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蒋梦麟谈抗战中的国学转折

把天文数学传到中国时，学者们马上发生兴趣，因为这些科学可以纠正当时中国日历上的许多错误。不但计算日子、月份、年份缺不得日历，就是播种收获，日历也是不可或缺的。

    20世纪初叶，进化论传入中国。我国学者马上发现它的实用的道德价值。应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项天然律，他们得到一项结论，知道世界各国正在互相竞争以求生存，而且经过天择之后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中国会不会是适者？她会不会生存呢？她必须竞争，为生存而竞争！进化论如需证据，只要看街头大狗和小狗打架，小狗会被大狗咬死，小虫碰到大虫，小虫会被大虫吃掉的事实。俗语说：“大虫吃小虫，小虫吃眯眯虫。”这已经足够证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正确性了，又何必向达尔文讨证据呢？他们就这样轻易地为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下面就是他们道德化的结果，他们说：“弱肉强食。”中国既然是弱国，那就得当心被虎视眈眈的列强吃掉才行。

    进化论的另一面则被应用于历史上，照中国过去学者的历史观，世运是循环的。受了达尔文学说影响以后，他们相信世运是依直线进行的，不进则退，或者停住不动。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对中国学者对进步这一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阴阳和五行等观念显然是从直接观察大自然得来，拿这些观念来理性化宇宙的变幻和人类的行为已经绰有余裕。我们不必做精密的计算，更不必动手。我猜想，中国学者如果有兴趣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宁愿去制作实用的东西，或者美丽的艺术品，而不愿在科学实验室里从事试验。大家仍旧只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思想，去行动。磁针永远是指向磁极的。

    这样的心理状态自然不是纯粹科学的园地。不过中国已在慢慢地、不断地改变她的态度，她已经从运用科学进而研究纯粹科学，从纯粹科学进而接触到新的思想方法，最后终于切实修正了她的心理状态。我们已经在道德宇宙的墙上开了一扇窗子，凭窗可以眺望长满科学与发明果实的理智的宇宙。

    这种心理状态的改变已经使大自然有了新的价值，从此以后，大自然不再仅仅是道德家或诗人心目中的大自然，而且是纯粹科学家心目中的大自然。对现代中国人而言，宇宙不仅是我国先贤圣哲心目中的道德宇宙，而且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智宇宙。

    道德家观察大自然的目的在于发现有利伦理道德的自然法则。科学家观察大自然则是为了发现自然法则，满足知识上的兴趣，也就是为知识而求知识。中国所吸收的现代科学已经穿越她那道德宇宙的藩篱，近代中国学人正深入各处探求真理。他们的思想愈来愈大胆，像一只小舟在浩瀚的海洋上扬帆前进搜寻秘密的宝藏。这种知识上的解放已经使年轻的一代对某些传统观念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对道德、政治和社会习俗予以严厉的检讨，其影响至为深远。年纪较大的一代忧虑宁静的道德乐园将被毁灭，惋叹太平盛世渐成过去，年轻的一代则为建筑新的知识之宫而竟日忙碌。

    我想这就是西方对中国的最大贡献。

    在相反的一方面，把中国的学问加以整理研究，也可能对现代科学世界提供重大的贡献，希腊人研究巴比伦和埃及科学的结果就是如此。近年来对中国建筑、医学和实用植物学的初步科学研究已经有了可喜的成绩。

    世界各国的文化奠基于不同的宇宙观。中国人所想的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了他们的文化。希腊人所想的是一个理智的宇宙，也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他们的文化。今日欧洲人的道德观念导源于基督教教义————一个上帝所启示的道德的宇宙。但中国人的道德宇宙是自然法则所启示的。基督徒努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国，中国人却只想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王国。

    中国道德观念本诸自然，基督的道德观念则本诸神权；在中国人看起来，神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基督徒看起来，大自然却是上帝所创造的。由此可见基督教教条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必然是很严重的，西方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如此；科学与中国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却比较缓和，因为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大自然，所不同的只是发展的方向。

    有人说过，基督教思想是天国的或神国的，中国思想是为人世的，希腊思想是不为人世的，换言之，即越出人世以外的。引导人类发现自然法则的就是这种超越人世的思想。自然法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有了现代科学，然后才有现代发明。这种不为人世的思想在科学上应用的结果，如果说未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定，至少也已为世界带来繁荣。

    据我个人的看法，欧洲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基督教的道德宇宙与希腊的理智宇宙之间的一部斗争史。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法国革命，都不过是长久淹没在道德宇宙下的理智宇宙的重现而已，这些运动事实上只是同一潮流中的不同阶段。最后工业革命爆发，理智宇宙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终于涌出水面，奔腾澎湃，横扫全球。工业革命狂潮的前锋，在我童年时代前后已经突然冲到中国；它冲破了我们的道德宇宙，破坏了我们的安定生活；《西潮》所讲的正是这些故事。

    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产生道德宇宙的果实。科学之果只能在理智之园成长，在基督教教条或中国的道德观念之下，不可能产生任何科学。

    不错，我们发现古时的墨子也有过科学思想，但是那只是他哲学体系中无关紧要的一部分，这些科学思想只是行星的卫星，墨子的哲学体系基本上仍旧是属于道德方面的。

    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们全力以赴，需要对超越人世以外的真理持有梦寐以求的热忱；并且有赖于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思维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探索真理；无论身心，均须不辞劳瘁，愈挫愈奋。换一句话说，科学是人的整个灵魂从事知识活动的结果。仅凭玩票的态度，或者偶尔探讨大自然的奥秘，或者意态阑珊，不求甚解，绝不可能使人类荣获科学的桂冠。

    在现代科学影响之下，中国正在建立起一个新的道德体系。扬弃了迷信和那些对大自然似是而非的推断，经过理智探究的考验，并受到社会科学结论的支持，这些结论是根据对社会的实地调查而获得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绝不可忘记中国旧的道德体系，这个旧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建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书五经、一般文学、雕刻、音乐、家庭、戏剧、神佛、庙宇，甚至玩具，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道德观念如忠、孝、仁、义、诚、信、中庸、谦冲、诚实等等，都曾对中国人的心情个性有过重大贡献。现代科学所导致的知识上的忠实态度，自将使几千年来道德教训所产生的这些美德更为发扬光大。

    一片新的知识园地将与新的道德观念同时建立起来，以供新中国富于创造能力天才的发展。我们将在儒家知识系统的本干上移接西方的科学知识。儒家的知识系统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而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归趋；西方的科学知识系统也同样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但以事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归趋，发展的方向稍有不同。

    道德宇宙与理智宇宙将和在西方一样在中国平行并存，一个保持安定，一个促成进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觅得中庸之道。

    （三）中国人的人情

    我们说，学以致用，那么所谓“用”又是什么呢？这里有两大原则：第一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第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这是为世俗所熟知的，亦即《左传》里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这两大原则是先贤圣哲几千年来训诲的总结，他们所说所论最后总是归结到这两点。学者们从先贤学到这些原则，然后又把所学传播给老百姓。老百姓在这种影响之下已逐渐而不自觉地形成一种重常识与重人情的心理。他们根据上述两大原则，随时要问这样东西有什么用，那样东西有什么用。

    轮船火车传到中国时，大家都很愿意搭乘，因为它们走得比较快。他们采用洋油灯，因为洋油灯比较亮。电话电报使消息传递更为便利，而且不像邮寄或者专差送递那样迟缓。有了钟表以后，可以不必看太阳就知道正确的时刻。大家购买西方货品，因为它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到处设立学校和医院。中国人异口同声地说：这些人真了不起啊，他们为患病者诊疗，又使贫穷的子弟受教育。当中国人上礼拜堂听福音时，许多人的眼睛却瞅在医院和学校上面。他们的手里虽然拿着《圣经》，眼睛却偷偷地瞅着牧师从西方故乡带来的实用货品。我父亲与当地的一位牧师交了朋友，因为这位牧师替我们修好了抽水机，并且还送给我们咳嗽糖和金鸡纳霜。他非常诚实，而且对邻居很客气。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人不但实际，而且最重道德。那么，他们所宣扬的宗教怎么样？哦，那是一个好宗教，它是劝人为善的。那么，他们的上帝呢？哦，当然，当然。你说他们的上帝吗？他是个好上帝呀。我们要把它与其他好神佛一齐供奉在庙宇里。我们应崇拜它，在它的面前点起香烛。但是它不肯与你们的偶像并供在庙宇里又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给它也塑个偶像吧！不行，那怎么可以？它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就在你身上，而不是在偶像上。哦，是的，是的。不过它不在我身上时，也许喜欢托身在偶像上呢。不，它住在天堂。是，是，我知道，其他神佛不也都是住在天上吗？不过，他也许愿意到下界来玩玩，拿庙宇作旅馆暂住，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庙宇里祭拜它了。不行，它是独一无二的神————你崇拜它，就不能崇拜其他的神佛。

    这可使中国人颇费踌躇了。最后他们说，好吧，你们崇拜你们的上帝，我们还是崇拜我们的神佛算了。“信者有，不信者无。”中国对宗教的包容并蓄，其故在此。

    西方人所了解的现代法律观念在中国尚未充分发展。中国人以为最好是不打官司。不必诉诸法律就能解决纠纷不是很好吗？还是妥协算了！让我们喝杯茶，请朋友评个理，事情不就完了？这样可以不必费那么多钱，不必那么麻烦，而且也公平得多。打官司有什么用？你常常可以在县城附近的大路旁边看到一些石碑，上面刻着“莫打官司”四个大字。

    这或许就是中国人不重法律的原因。但是现代工商业发达以后，社会也跟着变得复杂了，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法律也成为必需的东西，法律成为必需时，通达人情的中国人自将设法发展法律观念。但是，如果能凭饮杯茶，评个理就解决事端，法院的负担不是可以减轻了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批评家说这是消极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才算积极。不错，这说法很正确。但是中国人基于实际的考虑，还是宁愿采取消极的作风。你也许喜欢大蒜，于是你就想强迫别人也吃大蒜，那是积极的做法。我也许觉得大蒜味道好，别人却未必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也许像太太小姐怕老鼠一样怕大蒜。如果你不爱好臭味冲天的大蒜，难道你会高兴别人硬塞给你吃吗？不，当然不。那么，你又何必硬塞给别人呢？这是消极的，可是很聪明。因为坚持积极的办法很可能惹出麻烦，消极的作风则可避免麻烦。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自然，更高的理想应该是爱敌如己。但是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人能爱敌如己呢？这似乎要把你的马车赶上天边的一颗星星，事实上，那是达不到的。以直报怨则是比较实际的想法。所以中国人宁舍理想而求实际。

    音乐有没有用处？当然很有用。它可以陶冶性情，可以移风易俗。

    艺术有没有用处？当然很有用。艺术可以培养人民的高尚情操，有益于世道人心。花卉草木、宫殿庙宇、山水名画、诗词歌赋、陶瓷钟鼎、雕塑篆刻等等都足以启发人的高尚情操。

    一个人为什么必须诚实呢？因为你如果不诚实，不可靠，人们就不会相信你，你在事业上和社交上也会因此失败，不诚实是不合算的。诚实不但是美德，它的实际效果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价值。

    中国人爱好幽默。为什么？因为幽默的话不会得罪人；而且你可从幽默中觅得无限的乐趣。你如果常常提些无伤大雅而有趣的建议，你一定可以与大家处得更好。幽默使朋友聚晤更觉融洽，使人生更富乐趣。

    有恒为成功之本。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

    有一个夏天下午，杜威教授、胡适之先生和我三个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只屎蜣螂正在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泥团忽然滚回原地，屎蜣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但结果仍旧遭遇同样的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适之先生和我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教授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这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同一东西却有不同的两面。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是道地的西方子弟，他的两位学生却是道地的东方子弟。西方惋叹屎蜣螂之缺乏智慧，东方则赞赏它之富于毅力。

    中国人多半乐天知命。中国人如有粗茶淡饭足以果腹，有简陋的房屋足以安身，有足够的衣服可以御寒，他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安于俭朴生活的态度使中国亿万人民满足而快乐，但是阻滞了中国的进步。除非中国能够工业化，否则她无法使人民达到高度的物质繁荣。或许在今后的一段长时间内，她的亿万人民仍须安贫乐道。

    中国人深爱大自然，这不是指探求自然法则方面的努力，而是指培养自然爱好者的诗意、美感或道德意识。月下徘徊，松下闲坐，静听溪水细语低吟，可以使人心神舒坦。观春花之怒放感觉宇宙充满了蓬勃的精神；见落叶之飘零则感觉衰景的凄凉。

    中国人从大自然领悟到了人性的崇高。北京有一个天坛，是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这个天坛就是昔日皇帝祭天之所。一个秋天的夜晚，万里无云，皓月当空，银色的月光倾泻在大理石的台阶上，同时也弥漫了我四周的广大空间。我站在天坛的中央，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已与天地融而为一。

    这次突然升华的经验使我了解中国人为什么把天、地、人视为不可分的一体。他们因相信天、地、人三位一体，使日常生活中藐不足道的人升入庄严崇高的精神境界。茫无边际的空间、灿烂的太阳、澄明的月亮、浩繁的星辰、葱翠的树木、时序的代谢、滋润五谷的甘霖时雨、灌溉田地的江河溪涧、奔腾澎湃的海浪江潮、高接云霄的重峦叠嶂，这一切的一切，都培养了人的崇高精神。人生于自然，亦养于自然；他从大自然学到好好做人的道德。大自然与人是二而为一的。

    大自然这样善良、仁慈、诚挚，而且慷慨，人既然是大自然不可分的一部分，人的本性必然也是善良、仁慈、诚挚，而且慷慨的。中国人的性善的信念就是由此而来。邪恶只是善良的本性堕落的结果。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始终信赖人的善良本性，就是这个缘故。伟大政治家如孙中山先生，伟大教育家如蔡孑民[18]先生，把任何人都看成好人，不管他是张三、李四，除非张三或李四确实证明是邪恶的。他们随时准备饶恕别人的过错，忘记别人的罪愆。他们的伟大和开明就在这里。所以我国俗语说“宰相腹内可撑船”，又用“虚怀若谷”来形容学者的气度。

    大自然是中国的国师。她的道德观念和她的一切文物都建筑于大自然之上。中国文化既不足以控制自然，她只好追随自然。中西之不同亦即在此。道德家和诗人的责任是追随自然，科学家的责任则是控制自然。中国年轻一代在西方文明影响之下，已经开始转变————从诗意的道德的自然欣赏转变到科学的自然研究。中国此后将不单凭感觉和常识的观察来了解自然，而且要凭理智的与科学的探讨来了解自然。中国将会更真切地认识自然，更有效地控制自然，使国家臻于富强，使人民改善生活。

    有人以为科学会破坏自然的美感，其实未必如此。我现在一面握笔属稿，一面抬头眺望窗外，欣赏着花园中在雨后显得特别清新的松树和竹丛。在竹丛的外边，我还可以看到长江平静徐缓地在重庆山城旁边流过。大自然的美感使我心旷神怡。但是我如果以植物学观点来观察树木，我会想到它们细胞的生长、树液的循环，但是这种想法并不至于破坏我的美感。如果我以地理学的观点来看长江，我可能想到挟带污泥的江水之下的河床，亿万年之前，这河床或许只是一块干燥的陆地，也可能是深海之底。这些思想虽然在我脑海掠过，但是长江优美的印象却始终保留在我心里，甚至使我产生更丰富的联想。如果说对于细胞作用的知识足以破坏一个人对松树或竹丛的美感，那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科学的了解只有使大自然显得更奇妙更美丽。

    中国人因为热爱大自然的美丽，同时感觉大自然力量之不可抗拒，心里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宿命论。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大自然不会改变它的途径。因此，洪水和旱灾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人们不得不听任命运的摆布。既然命中注定如此，他们也就不妨把它看得轻松点。天命不可违，何必庸人自扰？我们发现中国的许多苦力也笑容满面，原因在此。苦难是命中注定的，何不逆来顺受？

    抗战期间，中国人民表现了无比的忍受艰难困苦的能力，秘密就在此。尽力而为之，其余的听天由命就是了。你最好乐天知命，秋天的明月、六月的微风、春天的花朵、冬天的白雪，一切等待你去欣赏，不论你是贫是富。

    二次大战期间看现代文化（节选）

    现代文化肇始于欧洲，美国文化不过是欧洲文化的一支而已。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展出来的，历史悠久，而且品级很高。现代思潮从欧美涌到后，中国才开始现代化。在过去五十年内，她已经逐渐蜕变而追上时代潮流，在蜕变过程中曾经遭受许多无可避免的苦难。中国已经身不由主地被西潮冲到现代世界之中了。

    “现代文化”是个笼统的名词。它可以给人许多不同的印象。它可以指更多更优良的作战武器，使人类互相残杀，直至大家死光为止。它也可以指更优越的生产方法，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安适和奢华，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准。现代文化也可以指同时促成现代战争和高级生活水准的科学和发明。它可以代表人类追求客观真理，控制自然的欲望，也可以指动员资源和财富的交通建设和组织制度。对民主国家而言，它可以代表民主政治；对极权国家而言，它又可以代表极权政治。

    这一切的一切，或者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叫现代文化————至于究竟什么最重要，或者什么最标准，似乎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意见会完全相同。那么，在过去多灾多难的五十年中，中国究竟在做些什么呢？她可以说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有时候，她似乎已掉进陷阱，正像一只苍蝇被蜜糖引诱到灭亡之路。有时候，她又似乎是被一群武装强盗所包围，非逼她屈服不可。她自然不甘屈服，于是就设法弄到武器来自卫。总而言之，她一直在挣扎，在暗中摸索，最后发现了“西方文化”的亮光，这亮光里有善也有恶，有祸也有福。

    哪些是她应该努力吸收的善因，哪些又是她必须拒斥的祸根呢？这问题似乎没有一致的结论，个人之间与团体之间都是如此。她所遭遇的祸患，也可能在后来证明竟是福祉。……[19]在另一方面，她接纳的福祉在后来却又可能夹带着意想不到的祸患。例如我们因为过分相信制度和组织，竟然忘记了人格和责任感的重要。因缺乏对这些品德的强调而使新制度新组织无法收效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少数以剥削他人为生的人，生活水准确是提高了。汽车进口了，但是他们从来不设法自己制造。事实上要靠成千的农夫，每人生产几百担谷子，才能够赚换一辆进口汽车的外汇。现代都市里的电灯、无线电、抽水马桶等等现代物质享受，也必须千千万万农夫的血汗来偿付。我们以入超[20]来提高生活水准，结果使国家愈来愈贫困。

    但是生活水准是必须提高的，因此而产生的祸害只有靠增加生产来补救。为了增加生产，我们必须利用科学耕种、农业机械和水利系统。

    这种工作势将引起其他新的问题。我们吃足了现代文化的苦头，然而我们又必须接受更多的现代文化。我们如果一次吃得太多，结果就会完全吐出来。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吃得太少，却又不够营养。现代文化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这样。无论如何，中国还是不得不跟着世界各国摸索前进。

    西方在过去一百年中，每一发明总是导致另一发明，一种思想必定引发另一种思想，一次进步之后接着必有另一次进步，一次繁荣必定导致另一次繁荣，一次战争之后必有另一次战争。唯有和平不会导致和平，继和平而来的必是战争。这就是这个世界在现代文化下前进的情形。中国是否必须追随世界其余各国亦步亦趋呢？

    大家都在担忧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另一次大战争真的发生的话，很可能仍像第一次大战一样爆发于东欧和中欧，也可能像第二次大战一样爆发于中国的东三省。中欧的人民想在别处找个生存空间，至于中国的东北，则是别国人民想在那里找生存空间。中欧是个人口稠密的区域，境内的纷扰很容易蔓延到其他区域；东三省则是辽阔的真空地带，很容易招惹外来的纷扰。二者都可能是战争的导火线，战争如果真的发生，势将再度牵涉整个世界，未来浩劫实不堪设想。

    确保东方导火线不着火的责任，自然要落在中国的肩膀上。因此今后二三十年间，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工业各方面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自将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强盛兴旺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合作之下，即使不能完全消弭战争的危机，至少也可以使战争危机大为减低。西方列强如能与中国合作，不但同盟国家均蒙其利，即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亦大有裨益。西方国家在今后五六十年内至少应该协助中国发展天然资源，在今后二十年内尤其需要协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员和社会重建的工作。

    在西方潮流侵入中国以前，几百年来的祸患可说完全导源于满洲和蒙古。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一跃而为世界强国，遂即与帝俄抢夺满洲的控制权，终至触发日俄之战。日本处心积虑，想利用东三省作为征服全中国的跳板，结果发生九一八事变。如果唐朝灭亡以后的历史发展能够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我们就很有理由相信，东三省今后仍系中国的乱源，除非中国成为强大富足的国家，并且填补好满洲的真空状态。

    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工业的工作上，中国需要时间和有利的条件从事试验。这些条件就是和平和安全。国内和平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国家安全则有赖于国际间的了解。只有在东北成为和平中心时，中国才有安全可言。

    我们必须从头做起，设法把广大的东北领土从战乱之源转化为和平的重镇。在这件艰巨的工作上，我希望全世界————尤其是美国、英国和苏俄————能够与中国合作。如果它们肯合作，这件工作自然会成功，那不但是中国之福，也是全世界之福。

    1921年，我承上海市商会及各教育团体的推选，并受广州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曾以非官方观察员身份列席华盛顿会议。翌年我又到欧洲访问现代文化的发祥地。那时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洲各国正忙于战后复员，主要的战胜国则忙于确保永久和平。但是当时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意识到，实际上他们正在帮着散布下一次大战的种子。

    法国已经精疲力竭，渴望能有永久和平。它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莱茵河彼岸，因为威胁它国家生存的危机就是从那里来的。法国的防御心理后来表现在马其诺防线上，它认为有了这道防线，就可以高枕无忧，不至于再受德国攻击了。秦始皇（前259——前210）筑长城以御鞑靼，法国则筑马其诺防线以抵御德国的侵略。但是中国的祸患结果并非来自长城以外，而是发于长城之内，法国及其“固若金汤”的防线，命运亦复如是。

    英国忙于欧洲的经济复兴，并在设法维持欧陆的均势。战败的德国正在休养将息。帝俄已经覆亡。一种新的政治实验正在地广人众的苏俄进行。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政治情势。

    美国因为不愿卷入欧洲纷扰的旋涡，已经从多事的欧陆撤退而召开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签订的。此项公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谓山东问题，经过会外磋商后，亦告解决，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终于静悄悄地被放进坟墓。巴黎和会中曾决定把青岛赠送给日本，所谓山东问题就是因此而起的。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愤慨终于触发了学生运动，在中日关系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此后二十年间，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有莫大的影响。巴黎和会的决定使同情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也大伤脑筋，终至演化为棘手的政治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以打抱不平自任，承诺为中国伸雪因凡尔赛和约而遭受的冤抑。因此，美国固然从欧洲脱身，却又卷入了太平洋的旋涡。二十年后的珍珠港事变即种因于此。

    美国虽然是国际联盟的倡导者，结果却并未参加国联的实际活动；法国唯一的愿望是避免纠纷，防御心理弥漫全国；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维持欧陆均势上面；结果国际联盟形同虚设。它只会唁唁狂吠却从来不会咬人。但是会员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一股脑儿往国际联盟推，结果国联就成了国际难题的垃圾堆。中国无法应付东北问题的困难时，也把这些难题推到国联身上，因为日本是国联的会员国。法国对沈阳事变漠不关心，英国所关切的只是欧洲大陆的均势，唯恐卷入远东纠纷，因此国联连向日本吠几声的胆量都没有，结果只懒洋洋地打了几个呵欠，如果说那是默认既成事实，未始不可。

    国联虽然一事无成，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教训。世界人士可以从它的失败中学习如何策划未来的和平。国联诞生于美国之理想，结果因会员国间利益之冲突，以及列强间的野心而夭折。

    凡尔赛和约订立后约二十年间，世局演变大致如此。由凡尔赛和约播下的战争种子在世界每一角落里像野草一样蔓生滋长，这些野草终于着火燃烧，火势遍及全球。

    但是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文化。我们无法否认欧洲已经发展了现代科学和民主制度，为人类带来了许多幸福。

    在我看起来，德国是个遍地是望远镜、显微镜和试验管的国家。它的发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上海人甚至把高级舶来品统称为“茄门货”（德国货）。德国人在物质发明上的确称得起能手，但是在人事关系上却碌碌无能。我想，这或许就是他们无法与其他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因。他们透过望远镜或显微镜看人，目光焦点不是太远就是太近，因而无法了解人类的行为和情感。他们不可能把国际关系或人类情绪放到试管里去观察它们的反应。在人类活动的广大领域里，德国人常常抓不到人性的要点或缺点。他们已经发展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特殊才智，但是欠缺常识。他们的特长使他们在科学上穷根究底，对世界提供了许多特殊的贡献；但是他们在常识方面的欠缺，却使德国和其他国家同受其害。

    英国人刚刚与德国人相反。他们是个常识丰富的民族，也是应付人事关系的能手。他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以及有关的政策富于弹性和适应性。他们从来不让绳子拉紧到要断的程度。如果拉着绳子另一端的力量比较强，英国人就会放松一点免得绳子拉断。如果拉着另一端的力量比较弱，英国人就会得寸进尺地把绳子拉过来，直至人家脱手为止。但是他们绝不会放弃自己拿着的这一端————他们会坚持到底，不顾后果。在国际关系和殖民政策上，英国人的这种特性随处可见。

    英国人的特性中，除了弹性和适应性之外，同时还有容忍、中庸、体谅、公平以及妥协的精神。他们的见解从来不走极端，而且始终在努力了解别人的观点，希望自己能因此迁就别人，或者使别人来接受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爱好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憎恶无法适应不同情况的刻板规律。

    英国的拘谨矜持几乎到了冷酷的程度，这是英国人最受其他民族讨厌的一种特性，而且常常因此引起猜疑误会。这种特性使英国人丧失了许多朋友。但是当你对他们有较深的认识时，或者说当他们对你了解较深时，你就会愿意与他们交朋友了。

    这许多特性凑合在一起时，英国的民主政治才成为可能。因为民主不是抽象的东西，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民主政治包含着民主先进国家的所有特长。翻开英国的宪政史，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偏执、迫害、腐败和残忍的史实。许多生命，包括一位君主，曾经为民主牺牲。英国实行民主的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一项事实：英国的民主政治在联合王国达成统一之后才迅速发展，美国的民主政治也是在南北战争之后才突飞猛进。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统一与安全同时并进时，有组织的民主政治才能实现。英国幸而是小岛组成的王国，四围有海洋保护着。在古代，外国侵入英国是不容易的，因此英国人得以永久安全，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民主实验。在民主的孕育和实验期间，英国的生存始终未受外来侵略的威胁。

    美国的情形也很相似。北美大陆本身就是一个大岛，周围的海洋使它不受外来的侵略。从英国来的早期殖民者带来爱好自由的种子，这些种子遂即滋长为自由大树，海洋则保护了这些大树，免受外来侵略者的斧斤之扰。经过约一百年的发荣滋长，美国的民主已经根深蒂固，不但人事方面普遍进行实验，即在物质方面也是如此，换一句话说，科学研究之风已吹遍美洲的每一角落。美国的民主固然由英国模型发展而来，美国的科学却受德国之惠不浅。

    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英国学院和德国大学的混合体。打个比喻，美国的学术服装是由一件英国袍子和一顶德国帽子凑合而成的。美国大学里男女学生的友好相处与交际自由，建立了自由研究的基础。知识不受严格的管制，人与人的关系是经由学生团体的自由接触而学到的，年轻一代的目光并未受到望远镜、显微镜或试验管的局限，凡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接受一种普遍文化的陶冶。

    在大学部和研究院里，美国学生普遍接受研究方法的训练。德国学者的彻底精神普受赞许与提倡，但是这种彻底精神直到我进大学的时代才充分发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旧国旗中的红黄蓝白黑五色一度只剩下黑白两色。理由是德国颜料因战事关系已经无法再输入中国。纽约一位美国化学家告诉我，在德国，通常是好几位专家共同研究一种颜料，在美国却是一位化学家同时研究好几种颜料。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目前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美国人民已经深获德国彻底精神的诀窍。

    英国民主和德国精神在美国携手并进，相得益彰。美国以其丰富的天然资源，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对大规模建设的热诚，已经一跃而登民主国家的首座。有一天，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举行酒会，会中一位英国外交官对我说：“英国美国化了，俄国美国化了，中国也美国化了。”

    “英国在哪一方面美国化了呢？”我问道。

    “好莱坞电影就是一个例子。”他回答说。

    “那么俄国呢————你是不是指大工业？”

    “是的。”

    这使我联想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社会改革和工业发展，这一切都带着浓厚的美国色彩。但是我并没有忘记：中国也已使冲激着她海岸的汪洋染上了她自己的色彩。

    这位英国外交官用手指着缀有四十八颗星星[21]的美国国旗，带点幽默地转身问站在他身边的一位美国高级将领说：“这上面是六行星星，每行八颗。如果你们增加一个新的州时，你们预备怎么安排？”

    “呃，我想它们排成七行，每行七颗星就成了。但是你问这个干什么？你心里所想的是哪一个新的州？”

    “英格兰。”这位外交官回答说。我们大家都笑了。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从笑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潮流。

    ……[22]全世界虽然历经战争惨祸，国际乌云之中已经透露出一线曙光了。希望这一线曙光，在大战胜利之后，能够渐渐扩大而成为光芒万丈的霁日。

    美国已经决意参加未来的国际和平组织，它已经英勇地参加战斗，为永久和平而战斗。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形成中。中、美、英、苏俄如能合力谋求和平，再由一个有效的世界组织来维护和平，永久和平并非不可能的。

    就中国而论，在未来二十年或者三十年里，她尤须加倍努力，从事建设和复兴。今后二三十年将是中国的兴衰关头。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要看我们有无远大眼光，有无领导人才，以及盟国与我们合作的程度而定。盟国与我们合作的程度，又要看我们国内的政治发展以及我们对国际投资所采取的政策而定。战争的破坏，敌骑的蹂躏，更使我们的复兴工作倍形困难。

    在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完成双重的任务：第一是使她自己富强。第二是协力确保世界和平。在儒家的政治哲学里，世界和平是最终的目的。中山先生根据儒家哲学，也把世界和平定为他的三民主义的目标。

    我们如果能够渡过这二三十年的难关，自然就可以驾轻就熟，继续进行更远大的改革和建设，为中国创造辉煌的将来，到那时候，中国自然就有资格协助世界确保永久的和平了。

    ……[23]

    现在我们中国人一提到唐朝文化，不禁眉飞色舞，心向往之，满望能恢复旧日的光荣。唐朝的文化比起后来宋朝禁欲主义的文化要近人情得多。如果我们能从唐朝文化得到些灵感与鼓舞，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从唐人的绘画里，我们深深赞叹唐人体格的强健。唐朝的音乐、舞蹈、诗歌、绘画和书法都有登峰造极的成就，后代少能望其项背。

    但是中国要想回到历史上的这个辉煌时代是不可能的。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恢复过去的光荣，但是我们的文化却始终在走下坡。因为环境已经改变了。唐代文化赖以滋长的肥沃土壤，已经被历代祸乱的浪潮冲刷殆尽，但是我们如果能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覆辙，转向在艺术、科学、军事、政治、卫生、财富各方面均有高度成就的现代文明国家如美国等学习，我们或许会发现唐代的光荣将有重临的一日。在维护和平的工作上，中国的职责将是相当重大的。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次的战争，但是这些战争多半属于国内革命的性质。对外的比较少，国内战争多半是被压迫的农民和苦难人民反抗腐败的政府所引起。至于对外战争，性质上也是防御多于攻击。……[24]

    孔子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教训和孟子的民主观念，都使中国适于做一个不愿欺凌其他民族的现代民主国家。中国在战后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科学方面应注重生产方法的应用，民主方面应强调国家的统一。科学和民主是现代进步国家的孪生工具，也是达成强盛、繁荣和持久和平的关键。

    中国人民深通人情，特别注重待人接物的修养，生活思想习于民主，这一切都使中国具备现代民主国家的坚强基础。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民主社会组织相当松泛。中国人对于个人自由的强烈爱好，并未能与现代社会意识齐头并进。强烈的家族观念已经阻滞了使个人结合为广大团体的过程。不过这种褊狭的观念正在迅速衰退；现代社团已经在大城市里相继出现；进一步工业化之后，家族关系自将愈来愈松弛，个人社会化的程度也将愈来愈深。

    在知识方面，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态度使她深通人情，但是也使她忽视概括与抽象的重要。她以诗人、艺术家和道德家的心情热爱自然，因而胸怀宽大，心平气和。但是这种对自然的爱好尚未推展到对自然法则的研究，人类要控制自然，必须靠这些法则作武器。以中国文化同化能力之强，她必定能慢慢地吸收西方在科学上的贡献；以中国天然资源之富，人民智慧之高，科学的发展将使她前途呈现无限光明。物质文明发展之后，她的道德和艺术更将发扬光大；她的文学和哲学也将在现代逻辑方法和科学思想影响下更见突出而有系统。

    在这个初步的和平与繁荣的新基础上，中国将可建立新的防卫力量来维护和平。只有战斗中的伙伴才有资格成为和平时期的伙伴。中国八年抗战[25]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已使举世人士刮目相看。

    现代科学，特别是发明和工业上的成就，将与中国的艺术宝藏和完美道德交织交融。一种新的文化正在形成，这种新文化对世界进步一定会提供重大的贡献。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进行曲（部分）

    罗庸、冯友兰 作

    注释

    [1]本章节选自蒋梦麟先生的《西潮》，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编者注

    [2]即公元1938年。————编者注

    [3]哩，旧指英里，1英里≈1.609公里。查相关资料，湘黔滇旅行团总行程3500公里，其中步行距离约1160英里，约1866公里。其他出版物有采用约1300公里之说。————编者注

    [4]海防，越南北部沿海城市。————编者注

    [5]即公元1939年。————编者注

    [6]指越南。————编者注

    [7]灌县，即今都江堰市。————编者注

    [8]呎，旧指英尺。————编者注

    [9]指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至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止的八年全国性抗日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的抗日战争阶段为中国局部抗战。————编者注

    [10]此处有删减。————编者注

    [11]此指中亚原土厥人活动地带。此处陈述与史不符，笛和七弦琴为中原传统乐器、历史久远，非外部传入。胡琴则源自西北游牧民族。————编者注

    [12]以上各种事物传入中国记载多有误。除笛、七弦琴非外来之物外，传入时间也多有误。如西瓜、黄瓜、葡萄等很早就在新疆等地种植，传入中原也远在千年以前。胡椒至少在唐时已传入中国。花生近年有说法认为中国也是起源地之一。马铃薯（洋山芋）、番茄在中国已有数百年历史，白菜宋人已有记载，等等。————编者注

    [13]回教是伊斯兰教在我国的旧称，1956年以后统称伊斯兰教。————编者注

    [14]渥斯特郡辣酱油，今通译为伍斯特郡酱，是一种英国调味料。————编者注

    [15]自来火，指火柴，当时也叫“洋火”或“洋取灯”。————编者注

    [16]洋油灯，指煤油灯。————编者注

    [17]磺胺药品，一类用于预防和治疗细菌感染性疾病的药物，应用广泛，但可能引起过敏或肾脏损伤等。————编者注

    [18]蔡孑民，即蔡元培，号孑民。————编者注

    [19]此处有删减。————编者注

    [20]贸易逆差的旧式说法。————编者注

    [21]1958年，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第49个州和第50个州，美国国旗上的星星也改为50颗。————编者注

    [22]此处有删减。————编者注

    [23]此处有删减。————编者注

    [24]此处有删减。————编者注

    [25]这里指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之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