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立宪共和国：北京政府，1916—1928年

nbsp;   民国时期，通过其追随者，段祺瑞的影响力，遍及政府的许多部门————参战军（后称边防军）、内务、财政、交通等部，国务院秘书厅、京汉铁路、官办的龙烟铁矿公司、大理院。本文特别感兴趣的，是段祺瑞如何通过其两个密友王揖唐和徐树铮组织的安福俱乐部，其势力控制了1918——1920年的国会。王揖唐与段祺瑞同为合肥人，是靠段氏庇护的政客。徐树铮是段氏在清末提升为助手的年轻军官（安福俱乐部的介绍见后）。

    民国另一个主要派系是交通系，源于清末的邮传部（1906年设立）。由修建和赎买铁路，扩充电报系统，邮传部遂组建交通银行，于是大量资金流入该部，使之成为具有政治、金融势力的重要部门。袁世凯的追随者担任该部及其下属机构的各级官职，梁士诒（1869——1933年）即是其中之一。梁氏从1906年（应为1907年。————译者注）到1911年，占据邮传部里最重要的职务————铁路总局局长。美驻华公使芮恩施描述梁氏称，他“被认是在北京仅次于袁世凯，是最能干，最有影响力的人……一个广东人，身矮体壮，长着拿破仑式的大脑袋。他很少说话，但他在一旁的插话，表明他总是在讨论问题中先行一步。这一点也通过他尖锐的提问反映出来。当直接向他提问时，他总是能对任何问题给予清楚而连贯的说明”[24]。

    1906——1916年，梁士诒担任一系列政府高级职务。在此期间，梁氏在邮传部和交通部的官僚中组织了势力网，并在梁氏从政府引退后仍继续存在。例如梁氏的追随者叶恭绰，曾任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部次长（1913——1916年、1917——1918年）及交通总长（1920——1921年、1921——1922年、1924——1925年）。梁氏另一位追随者[25]曾任吉（林）——会（宁）铁路督办，主管过吉（林）——长（春）铁路，并几度出任交通部次长及代总长。梁氏还有其他的追随者。

    交通系在金融界的影响，为其权势所及的另一个方面，而以对交通银行的控制为关键。交通银行起着政府银行的作用，然而却由私人投资者所控制。梁氏于1908年建立该行，作为邮传部管理铁路、邮政、电报和航运运营资金的管理机构；1914年，被授权发行货币，并与中国银行共同管理国家财政。[26]尽管该行在政界拥有势力，享有特权，但在1914年后，其70％的股票为私人股东持有。梁士诒通常控制政府股份，并通过在董事中之友人控制大部分私人股份。除了交通银行外，梁氏还组建了其他几家私人银行，包括中国最重要的一些银行（其中有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根据一项资料，在20年代初，政府欠有债务的“大多数”国内银行中，梁士诒及其同伙，都享有股权。[27]约在1920年，梁氏担任国内公债局总理；该机构是为重新调整内债以恢复政府信誉而成立的，其助手叶恭绰和周自齐二人，分别任交通总长和财政总长。梁氏本人不仅是交通银行的董事，还是六家私人银行（其中有三家是一个向政府贷款的财团————国内银行团的成员）董事会的董事；交通系的其他成员，在这几家银行和其他大银行中担任董事职务。

    这些事例表明，民国初年的派系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其他派系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还有一些派系，主要是由国会政客和报人所组成（研究系，政学系）。总之，最成功的派系全仗着人多势众，随机应变，才能在政府更迭和军事、金融局势变动之中得以幸存。

    主要由派系组成的政治体制，可能在宪政框架下运行，但现实的政治斗争必然是派系之争。由于是对个人效忠，而不是以对体制效忠为基础；而且派系的规模仅限于领导人亲自培养，或通过最接近的助手培养的二三十人。然后，可能再由其党羽驱策最底层的军人或政府雇员，这仅限于派系成员当权之日，某一派系的领袖争得总统或国务总理，而其对手仍将在政府各部、国会、银行保留自己的势力，并可以继续控制地方的军队。这一派系仍将通过其在据点上的成员，联合起来对付在朝的派系或其盟友，攻击谩骂，散布谣言，撤回资金，拥兵自重，直至时机成熟之时，行使贿赂，或发动政变，迫使政府改组。同时代的外国人，常将民国初年的政治称之为“一场闹剧”。实际上，这场闹剧，都是宗派主义作祟的政治活动；按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破坏了宪政的结构。

    1918年的安福国会选举

    对1918年国会选举的研究表明，在宪政早期阶段，宪政的形式和宗派主义的现实是互相渗透的；斯时，看上去二者尚能共存。1917年6月12日，保守的辫帅张勋，在力图复辟清帝的短期几天中，1913——1914年选出的第一届国会又第二次被解散。张勋为效忠段祺瑞的军队逐出北京，段氏复任国务总理。段氏在前此内阁任职时，视国会为眼中钉，此时下决心更换国会；借口挫败张勋的复辟为是再造共和，应遵循辛亥革命前例，召集临时参议院起草新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以选举新国会，将为民国带来一个新起点。当然，只换国会而不换国务总理，是不合逻辑的；南方5省拒绝参加。[28]然而，临时参议院于1917年11月10日在北京还是召开了。段祺瑞的党羽及结盟派系成员，控制临时参议院，制订的参选人数更少，是更为驯服的国会条例。

    条例规定选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选出各省的选举人，由选举人再开会选出国会议员。例如在江苏省，众议院议员的初选和复选日期，分别定在5月20日和6月10日；参议院议员的初选和复选日期，定在6月5日和20日。第一阶段众议院议员选举，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形容，是“一次腐败与吵闹的闹剧”（原文如此[29]）。翟比南领事写道：“选票的行情与每日市场涨落情况，逐日登载在当地的报纸上，是一件可买卖的商品，像大米、豆饼或其他商品一样。”选举监督人截留大批本该发给选民的选票，填上捏造的姓名投入票箱，或者雇些“乞丐、小商贩、算命先生、乡下人等市井小民”前往投票，这些都不足为奇。另外，办理选举的人员将一大堆选票卖给候选人，由其如法炮制。那些没有能力买足选票的人，就雇些无赖恶棍在投票时抢选票。同样的例子，有的候选人付钱给另一些候选人，要其退出竞选。在第一阶段参议院议员的选举中，翟比南的报告说，情况比较平稳，因为选举人较少，更容易收买所有的选票。[30]

    在第二阶段选举中，候选人“开始认真地竞相出价”；在此阶段，众议院的选票价从150元到500元不等。因对选票价格争论不休，选举一再推迟。来自天津的报告说，如果说江苏的城市与天津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茶馆、酒肆和妓院的生意。由于候选人要款待可能的支持者，利用各种场所达成选票交易，这些茶馆、酒肆和妓院从春节后的冷淡又都兴盛起来。一位天津的作家写道：“谁谓选举无益于小民哉。”[31]

    国务总理段祺瑞的选举机器安福俱乐部，在江苏有个名叫雅园的分部，大概在南京的这幢房屋因用金钱交换选票而得名，安福系在这里秘密招待未来的支持者。翟比南的报告称，尽管“该省大部人都强烈反段”[32]，众议院第二阶段的选举结果，安福俱乐部还是赢得3/4的众议院议席。安福系在江苏的主要对手是研究系；在众议院选举不利之后，研究系作了“极大的努力”，才赢得参议院的一些席位。研究系多亏其盟友，江苏督军[33]李纯发起“虽不引人注意，却是强有力竞选运动，才得以在参议院的复选中，设法收买到几个议席”[34]。

    据报告，每位参议院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为4万元。安福俱乐部在江苏的投资，据一位观察家估计为10万元；据另一位观察家估计，仅参议院选举即达16万元。[35]安福俱乐部用钱支持无财力买国会席位的候选人，比起自行筹款，用安福俱乐部牌子当选的候选人，在未来国会中保证能得到更忠诚的支持。

    尽管安福俱乐部在其他省份也花了很多钱，但选举结果却极少像江苏这样不明朗。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报告，记述得一点也不夸张，“所有各种情况的结果表明，要和控制选区的军事要员的观点要一致”[36]。当然，国会的席位是十分有利可图和受人尊崇的，甚至激起了当地的军阀的拥护者，也竞相参与买卖选票。但在大多数省份里，省议员团的成员虽尚未确定，而其政治上的结盟已事先确定了。

    向新国会派出议员团的17个省份中，13省的军阀已与段祺瑞结盟；其中有11个议员团实际上已加入了安福俱乐部，并成为该俱乐部的一个组成单位。在秉承当地军阀愿望的首领率领下，使一省、两省或三省集团，或议员团在俱乐部内进行活动。两个与段祺瑞结盟的军阀所控制的省议员团中，产生了巨大的非安福系势力。三个拥护段氏政敌冯国璋的省份及中立的浙江省，也产生了混合议员团。特别行政区的蒙古、西藏、青海[37]和所谓“中央选举区”（分为六个小团体，由少数名人在北京组成）的议员团中，亲安福系的势力极强，因为其成员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影响下选出的。

    总之，在这次选举中，安福俱乐部赢得重大胜利。在470席国会议员中，安福系控制342席；其余的128席中，研究系控制了20席，交通系也许占有50——80席，其他席位由无党派独立候选人占有。

    议员们于1918年8月到北京；各派都建立了俱乐部，以便联络和活动。在以后的两年中，俱乐部是国会里的主要组织。最大的当属安福俱乐部，总部设在北京安福胡同，秘书处设在更宽敞的场所，可以在此召开全体会议。秘书处下分五个部门，每个部门由一名俱乐部领导成员监督，下分若干科室；科室则由指定的俱乐部官员管理。

    俱乐部章程规定了详细的制度，进行内部管理，有评议会、议员会和政务讨论会；但在实际上，俱乐部是为少数几个创办人的小团体所控制，资金也为其所操纵。俱乐部的决策，在集团成员中与其外部盟友之间，以非正式的协商作出的。然后，各省议员团负责人将这些决定，分别带到各自在北京的寓所，提交各议员团召开非正式的会议讨论，对于其间产生的问题进行调处。所以当俱乐部正式召集决策会议时，通常是在领导人的发言之后，进行几乎无异议的象征性投票。

    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的能力卓有成效，议员们想从总统、副总统、议长、副议长候选人，及被提名的内阁成员处得到贿赂的路子，也被俱乐部的领导给这个财路断绝了。在得不到大笔贿赂的情况下，议员们每年有5000元政府发给的薪金，再加上俱乐部每月给予的300元津贴；但这些款项都是以支票形式支付，只能在俱乐部的会计部门兑现。对于省议员团的领导及其他重要工作的议员，俱乐部每月另付300——400元薪金。一些有知名度的议员，还有兼任政府闲职的收入，如各部的参事，政府谘议委员会委员。此外，安福系的议员，可以在众议院秘书厅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是个任人唯亲而又臃肿的机构。因为俱乐部成员不能用惯常收取贿赂的方式，以补偿谋得议员席位所支付的费用，于是只得竭力维护俱乐部在国会中的优势，使之其领导能保持着势力和在政府的职位；而这是议员们每月津贴和干薪的根本来源。在国会的明争暗斗中，俱乐部在国会中的优势，也有助于加强其内部纪律。[38]

    安福俱乐部的纪律及其在国会中的优势，使国会能顺利地履行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助于宪政发挥作用的。选举总统是国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18年9月4日，国会几乎一致推选段祺瑞支持的前清官僚徐世昌为总统候选人。这次总统选举，是民国早期和平的和符合宪法的总统选举，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国会还批准新总理和内阁的提名。[39]这一届内阁，是民国早期少数几届经国会完全批准的内阁之一。众议院和参议院还产生了各自的议长和副议长[40]，但由于交通系和研究系的多方阻挠，安福系提出的副总统候选人流产。[41]职位安排的问题一经解决，国会也就完成了基本任务；安福俱乐部虽仍旧存在，并不时为段祺瑞的皖系所利用；直至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后，国会被解散为止。

    宪政理想的衰落，1922——1928年

    很难确定，自由共和国由一个充满生机的理想，是何时变成了遗忘其目标的。也许中国人对于在宪政制度下政治家的正直与诚实，期望过高和不切实际。正常的政治妥协被视为背叛，策略上的转变被当成缺乏原则的证据。然而，新的开始仍能使人重新抱有希望。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总统便是一例；1918年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则另是一例。但制宪的第三、第四次恢复又归于失败，人们普遍产生对宪政幻想的破灭感。其原因之一，也许是1922——1925年之间，北京产生的种种事件，比之已往更严酷地暴露宪法的虚伪性，原来在其背后还有派系政治的现实。

    宪法恢复又衰落的第三次循环，始于1922年春的第一次直奉战争（见第六章）后不久。直系（以曹锟、吴佩孚为首）希望将其对奉系的胜利，扩展为在其领导下对全国的统一。直系及其盟友发了一系列通电，要求徐世昌辞去北京的总统，孙逸仙辞去广州的总统，并提出在黎元洪领导下“恢复法统”（黎氏于1917年为张勋赶下台，导致后来被直系宣布为违宪的安福国会的选举）。黎元洪表示在接受职务之前，要求军阀们同意“废督裁军”政策。对此意见一致后，黎元洪来到北京，为此目的发布一系列的命令和任命。有些军阀甚至将自己的督军头衔改为“军务善后督办”[42]。黎元洪还采取行动裁撤冗员，惩办腐败，恢复政府信誉。[43]

    黎元洪最主要的成就，是任命包括有声望、有现代化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的所谓“好人内阁”。新的财政总长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罗文幹，在最高法院辞职后加入内阁。罗氏通过重新谈判奥地利借款，减少政府债务3亿英镑，并得到供政府使用的8万英镑支票，证明其办事能力之高强。因涉及非法程序及个人贪污案，总统下令，罗文幹于1922年11月18日午夜被捕入狱，这是一次戏剧性的震动。

    争论罗文幹有罪还是无辜的文章充满报纸。国会众议院议长、副议长[44]18日晚曾访问黎总统，提出罗氏若干罪状及贪污旁证，黎氏当即冲动（也许是非法的）发布逮捕罗文幹令。尽管黎元洪很快后悔，但已不能收回成命。内阁遂全体辞职，罗文幹案移交法院；一年半后，罗氏以无罪开释。

    罗案的根源，在于“好人内阁”未能操纵国会政治（黎元洪复职后，立即恢复旧国会）。“好人内阁”由于采取“超越党派”立场，未与国会派系发展关系，亦未向有军阀后台的议员提供足够的资金，致使国会曾试图以质询和弹劾案困扰内阁。两位议长也许没有想到，其对罗文幹的指控竟使总统黎元洪冲动行事，以致使对罗总长的指控造成了内阁垮台的局面。

    黎元洪设法任命了接替的内阁[45]，仍继续为总统。但吴佩孚的上司，直系领袖曹锟对总统已垂涎已久。1922年底，曹氏的代理人开始组织政治俱乐部[46]，以便在国会为选举拉票。[47]3 1923年初，倒黎的问题已尖锐化起来。孙逸仙回到广东，任军政府大元帅，致力于消除军阀混战的割据状态。黎元洪的总统任期无疑不会很久，不论曹锟还是国会都未采取步骤，召集会议选举新的总统。

    1923年6月6日，四位忠于曹锟的内阁阁员[48]，指责黎总统对内阁干涉过多，迫使内阁总辞职。以后数日，北京驻军的官兵到总统府示威，索要军饷，警察罢岗，有组织的示威包围了总统府，驻军及警察的指挥官提交辞呈。6月13日，正值1917年黎氏遭张勋发动政变六周年之际，在官邸遭围困的黎元洪逃出北京，宣布其打算在天津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但黎氏的专列在杨村被驻扎在该地的曹锟部将拦截。在离京后约9小时，黎元洪于午夜签署一份辞职声明；黎氏在住进天津英租界得到保护后，立即否认了该项声明。黎氏走后，北京还成立了看守内阁，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

    然而，新的障碍又出现在曹锟面前。在这次政变前后，国会的法定人数已经走散。对曹锟野心抱有敌对态度的政治领袖————满洲的张作霖，浙江的卢永祥，南方的孙逸仙，以及其他的人————撤回了在国会中的议员，而其他的议员已在惊慌中逃散。黎元洪发布文告称，要将国会迁往上海，其本人将在该地重整旗鼓，另建政府；还提供一笔资金，负担议员赴沪路费及在沪的食宿费用。

    为了在北京重新组织国会法定人数，曹锟的党羽提出针锋相对的建议，北京将支付从上海返回北京的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讨论会大方的酬金，将参加修改国会组织法；使议员的任期不再是有限时期，而是无限期延长，直至选举产生新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必须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员将得到5000元谢礼；来北京的国会议员人数逐渐上升。

    与此同时，黎元洪离开天津，到上海后发现，当地军阀不愿冒险接待有争议的对抗政府。黎氏即乘轮船东渡日本，在上海组织的新政府也就此垮台。在北京，国会的议员人数增加了，尽管“几乎完全没有公众关心的任何明显迹象”[49]。选举于10月5日进行；10月10日，曹锟就任总统，当天并公布了中国新的永久性宪法。尽管宪法拟订得很好，但颁布宪法的肮脏背景损坏其效力。据报纸揭露，每个投票选举曹锟为总统的人，收取了5000元贿赂，更加剧了公众对“猪仔议员”和新政权的厌恶。[50]

    据估计，曹锟为了住进拘泥礼仪而笼罩沉闷气氛的总统府，共花费了1356万元。曹氏是位无所作为的总统。在未选出新国会时，旧国会仍召集会议。国会中辩论有如家庭中的口角，有时发展到双方动武的地步。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在1924年6月的报告所称，“过去五六个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势异常平静，并且……没有倾向于削弱或加强曹锟总统及中央政府的特别进展”[51]。

    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也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奉命向北进军，迎战奉军。但冯玉祥于中途回师北京，废黜了曹锟总统，并要求结束军事行动（见第六章）。

    冯玉祥发动的政变，显然使曹锟的宪法失效。为了拼凑一个可以使人接受的政治班底，段祺瑞被邀再度出山。[52]虽然段氏是个实干家而不是个理论家，但感于时代的要求，仍抱着全国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段氏认为，这又是一场革命，所以于11月24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的“临时执政”，在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权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是非常复杂的，首先要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对国家的统一作出安排；然后按照善后会议制定的条例，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最后召开国民代表会议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方案，对厌倦于政情的民众并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活动家却乐于参加。善后会议遂于1925年2月1日召开。

    在历时3个月的善后会议上，共有160位代表讨论了30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案中，有一项对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1925年8月3日成立，12月完成宪法草案）作了规定，对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但从未举行选举）作了规定。同时，段祺瑞执政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时立法权。国会人员的分配十分周全，讨论得也十分严肃，国会的活动十分认真。人们甚至认为，执政府成员根本就没有看出在其身边会爆发一场革命。

    宪政也不能遏制日益膨胀蛮横的军事力量。在一场革命的骚乱中，北京又发生了一次政变。1926年4月9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了武装，段祺瑞被免除了执政的职务。

    当新的统治军阀争论由谁组阁时，北京实际上有数星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随后，一系列的内阁成立，“行使执政权”。最终，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摄政内阁，1927年6月18日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任命其党羽为内阁大部分成员，发布任命、分配资金，以应付外交使团。但国民革命军于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也就结束了。

    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浪潮，把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的外国租界边缘。据一位天津的居民回忆，“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逸地住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座豪宅中。前总统徐世昌住在天津英租界里，欣赏文学著作和莳花种草。曹锟偏好独居，但也接待一些生活上的朋友。“段祺瑞执政比较穷————事实上，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住在当年一位忠实旧部属提供的一所住宅里，花时间去研究佛经，有时也喜欢轻松地打打麻将……当被问及中国国内纷争的原因时，段氏总是给予佛经上的解释，说中国正被派到地球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继续下去，直到魔鬼被赶尽杀绝。”[53]

    宪法未能如广大中国人所期望的消除冲突，统一了国家。对此，后来的一些分析解释，也同段祺瑞一样，感到大惑不解。中国为什么会成那个样子，至今仍有争论。有些人的解释，认为操纵政坛的，都是些以权谋私和虚伪的政客，践踏法制造成的结果。另一种看法，认为名为中央的北京政府，实际上只是地方军阀割据称雄形势下，罩在上面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所论述的，是由于参与者热衷于派系斗争，使宪法体制也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 * *

    [1]在很大程度上，本章吸取了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与宪政的失败》的内容。

    [2]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重印，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2.第236页。

    [3]梁启超：《立宪法议》，载《饮冰室文集》，第5卷，第2册，第3——4页。

    [4]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所引，第138页。

    [5]校注：此处的“王道”，即指溥仪的恢复帝制。

    [6]校注：省一级制定的宪法，中国通称为“省宪”。

    [7]让·切斯诺：《中国联邦制运动，1920——1923年》，载杰克·格雷编《近代中国对政治体制的寻求》，第123页。

    [8]校注：原文译意为“联邦宪法”，当时中国称之为“联省宪法”。

    [9]关于支持以下主张的例证，见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8——13页。

    [10]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147页。

    [11]张朋园：《清代谘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思与言》，5.6（1968年3月），第1439——1442页。

    [12]韦罗璧：《中国立宪政府：现状与展望》，第33页。

    [13]孔子之说，引自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21页。王阳明语引自戴维·S.尼维森：《王阳明以来中国思想中的“知”与“行”问题》，载芮沃寿编《中国思想研究》。孙逸仙语引自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919——1923年文献概览》，第264页。

    [14]梁启超语，引自张灏：《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890——1907年》，第100页。

    [15]科文：《王韬对变化中世界的看法》，载费维恺、罗兹·墨菲、芮玛丽编《中国近代史入门》，第160页。

    [16]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1928年》，第407——410页；关于司法部，见第753——768页；关于交通部，见第269——385页。

    [17]《纽约时报》1928年12月30日，引自戴维·斯特兰德：《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政治秩序与公众的抗议》（哥伦比亚大学哲学论文，1979年），第43页。

    [18]校注：在华盛顿会议上签字九国公约的9国，为中、英、美、法、日、意、比利时、荷兰、葡萄牙。

    [19]校注：1925年1月31日，北京政府电令驻各国公使，分别向各驻在国提出召开关税会议要求。1926年7月，出席关税会议的各国代表决定暂时停会，俟中国代表能正式出席时，再继续开会。

    [20]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

    [21]资料见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74——90页。

    [22]校注：原文译意为中国银行家协会。1918年7月8日，张公权、宋汉章、陈光甫、钱新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银行公会，参加的银行为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孚等7家银行。

    [23]校注：原文为“Examination Supesvian”，译意监察考试的人，按即主考官。

    [24]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95——96页。

    [25]校注：此人为权量，湖北武昌人，清末，任工商部秘书；民国初年，任农商部秘书，交通部参事；1916年，署交通部次长等职；1918年，任吉会铁路督办、吉长铁路管理局局长。此处吉林今更名永吉。

    [26]校注：中国银行1905年设立，原称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1912年1月，改称中国银行。

    [27]《北华捷报》1922年2月4日，第289页。

    [28]校注：南方拒绝参加的5省，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

    [29]此处为英文原文附注。

    [30]外交部档案228/3279，载《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翟比南，无日期，第15——23页。

    [31]南海胤子（笔名）：《安福国记》，Ⅰ，第47页。

    [32]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第24页。

    [33]校注：各省最高军事长官1912年称都督；1914年6月，袁世凯改称为将军；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6日，改称督军。

    [34]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第24页。

    [35]外交部档案228/2982，急件67，1918年6月18日，翟比南致朱尔典，第2页。外交部档案228/2982，急件72，1918年6月29日，翟比南致朱尔典，第2页。

    [36]外交部档案371/3184，126951（516666），急件351，1918年7月24日，北京，朱尔典致贝福，机密。

    [37]校注：此时青海未设特别区，1915年10月，北京政府于甘肃省内置甘边宁海镇守使；1926年10月，改为甘边宁海护军使。

    [38]关于安福俱乐部组织，见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06——110页。

    [39]校注：徐世昌总统准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由内务总长钱能训暂行代理国务总理，后任龚心湛、靳云鹏为总理。

    [40]校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副议长田应璜；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副议长刘恩格。

    [41]校注：安福系决定选曹锟为副总统，因研究系和交通系议员的反对而流产。

    [42]校注：各省最高军事长官，1922年“废督裁军”后，各省督军先后改称督理、督办，后一律统称“军务善后督办”，简称督办。

    [43]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89——193页。

    [44]校注：黎元洪复职后，恢复旧国会。旧国会众议院议长此时为吴景镰，副议长为陈国祥。

    [45]校注：“好人内阁”总理王宠惠1922年9月19日组阁，同年11月29日因罗案倒阁。汪大燮继任总理。

    [46]校注：曹锟派保定派的亲信人物，在北京拉拢议员组织十多个俱乐部，每省议员都指定一人。

    [47]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201页。

    [48]校注：此四阁员为农商总长高凌蔚、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财政总长张英华。

    [49]外交部档案371/9812，急件586，1923年10月17日，麻克类致寇松。

    [50]关于“猪仔议员”及公众的普遍反应，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218——219页。

    [51]外交部档案371/10243，F2665/19/10，急件400，1924年6月23日，北京，麻克类致麦克唐纳，机密，第1页。

    [52]校注：1924年北京政变，曹锟被赶下台后，张作霖等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执政。1925年，段氏召开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

    [53]颜惠庆：《1877——1944年的东——西万花筒：自传》，第174——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