学位论文）。D.凯恩后来出版了修改的增补本《四夷馆的女真译语》（布卢明顿，1989年版）。
[181]牟复礼撰（译者注：原文没有编顺序号。）
[182][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210卷。
[183]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184]见1976年版前附出版说明。
[185][670]见赵翼（1727——1814年）：《廿二史札记》所引例证，杜维运编《廿二史札记及补编》（台北，1975年版），卷29，第642——678页。亦见[674]钱大昕（1728——1804年）：《十驾斋养新录》（上海，1935年版，1957年再版），卷9，第195——225页。
[186][159]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纽约和伦敦，1976年版），载陈学霖撰《危素传》，第1465页。本书导言注释中所引柯立夫文亦讨论了1368年北京的元代档案的保护问题。（译者注：柯立夫文导言未引用。）
[187]见[75]柯立夫：《现存〈元史〉简论》。
[188][554]见杨联陞：《中国官修史学的组织：从唐朝到明朝正史修撰的原则与方法》。文中特别提到了修撰《元史》的史局的结构。
[189]关于王鹦对早期元廷史学的影响，陈学霖已有精辟的论述，见他的[52]《王鹦（1190——1273年）》，第54——57页。这是罗依果主持编撰元代人物传记中的一个人物传的译文稿。
[190][601]《圣武亲征录校注》，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北京1926年版，台北1962年、1975年再版）。
[191][375]《圣武亲征录》的简译本，先由伯希和翻译，后由他的学生韩百诗继续翻译并出版（莱登，1951年版）。
[192][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270页。苏振申在对《经世大典》进行研究后，对《元史》修撰者引用该书的方式颇有非议。
[193]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1981年版）。
[194][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195][653]《元史》，卷58——63。
[196][662]顾炎武：《日知录》卷26，《元史》。
[197][672]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1791年序（江苏，1874年版）。
[198][673]钱大昕：《元史氏族表》，1791年序（江苏，1874年版）。
[199][815]见郑鹤声：《清儒对元史学之研究》。亦见[749]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1984年版）。
[200]见[76]柯立夫英译本《蒙古秘史》，第1卷（坎布里奇，1982年版），导言，第17——25页。有关《秘史》的研究成果，见[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第7——10页；亦见[710]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前附姚从吾的导言（台北，1979年版）。《秘史》最新的英译本由罗依果发表在[394]《远东史论集》第4、5、10、13、16、18、21、23、26、30、31期上（堪培拉，1971——1985年）。
[201]姚从吾研究《秘史》的论文后又作为前揭札奇斯钦的汉译本的导言发表。札奇斯钦的前言（第21——24页）又增加了至1978年前的研究该书的资料。
[202][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9页。
[203]见[508]杜联喆撰写的洪钧传。洪钧将一些中世纪西亚的史料和欧洲当时有关西亚史料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了汉文。
[204][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私人出版）。
[205][665]见《明史·解缙传》，卷147，第4120页。
[206][766]李思纯：《元史学》（上海，1926年版），第58——61页，指出在明代有三部或四部有关元史的著作。
[207][661]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北京，1955年版，1979年再版）。
[208][766]李思纯：《元史学》，该书虽然已是50年前出版的老书，但还是为清代的元史研究成果提供了有用的叙述，特别是在第61——74页。
[209][663]邵远平：《元史类编》，1699年初版。
[210][46]见陈学霖在《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103页及注140对该书的简介。
[211][67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北京，1935年版，1959年再版）。
[212][67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1929年版）。
[213][678]汪辉祖：《元史本证》，2册（北京，1984年版）。
[214][684]魏源：《元史新编》（江苏，1905年版）。
[215][686]曾廉：《元书》（邵阳，1911年版）。
[216][685]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江苏，1897年版）。
[217][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二版），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再版（上海，1935年版；台北，1962——1969年再版）。
[218]关于屠寄著作的价值及其与其他有关元史的著作的关系的评述，见余大钧：《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元史论丛》第3辑，第219——230页。
[219][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第31——32页。
[220][628]《元典章》，出版时用的是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2年版），60卷，16册。书后附有博物院职员昌彼得的重要跋文。
[221]最有代表性的是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20世纪40——50年代的成果，包括[270] 1957年出版的《元典章索引稿》（台北，1973年再版）和《东洋学报》24期（1954年）为元典章研究出的特刊。近年的成果有[515]植松正编辑的典章正文的年代索引《〈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年版）。[221]岩村忍、田中谦二编校了《元典章》卷39——57“刑部”部分————即犯罪和断案部分————并以《元典章·刑部》之名出版，2卷（京都，1964、1972年版）。关于日本的其他研究成果，见[516]植松正的《元代制度与社会》的介绍。
[222][106]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在《苏联对前现代化中国的研究》中的《元代》里，介绍了（前）苏联的研究情况。对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综述，现在还没有。
[223][76]柯立夫英译《蒙古秘史》（坎布里奇、伦敦，1982年版）。
[224][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225][400]罗依果等编：《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卷（堪培拉，1970——1979年版）。
[226][534]阿瑟·韦利：《长春真人西游记》（伦敦，1931年版）。
[227][601]《圣武亲征录》，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北，1975年版）。
[228]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北，1975年版）。
[229][515]植松正：《〈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年版）。
[230][404]拉施特：《史集》，2卷，哈力迷编（德黑兰，1959年版）。
[231][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翻译（纽约，1971年版）。
[232][406]拉施特：《五世系谱》，手稿，脱卡比·撒拉伊博物馆，编号2932号。
[233][19]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3卷，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校勘波斯文本（伦敦，1912——1937年版）；[18]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2卷，约翰·A.波义耳英译本（坎布里奇，1958年版）。
[234][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W .纳骚·李士编（加尔各答，1864年版）。
[235][313]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H. G.拉弗梯译，2卷（新德里，1970年版）。
[236][87]克里斯托弗·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年版）。
[237][761]李则芬：《成吉思汗新传》（台北，1970年版）。
[238][409]保尔·拉契内夫斯基：《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事业》（威斯巴登，1983年版）。
[239][168]韩百诗：《成吉思汗》（巴黎，1973年版）。
[240][333] N. TS.蒙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莫斯科，1965年版）。
[241][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242]保罗·比尔：《早期蒙古中国的部落、汗和兀鲁思：早期元史绪论》（华盛顿大学1977年博士学位论文）。
[243][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伯克力和洛杉矶，1987年版）。
[244][29] W.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版（伦敦，1968年版）。
[245][301] H.德斯蒙德·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巴尔的摩，1950年版）。
[246][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247]罗依果、陈学霖等编：《元人传记》，第1卷（威斯巴登，即将出版）。
[248][299]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249][442] H. F.舒尔曼：《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
[250][469]约翰·马森·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251][43]保罗·比尔：《蒙古不花剌的汉——契丹管理机构》。
[252][6]托马斯·T.爱尔森：《蒙哥汗时期（1251——1259年）的护卫与统治机构》。
[253]格哈德·多尔佛：《新波斯文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威斯巴登，1963——1975年版）。
[254][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巴黎，1959年版），第1卷，第281——363页。
[255]柯立夫：《1240年的汉蒙文碑》，《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23期（1960——1961年），第62——75页。
[256]丹尼斯·西诺的《中世纪欧亚大陆研究介绍》（威斯巴登，1963年版），第294——319页。
[257][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
[258]亨利·G.施瓦茨：《蒙古书目》（贝林哈姆，1978年版）。
[259][379]查尔斯·A.彼德森：《旧幻想与新现实：1217——1234年宋的对外政策》；[378]《1211——1217年宋对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应》。
[260][632]祥迈：《辨伪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751——781页。
[261][633]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477——735页。
[262][436]卡米耶·塞松：《南诏野史》（巴黎，1904年版）。
[263][641]无名氏：《元高丽纪事》，《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264][639]无名氏：《大元仓库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265][638]无名氏：《大元马政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266][637]无名氏：《大元海运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267]见本书注释[231]、[232]、[233]、[234]、[235]。
[268][87]克里斯托弗·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年版）。
[269][415]威廉·柔克义：《鲁不鲁乞东游记》（伦敦，1900年版）。
[270][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伦敦，1938年版）。
[271][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坎布里奇，1957年版）；[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3卷（巴黎，1958——1973年版）。
[272][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马可·波罗的亚洲》（伯克力，1960年版）。
[273][434]克劳斯·萨噶斯特译：《白史》（威斯巴登，1976年版）。
[274][32]查尔斯·R.鲍登译：《蒙古编年史阿勒坦·脱卜赤》（威斯巴登，1955年版）。
[275][416]罗列赫译：《青史》，第2版（德里，1976年版）。
[276][40]沃利斯·布治译：《叙利亚编年史》，2卷（伦敦，1932年版）。
[277][37]约翰·A波义耳在《小亚美尼亚国王海都出使蒙哥汗廷纪行》一文中，对此游记作了说明。
[278][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力和洛杉矶，1988年版）。
[279][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
[280][424]莫里斯·罗沙比：《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
[281][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年版）。
[282][244]胜藤猛：《忽必烈汗》（东京，1966年版）。
[283][767]李唐：《元世祖》（台北，1978年版）。
[284][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东京，1941年版）。
[285][853]萧启庆：《忽必烈时代“潜邸旧侣”考》。
[286][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287][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目录》（上海，1935年版）。
[288][49]陈学霖：《忽必烈时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刘秉忠（1216——1274年）》。
[289][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年）》。
[290][478]见南希·S.斯坦哈特：《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忽必烈的帝都大都》（哈佛大学1981年博士论文）；[479]亦见她的论文《忽必烈的都城规划》。
[291][177]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东京，1941年版）。
[292][252]驹井和爱：《元上都与大都的平面比较》。
[293][214]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之上都》。
[294][475]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第150——154页。
[295][250] S. V.吉谢列夫编：《古代蒙古城市》（莫斯科，1965年版）。
[296][110]戴维·M.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
[297][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78年版）。
[298]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坎布里奇，1956年版）和[442]《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
[299][17]有高岩：《元代农民的生活》。
[300][292]罗荣邦：《忽必烈时期（1260——1294年）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论》。
[301][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
[302][840]翁独健：《斡脱杂考》。
[303][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
[304][365]爱宕松男：《斡脱钱及其背景》。
[305][10]托马斯·T.爱尔森：《1200——1260年间的蒙古诸王与斡脱》。
[306][104]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思特：《元代中国的官商：斡脱》。
[307][359]彼得·奥勃里赫特：《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驿传制度》（威斯巴登。1954年版）。
[308][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坎布里奇，1978年版）。
[309][300]冈瑟·曼戈尔德：《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军事制度》（班贝格，1971年版）。
[310][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普林斯顿，1979年版）。
[311][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312][55]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纽约，1982年版）。
[313]见[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和[349]《关于元代的宣政院》二文。
[314][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莱比锡，1954年版）。
[315][497]约瑟夫·蒂洛：《蒙古时期的佛道之争》。
[316][377] L.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317][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318][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堪培拉，1971年版）。
[319][427]莫里斯·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320][480]孙克宽：《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
[321][325]慕阿德：《155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伦敦，1930年版）。
[322][41] E.A.沃利斯·布治：《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伦敦，1928年版）。
[323]詹姆斯·A.蒙哥马利译：《亚巴拉哈三世史》（纽约，1927年版）。
[324][384]尼古拉·鲍培：《蒙古八思巴字文献》（威斯巴登，1957年版）。
[325][340]中野美代子前揭书。
[326][80]詹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戏剧》（塔克森，1980年版）。
[327][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328][282]李雪曼和何惠鉴：《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克利夫兰，1968年版）。
[329][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1279——1368年）的中国画》（纽约，1976年版）。
[330][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纽约，1974年版）。
[331][181]威廉·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莱登，1963年版）。
[332][437]乔治·桑塞姆：《1334年前的日本史》（斯坦福，1958年版）。
[333][190] Hori Kyotsu：《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博士论文）。
[334]关于蒙古入侵的研究，日本有很多成果。经典性的研究是[207]池内宏的《元寇的新研究》（东京，1931年版）。近年的论著有[546]山口修的《蒙古袭来》（东京，1964年版，1979年再版）；[179]旗田巍的《元寇：蒙古帝国的内部事务》（东京，1965年版）；[4]阿部征宽：《元寇袭来》（东京，1980年版）；[5]相田二郎：《蒙古袭来之研究》（东京，1971年版）。[246]川添昭二的《蒙古袭来研究史论》（东京，1977年版），对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历史分析。亦见[216]石井进《中世纪日本》的有关章节，载《剑桥日本史》第3卷（坎布里奇，1990年版），第131——148页。
[335][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336][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337][134]傅海波：《从〈元史〉卷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
[338][376] L.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339][93]戴密微：《南宋陵墓》。
[340][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296——328页，特别是第321——325页。
[341][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译（纽约，1971年版）。
[342][387]哈撒尼：《完者都史》，马因·汗八力编（德黑兰，1969年版）。
[343][536]瓦撒夫：《瓦撒夫史》，石印本（孟买，1852——1853年版）；穆哈默德·马丁·伊斯法尼再编本（德黑兰，1959——1960年版）。
[344][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
[345][663]邵远平：《元史类编》（扫叶山房本）。
[346][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北京，1934年版）。
[347][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第二次修订版）；重版载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上海，1935年版；台北1962——1969年再版。以及近年来的其他影印本）。
[348][623]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349][622]苏天爵编：《元朝名臣事略》（1335年刊本，北京1962年重印）。
[350][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宝颜堂秘籍本）。
[351][648]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本）。该书在[115]傅海波的《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中翻译成了德文（威斯巴登，1956年版）。
[352][647]孔齐：《至正直记》，伍崇耀编《粤雅堂丛书》卷321——324（1853年再版；台北，1965年重版）。
[353][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1958年版）。
[354][628]《大元国朝圣政典章》（《元典章》）（元刊本，台北，1972年重印）。
[355][629]《大元通制》残存的条格部分，由国立北京图书馆1930年重印，名为《通制条格》。
[356]关于该书的全目，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40——50、64——74页。
[357][635]《宪台通记》，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08——2609。
[358][636]《南台备要》，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10——2611。
[359][643]《秘书监志》（《广仓学窘丛书》本）。
[360][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2卷（北京，1986年版）。
[361][876]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著：《中国通史》第7卷（北京，1983年版）。
[362][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台北，1978年版）。
[363][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纽约，1973年版）。
[364][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365][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
[366][549]箭内亘：《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重版见岩井大慧编《蒙古史研究》（东京，1930年版），第361——447页。
[367][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
[368][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
[369][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112]《蒙古人：生态环境和社会视野》。
[370][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
[371][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
[372][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
[373][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374][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375][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376][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
[377][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
[378][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京都，1964年版），第401——469页。
[379][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
[380][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
[381][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382][101]海老泽哲雄：《蒙古帝国的东方三王家族研究》。
[383][191]崛江雅明：《蒙古——元朝时期东方三王研究序说》。
[384][304]松田孝一：《从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385][812]周清澍：《汪古部事辑》。
[386][857]萧启庆：《元代蒙古四大家族》。
[387][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
[388][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
[389][776]陆峻岭、何高济：《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
[390][736]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391][709]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1978年版）。
[392][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393][253] W.柯维思：《蒙古人：12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
[394][107]惠足俊之：《海都之乱的考察》。
[395][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739]《元代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
[396][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
[397][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
[398][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399][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东京，1951年版）。
[400][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
[401][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402][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403][692]丁昆健：《元代的科举制度》。
[404][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
[405][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406][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
[407][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坎布里奇，1956年版，1967年再版）。
[408][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关资料：以收支额为中心》。
[409][127]傅海波：《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莱比锡，1949年版）。
[410][733]全汉异：《元代的纸币》。
[411][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21——432页。
[412][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年版）。
[413][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
[414][774]吴辑华：《元朝与明初海运》。
[415][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
[416][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
[417][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870]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台北，1981年版）。
[418][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419][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420][392]罗依果：《蒙文译本〈孝经〉》。
[421][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860]《元代蒙古人汉学再探》。
[422][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钱兴海（译音）和L. C.古德里奇译注（洛杉矶，1966年版）。
[423][656]宋濂：《宋文宪公集》，卷7，15a——b。
[424][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425][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庚申外史》（柏林，1963年版）。
[426][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威斯巴登，1969年版）。
[427][136]傅海波：《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W. G.宾斯利和E. 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1961年版），第115——134页。
[428]山根幸夫、小川尚编：《日本现存元人文集目录》（东京，1970年版）。
[429][813]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南京，1983年版）。
[430][773]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
[431]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432]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第1辑，1982年；第2辑，1983年；第3辑，1986年。
[433]关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的简单介绍，见常备参考字典《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56页（《元典章》）；第16——17页（《通制条格》）。亦见陈高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料学》（北京，1983年版）第311——353页的元代部分。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1986年出版的《通制条格》，《元代史料丛刊：通制条格》（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5页的介绍文章。
[434]近年叶幼泉、王慎荣在《元史探源》中对《元史》编修过程作了新的考释，见《文史》27辑（1986年）。第177——194页，特别是第178——183页关于元实录的叙述。亦见[75]柯立夫的《现存〈元史〉简论》。
[435][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436]见[552]杨联陞的专论：《〈元典章〉研究》。
[437][87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1955年版）。
[438][221]岩村忍、田中谦二：《元典章·刑部》2卷（京都，1964年、1972年版）。在第1卷前附的文章是，吉川幸次郎：《元典章中所见汉文史牍文体》；田中谦二：《元典章的蒙文直译体文本》。
[439][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1卷（巴黎，1937年版）；2卷（巴黎，1972年版）；3卷（巴黎，1977年版）；4卷（巴黎，1985年版）。
[440][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
[441]见陆峻岭：《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442]《宋元地方志三十四种》，12卷（台北，国泰文化事业委员会1980年版）。
[443]见《福兰克·W.柯立夫纪念专集》，《突厥研究》杂志1985年第9期，第5——7页。
[444]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任何错误不负责任。
[445][111]傅礼初：《全史：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
[446][524] B. 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列宁格勒，1934年版）。
[447][525]米歇尔·卡肖译：《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巴黎，1948年版）。
[448][526] B. 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张兴唐、吴禅昆（音译）汉译（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7年版，1967年再版）。[527]另一部直接译自俄文原著的是刘荣焌的译本《蒙古社会制度史》（北京，1980年版）。
[449][522] B.IA.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米歇尔·卡肖译（巴黎，1948年版）。
[450][256]劳伦斯·克拉德：《中世纪的封建和糙靼政体》。
[451][762]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1978年版），卷5。
[452][751]杨讷、陈高华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卷（北京，1985年版）。
[453][867]韩儒林：《元朝史》（北京，1986年版）。
[454][866]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1982年版）。
[455][818]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1984年版），共计770页。注意附录：《1949——1980年的中国元史研究》和《1949——1980年部分元史论文目录》。
[456][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年版）。
[457][835]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1——1982年版）。
[458][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修订版，1935年），在《元史研究》（台北，1977年版）中重印。
[459]陈垣：《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的汉化》，钱星海（译音）和L. C.古德里奇译（洛杉矶，1966年版）。
[460][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年版），第212——253页。
[461][31]见沃尔夫冈·鲍尔编：《汉——蒙古研究：傅海波颂寿论集》（威斯巴登，1979年版）及傅海波的论著目录，第451——470页。
[462][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463][136]傅海波：《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载威廉·G.宾斯利、E. 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1961年版），第115——134页。
[464][548]箭内亘：《元代社会三阶级》，《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916年12月），陈捷、陈清泉汉译本：《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上海，无出版日期；台北，1963年重印）。
[465][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1938年版；香港，1967年再版）。
[466][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英文节译载于[89]约翰·德弗朗西斯、孙任以都翻译：《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华盛顿，1956年版），第234——246页。
[467][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1983年版）。
[468][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北，1977年版）。
[469][759]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武汉，1985年版）。
[470][53]陈学霖：《中国明、清的白莲教教义和民众起义》。
[471][105]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坎布里奇，1989年版）。
[472][10]托马斯·T.爱尔森：《1200——1260年间的蒙古诸王与斡脱》；[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
[473][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
没有单独的著作专门研究元代中期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我们不得不依靠那些整体研究元代的专著。在这类专著中，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407]一书中对赋税、海运、纸钞和官府专卖做了极好的开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讨了元政府的收支问题。[408]傅海波在《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409]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货币制度，他认为元代从未过多发行纸钞，货币政策对元朝的衰亡没有直接影响。全汉异[410]、前田直典、岩村忍[411]和彭信威[412]从不同角度对傅海波论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颁给皇亲的“岁赐”，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枯竭，史卫民对此作了考证。[413]从长江下游到首都的粮食海运，对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和政治稳固极其重要，昊辑华研究了这一问题。[414]
对元中期文化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对元代诸帝的中国文学程度的考释[415]，发表于1943——1945年，仍是这一课题的最有深度的力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416]与吉川幸次郎的论著类似但是独立写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多数君主有很高的中国文学修养。关于图帖睦尔汗的书画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对图帖睦尔专为收藏书画建立的机构奎章阁的研究中作了探讨。[417]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欢贴睦尔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方面，有沃尔特·富克斯[418]、傅海波[419]和罗依果[420]的研究。
有人认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对汉人文化一无所知，为消除这一误解，萧启庆撰写了两篇论文，考释了102个蒙古人，其中大多数是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官员，他们都很熟悉汉人的文化。[421]色目精英的汉文化程度在陈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证；该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现在已有英文译本。[422]
但是还没有可靠的论著解释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这样我们对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倾向的描述只来自一个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蒙古人的逐步汉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7.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有关顺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时修的正史《元史》。但是，《元史》实际上是分两段编修的，指出这点很重要。第一段编修了该书的大部分，从蒙古初起至宁宗朝（1332年），1369年完成。1333——1368年的顺帝朝放在第二段，需要完全不同的设计。因为元廷没有留下顺帝朝的实录，元代政书（1332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又没有续修下来，明政府不得不派人专门收集有关资料。据说派了12个使者到全国各地去收集资料并把它们送往设在南京的史馆。在宋濂的文集里有一段详细记录，叙述这些使者中最重要的一人如何收集史料，此人是被派往元故都的：
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史臣无所于考，阙略不备。于是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濂等发凡举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偏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东亦号重镇，一代典章文献当有存者，特择有职于官者行示，不敢轻也。章贡吕仲善者时司膳成均，乃被是选。
是月癸卯（1369年8月13日）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9月6日）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书，则令译而成文。其不系公牍，若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民俗歌谣以至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访。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滦、燕南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爱自丁丑（9月16日）开局于故国子监，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11月30日）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择高丽翠纸为之衣，舁至行中书，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
乙未（12月4日）赴山东，河水方冻，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驾牛车遵陆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间。己未（12月27日）至济南，其咨询大略如北平时。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书又四十帙。所拓碑文，北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在数中，仍印识如前。三月壬寅（4月9日），辇 还 京师（南京）。
已而诸使者咸集，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1370年7月23日）复诣阙上进。[423]
除了认真收集资料外，《元史》有关元后期的部分颇多缺点且随意性很强。整个设计如此急速地完成，主要是因为顺帝和他的继承者爱猷识理达腊还在漠南活动，并且没有放弃中国正统统治者的称号。《元史》的刊行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向中国内外的人昭示元代已经结束。
《元史》后一部分作为史料使用的几部非官方著述，单独保存了下来。有些已经翻译并加了注释，著名的有杨瑀的《山居新话》，傅海波译[424]；《庚申外史》，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425]；埃里希·海涅什的《两个王朝的灭亡》[426]后半部分翻译了顺帝1368——1370年北逃时的日记。其他的资料，读者可在傅海波的《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中查到，此文收录在W. G.宾斯利和E. G.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中。[427]
在同时代人的文集中，有丰富的关于元代后期的各种记载，已经被利用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汉人，也有其他族人。文集版本和所在图书馆的细目，在日本有山根幸夫和小川尚的书目[428]，在中国大陆有周清澍的书目。[429]
西方对元后期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中国，对元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年，吴晗于此年发表了《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的长文。[430]最活跃的新出版中心之一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该组出版的期刊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431]从1982年开始，元史研究会亦出版了元史研究的系列论集，名为《元史论丛》。[432]因为元后期的研究与阿尔泰和蒙古研究、明史研究以及元史本身的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新著作的产生有很大难度。两个有价值的通讯有时登载有关元后期的论著，一是《宋元研究通讯》，即从前的《宋史研究通讯》；另外是《明史研究》。
8.元代政府与社会
有关元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资料收录在基本史书《元史》（编于1369——1370年）、《元典章》（编于1320——1322年）和《通制条格》（编于1321年）。[433]由于元代各皇帝的实录没有保存下来，当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样直接使用元代的第一手资料。[434]一方面，《元史》保留了许多原始资料，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它又压缩或摘录史料，而这些史料在《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更为完整。从这一点说，《元史》本身只能被看作第二手资料，因为它的编修者与他们所叙述的事件有三代或四代人的距离。
《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难以读懂的口语形式公文，妨碍学者更充分地利用这些文献。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这种公文中的特殊语言称为“蒙古语序的汉译”[435]。因为元朝官府使用双语，不像契丹人的辽朝和女真人的金朝只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一定会有许多蒙古公文的译文保留下来。《元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别称为“令旨”的国家法令，是从蒙古文翻译成白话的汉文。[436]阅读和翻译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语知识，因为这些令旨渗入了蒙古语的句法。
日本和前苏联学者在翻译《元典章》和《通制条格》方面有很大贡献。（前）苏联语言学家I. T.佐格拉夫的《蒙汉文献翻译》（莫斯科，1984年版）是最近的成果之一。佐格拉夫在书中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出版的元史专家蔡美彪编录的元代白话碑铭。[437] 日本学者岩村忍和田中谦二出版了两卷本的《元典章·刑部》（卷39——57）译注，在他们的著作的第一卷附有两篇有用的文章，一篇是田中谦二的，一篇是吉川幸次郎的，叙述了《元典章》中公文的语言形式。[438]
元代政府和法律文书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丰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资料。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4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102——105）译注，亦包括了许多《元典章》中有关资料的翻译。拉契内夫斯基著作的第3卷是索引，对查找元代制度的专用术语很有用处。[439]陈恒昭复原并翻译了元1291年的法典《至元新格》。[440]
元代的一些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元史》中没有专门的叙述。“达鲁花赤”官在《元史》的《百官志》中就没有得到特别的注意；“斡脱”制度（穆斯林商人协助蒙古贵族经商）在《食货志》中亦没有专门的叙述。这类蒙古和内亚的特殊制度似乎超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通常记述之外，这样今天的历史学家就必须广泛使用各种元代史料并将有关这些制度的零散叙述集中起来。作为其他史料的一种，元人文集提供了有关蒙古政治制度和财政政策的重要和详细的资料。170种元代和明初的文集的篇目索引，于197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441]10部元代的地方志于1980年在台湾重印，可以用它们来了解政府机构如何在特殊地区发挥作用。[442]
最后，用英文发表研究元代城市、军事、法律和财政制度成果最多的是柯立夫教授培养的两代学生。其中有后来正式出版的由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如H. F.舒尔曼的《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1956年）；萧启庆的《元代的军事制度》（1978年）；陈恒昭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1979年）；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1989年）。还有两篇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出版，伊森拜克·图干的《〈元史〉岁赐门》，2卷（哈佛大学1973年博士学位论文）和刘元珠的《元史·选举志一》（哈佛大学1979年博士学位论文）。
柯立夫教授自己的60余篇论文，涉及广泛的课题。从纯粹的语言学到元代文学、文化及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柯立夫1934——1985年发表的论著目录，刊登在他的纪念文集中。[443]
9.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444]
元代社会史涉及的许多问题和史料以及现代研究成果，已见于本书其他章作者的介绍。此处只介绍有关元代社会史的特殊问题及其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西方史学家的接触将中世纪欧洲和西亚的史料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兴起了研究蒙古欧亚大帝国的新潮。以前在中国对此很少注意，但是在民族主义增强的时代气氛下，中国人将蒙古征服视为对中国历史有利的现象，并开始拓宽眼界，将草原社会视为现代中国的组成部分。同时，同样的民族主义因素亦导致了他们仇恨作为外国征服者的蒙古人，有时出于时代的谬误将13——14世纪协助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汉人斥为汉奸。简而言之，以前对该时期的文化中心论开始被现代的民族主义观点所取代，导致了对这一时代完全不同的评价，尤其是对它的社会史。元代社会史的现代研究因此充满压力和矛盾。在复杂的局面下，很多中国的元史研究不仅陷入完全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说教，还必须在中国社会史与游牧草原社会两种不同的说法中进行调和，亦要结合因考古发现和发掘传统史料而产生的大量新学术资料。社会历史学家因此不得不经常评估和尽最大可能使用大量有意义的旧资料和新资料。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俄国和日本最重视对蒙古的研究，二者都对蒙古及其相邻地区有扩张兴趣。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法国和德国以及更新的英国和美国的蒙古研究，主要注重于语言学方面。他们亦将汉学的研究题目集中在用汉文资料来研究蒙古文献上。典型的例子是在本书的“元史的传统史料介绍”中附上了有关《蒙古秘史》的讨论。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与元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还是主要依靠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尽管我们的学术领域在尽力加宽，开拓性的蒙古学家和汉学家的基本技巧还是必须掌握的。下面是一个基本的介绍。
蒙古研究当然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许多著名的蒙古学家并不是中国学者，但是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蒙古史与中国史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将蒙古研究与中国研究相结合的学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傅礼初在他的文章《全史：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445]中反复强调应该有一部包括全亚洲的“全史”。如果不是他的突然早逝，傅礼初将在《剑桥中国史》本卷和其他卷的章节中应用这一观点。编撰一部中国、蒙古和其他东亚与内亚人的很接近全史的理想，本卷各章的作者完全接受。但是，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
这种困难的典型例子就在元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前）苏联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1931年逝世）研究游牧封建主义的著作在他去世后的1934年出版。[446]该书由米歇尔·卡肖翻译成法文，书名为《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447]；此书还由政府主持翻译成日文（1941年）并从日文翻译成了中文。[448]《蒙古社会制度史》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成吉思汗的一生》[449]不断地被学者引用，在本章中亦多次提到。在估价蒙古人对在他们统治下的其他社会的社会管理观念的影响时，确实应该先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符拉基米尔佐夫试图用他的游牧封建主义的理论来解释蒙古历史，并用同样的理论来阐述俄罗斯和西方历史，并不是没有招致批评，见劳伦斯·克拉德的书评《中世纪的封建和鞑靼政体》。[450]虽然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诱导中国、蒙古和其他国家的学者试图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并带着这样的理解来分析元代的社会条件，但是这种努力还没有达到雄辩和有用的高水平。社会史研究领域正在向“全史”发展，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则芬的《元史新讲》是当代最大部头的中文元史专著，该书对元代社会确实有一段很长的叙述。[451]这部大部头著作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这些问题是从清代到当前的学术研究积累下来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从本国传统来说，它确实已达到顶点，从很多方面讲是一部最有用的著作。不过，就社会史而言，即使是这样一部部头很大的著作，也还是肤浅的。
中国的元代社会史研究还没有更多地注意政治史、制度史、文学史、艺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注意力集中在元代社会结构上，主要是单纯的阶级分析，特别是注重元末民众起义的研究。尽管常常是教条的，热情发掘资料和巧妙地利用新考古资料，还是贡献了有意义的新资料。这方面的重要例子有《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52]第一部分，1237——1350年的资料，杨讷、陈高华编；第二部分分为两卷，是1351——1368年朱元璋之外的起义军资料，杨讷、陈高华、朱国炤、刘炎编；第三部分一卷，是1328——1367年朱元璋起义和建立明朝的资料，杨讷、陈高华编。这部书将极有利于全面研究元代的民众起义，特别是元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的民众起义的研究。
韩儒林（1986年去世）是元史研究的带头人，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作为伯希和的学生，完全熟悉西方包括（前）苏联的研究。他对中国当代元史学界的影响可从两卷本的《元朝史》[453]看出来，该书由在他管理下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一组助手写作，他是研究室的创建者并是多年的负责人。这部书是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最好的断代史之一。但是，它的社会史部分比较零散和薄弱。韩儒林的文集《穹庐集》于1982年出版。[454]
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1984年出版的《元史论集》中，有重要的介绍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的元史研究成果的文章，其中包括一些与社会史有关的重要研究。该书还有一个经过选择的从1949年至1980年发表的论著的分类索引。[455]
在台湾，由于亦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主要在德国）学习的姚从吾教授的推动，一代元史研究专家已经成长起来。有些人前往国外接受蒙古研究的训练，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学还不能广泛提供这种训练。姚教授最主要的论著，发表在《东北史论丛》[456]和《姚从吾先生全集》[457]中，他集中研究的是草原民族的汉化问题。不管是从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角度评判，还是出自民族主义的需求，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征服王朝研究中都很受重视。对这种问题研究的最好的证明是20世纪20年代陈垣发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35年的修订版后来在陈垣的论文集中重印。[458]钱星海（译音）和L. C.古德里奇于1966年出版了陈垣著作的英文译注本，书名为《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的汉化》。[459]
在台湾和国外的大多数姚从吾的学生集中研究政治和制度。虽然年长但与姚从吾同属一代并受到姚从吾极大影响的学者是孙克宽，他是近几十年来的元史研究者中最多产的一位。兰德彰在他编辑的论集《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中，对孙克宽的论著作了介绍和评价。[460]札奇斯钦亦受姚从吾的影响，他的许多有关元史的研究结合了蒙古学和汉学的技巧。他们在著作中显示的“全史”理想，已传递给本书。这些学者结合蒙古学和汉学的研究方法，代表了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和有益的方向。
元代社会史各领域的研究几乎都没有什么发展，但是还是能够列举几项特别有用的研究成果。
慕尼黑大学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傅海波，在埃里希·海涅什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他对汉文“笔记”的史料价值作了极高评价。傅海波论著涉猎的时间跨度很大，选题也很宽，详见他的65岁祝寿论集《汉——蒙古研究》。[461]傅海波是第一个也是仅有的将元代“笔记”完整翻译并加以注释的学者，见他的《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462]他还对家谱作了介绍，最重要的是指出了它对社会史的作用，见他的《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载威廉·G.宾斯利和E. G.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463]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的当代研究始于先行的日本元史学家箭内亘（1875——1926年），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名为《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464]，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清泉翻译。我没有得到1916年首次出版的日文原版的复印件。箭内亘的大量优秀元史和蒙古制度史研究论著在30年代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箭内亘关于社会阶级的著作，显然蒙思明在写作他的精深之作《元代社会阶级制度》[465]时还不知道。蒙思明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可以被视为近半个世纪来最重要的元代社会史佳作，直到70年代才有几部有意义的著作出版。30年代的重要成果还有鞠清远的对元代匠户的开创性研究，因英文节译登载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上而知名。[466]
在最近出版的有意义的著作中，有萧启庆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萧启庆是姚从吾、札奇斯钦和柯立夫的学生，他的论文集《元代史新探》1983年出版。[467]他的学生黄清连研究元代户计制度的论文《元代户计制度研究》1977年出版。[468]有关元代社会史的较小的研究也大量出现。综合该领域新成果的时代已经到来。1985年出版的李干的《元代社会经济史稿》[469]，尽管是初步的，还是向综合成果走了一步。
陈学霖的主要贡献是金、元、明时期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的研究（他还写作了许多其他题目的元史论著）。他在《中国明、清的白莲教教义和民众起义》[470]的论文中着重指出民间宗教是引发元末民众起义并导致新王朝的建立的一个因素。这个题目引起了中国大陆最著名的元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注意，最积极研究这个题目的是该室的学者邱树森。研究室出版了两种极有意思的刊物：《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和《元史论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个著名的元史研究中心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大学。元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陈高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他主要研究社会和制度问题；还有周良霄，主要研究政治史和前元时期的蒙古史。
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研究元代地方政府[471]和前元及元代的“斡脱”商人，托马斯·T.爱尔森亦对此有研究[472]，这些研究都与元代社会史有重要的关系。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汗的新传记（1988年出版），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元代最伟大的统治者的了解，在他统治时期，实现了社会立法。罗沙比的著作和他的论文《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473]叙述了元代宫廷和皇帝家族的社会史，揭示了那一时代蒙古人和汉人精英社会方式的极大不同。
* * *
[1][645]《辽史》（北京，1974年版），卷47，第776页。
[2][645]《辽史》，卷23，第278页。
[3]契丹人耶律鲁不古在太宗朝已有“监修国史”的名号，但是史馆是否设立得如此早.颇值得怀疑，见[645]《辽史》，卷47，第781页。
[4][645]《辽史》，卷13，第141页；卷79，第1272页。
[5][645]《辽史》，卷24，第290页。
[6][645]《辽史》，卷27，第320页；卷98，第1416页。
[7][645]《辽史》，卷4，第49页。
[8][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9][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10]1006年后，宋朝政府禁止在边境互市中出卖儒家经典著作及各种注本之外的各种图书，违犯禁令的人要受到处罚，贩卖的书籍没收入官。见[644]《宋史》（北京.1977年版），卷186，第4562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1979年版），卷64，第1425页。辽亦有禁止图书出口于宋的同样禁令，违犯禁令者要被处死。见[577]沈括：《梦溪笔谈》（北京，1956年版），卷15，第160页。亦见[541]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费城，1949年版），第502页，注释41。
[11][645]《辽史》，卷104，第1455——1456页。
[12][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卷4，第84页；卷89，第1988页；卷125，第2720页。
[13][646]《金史》，卷12，第282页；卷125，第2727页。
[14][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15]在《辽史·礼志》的总述中，明确提到了这些著作，见[645]《辽史》，卷49，第834页。
[16]该书前序记成书时间为1180年，但是这个年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作者是1247年的进士。前序中的年号，可能被抄错（译者注：即将淳祐七年误写为淳熙七年）。详见[706]《契丹国志通检》（北京，1949年版；台北，1968年再版）前言及[5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契丹国志》集注本，第259页。
[17]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的影印本，加上俄文翻译、介绍、评价和索引，构成了[493] V. S.塔斯钦的俄译本（莫斯科，1979年版）。
[18]厉鹦的《辽史拾遗》，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台北，1973年版），卷3，第9种。
[19]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3，第10种。
[20]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3卷（北京，1980年版）。
[21]赵铁寒编《辽史校勘记》，收入《宋辽金元四史资料丛刊》（台北，1971年版）。
[22][756]杨家骆：《辽史汇编》，10卷（台北，1973年版）。
[23][757]杨家骆：《辽史汇编补》（台北，1974年版）。
[24][784]陈述：《全辽文》（北京，1982年版）。
[25][863]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1985年版）。
[26][152]贾柏连：《满洲边缘的辽史》（圣彼得堡，1877年版）。
[27][193] H. H.霍渥斯：《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
[28][370] E. H.帕克：《鞑靼千年史》（伦敦和上海，1895年版）。
[29][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30][473]史泰安：《辽史》。
[31][541]见魏特夫、冯家异书。
[32][837]聂崇岐：《宋辽交聘考》。
[33][871]傅乐焕：《辽史丛考》，2卷，第283——387页。
[34][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伯克力和洛杉矶，1983年版）。
[35][535]王赓武：《小国的辩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487]陶晋生：《蛮人或北人：北宋人心目中的契丹人》；[419]米歇尔·罗杰斯：《朝鲜中世纪民族的觉醒：辽、金对高丽的影响》，均载于[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
[36][444] C.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1005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威斯巴登，1959年版）。
[37][500]克劳斯·蒂兹：《1074——1076年的辽宋边界冲突》。
[38][498]蒂勒·达格玛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威斯巴登，1971年版）。
[39]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1984年版）。
[40][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塔克森，1988年版）。
[41][353]珍妮特·诺维：《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与契丹的交往》，印第安纳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42][14]梅尔文·斯里克兰·安：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43][871]傅乐焕：《辽史丛考》（北京，1984年版）。
[44][78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上海，1963年版，1978年再版）。
[45][78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1986年版）。
[46][783]陈述：《辽代史话》（郑州，1981年版）。
[47][796]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1979年版）。根据作者的前言，此书实际完成于1963年前后。
[48][872]舒焚：《辽史稿》（武汉，1984年版）。
[49][832]姚从吾：《辽金元史讲义（甲）：辽朝史》，重版载《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2年版），2卷。
[50][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年版），2卷。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
[51][482]泷川政次郎、岛田正郎：《辽律之研究》（东京，1943年版）。
[52][457]岛田正郎：《辽代社会史研究》（京都，1952年版）。
[53][458]岛田正郎：《辽制的研究》（东京，1954年版，1973年再版）。
[54][454]岛田正郎：《辽代社会与文化》（东京，1956年版）。
[55][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东京，1978年版）。
[56][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东京，1979年版）。
[57][119]傅海波：《从辽朝（907——1125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
[58][145]傅海波：《辽史中的“刑法志”》。
[59][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
[60][187]詹尼弗·霍姆格伦：《耶律、遥辇与大贺：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袭特权观念》。
[61][350]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京都，1953年版）。
[62][329] 闵宣化：《巴林蒙古左旗的大辽帝国古都》。
[63][332]闵宣化：《辽代王陵》。
[64][505]鸟居龙藏：《辽代的壁画》。
[65][503]鸟居龙藏：《考古学所见辽代文化图谱》，4卷（东京，1936年版）。
[66][504]鸟居龙藏：《辽代文化探讨》（东京，1937年版）。
[67][486]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京都，1953年版）。
[68][459]岛田正郎：《祖州城》（东京，1955年版）。
[69][484]田村实造：《庆陵的壁画》（京都，1977年版）。
[70][271]埃伦·约翰斯顿·莱恩：《晚期中国墓葬装饰的模式和问题》。
[71][232]琳达·库克·约翰逊：《辽朝公主的婚仪：吉林辽代墓葬的壁画》。
[72][422]奥尔布赖特·罗雷克思：《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
[73][537]威廉·沃森：《唐代和辽代的制陶术》（纽约，1984年版）。
[74][760]李文信、朱子方：《辽宁省博物馆藏辽瓷选集》（北京，1962年版）。
[75][314] Y.迈纳：《长城南北的辽代陶瓷》（纽约，1973年版）。
[76][446]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2卷（东京，1934年版）；[481]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东京。1944年版）。
[77][786]陈明达：《应县木塔》（北京，1980年版）。
[78][476]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传统建筑》（纽约，1984年版）。
[79][475]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檀香山，1990年版）。
[80][644]《宋史》，卷485——486，第13981——14033页；[645]《辽史》，卷115，第1523——1530页；[646]《金史》，卷134，第2865——2879页。
[81][771]详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3年版），第338——339页。
[82][668]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83][731]朱希祖：《西夏史籍考》。
[84][266] E.I.克恰诺夫：《西夏史纲》（莫斯科，1968年版）。
[85][148]保罗·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华盛顿大学1969年博士学位论文）。
[86][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京都，1972年版）。
[87][97]邓如萍：《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普林斯顿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88][771]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0年版，1983年修订版）。
[89][724]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1984年版）。
[90][764]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银川，1983年版）。
[91][789]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1985年版）。
[92][770]李蔚：《西夏史研究》（银川，1989年版）。
[93][765]李范文：《〈同音〉研究》（银川，1986年版）。
[94][718]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1983年版）。
[95][720]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1988年版）。
[96][721]史金波、白滨、昊峰云：《西夏文物》（北京，1988年版）。
[97][96]详见邓如萍：《1982——1987年苏联对中世纪中国的研究》。
[98][260] E. I.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4卷（莫斯科，1987——1989年版）。
[99][268] E. I.克恰诺夫、傅海波：《11——13世纪西夏文与汉文军事法典》（慕尼黑，1990年版）。
[100][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
[101]百衲本《金史》，1931年出版。
[102][646]《金史》（台北，1970年版）。
[103]《金史语解》（北京，1781年版）。
[104][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威斯巴登，1970年版）。
[105][691]《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北京，1940年版）。
[106][862]崔文印：《金史人名索引》（北京，1980年版）。
[107][362]小野川秀美：《金史语汇集成》（东京，1960——1962年版）。
[108][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597]崔文印有新点校本《大金国志校证》（北京，1986年版）。
[109][772]吴晓铃等编：《大金国志通检》（北京，1949年版）。
[110][593]《大金吊伐录》（上海，1959年版）。
[111][602]王鹦：《汝南遗事》（上海，1959年版）。
[112][50]陈学霖：《（汝南遗事〉导论：1234年蒙古包围下的晚金宫廷实录》。
[113][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121——166页。
[114][594]《归潜志》（北京，1983年版）。
[115][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年和1368——1370年目击者的报告》（威斯巴登，1969年版），第7——26页。
[116][592]张暐：《大金集礼》（上海，1936年版）。
[117][518]梅原郁、衣川强编：《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京都，1972年版）。
[118][400]罗依果：《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卷（堪培拉，1970——1979年版）。
[119]《道藏》（台北，1962年重印本）。
[120][680]庄仲方：《金文雅》（台北，1967年版）。
[121][682]张金吾：《金文最》（台北，1967年版）。
[122][600]元好问：《中州集》（《四部丛刊》本）。
[123][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67——119页。
[124][58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袁祖安1878年刻本；台北1966年重印4卷本）。
[125][140]傅海波：《1211——1212年宋人使者的日记：程卓的〈使金录〉》。
[126][61]沙晥：《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127][59]沙畹：《北辕录：周煇的北使记录》。
[128][579]洪皓：《松漠纪闻》（南昌，1915年版）。
[129]郑麟趾：《高丽史》，3卷（东京，1908——1909年版）。
[130]Aisin Gurun-1. Suduri bithe，[90]夏尔·J. de阿尔雷兹译：《金帝国史》（卢万，1887年版）。
[131][681]施国祁：《金史详校》（北京，1975年版）。
[132][697]王国维：《金界壕考》。
[133][460]白鸟库吉：《满洲历史地理》，2卷（东京，1912——1914年版）。
[134][461]白鸟库吉、箭内亘、松井等、稻叶岩吉：《满洲历史地理》，2卷（东京，1913年版，1940年再版）。
[135][309——311]三上次男：《金史研究》，3卷（东京，1970——1973年版）。
[136][506]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京都，1964年版）。
[137][147]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5卷（柏林，1930——1954年版）。
[138][157]卢森·吉伯特：《满洲历史地理辞典》（香港，1934年版）。
[139][530] M. V.沃罗别夫：《女真和金国》（莫斯科，1975年版）。
[140][132]傅海波：《评M. V.沃罗别夫的〈女真和金国〉》。
[141][489]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西雅图，1977年版）。
[142][130]傅海波：《从建国到蒙古征服的北中国：金代（1115——1234年）的经济与社会》（奥普拉登，1978年版）。
[143][781]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北京，1960年版）。
[144][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
[145][243]加藤繁：《宋金间的贸易》，1937年；《宋金贸易中的茶、铜币、丝织品》，1935年；再版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东京，1953年版），2卷，第247——304页。
[146][471]曾我部静雄：《日宋金货币交流史》（东京，1949年版）。
[147][732]全汉异：《宋金间的走私贸易》。
[148][798]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沈阳，1981年版）。
[149][51]陈学霖：《女真——金朝的茶叶生产和贸易》。
[150][131]傅海波：《葡萄酒小考》。
[151][498]达格玛·蒂勒：《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威斯巴登，1971年版）。
[152][144]傅海波：《宋金条约》。
[153][174]科林娜·汉娜：《开禧间（1205——1208年）德安城攻防战研究》（威斯巴登，1970年版）。
[154][219]海罗撒脱·伊威：《蒲鲜万奴国号大真的来源和意义》。
[155][421]米歇尔·C.罗杰斯：《朝鲜史研究（2）：高丽的军事独裁及其与金朝的关系》。
[156][120]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女真资料的翻译》。
[157][121]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金史〉卷1翻译》。
[158][94] E.I.德利万科：《中阿穆尔的靺鞨遗存》（新西伯利亚，：1975年版）。
[159][308] V. E.梅德韦杰夫：《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阿穆尔女真的文明》（新西伯利亚，1977年版）。
[160][283] V. D.连科夫：《萨金斯克村遗存所见12世纪女真的冶金和金属制造》（新西伯利亚，1974年版）。
[161][358] A. P.奥克拉德尼柯夫、V. E.梅德韦杰夫：《考古资料揭示的阿穆尔女真地区》。
[162][44]苏珊·布什：《金朝（1122——1234年）的文人文化》。
[163][242]乔治·凯茨的《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
[164][446]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东京，1934年版）。
[165][81]詹姆斯·I.克伦普：《院本：元杂剧的祖源》。
[166][540]斯蒂芬·H.韦斯特：《杂耍与话本：金代戏剧的形态》（威斯巴登，1977年版）。
[167][95] M答里吉洛娃——维林杰洛娃、詹姆斯·I.克伦普：《刘知远诸宫调：藏龙卧虎的民谣》（牛津，1971年版）。
[168][534]阿瑟·韦利译《长春真人西游记》（伦敦。1931年版）。
[169][788]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1941年版，1962年再版）。
[170][714]叶潜昭：《金律之研究》（台北，1972年版）。
[171][128]傅海波：《女真习惯法与金代中国的法律》。
[172][363]长田夏树：《女真文字与现存资料》。
[173][215]石田干之助：《女真文》。
[174][161]葛鲁贝：《女真的语言与文字》（莱比锡，1896年版）。
[175][289]路易斯·李盖蒂：《女真小字译注》。
[176][287]路易斯·李盖蒂：《女真文碑文考释》。
[177][251]吉斯布勒·N.基约瑟：《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重构与翻译》（京都，1977年版）。
[178][805]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1980年版）。这部著作是[806]金启棕的《女真文字典》（北京，1984年版）基础之作。
[179][240] D.卡拉等：《书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
[180][237] D. A.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5年博士学位论文）。D.凯恩后来出版了修改的增补本《四夷馆的女真译语》（布卢明顿，1989年版）。
[181]牟复礼撰（译者注：原文没有编顺序号。）
[182][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210卷。
[183]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184]见1976年版前附出版说明。
[185][670]见赵翼（1727——1814年）：《廿二史札记》所引例证，杜维运编《廿二史札记及补编》（台北，1975年版），卷29，第642——678页。亦见[674]钱大昕（1728——1804年）：《十驾斋养新录》（上海，1935年版，1957年再版），卷9，第195——225页。
[186][159]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纽约和伦敦，1976年版），载陈学霖撰《危素传》，第1465页。本书导言注释中所引柯立夫文亦讨论了1368年北京的元代档案的保护问题。（译者注：柯立夫文导言未引用。）
[187]见[75]柯立夫：《现存〈元史〉简论》。
[188][554]见杨联陞：《中国官修史学的组织：从唐朝到明朝正史修撰的原则与方法》。文中特别提到了修撰《元史》的史局的结构。
[189]关于王鹦对早期元廷史学的影响，陈学霖已有精辟的论述，见他的[52]《王鹦（1190——1273年）》，第54——57页。这是罗依果主持编撰元代人物传记中的一个人物传的译文稿。
[190][601]《圣武亲征录校注》，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北京1926年版，台北1962年、1975年再版）。
[191][375]《圣武亲征录》的简译本，先由伯希和翻译，后由他的学生韩百诗继续翻译并出版（莱登，1951年版）。
[192][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270页。苏振申在对《经世大典》进行研究后，对《元史》修撰者引用该书的方式颇有非议。
[193]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1981年版）。
[194][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195][653]《元史》，卷58——63。
[196][662]顾炎武：《日知录》卷26，《元史》。
[197][672]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1791年序（江苏，1874年版）。
[198][673]钱大昕：《元史氏族表》，1791年序（江苏，1874年版）。
[199][815]见郑鹤声：《清儒对元史学之研究》。亦见[749]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1984年版）。
[200]见[76]柯立夫英译本《蒙古秘史》，第1卷（坎布里奇，1982年版），导言，第17——25页。有关《秘史》的研究成果，见[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第7——10页；亦见[710]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前附姚从吾的导言（台北，1979年版）。《秘史》最新的英译本由罗依果发表在[394]《远东史论集》第4、5、10、13、16、18、21、23、26、30、31期上（堪培拉，1971——1985年）。
[201]姚从吾研究《秘史》的论文后又作为前揭札奇斯钦的汉译本的导言发表。札奇斯钦的前言（第21——24页）又增加了至1978年前的研究该书的资料。
[202][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9页。
[203]见[508]杜联喆撰写的洪钧传。洪钧将一些中世纪西亚的史料和欧洲当时有关西亚史料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了汉文。
[204][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私人出版）。
[205][665]见《明史·解缙传》，卷147，第4120页。
[206][766]李思纯：《元史学》（上海，1926年版），第58——61页，指出在明代有三部或四部有关元史的著作。
[207][661]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北京，1955年版，1979年再版）。
[208][766]李思纯：《元史学》，该书虽然已是50年前出版的老书，但还是为清代的元史研究成果提供了有用的叙述，特别是在第61——74页。
[209][663]邵远平：《元史类编》，1699年初版。
[210][46]见陈学霖在《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103页及注140对该书的简介。
[211][67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北京，1935年版，1959年再版）。
[212][67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1929年版）。
[213][678]汪辉祖：《元史本证》，2册（北京，1984年版）。
[214][684]魏源：《元史新编》（江苏，1905年版）。
[215][686]曾廉：《元书》（邵阳，1911年版）。
[216][685]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江苏，1897年版）。
[217][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二版），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再版（上海，1935年版；台北，1962——1969年再版）。
[218]关于屠寄著作的价值及其与其他有关元史的著作的关系的评述，见余大钧：《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元史论丛》第3辑，第219——230页。
[219][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第31——32页。
[220][628]《元典章》，出版时用的是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2年版），60卷，16册。书后附有博物院职员昌彼得的重要跋文。
[221]最有代表性的是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20世纪40——50年代的成果，包括[270] 1957年出版的《元典章索引稿》（台北，1973年再版）和《东洋学报》24期（1954年）为元典章研究出的特刊。近年的成果有[515]植松正编辑的典章正文的年代索引《〈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年版）。[221]岩村忍、田中谦二编校了《元典章》卷39——57“刑部”部分————即犯罪和断案部分————并以《元典章·刑部》之名出版，2卷（京都，1964、1972年版）。关于日本的其他研究成果，见[516]植松正的《元代制度与社会》的介绍。
[222][106]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在《苏联对前现代化中国的研究》中的《元代》里，介绍了（前）苏联的研究情况。对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综述，现在还没有。
[223][76]柯立夫英译《蒙古秘史》（坎布里奇、伦敦，1982年版）。
[224][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225][400]罗依果等编：《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卷（堪培拉，1970——1979年版）。
[226][534]阿瑟·韦利：《长春真人西游记》（伦敦，1931年版）。
[227][601]《圣武亲征录》，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北，1975年版）。
[228]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北，1975年版）。
[229][515]植松正：《〈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年版）。
[230][404]拉施特：《史集》，2卷，哈力迷编（德黑兰，1959年版）。
[231][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翻译（纽约，1971年版）。
[232][406]拉施特：《五世系谱》，手稿，脱卡比·撒拉伊博物馆，编号2932号。
[233][19]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3卷，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校勘波斯文本（伦敦，1912——1937年版）；[18]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2卷，约翰·A.波义耳英译本（坎布里奇，1958年版）。
[234][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W .纳骚·李士编（加尔各答，1864年版）。
[235][313]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H. G.拉弗梯译，2卷（新德里，1970年版）。
[236][87]克里斯托弗·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年版）。
[237][761]李则芬：《成吉思汗新传》（台北，1970年版）。
[238][409]保尔·拉契内夫斯基：《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事业》（威斯巴登，1983年版）。
[239][168]韩百诗：《成吉思汗》（巴黎，1973年版）。
[240][333] N. TS.蒙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莫斯科，1965年版）。
[241][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242]保罗·比尔：《早期蒙古中国的部落、汗和兀鲁思：早期元史绪论》（华盛顿大学1977年博士学位论文）。
[243][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伯克力和洛杉矶，1987年版）。
[244][29] W.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版（伦敦，1968年版）。
[245][301] H.德斯蒙德·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巴尔的摩，1950年版）。
[246][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247]罗依果、陈学霖等编：《元人传记》，第1卷（威斯巴登，即将出版）。
[248][299]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249][442] H. F.舒尔曼：《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
[250][469]约翰·马森·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251][43]保罗·比尔：《蒙古不花剌的汉——契丹管理机构》。
[252][6]托马斯·T.爱尔森：《蒙哥汗时期（1251——1259年）的护卫与统治机构》。
[253]格哈德·多尔佛：《新波斯文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威斯巴登，1963——1975年版）。
[254][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巴黎，1959年版），第1卷，第281——363页。
[255]柯立夫：《1240年的汉蒙文碑》，《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23期（1960——1961年），第62——75页。
[256]丹尼斯·西诺的《中世纪欧亚大陆研究介绍》（威斯巴登，1963年版），第294——319页。
[257][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
[258]亨利·G.施瓦茨：《蒙古书目》（贝林哈姆，1978年版）。
[259][379]查尔斯·A.彼德森：《旧幻想与新现实：1217——1234年宋的对外政策》；[378]《1211——1217年宋对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应》。
[260][632]祥迈：《辨伪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751——781页。
[261][633]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477——735页。
[262][436]卡米耶·塞松：《南诏野史》（巴黎，1904年版）。
[263][641]无名氏：《元高丽纪事》，《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264][639]无名氏：《大元仓库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265][638]无名氏：《大元马政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266][637]无名氏：《大元海运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267]见本书注释[231]、[232]、[233]、[234]、[235]。
[268][87]克里斯托弗·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年版）。
[269][415]威廉·柔克义：《鲁不鲁乞东游记》（伦敦，1900年版）。
[270][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伦敦，1938年版）。
[271][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坎布里奇，1957年版）；[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3卷（巴黎，1958——1973年版）。
[272][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马可·波罗的亚洲》（伯克力，1960年版）。
[273][434]克劳斯·萨噶斯特译：《白史》（威斯巴登，1976年版）。
[274][32]查尔斯·R.鲍登译：《蒙古编年史阿勒坦·脱卜赤》（威斯巴登，1955年版）。
[275][416]罗列赫译：《青史》，第2版（德里，1976年版）。
[276][40]沃利斯·布治译：《叙利亚编年史》，2卷（伦敦，1932年版）。
[277][37]约翰·A波义耳在《小亚美尼亚国王海都出使蒙哥汗廷纪行》一文中，对此游记作了说明。
[278][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力和洛杉矶，1988年版）。
[279][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
[280][424]莫里斯·罗沙比：《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
[281][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年版）。
[282][244]胜藤猛：《忽必烈汗》（东京，1966年版）。
[283][767]李唐：《元世祖》（台北，1978年版）。
[284][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东京，1941年版）。
[285][853]萧启庆：《忽必烈时代“潜邸旧侣”考》。
[286][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287][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目录》（上海，1935年版）。
[288][49]陈学霖：《忽必烈时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刘秉忠（1216——1274年）》。
[289][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年）》。
[290][478]见南希·S.斯坦哈特：《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忽必烈的帝都大都》（哈佛大学1981年博士论文）；[479]亦见她的论文《忽必烈的都城规划》。
[291][177]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东京，1941年版）。
[292][252]驹井和爱：《元上都与大都的平面比较》。
[293][214]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之上都》。
[294][475]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第150——154页。
[295][250] S. V.吉谢列夫编：《古代蒙古城市》（莫斯科，1965年版）。
[296][110]戴维·M.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
[297][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78年版）。
[298]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坎布里奇，1956年版）和[442]《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
[299][17]有高岩：《元代农民的生活》。
[300][292]罗荣邦：《忽必烈时期（1260——1294年）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论》。
[301][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
[302][840]翁独健：《斡脱杂考》。
[303][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
[304][365]爱宕松男：《斡脱钱及其背景》。
[305][10]托马斯·T.爱尔森：《1200——1260年间的蒙古诸王与斡脱》。
[306][104]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思特：《元代中国的官商：斡脱》。
[307][359]彼得·奥勃里赫特：《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驿传制度》（威斯巴登。1954年版）。
[308][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坎布里奇，1978年版）。
[309][300]冈瑟·曼戈尔德：《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军事制度》（班贝格，1971年版）。
[310][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普林斯顿，1979年版）。
[311][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312][55]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纽约，1982年版）。
[313]见[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和[349]《关于元代的宣政院》二文。
[314][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莱比锡，1954年版）。
[315][497]约瑟夫·蒂洛：《蒙古时期的佛道之争》。
[316][377] L.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317][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318][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堪培拉，1971年版）。
[319][427]莫里斯·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320][480]孙克宽：《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
[321][325]慕阿德：《155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伦敦，1930年版）。
[322][41] E.A.沃利斯·布治：《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伦敦，1928年版）。
[323]詹姆斯·A.蒙哥马利译：《亚巴拉哈三世史》（纽约，1927年版）。
[324][384]尼古拉·鲍培：《蒙古八思巴字文献》（威斯巴登，1957年版）。
[325][340]中野美代子前揭书。
[326][80]詹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戏剧》（塔克森，1980年版）。
[327][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328][282]李雪曼和何惠鉴：《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克利夫兰，1968年版）。
[329][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1279——1368年）的中国画》（纽约，1976年版）。
[330][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纽约，1974年版）。
[331][181]威廉·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莱登，1963年版）。
[332][437]乔治·桑塞姆：《1334年前的日本史》（斯坦福，1958年版）。
[333][190] Hori Kyotsu：《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博士论文）。
[334]关于蒙古入侵的研究，日本有很多成果。经典性的研究是[207]池内宏的《元寇的新研究》（东京，1931年版）。近年的论著有[546]山口修的《蒙古袭来》（东京，1964年版，1979年再版）；[179]旗田巍的《元寇：蒙古帝国的内部事务》（东京，1965年版）；[4]阿部征宽：《元寇袭来》（东京，1980年版）；[5]相田二郎：《蒙古袭来之研究》（东京，1971年版）。[246]川添昭二的《蒙古袭来研究史论》（东京，1977年版），对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历史分析。亦见[216]石井进《中世纪日本》的有关章节，载《剑桥日本史》第3卷（坎布里奇，1990年版），第131——148页。
[335][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336][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337][134]傅海波：《从〈元史〉卷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
[338][376] L.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339][93]戴密微：《南宋陵墓》。
[340][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296——328页，特别是第321——325页。
[341][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译（纽约，1971年版）。
[342][387]哈撒尼：《完者都史》，马因·汗八力编（德黑兰，1969年版）。
[343][536]瓦撒夫：《瓦撒夫史》，石印本（孟买，1852——1853年版）；穆哈默德·马丁·伊斯法尼再编本（德黑兰，1959——1960年版）。
[344][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
[345][663]邵远平：《元史类编》（扫叶山房本）。
[346][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北京，1934年版）。
[347][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第二次修订版）；重版载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上海，1935年版；台北1962——1969年再版。以及近年来的其他影印本）。
[348][623]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349][622]苏天爵编：《元朝名臣事略》（1335年刊本，北京1962年重印）。
[350][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宝颜堂秘籍本）。
[351][648]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本）。该书在[115]傅海波的《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中翻译成了德文（威斯巴登，1956年版）。
[352][647]孔齐：《至正直记》，伍崇耀编《粤雅堂丛书》卷321——324（1853年再版；台北，1965年重版）。
[353][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1958年版）。
[354][628]《大元国朝圣政典章》（《元典章》）（元刊本，台北，1972年重印）。
[355][629]《大元通制》残存的条格部分，由国立北京图书馆1930年重印，名为《通制条格》。
[356]关于该书的全目，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40——50、64——74页。
[357][635]《宪台通记》，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08——2609。
[358][636]《南台备要》，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10——2611。
[359][643]《秘书监志》（《广仓学窘丛书》本）。
[360][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2卷（北京，1986年版）。
[361][876]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著：《中国通史》第7卷（北京，1983年版）。
[362][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台北，1978年版）。
[363][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纽约，1973年版）。
[364][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365][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
[366][549]箭内亘：《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重版见岩井大慧编《蒙古史研究》（东京，1930年版），第361——447页。
[367][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
[368][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
[369][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112]《蒙古人：生态环境和社会视野》。
[370][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
[371][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
[372][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
[373][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374][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375][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376][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
[377][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
[378][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京都，1964年版），第401——469页。
[379][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
[380][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
[381][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382][101]海老泽哲雄：《蒙古帝国的东方三王家族研究》。
[383][191]崛江雅明：《蒙古——元朝时期东方三王研究序说》。
[384][304]松田孝一：《从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385][812]周清澍：《汪古部事辑》。
[386][857]萧启庆：《元代蒙古四大家族》。
[387][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
[388][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
[389][776]陆峻岭、何高济：《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
[390][736]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391][709]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1978年版）。
[392][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393][253] W.柯维思：《蒙古人：12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
[394][107]惠足俊之：《海都之乱的考察》。
[395][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739]《元代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
[396][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
[397][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
[398][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399][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东京，1951年版）。
[400][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
[401][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402][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403][692]丁昆健：《元代的科举制度》。
[404][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
[405][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406][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
[407][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坎布里奇，1956年版，1967年再版）。
[408][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关资料：以收支额为中心》。
[409][127]傅海波：《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莱比锡，1949年版）。
[410][733]全汉异：《元代的纸币》。
[411][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21——432页。
[412][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年版）。
[413][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
[414][774]吴辑华：《元朝与明初海运》。
[415][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
[416][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
[417][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870]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台北，1981年版）。
[418][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419][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420][392]罗依果：《蒙文译本〈孝经〉》。
[421][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860]《元代蒙古人汉学再探》。
[422][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钱兴海（译音）和L. C.古德里奇译注（洛杉矶，1966年版）。
[423][656]宋濂：《宋文宪公集》，卷7，15a——b。
[424][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425][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庚申外史》（柏林，1963年版）。
[426][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威斯巴登，1969年版）。
[427][136]傅海波：《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W. G.宾斯利和E. 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1961年版），第115——134页。
[428]山根幸夫、小川尚编：《日本现存元人文集目录》（东京，1970年版）。
[429][813]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南京，1983年版）。
[430][773]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
[431]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432]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第1辑，1982年；第2辑，1983年；第3辑，1986年。
[433]关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的简单介绍，见常备参考字典《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56页（《元典章》）；第16——17页（《通制条格》）。亦见陈高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料学》（北京，1983年版）第311——353页的元代部分。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1986年出版的《通制条格》，《元代史料丛刊：通制条格》（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5页的介绍文章。
[434]近年叶幼泉、王慎荣在《元史探源》中对《元史》编修过程作了新的考释，见《文史》27辑（1986年）。第177——194页，特别是第178——183页关于元实录的叙述。亦见[75]柯立夫的《现存〈元史〉简论》。
[435][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436]见[552]杨联陞的专论：《〈元典章〉研究》。
[437][87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1955年版）。
[438][221]岩村忍、田中谦二：《元典章·刑部》2卷（京都，1964年、1972年版）。在第1卷前附的文章是，吉川幸次郎：《元典章中所见汉文史牍文体》；田中谦二：《元典章的蒙文直译体文本》。
[439][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1卷（巴黎，1937年版）；2卷（巴黎，1972年版）；3卷（巴黎，1977年版）；4卷（巴黎，1985年版）。
[440][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
[441]见陆峻岭：《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442]《宋元地方志三十四种》，12卷（台北，国泰文化事业委员会1980年版）。
[443]见《福兰克·W.柯立夫纪念专集》，《突厥研究》杂志1985年第9期，第5——7页。
[444]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任何错误不负责任。
[445][111]傅礼初：《全史：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
[446][524] B. 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列宁格勒，1934年版）。
[447][525]米歇尔·卡肖译：《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巴黎，1948年版）。
[448][526] B. 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张兴唐、吴禅昆（音译）汉译（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7年版，1967年再版）。[527]另一部直接译自俄文原著的是刘荣焌的译本《蒙古社会制度史》（北京，1980年版）。
[449][522] B.IA.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米歇尔·卡肖译（巴黎，1948年版）。
[450][256]劳伦斯·克拉德：《中世纪的封建和糙靼政体》。
[451][762]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1978年版），卷5。
[452][751]杨讷、陈高华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卷（北京，1985年版）。
[453][867]韩儒林：《元朝史》（北京，1986年版）。
[454][866]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1982年版）。
[455][818]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1984年版），共计770页。注意附录：《1949——1980年的中国元史研究》和《1949——1980年部分元史论文目录》。
[456][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年版）。
[457][835]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1——1982年版）。
[458][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修订版，1935年），在《元史研究》（台北，1977年版）中重印。
[459]陈垣：《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的汉化》，钱星海（译音）和L. C.古德里奇译（洛杉矶，1966年版）。
[460][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年版），第212——253页。
[461][31]见沃尔夫冈·鲍尔编：《汉——蒙古研究：傅海波颂寿论集》（威斯巴登，1979年版）及傅海波的论著目录，第451——470页。
[462][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463][136]傅海波：《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载威廉·G.宾斯利、E. 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1961年版），第115——134页。
[464][548]箭内亘：《元代社会三阶级》，《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916年12月），陈捷、陈清泉汉译本：《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上海，无出版日期；台北，1963年重印）。
[465][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1938年版；香港，1967年再版）。
[466][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英文节译载于[89]约翰·德弗朗西斯、孙任以都翻译：《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华盛顿，1956年版），第234——246页。
[467][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1983年版）。
[468][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北，1977年版）。
[469][759]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武汉，1985年版）。
[470][53]陈学霖：《中国明、清的白莲教教义和民众起义》。
[471][105]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坎布里奇，1989年版）。
[472][10]托马斯·T.爱尔森：《1200——1260年间的蒙古诸王与斡脱》；[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
[473][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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