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胡注表微（节录） [1]

    小引

    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唯胡氏覆刻元本《通鉴》，尚是少时读本，不忍弃去；且喜其字大，虽夹注亦与近代三号字型无异，颇便老眼。杜门无事，辄以此自遣。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因念胡身之为文、谢、陆三公同年进士，宋亡隐居二十余年而后卒，顾《宋史》无传，其著述亦多不传。所传仅《鉴注》及《释文辩误》，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故言浙东学术者，多举深宁、东发，而不及身之。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余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鉴注》成于临安陷后之八年，为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表微》之成，相距六百六十年，亦在乙酉，此则偶合者耳！

    一九四五年七月 新会陈垣识于北平兴化寺街寓庐

    本朝篇第一

    本朝谓父母国。人莫不有父母国，观其对本朝之称呼，即知其对父母国之厚薄。胡身之今本《通鉴注》，撰于宋亡以后，故《四库提要》称之为元人。然观其对宋朝之称呼，实未尝一日忘宋也。大抵全书自四十卷至二百三十二卷之间，恒称宋为“我朝”或“我宋”，而前后则率称“宋”或“宋朝”，吾颇疑为元末镂版时所改，其作内词者，身之原文也。试顺全书卷次，条举其例如下：

    秦二世二年，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眙。

    注曰：班《志》盱眙县属临淮郡。《史记正义》曰：“今楚州。”宋属泗州。（卷八）

    汉高帝五年，汉王还至定陶。

    注曰：班《志》定陶县属济阴郡，古之陶邑，宋为广济军理所。（卷一一）

    此二条在开篇前数卷，皆单称“宋”，不类本朝人语，身之对父母国，似已漠然矣。然以后文例之，原稿当称“我宋”，刻版时去“我”字耳。《提要》引黄溥《简籍遗闻》谓是书元末刊于临海，而不明著为何年。然元统二年纂成之《元文类》已载胡三省《新注通鉴序》，则其刊布必在《元文类》纂成之前。序中“宋英宗皇帝”云云，今《鉴注序》作“宋朝英宗皇帝”。疑本作“我朝”，刻版时改为“宋朝”，苏天爵复删“朝”字。犹之《元文类》本名《国朝文类》，后人改为《元朝文类》，又称《元文类》也。至正三年诏修《宋史》时，《胡注》已刊布十余年，而《宋史·艺文志》不载者，以为元人也。《千顷堂书目·史学类》著录《通鉴释文辩误》，以胡为宋人；而《编年类》著录《胡注通鉴》，亦以为元人。

    汉武帝征和四年，匈奴驰言：“秦人，我丐若马。”

    注曰：据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卷二二）

    全注称宋为“国朝”者绝少，必谓身之为元人，此“国朝”本可指元，因元时亦称中国为汉也。

    汉元帝初元二年，贾捐之弃珠崖疏。

    注曰：采珠蜑丁，死于采珠者多矣，此我太祖皇帝所以罢刘氏媚川都也。（卷二八）

    媚川都南汉刘氏置，定其课，令人入海五百尺采珠，见《宋史》四八一《南汉世家》。宋太祖罢之。此称宋太祖为“我太祖”，身之之忠于宋，可谓深切著明矣，夫谁得而元之！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大军进至安次，连战破之。

    注曰：贤曰：“安次县名，属渤海郡，今幽州县也。”按我朝霸州文安县，本汉安次县地。（卷四〇）

    全注称宋为“我朝”者始见于此。然此我朝亦可指元，因元时亦有霸州文安县也。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孙权分其地为新都郡。

    注曰：权分歙县为徙新、新定、休阳、黎阳，并黟为六县，置新都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睦州是也；皇宋改徽州。（卷六五）

    全注称“皇宋”者只此，此可断为改刻所遗者也。《元史》九《世祖纪》，至元十四年，曾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身之山中注书，或未之知，或知之而不忍改也。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言：“方回昔受前朝高官，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方回与身之同时，而对父母国之称如此，取悦新朝耳。

    【后略】

    书法篇第二

    《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馀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时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旧传温公《修书前例》一卷，公曾孙伋曾梓行之，然脱落已甚，不皆可据。兹篇所录，则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亦隶焉，固与《通鉴纲目》等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

    【后略】

    校勘篇第三

    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吾昔撰《元典章校补释例》，曾借《元典章》言校勘学，综举校勘之法有四：曰对校，以祖本相对校也；曰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也；曰他校，以他书校本书也；曰理校，不凭本而凭理也。胡身之精校勘学，其注《通鉴》，名音注，实校注也。其自序言：“咸淳庚午，延平廖公礼致诸家，俾雠校《通鉴》，以授其子弟，为著《雠校通鉴凡例》。”今其例不传，然由注中钩稽，尚可窥其所用之方法，以理校为多，他校次之，用本校对校者较少。然其所谓理校，非只凭空想，而多由追忆，故以现存宋本勘之，往往奇中，与对校无异。其他校之详者，则几于考证学范围矣。兹以次述之，皆校勘学常识也。

    【后略】

    解释篇第四

    解释者，以今言解古言，以今制释古制，其意义即为注，然注备众体，解释不过注之一端，广而言之，则全注均可谓之解释也。《胡注》之前，《通鉴》有释文数种，皆简略。身之始为广注九十七卷，亦仿释文体，乱后重注，将注散入正文，是为今本。前四史虽有旧注，不尽可从，自晋以至五代，则皆身之创为之。且每针对当时，以寓规讽，尤得以鉴名书之义。兹篇所谓解释，虽不过注之一端，亦足见其志之所存也。

    【中略】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尚书令何尚之，以老请置仕，退居方山，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诏书敦谕者数四，尚之复起视事。御史中丞袁淑，录自古隐士有迹无名者，为《真隐传》以嗤之。

    注曰：有迹无名，如晨门、荷蒉、荷 、野王二老、汉阴丈人之类。（卷一二六）

    余谓身之亦庶几有迹无名之隐士也。身之宋亡后谢绝人事，凡二十六年而后卒。今考身之行迹，仅袁桷《清容集》及陈著《本堂集》，有一二诗文可据，其他撰述，鲜及之者。《清容集》因其甲申、乙酉间，曾为借观藏书，一留袁氏塾；《本堂集》则因其晚年曾为子求婚于陈氏。陈氏亦甬人，且为进士同年，然由《本堂集》可知其留甬上时，并未与陈晤面。《鲒埼亭集·外编》十八，《胡梅 藏书窖记》，谓：“身之在甬上，未尝与深宁商榷，其故为不可晓。”不知此正足见身之之不轻与人往来也。王梓材校刊《宋元学案》，不列身之于涑水私淑，乃据道光初陈僅所撰《深宁年谱》，列身之为深宁门人，实为轻信。深宁撰《赤城书堂记》，虽曾一及身之，曰：“台之宁海，其先贤赤城先生罗公德业，为元祐名臣。邑之宿儒前进士胡君元叔，即公游息之地，创书堂，合乡之俊秀子弟而淑艾之。延前进士舒君岳祥为之长，前进士孙君钧、赵君孟礼、胡君三省，前太学陈君应嵩、刘君庄孙为之录”云云。胡元叔者，身之从父，与孙钧同举景定三年进士，孙钧即为身之墓志填讳之人。据此记谓深宁知有身之则可，谓身之为深宁门人则不可。又宋景濂撰《通鉴纲目附释序》，虽曾以胡三省与史炤并称，而方正学撰刘庄孙《樗园文集序》，历数宁海前辈，乃不及身之，曰：“宁海在宋为诗书文物之邑，去南渡国都为近，故士之显闻于世者甚众。樗园刘先生少游钱塘，学于宋太学，所尊善者惟同邑阆风舒公景薛、南山陈先生寿；所友而敬者则剡源戴公帅初、鄞袁公伯长。袁公后仕元为显官，名称海内；戴公文亦传于时。阆风、南山与先生，皆自谓宋遗人，不屑仕，故文行虽高，而不大彰于世，传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阆风即舒岳祥，南山即陈应嵩。二人虽不大彰于世，而尚有邑人知之，身之则并邑人而不知之矣。

    由《宋史》之无传，知元时其名不著；由《元史》之无传及方正学之无称，知明初其名亦不著。成化间谢铎辑《尊乡录》，黄溥《简籍遗闻》讥其漏身之名。弘治间谢修《赤城新志》，有身之小传矣，然《宋史新编》、《南宋书》仍不为补传；焦竑《国史经籍志》亦不著录《通鉴胡注》，知明季其名亦不著也。元明学风，治《纲目》者多，治《通鉴》者少。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舆地见称于世。然厉、陆两家辑《宋诗纪事》，凡六七千人；顾选元诗亦数千人，而不能得身之一诗。《元史类编》及省府县志为身之补传，而不能于《鉴注》及《释文辩误》两序外，得身之一文。孔继涑刻《玉虹鉴真帖》，宋高宗书《徽宗文集序》，有“龙舒故吏胡三省跋”，可谓凤毛麟角矣。跋称“书于袁桷清容斋”，当为留袁氏塾时所作。后此序归张茂实，有文徵明跋。茂实，张丑父也。后又归王俨斋，故孔继涑刻之。继涑，俨斋孙婿也。而各家著录此帖，多载文徵明跋，而不载身之跋。文跋虽曾述身之名，而各刻本《甫田集》此文“胡”字下名独阙。《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考》、《佩文斋书谱》等，载文徵明跋，又皆将胡三省误作胡埕。埕字德辉，毗陵人，刘元城弟子，《梁溪漫志》恒称道之。《杨诚斋集》七九有胡德辉《苍梧集序》，言“陈少阳上书，德辉视其草，投畀苍梧”，《鼠璞》亦言“张魏公曾奏胡埕笔削东书”。是埕先身之百余年，何能与清容相值！谬误如此，使不见原帖者，终莫知龙舒故吏为胡三省。足证终明之世，其名尚不著也。以故凌迪知撰《万姓统谱》，两出胡理，而不及身之；万季野撰《宋季忠义录》，有陈应嵩、刘庄孙，而不及身之；钱竹汀拟《南宋儒学传目》，有王应麟、黄震，亦不及身之；《四库·清容集提要》，谓“桷少从王应麟、舒岳祥、戴表元诸遗老游”，亦不及身之。一若身之于擅长地理外，言论行谊，举无足述者。呜呼！《鉴注》全书具在，岂特长于地理已哉！《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身之殆可谓真隐矣。曾廉撰《元书》，由《类编·儒学传》改入《隐逸传》，有以也夫！《宋元学案补遗》谓：“《戴剡源集》十八，《题萧子西诗卷后》，有胡元鲁，即身之。”尚无他证。《阆风集》一有《同年黄东发赠楮衾诗》，二有《酬胡元鲁惠松石诗》，而不称同年。又身之从父名元叔，而身之别号元鲁，亦似乎不类。温公胞兄旦字伯康，而温公子名康，岂当时不以为嫌乎！当更考。因释真隐，并及身之事迹之隐晦如此。

    【后略】

    避讳篇第五

    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故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吾昔撰《史讳举例》问世，职为是焉。胡身之生避讳最盛之朝，熟谙避讳掌故。其撰《通鉴释文辩误后序》，谓：“海陵所刊公休释文，以乌桓为乌元。宋朝钦宗讳桓，靖康之初，公休没久矣，安得预为钦宗讳！”即利用避讳以证史书伪托之一法。其注《通鉴》，以避讳为训释者尤多。兹所采不过数十条，而避讳常识已略具于是矣。

    【后略】

    考证篇第六

    《胡注》长于地理及考证，今日学者无不知。书名《表微》，非微何必表也？曰：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兹特辑存数十条，以备史学之一法，固知非大义微言所在也。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注曰：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破赵括，前后所斩首虏之数耳。兵非大败，四十万人安肯束手而死邪！（卷五）

    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凡无证而以理断之者，谓之理证。《朱子语类》一三四，言：“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又言：“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此理证也。身之之言盖本于朱子。

    【中略】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

    注曰：《风俗通》云：“凡氏之兴九事，氏于国者，齐、鲁、宋、卫是也。”余按《左传》卫有大夫齐氏，此岂氏于国乎！（卷二九二）

    凡姓氏书溯姓氏之所自出，多不可信，《胡注》恒辨之。《表微》始欲立《氏族》篇，以其辨不胜辨也，故删存一二条以示例。颜师古注《汉书·眭弘传》曰：“私谱之文，家自为说，苟引先贤，妄相假托，宁足据乎！”《容斋四笔》九，亦言“姓氏之书，大抵多谬。唐《贞观氏族志》已亡，《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云云。则氏族之学亦难言矣。《直斋书录解题》八，《姓源韵谱》条言：“古者赐姓别之，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后世赐姓合之，汉高帝命娄敬、项伯为刘氏是也。惟其别之也则离析，故古者论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则乱，故后世论姓氏，识其本异。自五胡乱华，百宗荡析，夷夏之裔与夫冠冕舆台之子孙，混为一区，不可遽知，此周齐以来谱牒之学所以贵于世也。”直斋之论如此，然今又与直斋之时异矣。昔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别，所以严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合，然后见中华之广。固不必穿凿傅会，各求其所自出也。

    辩误篇第七

    辩误即考证中之一事，所以自为一篇者，以皆取材于《通鉴释文辩误》也。《通鉴》释文南宋时通行者三家，一为司马康《释文》，刻于海陵，故谓之海陵本。康，温公子，字公休。《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二十卷，《宋志》作六卷，今佚。二为史炤《释文》，《直斋》及《宋志》著录三十卷，今存。三为蜀费氏本《通鉴》，《音释》附正文下，今传有残帙。据身之所考证，一、三两本皆书估倩学究为之，海陵本托之公休，费本则间附己见，皆蹈袭史炤者也。《释文辩误》以辩史炤书为主，而海陵本、费本与史炤多同。海陵本宋末元初尚盛行，《考古质疑》六，及《齐东野语》十八“孟子三宿出昼”条，所引《通鉴释文》，皆称司马康本。身之并辟之者，以其冒公休大名，播其误于众耳。兹特采其有关史学常识，及初学易犯者著于篇。

    【后略】

    评论篇第八

    注中有论，由来尚矣，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皆有时参以论议。马班而降，史论尤繁，荀悦曰论，陈寿曰评，裴松之引孙盛、徐众之书，亦皆以评为号，则评论实注家之一体也。胡注《通鉴》，评论亦众，此篇之外，散见于史事各篇者，大抵皆评论也。自清代文字狱迭兴，学者避之，始群趋于考据，以空言为大戒。不知言为心声，觇古人者宜莫善于此，胡明仲之《管见》，王船山之《鉴论》，皆足代表一时言议，岂得概以空言视之，《通鉴注》中之评论，亦犹是也。

    周赧王三十二年，齐亡臣相与求湣王子法章，共立之以为齐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国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注曰：其时乐毅以燕中军镇临淄，田单自安平保即墨，奔败之余，犹可置之不问，法章布告国中，自言已立在莒，可安坐而不问乎！后人论乐毅，以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为然也。（卷四）

    此深有感于帝昺厓山之败也。魏夏侯玄太初撰《乐毅论》，见《右军帖》，文中子读而善之，曰：“仁哉乐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发其蕴。”身之驳之，不怪张弘范之不为乐毅，而恨宋之无田单也。

    【后略】

    感慨篇第九

    感慨者，即评论中之有感慨者也。《鉴注序》言：“温公之论，有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感慨二字，即取诸此。然温公所值，犹是靖康以前；身之所值，乃在祥兴以后。感慨之论，温公有之，黍离麦秀之情，非温公论中所能有也，必值身之之世，然后能道之。故或则同情古人，或则感伤近事，其甚者至于痛哭流涕，如一百四十六卷对于襄阳之陷，二百八十五卷对于开运之亡，是也。兹特辟为一篇，附评论后，从来读《胡注》者尚鲜注意及此也。

    汉宣帝甘露元年，帝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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