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孟德斯鸠的党见

、不公和针对他们阶级的暴力的嘴脸，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但我们却忍不住要推想，实际上正是他们的某种固定观念向他们隐瞒了实情，是他们的某种名副其实的历史错觉让他们把旧时的个人政治特权与他们阶级的普遍利益混为一谈。因为再明显不过的是，绝对君主政体下的国王代表了封建制的普遍利益，甚至这也包括反对那些抱残守缺的个别封建主带着乡愁和盲目提出的抗议。如果说国王是仲裁人，那么他也不是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冲突的仲裁人，而是封建制内部冲突的仲裁人；他是为了封建制本身的利益来调解这类冲突的。他做出裁决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向来只是为了确保封建制的阶级和统治的未来，即使反对其成员中的某些人也在所不惜。

    然而就是在这里，有另一种力量干预了进来，孟德斯鸠并没有让它在权力分割中出场，它也没有获得跻身于政治理论的荣誉。这就是作为封建剥削实施对象的大多数人民（la masse du pe uple）的“力量”；而绝对君主政体下国家机器的功能，恰恰是在于维持那种剥削，让它永久化。波尔什涅夫半是重申半是揭露了难题的这个方面，并且表明，当时的基本对抗关系既不是让绝对君主政体与封建主相对立，也不是让贵族与资产阶级相对立————资产阶级的大多数都已整合进封建剥削体制，并从中获利————而是让封建体制本身与遭受其剥削的群众（masses）相对立。这种基本冲突当然没有那些次要冲突突出，也不像它们有自己的理论家。它也不具有跟它们同样的形式。在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一切都是在某种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特性的持续的冲突中上演的。一方面是大多数的被剥削者、服从于封建权利的农民、小工匠、店主、城市小手工业，另一方面是封建秩序及其政治权力，在这两者之间几乎不存在理论争辩的问题，只有沉默或暴力的问题。这是权力与穷人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由于服从而得到解决，其间偶尔辅之以暴乱和军队。然而，在整个17世纪法国的城市和乡村，饥荒引发的造反极为频繁，不仅像16世纪德国那样有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12]，还有城市的暴乱；对这些起义的镇压则是残酷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国王、绝对权力和国家机器究竟是派什么用的，还有那些占据前台的著名的“力量”究竟是站在哪一边的。直到大革命时某些“人民的日子（journées populaires）”，那些最初的日子————它们取得了胜利，也在理论和权力方面带来了某种混乱。

    这第四种“力量”的特权就这样占据着其他三种力量的思想，可以说，它在那个时代的政治文献中是得不到表述的。需要等待梅叶这样一个香槟省的穷神父————从他的《遗书》里，伏尔泰曾细心地清除了所有政治上耀眼的光芒[13]————还有卢梭，才能让这个“人民”、这个“下层人民”作为一种力量，先是进入小册子，最后进入政治理论的概念。此前，它只有一些影射性的理论存在：孟德斯鸠本人就是这样，他小心翼翼地把贵族从它那里严格区别开来。伏尔泰和大多数百科全书派也是这样。但是这第四种力量，这被无知、激情和暴力统治着的臣民，仍然会出没于其他力量的联盟中，就像一个遗失了的记忆：由于稽查作用[14]。这种力量在与它有关的契约中不在场的理由，在于这些契约本身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让它不在场————或者，两个说法完全是一回事，让它所受的奴役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我认为，如果牢记孟德斯鸠所引入的各种力————国王、贵族、“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上述真实的性质，那么，我们关于他的政治选择和他的影响的总体解释就会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这种真实的分析让我们能够避开一些在回顾中形成的历史表象。尤其是避开一种幻象，即相信孟德斯鸠是那个将要在大革命时期庆祝凯旋的资产阶级事业的传令官，即便是一个乔装改扮了的传令官。我们看到那个————已被如此成功地纳入英格兰式政制方案的————著名的下院意味着什么[15]：它是留给资产阶级的份额；这个阶级在封建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一经找到，在当时几乎就没有想过要对那种秩序构成威胁。这一视角也让我们能够以其真实的历史价值来评判那些自由主义的“改革”，而孟德斯鸠则充当了这类改革的代言人：刑事立法的改革，对战争的批评，等等。它们在当时与资产阶级未来的凯旋扯不上多少关系，以至于同样是那个审判过非人酷刑的孟德斯鸠，也希望贵族在一切诉讼方面都应该有自己阶级的法庭：上院。貌似可以把孟德斯鸠归入“资产阶级”党派的事情，我觉得更确切地说，已经被他部分地视为自己有勇气公开谈论的一些常识话题，部分地视为一种灵活的对策，足以将“资产阶级”正好拉到他的事业那一边，并夸大为这个“资产阶级”的种种不满所加剧的封建的对立。这些都需要以对这个资产阶级的目标有一种足够真实的感觉（sentiment）————即便还不是一种见解（vue）————为前提。

    但是，这种分析也让我们能够理解孟德斯鸠后继者的悖论。因为这位右翼反对派在为未来历史中的所有反动分子提供武器之前，在那个世纪的后续年代，是曾经帮助过所有左翼反对派的。当然，在大革命最激烈的阶段，孟德斯鸠消失了。罗伯斯庇尔用非常严厉的措辞谈论分权[16]：我们感到卢梭的这位门徒面临着一种处境，让他能够对一些理论进行审判。但无论如何，整个前革命阶段，就大部分而言，都是按照孟德斯鸠的那些主题上演的；而这个专制政体的封建敌人，则变成了既定秩序的所有对手心目中的英雄。通过一种奇特的历史轮回，一个面向过去的人却好像打开了未来的大门。我认为这个悖论首先取决于孟德斯鸠立场的时代错置特性。正因为他为一种过时的秩序辩护，他才成了————也将在另一些秩序面前过时的————现秩序的对手。比较起来，他的思想的情况就像是大革命之前的贵族造反，马迪厄[17]研究的结论是，这次造反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至于孟德斯鸠，他只是想为受到威胁的贵族恢复他们过时的权利。但他认为威胁来自国王。事实上，通过反对国王的绝对权力，他也在为撼动封建的国家机器————贵族仅有的堡垒————推波助澜。他的同时代人在这一点上没有被迷惑，他们（例如爱尔维修）说他“太封建”[18]，但还是招募他加入共同的战斗。只要子弹射中同一目标，它们来自何方又有什么关系？而如果孟德斯鸠的所谓“革命的”后继者当真是一个误解，那也应该还这个误解以公道，指出它只不过是关于一种最初的误解的真理：那种最初的误解把孟德斯鸠丢进一个时代的右翼反对立场，但在那个时代，这一立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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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此处译注。————译注

    [2]原文是la robe，长袍或礼服，指代教士、法官、律师、教授等职业。————译注

    [3]les germanistes和les romanistes，或译“日耳曼法派”和“罗马法派”，系18世纪中期关于法国君主政体起源问题形成的相互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这种政体起源于日耳曼法，另一派则认为起源于罗马法。————译注

    [4]《论法的精神》，第六章，第十八节；第十章，第三节；第十一章，第七、九节；第十四章，第十四节；第十七章，第五节；第十八章，第二十二节，等等。

    [5]《论法的精神》，第三十一章，第二十一节。柔懦路易（Louis le Débonnaire）：“他完全丧失对贵族的信任，提拔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人。他剥夺贵族的职位，把他们赶出王宫，任命了一些外人……”

    [6]让-巴蒂斯特·度波长老（AbbéJean-Baptiste Dubos，1670——1742），法国历史学家、美学家，法兰西科学院终身秘书，著有《法兰西君主政体在高卢的建立》等。他敌视贵族，是“第三等级的捍卫者”。————译注

    [7]“（君主政体下）法应该促进这种政体的政制可以允许的一切贸易，以便让臣民无需牺牲性命，就能满足君主和他的宫廷永无止境的需要。”（《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九节）

    [8]la robe，参见此处译注。————译注

    [9]参见马克思本人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文字，有关孟德斯鸠仍然（在1845年）倾向于被赋予这样的意义：“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争夺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9页。另，关于正文中“力量（puissance）”和“力（force）”的译法，参见此处译注。————译注］

    [10]见参考书目。

    [11]凡尔赛宫建成后，路易十四即令法国主要贵族集中在此居住，以消除其割据和叛乱的威胁。————译注

    [12]jacqueries的说法，出自14世纪法国雅克雷起义（Jacquerie一译“扎克雷起义”），泛指农民起义。————译注

    [13]让·梅叶（Jean Meslier，1664——1729）的《遗书》在他去世后第二年即以手抄本形式开始在法国各地流传，并被当局严厉查禁。1762年，在日内瓦首次出版了一个摘要本，编者未署名，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是伏尔泰。这个摘要本仅根据原著第一部分，选编了批判宗教的言论，但删去了这些言论所依据的激进的、鼓吹革命的政治社会观念，因而很大程度上歪曲了原著的思想。1772年，霍尔巴赫又匿名出版了第二个摘要本。这些摘要本都属于下文所说的“小册子”。直到1864年，即梅叶逝世135年之后，《遗书》才得以全文出版。————译注

    [14]censure，弗洛伊德提出的概念（德文为Zensur），指倾向于禁止无意识欲望及其衍生形成物进入前意识——意识系统当中的功能。————译注

    [15]“英格兰是目前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但是如果下院成为主宰者，它的权力就会是无限制的和危险的，因为它同时也将拥有行政权；而目前情况，是无限权力属于国王和议会，行政权则属于国王，他的权力是受节制的。”（《关于英格兰的笔记》，引自德迪厄《孟德斯鸠》，第31页）亦可参考原始君主政体有教益的例子，“人民握有立法权”（第十一章，第十一节）。不过“一旦人民有立法权，他们只要稍一任性，便可把王权消灭，像他们到处所做的那样”。这是因为，在希腊英雄时代的那些君主政体中，还没有任何“贵族实体”（第十一章，第八节）。因此，人民的代表制，即便是由其中的显要人物充任代表，也只有在立法机关内部为贵族的代表制所平衡，方是可能的。

    [16]可参见《关于宪法》：“……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察觉，这种平衡只可能是幻想或灾难，它会使政府毫无作用，甚至不可避免地会使相互竞争的各种权力联合起来反对人民。因为十分明显，这些权力宁肯自己相互冲突，也不愿呼吁主权者来解决它们的问题。英国就是这样的证人，在这里黄金和君权经常使得天平偏向同一方向，在这里反对派本身时而争取改革人民代表制度，显然只是为了和多数人一致行动而把改革推迟，它对改革大概也是反对的。这是一种使人惊异的政府。在这里社会美德只是可耻的滑稽行为，自由的幻影消灭自由本身，法律把专制政体固定下来，人民权利是公然买卖的对象，甚至羞耻心也抑制不住贪污行为。”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王之相、王增润、立知校，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45页。————译注

    [17]阿尔贝·马迪厄（Albert Mathiez，1874——1932），以研究大革命史著称的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热月反动》《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等。————译注

    [18]《道德沉思录》，第147节。亦可参见致孟德斯鸠的信和致索兰（Saurin）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