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

划），希望他也能在中国成功，但如果找不出一个如何可能，则希望何益！

    在各不同国度内，经济建设之所取径，将一视其政治条件（政治环境）为转移决定。如果要问：“中国的经济建设为什么要走乡村建设的路子呢？”这有两个理由：一是政治的理由，二是经济的理由。因为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必走乡村建设的路，故其经济问题的解决，亦必走乡村建设的路。此其政治的理由，容以后细讲。今先说经济的理由。

    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就是说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换言之，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以达于新社会建设的成功。我们且看今日国际的大势：

    现在产业的生产技术与经营组织，较前又有一大的进步。即今所称第二次产业革命后，产业合理化，生产技术、经营组织较前更进一步，因而生产量加多，而另一面致使工人失业，减少了消费量；故而生产过剩，遂不顾血本地向外倾销。

    现在各国都渐改其从前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而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前之放任其资本家作个人自由竞争者，今则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对外作竞争单位；每一个竞争体，都较以前为更大。

    欧战后各国皆改其以有易无主义而着眼于自给自足，农业、工业并重。一面以所谓关税战防止外货输入，同时从币制上、汇兑上拼命地 用力以扩张自己产品的销路。列强各有其抗外的力量，能行其保护政策；而中国不能。于是各国抗外的结果，遂将力量都压迫到中国身上。

    中国承兹影响，土货出口，惨遭排斥（丝、茶、花生、鸡蛋等项输不出去）；外货入口，转见激增（米、麦、棉花大量入口）；农业、工业皆支持不住。受祸惨重者首在农村。盖今日中国农村已非几十年前的中国农村。从前的时候粮食自己种，布自己织，差不多还在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样子，压迫不着它。海通以后，一面是农产日益商品化，地里出的东西都要换成钱；一面是手工业破坏，而所需多代以外货，一切都要拿钱买。初时，丝、茶等项外人未曾讲求到，自然畅销；而他们工业上也要采取中国农产原料。这时，手工业虽受摧残，农业却还不坏。但到今天，一向为出口大宗的农产输不出去，同时更有大量农产入口。农业乃继手工业而破坏。农民所产既换不出钱来，而所需仍要拿钱买，惨苦不堪言状。更加以这几年的兵祸、匪患、大水灾、大旱灾、东北失陷各影响，农村经济乃大崩溃，工商业也从而陷于绝境。盖商业不外进口、出口的买卖及金融的周转流通。农业受到直接的、间接的种种妨碍而出口不行；出口不行，进口又如何能好？进出口逐年减少，1934年度各已减少到1931年度的二分之一以上，试问照这样下去还有什么买卖可做呢？金融是随进出口而周转流通的，进出口俱不行，还有什么金融业好作呢？至于一些工业制造，原不外在国内行销；当此农村破产，都市亦无所托之时（此因中国都市全仰给于农村），又向哪里销去呢？

    近几年内地农村与都市外埠之间，输出入不能相抵，现金尽流于外。特别显著地从二十年度起，上海、天津各大埠现金充斥，信用过度膨胀，而内地农民告贷一钱，亦苦无觅处，全国金融滞而不通。自美国购买白银以来，国际银价大为抬高，屯集上海的现银（尤其是外商银行的），一举手而转输于外。于是通货紧缩、信用紧缩，其情势又不同前。欲图根本挽救，舍增加出口，减低入超，更有何道？眼前大量入口 者既为农产，一向依为出口者亦唯农产，则增出减入，试问不就近于农业求之，更有何道？工业非不急，顾中国工业谅非能争市场于国外者，则试问不待社会一般购买力之恢复，安从有工业复兴之机？而求一般购买力之恢复，不从增进农业生产入手，更有何道？此时惟一关键：先须从金融上，使内地农村能利用外埠资金，恢复农业，增进生产，而后得减低入超，以求稳定国际收支之不平衡。同时内地农村与外埠之间，输出输入也得交流，而后全国金融乃环转流通而不滞。从农村生产力之恢复与增进，因而恢复并增进一般购买力，而后民族工业以需要刺激而兴起————这是大致的路线。更分条言之：

    中国农业有基础，而工业没有，故恢复农业生产力当较兴起工业生产力而简便迅捷。例如眼前如何求米、麦、棉花之有以抵代外货，实为最要者，也最有可能者也。

    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是土地，这在我们为现成的；而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是资本（是指机器一切设备），适我所缺。故工业后进国，例须以农产出口易机器，而后工业可兴，不能先从工业入手也。

    农业技术比较容许我们徐图进步；而工业竞争激烈，势所不许。所以从农业入手，才可以借此缓口气。

    在农业技术前进的过程中，工业自相缘相引而俱来；如因农业化学而引起来的工业，因农业机械或工程而引起来的工业，因农产制造而引起来的工业等。

    生产抬头，购买力才得抬头；一般购买力增进，则许多工业乃因需要之刺激而兴起。

    如是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而产业乃日进无疆。

    盖中国图兴产业于世界产业技术大进之后，自己手工业农业破坏之余，外无市场，内无资本，舍从其社会自身辗转为生产力、购买力之递 增外，更有何道？是即所谓必由复兴农村入手者已。

    丁　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

    进而言第四层：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这最末一层，乃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大家看我的自述，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作乡村运动。我因从中国政治问题直接的刺激烦闷而注意到抽象的政治制度问题；后来才发现了制度问题也就是习惯问题；今再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组织构造问题。我不是生长乡村，乡村自救之意，在我身上不会亲切，而是对于这个社会的组织构造问题在我心目中以为顶大。

    作乡村运动而不着眼整个中国问题，那便是于乡村问题也没有看清楚，那种乡村工作亦不会有多大效用。须知今日整个中国社会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在此大势中，其问题明非一乡、一邑或某一方面（如教育一面、工业一面、都市一面、乡村一面等），所得单独解决。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我们必须把握着中国问题所在，而后才有工夫好作。中国问题在那里？有人说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又有说是在“贫、愚、弱、私”；这二说都不正确。前一说好像中国此刻就多了这两样东西，去掉这两样东西就好了；后一说又好像中国此刻就在乎这四样缺乏，添补进来就好了。其实宇宙是变化的，人类社会更是变化转动很快的。多一样算什么？少一样算什么？多了的可以去掉，没有的不难添补上。不从前后动态上理会，只看见眼前的静象，是抓不到问题的。宇宙间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不是一一具体事物；人类社会尤其是这样；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视线，是抓不到问题的。

    且从贫的一事为例来说。人生下来一丝不挂，可说最贫不过，但未闻有以为问题者。天地间亦岂有本来就富的社会？人是活的，社会是前进的，贫不难富，所以不成问题。今日中国所患如果只在“贫”，那事情早简单好办了。要知道今日中国不是贫的问题，而是不能富的问题，是贫而益贫的问题。同样地，中国今日不是愚的问题、弱的问题、私的问题，而是愚更往愚里去、弱更往弱里去、私更往私里去的问题。换句话说，今日正是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如果明白中国问题不在缺少什么东西，那也就明白中国问题不在多了什么障碍。帝国主义的障碍不能排除，而且使障碍更格外成了障碍的，全在中国社会本身。中国社会本身问题远大过任何障碍于他的。军阀，虽似说到中国社会本身问题，可惜仍未能在历史动态上、抽象关系上作理会。一心只看这具体的障碍，便一心在去这障碍上作工夫。而不知障碍不可去，以问题原不在此，而在社会全盘关系上。要从社会全盘关系上作工夫，则这障碍自去。

    然则中国问题在那里？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人非社会则不能生活，而社会生活则非有一定秩序不能进行；任何一时一地之社会必有其所为组织构造者，形著于外而成其一种法制、礼俗，是即其社会秩序也”。一社会之文化要以其社会之组织构造为骨干，而法制、礼俗实居文化之最重要部分。中国文化一大怪谜，即在其社会构造（概括政治构造、经济构造等）历千余年而鲜有所变，社会虽有时失掉秩序而不久仍旧规复，根本上没有变革，其文化像是盘旋而不能进。但到今天，则此相沿不变的社会构造，却已根本崩溃，夙昔之法制、礼俗悉被否认，固有文化失败摇坠不堪收拾，实民族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命运。而同时呢，任何一种新秩序也未得建立。试问社会生活又怎得顺利进行？所以“处此局中者或牵掣牾，有力而莫能施；或纷纭扰攘，力皆唐捐；或矛盾冲突，用力愈勤而为害愈大。总之，各方面或各人其力不相顺益而相妨 碍，所成不抵所毁，其进不逮其退”（录《乡建理论提纲》旧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不向上而向下，不进步而沉沦的缘故了。在此时，纵有强敌外患也不见他有力地反应；良以组织构造崩溃解体，失去一个民族社会所应有的机能，陷于社会的麻痹瘫痪症。————从四万万人一个个来看未尝不是活人，无奈社会几乎是半死的社会。

    归结我们的话：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那末，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至崩溃解体呢？我们可以回答：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所发生的变化而落到的地步。于此，不要忘记的是中国文化自古相传，社会构造历久不变的那件事。他不变则已，变起来格外剧烈、深刻、严重！其所以久而鲜变，我们可以推想到两点：

    一、是中国社会构造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因其本身妥当调和，所以不易起变动；因其不变动，乃更走向妥当调和里去。愈不变，愈调和；愈调和，愈不变；此相传已久的老文化，盖有其极高度的妥当调和性。

    二、是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所以他能影响于外，传播于远；而他则从不因外面影响而起何变化。甚至为外族武力所征服，却仍须本着他的文化来行统治，其结果每使外族同化于他。如是，他文化势力圈的扩大与其文化寿命的绵长，成了相关系的正比例。卒之，成了又大又老、又老又大的一个文化体。（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大的文化体，颇近是。）此其文化里面必有高越于外者在，亦从可知。

    但到了近百年间，此本身具有高度调和性，不因外面文化刺激而起何等变化的老社会，忽而变化不已，形势严重非常。这全为近代西洋人 过来所致。于此，我们又可推想到几点：

    一、是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二、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或其弱点的先暴露。盖两方文化相遇，中国遽起变化，顾尚未见西洋受我们影响而生何变化也。最后的总结账如何不可知，眼前固是如此。

    三、在一新中国文化未得融铸创造成功时，中国社会将陷于文化失调————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的饥荒。

    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所谓变化他自己，质言之，就是学一点西洋。不料这变化竟是变不得的。因其文化自身即达于极高度的妥当调和，改变一点，则其所以为妥当调和即不如初，好比配置稳洽、扣搭密合的一件东西，稍一变动，即见仄斜罅漏。所以这变化的结果除了让自身失其原有调和外，不能有何正面的积极的成功。环境仍未能适应，更觉着急，势必有再一度变化，再变的结果更是对内失调，对外不能适应。抑且从其对内失调，而对外更无力。数十年来变化不能自已，每一度变化辄引入更深度的崩溃；要想成功的，却一件得不到（民治不成，党治不成，学校制度的失败，工业制度的失败等）。在这过程中，始所面对的原是外围环境，国际问题感触亲切；乃其后来，转成了对内问题。因内部失调严重，矛盾冲突日烈，其刺激自比较更直接，即从内部的矛盾冲突而促其社会构造崩溃；以其崩溃而矛盾冲突益烈，如是辗转无已。平常说的“政治不上轨道”，便是其惟一症候。试想政治构造原是整个社会构造的一层、一面，整个社会构造趋向崩溃，他如何单得维持？抑且首先不能 维持的政治秩序，首先崩溃的是政治构造，即从这里而转促其社会崩溃，到社会已经崩溃解体，则更难有何新政治构造形成于其上。数十年来所特有的中国军阀，即此症候的表露。他是中国社会崩溃之果，亦是中国社会崩溃之因。不从根底上为整个社会重建一新机构的工夫，而只是想消极地消灭军阀，或片面的安设一政治制度（起草中国宪法，讨论民主抑或独裁），都是梦想。

    中国问题复杂严重，搅缠一堆————什么问题都有，什么问题都不轻，什么与什么都相连。任你拈出一个问题，都不能说不是；任从一处入手，都未尝不可影响其他。但若仅将这些问题看成是平铺并列的，随从那处入手皆可解决中国问题，则是糊涂。必须有眼光辨别得其间本末先后轻重缓急，了解全盘关系而觑定一个要紧所在着手，而后这一团乱丝才解得开。譬如金融紧迫亦许问题在产业衰落，工业建设亦许从农业开端，发达教育要于经济上求，经济复兴必先解决政治问题……那问题中的问题，关键中的关键，非有精心不能了然于大势，非照澈全局不能把握得那一点。今愿为国人告者，政治问题实为总关键。撂开政治问题而谈建设，求进步（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乃至任何建设），无非瞎撞。认得政治问题实为一切先决问题者，比较进了一步。而不知此政治问题系于整个社会构造问题；撂开整个社会构造问题去想办法，完全是无根的，不但不能应急，恐怕更耽误事。

    整个社会构造问题是一根本问题，既深且远，仿佛非危迫眉睫的中国所能谈。本来一谈社会构造问题便涉理想；中国人如何有暇往理想上想呢？无奈问题已逼问到深处，欲避也不得。中国历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转变，社会要有一大改造，正须以奔赴远大理想来解决眼前问题。抑今日实到了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期，社会改造没有那一国能逃。外于世界问题而解决中国问题，外于根本问题而解决眼前问题，皆不可能。乡村建设运动如果不在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上有其意义，即等于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