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傅斯年、游国恩、朱自清讲先秦古文

    《大雅》

    /傅斯年/

    一、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自汉儒以来释“雅”一字之义者，很多异说，但都不能使人心上感觉到涣然冰释。章太炎先生作《〈大雅〉〈小雅〉说》，取《毛序》“雅者政也”之义，本《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以为雅字即是迹字，虽有若干言语学上的牵引，但究竟说不出断然的证据来。又章君说下篇引一说曰：

    《诗谱》云：“迩及商王，不风不雅。”然则称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呼乌乌快耳者，真秦声也。”杨恽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说文》：“雅，楚乌也。”雅乌古同声，若雁与鴈，凫与鹜矣！大小雅者，其初秦声乌乌，虽文以节族，不变其名，作雅者非其本也。

    此说恐是比较上最有意思的一说（此说出于何人，今未遑考得）。

    《小雅·鼓钟》，“以雅以南”，这一篇诗应该是南国所歌，南是地名，或雅之一词也有地方性，或者雍州之声流入南国因而光大者称雅，南国之乐，普及民间者称南，也未可知。不过现在我们未找到确切不移的证据，且把雅字这个解释存以待考好了。（《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之雅字，作何解，亦未易晓。）

    二、《大雅》的时代

    《大雅》的时代有个强固的内证。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时的，这可以《崧高》《烝民》为证。《崧高》是吉甫作来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是吉甫作来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时人，则《烝民》中又得说清楚，“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史记·齐世家》：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按，年应作岁，传说谓大公卒时百有余岁也），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齐侯谥用殷制，则《檀弓》五世反葬于周之说，未可信也）。哀公时纪侯潛[1]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管[2]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于彘[3]。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按，厉王立三十余年，然后出奔彘，次年为共和元年。献公九年，加武公九年为十八年，则献公元年乃在厉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时，或厉王之初，未尝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则仲山甫徂齐以城东方，当在此时，即为此事。至献公徙临菑，乃杀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转为之城临菑。《毛传》以“城彼东方”为“去薄姑而迁于临菑”，实不如以为徙都薄姑。然此两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时，即在厉王之初，此外齐无迁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当仲山甫之城齐。这样看来，仲山甫为厉王时人，彰彰明显。《国语》记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仲山甫谏。懿公戏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戏为鲁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及宣王初年为老臣也。（仲山甫又谏宣王料民，今本《国语》未纪年。）仲山甫为何时人既明，与仲山甫同参朝列的吉父[4]申伯之时代亦明，而这一类当时称颂的诗，亦当在夷王厉王时矣。这一类诗全不是追记，就文义及作用上可以断言。《烝民》一诗是送仲山甫之齐行，故曰：“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真是我们及见之最早赠答诗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时，吉甫又和申伯同时，申伯又和甫侯一时并称，又和召虎同受王命（皆见《崧高》），则这一些诗上及厉，下及宣，这一些人大约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乱曾藏宣王于其宫，以其子代死，时代更显然了。所以《江汉》一篇，可在厉代，可当宣世，其中之王，可为厉王，可为宣王。厉王曾把楚之王号去了，则南征北伐，城齐城朔，薄伐狁，淮夷来辅，固无不可属之厉王，宣王反而是败绩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扬威的诗，有些可在宣时，有些定在厉时，有些或者是在夷王时的，既如此明显，何以《毛叙》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这都由于太把《诗》之流传次序看重了；把前面伤时的归之厉王，后面伤时的归之幽王，中间一大段耀武扬威的归之宣王。不知厉王时王室虽乱周势不衰，今所见《诗》之次序，是绝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十月》中言“周宗既灭”，此两诗在篇次中颇前，于是一部《小雅》，多半变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乐的诗、祝福之词，都当作了刺幽王的。照例古书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后了些，这都由于误以《诗》之次序为全合时代的次序。

    三、《大雅》之终始

    《大雅》始于《文王》，终于《瞻卬》《召旻》。《瞻卬》是言幽王之乱，《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开辟南服之盛，这两篇的时代是显然的。这一类的诗是不能追记的。至于《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若干篇，有些显然是追记的。有些虽不显然是追记，然和《周颂》中不用韵的一部之文辞比较一下，便知《大雅》中这些篇章必甚后于《周颂》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庙》诸篇能上及成康，则《大雅》这些诗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称商为大商，且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颂》中“遵养时晦”（即“兼弱取昧”[5]义）的话，乃和平地与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来自殷商，殷士裸祭于周，俱引以为荣，则与殷之敌意已全不见。至《荡》之一篇，实在说来鉴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说明了。

    《大雅》不始于西周初年，却终于西周初亡之世，多数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如把《国风》算进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论，此正所谓王者之迹者，却实在不错。《大雅》结束在平王时，其中有平王的诗，而《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四、《大雅》之类别

    《大雅》本是做来作乐用的，则《大雅》各篇之类别，应以乐之类别而定，我们现在是不知道这些类别的了。若以文辞的性质去作乐章的类别，恐怕是不能通达的。但现在无可奈何，且就所说的物事之不同，分析《大雅》有几类，也许可借以醒眉目。

    （一）述德

    《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笃公刘》[6]九篇，皆述周之祖德。这不能是些很早的文章，章句整齐，文辞不艰，比起《周颂》来，顿觉时代的不同。又称道商国，全无敌意，且自引为商室之甥，以为荣幸，这必在平定中国既久，与诸夏完全同化之后。此类述祖德词中每含些儆戒的意思，如《文王》。又《皇矣上帝》[7]一篇，文王在那里见神见鬼，是“受命”一个思想之最充满述说者，俨然一篇自犹太《旧约》中出的文字。

    （二）成礼

    成礼之辞，《小雅》中最多，在《大雅》中有《棫朴》《旱麓》《灵台》《行苇》《既醉》《凫鹥》《假乐》《洞酌》《卷阿》九篇。

    （三）儆戒

    《民劳》《板》《荡》《抑》四篇。此类不必皆在周室既乱之后，《周诰》各篇固无一不是儆戒之辞。

    （四）称伐

    《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五篇皆发扬蹈厉，述功称伐者，只《常武》一篇称周王，余皆诵周大臣者。

    （五）丧乱之音

    《桑柔》《云汉》《瞻卬》《召旻》四篇，皆丧乱之辞。其中《召旻》显是东迁以后语，日蹙国百里矣。《瞻卬》应是幽王时诗，故曰“哲妇倾城”，词中只言政乱，未及国亡。《桑柔》一篇，《左传》以为芮伯刺厉王者，当是刘歆所加。曰“靡国不泯”，曰“灭我立王”，皆幽王末平王初政象，厉王虽出奔，王室犹强；共和行政，不闻丧乱，犬戎灭周，然后可云靡国不泯耳。《云汉》一篇，恐亦是东迁后语，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故曰：“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小雅·十月之交》明言宗周已灭，其中又言“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故《云汉》或与《十月之交》为同时诗。

    《小雅》

    /傅斯年/

    一、《小雅》《大雅》何以异

    《小雅》《大雅》之不在一类，汉初诗学中甚显，故言四始不言三始，而《鹿鸣》《文王》分为《小雅》《大雅》之始。但春秋孔子时每统言曰《雅》，不分大小，如《诗·鼓钟》“以雅以南”，《论语》“雅颂各得其所”，都以雅为一个名词的。即如甚后出的《大戴礼记·投壶篇》所指可歌之雅，有在南中者，而大、小《雅》之分，寂然无闻。我们现在所见大、小《雅》之别，以《左传》襄二十九年吴季札观乐一节所指为最早，而《史记》引鲁诗四始之说，始陈其义。我们不知《左传》中这一节是《国语》中之旧材料或是后来改了的。我们亦不及知《雅》之分小大究始于何时，何缘而作此分别？大约《雅》可分为小大，或由于下列二事：（一）乐之不同；（二）用之不同。其实此两事正可为一事，乐之不同每缘所用之处不同，而所用之处既不同，则乐必不能尽同也，我们现在对于“诗三百”中乐之情状，所知无多，则此问题正不能解决，姑就文辞以作类别，当可见到《小雅》《大雅》虽有若干论及同类事者，而不同者亦多。《颂》《大雅》《小雅》《风》四者之间，界限并不严整，《大雅》一小部分似《颂》，《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国风》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体而论，则《风》《小雅》《大雅》《颂》各别；核其篇章而观，则《风》（特别是“二南”[8]）与《小雅》有出入，《小雅》与《大雅》有出入，《大雅》与《周颂》有出入，而“二南”与《大雅》或《小雅》与《周颂》，则全无出入矣。此正所谓“连环式的分配”，图之如下：

    今试以所用之处为标，可得下列之图，但此意仅就大体，其详未必尽合也。

    [2] 战国以前，士排在大夫之后，战国以前典籍中表示阶级序列用“大夫士”。————编者注

    故略其不齐，综其大体，我们可说《风》为民间之乐章，《小雅》为周室大夫士阶级之乐章，《大雅》为朝廷之乐章，《颂》为宗庙之乐章。

    二、《小雅》之词类

    《小雅》各篇所叙何事，今以类相从，制为一表，上与《大雅》比，下与“二南”、《豳风》比，亦可证上文“连环式的分配”之一说。《国风》中只取“二南”及《豳》者，因《雅》是周室所出，“二南”亦周室所出，《豳》则“周之既东”，其他《国风》属于别个方土民俗，不能和《雅》配合在一域之内。

    表中类别之词，恐有类似于《文选》之分诗赋者，此实无可如何事，欲见其用，遂不免于作这个模样的分别了。

    续表1

    续表2

    续表3

    三、“雅者政也”

    《毛诗·卫序》云：“雅者政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这句话大意不差，然担当不住一一比按。《六月》《采芑》诸篇所论，何尝比《韩奕》《崧高》为小？《瞻卬》《召旻》又何尝比《正月》《十月》为大？不过就全体论，《大雅》所论者大，《小雅》所论者较小罢了。《雅》与《风》之绝不同处，即在《风》之为纯粹的抒情诗（这也是就大体论），《雅》乃是有作用的诗，所以就文辞的发扬论，《风》不如《雅》，就感觉的委曲亲切论，《雅》亦有时不如《风》。

    四、《雅》之文体

    《雅》之体裁，对于《国风》甚不同处有三：第一，篇幅较长；第二，章句整齐；第三，铺张甚丰。这正是由于《风》是自由发展的歌谣，《雅》是有意制作的诗体。故《雅》中诗境或不如《风》多，《风》中文辞或不如《雅》之修饰。恐这个关系颇有类于《九章》《九辩》与《汉赋》之相对待处。以体裁之发展而论定时代，或者我们要觉得《国风》之大部应在《雅》之大部之先，而事实恰相反。这因为《国风》中各章成词虽后，而其体则流传已久；《雅》中各章出年虽早，而实是当年一时间之发展而已。楚国诗体已进化至屈宋丰长之赋，而《垓下》《大风》犹是不整之散章，与《风》《雅》之关系同一道理。

    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

    /游国恩/

    一、屈赋的特征

    一九四三年，我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后来这篇讲稿被附录于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屈原》之后，改题为《楚辞女性中心说》。大意是从屈赋用“比兴”的作风[9]上说明屈原自比为女子，以发明屈赋在文艺上一种独特的风格及其影响，然而这只是从文字上证明或解释屈原每每以女性自比的一个观点立说，并未涉及屈原全部文艺作风的根本问题。即是说：屈赋何以会有这一种作风呢？而且它所用的“比兴”材料除了以女性为中心外，仍极广泛；从文学技巧上说，这作风的根本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进一步的推论便是今天此文的目的。

    屈原辞赋多用“比兴”，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指出。例如王逸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序》）

    刘勰也承袭着说：

    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文心雕龙·辩骚》）

    又说：

    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文心雕龙·比兴》）

    他们这些话虽未免挂一漏万，也不甚正确；但所谓“引类譬喻”，所谓“讽兼比兴”的原则却是无可怀疑的。

    倘若需要一一指出屈赋中关于“比兴”的文辞，恐怕“遽数之，不能终其物”了。然而为加强我的论据起见，得先把显而易见的例子概括地介绍一下。

    （一）以栽培香草比延揽人才的有如：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离骚》）

    （二）以众芳芜秽比好人变坏的有如：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乎[10]佩帏……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离骚》）

    （三）以善鸟恶禽比忠奸异类的有如：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离骚》）

    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涉江》）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抽思》）

    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怀沙》）

    （四）以舟车驾驶比用贤为治的有如：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以上《离骚》）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氾附[11]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惜往日》）

    （五）以车马迷途比惆怅失志的有如：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昔《楚辞概论》中论《离骚》写作时代，以“相道不察”“延伫将反”数语为《离骚》放逐的证者未审。盖此乃用比语为设想，非正言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离骚》）

    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车既覆而马颠兮，蹇独怀此异路！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迁逡次而勿驱兮，聊假日以须时。（《思美人》）

    （六）以规矩绳墨比公私法度的有如：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不量凿而正柄[12]兮，固前修以菹醢。

    勉陛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以上《离骚》）

    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

    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以上《怀沙》）

    （七）以饮食芳洁比人格高尚的有如：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

    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以上《离骚》）

    梼木兰以矫蕙兮，糳[13]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惜诵》）

    登昆仑兮食玉英。（《涉江》）

    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悲回风》）

    （八）以服饰精美比品德坚贞的有如：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掔[14]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以上《离骚》）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狭[15]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涉江》）（九）以撷采芳物比及时自修的有如：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离骚》）

    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思美人》）

    （十）以女子身份比君臣关系的有如：

    众女嫉余之娥[16]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

    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哀郢》）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统世而自贶。

    惟佳人之独怀兮，折若椒以自处。（以上《悲回风》）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乎[17]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抽思》）

    思美人兮，擥涕而伫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思美人》）

    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惜往日》）

    此外还有通篇以物比人的如《橘颂》；通篇以游仙比遁世的如《远游》；以古事比现实的，如《离骚》中对重华的“陈词”，灵氛劝告的“吉故”，及《涉江》的“接舆髡首”，《惜往日》的“百里为虏”等段都是。其中又有比中的比，如《离骚》既以托媒求女比求通君侧的人，却更以“鸩”和“鸠”来比媒人的不可靠；《思美人》既以媒理比说项介绍的人，而又以“薜荔”“芙蓉”比媒人的不易得。因为他既怕举趾缘木，又怕褰裳濡足，所以下文说：“登高吾不说，入下吾不能。”若此之类，都是比中有比，意外生意，在表现技巧上可谓极尽巧妙的能事。至于屈赋各篇中尚有虽非正式用“比兴”，而其词句之间有意无意，仍隐含“比兴”意味者尤不可胜举。（如《惜诵》：“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汝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一则以鸟为喻，一则以驾为喻。）由此看来，屈原的辞赋差不多全是用“比兴”法来写的了，其间很少有用“赋”体坦白地、正面地来说的了。所以说他“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后来许多作家，从宋玉到两汉，甚至于更后，都一直承袭着这种作风，而成为辞赋中甚至于我国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风格。

    二、屈赋比兴作风的来源

    现在我要问：屈赋这种比兴的特殊风格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的答案是：它一面与古诗有关，一面又与春秋战国时的“隐语”有关。归根究底，都是从人民口头创作出来的，并反映出人民在统治者压力下的反抗。但两者相较，《楚辞》与后者关系或更密切些。

    《诗》有“六义”，第一是“风”，第二是“赋”。“风”是什么呢？《毛诗序》说：

    “风”，风（讽）也。

    又说：

    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可见“风”就是讽刺，就是“谲谏”。这儿，当然需要说话的艺术了。为了要达到说话的目的，尽管不妨运用语言的技巧，所以李善注说：

    “风刺”，谓譬喻，不斥言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

    这是够说明一部分“风”诗的基本精神了。至于辞赋的目的也是讽喻。《楚辞》如此，汉赋也是如此。这一点汉朝人是深切了解的。《史记·屈原传》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从容[18]辞令而不直谏，岂不明明是讽谏的态度吗？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说：

    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文约辞微，称小指大，类迩义远，不是风诗主文谲谏[19]的作风吗？《汉书·司马相如传》赞：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归，引之于节俭，比与《诗》之风谏何异？[20]

    又《扬雄传》：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

    又谓：

    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

    又《汉书·艺文志》：

    大儒荀卿[21]，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喻）。又班固《两都赋·序》：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

    所以从文学的性质和技巧上说，辞赋与诗歌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王逸谓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所以班固谓屈赋有恻隐古诗之义而目之为“古诗之流”。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春秋时的赋诗与歌诗。《汉书·艺文志》：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接着他就说荀卿、屈原的赋都有古诗的意味。这段话不但最足以说明辞赋的起源，而且连带说明了辞赋本身的继承性。但我以为这里当特别注意的便是“微言相感”四个字。这就是说：在诸侯大夫交际的场合里，彼此需要互相表示意志的，都不肯直白地说出来，而必须赋一章或一篇古诗以为暗示。这便是“以微言相感”。这种戏剧意味，在今日或不免觉得可笑；但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反而觉得是雍容闲雅的事吧。不过古诗的意义随赋者的利用而不同，其中多半是断章取义的。而所赋或所歌的诗，其用意所在，又必须视双方私人或国家的关系、感情及国际地位种种不同，教对方去猜，去捉摸，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听者或受者若不能立刻发现其用意何在，那真会教人受窘而不能答赋的；或虽勉强应付，而不能与赋者的意思针锋相对，牛头不对马嘴，也是很丢人的事。后者的例子如襄公十六年《左传》所载晋侯盟齐高厚，因其歌诗不类。前者的例子则如昭公十二年《左传》一段记载：

    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原来《蓼萧》诗云“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是表示主人乐与华定燕语的意思。又云“既见君子，为龙为光”，是表示主人以得见客人为光荣的意思。又云“宜兄宜弟，令德寿凯”，是表示客人有令德，祝他既寿且乐的意思。又云“和鸾雍雍，万福攸同”，是表示愿与客人同享福禄的意思。这简直是一个谜，相当难猜。华定不能针对这些意思答谢，便引起了主人的大不满，而遭受到严重的批评。

    还有主人赋诗不伦不类，客人不敢接受，因而也不答赋的，如文公四年卫宁武子聘鲁，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的事便是。可见春秋时诸侯大夫相交接，赋诗和答赋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出谜的还比较容易些，猜谜的可十分困难了。因为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诗篇读得烂熟；第二，要相当了解它的意义；第三，要神经敏感，对方一说出来，马上就抓得住他的用意，而能迅速对付。例如僖公二十三年《左传》记秦穆公享公子重耳一事：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小雅·六月》一篇是尹吉甫佐周宣王征伐的诗，秦伯引来比喻若将来公子返晋，必能匡扶王室。这个意义太隆重了，幸亏那位随从秘书，不然，或竟不免失礼了。

    一部《左传》所载赋诗答诗的事不知多少，无非是借诗为喻，不能全切合事情，亦不能不切合事情，仿佛依稀地有点像，又有点不像，但彼此心里的中心意思都不曾说出来。所以春秋时诸侯卿大夫这种国际交接的仪式，若说他就等于今日猜谜的游戏，毫不为过。

    春秋以来，楚人与诸侯各国交际频繁，自然会感到有学诗的必要；所以在《左传》中楚人引诗来谈话的，或赋诗见意的已是数见不鲜。对于那“主文而谲谏”的讽刺文学及其应用已经证明其肄习娴熟，运用自如了，国际上猜谜式的文学游戏也弄惯的了。然则屈原辞赋中的“从容辞令”“婉而多讽”的“比兴”作风是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的。

    以上是说明《楚辞》的作风与古诗的关系，以下再推论它与“隐语”的关系。

    “隐”或作“”，春秋时又名“廋辞”。《国语·晋语》五：“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韦昭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文心雕龙·谐隐篇》云：“‘ ’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汉书·艺文志》有《隐书》十八篇。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喻。”先秦的所谓“隐”，大概就是现今的“谜”，至少它是“谜”的前身。故刘彦和又说：“君子嘲隐，化为谜语。”春秋、战国时，这种隐戏颇为流行。齐、楚两国的人且有以“隐语”为讽谏的风气。我们试看那时候的“隐”。

    （一）《韩非子·难三篇》

    人有设桓公“隐”者，曰：“一难，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也，近优而远士；二难也，去其国而数之海；三难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择日而庙礼太子。

    （二）《吕氏春秋·审应览·重言篇》

    “荆庄王立，三年不听（政），而好“”。成公贾入谏。王曰：“不穀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隐’也。”王曰：“胡不设不穀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三年不动，将以定其志也；其不飞，将以长其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则冲天；虽无鸣，鸣将惊人。”……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按《韩非子·喻老篇》，《史记·楚世家》，《新序·杂事》二并载其事，互有出入。而《史记·滑稽传》[22]又以为淳于髡说齐威王事。）

    （三）《列女传·楚处庄侄传》

    处庄侄言“隐”于襄王曰：“大鱼失水，有龙无尾。墙欲内崩，而王不视。”王曰：“不知也。”对曰：“大鱼失水者，离国五百里也；乐之于前，不思祸之起于后也。有龙无尾者，年既四十，无太子也；国无弼辅，必且殆也。墙欲内崩，而王不视者，祸乱且成，而王不改也。”

    （四）《史记·田完世家》载淳于髡见驺忌子[23]

    〔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请无离前。”[24]淳于髡曰：“狶[25]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胶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淳于髡曰：“孤裘虽弊，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按“微言”即“隐语”。）

    （五）《新序·杂事篇》二[26]

    齐有妇人，丑极无双，号曰无盐女。……自诣宣王，愿一见。……于是宣王乃召见之，谓曰：“亦有奇能乎？”无盐女对曰：“无有，直慕大王之美义耳。”王曰：“虽然，何喜？”良久曰：“窃尝喜隐。”王曰：“隐，固寡人之所愿也。试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见。宣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复更召而问之，又不以“隐”对。但扬目衔齿，举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

    以上五条都是属于“隐”的故事。此外还有许多无其名而有其实者，若臧文仲母识文仲被拘（见《列女传·鲁臧孙母传》），齐人说靖郭君罢城薛（见《战国策·齐策》一），及淳于髡为齐威王请救于赵（见《史记·滑稽传》），等等，不胜枚举。我们试一分析“隐”的性质，不外：（1）用事物为比喻；（2）设者与射者的辞原则上须为韵语；（3）用以讽谏。上引五条除第一条和第四条的第一则外，其余都有比喻，唯第五条则全是“哑谜”，乃属罕见。又第二条的“设辞”无韵，而《韩非子·喻老篇》有之。《喻老篇》：“右司马御，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全用韵语，似较《吕览》《史记》《新序》诸书所记为得其实。至于以“隐”为讽谏的工具，先秦时有此风气。这作用与“三百篇”以诗为讽的意义也相同。刘彦和所谓“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文心雕龙·谐隐》），确有此等功效。到后来像东方朔之流只用它来开开玩笑，“谬辞诋戏，无益规补”，那就失掉用“隐”的本意了。〔《汉书·东方朔传》：“（郭）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朔应声辄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由此见来，“隐”的性质无论为体为用，其实都与辞赋相表里。所谓“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的讽谏方法与屈赋惯用“比兴”的作风初无分别。它们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讽刺文学。所以《汉志》列《隐书》于“杂赋”之末，不是为了这个缘故吗？（以上参看拙著《先秦文学》第十六章及《屈赋考源》“余论”）

    所以我说屈赋这种作风，远溯一点，他的来源与古诗有关，与古者诸侯卿大夫相交接，聘问歌咏诗的“微言相感”有关。而关系更密切的莫过于春秋、战国时的“隐语”。因为从春秋到战国，设“隐”讽谏已经成为风气，尤其在齐、楚两国特别流行；所以屈原文艺的作风直接受其影响是不足怪的。

    三、余论

    我们试再进一步研究，不但《楚辞》与“隐”有关，而且发现战国时一般的赋乃至其他许多即物寓意、因事托讽的文章几乎无不带有“隐”的意味。例如荀卿的《赋篇》便是这样。试看他的《箴赋》云：

    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离合，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始生巨，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覆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

    《赋篇》中包括五赋，这是最末一首，作风完全相同。看它种种“疑其言以相问”的影射法，来描写关于“箴”的事情，显然是一种隐语了。它通篇除最末一句外，都暗射着针的，都是针的谜面；最后一句才说出答案来，那就是谜底；所以这篇小赋简直是一根针儿的谜语了。在《赋篇》中第三首《云赋》里有云：“君子设辞，请测意之。”设辞测意，这不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是猜谜吗？猜谜说是先秦的“射隐”，汉以后又变为“射覆”（见《汉书·东方朔传》）。荀卿的时代稍后于屈原，他的赋竟由《楚辞》的“比兴”作风完全变成隐语，这其间的关系可以思过半矣。又按《战国策·楚策》四载有荀子谢春申君一书，书后有赋云：

    宝玉隋珠，不知佩兮；祎衣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之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荀子·赋篇》及《韩诗外传》四略异）

    这不消说仍是屈赋用“比兴”的作风了。但我们应该注意：荀卿曾经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后来又宦游于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遂家于兰陵。他与齐楚两国的关系如此之深，所以他的辞赋必然受屈原的影响，同时也受过当时隐语家淳于髡等人的影响是可以断言的（参看《先秦文学》第十六章及《屈赋考源》“余论”）。

    此外那时还有许多非赋非隐，似赋似隐的文章，例如宋玉《对楚王问》一篇（见《新序·杂事篇》《文选》题宋玉作，恐非，但改“威王”为“襄王”则近是），庄辛说楚襄王一篇（见《战国策·楚策》四），楚人以弋说襄王一篇（见《史记·楚世家》），都是始则“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终则“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又如齐驺忌以琴音说齐威王（见《史记·田完世家》），淳于髡以饮酒说威王罢长夜之饮（见《史记·滑稽传》），及庄子与赵文王说剑（见《庄子·说剑篇》），等等，都是因事托讽，借题发挥，其性质又无乎不同。兹录《宋玉对楚王问》一篇以示例：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庶民不誉之甚也？[27]”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皇[28]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篱之，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于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推而论之，自“风”“骚”的“比兴”作风完成以后，我国文学————尤其是诗，便一直向这条道路迈进。所谓“寄托”，所谓“微辞”，所谓“婉而多讽”，所谓“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者，无不据此为出发点。汉、魏以后诗家有一种主要作风，白乐天生平所兢兢自守，唯恐失之者，也就是这一点。其后咏物的诗，鸟兽草木鱼虫一类的赋之专以物比人者，是属于这一类的；乐府诗中如《子夜》《读曲》等歌专以事物谐声切义的方法为比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纬书中图谶，诸书记及史籍《五行志》中的歌谣，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而事后往往“应验”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甚至后世的骈体文专以典故为象征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其在散文，则先秦诸子用之以说理（尤其是《庄子》《韩非》《吕氏春秋》等），纵横家用之以说事（尤其是《战国策》），乃至后世古文家集中的杂说，小说戏剧的讽刺与嘲骂，往往借着一个故事或一件事物来做根据，以为推论、解释、辩驳、寓意、抒情的助者，莫不与《风》《骚》的“比兴”及战国时滑稽优倡者流所乐道的“隐语”同源而分流，殊途而同归。于此，不但《风》《骚》和“隐语”的关系我们看得极其清楚，就是“比兴”及“隐语”与我国一切文学的关系也是极其清楚的了。然则“比兴”与“隐语”对我国文学的因缘不是够深的吗？

    《周易》

    /朱自清/

    在人家门头上，在小孩的帽饰上，我们常见到八卦那种东西。八卦是圣物，放在门头上，放在帽饰里，是可以辟邪的。辟邪还只是它的小神通，它的大神通在能够因往知来，预言吉凶。算命的、看相的、卜课的，都用得着它。他们普通只用五行生克的道理就够了，但要详细推算，就得用阴阳和八卦的道理。八卦及阴阳五行和我们非常熟习，这些道理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我们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之中教这些道理支配着。行人不至、谋事未成、财运欠通、婚姻待决、子息不旺，乃至种种疾病疑难，许多人都会去求签问卜、算命看相，可见影响之大。讲五行的经典，现在有《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周易》。

    八卦相传是伏羲氏画的。另一个传说却说不是他自出心裁画的。那时候有匹龙马从黄河里出来，背着一幅图，上面便是八卦，伏羲只照着描下来罢了。但这因为伏羲是圣人，那时代是圣世，天才派了龙马赐给他这件圣物。所谓“河图”，便是这个。那讲五行的《洪范》，据说也是大禹治水时在洛水中从一只神龟背上得着的，也出于天赐。所谓“洛书”，便是那个。但这些神怪的故事，显然是八卦和五行的宣传家造出来抬高这两种学说的地位的。伏羲氏，恐怕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他只是秦汉间儒家假托的圣王。至于八卦，大概是有了筮法以后才有的。商民族是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胛骨卜吉凶，他们先在甲骨上钻一下，再用火灼；甲骨经火，有裂痕，便是兆象，卜官细看兆象，断定吉凶；然后便将卜的人、卜的日子、卜的问句等用刀笔刻在甲骨上，这便是卜辞。卜辞里并没有阴阳的观念，也没有八卦的痕迹。

    卜法用牛骨最多，用龟甲是很少的。商代农业刚起头，游猎和畜牧还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那时牛骨头不缺少。到了周代，渐渐脱离游牧时代，进到农业社会了，牛骨头便没有那么容易得了。这时候却有了筮法，作为卜法的辅助。筮法只用些蓍草，那是不难得的。蓍草是一种长寿草，古人觉得这草和老年人一样，阅历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所以用它来占吉凶。筮的时候用它的杆子，方法已不能详知，大概是数的。取一把蓍草，数一下看是什么数目，看是奇数还是偶数，也许这便可以断定吉凶。古代人看见数目整齐而又有变化，认为是神秘的东西。数目的连续、循环以及奇偶，都引起人们的惊奇。那时候相信数目是有魔力的，所以巫术里用得着它。我们一般人直到现在，还嫌恶奇数，喜欢偶数，该是那些巫术的遗迹。那时候又相信数目是有道理的，所以哲学里用得着它。我们现在还说，凡事都有定数，这就是前定的意思；这是很古的信仰了。人生有数，世界也有数，数是算好了的一笔账；用现在的话说，便是机械的。数又是宇宙的架子，如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二语见《易·系辞》。太极是混沌的元气，两仅是天地，四象是日月星辰），就是一生二、二生四的意思。筮法可以说是一种巫术，是靠了数目来判断吉凶的。

    八卦的基础便是一、二、三的数目。整画“”是一；断画“”是二；三画叠而成卦是“”。这样配出八个卦，便是、、、、、、、，乾、兑、离、震、艮、坎、巽、坤是这些卦的名字。那整画、断画的排列，也许是在排列着蓍草时触悟出来的。八卦到底太简单了，后来便将这些卦重起来，两卦重作一个，按照算学里错列与组合[29]的必然，成了六十四卦，就是《周易》里的卦数。蓍草的应用，也许起于民间；但八卦的创制、六十四卦的推演，巫与卜官大约是重要的角色。古代巫与卜官同时也就是史官，一切的记载、一切的档案，都掌管在他们手里。他们是当时知识的权威，参加创卦或重卦的工作是可能的。筮法比卜法简便得多，但起初人们并不十分信任它。直到春秋时候，还有“筮短龟长”的话（《左传》僖公四年）。那些时代，大概小事才用筮，大事还得用卜的。

    筮法袭用卜法的地方不少。卜法里的兆象，据说有一百二十体，每一体都有十条断定吉凶的“颂”辞（《周礼·春官·大卜》）。这些是现成的辞。但兆象是自然地灼出来的，有时不能凑合到那一百二十体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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