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小书代表着两个时期的努力。全书八章里，最后论宗教与选择的关系的一章写在战前，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季，是十九属于编述性质的；当时曾交与青年协会书局印行，作为《基督教与中国改造丛刊》的一种，题目定为《宗教与优生》。因为是单行本，当时别有一段《引言》说：

    “谁都承认宗教是一种很巨大的势力。不久以前我们有人到一个很破落的小乡村（北平西北郊清华大学迤东的西柳村）里去放一些贷款。这个村子里只有五十多家，想借钱还债或做小本生意的倒在半数以上，经济能力的衰落是可想而知的了。但说也奇怪，村中唯一的一座庙宇却是修得很整齐，而是最近修缮过的，并且那笔修缮费一望而知要比我们贷款的总额为大。我们当然可以说，神道的‘榨取力’比任何人的力量还要来得大，但我们一样的可以说，信仰对于人事的影响，有时候确乎是可以大到无坚不摧，无微不至。

    “这样一种巨大的势力，对于一个民族的生活、健康、以至于整个的运命，当然不会没有影响，并且料想起来，这种影响一定是很深刻、很普遍的，正因为宗教是一种能传播广远而能深入人心的东西。本篇讨论有两层用意，一是就此种影响，加以历史的推敲与分析，二是根据了鉴往知来的原则，要看宗教的发展与民族的健康，两者之间，怎样才可以发生一番相成而不相害的关系。”

    在单行本里，此文原分五小章：一、宗教与民族健康的一般关系；二、宗教与古代西洋民族的兴亡；三、基督教与西洋民族的健康；四、中国民族与宗教信仰；五、一个前途的瞻望。如今把五章作为五节，节与节间空出一行，如前行七章之例。

    前面的七章是抗战时期写的，时作时辍，前后共跨九个月，三十年八月底到三十一年五月底。第一章的最先一部分是在峨眉山新开寺写的，其余则都在昆明。避地到过西南的人都知道这是敌人空袭最猛烈的一个时期，所谓疲劳轰炸就是在三十年八月初开始的。对于我，这幸而也是学校行政工作摆脱得比较最干净的一个时期，因而能在授课与躲警报的夹缝中，多少争取了一些写稿的机会。记得当时写此稿写得最多的地点是西南联合大学总办公处的庶务主任办公室；我和庶务行政向无关系，正唯其没有关系，所以反而比较清静，比较更可以避免客人的枉顾，因而得安心从事。当时唯一无法避免的不速之客是敌机来袭的警报；不过问题也还简单，警报一响，我就把手边的稿子和参考书物收拾起来，向庶务室的大铁箱下面（不是里面）一塞，然后随着众人向联大后面的坟山疏散。三十年九月以后，昆明的空袭虽频繁，联大的校舍却没有中过炸弹，因而庶务室无恙，铁箱无恙，我的敝帚自珍的稿件也就瓦全到了今日。当时联大的庶务主任是毕正宣先生，这一大串的方便，地点、桌椅、笔墨、以至铁箱底下三四方尺的泥地，都是他供给我的，我必须在此表示我的谢意。

    这七章是属于编译性的，大约三分属编，七分属译，每章后面的附注也还占用过不少的工夫。译文所用的西书是美国普本拿与约翰孙（Paul Popenoe and R. H. Johnson）合著的《应用优生学》，一九三三年修订本。普氏是人类改进基金社（The H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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