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 [1]

    诸家记法师年岁互有矛盾

    《慈恩传》五卷，为慧立未定稿。立卒后，其稿散佚，至彦惊乃搜辑本文析为十卷。故史料犹是，然错综笺补，已非慧立昔时之旧。以此传与他传校，牴牾恒有；以此传前后互校，矛盾亦复不免。其显而易见者：如武德五年法师年满二十，贞观三年年二十六，显庆五年年六十五之类，试一推算，即知其说之讹。欲舍此传而从他传，其各自矛盾亦如是：如《续高僧传》之《玄奘传》，及冥详之《法师行状》，既谓武德五年为二十一岁；又谓贞观三年为二十九岁；《续传》更谓麟德元年为六十五岁：皆自相矛盾者也。盖诸师撰传时，各据所闻，并未预先制为年表月表，而后系以事实，故有此误。

    六十九岁与五十六岁说不足据

    惟刘轲以居士于法师寂后一百七十余年，撰《法师塔铭》，为避免矛盾计，芟夷武德、贞观时一切年岁，独标法师寂年为六十九。（近时梁任公即取其说，见本年《东方杂志》第七号）溯其所根据，盖即根据本传显庆五年条下之六十五岁，而推算麟德元年为六十九也。然何解于诸家武德五年二十一岁之说耶？如是孤证，殊不足据。欲得此事真谛，应在释门诸说中求一统一之说，区区门外人一语，不能征信也。《旧唐书·玄奘传》谓：法师显庆六年卒，年五十六，尤谬。梁任公谓显庆无六年，亦非；显庆六年三月朔，始改元龙朔也。

    六十三岁之精确，六十五岁之讹误

    今校本于法师寂年，特取六十三岁，至为审慎。盖综合诸家记载，惟武德五年满二十岁，即二十一岁，及麟德元年寂之说，唯能统一；校者即根据此说，推算为六十三，而又与《行状》合也。至本传显庆五年条下行年六十五之言，《续传》、《行状》均系于麟德元年条下，校者据此定本传为误系，而又据《行状》及武德五年二十一岁推算，定本传与《续传》之五字为三字之讹。吾尝取诸说参互考订，而知其说之不苟。假使迁就六十五岁说，则必将诸家统一之武德五年二十一岁说全数推翻，乌乎可？

    本传贞观三年年二十六误，三年不误

    惟本传于贞观三年条下著年二十六，据武德五年二十一岁推算，应为年二十八之讹；今校本反据年二十六，谓三年为元年之误，是则大惑也。夫法师年寿，据诸家记载，极调和统一之难，既如前述；犹幸“贞观三年出游，贞观十九年归京，中间十有七年”，其说尚能统一。今乃欲迁就元年二十六岁之说，遽断“三”字为讹。夫元年之说，本出法师请御制经序表，见《广弘明集》第二十二，然据吾所考证，三年说必不可推翻，元年说必不能成立也。试将主张元年说最力之诸说条辨之。（说见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

    法师非因霜俭出关

    将谓法师之出关，系因霜俭，据《唐书》惟贞观元年有霜害，以是改为元年耶？霜俭之说，出于《续传》，《开元录》特袭其成文，法师自著之《西域记》，亦无是说。据本传则法师之出关，迭被留难：一阻于凉州，再阻于瓜州，三阻于一烽，四阻于四烽；若果如《续传》所云“奉勅道俗随丰四出”，何至被阻若是？且法师在于阗上表，明谓冒越宪章私往；在洛阳谒帝，又明请专擅私行之罪，则霜俭之说，岂尽足据？不得以此改为元年也。

    贞观三年亦有霜害

    然即舍冒禁说而从霜俭说，亦不得改为元年。何也？则以贞观元二三年皆有霜害也。今徒据两《唐书》本纪，谓贞观元二年有霜害，贞观三年无霜害，此未检《新书·五行志》者也。《新书·五行志》（卷三十六）霜之条下，大书“贞观元年秋，霜杀稼”，又书“三年北边霜杀稼”，谁谓贞观三年无霜害耶？魏征《十渐疏）曰：“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千”，是也。（《全唐文》一四〇）不得以此改为元年也。（嘉庆本《贞观政要》卷一，有贞观三年关中丰熟语，“三”字误，据卷二贞观三年诏关中免二年租税条可证；又据《册府元龟》一四四，贞观三年六月求言诏，有关辅之地，迎年不稔语可证。）

    叶护可汗系元年被杀，元年出游不能见叶护

    将谓三年出游，即不能见叶护可汗，据《通鉴》叶护之被杀，系在二年耶？《通鉴》之语，本诸《通典》。《通典》卷一九九，明谓贞观元年叶护为其伯父所杀；《旧唐书·西突厥传》（卷一九四下）因之，《太平寰宇记》（卷一九七）亦因之，无二年被杀说也。自《通鉴》据《通典》所载，割裂原文，分隶于元二四年之末，而叶护之被杀，遂如在二年，其实《通典》、《旧唐书》之文，完全具在，可覆按也。倘犹以《通典》所载为未足，则有《册府元龟》在。《册府元龟》九七四，大书“贞观元年西突厥统叶护为伯父所杀”也。《册府元龟》书唐事，多据实录，按事按年排纂，与《新唐书》等之调弄笔墨者不同，其史料最为忠实。若《新唐书·西突厥传》，则削去叶护被杀之年矣。《新唐书纠谬》所谓“当书而反阙”者此也。叶护既系元年被杀，则不独三年出游不能见叶护，即元年出游亦何能见叶护？然则元年说果不能成立也。

    《新唐书》二年叶护死之说与《通鉴》矛盾

    将据《新唐书·薛延陀传》有“贞观二年叶护死”之言，以证《通鉴》之无误耶？则请问《新唐书》此语为何而发？《新唐书》此语盖为薛延陀夷男之附突厥颉利发也。夷男之附颉利，是否在贞观二年，请还质之《通鉴》。今将二书全文比较如下：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曰：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白霫在郁督军山者，东附始毕可汗。乙失钵在金山者，西役叶护可汗。贞观二年叶护死，其国乱。乙失钵孙曰夷男，率部帐七万，附颉利可汗。

    《通鉴》贞观元年条下曰：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始毕可汗。统叶护可汗势衰，乙失钵之孙夷男，帅部落七万余家，附于颉利可汗。

    此等记载，夫人皆知其同出一源，同据一书，而互有增损者也。《新唐书》所记，与《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同。而贞观二年四字，《通鉴》无有，盖删之也。《通鉴》何以删此四字？据《通鉴考异》卷十曰：“《旧·铁勒传》云贞观二年叶护可汗死，其国大乱，夷男始附于颉利。按《突厥传》元年薛延陀已叛颉利（《唐会要》九四北突厥条、《册府》九六七铁勒条，作二年），……安得二年始附颉利乎？”此《通鉴》所以删去贞观二年四字，而特叙其事于元年之下也。夫夷男之附颉利，系因叶护已死，此两《唐书》说也。夷男之附颉利，不在贞观二年，此《通鉴》说也。叶护之死既与夷男之附颉利同不在二年（二年夷男已叛颉利），则两《唐书》误也。《通鉴》既叙夷男之附颉利于元年矣，而叶护之被杀，仍系于二年，则《通鉴》误也。循环互勘，二说皆有讹误，《纠谬》所谓“年月时世差互”者此也。则叶护二年被杀说仍不能成立也。

    法师所见之叶护是肆叶护非统叶护

    夫元年出游既不能见叶护矣，三年出游更何能见叶护？是又不然。元年被杀者统叶护，法师所见者统叶护之子肆叶护也。《通典》一九九曰：“贞观元年，……时统叶护自负其强，无恩于国，部落咸怨，……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是为莫贺咄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附，……时统叶护之子咥利特勒……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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