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剑桥中国史》第7、8两卷专门论述明代（1368——1644年）的各个方面。第7卷是明代政治史的记述，第8卷则汇集了这段时期不同的课题研究。这两卷的编写计划早在15年前的两次连续的研讨会上作出，两次会议由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慷慨资助，于1979年和1980年的两个夏季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有二十多位可能的撰稿人和高年级的大学生参加。在这两个夏季，他们和本书的两位主编每次都讨论明代的研究范围达数周之久。两卷的撰写计划被拟订出来，编写的各章也都分给了作者们。我们决定遵循两卷隋唐史的模式（隋唐史的前一卷是当时出版的前近代史的惟一的一卷），先写记叙性的前一卷，然后再写汇集各个课题研究的后一卷。

    这两次会议不但开始了撰写剑桥史各卷的过程，而且激发了西方学者对明代研究的兴趣，并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正如中国的学术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阴影中凸现出来那样，它们也有助于为从事共同的历史事业的中、日和西方史学家们的有益合作奠定基础，而这种合作在现在已经是被视为当然的事了。

    一些不能预见的事件延误了原来打算完成这两卷明史的日程。第7卷于1988年问世，一部未经授权的中译本在1992年初出现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译者注）。现在，第8卷经过长期的撰写、重新规划和编辑而终于完成。明代史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我们已经打算把新的学术成果收进本卷。主要的几章仅在三四年前才被分给作者，以反映这些广泛的发展，这样就必须改变主编和个别作者的计划。

    把像本书那样一部多名作者撰写的大部头著作的各章汇集起来只是成书的一个步骤。随之而来的是需要做更细致和费力气的工作，以使全书在风格上统一。本书大大得益于詹姆斯·盖斯博士早期过细的编辑技巧，还有其后任拉尔夫·迈耶，他为出版本卷准备好了计算机化的手稿。我们还幸运地得到普林斯顿大学盖斯图书馆的马丁·海德拉博士的协助，他为我们解决了许多书目编排的问题，同时自己还撰写了内容丰富和有创见的一章。我们还要感谢本书的几个作者和许多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同事，这不但是由于他们这些年来的耐心，而且还由于在本卷成书过程中，他们对许多问题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和建议。

    第8卷包括了明代许多课题的研究。它从这一方式或另一方式论述了政府的结构、财政和法律制度、对外关系、地方社会的运作、农业、货币与经济、运输与交通通信、佛教和道教，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本卷论述的题目大部分不仅仅在一章中加以讨论。有些问题的不同观点出现在两章或几章中，这些反映了不同的作者自己的研究所得。本书对作者不强加统一的解释。大家同意，每位作者写他或她感到有兴趣的内容；当他们感到有必要时，也可写不同意其他作者的内容，但他们应该知道相互不同的观点，并在文字中适当地提到这些分歧。

    有些大而重要的题目不是本卷各独立章的主题。有的题目即使在讨论其他主题时也没有被充分地提及。根据计划，我们不情愿地（就像《剑桥中国史》的其他各卷那样）放弃了论述明代艺术和文学的几章。两者都是学术上范围广泛而且研究非常活跃的领域。然而，就艺术而言，许多高质量的图例是绝对必要的，而明代的文学现在广泛地被人研究，以致能独立成卷。然而缺乏对这些课题的研讨的缺憾，将使读者不能对知识精英的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有所了解，而正是这些事情才深深地影响着知识精英的思想和生活作风，并有助于使他们具有共同关心的对象和认同感。

    我们原来计划收入由专家撰写的论农村经济和农业技术、论手工业和生产技术的不同方面、论科学及其应用、论城镇的成长和城市功能、论图书印刷的社会史以及其他有关课题的篇章。在我们计划的某些阶段，这些主题的各章的撰写也在进行，但后来不得不放弃。就现在本卷的篇幅而言，所有的重要方面都有涉及，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可是使我们遗憾的是，这一卷内容十分丰富的大部头著作不可能再加以扩充，所以不能再把那些课题收入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地区的差异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的重要变化也许是：人们了解到，虽然在总体上试图对中国的发展作全面的概括依然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地区的背景中描述特有的现象即使不是更加重要，也是同样重要。在更早的阶段，材料的稀缺（除了少数几个我们非常了解的地区之外）限制了我们把中国历史地方化的企图。到了宋、元，地方化的企图在愈来愈多的地方变得可行了。到了15世纪晚期，历史学家被大量地区性的材料所“淹没”，以致在讨论任何题目时，对地区性因素的考虑几乎变得必不可少。这种情况不但适用于以下方面的研究，如农村社会、地方官吏与其行政机制之间的关系、对非正式的地方管理作出巨大贡献的有教养的地方士绅、农村民众（这些在本卷都以一定的篇幅予以论述）；而且也适用于对以下方面的探讨，如不同地区的无法无天和维持公共秩序的状况，商业、经济和社会网络方面的探究，技术技艺的不同层面的发展，以及地方宗教形式和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的地区学派的讨论。

    科学思想

    人们普遍地仍能遇到一个多少有点公式化的观点：中国的科学和科学思想是其高度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一文明的发展也许在12世纪以前远远走在西方国家前面，但它后来在明、清时期就变得愚钝而毫无生气了。我们认为，这个观点被大大地夸大了。明代政府经常是压制性的，它坚决主张一贯狭隘的儒家正统观念的企图在某些情况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在涉及科举制度和学者精英的官方信条（如果不是私人思想）方面更是如此。但事实上在明代最后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中，出现了非正统观念、抗议、无拘无束的生活作风、在文学和思想中对男女关系的深入的审视，以及在一切艺术中出格的和创造性的表现等引人注目的繁荣现象。随着时代精神的成长，还出现了一种情况，即摆脱对求知努力的束缚性的压力，而这种求知性的努力非常合适地容许科学思想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已故的李约瑟虽然把明代科学总体的衰落看成是一种典型的趋势，但也注意到1500年以后数学活动的明显的复苏。天文学继续显著地进步，特别是把天文观察实际应用于航海方面。制图学和海员普遍使用的航海图表的绘制也有长足的进步。医药学和药理学是明代应用科学的丰产地。这个时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几部最重要的植物学著作，它们着眼于实用性，是作为农艺学、药理学，或在自然灾害时期防止饥荒的副产品而写的。1637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总的来说着眼于实用性，是一部涉及面广而且很有价值的关于工业技术的著作。我们还能看到明代建筑工程、造桥和军事技术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就科学思想而言，明代不如宋代（960——1279年）那样有创造性，这可能是事实；但就将科学技术实际应用到日常生活而言，明代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我们相信，一项致力于收集和评估一切有关材料的尝试最终会使那种关于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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