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反感，是一定的，没有法子不这样。开头大概非起反感不可，慢慢地再折回来。这原因就是我常说的，中国文化到了清代已僵腐，内容很不行，完全失掉了中心信仰————人类精神；因之礼教成了硬壳，硬固的虚假，对于自己的真精神没用把握，胸中无主，所以才盲从地跟着外来的走。聪明活泼的人，拿了中国与西洋比较看，就一定讨厌中国固有的；但如果这个人不堕落，过几年他总会渐渐明白中国固有文化是深不是浅，是成熟不是幼稚。虽也许有人，对中国固有文化，觉得很有把握，很固执着，但也没用。因其拒绝新潮流，终是没法固拒的。非等到社会转变，转到大家都有觉悟时，没有办法。言觉悟自然要天资高的才能。但我说这觉悟，不是就个人说，是就社会说。这种觉悟恐怕不在大江及沿海地方，大约先在内地发动，要比较心气从容一点的人才可以见得到。中国问题已十分严重，怎能不着急！可是心急的人，决不会发生觉悟。完全顽痹的人自然也不行。我于“一·二八”之后到沪杭去，见上海生活老是匆匆忙忙的；这样恐终不会发生真的觉悟。因为他老要求一快的办法，越要求快越没有办法。因他对这个“文化病”完全不了解。真的力量恐怕只有在内地乡村社会中慢慢地酝酿，才能发生大的力量，而后再影响于都市。

    帮助理性开发的是经济

    社会上许多罪恶，都是从种种条件之下形成的。单去责罚一个人或一部分人，也可说是愚蠢。

    杀人是现在的制度，此制度在现在尚属必要。此必要虽并无道理， 尚无他法可以更换替代。我曾说过，没有一种可以称为好的制度，只有一种比较合适可行的制度。我们不能因其是好制度，就用得上他，同时也不能因其不好而可以随意摈弃他。制度的形成乃出于一种必要。捉到土匪不杀而教育他，感化他，当然比较好。可是为什么不用一个好的法子，而倒用一个不好的法子呢？这就是人命在现在尚不值这么些钱————这是一句真的话。所谓杀人是现在制度的必要，没有旁的，为求社会的安宁，而又要省事合算，在现在没有比用枪毙的法子能更省事合算的了。省事合算是一个无道理的道理。那么，现在省事就是道理，就是很有力的道理了！这社会在今日真不知为省事曾抹杀过多少道理！

    杀人是制度，不单指刑法，并包含战争。罗素曾说，战争在现在可算一个制度。因人类到现在全承认以战争解决问题。以战争解决问题，顶不合道理，天下简直没有比这更不合理的；然战争却成了公认的办法，为现行制度之一。在我并不相信战争在人类为不可少，杀人为不可少；我正是相信战争杀人在将来必是可少的。他的存在并不是我愿意。但是，在先他并不必因为我愿意而存在，今后也并不会因我不愿意而不存在。

    有人误会我反对物质文明，反对工业；我安有此意。我对物质生产增加和生产技术改进，原是看得很重要的。我所以看重它的意思，则在于非这样不能给我们挪出更大的闲空，非这样不能使文化更日进于高明。大概经济越发达，社会越进步，对一切问题越可以采用细致的办法。亦即是理性的解决办法细致的办法，是从富力增进来的。唯有富力增进，可以用教育代替杀人打人等办法。到那时人命才值钱。

    经济的进步，我们看得很重；唯有经济进步，才让我们的生活能更合理。 人类虽是理性动物，但理性之在人类，不论其在个体生命或社会生命中，其开发都是渐次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制度，也是要渐次的才能入于一种合理的安排，即渐次的把理性开发出来。而能帮助理性开发 的，则是经济。

    制度与经济

    本来一个社会的制度，就是为事实而想的办法，故必事实到了那一步之后，才能产生那新的制度 。中国现在却是不幸得很，因为他的制度，并不是依事实才想出的办法，反都是忘记了自己的事实，仅看见他国的表面————如法律、制度，及一切完备之设施等————便想全盘采用，希望能突然涌现出新制度来，那怎能成功呢？要想一个新制度成功，非先从造成新的事实上着手不可 。例如经济是事实的主要部分，是事实的骨干，想有公共组织，必先使其经济生活的关系能达到公共联合的地位而后可。若各自谋生，没有什么关系，则公共组织便不会成功。因为经济进步，能使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相关联而不能分开；并且因生活上的连带关系，遂相随而发生政治上的公共组织。总之，经济上越分业越进步，分业越多，则彼此互相需要而不能分离者亦愈甚，亦即是社会关系密切的程度相随而加高，有如密织之网。既集众人于一块，故须有公共组织以解决公共问题，而后公共组织于焉以成。反过来说，中国以前社会之所以散漫，虽有文化上其他因素，亦是经济上未进步到需要公共组织。还有经济进步然后人民才有余裕来参加政治。如此，新的行为习惯才能渐渐养成，而新的制度亦随之成立。由此可知，今日应注意者，端在新经济如何形成之一点上。

    乡村建设的办法，较之欧洲则更进一步。欧洲经济之发展，是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来的，以至闹成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政治经济两面不相应。我们今想从合作主义入手来谋经济上团结自卫；从合作组织来引发地方自治。这便是从经济组织引入政治组织。一则由于农民与工商 业者不同；农民需要合作，工商业容易走入竞争。二则我们在国际经济侵略压迫下，不得不联合自卫。且不如此，则人民对于政治不感觉需要，所谓组织，便将无从组织起。由生计问题将农民牵引到一块，由新经济之促进，使人民感觉新生活之需要，则此后对于一切行政教育建设诸问题，自会去找；不用催迫，自然会要求参与实行，或比别人替他想得更为周到。孙中山先生遗教所说的“地方自治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且亦为一经济组织”，要由此才得实现。如此之进步是自己真进一步。所谓因下层需要而发动的建设，事权将始终是握在下层，可以免却近代国家的一切危险毛病。

    农民运动与合作

    现在世界完全不能再走从前普通的路子，非给大多数人解决问题不行了！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谁要解决中国问题，谁都得做农民运动；不做农民运动是糊涂的。什么是农民运动呢？从他的目的一面说，就是谋农民的利益；从方法上说，就是要组织训练农民，启发农民自己的力量，使农民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单是对他同情是不够的；我们替他们来做是不够的；以多数人的利益为心也是不够的。要紧的不是心，而是手的问题。不应仅是经过我们的手，来达到农民的要求，必须用农民自己的手来达到农民自己的要求。

    有的人做农民运动，所见稍偏。他们把农民利益过分看重在物质上，如租金、工资、土地等，于是他们的办法，总是在谋减租、加工资而少做工等等。除将来土地问题解决，根本消除佃农、雇农外，在眼前专门唆使农民争减租金一类举动，是不相宜的。农民问题要放在中国问题内来解决，而中国问题天然不是斗争可以解决的。因此，做中国农民 运动，须另具眼光，与在其他社会不同。我们即为农民打算，他的利益，亦不单在那些物质上，物质只是与利益有关而已，非物质即利益。利益是什么？利益就是好处，能增进人生趣味者，便是好处。人生缺乏物质，当然不行；然就以钱多，不做事，为人生乐趣，则是错误。————这或者适足以减杀人生乐趣。人生乐趣何在？人生乐趣有两点：

    一、和气彼此感情好，彼此能敬爱，大家都忘了自己，融成一体之情。

    二、创造，说得平常些就是努力，用我们的身体或心思向前去干一些事情，于工作上有自得之乐。

    若通俗点向农民说，就是和气与勤勉；说创造恐怕他不懂。试且看有钱的人家，骨肉不和，四体不勤，到底有什么乐趣呢！反之，如果“家贫出孝子”，虽无钱而家庭和睦，人人勤勉，则人生趣味正在其中。社会亦同家庭略相仿，不要关系恶化。尤其中国北方之一乡一村，真仿佛一个大家庭一样；分化乡村而斗争于其间，与斗争于家庭差不多的。减租原是应该的，但若只见租金多少，不顾人情，太伤和气，恐其得不偿失。大约在中国农民运动中，应以合作运动为主。我们想从增进他的和气，以做到生活上种种合作。好多事情都可以合作；合作不应单属于经济的范围。合就是和气，作就是创造。由此合作，以谋进一步的人生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