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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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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住房补贴得到资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从兼职获取兼薪以维持生计。还必须承认，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和人口两者都比战前小得多。无论如何，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政府的开支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是下降的。虽然不可能精确，1944年政府实际的现金支出已经下降到它战前支出的1/4以下。政府是在挨饿。
政府靠压低其雇员的薪俸来节约开支，是否明智尚难断言。低薪金迫使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参与侵吞，通过与占领区未经批准的贸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谋取损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职。反之，假使政府让士兵们和官员们的工薪与正在上升的生活费用挂钩，那么政府赤字必将大量增加，从而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压低政府支出的手段，是裁减军队和官僚的规模。这将会紧缩开支，并可能增进效率。但是，出于政治原因，这种措施未能采纳。
在1942——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1945年1月与8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倍。增加开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存在日增。它在中国的兵力，从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以及1945年8月的60369人。这些军队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1944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但是，你们每天吃1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103]确实，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此外，决定修建4个供远程B29轰炸机使用的大型空军基地和3个战斗机的简易机场，全部于1944年6月完成，这导致更庞大的开支。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美国人存在的月费用从10亿元增加到200亿元。回想起来，很清楚，从美国增加在中国的作用中取得的军事利益————特别是B29的行动，它在战争期间发动了不过20次空袭————与加在中国虚弱经济的财政损失相比，远远得不偿失。[104]
中国用于美国军队的开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这笔开支足足等于新发行货币的53%。然而，国民政府本身的开支也在急剧增长，这大部分是因美国人的建议而发起的改革的结果。例如中国军队的39个师，为了现代化、训练、医疗和改善伙食被挑选了出来。政府官员和教员的薪俸在1944年晚些时候提高了————虽然这只能稍稍缓解他们的困难。同时新创办的战时生产局的开支和贷款，虽然只占政府总支出的约7%，但在1945年上半年也推动物价持续上升。到战争结束时，平均零售物价指数高出1937年7月2600倍。
并非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小撮囤积居奇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有些群体如地主和产业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时间内生活较好。但大多数民众逐步降低到勉强能维持生活的水平，甚至低于这个水平。表11表明了国民党中国几个收入群体购买力的变化，虽然这并不精确反映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准。例如，由于歉收、增税和加租以及兵役和劳役的负担，大多数农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贫困得多。[105]另一方面，士兵、官员和教授等政府雇员，并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样生活得那么坏，因为他们受到廉价的食物和住房这类形式的补助。
表11 几个收入群体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指数，1937——1945年
资料来源：a.1937——1942年的指数引自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15日），第263页；1943——1945年的指数是6月份比率（工薪/生活费用），《经济史实》第22卷第177期（1943年7月），第34卷第479期（1944年7月），第46卷第701期（1945年7月）。
b.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第263页。
c.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3页。
d.张嘉 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3——64页。e.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43页。
通货膨胀对官员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损害，影响了政府的活力。早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为每个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的话说———— “赤贫”之中。[106]单身汉靠他们的薪俸几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员困于个人处境，变得绝望起来。有些人从事第二职业；许多人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非常明显。高级官员们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的街道奔驰；他们购买了从国外走私来的香水、香烟、柑橘、黄油及其他奢侈品；他们在奢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当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腐化。一些人勇敢地忍受了营养不良，并眼看家人健康下降。不过，许多人经不起诱惑，因为当他们的上司大肆挥霍时，文过饰非是容易的。
通货膨胀同样破坏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安宁。书本很少，科学设备稀缺。学生们住在光照不足，不供暖的宿舍里，他们的床就像船上的铺位那样挤在一起。教职员经常与他们同事的家庭挤在一起。肉类和油脂从他们的饮食中消失了；有些人难得一天吃两餐。在学术团体里，营养不良几乎成为普遍现象。在战争后期，据《大公报》报道，教员和学生双方都生活在“饿死的边缘”，“处于可以想象到的最悲惨的境地”。[107]健康水平下降，疟疾和肺结核是常见的。为了补充他们菲薄的收入，许多教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学任教，出卖珍藏的书籍和艺术品，或镌刻图章和挥毫作书以供出售。他们的教学质量受损，而他们对政府的幻灭感上升了。[108]
政府确实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在公立大学授课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人为的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米一度以每斤0.10元售给政府雇员，而在公开的市场上米价为5.00元。但是，政府迟迟不同意很有意义的工资增长，因为那样将扩大预算。在1943年，如果官员们的实际工资提高到战前水平，政府开支将增长约300%。到1944年，在官僚机构和军队内不满情绪高涨，工资才得以激增————太少也太晚了，因为当时物价上涨正如脱缰之马。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道德败坏，一直延续到1949年。
工业部门
自由中国的战时工业，是在很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争爆发时，将成为中国非沦陷区的地域————约占国土的3/4————能够自夸的仅有大约全国工厂的6%，产业工人的7%，工业总投资的4%，电力的4%。[109]但是，在战争的前几年，国民党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消费需求，尤其是政府和军队的消费需求，已经增长的内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工业产品开辟了一个几乎不能满足的市场。直到1940年，食品价格远远落在工业品后面，使工资保持低廉而利润幅度高。在1942年3月滇缅公路被封闭前，购买急需的机器、备件和进口原料，尽管困难和奇贵，但仍是可能的。[110]这些有利因素导致1943年以前新的工厂与日俱增（见第591页表12），而工业生产量在1938年至1945年之间几乎增长到四倍。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虽然战时国民党中国的人口大致是战前的一半，但主要工业品产量从未超出战前水平的12%。1944年棉纱、棉布和面粉仅分别为战前数字的5.3%、8.8%和5.3%。[111]更有甚者，1943——1944年工业部门陷入深刻的危机，1944年生产显著下降。表13显示了战争后半期工业的疲软状况。1939年新工厂的投资达到了最高峰。其后，尽管新厂数量增加，但投资总值陡然下降。大约在1940年，工业繁荣事实上已经终结，但牟取薄利的经营者们，以有限的经验和少量的财源继续开办新厂，徒劳地期待着经济复苏。[112]这些小规模的薄利经营多数迅即倒闭。1944年，在国民党中国实际上仅有928家工厂开工。倒闭率达82%。
表12 中国非沦陷区的工厂
*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务机器并至少雇用30 名工人的工厂。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 卷第1 期（1946 年1 月1 日），第206页。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47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年》，第433、441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1942年5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 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的工厂（98）和到1942 年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d.《中华志，1937——1945 年》，第363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私营工厂两类。
表13 1938——1945年国民党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
资料来源：a.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1月1日），第30页。
b.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10页。
c.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1937——1945年》，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214页。
注：这些资料中有差异，虽然全都是以中国经济部的资料为基础的。最明显的是，资料c并未描绘出生产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下降，但是资料a和b两者确实表明有这种下降。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计算生产资料指数时包括了不同的商品。
虽然1943年前产量一直增长，但1940年工业部门已经开始遇到障碍，首次引起增长率下降，然后产生了1943年9月以后的工业危机。[113]通货膨胀的结果并不全是消极的。例如，在战争八年间，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仅在1938年提高；其后，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这使雇主获利。[114]不过，通货膨胀使商业投资，特别是投机事业投资比工业投资赚的钱多得多（见第593页表14）。囤积稻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现象广为流行。不论来自占领区，还是来自国外的“走私”货都能大赚其钱，从而使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回。有时光是囤积商品就比花钱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1940年和1941年间，原棉价格平均每月升高13%，投资者仅囤积棉花就比冒险长期投资于加工棉花的纺织厂有利得多。于是大部分流动资本————1944年占同类资本的86%————已流入商业和投机行业，而不是生产。新型的或旧式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撤回工业投资，它们宁愿发放短期商业贷款，或直接参与囤积及其他形式的投机。政府继续向私营工业提供低息贷款，但是，按不变通货计算，这些贷款的价值只是1938——1939年所提供贷款的一小部分。结果工业因缺乏周转资金而挨饿，这是工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实业家痛苦地抱怨贷款太少，而且所需手续太繁。但得到政府贷款的实业家们，则通常用这些钱去投机。[115]
表14 各种类型活动中个人实际收益的变动（重庆）（1938年＝100）
资料来源：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0页。
另有通货膨胀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实业家们的困难。例如，日本收紧封锁的绳索，切断了中国工厂严重仰赖的机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输入。内地的许多工业设备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20年代以前————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坏迅速。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村，往往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从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1940年，只有大约42000名熟练工人随国民党政府进入内地。工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脚。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它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1940年每月大约有10%的熟练工人，18%的非熟练工人流动。1943年5月，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23%。这种惊人的不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纺织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平的大约60%——85%。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是在上海时的1/3。[116]
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例如在1942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117]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1938年12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必需品的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1941年10月，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118]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1942年10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于1943年1月15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1942年起，它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119]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1943年平均为14%，1945年平均为67% 。[120]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43年原棉的官价定得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1943年，生产一吨铁耗费35000元；政府的铁价为30000元一吨。1944年，开采一吨煤的费用从1870元至5000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1200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15000元；但它只能以12000元出售。[121]
最后，1944——1945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1/4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15%以上。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1944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55%开工。重庆80%——90%的钢铁厂在1943年春到1945年早些时候倒闭；1944年320家机械厂中有50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250家煤矿中，大约有185家在1943年至1945年间倒闭。[122]
到1945年3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44年矿业生产只是1942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铅，49%；钨，27%；锡，27%；铜，24%；锑，6%）。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1944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13）。[123]
1944年11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1944年11月与1945年5月之间，钢的生产增长50%；生铁，46%；煤，35%；电力，8%。尽管有这些增长，1945年头三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是工业。[124]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11%左右的资本。然而，到1942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17.5%，资本的70%，工人的32%和马力的42 %。[125]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四家政府银行。1935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基础工业”。到1944年12月，它经营92个工业单位————33家工厂，38个矿和21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11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生产轻工业品。[126]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迁移。从1938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1943年和1944年，它的直接投资超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30%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127]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1940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128]无论其动机如何，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场而垮掉，[129]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1948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130]
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131]
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1939年2月，有报道说湖南军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1941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132]
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政治和军事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具。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但是，1940年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1941年3月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这是六个在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它们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的独裁。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然而，因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讲话。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集体。[133]
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134]
只要国民参政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庆就予以鼓励。但是，当参政员们吹毛求疵，甚至组成一个政党时，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气的反应。同盟纲领的出版遭到了检查官员的禁止，而它的活动不断地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当1942年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进行改组时，坦率的同盟成员丧失了他们的位置，而参政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保证了国民党占压倒多数。共产党人在受挫的情况下停止出席会议。由于参政会丧失了它的民众性和独立性，其后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135]
在1938年3月12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精神总动员，像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136]
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失。它越来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1939年起，当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1937——1938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评。[137]
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1940 年12月被捕。虽然他在1942年获释，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1943年被监禁在桂林。1940年夏季以后，许多加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138]
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1938——1944年），教育部长是陈立夫，CC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教育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生读选修课的机会。[139]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密者。[140]
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密机构，从1935年的1700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4万——5万人。戴笠的职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141]不过他的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10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1935年至1945年间有130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142]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最令人恐怖。
到1944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1940年和1941年，那里庄稼歉收，而1942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子。有些农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愤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143]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144]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1943年春，大约有5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福建有4000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145]
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荡着政治上积极摆脱幻想的态度。孙逸仙之子，比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于1944年春严厉地批评政府的专制，无效能和镇压的倾向。他指责国民党已经采取了“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和习惯”，不与人民接触。对政府的批评受到彻底的压制，以致“人民不敢也不能讲话”。他警告说，国民党中国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敌人————纳粹德国。[146]
1945年5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1938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147]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1943年4月，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148]
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149]更有甚者，到1943——1944年，他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1944年7月报告，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什么希望”。[150]
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他们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他们专注于建立一个继任的国防政府作为替代。为了批准这些计划，他们安排大约于1944年10月10日在成都举行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包括国民党（40%）、中国共产党（20%）、民主政团同盟（20%）和其他团体（20%）的代表。与此同时，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151]
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152]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制之的政治机智。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1945年1月退出了反蒋运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后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蒋在1945年10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虽然反蒋密谋考虑不周，但它是战争最后一年困扰国民党中国的深刻危机的一个征兆。经济生产已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军队在日本人面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争于1945年8月14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
* * *
[1]确凿可靠的数字并不存在。有两种官方的估算：（1）蒋介石1947年说军队和平民的“牺牲”是“一千万”，明显的是个粗略的近似数，见《国家总动员》，第4页。（2）官方认可的《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99页记载，官兵“伤亡数”是3311419人（经查《蒋总统秘录》原书记载为：官兵伤亡三二一一四一九人。————译者），非战斗人员伤亡数为842万人以上。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因————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等————的人数无疑是很大的。何炳棣估计1500万——2000万人死亡，似乎是可信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52页）。陈启天提出死亡总数为18546000人，但未指明出处（《我的回忆》，第235页）。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最近提出“伤亡数”为战斗人员320万，平民“大约二千余万”（《悼敬爱领袖》第2部分，载《中国邮报》，台北，1977年10月29日，第4版）。
[2]据说，最初开枪的不一定是宛平驻军，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产党人，他们希望由此使国民政府卷入与日本的战争。但是，这种指责得不到有力证据的支持。见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81——18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54——55页；阿尔文·D.库克斯：《诉诸战争：中日冲突，1937——1945年》，载阿尔文·库克斯与希拉里·康特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299页。
[3]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59——380页；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79——212页；李云汉：《战争的起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背景》，转引自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18——27页；T.A.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1——39页。
[4]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62——183页；库克斯：《诉诸战争》，第297——300页；詹姆斯·B.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第310——328页；罗伯特·J.C.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91——95页。
[5]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28页。
[6]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的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第338页。
[7]同上书，第339页。
[8]许朗轩、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第1卷，第357页；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52页。
[9]上海没有日租界，仅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称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区为日租界，这是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译者
[10]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52——54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9——10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41——49页。
[11]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第198页。
[12]南京大屠杀中被残杀的中国人的人数，说法不尽一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30万以上，被强奸妇女也远远超过两万。————译者
[13]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01和199页；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战争期间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文集》，第293——296页。
[14]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48页。事实上，早在大约1932年，蒋介石就设想过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川建立国都的计划。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914页。关于国民党人的总体战略思想，见吴相湘：《总战略》，第37——72页，和蒋介石的演说集：《抗战建国：1937——1943年六年抗战文电集》。
[15]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230页；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53、75、124——125页；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09页；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通敌政治》，第53页。
[16]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68——82页；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354——378页。
[17]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0页；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第146——168页；《中华志，1937——1943年：六年抗战中国重大发展综述》，第354——356页。
[18]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77——178页；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第225页；劳伦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第104页。估计溃堤时被泻出的水淹死的人数高达325000，甚至达440000，见镜涵：《黄泛区的灾情和新生》，《观察》第3卷第3期（1947年9月13日），第22页；《密勒氏评论报》第105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第319页。但是，其他资料记载，中日双方的生命损失是相当轻的，因为中国居民已经预先知道毁堤计划，又因为洪水前进得慢，见欧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第209——210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专档119，2781函，《河南区办事处：历史，迄1947年3月31日止》，第4页。
[19]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67、201、205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139页。
[20]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伪国民政府。也自称国民政府，不是维新国民政府。————译者
[21]论述汪精卫变节投靠日本人的权威记述有：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及杰拉尔德·E.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1937——1941年》。
[22]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72页。
[23]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35——136页。
[24]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97页；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第217——223页；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580——585页。
[25]关于国家资源委员会，见本书第3章，1932年创办的被责成通盘研究军事、工业、文化等国防需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该委员会之先导。见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292页。
[26]《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24——326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53——155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6——10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九表。
[27]见本书第12章（范斯莱克著）；关于蒋同周的会谈，见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0/14154，1937年7月23日，附件：毕恩来致雷蒙德·莱斯利·比尔信。
[28]《中华志，1937——1943年》，第321页，重点号是著者加的。
[29]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6——118页；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152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页。
[30]军事委员会无委员长办公室，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译者
[31]关于政府组织，见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6——117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页；《中华志，1937——1943年》，第86、322——323页。
[32]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214页。
[33]关于国民参政会，参见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1937——1943年》。
[34]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226——1227页；关于青年团的政治作用，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37——1949年》，第89——107页。
[35]张其昀：《党史概要》，第4册，第1731页。
[36]因为一般地说，日本仅仅占据了城市、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其他省份，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和河南，相当大的地区或多或少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
[37]《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纪月刊》1944年3月15日，第10——13页；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13日），第27——33页；许涤新：《抗战以来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33——44页；《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6——43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211——218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42页。
[38]《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第12页。
[39]《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页。
[40]石西民：《抗战以来的中国工业》，《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53——54页；林继镛：《抗战期中民营厂矿迁川简述》，《四川文献》第62期（1967年10月1日），第4——7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2——43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49页；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第184页。
[41]关于战时的教育，见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欧俊臣（音）：《战时中国的教育》，二文均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42]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译者
[43]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1页。迁徙到中国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数不可能确定。陈估计，华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350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久性难民的主要部分。陈达估计另有1075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他们在战事发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5000万。见张嘉 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25页。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79页谈到难民数字的估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44]“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45]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2——68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工业劳工研究》，第9——12页及各处。
[46]因国际时差，中国记载珍珠港事件，日期为12月8日。————译者
[47]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2——203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96——297页；卡尔逊：《中国军队：其编制和军事能力》，第7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73——574页。
[48]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152页。
[49]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87——588页。
[50]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148——149页。
[51]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53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300页；藤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191页。
[52]蒋介石：《抗战建国》，第108页。
[53]《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第142页。
[54]即皖南事变。————译者
[55]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30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5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71——72页。
[56]史迈士致国务院：《1940年在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展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662，1941年1月29日，第7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3——204页；白修德与贾安娜：《中国雷鸣》，第62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40——82页。
[57]中国官方关于战时伤亡的数字为3211419人，包括死亡1329958人，《中华志，1950年》，第182页。
[58]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9，不过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国民党军队的精确数字。张嘉 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27页记载，军队从1940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41年近450万人。《中华志，1937——1943年》提出了一个600万的数字。
[59]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5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13页。
[60]应为“民族革命同志会”。————译者
[61]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第329——355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83——131页。
[62]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页。
[63]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64]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100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84——292页。
[65]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33页，引用材料时有删节；并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
[66]即陆军大学。————译者
[67]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55——58、81——89、145——152页。
[68]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4期（1970年8月），第844——847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84——185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7页。
[69]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49页。
[70]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348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369——370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3——37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0，1943年8月14日，附件第2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22/1144，1944年7月1日，第2——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7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11卷第2期（1967年8月），第90页。
[71]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
[72]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36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10月），第113页。
[73]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65、243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年9月14日函，附件第2页；和高斯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559，1943年11月5日，函内附件第4——5页。
[74]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6——138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3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2，1943年12月4日，第1——2页。
[75]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45页。
[76]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年》，第60页。
[77]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5页。
[78]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史实，1941——1945年》；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9——140页；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题》，第44页。
[79]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第236页。
[80]法默：《上海成果》，第137页；多思在《中日战争，1937——1949年》第65页中写道：“中国人通常开枪打死他们自己的重伤员，作为一种仁慈行为，因为 ‘他们横竖只有死’。”
[81]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3页，附件第5页。
[82]这一结论基于这样的事实：战争期间被军队放出来的士兵人数无足轻重，而除1937年7月军队中有将近180万人外，1937——1945年间征募的有14053988人。但1945年8月国民党军队仅有（据中国统计）大约350万人或（据美国统计）270万人。全部伤亡（包括1761335名伤员，其中一些无疑归了队）为3211419人。另外约有50万人投向日本人。我没有看到被日本人抓到的俘虏数，但数字肯定不超过另一个50万。简单计算就使人想到，至少有800万，或许有900万之多的人下落不明。（这个数字包括政府承认去向不明的1867283名新兵。见此处注释。）资料来源：《中华志，1950年》，第182、185页。军队规模的数字，见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1和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382页。以上结论是从国民党自己的资料得出的，但这与他们公布的战时逃亡（598007人）和因病死亡（422479人）的数字是不一致的。见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10。官方资料中的矛盾表明，国民党关于军队的数字是不可靠的。事实上，在台湾的一位前国民党将军在答复我的询问时，断言中国军队根本不重视关于伤亡数字的准确性。
[83]杨格：《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年》，第18——21、18、26、54、125——130页。
[84]杨格：《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年》，第207页及各处。
[85]表明飞越驼峰航线运抵中国的补给总数的一些数字（单位：吨）：
资料来源：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57页；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命的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第42、67、203页。关于租借法案，见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50、399、402页。
[86]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232页。
[87]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74页。
[88]史迪威：《史迪威文件》，白修德编，第115、124、213、320、321、322页。
[89]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282页。
[90]陈纳德：《战士风格》，第214页。
[91]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443——446页；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92——493页。
[92]《史迪威文件》，第333页。
[93]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90、328页。
[94]同上书，第293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6页。
[95]例如在广西，战争中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号作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据报道，有11万人被杀，16万人受伤，30万幢房屋被毁坏，8万头耕牛被杀死。《新民报》1946年3月20日。
[96]何应钦：《纪念七七抗战再驳中共的虚伪宣传》，《自由钟》第3卷第3期（1972年9月20日），第26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79、284页。
[97]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1页；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1页。
[98]沃伦·I.科恩：《谁在湖南与日军作战？关于中国作战成就的若干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11月），第111——115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321——322页；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2页；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66页。
[99]《史迪威文件》，第157、177、316——319页。
[100]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 %；1943年，245%；1944年，231%；1945年1——8月，251%。关于通货膨胀的主要的第二手资料是：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
[101]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75——284页。
[102]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4页；又见杨格：《中国战时的财政与通货膨胀》，第25——26页；关于田赋，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45——70页。
[103]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291、234——235页。关于军队人数，见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267页；《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58页。
[104]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272——273页；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290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115页；《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卷，第906——907页。
[105]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66——70页。
[106]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4页。
[107]《大公报》（重庆）1945年3月19日第2版社论；《大公报》（重庆），1945年4月13日第2版社论。
[108]董显光编：《抗战七年以后的中国》，第112——113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323页。关于结核病的发生率，一份共产党的资料报道说：1945年X光检查表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一所最受优待的大学————教职员中足有43%的人染上这种疾病。13%的男学生和5.6%的女学生也染上这种疾病。《新华日报》1945年2月20日。这篇报道无疑需要核实。
[109]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2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659页；又见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258页；《中华志，1937年——1943年》，第437页。
[110]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第266页。例如，进口新纺织设备使内地的锭数从战前仅仅几千枚增长到230000枚。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太平洋事务》第16卷第3期（1943年3月），第34、37、39页。
[111]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109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94页。
[112]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第39页。
[113]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79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1日），第32页。
[114]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39——240页。
[115]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5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途径》，《中国工业》第25期（1944年3月），第8——9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第36页；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中国工业》第19期（1943年9月1日），第12页；阮有秋：《今日后方民营工业的危机》，《中国农民》第3卷第1——2期合刊（1943年6月），第33页；方治平等：《论官僚资本》，第36页；潘祖永：《后方办厂的困难和期望》，《新经济》第6卷第11期（1942年3月1日），第237——239页；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第52页。
[116]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60——61、134页；《战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85页；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55——56、112页，表58；陈达：《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机》，《社会建设》第1卷第4期（1948年8月1日），第17页；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43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题札记》，第20——28页。
[117]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79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途径》，第8页；陶大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25期（1944年3月），第11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6——37页。
[118]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44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144页；《财政评论》第5卷第1期（1941年1月），第25——37页。
[119]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35——137、345——349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35——36、146——149页。
[120]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45——346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149页。
[121]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7——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217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37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72页。
[122]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35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28——29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28——29页。
[123]《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1日第3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69页；《商务日报》1945年9月9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202页。
[124]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7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141、316页；《商务日报》1945年1月18日；《商务时报》1945年8月7日。
[125]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315——317页；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22页。
[126]《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1、365页；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836——839、853页。
[127]《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376页。
[128]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89——190页；又见《大公报》1941年12月13日社论，引自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第52页。
[129]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48——1449页；张嘉 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88——190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1949年》，第227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观》，第72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34——37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本》，《经济学周报》第4卷第6期（1947年2月6日），第9——11页。
[130]《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5——1288页。
[131]彭菲尔德致高思：《受到检查的评国民参政会会议的社论》，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 9——1444，1944年9月14日，附件一，第1页。
[132]佩克致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339，1939年2月28日，第1——9页；高思致国务院：《川西康东之行的见闻报告》，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800，1941年9月18日附件，第8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1、19页，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第56页。
[133]《中国各小党派现况》，《民主政治对一党统治：小党派组织起来》，《亚美杂志》第7卷第3期（1943年4月23日），第97——117页；小梅尔维尔·T.肯尼迪：《中国民主同盟》，《哈佛中国论文集》第7集（1953年），第136——175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351——362页。
[134]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69、174——175页。
[135]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第38——55页。
[136]《中国的精神动员：计划纲领》； 美国国务院对范宣德致国务院电报的意见，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63，1943年3月13日；《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编。
[137]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年》，第132——151页。
[138]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5卷第5期（1941年1月），第210——213页；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第139——141页；高思致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19（1944年3月14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关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联合起来的备忘录，第6页；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各处；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年》，第306——308页及各处。
[139]欧俊臣：《战时中国的教育》，第106——111页；杰西·格雷戈里·芦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86页。
[140]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0——347页；范宣德致国务院：《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代表会议》，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08/1（1943年3月17日）；兰登致高思：《昆明中国大学生中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2/8——3144（1944年8月31日），第2页。
[141]《戴雨农先生年谱》，国防部情报局编，第25页；陈少校：《黑网录》，第102——106页；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180——181页。
[142]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51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的“劳工营，》，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678（1943年12月24日）；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第91页及各处；《上饶集中营》，第3、23页。
[143]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66——178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9——19页；江上清：《政海秘闻》，第157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251，附件1（《1943 年12月26日国务卿关于西安详情的非正式报告节录》），第1——2页；哈尔致多诺万：《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动向》，战略情报局档案XL2032（1944年9月4日），第1——2页；赖斯致艾奇逊：《中央军在鲁苏豫皖边区的征募、待遇、训练和行动》，战略情报局档案116311，第2页。
[144]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3页。
[145]《湖北省政府报告，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第132页；《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18——121页；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第二集，第194、199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21页；范宣德致国务院：《四川彭县骚乱的处理》，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002（1943年4月26日），艾奇逊致国务院：《贵州省状况：自由中国的动乱》，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00（1943年7月27日），附件（约翰·C.考德威尔：《福建省情报告》），第2页。
[146]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40（1944年4月14日），附件1，第3页；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批评三民主义青年团现行目标和方法的讲话》，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66（1944年4 月25日），附件，第2——4页；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讲演》（1944年6月7日），载《亚美杂志论文集：中国灾难的线索》，第1卷，第542页。
[147]《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战略情报局档案L57067，1945年5月25日，第1——4页，《新官场现形记》；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101——102，109——124页。
[148]德姆鲁赖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与警备司令部部队之间可能发生冲突》，1943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105/93，第2页。
[149]张文实：《云南内幕》，第16、42页；兰登致国务院：《中国今后政治的发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昆明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7——1444（1944年7月14日），第2页。
[150]《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492页。
[151]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6——347页。
[152]林沃尔特致高思：《拟议中的国防政府》，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400（1944年5月8日），第3页。
政府靠压低其雇员的薪俸来节约开支，是否明智尚难断言。低薪金迫使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参与侵吞，通过与占领区未经批准的贸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谋取损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职。反之，假使政府让士兵们和官员们的工薪与正在上升的生活费用挂钩，那么政府赤字必将大量增加，从而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压低政府支出的手段，是裁减军队和官僚的规模。这将会紧缩开支，并可能增进效率。但是，出于政治原因，这种措施未能采纳。
在1942——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1945年1月与8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倍。增加开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存在日增。它在中国的兵力，从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以及1945年8月的60369人。这些军队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1944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但是，你们每天吃1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103]确实，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此外，决定修建4个供远程B29轰炸机使用的大型空军基地和3个战斗机的简易机场，全部于1944年6月完成，这导致更庞大的开支。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美国人存在的月费用从10亿元增加到200亿元。回想起来，很清楚，从美国增加在中国的作用中取得的军事利益————特别是B29的行动，它在战争期间发动了不过20次空袭————与加在中国虚弱经济的财政损失相比，远远得不偿失。[104]
中国用于美国军队的开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这笔开支足足等于新发行货币的53%。然而，国民政府本身的开支也在急剧增长，这大部分是因美国人的建议而发起的改革的结果。例如中国军队的39个师，为了现代化、训练、医疗和改善伙食被挑选了出来。政府官员和教员的薪俸在1944年晚些时候提高了————虽然这只能稍稍缓解他们的困难。同时新创办的战时生产局的开支和贷款，虽然只占政府总支出的约7%，但在1945年上半年也推动物价持续上升。到战争结束时，平均零售物价指数高出1937年7月2600倍。
并非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小撮囤积居奇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有些群体如地主和产业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时间内生活较好。但大多数民众逐步降低到勉强能维持生活的水平，甚至低于这个水平。表11表明了国民党中国几个收入群体购买力的变化，虽然这并不精确反映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准。例如，由于歉收、增税和加租以及兵役和劳役的负担，大多数农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贫困得多。[105]另一方面，士兵、官员和教授等政府雇员，并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样生活得那么坏，因为他们受到廉价的食物和住房这类形式的补助。
表11 几个收入群体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指数，1937——1945年
资料来源：a.1937——1942年的指数引自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15日），第263页；1943——1945年的指数是6月份比率（工薪/生活费用），《经济史实》第22卷第177期（1943年7月），第34卷第479期（1944年7月），第46卷第701期（1945年7月）。
b.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第263页。
c.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3页。
d.张嘉 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3——64页。e.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43页。
通货膨胀对官员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损害，影响了政府的活力。早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为每个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的话说———— “赤贫”之中。[106]单身汉靠他们的薪俸几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员困于个人处境，变得绝望起来。有些人从事第二职业；许多人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非常明显。高级官员们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的街道奔驰；他们购买了从国外走私来的香水、香烟、柑橘、黄油及其他奢侈品；他们在奢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当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腐化。一些人勇敢地忍受了营养不良，并眼看家人健康下降。不过，许多人经不起诱惑，因为当他们的上司大肆挥霍时，文过饰非是容易的。
通货膨胀同样破坏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安宁。书本很少，科学设备稀缺。学生们住在光照不足，不供暖的宿舍里，他们的床就像船上的铺位那样挤在一起。教职员经常与他们同事的家庭挤在一起。肉类和油脂从他们的饮食中消失了；有些人难得一天吃两餐。在学术团体里，营养不良几乎成为普遍现象。在战争后期，据《大公报》报道，教员和学生双方都生活在“饿死的边缘”，“处于可以想象到的最悲惨的境地”。[107]健康水平下降，疟疾和肺结核是常见的。为了补充他们菲薄的收入，许多教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学任教，出卖珍藏的书籍和艺术品，或镌刻图章和挥毫作书以供出售。他们的教学质量受损，而他们对政府的幻灭感上升了。[108]
政府确实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在公立大学授课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人为的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米一度以每斤0.10元售给政府雇员，而在公开的市场上米价为5.00元。但是，政府迟迟不同意很有意义的工资增长，因为那样将扩大预算。在1943年，如果官员们的实际工资提高到战前水平，政府开支将增长约300%。到1944年，在官僚机构和军队内不满情绪高涨，工资才得以激增————太少也太晚了，因为当时物价上涨正如脱缰之马。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道德败坏，一直延续到1949年。
工业部门
自由中国的战时工业，是在很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争爆发时，将成为中国非沦陷区的地域————约占国土的3/4————能够自夸的仅有大约全国工厂的6%，产业工人的7%，工业总投资的4%，电力的4%。[109]但是，在战争的前几年，国民党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消费需求，尤其是政府和军队的消费需求，已经增长的内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工业产品开辟了一个几乎不能满足的市场。直到1940年，食品价格远远落在工业品后面，使工资保持低廉而利润幅度高。在1942年3月滇缅公路被封闭前，购买急需的机器、备件和进口原料，尽管困难和奇贵，但仍是可能的。[110]这些有利因素导致1943年以前新的工厂与日俱增（见第591页表12），而工业生产量在1938年至1945年之间几乎增长到四倍。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虽然战时国民党中国的人口大致是战前的一半，但主要工业品产量从未超出战前水平的12%。1944年棉纱、棉布和面粉仅分别为战前数字的5.3%、8.8%和5.3%。[111]更有甚者，1943——1944年工业部门陷入深刻的危机，1944年生产显著下降。表13显示了战争后半期工业的疲软状况。1939年新工厂的投资达到了最高峰。其后，尽管新厂数量增加，但投资总值陡然下降。大约在1940年，工业繁荣事实上已经终结，但牟取薄利的经营者们，以有限的经验和少量的财源继续开办新厂，徒劳地期待着经济复苏。[112]这些小规模的薄利经营多数迅即倒闭。1944年，在国民党中国实际上仅有928家工厂开工。倒闭率达82%。
表12 中国非沦陷区的工厂
*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务机器并至少雇用30 名工人的工厂。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 卷第1 期（1946 年1 月1 日），第206页。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47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年》，第433、441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1942年5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 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的工厂（98）和到1942 年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d.《中华志，1937——1945 年》，第363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私营工厂两类。
表13 1938——1945年国民党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
资料来源：a.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1月1日），第30页。
b.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10页。
c.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1937——1945年》，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214页。
注：这些资料中有差异，虽然全都是以中国经济部的资料为基础的。最明显的是，资料c并未描绘出生产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下降，但是资料a和b两者确实表明有这种下降。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计算生产资料指数时包括了不同的商品。
虽然1943年前产量一直增长，但1940年工业部门已经开始遇到障碍，首次引起增长率下降，然后产生了1943年9月以后的工业危机。[113]通货膨胀的结果并不全是消极的。例如，在战争八年间，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仅在1938年提高；其后，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这使雇主获利。[114]不过，通货膨胀使商业投资，特别是投机事业投资比工业投资赚的钱多得多（见第593页表14）。囤积稻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现象广为流行。不论来自占领区，还是来自国外的“走私”货都能大赚其钱，从而使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回。有时光是囤积商品就比花钱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1940年和1941年间，原棉价格平均每月升高13%，投资者仅囤积棉花就比冒险长期投资于加工棉花的纺织厂有利得多。于是大部分流动资本————1944年占同类资本的86%————已流入商业和投机行业，而不是生产。新型的或旧式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撤回工业投资，它们宁愿发放短期商业贷款，或直接参与囤积及其他形式的投机。政府继续向私营工业提供低息贷款，但是，按不变通货计算，这些贷款的价值只是1938——1939年所提供贷款的一小部分。结果工业因缺乏周转资金而挨饿，这是工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实业家痛苦地抱怨贷款太少，而且所需手续太繁。但得到政府贷款的实业家们，则通常用这些钱去投机。[115]
表14 各种类型活动中个人实际收益的变动（重庆）（1938年＝100）
资料来源：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0页。
另有通货膨胀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实业家们的困难。例如，日本收紧封锁的绳索，切断了中国工厂严重仰赖的机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输入。内地的许多工业设备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20年代以前————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坏迅速。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村，往往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从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1940年，只有大约42000名熟练工人随国民党政府进入内地。工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脚。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它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1940年每月大约有10%的熟练工人，18%的非熟练工人流动。1943年5月，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23%。这种惊人的不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纺织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平的大约60%——85%。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是在上海时的1/3。[116]
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例如在1942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117]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1938年12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必需品的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1941年10月，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118]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1942年10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于1943年1月15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1942年起，它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119]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1943年平均为14%，1945年平均为67% 。[120]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43年原棉的官价定得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1943年，生产一吨铁耗费35000元；政府的铁价为30000元一吨。1944年，开采一吨煤的费用从1870元至5000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1200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15000元；但它只能以12000元出售。[121]
最后，1944——1945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1/4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15%以上。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1944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55%开工。重庆80%——90%的钢铁厂在1943年春到1945年早些时候倒闭；1944年320家机械厂中有50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250家煤矿中，大约有185家在1943年至1945年间倒闭。[122]
到1945年3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44年矿业生产只是1942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铅，49%；钨，27%；锡，27%；铜，24%；锑，6%）。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1944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13）。[123]
1944年11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1944年11月与1945年5月之间，钢的生产增长50%；生铁，46%；煤，35%；电力，8%。尽管有这些增长，1945年头三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是工业。[124]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11%左右的资本。然而，到1942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17.5%，资本的70%，工人的32%和马力的42 %。[125]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四家政府银行。1935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基础工业”。到1944年12月，它经营92个工业单位————33家工厂，38个矿和21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11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生产轻工业品。[126]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迁移。从1938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1943年和1944年，它的直接投资超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30%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127]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1940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128]无论其动机如何，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场而垮掉，[129]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1948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130]
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131]
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1939年2月，有报道说湖南军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1941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132]
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政治和军事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具。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但是，1940年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1941年3月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这是六个在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它们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的独裁。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然而，因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讲话。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集体。[133]
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134]
只要国民参政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庆就予以鼓励。但是，当参政员们吹毛求疵，甚至组成一个政党时，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气的反应。同盟纲领的出版遭到了检查官员的禁止，而它的活动不断地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当1942年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进行改组时，坦率的同盟成员丧失了他们的位置，而参政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保证了国民党占压倒多数。共产党人在受挫的情况下停止出席会议。由于参政会丧失了它的民众性和独立性，其后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135]
在1938年3月12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精神总动员，像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136]
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失。它越来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1939年起，当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1937——1938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评。[137]
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1940 年12月被捕。虽然他在1942年获释，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1943年被监禁在桂林。1940年夏季以后，许多加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138]
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1938——1944年），教育部长是陈立夫，CC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教育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生读选修课的机会。[139]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密者。[140]
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密机构，从1935年的1700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4万——5万人。戴笠的职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141]不过他的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10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1935年至1945年间有130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142]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最令人恐怖。
到1944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1940年和1941年，那里庄稼歉收，而1942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子。有些农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愤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143]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144]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1943年春，大约有5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福建有4000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145]
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荡着政治上积极摆脱幻想的态度。孙逸仙之子，比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于1944年春严厉地批评政府的专制，无效能和镇压的倾向。他指责国民党已经采取了“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和习惯”，不与人民接触。对政府的批评受到彻底的压制，以致“人民不敢也不能讲话”。他警告说，国民党中国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敌人————纳粹德国。[146]
1945年5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1938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147]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1943年4月，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148]
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149]更有甚者，到1943——1944年，他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1944年7月报告，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什么希望”。[150]
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他们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他们专注于建立一个继任的国防政府作为替代。为了批准这些计划，他们安排大约于1944年10月10日在成都举行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包括国民党（40%）、中国共产党（20%）、民主政团同盟（20%）和其他团体（20%）的代表。与此同时，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151]
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152]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制之的政治机智。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1945年1月退出了反蒋运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后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蒋在1945年10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虽然反蒋密谋考虑不周，但它是战争最后一年困扰国民党中国的深刻危机的一个征兆。经济生产已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军队在日本人面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争于1945年8月14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
* * *
[1]确凿可靠的数字并不存在。有两种官方的估算：（1）蒋介石1947年说军队和平民的“牺牲”是“一千万”，明显的是个粗略的近似数，见《国家总动员》，第4页。（2）官方认可的《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99页记载，官兵“伤亡数”是3311419人（经查《蒋总统秘录》原书记载为：官兵伤亡三二一一四一九人。————译者），非战斗人员伤亡数为842万人以上。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因————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等————的人数无疑是很大的。何炳棣估计1500万——2000万人死亡，似乎是可信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52页）。陈启天提出死亡总数为18546000人，但未指明出处（《我的回忆》，第235页）。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最近提出“伤亡数”为战斗人员320万，平民“大约二千余万”（《悼敬爱领袖》第2部分，载《中国邮报》，台北，1977年10月29日，第4版）。
[2]据说，最初开枪的不一定是宛平驻军，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产党人，他们希望由此使国民政府卷入与日本的战争。但是，这种指责得不到有力证据的支持。见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81——18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54——55页；阿尔文·D.库克斯：《诉诸战争：中日冲突，1937——1945年》，载阿尔文·库克斯与希拉里·康特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299页。
[3]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59——380页；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79——212页；李云汉：《战争的起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背景》，转引自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18——27页；T.A.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1——39页。
[4]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62——183页；库克斯：《诉诸战争》，第297——300页；詹姆斯·B.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第310——328页；罗伯特·J.C.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91——95页。
[5]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28页。
[6]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的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第338页。
[7]同上书，第339页。
[8]许朗轩、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第1卷，第357页；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52页。
[9]上海没有日租界，仅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称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区为日租界，这是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译者
[10]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52——54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9——10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41——49页。
[11]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第198页。
[12]南京大屠杀中被残杀的中国人的人数，说法不尽一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30万以上，被强奸妇女也远远超过两万。————译者
[13]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01和199页；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战争期间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文集》，第293——296页。
[14]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48页。事实上，早在大约1932年，蒋介石就设想过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川建立国都的计划。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914页。关于国民党人的总体战略思想，见吴相湘：《总战略》，第37——72页，和蒋介石的演说集：《抗战建国：1937——1943年六年抗战文电集》。
[15]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230页；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53、75、124——125页；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09页；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通敌政治》，第53页。
[16]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68——82页；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354——378页。
[17]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0页；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第146——168页；《中华志，1937——1943年：六年抗战中国重大发展综述》，第354——356页。
[18]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77——178页；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第225页；劳伦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第104页。估计溃堤时被泻出的水淹死的人数高达325000，甚至达440000，见镜涵：《黄泛区的灾情和新生》，《观察》第3卷第3期（1947年9月13日），第22页；《密勒氏评论报》第105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第319页。但是，其他资料记载，中日双方的生命损失是相当轻的，因为中国居民已经预先知道毁堤计划，又因为洪水前进得慢，见欧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第209——210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专档119，2781函，《河南区办事处：历史，迄1947年3月31日止》，第4页。
[19]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67、201、205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139页。
[20]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伪国民政府。也自称国民政府，不是维新国民政府。————译者
[21]论述汪精卫变节投靠日本人的权威记述有：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及杰拉尔德·E.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1937——1941年》。
[22]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72页。
[23]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35——136页。
[24]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97页；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第217——223页；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580——585页。
[25]关于国家资源委员会，见本书第3章，1932年创办的被责成通盘研究军事、工业、文化等国防需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该委员会之先导。见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292页。
[26]《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24——326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53——155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6——10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九表。
[27]见本书第12章（范斯莱克著）；关于蒋同周的会谈，见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0/14154，1937年7月23日，附件：毕恩来致雷蒙德·莱斯利·比尔信。
[28]《中华志，1937——1943年》，第321页，重点号是著者加的。
[29]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6——118页；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152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页。
[30]军事委员会无委员长办公室，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译者
[31]关于政府组织，见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6——117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页；《中华志，1937——1943年》，第86、322——323页。
[32]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214页。
[33]关于国民参政会，参见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1937——1943年》。
[34]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226——1227页；关于青年团的政治作用，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37——1949年》，第89——107页。
[35]张其昀：《党史概要》，第4册，第1731页。
[36]因为一般地说，日本仅仅占据了城市、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其他省份，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和河南，相当大的地区或多或少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
[37]《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纪月刊》1944年3月15日，第10——13页；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13日），第27——33页；许涤新：《抗战以来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33——44页；《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6——43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211——218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42页。
[38]《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第12页。
[39]《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页。
[40]石西民：《抗战以来的中国工业》，《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53——54页；林继镛：《抗战期中民营厂矿迁川简述》，《四川文献》第62期（1967年10月1日），第4——7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2——43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49页；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第184页。
[41]关于战时的教育，见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欧俊臣（音）：《战时中国的教育》，二文均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42]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译者
[43]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1页。迁徙到中国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数不可能确定。陈估计，华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350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久性难民的主要部分。陈达估计另有1075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他们在战事发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5000万。见张嘉 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25页。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79页谈到难民数字的估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44]“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45]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2——68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工业劳工研究》，第9——12页及各处。
[46]因国际时差，中国记载珍珠港事件，日期为12月8日。————译者
[47]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2——203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96——297页；卡尔逊：《中国军队：其编制和军事能力》，第7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73——574页。
[48]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152页。
[49]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87——588页。
[50]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148——149页。
[51]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53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300页；藤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191页。
[52]蒋介石：《抗战建国》，第108页。
[53]《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第142页。
[54]即皖南事变。————译者
[55]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30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5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71——72页。
[56]史迈士致国务院：《1940年在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展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662，1941年1月29日，第7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3——204页；白修德与贾安娜：《中国雷鸣》，第62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40——82页。
[57]中国官方关于战时伤亡的数字为3211419人，包括死亡1329958人，《中华志，1950年》，第182页。
[58]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9，不过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国民党军队的精确数字。张嘉 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27页记载，军队从1940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41年近450万人。《中华志，1937——1943年》提出了一个600万的数字。
[59]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5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13页。
[60]应为“民族革命同志会”。————译者
[61]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第329——355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83——131页。
[62]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页。
[63]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64]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100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84——292页。
[65]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33页，引用材料时有删节；并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
[66]即陆军大学。————译者
[67]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55——58、81——89、145——152页。
[68]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4期（1970年8月），第844——847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84——185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7页。
[69]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49页。
[70]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348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369——370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3——37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0，1943年8月14日，附件第2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22/1144，1944年7月1日，第2——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7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11卷第2期（1967年8月），第90页。
[71]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
[72]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36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10月），第113页。
[73]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65、243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年9月14日函，附件第2页；和高斯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559，1943年11月5日，函内附件第4——5页。
[74]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6——138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3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2，1943年12月4日，第1——2页。
[75]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45页。
[76]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年》，第60页。
[77]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5页。
[78]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史实，1941——1945年》；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9——140页；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题》，第44页。
[79]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第236页。
[80]法默：《上海成果》，第137页；多思在《中日战争，1937——1949年》第65页中写道：“中国人通常开枪打死他们自己的重伤员，作为一种仁慈行为，因为 ‘他们横竖只有死’。”
[81]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3页，附件第5页。
[82]这一结论基于这样的事实：战争期间被军队放出来的士兵人数无足轻重，而除1937年7月军队中有将近180万人外，1937——1945年间征募的有14053988人。但1945年8月国民党军队仅有（据中国统计）大约350万人或（据美国统计）270万人。全部伤亡（包括1761335名伤员，其中一些无疑归了队）为3211419人。另外约有50万人投向日本人。我没有看到被日本人抓到的俘虏数，但数字肯定不超过另一个50万。简单计算就使人想到，至少有800万，或许有900万之多的人下落不明。（这个数字包括政府承认去向不明的1867283名新兵。见此处注释。）资料来源：《中华志，1950年》，第182、185页。军队规模的数字，见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1和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382页。以上结论是从国民党自己的资料得出的，但这与他们公布的战时逃亡（598007人）和因病死亡（422479人）的数字是不一致的。见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10。官方资料中的矛盾表明，国民党关于军队的数字是不可靠的。事实上，在台湾的一位前国民党将军在答复我的询问时，断言中国军队根本不重视关于伤亡数字的准确性。
[83]杨格：《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年》，第18——21、18、26、54、125——130页。
[84]杨格：《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年》，第207页及各处。
[85]表明飞越驼峰航线运抵中国的补给总数的一些数字（单位：吨）：
资料来源：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57页；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命的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第42、67、203页。关于租借法案，见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50、399、402页。
[86]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232页。
[87]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74页。
[88]史迪威：《史迪威文件》，白修德编，第115、124、213、320、321、322页。
[89]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282页。
[90]陈纳德：《战士风格》，第214页。
[91]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443——446页；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92——493页。
[92]《史迪威文件》，第333页。
[93]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90、328页。
[94]同上书，第293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6页。
[95]例如在广西，战争中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号作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据报道，有11万人被杀，16万人受伤，30万幢房屋被毁坏，8万头耕牛被杀死。《新民报》1946年3月20日。
[96]何应钦：《纪念七七抗战再驳中共的虚伪宣传》，《自由钟》第3卷第3期（1972年9月20日），第26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79、284页。
[97]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1页；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1页。
[98]沃伦·I.科恩：《谁在湖南与日军作战？关于中国作战成就的若干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11月），第111——115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321——322页；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2页；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66页。
[99]《史迪威文件》，第157、177、316——319页。
[100]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 %；1943年，245%；1944年，231%；1945年1——8月，251%。关于通货膨胀的主要的第二手资料是：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
[101]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75——284页。
[102]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4页；又见杨格：《中国战时的财政与通货膨胀》，第25——26页；关于田赋，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45——70页。
[103]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291、234——235页。关于军队人数，见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267页；《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58页。
[104]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272——273页；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290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115页；《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卷，第906——907页。
[105]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66——70页。
[106]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4页。
[107]《大公报》（重庆）1945年3月19日第2版社论；《大公报》（重庆），1945年4月13日第2版社论。
[108]董显光编：《抗战七年以后的中国》，第112——113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323页。关于结核病的发生率，一份共产党的资料报道说：1945年X光检查表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一所最受优待的大学————教职员中足有43%的人染上这种疾病。13%的男学生和5.6%的女学生也染上这种疾病。《新华日报》1945年2月20日。这篇报道无疑需要核实。
[109]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2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659页；又见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258页；《中华志，1937年——1943年》，第437页。
[110]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第266页。例如，进口新纺织设备使内地的锭数从战前仅仅几千枚增长到230000枚。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太平洋事务》第16卷第3期（1943年3月），第34、37、39页。
[111]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109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94页。
[112]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第39页。
[113]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79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1日），第32页。
[114]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39——240页。
[115]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5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途径》，《中国工业》第25期（1944年3月），第8——9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第36页；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中国工业》第19期（1943年9月1日），第12页；阮有秋：《今日后方民营工业的危机》，《中国农民》第3卷第1——2期合刊（1943年6月），第33页；方治平等：《论官僚资本》，第36页；潘祖永：《后方办厂的困难和期望》，《新经济》第6卷第11期（1942年3月1日），第237——239页；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第52页。
[116]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60——61、134页；《战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85页；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55——56、112页，表58；陈达：《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机》，《社会建设》第1卷第4期（1948年8月1日），第17页；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43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题札记》，第20——28页。
[117]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79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途径》，第8页；陶大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25期（1944年3月），第11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6——37页。
[118]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44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144页；《财政评论》第5卷第1期（1941年1月），第25——37页。
[119]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35——137、345——349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35——36、146——149页。
[120]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45——346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149页。
[121]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7——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217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37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72页。
[122]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35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28——29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28——29页。
[123]《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1日第3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69页；《商务日报》1945年9月9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202页。
[124]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7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141、316页；《商务日报》1945年1月18日；《商务时报》1945年8月7日。
[125]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315——317页；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22页。
[126]《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1、365页；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836——839、853页。
[127]《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376页。
[128]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89——190页；又见《大公报》1941年12月13日社论，引自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第52页。
[129]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48——1449页；张嘉 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88——190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1949年》，第227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观》，第72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34——37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本》，《经济学周报》第4卷第6期（1947年2月6日），第9——11页。
[130]《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5——1288页。
[131]彭菲尔德致高思：《受到检查的评国民参政会会议的社论》，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 9——1444，1944年9月14日，附件一，第1页。
[132]佩克致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339，1939年2月28日，第1——9页；高思致国务院：《川西康东之行的见闻报告》，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800，1941年9月18日附件，第8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1、19页，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第56页。
[133]《中国各小党派现况》，《民主政治对一党统治：小党派组织起来》，《亚美杂志》第7卷第3期（1943年4月23日），第97——117页；小梅尔维尔·T.肯尼迪：《中国民主同盟》，《哈佛中国论文集》第7集（1953年），第136——175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351——362页。
[134]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69、174——175页。
[135]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第38——55页。
[136]《中国的精神动员：计划纲领》； 美国国务院对范宣德致国务院电报的意见，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63，1943年3月13日；《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编。
[137]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年》，第132——151页。
[138]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5卷第5期（1941年1月），第210——213页；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第139——141页；高思致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19（1944年3月14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关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联合起来的备忘录，第6页；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各处；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年》，第306——308页及各处。
[139]欧俊臣：《战时中国的教育》，第106——111页；杰西·格雷戈里·芦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86页。
[140]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0——347页；范宣德致国务院：《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代表会议》，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08/1（1943年3月17日）；兰登致高思：《昆明中国大学生中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2/8——3144（1944年8月31日），第2页。
[141]《戴雨农先生年谱》，国防部情报局编，第25页；陈少校：《黑网录》，第102——106页；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180——181页。
[142]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51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的“劳工营，》，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678（1943年12月24日）；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第91页及各处；《上饶集中营》，第3、23页。
[143]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66——178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9——19页；江上清：《政海秘闻》，第157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251，附件1（《1943 年12月26日国务卿关于西安详情的非正式报告节录》），第1——2页；哈尔致多诺万：《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动向》，战略情报局档案XL2032（1944年9月4日），第1——2页；赖斯致艾奇逊：《中央军在鲁苏豫皖边区的征募、待遇、训练和行动》，战略情报局档案116311，第2页。
[144]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3页。
[145]《湖北省政府报告，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第132页；《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18——121页；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第二集，第194、199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21页；范宣德致国务院：《四川彭县骚乱的处理》，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002（1943年4月26日），艾奇逊致国务院：《贵州省状况：自由中国的动乱》，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00（1943年7月27日），附件（约翰·C.考德威尔：《福建省情报告》），第2页。
[146]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40（1944年4月14日），附件1，第3页；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批评三民主义青年团现行目标和方法的讲话》，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66（1944年4 月25日），附件，第2——4页；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讲演》（1944年6月7日），载《亚美杂志论文集：中国灾难的线索》，第1卷，第542页。
[147]《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战略情报局档案L57067，1945年5月25日，第1——4页，《新官场现形记》；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101——102，109——124页。
[148]德姆鲁赖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与警备司令部部队之间可能发生冲突》，1943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105/93，第2页。
[149]张文实：《云南内幕》，第16、42页；兰登致国务院：《中国今后政治的发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昆明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7——1444（1944年7月14日），第2页。
[150]《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492页。
[151]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6——347页。
[152]林沃尔特致高思：《拟议中的国防政府》，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400（1944年5月8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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