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轻易地解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国家事务显然不再可行时，朝廷官员们开始把早期的施政安排恭敬地说成“祖宗之制”，以此暗指破坏现存制度就是不孝。事实上，他们是借助于口头恭维这些初期制度上的安排，告诫所有的人————即使是皇帝————不要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

    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符合官僚们的期望。在没有作出重大决定的同时，他使他的朝廷保持了和睦、协调；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私人生活也无瑕疵，虽然是枯燥无趣的。相反，他的儿子正德皇帝（1506——1521年在位）却在各个可能的方面抵制朝政生活的束缚。他亲自掌管军队，随意游览、视察各地，并让太监和军官们接管应当属于文官的职责。这个享乐的皇帝对于礼仪活动是完全藐视的。当他被他的官僚们以他不能反对的“纲纪”逼紧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当作个人而与作为制度的君主政体分开。

    嘉靖皇帝（1522——1566年在位）部分地恢复了早期君主政体的格局，但他迷恋道术，不理国事，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不过，他和外廷的隔绝，他的亲自行使皇帝的委任权，他对礼仪细节的关注，甚至他给予他的亲信和批评者的残酷而专横的惩罚，这些和传统的治国之术并不矛盾。

    皇帝的绝对权力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和特定的个人无关。皇帝在最高一级以专横的决断解决任何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个人不公正地受到伤害。但是，他的不公正的行为并非出于本人的恶意。当嘉靖皇帝和他的首辅的派系发生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时，他的与个人无关的统治的能力削弱了。这一事态不但为无休止的勾结和阴谋开了方便之门，大学士严嵩还给帝国朝廷投下了恐怖和猜疑的阴影，延续了几十年。这种状况在严嵩死后并未改善：嘉靖皇帝的后继者们的一些顾问仍旧仿效他的依靠告密，甚至依靠背信行为的统治方式，尽管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有关隆庆皇帝（1567——1572年在位）朱载垕的资料是笼统而相互矛盾的。他不参与朝政，但他对官僚的权力名义上仍然存在。史官们称颂他节俭和仁厚的记述，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无实际内容；更多的有损于他的性格和品格的记载，实际上却可以得到证实。[1]

    隆庆皇帝设法回避了争论，因为他从未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在大学士高拱的回忆录中，他让读者得到皇帝智力非常有限的印象。他笨口拙舌，怜惜自己，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力，更不用说作为君主的权力了。尽管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疑，但他对缺乏个性和力量、对国事没有兴趣乃至好奇心的皇帝的描述与社会上的传闻是一致的。

    隆庆皇帝曾被他的父亲长期压抑。即使作为皇帝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他也没有被给予太子的头衔，当他终于被立为太子时，他也没有被给予合乎他的身份的荣誉和待遇。嘉靖皇帝坚持，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要被同等对待。事实上，当有必要在奏疏中提到这两个王子时，朝臣们总是小心谨慎地对待他们，仿佛他们是孪生兄弟。当这种姿态含有深远意义的年纪到来时，这种安排促成了这样的推测：隆庆皇帝将被废黜，他的弟弟将被宣布为太子。在未来皇帝正好于他29岁生日前一个月登上皇位之前，这种怠慢和不安全的状态给他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虽然隆庆皇帝接受过正规的儒家教育，可是他没有受过他那个时代的治国之术的特殊训练。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他周围的情况和他自己作为皇帝的任务的真正意义有过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确实是精神失常或智力迟钝。奇怪的是，与他有关的最值得注意的公务是他参加国家典礼，这些典礼在盛大和壮观方面超过了以前的朝代。场面最盛大的典礼中有两次是1569年对京师戍军的大检阅和1570年的冬至庆典。有理由相信这种盛典是他的富有事业心的大学士们安排的，以皇帝的到场来使公众获得深刻印象。根据记载，似乎皇帝甚至不能把他早朝的程式化的谈话继续下去，而由大学士们代他讲话。

    这位皇帝因他过度沉溺于个人的享乐而只能受到责备。总之，标志他统治时期的这五年半的相对稳定和繁荣证明，国家事务可以没有皇帝的亲自指导而继续进行。他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大学士们干得更好。但是他所造成的损害是制度上的，而且长期起作用，因为他需要一个其决策要由皇帝显然予以支持的主要行政官员。某种形式的掩饰是需要的，因为将皇帝权力托付于人是违反王朝传统的。既然皇帝不能完成执掌政务的主要工作，内阁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加剧了。此后，地位最高的大臣们要保持公众的信任变得甚至更加困难了。

    万历时期

    隆庆皇帝的儿子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1620年在位）的统治时期不应当作为一个怠惰和不负责任的朝代而概括地草草带过。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做法勾勒出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全面的画像，模糊了他失败的体制上的原因，因而使得随后的事件难于理解。

    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他自称早慧似乎是有根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宫廷几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们疏远了时，按照他时代的标准，他仍然博闻广识。有关他青年时期的故事描绘出一个创造的活力经常受到阻挠的不肯安静的青年。他被迫承担一个与世隔绝的君主的任务。除了因夜间与太监们一起喝醉而受到他母亲和大学士张居正的训导外，他还因时常练习书法，因骑马，因主持射箭比赛而受到批评，所有这些消遣被认为是与他当皇帝的职分不相容的。他在其统治的早年关怀百姓的福利和他关心官吏的腐化及边疆防御的恶化，常常被批评他的人所忽略。

    由于他母亲（虔诚的佛教徒）的影响，他通常不判死刑。鹿善继为向军队紧急交付一笔未经批准的款项而从内库提款，因而曾被皇帝降级，他在皇帝死后评论说，皇帝的主要缺点是过于宽厚。即使是对万历皇帝或多或少持批评态度的现代史学家，也特别提到他不让厂卫骚扰他的官吏和百姓。可是他手下的大太监刘若愚说，皇帝有时想让进谏的官员们被打死，但他不是一贯残忍。

    但是皇帝可能报复心切。他容易感到伤心，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他的宽宏大量很快就被他的防卫心理压倒。身为大学士和皇帝讲官的张居正，在他努力引导冲龄皇帝成为道德模范的过程中，曾得到他母亲同意，强使他接受一种严格的个人品行准则，包括俭朴生活的某些标准。皇帝绝没有忘记他受张居正威压的那些日子的屈辱。在这位大学士死后，皇帝发现他的讲官自己过着浪费的生活时，在他找到逼使服从的时机以前，暂时期待着报复的机会。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一个王妃告发他非法接管她的家产，皇帝乘机下令籍没张居正的财产，并把他的几个儿子发戍边疆。同时，他下诏公开指责张的罪恶。张的“罪恶”于死后揭发对年轻的皇帝有深远影响。他发觉了他的高级官员们的双重标准，变得愤世嫉俗。他自己还变成了财物的收藏者。这个天之子所表现出的极度贪婪，在他的统治期结束之前一直使财政发生困难。

    皇帝刚想掌管帝国事务，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这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不久，这时皇帝大约20岁。在使政府摆脱张的追随者的运动期间，监察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安然无恙地告发地位很高的朝臣。掀起的论战性辩论是如此之多，以致皇帝最终也变得吃惊了。他愤怒地质问御史们：如果他自己任命的人他们都不中意，照他们看，还有别的什么人更有条件补充官员的空额？这个问题暴露了皇帝的孤立无援，同时于无意中承认了政府中根本的体制方面的缺陷。没有井然有序的办法就任何有关政策和任命的事项在官僚中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消极的批评总有胜过积极建议的趋势。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批评和指责负责的人，但是，如果他推荐适当的人或提出建设性的方案，他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1585年以后，皇帝本人变成了批评的主要对象。进谏的官员们批评他怠惰，对他私生活是否适当提出疑问。被触怒了的皇帝下令责打进谏的官员们和泄露消息的宫廷人员，进行报复。但这无济于事。皇权的神秘性必须保持非个人的性质。皇帝由于卷进他的官僚们的阴谋，不但损害了他个人的声誉，而且削弱了他的政府的效力。此外，君主的惩罚权必须保留以解决重要的争端。在以前的几朝，皇帝公正无私的严正性及其不可预测性平息了反对的意见。可是，当万历皇帝依照惯例却又优柔寡断地行使这种君权时，这一切都已丧失。批评他的人远没有气馁。用皇帝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顾惩罚以博取当前的名声。在大学士申时行的劝告下，皇帝才决定不批复令人烦恼的谏章。但是已经造成了损害。而不理睬令人不快的诤谏的做法使皇帝走上了被动抵抗的道路————在他统治时期的全部剩余时间里，他开展一场反对他的官僚们的运动，给帝国施政的效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皇帝的继任问题1586年早期就已提出。皇帝通过授予他宠爱的郑妃以贵妃称号，把她提升到所有他的嫔妃之上，让她在等级上仅次于皇后。朝臣们了解他的意图并不困难。他想利用子以母贵的原则，把他的第三子朱常洵提升到高于他的长子的品级（他的次子夭亡）。这一步骤引起了造成分裂的争端，没有朝臣能够置身事外。有些官僚在原则上维护长子继承权，他们把它看成天理的主要部分。可是其他的人卷入了“国本”的争论，因为他们必须选择两个王子中的一个作为他们未来的主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错误的一步，即使这时无声无息，当继位问题最终确定以后，也可能断送他们自己的生命，并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灾难和耻辱。

    已经引起了如此重大的争论，可是皇帝却缺乏实现他的计划的决心。他没有透露，为了讨好他所爱的女人，他已提升了他的幼子。他自己反而空口承认长子继承权的原则不可违背。他没有在官僚中谋取一个心腹的帮助以推进他的事情。他在选定继承人方面的拖延仍然引起了他的最高级的官员们，特别是首辅申时行（1534——1614年）和王锡爵（1534——1611年）对他的怀疑。在一个派别活动已经有减弱行政机构施政能力危险的时代，皇帝不采取行动为党派性的论战提供了一个焦点，这种论战在他死后延续了很长时间。

    这一连串事件揭示了万历皇帝无力满足晚明存在的君主政体的需要。可是，这些事件也揭示了强加于君主的无法忍受的状况，这种状况是由情势而不是由阴谋偶然形成的。尽管是专制君主，万历皇帝却没有立法的权力。尽管是最后的裁决者，他却不得不在合法的迷雾中行事。而当他要朝廷承认他的人性需要时，他发现他什么也不能得到。在处理继任问题中，万历皇帝处境孤立。1601年，在来自他的顾问们的难以承受的压力下，他才同意立他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过了13年之后，如王朝的则例所要求的，他打发他的第三子之藩。在其间的年代里，他变得完全和他的官员们疏远了。

    这位统治者和他的朝臣们之间的这种对抗性关系由来已久。早在1588年当皇帝的继位问题还未成为争端时，这一朝的实录记载，一份谴责他从太监张经接受私礼的谏章已经使皇帝对他的公职职分的热情减弱了。此后，他减少了公开露面，并终于无限期地暂停朝廷的早朝。将近16世纪末，他只出席成功的战役之后的祝捷庆典。帝国朝廷的事务全部以书面形式处理，这给了皇帝留下一些公文不予批阅的选择权，而万历皇帝常常予以利用。

    到了他统治时期之末，他已不补京师和省的许多重要职位的空缺，高级官员们的辞呈也不予答复。这些官员中的一些人擅自离开他们的职位，皇帝仍然不对他们采取行动。这种僵局是全面的：皇帝谋求使帝国的官僚们气馁，官僚们反过来谋求约束皇帝，支配他的行动，即使是他私生活的细节。

    万历皇帝的聪明促成了他不尽君主之责。尽管他从未明白说明，但他似乎了解，他不能改革作为制度的帝国官僚机构。[2]他无力革新，和对皇帝一样，这对王朝也是不幸的。他不得不实行并不治理的统治达48年，闭居宫中，像是他的官僚们的事实上的囚徒。

    张居正的10年：耀眼的暮光

    权力斗争

    一场权力斗争在嘉靖皇帝死后立即开始。1567年早期，在隆庆皇帝即位之前，首辅徐阶主动为已故皇帝准备了一份“遗诏”，并秘密送呈当时的太子以便得到他的同意。这份文件表达了已故皇帝对于在他统治时期因各种原因而给予进谏官员们的严厉惩罚的懊悔。他吩咐他的继位人给予补偿。一旦公布，便不会有人怀疑这份文件的真伪；推翻以前的判决也就无可非议。但是，这份遗诏的制造者的意图却受到了批评。通过采取主动，徐不但和前一皇帝的不受欢迎的政策无关（他曾担任他的主要顾问），而且还装出一副被召回的官员们的庇护人的姿态。当有些被贬谪的朝臣重新被任命为御史和给事中时，大学士徐阶在官僚机构内获得了可靠的权力基础，此后能够容易地使人感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谋略受到他的一个同僚高拱的批评。

    作为政治家，高拱属于不同的集团。在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度过多年以后，他看透了高层的手段，并切望运用他的学识。他也已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一个官员的小团体，这些官员由于以前的交往尊重并遵从他，当作他们的指导人。而且，在被任命为大学士之前，高拱曾经担任太子即现在的皇帝的侍讲。这个背景使他能够与徐阶争夺对内廷的控制。

    高拱性情急躁而有闯劲。他对官场的惯技有清晰的了解，并从不隐瞒他对其程式化的守旧作风的藐视。在贯彻政策中，如果一种方法有效，高拱情愿不去理睬官样文章，即使严格地说他的方法与法令的文字抵触，他也不担忧。由于这些原因，他是科道人员的当然敌人。他认为他们小心眼儿，碍事，各自抱住职位去甚至保护某个集团的利益，往往利用弹劾手段报复那些威胁他们利益的人。

    1567年春，高拱被几个御史弹劾。他合乎情理地怀疑弹劾是徐阶策划的，并怂恿他自己的一个追随者控告徐阶在担任嘉靖皇帝的顾问时，曾经阻挠选定隆庆皇帝为太子，显然希望在皇帝和他的首辅之间煽起怨恨。于是两人都受到批评。如在这种情况下的惯例那样，徐和高同时以健康不佳为借口退居在家。实际上，他们是把他们的争端交给皇帝仲裁。但是，皇帝随后的诏书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偏心。两位大学士都被敦促恢复视事。

    在这个案件最终了结以前，有许多指责高拱的文件呈递上来。这位皇帝以前的讲臣据说“奸险”、“不忠”。比较温和的控告要求他去职，更加敌对的控告要求将他处死。控告者不但包括科道官员，而且包括北京六部的官员和南京机关的一些官员。总计上呈了28份控告他各种罪行的奏疏。1567年6月，高拱被迫告退。

    一年以后高对徐阶进行了报复，而张居正在这一密谋中起了重要作用。张是次辅，是高拱多年来的密友。和高一样，他在政府的编撰一教育部门有长期经历。和高一样，他也当过隆庆皇帝的讲臣。而且在应当如何指导帝国行政方面，他和高拱有某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当高急切从事而直言不讳时，张却以沉着谨慎而闻名。他情愿等待时机。

    1568年夏，高的机会来了。徐阶遭到一个给事中指责。主要的指控和边境防务有关，但也重新提到嘉靖皇帝的遗诏。徐阶被控利用遗诏暴露已故皇帝的缺点。因为指控者与徐有私怨，而不是代高拱行事，这位大学士不很警惕。他当然请求皇帝辩明自己无罪，同时他提出辞职，满心希望皇帝将要求他留在他现在的职位上。但是张居正指示票拟隆庆皇帝诏书的官员接受他的辞职。

    徐阶刚退职，态度温和的李春芳就成为首辅。张居正又等了一年半才采取他的下一步骤。1570年早期，一场朝廷的争论迫使吏部尚书去职。张与皇帝亲近的太监们商议，商定召回高拱当次辅并兼任刚空出来的尚书职务，这是一个临时的步骤。张与皇帝私人工作班子的紧密联系这时很少引起注意。

    高拱回朝以后，做了一些后来玷污了他的声誉的事。他立即惩罚那些反对过他的御史和给事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悄悄离去，而高拱以他作为吏部尚书所掌握的权力在重新安排其余的人方面并无困难。这时，司礼监的太监们成了皇帝的代表，张居正与他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高和张已经形成的合作关系把帝国政府最高层的几个部门结合了起来：内阁和各部，政府的科道部门以及编撰——教育部门都在这两位大学士的控制之下。

    李春芳于1571年夏退职，使高拱当了首辅。但是即使在这以前，高也已经脱颖而出，成为隆庆皇帝朝廷中的支配人物。

    朝廷非常需要一个领袖。几年以来这两位大学士竭力填补这个空缺，并竭力使被动的官僚们有一种管理的意识。当杨博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时，宣布了一项普遍适用的政策。从此以后，兵部的高级职位只给予有军事经验的官员，他们不参加一般职务的轮换。此外，边境地区今后由中央政府定期视察。当黄河泛滥并使大运河上的运输中断时，研究了建造一条向东的平行水道的建议。同时，进行了把从南方船运粮食转到海路的航程试验。在为地方职务选拔有才能的人方面，高拱和张居正是最擅长的。

    已经镇守苏州的戚继光，受到鼓励为其他防御基地提供样板。任命张学颜为辽东巡抚和李成梁为他下面的总兵，对不肯安静的东蒙古人准备了一个有力的答复。调能干的将领王崇古总督宣府、大同和山西军务，证明是一个更大的成就。正是王崇古诱导俺答接受了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同时，殷正茂当广东提督，一再打败了他地区内的造反者，还有海盗和土著居民。虽然不引人注意，这些行动却在几十年的失败和挫折之后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满足和希望。高拱管理政府时，使用特殊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他从来没有试图系统地改革官僚政治。本朝的官修史书引述了他的话：“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两人都有才华，两人在同一竞技场内为个人的权势而竞争。张是否打算利用高为自己扫清场地仍然不能断定。但是，尽管他们有相同的见地，他们在气质方面的差别非常明显也是不能不予以考虑的。同样，高拱易于让暂时的成功吸引住他的注意力，而张居正的眼光是深远的。因此，张最终占了上风。

    当时的资料列举徐阶事件的后果作为导致这两个人之间的分裂的主要原因。高拱回朝以后，任命一个心腹为苏州和松江府的监司，辖区包括徐阶的家乡，专门告发这位退职的首辅和他的亲属。高拱的代理人在搜集不利于徐的亲属的证据方面没有碰到困难，他们大规模地放高利贷，并通过欺诈和恫吓兼并农民土地。他逮捕了徐阶的三个儿子，并建议籍没徐家的财产（据说包括6万亩土地）。徐阶只能预料，也必将给予他某种惩罚，死刑也并非不可能。这时张居正居中代为说情，因此高拱同意减轻惩罚。但是他后来相信了谣言，张因为接受了3万两银子的贿赂才代徐恳求。这种说法出现在他们的交谈中，对这种说法的争论把他们永久地分开了。

    正在这时，在1576年夏，隆庆皇帝死了。徐阶和他儿子的案件暂时被搁置一边。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对抗的时机成熟了。有一种记载说，高当首辅时，一个太监带着继位的冲龄皇帝的口信走近他，他以一个问题作出反应：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3]这句话反映了他对于通过太监接到的口头命令的真实性的怀疑态度，但也可以被解释成对皇帝的诽谤。他的话的含糊性给了掌司礼监的大珰冯保方便，冯是高拱的敌人，却是张居正的亲密朋友。冯在和张商量后，把高的失礼的口气夸大到了煽动性的乃至谋反的程度，并将其向年轻的皇帝的嫡母和生母告发了，她们在这一事件后将很快成为太后。

    京师官员们立刻被召集到宫门。在他们面前宣读了据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母亲共同署名的诏书。高拱被控妨碍皇帝行使其权力和威逼皇室。他被剥夺了官秩，并被命令返回故里，他在那里终身被置于地方长官的监视之下。

    这样，张居正在47岁时成了首辅。他就要开始他10年的施政，他这10年的施政可以被看作明王朝暮色中的最后的耀眼光辉。

    10年

    1572——1582年的张居正施政时期是晚明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张居正在这一时期所积累的国库储备方面成就很显著。在他死前不久，北京粮仓有足够的存粮以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不到紧急时刻不能支取的太仓库古老储藏室里的存款增加到600多万两银子。太仆寺保存另外400万两，南京的库房也藏有250万两储备。广西、浙江和四川的省库平均存款在15万——80万两之间。这和16世纪平常的情况形成了似乎是不可能的对比，那时完全没有储备。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现行财政制度没有任何结构上的改革的情况下做到的。张的个人权势，代替实现结构上的改革所需要的立法程序，起了作用。但是，他的成功既博得了后世史家的赞赏，也受到了他们的责备，他们称赞他的功绩而批判他的方法。改革本身从未宣布，张只声称他的目的是恢复王朝创建者们的制度上的安排。这种姿态给了他一种合乎正统的气派，使他能够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对官僚机构施加压力以推动他的方案。实际上，由他主持的实现这一方案的办法基本上限于人事安排和靠公文进行管理。此外，张可以见到厂卫的报告，当他需要时，他随时可以利用只属于皇帝的惩罚权力。

    张居正有大珰冯保和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太后的支持，在指导年轻皇帝方面并无困难，他把他从首辅提升为元辅。次辅们（他们全由元辅提名）接到皇帝的命令，明确地让他们服从张。同时，虽然从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张居正还对吏部和都察院进行控制。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任职的两位吏部尚书张瀚和王国光受他的指挥。都御史陈玠更是一味顺从。在他延续了将近六年的整个任职期间，陈只弹劾了一个省级官员，这个官员在张居正告假住在他的湖广省故里时没有露面，因而冒犯了这位学士。张能够选拔他个人的亲信任尚书、侍郎、总督、巡抚。除已提及的几个官员，他派凌云翼去广东，张家胤儿去浙江，梁梦龙去辽东代替成了户部尚书的张学颜。同时，潘季驯被委总理河道。才干已被证明的军事领袖们，尤其是戚继光和李成梁，仍然得到这位大学士的信赖。他们留在他们的职位上足足有十多年，这在晚明是不多见的。所有这些人都有事业心，有革新精神，并知道他们处于高位的支持者。

    张居正作为大学士并没有权力提出政策，只容许他发布命令。但是他通过私人的交往避开了这种约束。这位大学士给他那些在帝国政府中身居要职的下属主管官员们写长信，敦促他们提出他所赞成的提案。然后，他作为皇帝的主要顾问，代替皇帝草拟诏书批准那些就是他所提出的政策。他在信中利用笼络、劝告、抱怨以及温和的谴责等手段以达到他的意愿。他有时预先告知接受者随之而来的任命或晋级，让人明白他对接受者的擢升负责。

    信中讨论的事情涉及种种问题。张在详细阐述细节的时候，谈论的题目多种多样，诸如引起麻烦的部族首领的个性、铸造铜币的物资来源、大运河的漕粮船年中及早出发的好处，和沿北方城墙修建望楼的规格等等。这些详尽的书信透露，为了补救帝国官僚机构体制上的缺点，他不得不注意没完没了的琐细小事。在官僚政治的体制中没有关于低层的独立自主办事的条令，新问题必须上达上层以求得解决。因此，上层有才华的人不得不自己处理所有的行政琐碎小事。

    根据这一事实，张在国家事务中小心谨慎，这并不令人惊奇。作为与俺答和平解决的一个早期倡导者，他驳回了好战的兵部尚书谭纶提出的建议：在草原上对蒙古游牧部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他给有能力发动这样一次进攻的戚继光以明确的指示，他的主要目的是保持武装和平，而不是进行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毫无疑问，对国家财政的关心决定性地影响了张的政策。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帝国处于财政混乱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粮食定额不等地、不正规地换算成银子缴纳，徭役折成银子缴纳，以及每当需要军需款项时在基本税额之上增加各种各样的附加费。要是这类各行其是的更改继续下去而不受抑制，它们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因为张没有能力重新制定帝国政府的财政结构或使财源的分配一体化，他便着手检查账目；同时，他实行影响政府所有机构的严格的财政紧缩。

    在这位大学士的指导下，所有不必要的和不重要的政府活动不是中止就是延期。由政府给予定期津贴的学生的人数被减少，宫廷太监的采购任务受到严格监督。地方官员们奉命减少他们的徭役需要量，一般减至现有水平的三分之一。帝国邮传系统提供的驿站设施也削减到最低限度。进行这些削减并没有同时相应地减轻向人民征收的赋税，由此而节省的钱完全收归帝国国库。由罚款、没收、减刑而得的收入要查账。拖欠租税者受到有力的法办，作出了真正努力以征收欠税。

    这种经济紧缩方案还扩大到军队。因为已与蒙古人讲和，边军和边境巡逻部队现在可以减少。这使全面节约成为可能，并使更多的人解脱出来到军队的农场干活。负责边营的总督们被要求减少他们的开销，以便把他们每年财政援助的五分之一储存起来。军队的种马由民户饲养以充他们的部分徭役义务，这些民户的服役义务还折银缴纳。

    地区账目的复查于1572年开始，但在1579年以后，县和府必须将它们徭役征发的账簿上呈户部复查。山东和湖广的账簿已知是张居正亲自检查的。在复查审核并完成以后，账簿被交还，而地方政府奉命要将它们公布，作为半永久性的预算方案。虽然仍不够整齐划一，不过这些报表还是抑制了地方官员在财政管理方面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随着16世纪中叶的军事紧急情况而增大了。这类账簿的公布同时，最后在整个帝国正式规定了一条鞭法。按照这一制度，所有各种徭役征发、附加费以及五花八门的征用都合并成单一的银两缴款额。原来形容这一制度的用语“一条边”和“一条鞭”同音，因此这一制度被纳税者叫做一条鞭法。

    张居正利用政府的科道部门以加强行政纪律。他要求科道官员们运用他们的弹劾权力支持他的计划，而不要在琐碎而肤浅的问题上互相攻击。通过检查公文的去向，他确保在报告中一度提及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在适当的时期内予以解决。这位孜孜不倦的大学士制定了一种方案，给事中们由此要将欠税和帝国各府县的盗匪案件造册。所有欠税必须全部征收，所有盗匪必须捕获。中央政府每月和每半年要总结任何未了事务。一个长官除非由给谏官署辨明无罪，他便不能被提升或调职。在某些未清情况下，官员们甚至于退职后被召回以回答有关未尽责任的问题。

    很明显，从1572年年中到1582年年中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个顶点还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的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张居正的施政没有依靠镇压行动，能够和一般在新王朝建立后不久而为人所知的那种声名赫赫的施政相比。

    张的方案的缺陷及其失败

    在缺乏结构改革和调整的情况下，这位大学士加于现存政府机构的负担也是空前的。从整体来看，张居正谋求的是效果。他不处于可以改变帝国官僚政治结构的地位。他没有立法权，不能创设或撤销任何机构，改造指挥系统，甚至修改不切合实际的官员薪俸的安排。他横向地对所有单位施加压力，无疑在许多方面导致困难。例如，强制减少经费在某些机构比在其他机构导致效率更差。税额在某些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更难如期收齐。他所委托的副手的成绩也不能吹毛求疵地予以分析，因为他们也必须用他们所能有的任何手段去达到派给他们的定额。因此，从他的反对者的观点看，这位大学士只是滥用权力以提升他自己的人，他们责备他牺牲有真正品德和正直的人来建立施政效率的假象。由于以他这一方的不过是虚假的合法性攻击既得利益，张居正使自己容易受到有组织的挑战。

    张以前在1575年和1576年曾受到两个御史个别的攻击，他们单独地说出了他们自己心里的话。1577年，张父亲去世。王朝的律令和礼仪准则要求他放弃他的职守，并遵守在家27个月的服丧期。有人提议召回张居正负责内阁。这时，或者是照张居正自己的建议或者是得到他的默许，他在宫廷中的支持者说服这时只有14岁的万历皇帝，以皇帝的诏书答复这位大学士的丧假请求，说他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该免除他服满全部丧期。虽然并不是没有先例，皇帝的决定仍然在朝廷上引起一片喧嚣。部级官员们要求张去职。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的成员，作为一个集体，在张居正自己的住所访问他，在这个伦理——礼仪问题上质问他。

    即使几个进谏者根据皇帝的命令受到责打，对抗停止了，张居正也从没有恢复他在同事中的威信。此外，这一年年终之前张在一次不惜冒险的恢复控制的努力中，组织了一次不在计划中的人员考核，命令所有四品以上京官提交自我鉴定。这一部署是除去政敌的一个巧妙计谋，也把人事安排改变成了党派政治斗争————一种将使明朝廷继续遭受几十年灾祸的新手段。

    可是，张居正的最大弱点却在于他没有能力摆脱王朝统治方式的模式，这反过来意味着他改革帝国官僚政治的努力不可能系统化。他赞助戚继光建立一支新模范军（“戚家军”），他却不能制定一种方法向其他军镇扩大戚的招募办法、训练和战术。他在帝国国库中积聚了巨额银锭，可是他找不到投资的办法，甚至找不到利用它作为基金以创立管理国家财政的帝国金库的办法。他把政府的各个部门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可是他的权力仍然依靠个人的政治关系。在明朝的制度下，他没有政府承认的权力以制定政策或进行统治。同时，他扩大内阁对于吏部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他的同僚们的同意，而他和接近皇帝的中官，皇帝的私人办事人员的非正式联系，完全构成了对王朝皇室法令的违犯。由于张的严格说来是“违制”的应变措施，以许多职能上分离的行政部门为特征的洪武皇帝型的政府又再次成为可以运转的了。但是，当其协调人，这位大学士，一旦去职，整个事业就又不存在了。

    在这10年快要结束时，张居正进行了一次改革帝国税收管理的重要尝试。他以皇帝的命令安排了一次土地测量。皇帝的命令于1580年12月颁布。当这位大学士大约一年半以后去世时，统计表还没有完成。

    这次测量不能认为是成功的。河南省用了一年半时间才提出统计报表，后来发现是重新提出的旧资料。这正是张试图克服的歪风邪气。省的官员们受到申斥，并被命令再次进行测量；在第一次报表被驳回之后六个月内上交了另外一套簿册。虽然大亩〔240步（每步5英尺）长1步宽〕被指定为全帝国的标准测量单位，但据说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与此不合的事例。张居正死后，人们普遍抱怨从事土地测量的地方官员们被迫多报他们地区的耕地面积以邀功。局面变得很难控制。帝国朝廷不得不宣布1581——1582年的测量统计表没有约束力，各地区有权选择接受它们作为征粮根据，或者利用这次新测量之前存在的资料。如果张活得更长并把这事进行到底，土地税制度上的合理化可以得到保证也是有疑义的。但是，这样一种可能性仅仅是由实际出现的情况联想到的。

    后果

    1582年7月9日张居正之死结束了一个时代。大约过了几个月，这位大学士本人于死后被控接受贿赂，生活奢侈，安插不胜任的党羽于要职，滥用权力，设法使他的儿子们在文官考试中得中并进入翰林院，勾结太监冯保，压制舆论，蒙蔽皇帝，甚至试图篡夺皇位。虽然有些指责有事实根据，但这些罪状大部分是由张执政时受过害的和急切希望以牺牲他为代价来为自己辩护的朝臣们提出的。总之，他们试图完全改变他的政策，停止他在办事手续上的改革，同时一有可能就根除他的势力。

    张居正受到公开指责，他的财产被没收。此后政府的最高层保持没有领导的状态。内阁里的权力斗争实际上受到了抑制，任何个人这时都不再可能对这个机构进行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具有张居正这样才干的政治家在明代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没有人具有张的早期对手高拱和徐阶的才干，或者即使是像15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严嵩那样得力。

    张居正死后，他的被保护人张四维担任这个职务约一年。他正确地弄清了公众意见和万历皇帝的意向。因此他对职务的主要关心是使自己与他前任所主张的严厉控制脱离关系。他情愿清除张居正的做法。这在他立即停止土地测量的建议中表示得很明白。他的继任者申时行是另一个接受过张居正保护的人，迈出了更远的一步。他说服皇帝停止张对公文的检查，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政府的地方机构没有配备人员像所要求的那样有效地去进行管理。申任职超过八年，可是他的调停和折中的工作没有进展。皇帝在亲自统治方面的努力也是不成功的。1591年，申时行在他代表朝臣在继位问题上充当斡旋者时，由于大多数朝臣表示对他不够信任而被迫去职。在他之后，万历皇帝的几个首辅没有一个处境稍好一些。

    中央施政的衰落

    但是，继位和张居正的政策并不是1590年以后分裂帝国朝廷的仅有的两个问题。申时行以后在万历皇帝手下任职的八个首辅中，没有一个和张居正有过交往。事实上，前三个王家屏、王锡爵和赵志皋是以反对过他而为人所知。朱赓从退居生活中被召回；他远离朝政被认为是有利的。李廷机、沈一贯和叶向高由高级廷臣们推荐。可是，与第八个方从哲一道，他们任职全都是不愉快的。只有王家屏在他呈递辞呈时，没有受到御史的弹劾。他只任职六个月，获得盛名是由于他干脆避开与皇帝争执的问题所引起的党派争论。赵志皋和朱赓都死于任内，激烈的指责伴随他们到死。关于李廷机的事迹甚至更为荒谬。

    在他任有名无实首辅三年零九个月的几乎全部时间里，他自称有病，不肯料理他的公务。可是皇帝不肯免去他的职务，虽然监察官员们不肯停止因他失职而对他进行的攻击。他受到各方面的憎恶，逃到一座荒庙去躲避这种攻击。只是在他呈递了120多次辞呈，并在1613年迁出北京城以表示他决意割断他和朝政的关系后，万历皇帝才终于批准他退职。

    回顾起来似乎是，主要依靠思想控制、只略微依靠专门技能的明代官僚政治的程式化管理，已被原来为之拟定这种程式化管理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变化所倾覆。从这种观点看，张居正试图以个人管理代替彻底的制度上的改革，是帝国统治问题在没有达到改朝换代地步时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但是，当这位果敢的大学士声称他身非己有时，他的方案加于社会机构下部基础的难以忍受的负担，是他的同僚们所不欢迎的。和承认他的政策中的基本原理相比，他们更多地注意这个要人私人生活的“违法”和“不道德”方面。张居正的做法一旦被废除，朝廷对其广布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就更进一步衰落了。科道官员、编撰——教育部门的官员和吏部官员的一些小党派这时不受大学士们的控制，并意识到他们自己在朝廷中的影响。他们忙于争论和尽力清洗张的党羽，而不是忙于恢复和复兴的尝试。皇帝不够果断无疑无益于这种局面。他不能达到他的官僚们的有德之君的理想，但他也缺乏个人才干像有力的专制君主或暴君那样行事。

    他笨拙地处理时间拖得很长的继位问题，排除了内阁作为复兴帝国施政根基的可以性————已由高拱和张居正着手的一项工作。为了促成他个人所希求的事，万历皇帝试图把几个大学士引为心腹，但没有成功。更糟的是，他这样做在其他官僚眼中玷污了他们，其他官僚怀疑他们与皇帝共谋，反对他们的愿望。当这几个大学士不能在文官和皇帝之间充当斡旋者时，便再也没有任何办法利用他们的机构来监督整个帝国的行政。

    税矿中使

    当皇帝于1569年派遣一些太监到各省当税使和矿监时，他进一步疏远了官僚们。皇帝委派太监们去监督各省的行政工作到这时已成惯例。这些中使自己接办行政工作，把原来主管的文官降到机构属员的地位，这也是常见的。而且，在16世纪末年，城市工业、内地贸易和矿业无疑被看作可能的税收来源。因此，这种政策既有实效，又是有例可援的。

    在1569年第一批督察太监被派遣时，他们与文官们协力工作，同时他们的工作限于局部地区。1599年，规模扩大了。到了这时，所有重要的口岸都有大珰驻守，他们逐渐扩展权力，终于开始和当地文官政府的正常职责发生了冲突。没有商事法规和周到的检查程序，文官们本身在工商资源的税收管理方面过去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4]地方官员们习惯于按照不变的定额掌握收入和支出，总的来说，在按变动的数额予以管理方面却是无能的和未经训练的。有效的查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官僚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管理的技术上的限制，对营业税按不变定额实行控制。预定的收入来自由商业行会首领办理并征收的某种形式的摊派份额。如果地方官员们不能强使商业税以定得很高的定额缴纳，收入就将减少而不是增加，那么整个工作和他们自己的仕途都将陷入危险。他们对采矿工作的厌恶甚至叫嚷得更凶，因为采矿企业的倒闭，除了极少数例外，使处于困境的采矿工人变成了盗匪。

    官僚们办坏了的事太监们也没有希望办得好一些。他们不能补法定的空缺职位。他们因他们的同事们而负较小的责任。并且没有设立正式工作班子的先例和传统的做法，他们只能把一伙伙地方上的恶棍和投机分子搜罗在他们的周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活动受到文官对手的阻挠，他们还引起了很多城市骚乱事件。矿税实际上常常是一种敲诈的形式。太监管事们威胁要在房屋和祖坟下挖地采矿，只有他们从业主勒索到若干报酬后才发善心。

    1606年，一伙军官联合骚乱者杀了云南的矿监杨荣。这个消息令人不安，甚至足以使得肥胖的、放纵的万历皇帝倒了胃口。可是这样做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他不能完全废除他的政策。当受到催逼时，他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让步。尽管在太监管理之下的税矿工作以信誉的极大损失为代价，只带来极少的收入，然而整个万历统治时期都在继续。这个问题分裂了官僚们。产生了一个毫不变通的英雄李三才，他作为淮安巡抚逮捕了他地区内许多太监的追随者，并将其中的一些人处死。这还使加之于大学士沈一贯的责骂增多了。这位大学士被他的同僚们认为，他曾有机会要求皇帝停止矿税使的活动，但他敦促皇帝不够卖力。

    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

    东林党

    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那里得到这个称号。东林书院的主要人物始终包括在这个集团内，但是这个党从来没有一种排他的成员资格。因为朋党之争在发展，任何知名人物仅仅由于他政治上的同感乃至他的社会联系，就能取得成员资格，有时是在死后。最后，这个称号终于被看作一种光荣的标记。

    作为一个集团，东林党人以他们坚持儒家正统和他们严格遵守真正的道德行为而闻名。当张居正谋求义务性质的服丧期的一个例外时，他在他们的眼中被评定为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在他们看来，万历皇帝对他长子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也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礼仪的。他们不能说服皇帝同意他们的看法，便支持那些敢于在这个问题上毫无顾忌地表示意见的人，并以很深的猜疑看待那些有矛盾心理的人。这种态度有时简直成了深仇大恨的挑剔。

    开创东林运动的人是地位低下的年轻官员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以这种身份公然反对皇帝的权威，并因这种反对遭受酷烈的惩罚而赢得了正直的名声。快到明末时，在押的和被放逐的东林支持者比在职的多。因为他们把个人品德置于其他一切事物之上，他们也就容易因个人的行为而出名。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逐渐在攻击下互相援助，并在任职时采取一致行动清洗官僚机构中的他们的敌人。由于这个缘故，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显得好争论和起破坏性作用。张居正预料到他们的敌对行动，于1579年2月17日发布命令关闭所有私人书院。万历皇帝本人对东林党人强烈反感。当东林支持者的朋友上疏皇帝为他们辩护时，他照例将给予他们的不重的惩罚改成较重的惩罚。皇帝一点也不了解，他自己感情上的憎恶有助于激起这场运动的狂潮，而不是使它平息下去。

    东林运动的成员有一种共同的思想上的假定：一个学者——官员真正的毕生事业是修养他的品性。简洁地表现这种观点的《大学》的教导，在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之间没有做出区分。自我修养始于自心，扩大到家庭，然后到社会交往，最后到公共事业。这种生活方式由高攀龙（1562——1626年）作出了最好的范例。在禅宗式的顿悟中找到一种个人自由（如许多著名的明代新儒家那样）之后，高从未期待一种平静的退隐生活。几十年中无论在职或去职，他始终都深深地卷入了北京的朝廷政治斗争中。东林党人在被放逐中从来没有想组织一个“忠君的反对党”。正是他们被迫去职的事实意味着邪恶势力在进行统治，他们必须想办法通过谋略和发表议论以“救正”局势和恢复职位。这种不实际的态度使他们不能被叫做“自由主义者”（他们有时被贴以这样的标签），当然，他们也不是革命者。

    尽管对政府机构中的合乎道德的行为的宣扬代替了任何特定的政治原理本身，东林运动在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上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东林的代言人有力地说出了关于内阁机构中“擅权”的担忧。徐阶和高拱的不法行为以及张居正的失败无疑加强了这种确信。为了抵消内阁的权势，他们维护科道人员的独立性，科道人员能够抑制政府中的编撰——教育人员的势力和吏部的自主权，并对太监的活动限制在宫廷范围进行检查。从他们的观点看，这些制约的实现将意味着一种“清明”之治，比较接近于王朝建立时所树立的榜样。

    这些改革的方案并不图谋改进帝国行政的体制或改变其权力的结构，它们完全是以道德的考虑为基础。新近的经验使他们确信，以集权机构（如张居正当政时的内阁）的命令为基础的行政管理，没有以牺牲正直的人为代价而使无节操的投机分子得利的卑劣的个人行为，是不能实现的。

    他们向往一种组织上松散的政府（具有向皇帝直接报告的各自独立的各种机关，并具有独立的报告途径），有时达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1583年，后来都和东林发生了联系的魏允贞和李三才，冒着触怒皇帝的风险争论说，应当规定大学士们的儿子没有资格参加文官考试。这个建议的两个发起人想使内阁这个机构减少吸引力而降低其权势。10年以后，东林运动的主要创始人顾宪成（1550——1612年），作为吏部的高级官员，成功地阻挠了任命一个翰林学士来领导他自己的部，理由是，所有大学士已是翰林成员，由这样一个排他的内廷集团控制外廷的一些主要职位将有损于健全的政府的利益。

    东林党人保持一种组织相对松散的文职官僚等级制度的倾向，对现代的读者来说是不易看出的。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事实：16世纪晚期，帝国的官僚机构已经用尽它的技术能量通过系统的、有条不紊的方法以解决行政问题。它对太大的领土和太多的人民负有责任；它的活动太程式化，也太表面。此外，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和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的退却。

    但是在16世纪晚期，正统的儒家道德价值具有的吸引力比我们可能或乐意了解的要大得多。在注重实行方面，它们弥补了体制上的缺陷。孔子本人曾经详细阐明这样的原则，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应当为了仁爱随时准备献出生命。孟子曾经要求个人放弃自身利益以服从公共福利。经史中不懈地提出的、农村塾师和更高层次的学官不断重复的对于自我牺牲和坚毅的号召，被这些正统的儒家认为提供了令人畏惧的蓄积起来的精神力量，比任何体制的或正在使用的力量都强。热心公益的精神，当其由承担了领导任务的学者——官员的核心指导时，就会做出惊人的成就。它保证黄河溃决的堤堰将被修复，边境游牧部落的入侵将被击退，无论有无所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在皇帝面前苦谏的官员们的拼死的正直，是明代所特有的，表明了对人生目的的同样理想化了的态度。宋代的新儒家学者已经解释过，所有这种道德上的训导和实践都和他们所认为的天理是一致的。赴义所隐含的吸引力满足了那些东林追随者，他们喜欢这个在失败和挫折的时代不公正地被迫害的高尚的运动。

    此外，儒家对亲属关系和家长权威的崇敬已被吸收进法典，把明代的国家和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东林支持者对这些原则的紧密依附，带来了这样的希望：统治方式的实践和理论彼此可能更接近一些————这种一致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所缺少的。地方政府直到这时是作为间接的、防范性的管理机构而发挥作用。农村精英在引导未受教育的群众在社会习俗的范围内谋生方面，其有效性对于这种最低限度的管理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技术的效力是不相干的；法律和命令必须植根于男人的无上权威、对长者的尊敬，以及对社会差别的严格遵守。整个行政机构都建立在这些前提上。当中央政府将其重点转移到征税和刑事诉讼时，它造成了一种不能再被简单地叫做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学术争论的局面。倒不如说是，上层建筑以一种下部基础不能跟上的方式重新认定它的活动方向。农村村社从来不能提供所需人员和专门技术的支持来实现像张居正当政时所宣布的那种改革。

    张试图严格管理帝国的徒劳无益，东林领袖们甚至在他们把注意力转向道德和精神问题之前已经预见到。1581年，当仍在张的管理之下时，户部尚书张学颜曾上呈皇帝《万历会计录》，这是到那时为止关于帝国资源的最全面的会计概要，编辑这部概要占用了14个工作人员，费时两年多。可是它表明，承认了很多有所改变的财务单位和特殊的会计手续，暴露出可悲的现实，即整个帝国普遍存在的差异绝不可能全部并入一种统一的管理制度。这一著作的编辑者中有顾宪成、赵南星和李三才，他们当时都是户部资历不深的成员，但后来都是著名的东林党人。在他们生涯的这样一个早期阶段曾被给予这样一个少有的观察高层管理的机会，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在后来的年代里行事如此不同。看来他们似乎已经确信，通过抽象的道德劝勉比依靠所有层次上的查账，更能符合帝国的利益。[5]

    从1593年京察到东林书院的建立

    研究这段时期的学者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这个范围的原始资料都偏向东林集团。道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同时代作者的观察力，以致他们的记述变成了为各自的目的而利用事实和争端的评论、辩解和攻击。在这些记述中能够发现某些错误和矛盾。例如，《实录》无疑认定万历皇帝大约在1587年之前曾试图实施他的个人统治，朝廷那时做出的重大决定都出自他自己，包括贬谪未来的东林创始人顾宪成在内。但是《明史》却明确地谴责申时行干了这件事。据说这位大学士以他个人的好恶支配朝廷的选择。

    把个人道德等同于行政才能的习惯，由于过分强调官吏的品性而流行开来。赞成这种看法的较早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把那些比关心道德的纯洁性更关心政府正常发挥作用的人评述为品格低下，乃至邪恶和无耻。大学士王锡爵当他断言后来成为东林集团一个最受尊崇的领导人邹元标是“朴愿书生，无他奇略”时，无疑损害了他在道德方面的名声。[6]同样，给事中刘道隆（1586年前后）不能洗清他那谄媚者的形象，因为他讥讽地评论说，靠反对首辅（张居正）可以博得盛名和令誉；靠拥护他，即使他说的只是不加渲染的实情，也会赢得不朽的恶名。[7]

    当东林运动的成员决意卷入朝廷的人员考核过程时，他们明显地暴露了他们运动的狭隘而有偏见的性质。他们只希望除去那些在他们心目中品性有缺陷的官员。张居正早已利用考核过程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1557年，由于他没有为他的父亲服丧，面临朝中有组织的反对，他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常例六年一次检查之外进行一次额外的人员考核。结果，51名官员被解除职务。预定的下一次考核于1581年进行，以京师的264名官员和南京的67名官员降级或免职而结束。这两次清洗据说引起了许多朝臣的对抗。

    1587年，当首辅申时行应当进行张居正去位后的第一次考核时，他进行得很谨慎。在他的指导下，只有33名进士被降级或免职，同时没有一人属于吏部、翰林院或科道机构————通常引起党派性争论的三个部门。但是在编制了名单以后，科道官员还是按传统被给予权力在考察拾遗名目下提出另外的批评案件。这时他们乘机要求曾和张居正保持密切关系的工部尚书何起鸣去职。批评显然是党派性的。皇帝被激怒，因为他只在一个月前委任何这个职务。因此，当何从行政机构被罢免时，都御史也被命令退职。四个对这起诉讼负有责任的御史被调任地方职务。

    两个给事中以御史职务的豁免权力受到侵犯为理由上疏皇帝，表面上为御史说话，实际上却提出各自的抗议。皇帝的诏书反过来在短期停俸之外又给予他们每一人以申斥。没有卷入考核过程的吏部司官顾宪成，由于进一步为御史们和都御史辩护向皇帝上疏而出了名。万历皇帝很烦恼，召来三个大学士面谈。商谈以后，顾在调任地方职务以前被贬三级。这一事件实际上标志了最高的制度上的权力和威信斗争中的一个僵局。当皇帝和官僚们双方各自维护其权力————给予惩罚的皇权和御史弹劾的职权————时，并不存在能够阻止这种带来消极影响的有害论争的制度化了的机制。

    六年以后，在1593年的考核期间，这种冲突以更激烈的程度再次开始。到了这时，内阁直接受到了牵连；而当骚动平静下来时，东林党人的命运也是如此，因为1593年的检查过程被利用来消除内阁在人事安排上的影响。这一过程计划得很好。当吏部尚书孙鑨负责时，他的主要助手正是顾宪成，他在六年期间设法从放逐中回到了吏部考功员外郎的职位。此外，考功郎中是顾的亲密的老友赵南星。为了突出这次检查公正无私，孙鑨指定免去他自己侄子的职务。考功郎中赵南星也牺牲了因婚姻关系而和他有联系的一个给事中。但是名单中指定从行政机构中免职的官员大多是那些与大学士们保持关系的人，包括次辅赵志皋的兄弟。

    这份名单有一个深一层的目的。1593年早期，王锡爵刚被召回，成为首辅。在他到达时，皇帝向他透露，他打算同等地授予他的三个儿子以王的称号。王锡爵相信任何情况也要比继位问题上的僵局好，不适当地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安排，虽然他强调必须加上一个正式的声明：指导皇位继承的长子继承原则不因这一行动而受到损害。这受到皇帝和王锡爵的同僚们的拒绝。皇帝撤回了提议。在此期间，朝臣推测王锡爵一定是把这一新的职位当作一种贿赂来接受的；同时授予三个皇子以王的称号被看作一种巧妙的摒弃长子资格的办法。于是在舆论反对他的同时，他的追随者的免职此刻便意味着，既可作为对皇帝的抗议，也可作为对王锡爵的警告。

    王锡爵不能完全改变考核过程，要安排或指导这一过程，他自己回朝太晚。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进行报复。据说他曾策划考察拾遗调查。吏部的确曾把对三个官员提出的批评搁置起来，他们和考核官们接近。当这个案件重新提出时，吏部的答复只能使情况更加恶化。当都御史为考核官们进行调解时，皇帝在他的奏疏上写道，这三个被批评的官员，和考功郎中赵南星一道，都应免职。几个中、低级朝臣针对皇帝裁决的规谏使规谏者遭到了贬黜。他们当中有些是江苏太湖周围地区的人，包括顾宪成的兄弟顾允成。所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东林书院的共同创立者。

    顾宪成本人经受住了这次争论。他于1594年由于另外的原因被免去行政机构的职务，并再也没有担任官职。高攀龙（一个低级官员，他后来终于成为东林书院的领袖）也因这个争端而被降级。高与赵南星和顾宪成都接近，又是顾的家乡无锡人，他于1593年晚期返回京师。他立即为他的朋友的案件辩解。他被贬到一个县政府的添注典史的职位上，在他返回家乡参加东林集团之前，在这个职位上供职三个月。在顾宪成于1612年去世后，他成为东林书院的山长。

    这样，在1594年夏季之前，所有具有这个运动的特点的要素都已经显露出来：可能的成员，领导人物，蔑视迫害的高尚理想和思想论战的才干。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为学者的聚集提供了极好的环境。有几个上面提到的人物出身于富裕家庭。他们无疑并不缺少敬慕者和赞助者。原始资料除了提到顾宪成在他被迫退职的第一年病重以外，从没有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他们在建立这个书院之前等待了10年。但是官方记载表明，1594年早期一份报告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报告说：“江南豪荡之子暗相号召，包藏祸心。”[8]似乎这种公开的攻击足以威胁顾和他的支持者，使他们延缓他们的更大的计划。

    同时，北京的领导能力继续降低。1593年以后，中低级官职的委派由掣签决定。高级职位（包括内阁）的补缺人选通常是在朝廷上由公开推荐决定，实际上是要出席外廷的最高机构九卿会议的每一个人提名一人来决定。皇帝然后从他们的名单中挑选一人。由于那些对行政自主叫得最凶的鼓动者已经离开朝廷，1599年的人员考核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派系争论便结束了。但是由于继位顺序未定和被贬谪的东林支持者集团势不两立，那种坏人在北京当权的确信并没有减弱。相反，当万历皇帝派遣太监到各地当税监时这种确信增强了。

    1604年东林书院的建立标志了朝廷上持续很久的权力斗争的另一个阶段，这种权力斗争其组织者从未放弃。这种权力斗争还集中注意力于根本不同的一些地方的讲学团体，在此期间，这些团体已经吸引了顾宪成等人。所有长江下游地区的学者都被邀请的三天集会标志了东林书院的建立。这次集会采纳了支持儒家正统的政纲。集会的学者按协议保证通过修养、正直的生活和正确的研究支持这个政纲。他们没有虚伪地说他们论及的问题与政治无关，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救世。因为书院的创立人被赶出帝国朝廷以来已经过去了10年，这次集会这时没有被看作是颠覆性的。事实上，知县和当地知府以公款资助了书院房屋的建造。后来巡抚还莅临了一次这样的集会。

    这个书院事实上起学术机构的作用，但它也充当公开的讲坛。每月为期三天的讲会吸引了广大地区感兴趣的学者们。此外，顾宪成在附属的学校中经常讲课。年度的集会通常在秋季举行，其记录是公开的。哲学方面的讲演很少不触及当时的事件。顾作为主要的讲演者，习惯于评介个别官员的品性。他在北京朝廷的年轻官员中尤其有影响。回顾起来，20年以后对领导书院的人物的控告并不意外。顾宪成和他的友人们进行的直率而公开的批评，对于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的确是难以忍受的。

    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直到万历统治时期结束，一直没有与东林书院有联系的主要人物曾经重新进入政府机关。1608年曾提出给予顾宪成一个在南京的荣誉职务，他拒绝了。但是在多年讲学和写作之后，他已在政府中聚集了一批支持者。他们和其他支持者一道被看作东林党人，即使他们和书院没有直接联系。他们终于和反东林的势力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

    斗争于1605年从一次关于人员考核结果的小对抗开始。首辅沈一贯是独立自主的，但独立自主还不足以公然反抗皇帝到东林党人所希望的程度。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敌人。这次考核由吏部侍郎杨时乔和都御史温纯掌握，两人都是东林支持者。温与沈一贯由于以前的一次争吵尤其有矛盾。[9]考核者们的不公开的会议提出了记载上最苛刻的一系列建议：207名京师官员和73名南京官员被免职和降级。此外，这份名单包括几名对沈一贯很好的御史和给事中。皇帝知道这次考核的实质，把报告留在宫中，不肯加盖他的印鉴予以发布，因而违反了这种考核自动地得到正式认可的王朝的传统。为了减轻被批评官员中的两人的压力，一份皇帝的诏书明确要求他们继续工作。

    抗议连同控告和反控告（其中有些反对考核者们），开始塞满官方渠道。这次争论从冬末拖延到夏季。凑巧6月的一个落雷击倒了天坛的旗杆。这个兆头迫使一些官员辞职。接着全部京官开始提出他们的辞呈，使帝国行政陷于瘫痪。经过大量争论以后，决定曾被控告不公正的都御史应当退职。在争论中讲话最大胆的两个官员被允许“引疾归”，而不是被免职。名单上的其他人照考核建议的那样予以处理。最后，使得沈一贯的地位很难维持，以致他在第二年被迫辞职。

    这向东林党人表明，他们控制了朝廷中相当多的反对势力。但是他们要找到一个领导中央行政机构的人却有困难。1610年，他们似乎发现李三才是这样一个人。李任淮安巡抚超过13年，是顾宪成的密友。他对待中使们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无畏的名声。他慷慨地花钱，在很多地方结交了朋友。最初认为可以给他推荐一个内阁中的职务。如果被任命，他将是长时期以来第一个非翰林成员的大学士。这种前景对早期的东林组织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自己不是翰林成员，看到那种独占被打破会感到高兴。但是当李的候选提名不得不被搁置时，又提议使他成为都御史，或者可以考虑他当辽东总督。辽东军事上的成就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使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晋级候选人。

    反东林集团并非没有看出这一着给他们造成的威胁。他们揭露李和顾宪成的联系来强调使帝国朝廷被一个贬黜的官员遥控的危险。东林党首次被叫做朝廷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恶势力。同时，李三才财务上的廉正也成了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突然提出了12条奸诈和贪污的罪状来反对他，其中之一具体指明了他曾接受的贵重财物，并指出了赠送人的名字。李三才陷入窘境，呈上辞呈，被政治争吵弄得厌烦了的皇帝没有回复。李未经批准便放弃了职务。

    另外一个可能的大学士候选人王图受到两个集团的奉承。1606年，王的地位特别重要。作为吏部侍郎并主持翰林院，他取得了反东林的政府编撰——教育部门的支持，也取得了吏部尚书孙丕扬的信任。后一关系在六年一次的人员考核再次到期的这个时候特别重要。孙尚书年近80岁，不能指望他照管所有琐碎事情。[10]

    事实表明，王图耍了两面派手法。他赞成东林集团，可是他没有拒绝这时以宣城汤宾尹和昆山顾天埈为首的那些反东林集团的建议。汤刚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而顾新近免去了他的喻德的头衔。两人因此在政府编撰——教育部门内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他们还将科道人员集合成叫做宣——昆党的集团，这是按照这两个首领的故乡命名的。

    不管是否由于王图的策动，1611年的考核给了这两个反东林集团致命的打击。皇帝再次看出这次考核的实质，不肯公布考核的报告，并再次将它们留在宫中以达到搁置提案的目的。但是1611年这次考核有一个罕有的特点：报告附有一份访单，具体说明了七个被批评著名人物的声名狼藉的个人品格，打头的是汤宾尹。皇帝扣下这份报告，但其内容泄露了出去。更糟的是，不太克制地宣扬被批评者的家丑的伪造弹章这时在京报上披露。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不得不公布这一考核报告。名单中打头的汤宾尹被控“不谨”，顾天埈被控“无行”。两人都被列入行政机构停用的名单。

    可是1611年考核的结果王图不是没受损伤。他在考察拾遗中受到了批评，因为他的当知县的儿子从事不法的财政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据说王图不宜委以要职。他自己和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的关系也被揭露。但是，王随后的辞呈却被皇帝再三拒绝。他没有再任职，一年以后才被允许“引疾归”。他的离职使东林党人在万历统治时期可能获得高级职务的任何希望成为泡影。此外，虽然孙丕扬主持的北京的考核一般被认为有利于东林党人，南都南京的同一事项却不这样。南京考核中被免职的官员大部分是东林党人。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1611年以后朝廷仍然进一步渐渐趋于瘫痪。两年以后，方从哲就任首辅，他担任这个职务（大部分时间没有副手）直到万历皇帝于1620年去世。他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官僚。皇帝对论战性的奏疏无意作出任何反应，在高级职位出缺时又习惯于让它们空缺。官僚机构的减员因科道部门的作用而扩大。御史报告中提到的人写出他们的辞呈，屈从于这种文件，未经批准便离开了职务，这类现象已经变得很常见。御史和给事中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形成了几个地方性的集团，被叫做齐（山东）党、浙（浙江）党和楚（湖广）党，这三个党有反东林的共同倾向。1617年的人员考核大体上反映了这种倾向，这种倾向有时波及停用名单上的官员们。

    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东林运动只实现了一个政治目标。它彻底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这证明皇帝没有他的官僚们的同意，绝不可能改变他们认为的王朝的根本法则。在职或被贬谪的对立的领袖们能够给皇帝，或者在做不到时，给他的主要顾问首辅，再做不到时，给下一级的官僚们施加压力。科道部门是朝廷反应灵敏的机构，掌握大部分的信息。许多批评和弹劾与这个根本的冲突有关，寻求个人满足或报复也能包括在这一冲突内。如果东林集团没有积极卷入这场权力斗争，定期人员考核所揭示的重要人物的不端行为绝不可能暴露。

    上述政治结构似乎有可能将君主专制政体改变成某种形式的提供参加机会的议会的政体。非常明显，在16世纪晚期，皇权没有保持一支它自己的部队，也没有由之获得经济实力的坚实的土地基础。这个王朝创建者们的军事征服者的作用已经消失于幕后。皇帝此时仍然是皇帝，只是因为所有文官承认他是皇帝。文职官僚也经历了变化。表面上，文职官僚是通过公开的竞争考试被吸收进行政机构的。可是作为一个集团，它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代表帝国的中上层地主。这些因素，连同有地方精英支持的东林领导人这时已在帝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建立了一个联系基地这一事实，使得一些学者把这个运动和西方世界大约同一时期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兴起同等看待。

    但是形式的类似决不能掩盖实质的不同。在西方，形成民主的中心从来没有和财产权的概念分离，财产权是可以流通的，可以分割的，可以让与的，还有可能提交法院审理。东林党人鼓吹他们所认为的道德问题；按照他们的新儒家解释，道德问题等于天理。他们和皇帝相持不下，因为万历皇帝天生是上天（宇宙秩序）的代理人，不过，他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根据他们的意见，将打乱万物的根本自然秩序。按照他们的观点，这是一场伦理的，而不是一场制度上或法制上的斗争。

    经济确实加入了总的斗争，但在道德的绝对权力面前，分散而难以划分的经济利益不够重要。万历皇帝能够反对公众利益而保留他的税监矿监，却不能够在他更改继位顺序的努力方面成功，这表明了这些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同样，尽管李三才因遏制那些税矿使而赢得了声望，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足够的党派性的影响来和顾宪成、赵南星以及邹元标相比，他们通过道德上的争论树立了他们的社会形象。这场斗争的道德气氛由于人员考核过程而进一步增强。由于这一过程而被免职的所有东林或反东林的主要人物，都被想方设法地贴上不道德和没有节操的标签，没有一人被说成在职务的本分方面不够坚毅或缺乏专门技能。

    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特征。主张人类行为的复杂情况可以分为绝对好和彻底坏两种道德上的典型，这反映了官僚政治中缺乏结构上的深度，官僚政治是以它所统治的村社的准则为模型。（换句话说，也就是上层建筑仿效下部基础的结构）这种官僚政治不能更精密地管理它自己的成员，不懂得掌握任何类似立法的权力以制定可以调节背道而驰的经济利益的法律，而对参与关于法律的议会式辩论的权力听之任之。东林运动绝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反之，如果这时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这个运动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任何变更都可能等于采用一种新结构的推理方法。相反，这个运动只是捞取从个人道德的没有变化的修辞水槽中汲取来的抗辩的论战术。

    这种统治类型的保持产生了特殊的社会性后果，这种社会性后果反过来又反作用于官员集团，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东林运动演戏似的表现了这种反作用过程。晚明的上层阶级职业上的出路很少。没有证据表明，国家经济已变得多样化，足以诱使最好的人才去经商，和以可观的资力去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汤显祖作为剧作家，冯梦龙作为故事作者，吴承恩作为小说家，王世贞作为散文作者，李贽作为独立不羁的思想家，以及董其昌作为画家和书法家所表现的一切富有创造力的独特性，和他们作为职业官僚的“正常”经历无关，都得到了发展。在政府任职，就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抱负来说，仍然是唯一的出路（注意到这批富有创造力的人物并不置身于论争之外，也是饶有兴趣的：汤显祖被看成东林成员，董其昌被看成东林分子，而李贽受到了东林的指责）。

    在文职官僚机构这个巨大的文人——官员会集的部门内，由他们著作中无数次提到的他们闲暇生活的范围看，未加利用的精力其总量一定是相当大的，这在袁宏道的著作中尤其明显。在张居正以后，大部分官僚再次处于没有多少事可做的状态。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行政机构的经历获得成就和声誉。

    这样，虽然有些政府官员认真地担任他们的职务，其他的人通过了文官考试，便以冷淡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可是仍然热切地追求社会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受迫害者的褒扬有其不平常的吸引力量。

    和这种才能的浪费一道，存在没有投资的财富。出售珍品如象牙和犀牛角的过高价格，以及铸造用具和埋在地下的贵金属（同时代的人常常报道的一种现象）的总量，作为例子证明了资金可能被冻结而不能产生经济价值的习俗。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个过于讲究的、虚饰的时代，这可以从有些学者在他们自己身上挥霍他们的财富的方式略窥一斑。在那个时代，一锭珍贵的墨在价值上可能超过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一个富裕人家庆贺生日可能延续10天，有从远方来的客人；简单的祝贺短文变成了冗长的精巧的歌颂文章。同时，乡绅们让他们的轿子为随从所环绕；捐得官阶的人在他们的住宅前竖立旗杆。换句话说，当社会不能引导它的成员面向目标时，他们便转而面向身份地位。历史上的正直的知名之士被给予最高一等的地位。这种名声，如果持续不替，不但比纪念有德之士而建立的石碑更长久，而且保证这种荣誉能伴随一个家庭几代人之久。

    皇帝的悲剧是他为东林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据。如果没有关于继位的事端和关于矿税使的争论，[11]党人持续他们几十年的斗争可能是有困难的。碰巧，小问题和小事件纠缠进了关于继位问题的普遍争论的更大框架；继位问题的争论由于与皇帝政策的可疑的和隐含的联系，在帝国的政治词藻中被叫作关于“国本”的争论。下述表面上不足道、但对东林运动的历史却很紧要的一些事例，能够说明问题。

    1603年，还在东林书院建立以前，楚王（年长的皇帝的族人，受封于楚的王朝创建者的第六子的直系后代）被30个男亲属对他的继承权力提出异议。他的合法性受到怀疑；据说被说成是他父亲的前一位王长期无性交能力。尽管这事发生在这位父亲去世32年之后，并在批准这位王的爵位25年之后，署礼部尚书郭正域仍然请求公开查勘。想把这一案件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首辅沈一贯，主张调查应秘密进行。正巧郭以前是太子的主要讲官，他的同事们公认他是顺序地继承帝位的主要维护者。他还公开声言反对派遣矿税中使。另一方面，沈一贯被认为是皇帝的一个工具。这个涉及楚王合法性的案件就这样无意中导致了朝廷上所谓好人与恶势力的冲突。

    在郭的坚持下，省的官员们进行了公开调查。证据大体上有利于楚王。但是，郭再次请求皇帝让证据在最高级的朝廷官员中传阅，以便详细调查他们的意见。这一请求被接受，37个领导官僚提出了他们各自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但彼此矛盾，而且有时包含了自相矛盾的和躲躲闪闪地陈述，透露出派性的考虑妨害了他们对于在其他情况下应是一个技术性问题的思考。按照礼部另一个侍郎（他在这期间受命接过了郭正域的职责）的建议行事的万历皇帝这时赞同楚王的合法性，并宣告这个案件结束。

    这事刚一发生，皇帝就因弹劾过多而不胜其扰。支持沈一贯的科道官员们没有耽误时间。他们声称，郭正域为了报私怨，曾和一个不满的皇帝的族人勾结。郭以控告首辅欺骗进行反击。沈一贯和另一个礼部侍郎据说曾压制反对意见。郭更进一步揭发说，当这个案子还悬而未决时，楚王的一个代理人曾和他本人接洽，愿出1万两银子以换取有利的裁决，但他拒绝了。他暗示，楚王很可能以高得多的代价取得了他的合法性。万历皇帝对这样的争论很厌恶，对它们置若罔闻。当皇帝对这些弹章不作回答时，官僚们之间的控告和反控告逐渐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个案件。其中，户部尚书和国子监祭酒因他们的意见有利于楚王的合法性而受到攻击。但是都御史和次辅支持郭正域。划出了派系界限。

    最后皇帝接受了郭的辞职，显然希望这样做可以结束这个案子。但是它对皇帝继位问题的含义是所有人都清楚的，这个事件也没有就此结束。到这位前礼部侍郎已整装离京时，北京的街头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小册子，有的被投入一些高级官员的门内。这一印刷品宣告，一个废黜当今太子、以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取代他的阴谋正在进行中。它接着说，如果这个阴谋成功，大约有12个武官和文官将受到奖赏，他们的姓名列成了清单。然后它预言，最高的功勋无疑属于像首辅沈一贯那样的人。

    看到这一印刷品，皇帝被激怒了。厂卫逮捕了几个嫌疑犯，但嫌疑集中于郭正域。一个给事中上疏皇帝，他把郭对楚王案件的处理和这一煽动性的印刷品联系了起来。但是，郭的朋友们怀疑，他是遭到了沈一贯的党羽的陷害。最后，两方的嫌疑都消除了。一个和官员集团没有关系的朝廷随从被定了印刷小册子的罪，并被处死。但这个案件拖延了六个月，提醒每一个人，有一个支持皇帝和首辅的党派，还有一个支持太子的党派。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和猜疑是强烈的。最细小的偶发事件，不管怎样无足轻重或并不相干，都可能在任何时候逐步升级为重大的对抗。

    1603——1604年的事件只和东林党人沾点儿边。在搜查神秘小册子的作者时，有一个叫于玉立的人牵连进了这个案件。他的书信被发现为一个嫌疑犯所持有。于玉立是刑部的外郎，随后被免除了行政机构中的职务。他后来在京师和东林党人的一些组织者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些事件，不管它们显得多么琐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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