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有三种政体……”[1]

地重复着激情的逻辑：一方面是懒惰，另一方面是对统治的嗜好。专制政体同样不懂得司法法。法官仅有的法典就是他的脾气，仅有的程序就是他的无耐心。他很少兼听旁问，只管擅作决断，动辄滥施笞刑，斫人头颅。最后，这种奇怪的体制甚至对可以规范交换和贸易的最起码的治安活动都不愿费心。“需求的社会”甚至不受那些可以构成一个超越人们实践生活的市场或经济秩序的无意识法则的支配：不，经济的逻辑构成了逻辑的经济[33]，它简化为人们的纯激情。日复一日，商贩自身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第二天会失去他当天所能积攒的任何剩余之物，他的做法如同卢梭提到的美洲野人，大清早卖掉他刚才用过的床褥，也不考虑晚上天还会黑的……[34]没有政治或法律的超越性，也就没有过去和未来，专制政体是那个瞬间的体制。

    这种暂时性[35]是————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由一切社会结构的消失所确保的。在民主制中，官吏们有身份、有财产，甚至相对的富有都受到法的保障。在君主政体中，贵族和僧侣受到对于其特权的承认的保护。专制政体中人与人之间没有区别可言：极端的平等支配一切，把所有臣民都贬入同样的均一性中（《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四节）。孟德斯鸠说，这里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并非因为他们是一切————就像在民主制中那样，而是“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是”（《论法的精神》，第六章，第二节）。这是因普遍的平均化造成的那些阶层的废除。没有世袭的阶层，没有贵族：对这种嗜血的体制来说，不需要任何倚仗血统的大人物。同样也不需要任何倚仗财产的大人物：暴君不能忍受由时间丰富起来的“家族”的连续性，以及在人类社会中许多世代构成的接续和努力。更有甚者，他不能容忍他自己授予某些臣民的任何既定体制内的高贵。因为说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宰相，以及那些个总督、帕夏和法官！但这种高贵只是临时的，刚给予就收回，乃至烟消云散。它一旦到手，就化为乌有。虽然每个官员都这样掌握着专制者的一切权力，但他们也活在一种被延迟的革职或杀戮中：这就是他们所有的自由，所有的安全！人们可以————孟德斯鸠说————同样地让贱仆当君主，让君主当贱仆（《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九节）。从这种平等主义的荒漠中出现的社会区分仅仅是一种普遍无区分的表象。不过就连那个对于秩序或恐怖是如此必要的实体，即军队，在这种体制中也并没有什么地位可言：它会构成一种对于普遍的不稳定性来说太稳定也太危险的实体。最多只需要一支效忠于君主个人的近卫军，让他闪电般地投掷出去，劈向一颗头颅，然后又被藏进王宫的黑暗里。人与人之间没有区别可言，也丝毫没有类似于社会等级制度或职业分工的雏形、类似于社会世界的组织的东西；在后者那里，对于存在的所有时间，对于世代的生长，通向未来的道路预先就敞开着————在那里，如果你生而高贵，你就能确保自己一生高贵；如果你凭着自己的产业已经有了这个资格，你就能确保自己有生之年成为资产者。一如专制政体不懂得任何政治的、法律的结构和超越性，它也不懂得任何社会结构。

    这样的安排给这种体制的生活赋予了一种奇怪的步履。这个在巨大空间中支配一切的政体，却几乎没有什么社会空间。这种体制————以中国为例，经历了数千年————却几乎失去了一切绵延。它的社会空间和政治时间都是中性的、均一的。空间中没有场所，时间中没有绵延。孟德斯鸠说，国王们了解各行省之间存在的差异，并尊重这些差异。专制者们不仅不懂得这些差异，而且还将它们消灭。他们支配的只是空洞的均一性，只是虚空————是明天的不确定性、荒凉废弃的土地、方生即死的贸易：他们只是在一些荒漠上支配一切。而这荒漠本身，正是专制政体在自己的边境上建立的，通过焚烧土地，甚至是它自己的土地，从而与世隔绝，防范没有别的手段能够帮助自己抵御的那些影响和入侵（《论法的精神》，第九章，第四、六节）。其实，在虚空中根本没有什么抵抗：假如一支外国军队进入帝国腹地，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它，无论是要塞还是兵力————因为就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甚至在外国军队到达边境之前，就必须搞得它精疲力竭，办法便是让它首先面对一片难于脱身的荒漠。专制政体的空间只是这个虚空：专制者自以为统治着一个帝国，其实只是在一片荒漠上支配一切。

    至于专制政体的时间，则是绵延（durée）的对立面：瞬间。专制政体不仅不懂得任何制度，任何秩序，任何延续着（durent）的家族，而且它的行动本身也是瞬间爆发的。整个人民都是专制者的镜像。专制者瞬间作出决定。没有反思，没有各种理由的权衡，没有各种论据的斟酌，没有“调和”，没有“节制”（《论法的精神》，第三章，第十节）。因为反思需要时间，以及关于未来的某种观念。而专制者关于未来的观念，并不比为吃饭而赚钱的商贩更多，如此而已。他的全部反思都简化为决定，而他那些不稳定的众多官员重复着同样盲目的举动，直到最偏远省份的尽头。况且他们又能决定什么呢？他们就像是没有法典的法官。他们不知道暴君的理由，况且后者也没有理由。他们不得不作决定！所以他们可以“像他一样，突然地”（《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六节）作决定。正如他们可以突然地被革职或斩杀。他们始终分享着主人的境遇；而这个主人只能从自己的死亡中看到自己的未来————只要他还没死。

    然而，这种抽象直接性的逻辑————它非同寻常地预示了黑格尔的某些批判性主题————也有着某种真理和内容。因为这种体制可以说是残存于政治的和社会的层面之下，与后两者的普遍性和恒定性相比，被限制在更低级的阶段，至少过着这一阶段的更低级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仅仅是直接的激情的生活。

    我们可能还没有足够反思的一点是：构成不同政体原则的那些大名鼎鼎的激情并非都有着同样的本质。例如，荣誉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激情，或者————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不是一种“心理的”激情。荣誉像所有激情那样任性，但它的任性是有规律的：它有自己的法和规范。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让孟德斯鸠承认：君主政体的本质就是不遵从，但那是一种有规律的不遵从。因而荣誉，即便在其不妥协中，也是一种经过反思的激情。无论我们怎么希望荣誉是“心理的”、直接的，但它仍然是一种经过社会高度教育的激情，一种有教养的激情，以及————如果我们可以冒险使用这个说法的话————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激情。

    共和政体中德性的情况也一样。它也是一种奇怪的激情；它一点也不直接，而是牺牲人身上固有的欲望，以便把普遍的善作为对象来赋予他。德性被定义为对普遍事物的激情（passion du général）。孟德斯鸠还特意向我们举出那些修道士，他们把内心压抑的特殊激情中的全部热忱，都转移到了所属秩序的普遍性方面。[36]因而，和荣誉一样，德性也有自己的规范和法（lois）。或者不如说，它有自己的法则（loi），唯一的一项法则：爱祖国。这种对普遍事物的激情（passion de l'universel）[37]，需要一所普遍的学校，即全部的生活这所学校。对于那个古老的苏格拉底问题————德性是否可教，孟德斯鸠的回答是，它应当是可教的，德性的全部命运就在于被教授。

    维持着专制政体的那种激情却不懂得这个应当。恐惧[38]————既然需要直呼其名————不需要教育，专制政体中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等于零的”（《论法的精神》，第四章，第三节）。恐惧既不是一种经过合成或教育的激情，也不是一种社会的激情。它不懂得什么规范和法。这是一种前无经历后无名分的激情：一种处于初生态，而且从它出生时起就永远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的激情。一种瞬间的、只是自我重复的激情。它是在各种政治的激情当中，唯一不是政治的、而是“心理的”激情，因为它是直接的。然而正是它，构成了这种奇怪体制的生活。

    如果暴君由于懒惰和厌倦而放弃了执政，那是因为他拒绝做公共的人。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追求可以造就政治家的那种权力抗衡的非个人性的秩序。由于意气用事或者心生倦怠————尽管被他用一本正经的样子掩盖着————他脱去了公众人物的外衣，把它交给第三者，就像一位国王把他的外套交给侍从，然后投身于私人激情的乐趣。专制者无非是一些欲望。所以就有了后宫。专制者对权力的放弃，便是这种体制的一般形象：这种体制拒绝了政治秩序，任凭只受激情支配的命运的摆布。于是，如果我们看到同一些动力在组成帝国的所有人当中无休止地重复出现，就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了。最末位的臣民也是专制者，至少对他的妻妾们是如此；但他也是她们的囚徒：他的激情的囚徒。而当他离家在外的时候，也还是他的欲望在驱动着他。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在专制政体中，唯一幸存的欲望是对于“生活上的好处”（commodités de la vie）[39]的欲望。但这并不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欲望：它没有时间为自己编织未来。所以专制政体的各种激情彼此倾轧。我们可以说，专制政体的动力是恐惧也是欲望。因为它们自己构成了的自己的反面，没有未来，就像两个背靠背绑着、被锁链死死固定的人那样没有空隙。而正是这种激情的模型塑造了专制政体的风格。这绵延的缺失，这突发而无可挽回的运动，正是瞬间的、直接的激情的属性，这些激情，就像小孩子想要扔向天空的石头那样，落回到那些人自己头上。如果真像马克思在青年时代的一个比喻中所说的那样，政治是私人的天空[40]，那我们就可以说：专制政体是一个没有天空的世界。

    清楚不过的是，孟德斯鸠在专制政体的这个形象里想要表现的东西————对政治本身的权力的放弃————与各种东方体制的国家完全是两回事。这个价值判断表明了它自身的悖论。实际上，人们总是想要把专制政体视为某种并不存在的体制，是其他体制出现腐化的诱惑和风险，然而同时又想把它视为一种存在着的、甚至可以自己腐化的体制————尽管原本就是腐化的，但除了这个腐化之外，它也不会再落到别的下场。这大概也是一切受到永罚的极端状态的命运吧：把它逼真地表现出来，以激起人们对它的厌恶，这样做没什么不对。为了维护德性，就要画出撒旦的各种图像。但同样重要的是，要给这种极端状态赋予一切不可能之物的和虚无的特点；要指出它并不是它声称的那样；还要打破在那里出现的善的表象————这些善是人们一旦落到这个下场就必然失去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专制政体的形象，在其作为观念被接受和被反驳的时代，要以东方体制的例证为依据的原因。所以还是让土耳其人和中国人清静点吧，以便确定其真实的形象，它的那种危害是用来吓唬人的幌子[41]。

    从孟德斯鸠和他的同时代人那里，我们掌握了足够数量和足够明确的文本，可以指出：只是因为专制政体是一个历史上的影射（allusion），它才是一个地理上的幻象（illusion）。孟德斯鸠怨恨的对象是绝对君主政体，即便不是绝对君主政体的某个化身，至少也是期待着这种政体降临的那些诱惑[42]。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在信念上属于封建世族中不甘于其阶级在政治上没落的那种右翼反对党，对于从14世纪开始取代旧的政治形式而建立的一些新形式发泄不满。费内龙[43]、布兰维里耶[44]、圣西蒙[45]，都是这个党派；直到勃艮第公爵[46]去世前，这个党派都将其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而孟德斯鸠也把他当成了英雄[47]。正因为有了这个党派，才有了关于路易十四苛政的那些最闻名于世的抱怨。农民的穷困、战争的残酷、大臣和地方长官的滥授、宫廷密谋和篡逆，凡此种种都是它控诉的主题。所有这些著名的文本都从它们的反对立场中获得了某种“自由主义的”共鸣，而且我也担心它们会与孟德斯鸠的文本一道，经常出现在关于“自由”的一类文选中，同时不乏某种从理性中获得充分依据的表象，因为这个反对立场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反对真正的封建权力的斗争————无论这些文本的说法如何，那种权力都化身为绝对君主政体。但是，激发了这些文本的各种议题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差不多相当于复辟[48]和七月王朝[49]时期极端保皇党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喧嚣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孟德斯鸠通过控诉“专制政体”来反对绝对主义政治，与其说是为了捍卫自由一般（la liberté en général）[50]，还不如说是为了捍卫封建阶级的种种特殊自由（les libertés particulières），捍卫它的人身安全、它的永久存在的条件，以及它想————在新的权力机关中————重新获得已被历史剥夺了的地位的奢望。

    “专制政体”多半是一幅漫画。但它的目的是要用自身的可怕来进行威吓和感化。这是一种独自一人执政的体制，这个人从不离开深宫，任凭妇人激情和宫廷密谋的摆布————一幅关于凡尔赛和王宫的漫画。这是一个通过他的宰相来执政的暴君————一幅关于大臣[51]的漫画：除了君主的恩宠，没有任何东西（即便是他的出身）能让他获得这个职位。直至那些被紧急派往外省、拥有无限权力的总督，从他们身上，我们怎能不辨认出在其地盘上肩负国王无限权力的地方长官的滑稽可笑的面具？我们怎能不猜测，在那种任性的体制中，有着“尊意”体制[52]的夸张的漫画？在成为“整个国家（tout l'État）”却没有说出这句话的暴君那里，有着已然说出这句话（即便他还没有完全成为“整个国家”）的那位君主的扭曲的回声？不过我们要根据后果来判断其原因。只要想象一下专制政体中大人物和人民各自的处境，就足以了解它应当预防的危险。

    专制政体的悖论，在于它如此热衷于打击大人物，无论他们是什么出身（我们怎能不想到贵族，大人物中最不容易被废黜的部分呢？）[53]，以至于人民几乎可以从中忽略不计。专制者需要竭尽全力去打败大人物，粉碎他们卷土重来的威胁，结果是，对此一无所知的人民正好可以躲避这场在他们头顶上的发生的激烈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专制政体，就是大人物被打倒在地，而人民却可以在他们的激情或琐事里平静度日。孟德斯鸠说，有时我们看到，因暴雨而泛滥的洪水从山间奔腾而下，沿途冲决一切。然而周围却只是翠绿的草原和吃草的畜群。同样，专制者扫荡了大人物，而人民呢，尽管悲惨可怜，却得到某种和平。[54]我同意，这种和平只是平静，是在被敌人围困的城市中支配一切的那种平静，既然孟德斯鸠就用这些字眼纠正了它（《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四节），但谁又不是宁愿如此，也不想要大人物的恐怖呢？大人物一直生活在等待打击的“灰暗”中，即便等来的不是死亡。当我们读到这些段落时————它们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孟德斯鸠说漏了嘴（第十三章，第十二、十五和十九节；第三章，第九节）————会明白这根本不是漫不经心的问题。这完全是警告，同时还有提示的意味。教训是明显的：大人物从专制政体中得到的一切都让他恐惧，从恐怖到毁灭。而人民，他们虽说是悲惨可怜，却可以躲避。

    可以躲避。但也以其自身的方式充满危险。因为专制政体显示了第二种特权，就是成为人民革命的体制[55]。没有任何别的政体会让人民只受激情的支配，而且老天爷知道，人民是多么容易对激情俯首称臣！人民的这一类激情需要反思的缰绳：在共和政体下要选出显要人物，在君主政体下要找到中间实体。但在专制政体中，激情支配一切，没有任何法律的或社会的秩序使人民敬服，又怎么来束缚他们的本能呢？当激情占统治地位时，人民，本身就是激情的人民，总会以胜利告终。即使这胜利只有一天。但这一天足以摧毁一切。无论如何也足以在革命的动荡中推翻暴君。我们可以在《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一节里非常清楚地读到这一切。[56]而且我们很难不从中看到第二条教训，这一次不再是针对大人物提出的，而是针对暴君，或者推而广之，是针对那些受到专制政体诱惑的现代君主（monarques modernes）。这第二条教训明确指出：专制政体是通向人民革命的必由之路。君主们（Princes），如果你们想保住王位不被人民的暴力推翻，就要防止专制政体！

    这两条教训合起来构成了第三条：如果君主热衷于打击大人物，大人物会因此丢掉他们的地位或生命。但是，在这么做的时候，君主也会为人民开辟道路，人民会转而反对他，那时没有什么能保护他免于人民的暴动：他会因此丢掉王冠和生命。因此，要让君主明白，他需要大人物提供的堡垒，来抵御人民，保卫他的王冠和生命！这就是完全出自理性、出自利益交换的、好的联盟的基础。最终只有承认贵族，才能保全王位。

    这就是专制政体。一种现存的体制，当然，同时也首先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体制————君主政体————时刻面临着的一种现存的威胁。一种现存的体制，当然，同时也首先是一种政治上的教训，一种对于受绝对权力诱惑的国王的明确警告。我们看到，在其互不关联的表象下，原先的列举掩盖了一个隐秘的选择。当然，的确有三种类型的政体。但其中之一————共和政体————只不过存在于历史的记忆中。剩下的是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但专制政体无非是被滥用的、变质的君主政体。因而剩下的就只有君主政体了，而且必须防止它进入险境。现时代就是这样。

    但我们会问，未来又如何？在大名鼎鼎的第十一章第六节里，孟德斯鸠作为理想提出的那种英格兰政制[57]又是怎么回事？这难道不是推翻了之前所有教训的一种新模型吗？我想表明，事实绝非如此，而且，对于那个关于分权的著名论辩来说，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理论逻辑即便不是构成了其全部意义，至少也是构成了其重要意义之一。

    * * *

    [1]语出《论法的精神》，第二章，第一节：“有三种政体：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译注

    [2]médiocrité（“中庸”）的原意是指“中间状态”。————译注

    [3]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1585——1642），路易十三时代的首相，红衣主教。————译注

    [4]“红衣主教黎塞留，可能觉得自己过分贬损了国家的各个阶层，所以他求助于君主及其臣子的德性来维持国家。但是他对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实际上只有天使才可能具备他所要求的那种谨慎、开明、果断和知识。”（见《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一节）————译注

    [5]注意这个形容词和名词constitution的关系，后者既有“构成”的意思，也有“政制”“宪法”（一般首字母大写）的意思。当然，形容词“宪法的”是用constitutionnel。————译注

    [6]économie在这里有“结构”的意思，尤指其中量的合理分配或和谐比例。————译注

    [7]前者中的délits指轻罪，后者中的crimes指重罪。————译注

    [8]这里和后面一段译为“职责”的devoir在前文中也译为“应当”，并且也和下文紧接着的“应当”相呼应。————译注

    [9]原文作第二卷，当为误植。引文见《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5页，译文有改动。————译注

    [10]“世上没什么比共和政体更蛮横的……下层人民是你可能遇见的最蛮横的暴君。”（《旅行记》）

    [11]指古人和君主政体的“相遇”。————译注

    [12]参见此处译注。————译注

    [13]《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四节：“在没有基本法的国家，王位的继承是不能固定的。……这就是专制国家比君主政体容易瓦解的一个原因。”————译注

    [14]“dépôt des lois”，其中dépôt是寄存处、保管处的意思，中译本译为“保卫机构”或“监护机构”均不准确。————译注

    [15]对照《论法的精神》原文，此处缺“从属的”（subordonné）一词。————译注

    [16]此处“君主”用的是prince一词，不同于monarque，后者专指君主政体（monarchie）中的君主。————译注

    [17]见《论法的精神》，第三章，第十节：“在那些专制的国家，政体的性质要求极端的遵从；君主的意志一旦被了解，也应立竿见影地产生后果，就像一个球击中另一个球应有的后果。”————译注

    [18]见《论法的精神》，第二章，第四节：“……在君主政体里，君主就是一切政治的与公民的权力的源泉。这些基本法必须以力量流动的中介渠道为前提：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只凭独自一人一时的和任性的意志行事的话，便什么也不能固定下来，结果也就没有任何基本法了。”————译注

    [19]par eux-mêmes，也可以译为“靠他们自己”。————译注

    [20]vérité一词在前文均译为“真理”，此处则兼有“真实”和“真理”的意涵。为了避免读者误认为是两个词，所以在本节中统一译为“真实”。————译注

    [21]原文是：“的确，从哲学上说，是一种虚假的荣誉引导着国家的各部分。”————译注

    [22]如《论法的精神》，第二十八章，第二十节，“荣誉攸关之事的起源（Origine du point）”。————译注

    [23]可参见《论法的精神》，第二十八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译注

    [24]注意économie（“经济”）一词含有“节省”的意思。————译注

    [25]folie，或译“疯狂”“荒唐”。————译注

    [26]本书中的général大多译为“普遍的”，有时译为“一般的”；而universel则译为“普遍的”。此处的passion générale和上文（第87页）的passion universelle均译为“普遍的激情”。————译注

    [27]原文为épouvantail，原指田野里吓唬鸟雀的稻草人。————译注

    [28]普雷洛（M. Prélot），《孟德斯鸠与政体形式》（Montesquieu et les forms de gouvernement），《西雷文汇：<论法的精神>两百年》（Recueil Sirey: Bi-centenaire de l'Esprit des Lois），第127页。

    [29]Abraham-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1731——1805），法国最早的东方学家，《东方法律学：土耳其、波斯和印度斯坦政体的基本原理》（Législation orientale.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u gouvernement en Turquie, Perse et l'Indoustan）是他于1778年出版的著作。————译注

    [30]《论法的精神》，第二章，第一节。————译注

    [31]如《论法的精神》，第六章，第三节：“在专制国家，没有任何法可言。”————译注

    [32]《论法的精神》，第二章，第四节：“在专制国家，那里没有任何基本法……”————译注

    [33]注意économie（“经济”）一词的双关用法：和前文（此处）“荣誉是德性的经济”一样，这里的第二个“经济”含有“节省”的意思。————译注

    [34]“加勒比人的预见力直到今天还停留在这个程度上：他上午卖掉了他的棉褥子，到傍晚又痛哭流涕地去把它买回来，因为他预见不到他夜里还要用它。”见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1页。————译注

    [35]précarité，也可译为“不确定性”；作为法律词汇，指占有的不确定性。————译注

    [36]见《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二节。————译注

    [37]注意本自然段中两处“对普遍事物的激情”，其原文并不相同，参见此处译注。————译注

    [3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把霍布斯————这位绝对君主政体的理论家————在一切社会的核心所发现的恐惧，仅仅保留给了专制政体。

    [39]《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七、十八节；第七章，第四节。参考第九章，第六节：专制政体是“特殊利益”支配一切的。

    ［引文见第五章，第十七节：“但在专制政体下，既无德性又无荣誉，人们所以有所作为，只是因为希望获得生活上的好处而已。”————译注］

    [40]“这种设想并没有把政治生活悬在空中，而是政治生活就是空中的生活，是市民社会的超越尘世的领域。”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9页。————译注

    [41]原文为l'épouvantail，见此处注。————译注

    [42]参见《波斯人信札》第三十七封信。对路易十四的描绘。郁斯贝克：“全世界的政体之中，土耳其人的政体，和我们尊严的苏丹的政体，最合他的心意，可见他对于东方的政治是何等重视。”

    ［译文见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罗大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0页。译文有改动。--译注］

    [43]弗朗索瓦·费内龙（François Fénelon，1651——1715），法国古典主义作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曾任王孙勃艮第公爵路易的老师，贡布雷大主教，主张温和的君主政体，著有暗讽路易十四的《忒勒马科历险记》。————译注

    [44]亨利·布兰维里耶伯爵（Comte de Henri Boulainvilliers，1658——1722），法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著有《法兰西国家》《法国贵族论》等，抨击绝对王权。————译注

    [45]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t-Simon，1675——1755），法国政治家和作家，贵族反对派代表，素与路易十四不和，其名著《回忆录》对后者颇有非议。————译注

    [46]勃艮第公爵路易（Louis de France，Duc de Bourgogne，1682——1712），法王路易十四的长孙，路易十五的父亲。他曾被老师费内龙寄予政治理想，加以悉心引导，却在（接替死去的父亲）成为王太子仅一年之后，就因守护身患麻疹的爱妻，在后者去世后，亦感染而死。————译注

    [47]“最后这位王太子的死，给王国带来了极大的创痛……尽管我们确乎不晓得其政体方面的所有五花八门的规划，但可以肯定，他怀有世上最伟大的观念。无疑，世间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专制政体这样让他痛恨。他希望给王国的所有各省恢复国家的地位，像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他希望有枢密顾问，而那些国务秘书［les secretaries d'Etat，或译国务卿————译者按］只是这些枢密顾问的秘书。他希望把公务开支削减到必要的水平。他希望国王应有一笔像英国那样的王室费（liste civile），用于宫室苑囿的维护，而在战争年代，对这笔王室费也要和其他资产一样征税，因为他说，所有臣民都蒙受战争的损失而君主却没有，这是不公平的。他希望他的宫廷保持淳良的风俗。”［《随笔》（Spicilège），第767页。引自巴利埃尔，《孟德斯鸠》，第392页］

    [48]1814——1830年。————译注

    [49]1830——1848年。————译注

    [50]或译“一般意义的自由”。————译注

    [51]“法兰西最坏的公民就是黎塞留和卢福瓦。”（《随想录》）

    ［黎塞留，见此处译注；卢福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1641——1691），路易十四时代的国防大臣。两人都在法国建立绝对君主政体和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译注］

    [52]“‘尊意’体制”系le régime du 《bon plaisir»的直译，该短语指法国当时的绝对君主政体。————译注

    [53]“正如大人物地位的不稳定出自专制政体的性质，其地位的安全也内在于君主政体的性质。”（《论法的精神》，第六章，第二十一节）

    [54]“历史告诉我们，多米先可怖的残酷，使帕夏们非常畏惧，因而在他治下的人民的生机略略得到了恢复。这正像洪水毁坏了河岸的一边，而在另一边却留下了田野，远处还可望见一些草原。”（《论法的精神》，第三章，第九节）————译注

    [55]《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一节；参考第六章，第二节：在专制政体下“一切事情都可能骤然地导致不可预见的革命”。

    [56]“君主制政体比专制政体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依照君主政体的性质，在君主之下，有许多阶层，而这些阶层与政制唇齿相依，所以国家比较稳定，政制比较巩固，统治者的人身比较安全。

    “西塞罗认为罗马设立护民官保全了共和政体。他说：‘事实上，人民若无首领，他们的力量是更可怕的。一个首领感到诸事取决于他自己，他就会思考；但是人民狂热起来，却完全不知自己投身的险境。’这一思考可以适用于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就是一群没有护民官的人民；也可以适用于君主政体，那里的人民在某种方式上是有护民官的。

    “事实上，我们到处看到，当专制政体发生骚动时，为自身所驱动的人民总是让事情发展到尽可能严重的地步。他们引起的一切混乱都是极端的。但在君主政体下，事情很少会发展过头。首领们为自己着想是有所恐惧的，他们怕被抛弃；那些中间的、依附的力量不愿意人民太占上风……

    “因此，在我们的全部历史上，充满了内战，却没有革命；在专制国家的历史上，却充满了革命，而没有内战……

    “在国家的基本法下生活的君主（les monarques）……总要比专制君主（les princes despotiques）幸福，后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约他的人民的内心和他自己的内心。”

    [57]即《论法的精神》，第十一章，第六节，“英格兰政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