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大学归来的吴文藻领导的。吴在该校遇到步济时，并研究社会学。吴文藻的领导和规划以及派遣学生出国培养了一批发展本专业的主要人物。美国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访问燕京，并在那里授课也刺激了它的成长。[117]

    社会研究往往需要历史知识和制度知识的基础。陶孟和（1912年获伦敦大学文学士学位）于1928年负责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的北平社会调查所。[118]该所研究人员除其他事务外，开始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史查阅新开放的清朝档案。1934年该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中国营造学社也从事实地考察。该社于1928年由一位杰出的前官员（朱启铃）建立，但在1930年前主要从事图书资料研究，此后才由两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以及另一位由日本培养的同事刘敦桢领导该社的实地调查，以发现古迹————庙宇、塔、桥。在这里，得到了引进的方法帮助的新的科学兴趣又一次导致了历史性的发现。[119]

    研究的资助

    30年代早期，研究和出版事业迅速扩大。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的所长（见表5）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严肃地肩负起了他们的责任。由不同的研究和专业机构主办的科学杂志及其他出版物（见表6）增加了好几倍；在主要期刊中有9种属地质学和古生物学，6种属生物学，两种属气象学，两种属化学和化工，还有一种属物理学。[120]这些科学家的终极目标是把中国科学放在与其他现代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并对科学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同时在地质学、有机和无机化学以及营养学等先进领域中，其进步受到工业化目标的直接鼓舞。[121]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其特刊树立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学术研究的高标准。

    表5　1928——1940年蔡元培主持期间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员

    续表

    引自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33——36页。

    * 紫金山天文台，不是气象台。————译者

    * * 傅斯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是中央大学。————译者

    表6　主要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1916——1944年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88——189页；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7页。

    这里不可能评价南京教育部的非常广泛的工作（前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1933——1937年间曾任教育部长）。该部负责推行全国学校体制，开展识字运动，以及制定中学毕业和大学入学的标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教育部无关，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得以从中央政府获得稳定的资金，负责资助高级训练和研究。由于基金会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活动不断扩大并渗透到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基金会的资助计划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基金会在1926——1945年的20年间拨款一览表显示，有96个机构，包括大学和学院、研究机构和文教组织，得到总数达24250893元和392795美元的资助。

    由该基金会发起或资助的项目有下列数类。[122]（1）从1931年到1937年与国立北京大学直接合作，每个项目每年由此捐赠20万元以补助教职员薪金并支持他们腾出时间从事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大幅度减少了在其他学校兼职的教授人数；而教授们因薪水增加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北大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进，有多位杰出的学者被吸引来任教。（2）按照地理差异在沈阳、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选定6所主要高等师范学校，并设立理科教授职位。（3）向高级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资深造；这些资助（表7）是长期的，给予专业成就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数量有限的个人。（4）向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基金，以便在国内或国外接受高级培训。在1928——1945年共拨研究基金723笔，特殊奖金3笔（表8），其中327名研究人员在国内从事高级研究；在出国的研究人员中，208名去美国，64名去法国，56名去德国，39名去英国。他们的专业分布甚广，从农业和考古学，经植物学、化学，以及数十种其他领域，到动物学。值得注意的是土壤技术，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在这期间收到15笔研究基金，而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一个领域超过10笔。战争开始后，工程学作为颁奖领域崭露头角。（5）在中华基金会赞助下建立了一些机构和组织，其中有几个逐渐演变为科学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1928年为纪念基金会首任干事长范源濂 而建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年与中央研究院一个研究所合并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在美国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华美协进社。

    表7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基金，1930——1945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8页。

    表8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1928——1945 年

    资料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0页，表1。

    教会院校的教师根据特长可获得该基金会的支持，而另一个基金会，即哈佛燕京学社，则特别支持教会学校中的汉学研究。这个以哈佛为基础的机构于1928年由燕京大学负责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学院负责人（沃利斯·B.多纳姆）发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学洪业领导下的汉学经典文史方面的学术培训和研究计划。目的是按照欧洲汉学采用的方法运用现代标准和装备（如索引）以促进在中国的研究。拨款还帮助其他教会学校研究汉学；基金还提供给中国学者在哈佛接受训练。

    1931——1949年间为大众所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起初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个特别项目，后来发展为一项中国文化的主要财富。[123]

    1928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1923年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137.4万元建造了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并；后一机构于1909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图书。这样，1931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124]袁同礼使北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125]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1925年协助建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126]袁和30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1933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了250篇论文，其中大约60%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构所做的工作。[127]

    到1937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128]从表面看，中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30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1927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具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129]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1928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130]

    1933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3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1898——1933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1919——1922年任科学社干事，自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1933年6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1940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1933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131]谋杀杨铨后，国民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1937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骞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分城市居民，而且1928年后职业学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132]30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领导下刚刚开始。[133]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1935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134]。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30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骕、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30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言人的作用。[135]

    对日战争的威胁形成了爱国的大团结。以前避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现在接受了蒋介石下面的职位。翁文灏和蒋廷黻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秘书[136]（蒋梦麟战后也担任同样职务）。胡适出任战时驻华盛顿的大使，而其他人则在重庆任职。

    同时，平津地区的学生带头唤起国人反抗日本侵略。1935年12 月9日和16日反对成立由日本授意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137]的示威，再次使清华、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138]日本人发现大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他们召唤北大校长蒋梦麟到使馆区的日本兵营，并指责他进行“广泛宣传”反对日本。蒋指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反日情绪自然会消除；蒋被迫表示个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139]恐吓的努力失败了，但它预示了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大学校园的野蛮破坏。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1937——1949年

    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战争迫使就高等教育应否给军事工作让路，或应否继续追求它的学术目标展开争论。但是到1938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徙————包括迁移计划，为目的地校址谈判，为运送教师、学生、职工、图书设备筹措资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准备等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传奇。它的实施需要决心、组织技巧、协调和适应。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学术界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现代教育带进比较不发达的内地。

    东部各省的迁移路线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几年前张伯苓已在重庆获得一块校址，以建立南开系统内的第二所中学；因此天津的南开中学毫无困难地迁到了它的重庆新校园。另一方面，南开大学由教育部命令与北大和清华合并，起初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然后从1938年的晚些时候开始在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他北方大学，包括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组成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成为其他七所教会大学的家园。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单独迁移，每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山城遵义单独办学，国立中央大学则在重庆郊区。[140]

    表9　战时教育机构的损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随他们的学校迁移，教师也是如此；战争的破坏使1937——1938年成为受挫和损失之年。1938年全国学生注册总数比1936年减少约2万人，而教师数量减少约2000人，分别降低约50%和30%，当时高等院校的数量则减少到91所。[141]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蓄意行为。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用，而蒙受财产损失。据教育部汇编，到1940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9。[142]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1940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92441020元。[143]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1937——1938年的低点91所开始上升，超过了1936——1937年的水平，在1940年达到113所。1945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145所，同年注册学生增加到73669名，[144]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素。1937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11月1日开课。校舍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1938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300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月，行程近1000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145]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1940年，注册学生增加到3000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1940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1938——1939年仓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146]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切断了与华北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一个长期的难题是怎样获得图书和设备。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别在1940年滇越铁路中断之后。1939——1940年国民政府提供了100万美元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1945年“仍未全部到达”。政府下令中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措施远远不够。[147]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同时，图书馆书本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的大米。[148]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1941年1.6万多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149]补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其他必需品了。1941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季抵押书本赎冬衣。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现政权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青年转向共产党。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的冲突。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得到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支持，他阻碍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1940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分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150]这个声明显示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研究。1941年9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油燃料的利用。[151]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

    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后的岁月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当1945年11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护了学术界。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龙被斗败，重庆政府以卢汉取而代之，卢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学生的反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11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于11月25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12月1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152]

    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1945年12月1日那样强烈的结果。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于1946年7 月11日被害，而闻一多于7月15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害。[153]10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154]

    在这种变化莫测、忧虑和对现权力结构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境况中，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速。例如，1946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园重新开学。八百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那里70%的建筑已被毁坏，但一年后恢复工作就完成了大约30%，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政府继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学，包括南开在内，变为国立。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例如，北洋工学院战后从陕西迁回，1946年重新命名为北洋大学，人员被配置在两个部分，即一个理学院和一个工学院。几所教会大学从四川迁回后联合组成华东大学，设在上海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155]

    1944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180亿元（1937年为3000万元），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1937年期间的180万元。40年代末期学生人数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156]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从1941——1942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157]

    1946年9月一份新周刊《观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20世纪中期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最后抵抗。主编储安平得到来自像十几年前曾向《独立评论》投稿的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为第一期《观察》写作的名单是一份高等教育和现代专门职业界领袖的部分点名册：王芸生，《大公报》总主笔，该报当时是一份最受重视并广泛传播的日报；伍启元，清华经济学教授；蔡维藩，南开历史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东荪，燕京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之迈，政治学家，当时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卞之琳，诗人，南开大学文学教授。[158]

    储安平宣布《观察》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份杂志“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广大人民群众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储提出了可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159]在这样的逆境中，战后年代的学术界只能试图保留过去10年军事、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到1949年，中国自由的或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学者和政治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共和国辩论和斗争的主题，今后也不会松弛或放任。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包括国家权力的重建，不会减少对学术创造力的需要。

    * * *

    [1]江勇振、柯文、默尔·戈德曼、贾祖麟、威廉·J.哈斯、约翰·伊斯雷尔和苏珊·佩珀等人对本章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深表谢意。教育这一课题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舒新城的早期主要文献汇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卷，1928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3卷，1962年）以及多贺秋五郎编的最近文献汇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第3卷，1976年），都将在下面参考书目中提到。

    [2]关于识字教育，见伊夫林·S.罗斯基的《清代的教育和民众识字》。关于书院，见蒂尔曼·格林：《广东的书院与城市制度》，载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75——498页。关于1911年前的新学校制度，见萨利·博恩威克：《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变迁：现代时期的开端》。关于商务印书馆在教育方面的业绩，见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它包括了1897——1972年该馆的大事、出版物和报告书等。关于一个省份（山东）的教育变迁，见戴维·D.巴克：《济南教育的现代化，1899——1937年》，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的《两种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第171——212页。现代中国教育的综合问题将由苏珊·佩珀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4章论述。

    [3]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和《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7章和第8章。关于更近的新成果，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叙事史》。

    [4]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会的调查报告全国有职业学校1553所。到192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由一百余个教育团体组成。《中华年鉴，1926年》，第423页。

    [5]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M.詹森著第6章，引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这是这位研究中日教育关系的日本第一号专家的主要著作。

    [6]汪一驹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综述的主要内容，实际包括晚清努力向日本学习以及关于这个题目的以后许多方面的大量资料。中日学术关系各个方面在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7]有多少人毕业不明。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119——120、167、185页引用华美协进社的资料。

    [8]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111页。

    [9]这种矛盾心理已由李文森特别加以说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阶段和中国阶段》。

    [10]为获得民国革命一代的教育家所受训练的形式的印象，我们考察了75人的经历如下：

    上述资料根据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全8卷）中名人的代表性抽样。不可避免在分类时有重复。对《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参加过各种自由维新运动的全部名人的社会背景的进一步调查，表明1/3以上是学者官僚阶级出身。弗吉尼亚·E.雷诺兹：《社会运动：中国领导阶层分析，1895——1927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部分VB：数量综合。

    [11]为获得1912——1949年学术界名人事业活动的印象，我们统计了173人所从事的工作的类型。大约1/3的人从事一种以上的活动。

    此表根据《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173人的传略，他们的专业活动范围从部分从事（如仅短期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到毕生从事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诸方面工作。人们公认这群人是有选择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积极地影响近代教育界发展的人物。

    [12]王风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第5页。王是时在长沙晨光大学任教。

    [13]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各种见解，见史华慈在《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8章中的概括；又见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14]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清代轶闻》卷5，第1——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59——160页。关于同文馆，见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在1901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后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如谷如墉领导下的山西大学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第1部，第295页。然而，H.S.布伦纳特和V.V.哈格尔斯特罗姆1910年在所著《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中记载，只有一所新大学设在北京（第223页）。在20世纪20年代，年鉴列举6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年》列举这些大学设在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434b页）。

    [15]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160页。

    [16]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第268页。

    [17]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96——297页。

    [18]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在《大学令》中，“宗旨”在1917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671页。

    [19]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1页。

    [20]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0——271页。中国共产党对北京大学校史的看法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

    [21]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473——474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的忠告相反，引用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斯集》，第55页。

    [22]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6——279页。1920年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尹默，语言学教授钱玄同，英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授化学。

    [23]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80页。

    [24]同上书，第291——296、297——298页。

    [25]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第136——137页。

    [26]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6——297页，和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自述，同上书，第276页。

    [27]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57、64——65页。

    [28]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83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1卷，第101页。

    [29]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页。

    [30]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7——9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1906年停办，所以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31]同上书，第8——10、13——14页。

    [32]同上书，第14——15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形成鲜明的对照。

    [33]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17页。

    [34]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35]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6——67页。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

    [36]《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8页。

    [37]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38]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2页。

    [39]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531——533页，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6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11章（柯文著）和《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3章（费维恺著）；又见威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年》；和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40]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65页。

    [41]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42]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8卷第1——2期（1921年1——2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103页。

    [43]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只有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44]属30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30——333页。

    [45]关于1935年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第一手报道，见参加过抗日示威宣传的燕京大学美国学生休伯特·弗雷恩所著的《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又见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

    [46]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3辑第4卷，第728——733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年7月），第395——416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详细情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于反教会运动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年）。

    [47]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48]1927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注意收回教育权”。戴：《之江大学：简史》，第56、59——60页。参阅卢茨：《基督教院校》，第225页。

    [49]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49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12月）上蔡元培的发刊词。

    [50]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年）。

    [51]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297页。

    [52]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1页。

    [53]中国科学社9名创办人中有4人（包括胡适）起初曾在农学院学习。9人内有任鸿隽（1908年曾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在美国攻读化学前曾于1912年在南京协助孙逸仙）和杨铨（1909年在上海一所新学堂时曾经是胡适的学生，以后在美国攻读工科前也曾于1912年任孙逸仙的秘书）。

    [54]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94——95、169页。

    [55]同上书，第216——226页。

    [56]迈克尔·亨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3期（1972年5月），第539——559页。

    [57]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第210——212页上的数据。

    [58]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关于该校1949年前多达500页的校史，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

    [59]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第3——4页。

    [60]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在中国》第5章，指出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军事当局之间派系纠纷的极端复杂性。1921年6月3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师欠薪数月后，学生和教师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被开枪驱散，多人死伤。《教育杂志》第13卷第7期（1921年7 月20日）第2——4页报道了这一事件。

    在运用美国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国的道路上的困难，可从一系列著名的传记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劳伦斯·A.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贾祖麟：《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斯蒂芬· N.海：《亚洲东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批评者》；又见R.W.克洛普顿和欧俊臣（音）编译：《杜威在华讲演集，1919——1920年》和孟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61]陈之迈：《求学与治学》，载《蒋廷黻的治事与生平》，第19页。

    [62]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年9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集》，第7页。

    [63]《逝者如斯集》，第9——12页。

    [65]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页。

    [66]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物，其中有赵元任、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67]任鸿隽后来回忆，自1918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如今有了这个有赠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25年”项下）。1929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68]《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4页。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载《现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68页。

    [69]1981年8月15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2——1978年），助理司库（1935——1978年）和理事（1962——1978年）。

    [70]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年”。

    [71]《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72]《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卷，第221页。

    [73]例如，1922——1923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汉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讲演形而上学，而主持人张君劢挑起关于“生命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论战，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94——135页；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135——160页；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190——196页。

    [74]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译者

    [75]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29页，又130、149——151、155页。又见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第3章。

    [76]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106——109页；又见下列中国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史：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L　.埃塞尔·华莱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77]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91——109、129——135页；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30、209、120——211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在1930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78]《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卷，第430页。

    [79]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54页。

    [80]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81]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年”一节。

    [82]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239期（1982年4月），第125页。

    [83]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39页。

    [84]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6页。

    [85]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5页。

    [86]《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25、138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130页；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载《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503页。

    [87]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3——176页。

    [88]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5——177页。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1928年至30年代初国立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89]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9页。

    [90]同上书，第183——190页。

    [91]同上书，第191——201页。

    [92]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年6月27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辞职；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63页。

    [93]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第5章；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94——170页。

    [94]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73——75页。杨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1931年），该校学生注册人数约为400人。

    [95]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表60，第100——101页。可惜，该表未单独列出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

    [96]梁实秋：《谈闻一多》，第73——101页。

    [97]注：（1）“私立”类包括教会大学院校；（2）数字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册并得到教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3）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数据在官方数字中缺；（4）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第504——514页给出稍微不同的一组数字。在黄建中的表中，院校总数达108所，未给出确切年份；然而，各类的相对规模与教育部的1934——1935年数字相同，因此：国立，24所；公立技术，2所；省立，28所；市立，2所；私立，52所。这些总数可同1928——1931年院校86所的官方数字比较，该数字包括大学59所，其中国立15所，省立17所和私立27所；技术学校27所，其中公立21所和私立6所。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年8月至1931 年7月）》，表1。

    [98]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4页。

    [99]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2部分“表”，第2——3页，其中表1《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所列年份从1928年到1934年；与中国和土耳其对比，美国（1932年）居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73人，而日本居第22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9人。

    [100]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页。

    [101]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7页。全国科学评议会在1935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11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该院10个研究所的所长，同上，第9——11页。

    [102]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载《近代史研究集刊》第7集（1978年），第33——36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国科学社矢志不渝的成员。

    [103]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17页。

    [104]应为农商部。————译者

    [105]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190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3卷，第67页；李济：《安阳》，第34——48页。

    [106]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版，1977年，第3——18页综述中国考古调查的发展。

    [107]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除大量医学事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民教育、农业研究、图书馆及其他方面的事业，特别是在30年代。

    [108]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397页。

    [109]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1页。

    [110]“成志会”出版了会史和会员名录，现在已不再是秘密。会员有冀朝鼎、蒋廷黻、蒋梦麟、方显廷、何廉、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邹秉文、翁万戈、晏阳初。据1979年8月翁万戈私人通信。

    [111]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6、39——40页。方显廷指出，张伯苓为南开大学聘请了许多有能力的教职员，“特别从他自己的团体成志会的会员中聘请”。同上书，第38页。

    [112]同上书，第41——42、45页。

    [113]同上书，第45页。托尼的研究写成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2年）一书。托尼又同C.H.贝克尔　[柏林]、M.法尔斯基　[波兰]和P.郎之万　[巴黎]一起写了一份国际联盟报告，题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报告提出许多问题，包括美国教育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

    [114]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5——47页。赠款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增聘六名刚从美国回来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

    [115]见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　又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这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的本领域的带头人的著作。

    [116]在这项调查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项目代表步济时同许世连（音）一起工作。步济时和甘博在1921年出版《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见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919——1945年》（未刊论文，1984年，得到著者同意引用）。又见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117]吴文藻的学生有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的著者）、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的著者）和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的著者）、又见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

    [118]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的档案。

    [119]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为梁思成著：《中国建筑画史：其结构方式的发展和其形式演变之研究》写的序。

    [120]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1——198页。

    [121]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122]这一说明根据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6——16页；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16——1936年》，第221、224页。

    [123]到1926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册），清华第二（87000册），岭南第三（68000册），金陵第四（61000册），以下是交通、南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年》，第430页。

    [124]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13页。袁成（音）：《袁同礼：赞颂》，第53——54页。

    [125]《袁同礼：赞颂》，第55页。

    [126]同上书，第56——57页。

    [127]《袁同礼：赞颂》，第234页。

    [128]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卷，第583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载《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129]见《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130]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23——224页。

    [131]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年回忆录》，第71——76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大学院个案，1927——1928年》，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776页提到蔡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132]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第157——174页。

    [133]见孔斐力在本书第7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第3、5、6章；和查尔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

    [134]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年7月14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8、9章。

    [135]《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1919——1937年》中有分析。

    [136]翁文灏于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

    [137]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138]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

    [139]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页。这个情节罗家伦在《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斯集》，第98——102页。

    [140]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3页；又见《教育杂志》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特辑。

    [141]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3页。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29页。

    [142]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22——26页。因为得不到10所院校的数据，而且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143]《战时中华志》，第189页。根据另一计算，1936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39275386元，不及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7页。

    [144]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朱家骅：《抗战第八年之教育》，载《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2页。

    [145]见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146]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载《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之一），第25——39页。

    [147]《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3页。

    [148]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见梁实秋：《谈闻一多》，第109页，引自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吴晗：《悼亡友闻一多》。关于战时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和身体虚弱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

    [149]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0页。

    [150]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钱端升后来的一部研究专著《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分析了国民党军国主义的成长。

    [151]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7——198页。

    [152]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44——50页。又见本书第13章。

    [153]《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第22——24页。

    [154]同上书，第24页。关于全情，见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育》。

    [155]《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108页。

    [156]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

    [157]关于战后两年来的中国教育状况，见《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12——13页；又《中华教育界》新2卷第1期（1948年1月15日）和新2卷第2期（1948年2月15日）的特辑。关于高等院校的损失、人员、现状和1947年可望实施的补救措施之详情，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中国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国的机构为满足这些需求的计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同一作者的《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实验，1942——1949年》是一部官方的40年代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史，顾临任国务院顾问，是计划的设计者之一。

    [158]《观察》第1卷第1期，第3页。68个知识分子的姓名作为“投稿人”出现在《观察》创刊号的扉页上，其中有些是学术界最著名的人士。

    [159]同上书，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