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895—1927年

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前提下，将亚洲革命者的注意力转向其本国的土地问题，共产国际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着重告诫说：

    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的残存物，即大面积土地的拥有权与包租制。[69]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1926年2——3月），第七次全会（1926年11——12月），都提出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样的要求。[70]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陈独秀和张国焘尤为突出，认为农民对政治问题没有兴趣，又缺乏有组织行动的能力。[71]中国共产党1925年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土地革命仅表现出有限的兴趣；然而，这并不能否认党员个人身份，投入后来证明是相当重要的农村工作。沈玄庐在浙江萧山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斗争；彭湃于1921年在海丰和陆丰创立农民协会，到1923年拥有10余万人的会员。后来在国民党赞助下，仍由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波及广东全省，卷入运动的达70余万人。青年团领袖恽代英以不系统的方式劝导团员们下乡工作。[72]湖南的农民运动，由于其规模的巨大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则是别具一格。湖南的农民运动始于1923年，在1926年该省为北伐攻占时，更加得到有力的推动。据毛泽东说，湖南的农民协会在1927年初已拥有200万名会员。[73]当北伐军到达湖北时，农民运动也在那里爆发了。到1927年5月，湖北已有250万会员；而江西据说8.3万人加入农民协会。[74]组织起来的农民，试图推翻或削弱“土豪劣绅”的统治，攻击不合理的风俗和习惯，铲除一切腐败现象。[75]在湖南，农民超过了减租减息的范围，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76]农民为北伐军递送情报和充当向导支援北伐军。[77]

    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民部长谭平山（详见第11章），声称6省[78]的农民协会拥有900多万名会员。[79]如同工会一样，农民协会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组织涣散和纪律的松懈。[80]国民政府农民部长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公开承认其在加强农民运动中的失败。[81]更为糟糕的是上层决策的含糊而多变，造成下层的无所适从。一位领导者说：

    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实处在矛盾之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土豪劣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82]

    左翼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更谴责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83]斯大林所说的国民党左派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事实证明只是一种幻想。没收土地和组织农民自卫队，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场来自下面的革命，和“党内合作”的政策基本上不能相容。

    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4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才有了土地政策。在此以前，毛泽东提交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一份决议草案，主张在政治上没收“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土地，在经济上没收所有出租的土地。[84]中共“五大”对土地问题的决议，比较毛泽东的草案要温和一些————仅没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将小地主和革命军官在这场磨难中放过了。[85]“五大”没有坚持土地没收以后的集体所有制，但认为需要解除地主的武装部队，同时帮助农民组织农村的自卫武装，用来保护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实。[86]在军阀和地主具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没收土地和武装农民，能否得以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农民协会购买武装，是武汉政府禁止的。[87]这与在城市中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是同样做法。农民不能武装起来，乡村的农民运动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长沙附近的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就是例子。这在以后的秋收起义期间，影响到第一个苏维埃的成立（详见第十一章）。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但这并不是说其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在1923年4月18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陈独秀阐明其立场，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概括的论述拥有武装的人民，反抗拥有武装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正规军对阵的列宁主义景象；但陈独秀未能想出如何组织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不久，一个由共产党员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军校学员中成立了[88]；稍后，与之相对立的“孙文主义学会”也在黄埔军校诞生了。随着1925年9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设立[89]，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第二军的李富春，第六军的林祖涵）专门从事战斗部队的政治工作。[90]但这些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是否能与苏联红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具有同样的权力，是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作中的弱点，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的事件（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注）时，就变得很明显了。事变的结果之一，是黄埔军校学员中的左、右两派组织同时解散。彭述之当时曾为国民党对自己军队控制的放松而惋惜[91]；这放松的标志，是汪精卫赴法和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建议，禁止任命共产党员担任军队的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最后在1927年6月，军队的政治部和党代表都被蒋介石取消了。[92]

    中国共产党试图推迟1926年7月发动的北伐，结果不起作用。彭述之和陈独秀从政治、经济，甚至战略角度，为推迟北伐进行争辩，但也没有起作用。甚至鲍罗廷提出不同意见也被拒绝。[93]统一战线完结时，无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如何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其在战场上，如汪精卫所大为抱怨的那样，显然无法与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的部队相抗衡。没有巩固的群众组织，没有武装力量，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来自下层的革命，只会遭受毁灭性的被来自上面的革命压制下去。虽然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中已露凶兆，但斯大林在一年多以后，仍是信心十足地用压榨国民党右翼这个柠檬[94]的比喻，来劝告中国共产党，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依旧是可行的最佳途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左派，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也提出了与斯大林同样的建议。如果中国共产党在简单的统一战线[95]中“不起领导作用”，“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中共立即从统一战线中退出，是错误的；“根本不从其中退出”，也将是错误的。[96]共产国际在此紧要关头的劝诫，中共因此同武汉的国民党妥协，同时避免了游戏式的暴动。

    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陈独秀于1927年4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提议。陈独秀曾数次提出，将党内合作变为“党外合作”的联合。[97]既然蒋介石于1927年春在上海和南京对共产党人进行严厉的镇压，中共当然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五次代表大会上，各种相互矛盾的决议构成了混乱的局面。由于既不愿放弃统一战线，而又由于中共力量过于弱小，影响不了与之合作者，中国共产党只能看着局势的恶化。按照共产党人的用语或其他任何说法，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一旦决定实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对可能的暴力迫害，无论是在1922年或1927年都是如此。赤裸裸的事实，在被军阀肢解的中国，政权只可能来自枪杆子，即有枪就有权。第一次统一战线所造成的不同之处，中国共产党不像1922年，只有130名党员，而到1927年，已发展有6万党员的群众性政党。尽管中共随后遭受严重的损失，仍能够经受住国民党经常残酷无情的镇压。如果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和1923年不与国民党合作，而选择单独作战的途径，那可能情况更加不妙；如果中共早一些为与国民党最后决裂做好准备，也许情况会好一些。总之，1927年7、8月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权；换言之，必须创造一个“国中之国”。

    * * *

    [1]陈独秀文，见《共产党》，2（1920年12月7日），第2——9页（《共产党》杂志的主编是李达，而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的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注）。

    [2]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参看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3]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和柳宁，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1921——1965年）》。还有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见琼·切思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

    [4]校注：谭平山当时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陈公博在广东政法专门学校任教。

    [5]关于这一点，要感谢阿德里安·陈：《1925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特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第39——40页。但是，其研究仅限于陈独秀，我认为李大钊、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无疑都有同样的倾向，更不必说毛泽东了。又见迈斯纳：《李大钊》，第106页。

    [6]关于“爱国”的最完整说明，见于陈独秀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年12月1日），第1页。

    [7]李大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1915年，李氏说：“自觉之意，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显然李氏没有为这些不足辩护，也没有试图为其解释。李氏的困境在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不足最终将使一个爱国者的努力成为徒劳，而且只要这些不足仍然存在，其所爱一直得不到报偿。为了使其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解脱出来，他聊以自慰的是著名的凤凰涅槃式的中华复兴的观念。但是后来，在李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他从其狭隘的、先验的民族主义，转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和人类的伟大使命上来。迈斯纳：《李大钊》，第22——23、27、180页。

    [8]《独秀文存》，2（1918年9月15日），第275页；内竹编：《毛泽东集》（以下作内竹本），1（1919年7月1日），第53页。

    [9]见李立三文，载《红旗飘飘》，5，第28——31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4——155页。

    [10]陈独秀：《独秀文存》，2（1916年10月1日），第85——86页；4（1917年3月1日），第52页。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五四时期主要论文选》，第1906页，1917年2月1日。关于李大钊在1915——1917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34页。

    [11]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81——82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29日。陈独秀：《独秀文存》，1（1916年2月15日），第53——54页；《新青年》，3，4（1917年6月）。陈独秀：《独秀文存》，1（1918年7月15日），第222页；2（1919年11月2日），第387页。

    [12]《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竹内本1，第61——64页。

    [13]陈独秀的两篇文章，载《每周评论》，4（1919年1月12日）；8（1919年2月7日）。同时，李大钊在1915——1916年从其达尔文式的内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1919年1月坚定的反帝立场，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页。李氏写的社论《新纪元》，载《每周评论》，3。

    [14]校注：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工总部逮捕。1933年6月30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以陈独秀“危害民国与叛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

    [15]陈独秀：《辩诉状》（出版处不详），标明日期为1933年2月20日，第1页；可参阅陈氏于1919年3、4月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均预示1919年11月2日经常被引用的文章《实行民治的基础》的出现。对于陈独秀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日期后于李大钊一年或两年的看法，如许华茨的《中国共产主义》第22页和迈斯纳的《李大钊》第112——113页所坚持的那样，我是知道的。然而，尽管陈独秀对杜威的论述是很客气的，但他在11月份的文章上不仅批评杜威的民主观念“还有点不彻底”，而且明明白白地将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置于经济基础之上，参看《独秀文存》，1，第375页；关于李大钊的观点，见《晨报》1919年2月7——8日。

    [16]陈独秀：《独秀文存》，3（1919年1月19日），第589——591页；4（1919年3月26日），第646页。

    [17]陈独秀：《独秀文存》，2（1919年12月1日），第72页；4，第216——217页。

    [18]《每周评论》，22（1919年5月18日），第22页；见《李大钊选集》，第214页。

    [19]《思想史资料》，第1906、1201页。

    [20]《思想史资料》，第1207页（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6（1919年2月15日），第2页；《独秀文存》，4（1920年9月1日），第224页。

    [21]《“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93——194、198页。

    [22]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61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4页。

    [23]竹内编：《毛泽东集》，1，第58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页；引自《湖南历史资料》，4（1959年），第80页。

    [24]校注：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等19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中，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25]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资料来源有《“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和3；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68、75页；《新青年》，9（1921年9月1日），第5页的一则广告；《近代史资料》，2（1955年），第161——173页。

    [26]《“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35——136页。

    [27]校注：1923年6月，萧楚女任《新蜀报》主笔。

    [28]李大钊：《守常文集》，上海，1952年（1921年3月20日），第189页。

    [29]《新青年》，8（1920年11月1日），第3页。

    [30]周佛海的文章，见《新青年》，8（1921年1月1日），第5页；蔡和森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的通信，引用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8——159页；陈独秀的文章，见《新青年》，1920年9月1日。

    [31]《新社会》发刊词，1919年11月1日。

    [32]《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页。

    [33]《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第43——63页；H.德昂科斯与S.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概论》，第153——169页。

    [34]陈公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第79——82、102——10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7——1927年）》，第100——109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6——27、3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刊》，6，第6页；或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英文），1，第136——157页。

    [35]校注：1919年6月15日，陈独秀在北京被捕，9月12日出狱；1920年1月29日离开北京，到达上海。陈独秀自此即离开北京大学。

    [36]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载《中国季刊》，50，第295——314页；阿德里安·陈：《发展》，第45页；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0页以下各页。

    [37]举例来说，迈斯纳的《李大钊》第204——205页指出，李大钊只是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工作，丝毫没有谈到组织问题。

    [38]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95页。

    [39]校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1922年8月29日，根据马林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等7人。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7月决定和8月指示，再次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组织。中共“二大”和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是两次不同的会议。

    [40]第二个党章的全文，载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31——135页；回译成中文，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2——55页；韦慕庭、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7——1927年》，第104——109页。

    [41]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67——68页。张国焘列出以下略有出人的组织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部、《向导》周刊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1926年春设立。《明报》，13，第89页。

    [42]陈公博：《寒风集》，第226页；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3（1957年7月1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43]迈斯纳：《李大钊》，第119页；《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载《红色文献》，第108页。

    [44]21926年7月12——18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24——230页。译文载韦慕庭、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7——1927年）》，第271——281、288——317页。

    [45]韦慕庭、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7——1927年）》，第95、106、137页。小组中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中实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莫斯科训练的党员回到中国，也许是导致1926年及以后对陈独秀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46]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126页。

    [47]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59页。参看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载《共产国际》，美国版，14.10（1936年10月），第1361——1366页；英国版，13.9（1936年9、10月），第593——596页。

    [48]《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陈独秀1921年3月以后，尤其是1921年9月10日在广东的活动报道；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31页。

    [49]校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规定实现民主联合战线主张的计划，先邀请国民党“开一代表会议”，“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集合工、农、商、学、妇、律师、职教员、新闻记者等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为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召开，而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故此处称“陈炯明事件已结束”。

    [50]《红色文献》，第28、34页。学者们大都同意统一战线的主意来自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在被诱骗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主意；与此相反的意见，参阅H.R.艾萨克斯对H.斯内夫斯特（马林）的访问，载《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见《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

    [51]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68页。

    [52]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52页。

    [53]《新青年》，2（1923年12月20日），第79——102页，署名屈维它（瞿秋白的笔名）。

    [54]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52页；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48——150页。

    [55]国民党组织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出版地不详，1927年8月；参阅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72——174页。

    [56]校注：1923年3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大元帅。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两党合作。1925年3 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57]陈志让：《国民党左翼————一种定义》，载《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5.3（1962年）。

    [58]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58页。

    [59]《向导周报》，101（1925年11月7日），第844——845页。

    [60]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马克思主义》，第228页。

    [61]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19页；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50页。

    [6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4年，第546——549页）。

    [63]陈达：《中国劳工骚乱》，载《每月劳工评论》，6（1920年12月），第23页。

    [64]哈罗德·R.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第2版，第123页；《向导周报》，159（1926年6月23日），167（1926年8月15日），168（1926年8月22日）。

    [65]《工人》，第319——328页。

    [66]《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9月21——25日，载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1947年。

    [67]《劳动周报》，5——8（1923年5——6月），引自李锐：《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第172页脚注12；《泰晤士报》，1926年12月1日；邹鲁：《回顾录》，上海，1943年，1，第166页。

    [68]参见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1月，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07——408、413页。

    [69]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件选编》，1，第387页。

    [70]同上书，2，第279页；《红色文献》，第254——255页。

    [71]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2卷第4期（1924年）上的文章；张国焘在《向导周报》第12期（1922年12月）上的文章。

    [72]《新青年》，9.4（1921年8月1日），9.5（1921年9月1日），10.6（1922年7月1日）；又见尼姆·威尔士：《红尘》，第199——200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3年，第35——39页。关于彭湃的工作，见《红旗飘飘》，5，第38——42页。关于彭湃和海陆丰，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载《中国季刊》，8和9（1961年）；尤其是小罗伊·霍夫海因茨：《浪潮》。关于恽代英的工作，可参阅《中国青年》，32（1924年5月24日）。

    [73]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63页；《毛泽东选集》，1，第14页。然而，李锐提供的1927年4月的数字518万人，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8页。

    [7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91、410、413页。

    [7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竹内本，1，第209页。

    [76]《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9页。

    [77]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1954年，1，第78——79页；《华侨日报》，香港，1926年9月7日。

    [78]校注：六省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

    [79]《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8——19页。关于农民运动夸大的叙述，也许是由于把“农会”（乡绅领导的农民团体）计入“农民协会”（农民领导的农民组织）。

    [80]毛泽东：《全国农协最近训令》，1927年6月3日，载竹内本，2，第9页。

    [81]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113页。

    [82]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载《布尔什维克》，20（1928年5月20日）。

    [83]《汪精卫集》，上海，1929年，3（1927年7月5日），第141页。

    [84]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府》，第289——290页。

    [85]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40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载《中国季刊》，9，第162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98——99页。

    [86]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41页。

    [87]《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400——401页。

    [88]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35——36页。

    [89]校注：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25年7月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亦于1925年7月成立，主任为陈公博。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不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即总政治部）成立于1926年7月，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为郭沫若。

    [90]《社会新闻》，1，14（1932年11月12日），第308——309页。

    [91]《向导周报》，167（1926年8月8日），第20——21页。

    [92]沈凤岗编：《蒋委员长全集》，5，第12页；《华字日报》，1927年6月13日。校注：1927年6月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改称政治训练部；各军、师政治部改称政治训练处，吴敬恒、陈铭枢先后任主任。党代表制度自此撤销。

    [93]《向导周报》，161（1926年7月7日），165（1926年7月28日）；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2，第648页。

    [94]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62页。

    [95]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96页。

    [96]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1927年5月，载《红色文献》，第277页；英译文载赛尼亚·乔柯夫·尤廷与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69——376页。中译文引自《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译者注

    [97]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76——277页；参看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译文载于《中国历史研究》，2.3（1970年春），第224——250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这次大会采取的立场，还不清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题研究，显然亟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