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代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

具有深远意义的朝鲜人在该地区首次存在。在收复运动的年代中，朝鲜军队无数次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发动进攻。到世宗朝1450年结束之际，朝鲜已沿图们江深入到长白山高地建立起了它自己的军事指挥辖区的链条，并对后来划为咸镜省的地方进行了有效的控制。沿鸭绿江中游地区建立起了相应的民政管理系统，加强了朝鲜对那些直到现代仍处于朝鲜支配之下的领土的控制。

    朝鲜王朝对女真的侵略性政策与明朝的政策如出一辙，1433年，女真人开始给中国人制造麻烦。阿哈出之孙，当时建州卫的长官李满住为了抗议中国人和朝鲜人对他施加的限制，武装袭击邻近地区。尽管从法律上来说，李满住是明朝的官员，但他并不忠诚，他经常袭击辽东的村落。随着15世纪40年代明朝对东北地区的控制逐渐瓦解，李满住及其他女真头领非正式地加入蒙古兀良哈部落对辽东的侵略。从女真中招募的士兵还参加了瓦剌头领也先（死于1455年）的袭击，也先的袭击严重地削弱了辽东的防卫，并导致了明朝的衰落，而1449年的土木之变则将明朝的衰落暴露无遗。[23]中国试图通过切断贸易来惩罚女真人，但得到了与朝鲜人早些时候采取同样措施一样的后果：女真人的袭击更为频繁了。

    到1450年，女真人确信朝鲜已加入了明朝摧毁他们的军事行动，于是他们开始在朝鲜的土地上进行战斗。在传出关于建州图谋入侵朝鲜的谣言之后，边境战争在1466——1467年间达到高潮。明朝5万军队与朝鲜1万军队联合作战，向女真发动攻击。在一次对建州主要部落的进攻中，李满住和他的儿子古纳哈被杀。而猛哥帖木儿的儿子董山也在中国被谋杀。这些事件清除了一批女真部落中最有才干的头领，在一段时间内中止了战争。在这期间，女真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但是，明朝——女真——朝鲜之间的边境战斗并没有完全停止。仅仅在中国与朝鲜联合作战后10年，明王朝即要求朝鲜派遣部队越过鸭绿江攻击建州部营地。这次行动仍未取得持久的效果，此时，朝鲜边境上的袭击和小冲突时有发生，已成为家常便饭。16世纪后半期，明朝与女真因贸易和朝贡发生争吵，关系再次恶化，朝鲜边境再度暴力肆虐。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时，朝鲜朝廷能找到的最好指挥官是那些在东北部与女真人的战争中学到战术的将军们。

    明朝与朝鲜关系的其他问题

    册封

    若干其他问题也影响着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册封。洪武皇帝迟迟不愿册封朝鲜国王，导致了明朝早期与朝鲜的摩擦；永乐朝后，这几乎就不成其为问题了。然而，册封是皇帝承认新任国王正统性的标志，因此，明朝很重视朝鲜国王取得王位的方式。《明史》记载了两次中国扣压册封的事件，一次是1455年世祖（Se——jo，1417——1468年；1455——1468年在位）篡位，另一次是1506年中宗（1441——1457年；1452——1455年在位）废除燕山君。世祖废除被明朝皇帝先正式封为王储而后又册封为国王的他的侄儿端宗（1411——1457年；1452——1455年在位），他宣称端宗年幼多病，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这次事件以明朝皇帝接受世祖提出的理由而得以解决。事实是中国需要朝鲜在即将到来的对女真人战争予以支持，使他们容忍了这次非正常的王位废立。

    第二次事件为中宗1506年发动的政变，拖了较长时间才得以解决。朝鲜朝廷中对中宗的前任国王燕山君〈他的同父异母兄〉不满的官僚集团推翻燕山君，拥立中宗为国王。政变本身几乎没有流血，但是整个事件笼罩着残酷的清洗。明王朝授予中宗临时性的封号，在进行调查前，拒绝正式册封。朝鲜源源不断地向北京的礼部呼吁（包括批准继位的王太后也发出恳请），拖延了一年多，明王朝才开恩册封。[24]（《明史·朝鲜传》记载，正德二年，朝鲜国王漋奏请以国事付其弟怿，朝鲜国人复奏请封怿。礼部议命怿“权理国事”。后，朝鲜贡使及漋母也奏请册封怿为国王。明武宗始依礼部奏请派使入朝敕封。————译者注）这两次事件表明了朝鲜国王是怎样高度重视中国的册封，而中国人又是怎样利用册封和拖延来施加其影响。

    朝贡清单上的贡品

    朝贡贸易进行若干年后，朝贡所要征集的黄金显然已超过朝鲜的供应能力，白银的征集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只不过短缺程度轻微一些。朝鲜国内几乎不产金、银，然而每年的征集高达数百两。1383年，明朝命令朝鲜呈贡500斤黄金、近3万两白银，高丽王朝通过交涉，明朝同意以马匹来代替一部分白银的朝贡，然而，这次替代只是作为例外来处理的。1409年，太宗国王请求明朝将替代定为常规。[25]据说，由于中国皇帝的拒绝，太祖不得不为了得到所需要的这种贵金属而在朝鲜家家户户大肆搜刮。[26]世宗国王1418年即位后，反复恳请，仍未获准。第三次又提议以昂贵的朝鲜纸来取代贵金属也同样失败了。1425年，朝鲜为了获得所需要的黄金，被迫熔炼佛寺里的器物，贡使到北京后还得向中国商人购买黄金。朝鲜甚至打算向日本购买黄金。[27]

    终于在1429年，贡品清单经历了一次彻底的修改。金、银从贡品中删除了，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人可贡献更多的人参、亚麻、席垫和大麻布。按规定：每逢元旦朝鲜须向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储进贡；皇帝圣诞时向上列除皇储以外的所有人进贡；而秋季的朝贡只须向皇帝进贡。[28]

    人贡

    无疑，明朝与朝鲜关系中最为肮脏败坏的问题是始于元朝而一直绵延不断的人口交易————人贡。帝国，虽无定规，但都征调小孩入宫：女孩纳入后宫，男孩当太监。通常每次征调的数目不多，但这种交易本身却是重要的，朝鲜方面的记载表明，朝鲜人对此痛苦不堪，难以忍受。朝贡关系中没有哪一个方面像人贡那样显示出朝鲜对中国皇帝奴役的卑躬屈膝，或中国对其忠顺的邻人的蔑视侮辱。

    被当作人贡带到中国去的男孩有的干得不错。例如当太监的，他们有时奉命回到故国。这未必是一桩令人愉快的事情。在朝鲜，朝鲜出生的太监以对待东道主人粗俗无礼而声名狼藉；他们的亲属都因此而感到羞愧耻辱，不愿接待他们。太监也不能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多少好处，在中国官府中做事的朝鲜官员也许能为他们的亲属谋求到一个好职位，但是一般说来，太监却不能给其亲属以令人尊敬的差事。

    女孩如被选中人皇帝后宫，命运要好一些，她们的家庭在朝鲜受到尊敬，男性亲属也因此而享有特权。在中国，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皇帝的众多嫔妃中出人头地。例如，元朝的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1320——1370）有一个叫奇的朝鲜妃子，由于她给皇帝生了一个皇位继承人，而只位居皇后之下。洪武皇帝的朝鲜妃子————韩妃，至少给他生了一个女孩；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猜测，永乐皇帝是另一个朝鲜妃子————贡妃之子（原文如此。————译者注）。[29]这些偶尔成为皇帝嫔妃中的佼佼者的朝鲜妇女自然是中国与朝鲜关系的积极因素。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朝鲜人为人贡这种观念所激怒，并认为这是违背儒家基本原则的。由于这些妇女是从那些高贵的家族中挑选出来的，就更是令人愤恨不平了。

    1408年至1433年期间，将朝鲜妇女作为贡品的索求最为频繁。[30]1424年前，明朝只索求年轻女子主要作为皇帝后宫的候选人。选拔女人是一个精心挑剔的过程。例如，1408年，明朝派遣太监黄俨到汉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13岁至15岁的合适人选的搜索。200多名女孩被带到景福宫进行第一轮挑选。黄俨从她们中选出了44名进人第二轮。最后一轮他挑出了5名，都是来自低级和中级官员家的女孩。在举行了一场特别仪式中，她们被赐给中国服装和后宫封号。她们的男性亲属也得到封号。朝鲜王朝的实录记述了这个过程的细节，描述了黄俨带领这些女孩出发前往中国的情况。她们的兄弟获准沿路护送，她们强忍住了哀泣，但她们的亲属哀伤恸哭之声充斥于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31]她们中大多数再没有看到朝鲜，据记载永乐皇帝死时，她们有的人甚至自杀，跟随他去来世。[32]

    1424年以后，中国人索求的妇女变得多种多样，舞女乐伎、厨娘、侍女也包括在内。1426年，11名妇女被经常派遣出使朝鲜的在朝鲜出生的太监尹凤带到中国。次年他又带走33名。此后，带到中国去的妇女就只是舞女乐伎和厨娘了。1433年，朝鲜人的输人全部停止了，《明史》记载说，英宗皇帝1436年（朝鲜的记载是在1435年）将53名朝鲜妇女遣返回国。[33]

    丰臣秀吉入侵时期的明朝与朝鲜关系

    从朝鲜王朝早期，在海盗对朝鲜沿海的袭击平息之后，朝鲜与日本的关系为朝鲜东南的有限的贸易，及通过对马岛世袭大名家族的半官方联系。日本商人在熊川、蔚山等地居住经商。1443年签订的一项协议为这种通常保持在低水平的商业订立了贸易规则。日本商人时常向汉城的国王呈送商品；同时，接受作为交换的礼物。1460年以前，朝鲜使者数次访问日本幕府。除此以外，有意义的联系是在朝鲜与对马岛之间进行的。

    在丰臣秀吉（1536——1598年）1590年统一日本以前，日本与朝鲜相安无事。丰臣秀吉一经在日本取得确定无疑的霸主地位，立即要求朝鲜支持其经由朝鲜向明朝发动进攻的下一步军事行动。[34]丰臣秀吉如此胆大妄为，令宣祖国王（1552——1609年；1567——1608年在位）大吃一惊，予以拒绝，并从道德和常识两方面进行规劝，敦促他放弃这个计划。宣祖的劝告毫无作用，朝鲜朝廷围绕着丰臣秀吉是否在虚张声势发生分歧。朝鲜派遣使者去刺探丰臣秀吉的真意，然而使者们的看法仍不一致，作出了彼此矛盾的报告。最终，朝廷作出了丰臣秀吉是在虚张声势的结论，未能针对他作出军事准备。这样，当日本1592年5月在釜山登陆时，朝鲜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入侵的日本军队分为若干个18000——20000士兵组成的师，共计15万人。小西行长（约1558——1600年）[35]率领一个师首先在釜山登陆，加藤清正（1562——1611年）师第二批登陆，其余部队相继而来。朝鲜人进行了勇猛的、然而败局已定的抵御。釜山战役很快就结束了。日军从半岛的这一立足点分兵三路北上，向汉城前进，粉碎了朝鲜所有抵抗，其中包括在忠州（Ch’ungju）击败了朝鲜的精锐部队。忠州战败的消息传到汉城时，宣祖的大臣们惊慌失措，劝说宣祖逃离首都，北上至平壤安全之地。各路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就进入汉城，并于1592年6月中占领该城。

    朝鲜之所以轻率地过低估计丰臣秀吉的决心和能力，其中一个原因是朝鲜朝廷内部的派别斗争。1590年派去探查丰臣秀吉意图的使团由当权的和在野的两个派别的成员组成。使团中的在野派成员主张政府应当加强朝鲜脆弱的防御，而当权派则认为朝鲜的防御已足够了。政治动机影响了这一决定，而结果却证明当初在野派是正确的。

    军事指挥的失误也造成了朝鲜军队的失败。例如，宣祖国王的首席将军申砬（Sen Ip）争辩说，由于日军船员拥有航行技术优势，在海上抵抗必将失败，他主张朝鲜应等待日军登陆后再进行抵御，然而，他的指挥失误却使朝鲜丧失了保卫自己家园的优势。申将军自己也战死于忠州战役。在陆军被粉碎后，宣祖的谋士提议朝廷北迁，并呼吁明朝进行干预。

    宣祖离开汉城之际，任命其子李珲（即光海君，1575——1641年；1608——1623年在位）[36]为王储并负责朝鲜东北部咸镜省的防务。加藤清正穿越汉城尾追王子进至咸镜；小西行长则追击朝鲜主力直抵平壤，迫使宣祖再次逃奔，直至鸭绿江边的义州。[37]在通过汉城之后，日军推进速度逐渐放慢，到达平壤后完全停顿下来了。恶劣的天气、过于漫长的供给线、交通工具的匮乏，以及为了防卫朝鲜地方民团和海军而布置的后卫，这一切迫使小西行长在大同江停顿下来。在东北部，加藤也遭受了同样的困难，而且因地形崎岖不平而更为严重。

    在朝鲜进行的各种抵抗中，最有组织、最有成效的是1592年夏海军将领李舜臣（1545——1598年）指挥的在朝鲜东南沿海的海口和海湾进行的战斗。在日军入侵前，李将军就已进行了建造战舰的试验，造出了称为“龟船”的攻击型战船，一种用金属顶棚保护舱面不受弹丸和燃烧的箭矢打击的划艇。[38]龟船显然要比日本大多数战舰大，许多日本战舰完全不是海军战舰，而是临时征用的沿海运输船或渔船。龟船装备有火炮，尽管船大，但由于线条设计精细，有利达到最高速度，调转灵活。日本舰船难以追上，无法捕捉并登上龟船。日本人在釜山登陆时，李将军已造出若干艘龟船，并有能力阻止丰臣秀吉在当年夏季派遣船队穿越黄海沿朝鲜半岛而给平壤的小西提供补给的企图。据记载，在最初的三次战斗中，李将军击沉了将近100艘日本船只。在1592年7月的闲山岛大战中，70艘日本舰船只有14艘逃脱，未被捕捉或摧毁。闲山岛大战的意义在于它对日军高层指挥的影响，它决定此后对小西和加藤的补给仍由困难重重的陆路进行，打消了由海路到达西海岸的企图，从而大大地减弱了日军向中国边界推进的能力。

    在义州，国王的阁员们仍在争论是否要向明朝提出援救的请求。1592年7月的某一天，宣祖打算自己越过鸭绿江到辽东避难，但是代替这一想法的是，他作出派遣使者到明朝京城请求军事援助的决定。这一非常之举，恢复了明朝与朝鲜朝贡关系中的军事防御的内容；它导致了明朝的军事干预，而没有中国的干预，朝鲜也许已被丰臣秀吉的军队征服了。

    明朝最初的反应并不积极。明朝一批边境官员曾报告了他们的怀疑，说假使朝鲜没有纵容，日军的推进本不会如此迅速，因此朝廷对于朝鲜的信用尚存怀疑。然而，随着1592年7月21日平壤的陷落，问题已不再是要否支援朝鲜，而是如何防卫明朝边境了。尽管朝鲜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让开一条通到鸭绿江的道路的要求，但中国人知道边境已危在旦夕。

    明朝政府为入朝干预调集部队。1592年夏天小西在平壤整编部队之时，一支3000人的中国前锋部队从辽东越境进入朝鲜。这支部队在8月下旬与日军在平壤的第一次交战中遭到沉重打击。9月，中国政府组建了一支由李如松（1549——1598年）[39]指挥的更为庞大的、足以全面抗击入侵的军队。

    明朝政府同时还决定进行谈判，希冀就确保与朝鲜边界的安全达成交易，即使可能牺牲朝鲜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兵部尚书石星（1538——1599年）的代表沈惟敬（1540？——1597？年）与小西行长在平壤会晤谈判。双方均未作出让步。沈惟敬要求日本从朝鲜彻底撤军，而小西则要明朝皇帝承认他为丰臣秀吉的附庸。

    双方宣布停火，以便使沈惟敬与其政府商议，同时也给双方重新集结力量的时间。当沈惟敬回来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时，双方再度开战。1593年2月，李如松率领3.6万人的部队与李镒（Yi Il，1538——1601年）率领的朝鲜军队围攻平壤，重创小西部队，迫使他放弃这座城市。然而，李如松没有追击，让小西撤离，并使他有时间获得增援，以致三个星期后在汉城附近的碧蹄馆战场上小西得以击败李如松。这次战役后，双方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到春天，双方军队停止了战斗。5月，日军撤退到半岛东南部，随后，李如松率领的明朝军队全部从朝鲜撤回。随着大战的结束，宣祖国王也返回首都。

    在战争的间歇期，明朝的代表与丰臣秀吉重开谈判，谈判延续至1596年。与此同时，朝鲜的民团与愤怒的农民继续与半岛南部的日本人进行小规模战斗。日本人不得不动用具有压倒优势的部队来维持他们在该地区的地位。例如，日本人攻占晋州，杀死了6万名士兵和城镇居民，制造了这场战争中最为血腥的一幕。

    1593年，中国与丰臣秀吉达成交易，但是双方都误解了协议的条文。[40]争议的问题是，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的统治者，及他占有的朝鲜半岛的全部或部分土地的事实。在协议的原文本中也许是一项有交换的安排，但是明朝使者带回北京的文件却说丰臣秀吉愿意从朝鲜撤出，并承认他为明朝皇帝的附属。然而，当明朝1596年派出使团到日本册封丰臣秀吉时，却发现日本还在朝鲜南部驻军。在日本，丰臣秀吉为明朝册封他为附属国国王文告中使用的降尊纡贵的语言所激怒，出使以失败告终。丰臣秀吉意识到，照此解决，他的朝鲜行动将一无所获。

    1597年初，丰臣秀吉下令出动14万人的军队，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仍由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担任军事指挥。第二次入侵并没有深入到第一次入侵所到达的地方，然而，日军与中朝联合部队在朝鲜南部进行的战斗激烈程度一点也不比第一次差。1597年晚期，丰臣秀吉的部队牢固地盘踞了蔚山、泗川（Sachon）和顺天（Sunchón），并成功地击退了企图将他们逐出的中朝部队。从日本新来的部队有力地打击了补给极其困难的中国军队。防卫战表面上是中朝联合指挥，但实际上是由明朝军官指挥。中朝双方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是战，还是和，中国不同意朝鲜的看法，并对朝鲜人在战斗中的表现吹毛求疵。一个明朝的军官甚至指责朝鲜利用日本人来帮助他们重占辽东的部分地区，中国真的进行了调查，然后才撤销了这种指责。[41]

    1598年9月，丰臣秀吉死去。在这年的夏天，他在朝鲜的部队遭到由明朝将领刘綎（约1550——1619年）[42]、董一元指挥下的中朝联合部队的强有力的抵抗。11月，丰臣秀吉的继承人命令日军全部从朝鲜半岛撤出。此时，日军正卷入在朝鲜南部若干地方的战斗之中，中朝联合部队决心不让日军有秩序地撤离。日军的撤退给防守者提供了在南部海岸以外的海面上发动进攻的机会，许多中朝船只已经各就各位准备打击。当小西企图让其部队在以釜山为基地的日本舰队的掩护下在顺天登陆之时，1598年最重要的海上战斗随即打响。陈璘（死于1607年）[43]指挥下的中朝海军在露梁海峡迎战前来的日军。开战之初，日军顶住了进攻，击败了邓子龙率领的左翼舰队，围攻陈璘的中军舰队。朝鲜海军将军李舜臣见陈璘处于危急之中，驶舰而来，将陈璘解救出来。李将军战死，但他的部下继续给予撤退的日军毁灭性的打击。

    战后，明朝政府为陈璘在这次最后的激战中摧毁300多艘日舰颁奖。然而，朝鲜人回想起了当初笼罩在中朝指挥官之间的怀疑与背叛的指责，他们坚持李舜臣应当为最终击败小西的部队受到奖赏，因为正是他和他的部队在露梁海峡解救了陈璘。

    1599年，日军全部从朝鲜撤出。中国担心日本发动新的进攻，仍选择在若干地方驻扎，到1601年他们也撤离了。这场战争是完全徒劳无益的。日本史学家普遍认为丰臣秀吉进行的征服中国的战争是个愚蠢的行动。然而，这次战争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耗尽了明朝国库，转移了原来用于控制满洲的军队。为了抵抗1592——1593年的第一次入侵，明朝投入了20万部队，花费了1000万两银子。1598年的防卫战也花费了相等的银两。[44]国家财政承受了这一负担，再加上建筑万历皇帝陵墓、重修紫禁城宫殿的开销，削弱了政府对于帝国全境的防御。与此同时，满族的头领努尔哈赤在满洲组建了“旗人”制度，为征服中国本土进行谋划。因此，丰臣秀吉发动的战争导致了明朝的垮台，只不过不是以他打算的方式进行。

    战争对朝鲜的影响有所不同。一方面，由于日本人被限制在南方诸道，并且最终从朝鲜撤走，因此，朝鲜的保卫战是成功的。但是，成功的代价却是无法计算的。朝鲜政府的政治控制被削弱了，朝廷内部的派别斗争加剧了。朝鲜人感到他们对明朝欠了债，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力图以抵抗满族人来偿还欠债，结果遭受了皇太极在1627年和1636年的入侵的惩罚。同时，朝鲜经济陷入混乱，农业、集市、税收及地租制度都被搅乱了。朝鲜社会经受了家庭破裂，流浪者和强盗大大增加，人们离乡背井，社会大动荡等苦难。

    在战争中，对于朝鲜人来说，有时很难区分出作为他们敌人的日本人与作为他们盟友的中国人。中国军队杀死朝鲜平民来扩大杀敌数目。日本和中国的军队都从朝鲜人那里拿走他们能带走的一切，而将不能打进包裹的一切付之一炬，以致所有城镇及朝鲜最壮观的建筑都消失了。朝鲜失去了工匠艺人，特别是陶匠，他们被带到日本强迫劳动。藏书馆、印刷活字、绘画、卷轴书画以及无数宗教的和世俗的制品都被当作战利品带走了。甚至新儒家思想也成为战时的获得物，由被日本人捕获的朝鲜学者姜沆传到日本。可见，朝鲜保卫战的成功只是就军事意义而言。战争的惟一获利者是满洲的努尔哈赤和德川家康，后者在日本的地位由于那些最积极地支持丰臣秀吉战争的日本西部的大名被削弱而得到加强。

    朝鲜与明王朝的覆灭

    朝鲜人对于中国在丰臣秀吉战争中给予援助的负债感，以及努尔哈赤的崛起及其驻扎在朝鲜北部边界上的军队决定了1600年以后的朝鲜与明王朝的关系。宣祖的继承人光海国王处于持续不断的内部政治派别的压力之下，他必须在日趋衰落的明朝宗主与咄咄逼人的野蛮邻人间作出抉择。正如14世纪后期的情况已经证明了的那样，试图与两者都保持友好关系是不现实的。处于政治十分动荡之中的朝鲜，如果它支持明王朝，必然遭受又一轮侵略。这一回，对朝鲜的惩罚是由建州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来进行的。[45]

    光海国王尽量推迟作出生死攸关的抉择，然而1619年明王朝号召他参与杨镐在辽东对努尔哈赤的战争。朝鲜忠实地听从号召，派出1万人的部队，在姜弘立（1560——1627年）的指挥下参加萨尔浒之战。姜弘立得到命令，如果情况不妙，就退缩不前，并投降。实际上，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并向满族人解释说，他们参加战争只不过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已。此时，满族关注中国甚于关注朝鲜，所以容许姜弘立及其部队平安地返回故土。

    朝鲜不能含糊地放弃承诺了。在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后，1623年光海国王的朝廷围绕着国王对待明朝的冷淡态度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个问题的提出再次影响了政治斗争的结局，光海国王被推翻了。

    满族人1621年夺取了辽东，阻断了朝鲜与明朝中国间的陆路，一个叫毛文龙（1576——1629）的中国将军[46]带领一支小部队逃到朝鲜，在鸭绿江口稍南的椵岛（《明史》记为皮岛。————译者注），建立基地，从这个基地组织队伍深入辽东骚扰劫掠，攻击满族人，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明朝的船队从山东直接给他运送补给。毛文龙以朝鲜国土为基地的多年活动，促使满族人确信必须武力征服朝鲜。可以说，毛文龙给满族人1627年入侵朝鲜提供了重要的理由。这次入侵后，即在朝鲜再次回避接受清王朝附属国地位之后，1636年入侵再度发生，最终有效地结束了朝鲜与明朝的官方关系。

    对于朝鲜人来说，就如同对于中国人一样，满族的统治是个奇耻大辱。在满族征服中国及朝鲜顺从地向清王朝朝贡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朝鲜人民仍然对满族保持一定距离，而以敬慕之情深深地怀念明朝，与清朝的循规蹈矩的朝贡关系被保留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遗风遗俗所抵消：汉阳（原文如此，似应为汉城。————译者注）政府中的朝鲜官员仍使用明朝纪年来签署内部文书，穿着明朝服饰，采用明朝礼仪。与中国交接的边界沿线颁布了严格的法令禁止人们在无人之地居住，以便阻止朝鲜人与中国一侧的邻人混合。贡使仍然同明朝时一样取道前往北京，进行贸易，写下详细的日记。朝鲜王朝用朝贡买得了清朝的不干预，他们宁愿生活在平静与孤独之中，直到1876年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时，半岛的大门才洞开。[47]

    （吕昭义　译）

    * * *

    [1]关于中国与朝鲜朝贡关系的一般性原则，参看全海宗：《清代中国与朝鲜朝贡关系研究》，见费正清编著的《中国的世界秩序》（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8年），第90——111页；关于中国与朝鲜朝贡关系发展的考察，参看全海宗：《韩中关系研究》（汉城，1970年），该书有一个英文的总结，第250——255页；崔瑞德、米切尔·洛伊编：《剑桥中国史》（纽约，1986年）第1卷，《秦汉帝国：公元前221——220年》（《剑桥中国秦汉史》），第446——451页；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纽约，1979年）第3卷，《隋唐时期的中国：589——906年》（《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部分，第134——147页；崔瑞德、赫尔贝特·弗兰克：《剑桥中国史》（纽约，1993年）第6卷，《异族政权》（《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00——104、219——229、283、400——405、436——437、473页。

    [2]《明人传记辞典》，第1598——1603页。

    [3]富路特：《朝鲜对中国历史记载的干预》，见《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报》，第68期（1937年），第27——34页。

    [4]“功臣”这个词在朝鲜历史上的使用与中国一样。就朝鲜王朝来说，功臣名录的设立是为了奖赏那些太祖（1392——1398年）、定宗（1398——1400年）、太祖（原文如此，应为太宗。————译者注）（1400——1418）的忠实支持者。奖赏通常是赠给土地和奴隶，但大都被任命为高级官员。

    [5]《明人传记辞典》，第1594——1598页。

    [6]末松保和：《高丽朝末朝鲜朝初的对明关系》（汉城，1941年），第140页。

    [7]《明史》，第320卷，第8284页。

    [8]《大明会典》，第105卷，第4页。

    [9]加里·K.莱迪亚德：《1488——1887年400年来朝鲜到中国的旅客》，见《朝鲜不定期论文集》，2期（1974年3月），第4页。

    [10]鱼叔权：《考事撮要》（1613，奎章阁丛书7，影印本，京城帝国大学[汉城]，1941年），第12b——14b页。

    [11]威廉·R.肖：《儒教国家的法律准则》（伯克利，1981年），第4——5页。

    [12]李铉宗：《对明关系》（汉城，1973年），第324页。

    [13]《明人传记辞典》，第559——560页。

    [14]郑麟趾：《高丽史》（1454年；1972年汉城再版），Kwon（chuan）第5页下。

    [15]《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白山本，1400——1445年；1603——1606年第二次印刷；摹印本，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摹印本，汉城，探求堂，1968——1970年（14），第15b——16、第16b——17页。

    [16]《明人传记辞典》，第1596——1597页。

    [17]《明人传记辞典》，第259页。参看詹姆士·斯卡思·盖尔对董越日记的译文《汉阳》，见《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Ⅱ卷（1902年），第35——43页。

    [18]《明人传记辞典》，第1065——1067页。

    [19]《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0卷，第12b页。

    [20]《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2卷，第24b页。另见司律思：《永乐朝（1403——1424年）的中国与女真关系》（威斯巴登，1955年），第42——61页。

    [21]莫里斯·罗萨比：《元明时期的女真人》，见《康奈尔大学东亚论文集》，第26辑（伊萨卡，1982年），第35页。

    [22]《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1卷，第21b页。

    [23]参看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明朝：1368——1644》第1部分（纽约，1988年），第322——331页。

    [24]《明实录·武宗实录》（台北，1964年），第33卷，第3页

    [25]《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7卷，第4b页。

    [26]李铉淙：《对明关系》，第333页。

    [2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40卷，第26b——27页。

    [28]末松保和：《高丽朝末朝鲜朝初的对明关系》，第178——181页.

    [29]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辑，1期（1936年），第55——77页。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所载刊物同前。

    [30]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辑（1948年），第165——176页。

    [31]《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6卷，第38——39页。

    [32]《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26卷，第15b页。

    [33]《明史》，第320卷，第8285页；《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68卷，第8b——9b页，完整地记述了她们在中国效劳的生活。

    [34]关于对丰臣秀吉大陆帝国思想的研讨，参看玛丽·伊丽莎白·贝里：《丰臣秀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82年），第206——217页；丰臣秀吉1590年给朝鲜国王宣祖的信，见久野吉（音）：《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伯克利，1937年），第1卷，第302——303页；另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367——374页。

    [35]《明人传记辞典》，第728——733页。

    [36]《明人传记辞典》，第1591——1594页。

    [37]李基白：《新编朝鲜史》，爱德华·W.瓦格纳、爱德华·J.舒尔茨译（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84年），第209——215页。

    [38]关于这种舰艇的说明，参看霍勒斯·安德伍德：《朝鲜的船舰》，见《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第23卷（1934年），第71——84页。

    [39]《明人传记辞典》，第830——835页。

    [40]久野吉（音）：《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第1卷，第328——332页。

    [41]加利·K.莱迪亚德：《1598年朝鲜的安全危机：儒家的国家安全模式》，哥伦比亚大学朝鲜问题研讨会论文（1980年12月）第19页以后。

    [42]《明人传记辞典》，第966页。

    [43]《明人传记辞典》，第167——174页。

    [44]埃德温·O.赖肖尔、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波士顿，1960年），第332——333页。

    [45]加里·K.莱迪亚德：《中国——满洲——朝鲜三角中的阴阳关系》，见莫里斯·罗萨比编著：《中央王国及其处于平等地位的邻邦，10——14世纪》（伯克利，1983年），第328——330页。

    [46]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华盛顿特区，1943年），第567——568页。

    [47]关于这一日本订立的条约对中朝朝贡关系的影响，见芮玛丽：《清朝外交的适应性：以朝鲜为例》，见《亚洲研究杂志》，第17辑，第3期（1958年5月），第363——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