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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总结与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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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解决个别农民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和刘少奇所说的话，就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刘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案提交审查时评论说：
土地改革的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区别于那些认为土地改革仅仅是救济穷人的观点的。……土地改革的结果，是有利于穷苦的劳动农民……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20]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于1945年4月14日〔译者按：应为24日〕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表明他的观点：
“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21]
毛泽东事实上清楚地阐明了共产党集体所有制计划的思想理论基础。集体所有制否定了农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梦想，该计划后来很快就在中国许多地方坚决地加以推行。[22]
中共非常强调农民大众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准备为改善农民的生活而奋斗，而是在于他们坚信，农民在他们的革命目标进程中的某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在并不存在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工农联盟”仅仅是指导共产主义革命的唯一可行手段。列宁在1919年发展出“两个阶级联盟”的概念（更准确地讲，是想象）；许多年后，毛泽东灵巧地把它运用在中国。[23]就像毛所看到的，农民显然是共产党能够借以完成许多重要工作的有效工具。他在1945年初说道：“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更主要的，“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但是随着革命的成功，农民短暂的重要地位就会被改变，因为到时如果中国需要使自己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24]因此，中国的农民，一如我们所了解的以及他期望自己能够做到的，在共产主义中国面临着一个暗淡的前景。
近来的发展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遭遇如何。违背农民愿望的合作化和集体农场在1953年到1955年陆续设立起来。[25]农民有时以卖掉或宰杀耕畜的方式消极地抵制。农业收成远未达到共产党规定的指标。1955年下半年，集体化步伐加快，进一步导致农民的不满，偶尔会出现一些抵制活动。不过，这样的抵制因为缺乏组织和有效的领导，结果并不比帝国统治下流产的叛乱好多少。一位当代学者观察指出：“在强大的国家政权统治下，无论农民的不满甚至消极抵抗达到什么程度，都是无用的。”[26]
就像我们看到的，在帝国统治之下，反抗现存政权的叛乱在下列情况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运动得到了绅士和文人的有力领导，他们为运动带来组织和技术；（2）有足够数量的平民相信只有推翻现存政权的统治才可以保有他们最重要的利益；（3）现存政权的统治机器败坏到无力处理严重局势的地步。
中共似乎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上面三种情况的出现。首先，他们对知识分子（相当于帝制时期的士大夫）的控制，比清王朝时期要彻底、严密得多。通过采取这样的控制措施，中共最终成功地把知识分子的生活弄得像“小孩子游戏”（a child’s game）一样————许诺学生、教师和政府官员国事“公开”，并解答一切“隐藏在他们内心里的秘密”[27]————消除了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唯一的革命领导来源。其次，他们彻底限制财产所有权，降低家庭的影响，以压制或剥夺私人利益。[28]宗族领袖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那些经常促使绅士成员及平民起来抵抗或挑战政府权威的因素，就这样被清除了。中共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的社会。再次，中共党人充满活力与效率的行政————这些通常是描述帝制中国历史上新政权的特质————给许多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政权似乎消除了历史上各政权拥有的行政弊端。通过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和地方机构，[29]中共对乡村和城市的控制，比清政府更有效。
共产党人作为统治者，他们显然懂得专制统治的技术。他们所采取的统治方式，比清王朝统治者所用的明显有了改进，但是基本目的和控制的根本原则实质上是相同的：通过对思想、经济和政治等领域进行全面控制，使自己的统治永久维持下去。甚至在为自己政治权力合法性辩护这方面，帝国和共产党政权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前者公开声称“利民”，后者则宣称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中共是否在维持自己统治方面取得了完全而永久的成功呢？就目前情况来看，还不能这样说。的确可以想象到，共产党政权在迥异的环境下，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清王朝统治者的失败经验。直到最近，一些知识分子仍然不屈服于思想控制，特别见于他们对毛泽东发动第四次“整风运动”的反对。[30]据报，一些地方爆发了知识分子和农民都参与的动乱，多少与帝制时期的形态相同。[31]很明显，中共所遇到的思想控制困难，是清王朝统治者所没有遇到过的。清王朝统治者虽然是异族征服者，但是因利用已有的儒学传统推行思想控制而得到了绅士和文人这一精英阶层最大多数的支持；毕竟绅士和文人正是在儒学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们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传统。共产党人虽然是本土征服者，但他们用外来的、完全新式的、在许多方面同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观念，来取代传统儒学。[32]这样，他们就失去了清王朝统治者享有的优势。与此同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缝并没有愈合。同其他共产党政权一样，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是“一种政府和人民之间潜在的内战”。[33]这当然毫不新鲜，韩非子早就指出，在一个专制政体中，“上下一日百战”。[34]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这种“战”。消除私有财产所有制，并没有化解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利益矛盾。摧毁所有经济阶层的尝试，不但没有消除社会各阶层的悬殊地位，反而创造了新的政治阶层。[35]北京的《人民日报》提醒注意“干群之间新矛盾”的存在；并解释说，这种新矛盾是党员一些错误行为导致“干群关系对立”的结果。[36]如果真如一位前共产主义者强调所指出的，“显著的人类特征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权力创造和权力诱惑的温床；独一无二的等级精神和伦理原则与价值观完全缺乏，成为维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37]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无论目前坚强到什么程度，也不能永久地免于行政败坏（所有专制政权都拥有的痼疾）————这句话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黄村居民早在1930年就认为共产主义者不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38]当时的一位学者相信：“中国历史和社会组织的动力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终将比共产主义者能够利用的所有宣传、所有教条和所有活力所产生的都要大。”[39]这一评论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就预料共产党的统治对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为时尚早，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隐藏在“竹幕”之后和之外的环境，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未来运作轨迹。[40]现在想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本书的任务也不是要去做任何预测，但是，我们希望对19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为解释中国社会最近的发展状况提供一个出发点。[41]
* * *
[1] 韩非（前280——前233）是第一个清楚地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利益是天生对立的作者。不过，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统治者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上。比如，《韩非子·八经第四十八》中有这么一段话：“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同书《扬权第八》中有这么一句话：“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英译本见W.K.Liao（廖文魁） I，p.59。
[2] Hosea B.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439-440。然而，马士不正确地把咸丰帝继承下来的“腐败、统治混乱、人民普遍不满和社会动荡不安”等等一系列遗产完全归结于他父亲的过错，并错误地认为乾隆政权是“强有力的政府”。除了本书在其他场合下所提到的有关统治腐败情况的事例之外，下列在首都任职的著名官员李慈铭1859年所作的观察，在这里也可以引用。《越缦堂日记补》，巳集〔编者按：应为己集〕，78a-b（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记载说：“自去年冬愤弃诸生业，输粟为吏，继甚悔之。至京复见天子忧劳，顾宽大不责大臣以速治，大臣皆雍容善言太平，内外百执事惟逢迎献纳之不暇，朝官若卿贰以下，纷然以酒食歌舞相招致，不事事。吾观天下大势，已积重不可返，盗贼且日棘，故日夜思返，以蔬布养母终其身。”同书90a-91a（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记载说：“国家设关置务，征什一之利，上供县官，凡外僚自监司以上，入都者皆有定额。人习其制。至今年郑王为监督，乃刻意诛求，有勒至万金者。……五月间，予与叔子、啸篁等至京，敝车襆被，萧然无一物，而关吏横索羁质予等必五十金方得过……倾箧得二十金赠之，许其赢至寓舍相付，哀吁始诺。抵寓，乃遍借得如数，举付之，而吏故持银色低，叫呶诟詈，仆辈皆怒。”
[3]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214，note 2，引自The Chinese Repository，March，1834。
[4] 龚自珍（1792——1841）《定庵文集·乙丙之际箸议九》；此文写于1815年至1816年，非常能说明问题，描述了当时官僚阶层和知识界一片消沉的景象。魏源（1794——1856），《古微堂外集》，14/13b-14a〔译者按：4/5b〕中的一篇写于1840年的文章，以下列言语描述了中央集权的后果：“以内政归六部，外政归十七省总督巡抚，而天子亲览万几，一切取裁于上。百执事拱手受成，上无权臣方镇之擅命，下无刺史守令之专制，虽嵬琐中材，皆得容身养拙于其间。渐摩既久，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自仁庙末年，屡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优游成习，卒莫之反也。”不止一位学者指出了专制政权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强调自己的统治安全。比如，Linebarger，Djang Chu （章楚），and Burks，Far Eastern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1954），p.55：“（清）政府的运作体系被分开，是为了保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个政府机构之间的牵制和平衡，而不是为了得到一个运作敏捷、有效的行政体系。新皇帝的主要利益在于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而不是如何建设一个充满效能的政府。……在北京的清帝国中央政府很少制定推行建设性的政策。”
[5] 魏特夫则倾向于把这一现象称为“乞丐”民主。参见Oriental Despotism，p.108 ff。
[6] 中国的皇帝们一般都公开宣称遵照儒家学说，主张统治者是为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其中许多帝王同时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赞同法家关于国家的思想观念，认为统治者的利益才是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这种两面理论最早是汉宣帝（前73年——前49年在位）阐述的。他教诲其皇位继承人说，“汉室制度”是建立在“霸”（掌权的诸侯王）和“王”（真正的王）之道混合的基础之上的；并说如果只是依靠“道德教化”进行统治，就会犯错误。后来的皇帝虽然没有这样明确表白，但同汉宣帝一样依靠法家原则和政治理论进行统治。
[7] 参见第十章注229。
[8] 《明史》，309/6b。
[9] 《天朝田亩制度》，见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第一册。人们经常说1911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运动”。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从这一点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没错。然而，中产阶级领导不是孙中山革命的唯一特征。其成功之所以未能保持，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未得到农民支持，而在于孙中山的追随者没有充分重视农民大众的需要和期望。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义限于纸上，共产主义者才有机会利用“土地再分配”调动极端需要土地的农民大众的革命积极性。
[10]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土地政策”，而是顺应当下的情况而不断改变。在1920年代晚期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土地重新分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显著特征；这见于毛泽东1927年2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8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决议案，以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所指出的。参见Brandt，Schwartz，and Fairbank，A Document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documents 7，12，and 18，特别是pp.80-89，130-133，and 224-226。这一土地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暂时终止执行，代之而起的是“减租减息”政策；该政策“一方面帮助农民少受封建剥削，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消灭封建剥削”。参见同书documents 20 and 25，特别是pp.244 and 278-281。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抗战前的土地政策恢复执行。在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推行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础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为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36周年联名发表宣言，指出推行“耕者”应该“有其田”的政策是人民解放军八大基本政策之一。参见共产党文献的汇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8页、11——16页。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篇报告中，概括了土地政策演变情况及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把抗日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我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指示，就是表现这种改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实行。”参见同书第23——24页。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土地政策同太平天国领袖制定的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参见本书第四章注释245中引张德坚《贼情汇纂》中的一段。
[11] Herrlee G.Creel，Chinese Thought，p.3.
[12]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258.
[13]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198.Hugh 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 munist Revolution，pp.136-137。甚至更加强调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亚洲最重要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在中国。尽管中国的工人阶级事实上相当弱小，它还是照常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比亚洲其他任何地区要更加成功，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享有非常特别的威望————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亚洲；这种威望来自于绅士（或士大夫）统治的中国古老传统。其二，旧的政府机器崩溃了，中国在清亡后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其他与中国共产主义显然有关的因素————农民贫穷、民族主义思想和对政治变革的渴望————虽然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存在，但是由于未能和这两大原因结合在一起，故而未能产生像中国那样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北京大学的两名教授，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和历史学家李大钊。”作者在第154页中继续说道：“成功的共产党是权力机器、政治精英集团，它们从所有社会阶层吸收成员，但又独立于社会各阶层之外。虽然共产党既从农民阶级中又从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从农民阶级中发展党员更容易，因为农民自己不像工人那样容易产生与共产主义教义相矛盾的思想观念。”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之间所存在的区别。英国派驻东南亚的高级专员Malcolm MacDonald在回答“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时，说道：“所谓公众舆论，通常是指生活在城市、大型城镇和其他中心的公众的意见，这些地方拥有报纸、广播、政治活动等。亚洲的公众舆论，指的是生活在上述中心里，拥有政治觉悟的市民的意见。务农的农业人口，没有同样的条件来形成一种意见。他们经常疏离冷漠。共产主义者因而有机会掌握他们。”参见U.S.News and World Report，1954年12月3日，第79页。
[14] Robert C.North，“The Chinese Communist Elit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67-68.
[15] Guy Wint，Spotlight on Asia，p.114.参见 George E.Taylor，“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Asia，”Yale Review，XLII，p.187。他说：“只有从利用农民夺取政权这一含义上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才可以称为农民运动。”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munist Revolution，pp.152-153：“毛泽东及其忠实的同志朱德，既是干练的游击战争领袖，也是精明的农民群众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农民问题上取得了成功，较大地归功于他们制定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利益的重视，不但见之于1930年代初期以来发布的文件中，而且得到了当时参观苏区的西方记者评论的证实。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许多西方评论家才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农业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是依靠农民的运动，但不是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依靠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依靠他们生活。”
[16] David Mitrany，Marx Against the Peasant，p.205.
[17]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65；该书此处还引用了陈独秀的评论。
[18]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67，引1950年8月6日广州的《南方日报》。下列一段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1950年7月下旬在重庆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近半年来，虽然我们成功地完成了镇压土匪的任务，但是，土匪背后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我们还不能低估问题的严重性。”
[19]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p.68-69，就1950年10月四川西部的情形评论说：“现在的农民比起刚刚解放时来说，对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满意。……逐渐消灭大地主势力，是农民所能认识到的正确政策。……共产党人进军四川时虽然并没有得到农民阶层的普遍支持，但是他们的改革政策如同在华北一样最终取得了农民的支持。”很明显，Skinner并没有把集体化对农民可能产生的影响考虑进去；他在论述四川西部情况时，该地还没有开展集体化运动。有关土地分配政策执行到1951年春的情况概括，参见Chao Kuo-chün （赵国军），“Current Agrarian Reform Policies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p.277 （1951），pp.113-123。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对乡村社会统治情况的简略叙述，参见G.William 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Annals，CCLXXII，pp.89-100。
[20] Peter S.H.Tang （唐盛镐），Communist China Today，p.267.
[21] Mao Tse-tung （毛泽东），Selected Works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6），IV，p.291.
[22] 有关最方便的概括，参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264-291，还请参见Richard L.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pp.134-153。
[23]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11-12.Douglas S.Paauw 在对 David Mitrany’s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Far Eastern Quarterly，XII，pp.49-50）所作的评论中，用如下语言描述了这种“联盟”：“在农村革命开展的第一阶段，共产党人必须取得农民阶级的支持，以摧毁农村中封建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这样，农民阶级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共产主义革命行程中的不自然的合作者；他们要想免除地主阶级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只能把自己束缚在新的统治之下。在现代共产主义农村革命开展的第二阶段，共产主义者同农民的联盟瓦解了；农民自身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24]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见Selected Works，IV，pp.291 and 294-295。
[25] 参见前页注22。
[26]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291。从农民阶层中发展共产党员，或许会使人们发现共产党很难称为“共产党”。S.B.Thomas，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revised ed.，1955），p.73，引用1951年6月29日《人民日报》所载薄一波（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人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一段话：“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中间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是一件困难事情。……农民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也大体反映了农民群众这种特征。”
[27] Fyodor 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佐夫兄弟》），Garnett trans.，Modern Library ed，pp.299-308，宗教大法官说：“在他们还有自由的时候，任何的科学也不会给予他们面包，结果是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自由送到我们的脚下，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奴役我们吧，只要给我们食物吃。’他们终于自己会明白，自由和充分饱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唉，这事业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刚开始，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完成它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大地还要受许多苦，但是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成为恺撒，到那时我们就会去考虑全世界人类的幸福。……是的，我们要强迫他们工作，但是在劳动之余的空闲时间，我们要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就象小孩子游戏一样，既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烂漫的舞蹈。……我们将对他们说，一切的罪行只要经过我们的允许，都可以赎清。……他们不会有一点秘密瞒着我们。我们可以允许或禁止他们同妻子和情妇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们听话不听话，————而他们会高高兴兴地服从我们。压在他们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恼的秘密，一切一切，他们都将交给我们，由我们加以解决。”〔编者按：译文参考耿济之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有关中国共产党思想控制的方法和制度，参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9，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8。
[28] 例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6，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5。
[29] 参见A.Doak Barnett，“Mass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76-88；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 Annals，pp.89-100；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5；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2。
[30] 有关其扼要记载见Time，May 27，1957，pp.33-34。
[31] 1957年9月17日的香港《联合报》就刊载了此种性质的一次“起义”：“红色中国的新闻官员承认说，华南的广东省在5月里爆发了一场剧烈的反共产党统治的暴动。据新华社广州电，有五名共产党官员和其他身份没有说明的人，在7月12日爆发的冲突中被杀死。……新华社8月27日今天才到达香港，没有说明有多少人参加了暴动，但说政府粮站、税局和其他办公大楼遭到攻击。共产党的报道证明了台北‘中华民国中央通讯社’8月6日的报道，说学生、农民和民兵于7月12日发动了反抗红色中国的‘起义’。”
[32]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前副书记Milovan Djilas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和“从前革命”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在从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和暴力主要是作为后果、作为新的但早已得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与关系的工具而出现。……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过度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参见The New Class，p.19。〔编者按：译文参考陈逸译《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这样；此外，该性质的革命同“先前革命”（导致新王朝建立的起事）不同的是，它所利用的思想武器是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的。
[33] Djilas的评论，参见The New Class，p.87。
[34] 参见本章注1。
[35] Djilas，The New Class，pp.42-43：“在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批评性的分析时，一般认为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是一种特殊阶层的官僚体系，对人民实行统治。虽然这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详细分析，就会发现，构成统治官僚————或者用我所下术语来说就是新阶层————核心的只是那种特殊阶层的官僚，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这实际上就是政党或政治集团。其他官员只不过是新阶层统治下的工具。”就中国的情况来说，Djilas所称“统治官僚”或“新阶层”，大致相当于帝制时期的“统治阶级”；他所称的“行政官员”，类似于过去历史上的士大夫。
[36] Time，May 27，1957，p.33所引。
[37] Djilas，The New Class，pp.152 and 155-156描述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堕落。很明显，著名格言“权力腐败”在这里也非常适用。
[38] Lin Yüeh-hwa，The Golden Wing，p.199.
[39] Frank A.Kierman，Jr.，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History，pp.40-43.
[40]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Solomon Adler〔编者按：所罗门·艾德勒（1909——1994），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二战时在中国担任财政代表，1950年代以后一直居住在中国直到去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并对他们的政权进行了非常乐观的描述。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以假想的语气，用下列言辞作出了结论：“无论最终所得报酬是什么，中国从一个前工业社会变成一个工业社会，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必须付出严重的代价。就目前情况来说，或许由于中国的起点水平非常低并依靠苏联的支持，它所受到的苦痛虽然越来越厉害，但相对来说显得温和。如果不发生战争，如果农业社会主义化继续得到顺利开展，如果人口增长率没有危害工业化的步伐，那么很清楚，中国在走一条独具匠心的道路。”The Chinese Economy，pp.237-238。
[41] * 这段手稿写于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之前，我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推测，看来得到了一些证实。————萧公权
土地改革的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区别于那些认为土地改革仅仅是救济穷人的观点的。……土地改革的结果，是有利于穷苦的劳动农民……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20]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于1945年4月14日〔译者按：应为24日〕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表明他的观点：
“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21]
毛泽东事实上清楚地阐明了共产党集体所有制计划的思想理论基础。集体所有制否定了农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梦想，该计划后来很快就在中国许多地方坚决地加以推行。[22]
中共非常强调农民大众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准备为改善农民的生活而奋斗，而是在于他们坚信，农民在他们的革命目标进程中的某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在并不存在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工农联盟”仅仅是指导共产主义革命的唯一可行手段。列宁在1919年发展出“两个阶级联盟”的概念（更准确地讲，是想象）；许多年后，毛泽东灵巧地把它运用在中国。[23]就像毛所看到的，农民显然是共产党能够借以完成许多重要工作的有效工具。他在1945年初说道：“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更主要的，“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但是随着革命的成功，农民短暂的重要地位就会被改变，因为到时如果中国需要使自己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24]因此，中国的农民，一如我们所了解的以及他期望自己能够做到的，在共产主义中国面临着一个暗淡的前景。
近来的发展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遭遇如何。违背农民愿望的合作化和集体农场在1953年到1955年陆续设立起来。[25]农民有时以卖掉或宰杀耕畜的方式消极地抵制。农业收成远未达到共产党规定的指标。1955年下半年，集体化步伐加快，进一步导致农民的不满，偶尔会出现一些抵制活动。不过，这样的抵制因为缺乏组织和有效的领导，结果并不比帝国统治下流产的叛乱好多少。一位当代学者观察指出：“在强大的国家政权统治下，无论农民的不满甚至消极抵抗达到什么程度，都是无用的。”[26]
就像我们看到的，在帝国统治之下，反抗现存政权的叛乱在下列情况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运动得到了绅士和文人的有力领导，他们为运动带来组织和技术；（2）有足够数量的平民相信只有推翻现存政权的统治才可以保有他们最重要的利益；（3）现存政权的统治机器败坏到无力处理严重局势的地步。
中共似乎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上面三种情况的出现。首先，他们对知识分子（相当于帝制时期的士大夫）的控制，比清王朝时期要彻底、严密得多。通过采取这样的控制措施，中共最终成功地把知识分子的生活弄得像“小孩子游戏”（a child’s game）一样————许诺学生、教师和政府官员国事“公开”，并解答一切“隐藏在他们内心里的秘密”[27]————消除了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唯一的革命领导来源。其次，他们彻底限制财产所有权，降低家庭的影响，以压制或剥夺私人利益。[28]宗族领袖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那些经常促使绅士成员及平民起来抵抗或挑战政府权威的因素，就这样被清除了。中共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的社会。再次，中共党人充满活力与效率的行政————这些通常是描述帝制中国历史上新政权的特质————给许多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政权似乎消除了历史上各政权拥有的行政弊端。通过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和地方机构，[29]中共对乡村和城市的控制，比清政府更有效。
共产党人作为统治者，他们显然懂得专制统治的技术。他们所采取的统治方式，比清王朝统治者所用的明显有了改进，但是基本目的和控制的根本原则实质上是相同的：通过对思想、经济和政治等领域进行全面控制，使自己的统治永久维持下去。甚至在为自己政治权力合法性辩护这方面，帝国和共产党政权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前者公开声称“利民”，后者则宣称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中共是否在维持自己统治方面取得了完全而永久的成功呢？就目前情况来看，还不能这样说。的确可以想象到，共产党政权在迥异的环境下，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清王朝统治者的失败经验。直到最近，一些知识分子仍然不屈服于思想控制，特别见于他们对毛泽东发动第四次“整风运动”的反对。[30]据报，一些地方爆发了知识分子和农民都参与的动乱，多少与帝制时期的形态相同。[31]很明显，中共所遇到的思想控制困难，是清王朝统治者所没有遇到过的。清王朝统治者虽然是异族征服者，但是因利用已有的儒学传统推行思想控制而得到了绅士和文人这一精英阶层最大多数的支持；毕竟绅士和文人正是在儒学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们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传统。共产党人虽然是本土征服者，但他们用外来的、完全新式的、在许多方面同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观念，来取代传统儒学。[32]这样，他们就失去了清王朝统治者享有的优势。与此同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缝并没有愈合。同其他共产党政权一样，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是“一种政府和人民之间潜在的内战”。[33]这当然毫不新鲜，韩非子早就指出，在一个专制政体中，“上下一日百战”。[34]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这种“战”。消除私有财产所有制，并没有化解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利益矛盾。摧毁所有经济阶层的尝试，不但没有消除社会各阶层的悬殊地位，反而创造了新的政治阶层。[35]北京的《人民日报》提醒注意“干群之间新矛盾”的存在；并解释说，这种新矛盾是党员一些错误行为导致“干群关系对立”的结果。[36]如果真如一位前共产主义者强调所指出的，“显著的人类特征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权力创造和权力诱惑的温床；独一无二的等级精神和伦理原则与价值观完全缺乏，成为维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37]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无论目前坚强到什么程度，也不能永久地免于行政败坏（所有专制政权都拥有的痼疾）————这句话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黄村居民早在1930年就认为共产主义者不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38]当时的一位学者相信：“中国历史和社会组织的动力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终将比共产主义者能够利用的所有宣传、所有教条和所有活力所产生的都要大。”[39]这一评论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就预料共产党的统治对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为时尚早，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隐藏在“竹幕”之后和之外的环境，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未来运作轨迹。[40]现在想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本书的任务也不是要去做任何预测，但是，我们希望对19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为解释中国社会最近的发展状况提供一个出发点。[41]
* * *
[1] 韩非（前280——前233）是第一个清楚地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利益是天生对立的作者。不过，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统治者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上。比如，《韩非子·八经第四十八》中有这么一段话：“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同书《扬权第八》中有这么一句话：“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英译本见W.K.Liao（廖文魁） I，p.59。
[2] Hosea B.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439-440。然而，马士不正确地把咸丰帝继承下来的“腐败、统治混乱、人民普遍不满和社会动荡不安”等等一系列遗产完全归结于他父亲的过错，并错误地认为乾隆政权是“强有力的政府”。除了本书在其他场合下所提到的有关统治腐败情况的事例之外，下列在首都任职的著名官员李慈铭1859年所作的观察，在这里也可以引用。《越缦堂日记补》，巳集〔编者按：应为己集〕，78a-b（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记载说：“自去年冬愤弃诸生业，输粟为吏，继甚悔之。至京复见天子忧劳，顾宽大不责大臣以速治，大臣皆雍容善言太平，内外百执事惟逢迎献纳之不暇，朝官若卿贰以下，纷然以酒食歌舞相招致，不事事。吾观天下大势，已积重不可返，盗贼且日棘，故日夜思返，以蔬布养母终其身。”同书90a-91a（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记载说：“国家设关置务，征什一之利，上供县官，凡外僚自监司以上，入都者皆有定额。人习其制。至今年郑王为监督，乃刻意诛求，有勒至万金者。……五月间，予与叔子、啸篁等至京，敝车襆被，萧然无一物，而关吏横索羁质予等必五十金方得过……倾箧得二十金赠之，许其赢至寓舍相付，哀吁始诺。抵寓，乃遍借得如数，举付之，而吏故持银色低，叫呶诟詈，仆辈皆怒。”
[3]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214，note 2，引自The Chinese Repository，March，1834。
[4] 龚自珍（1792——1841）《定庵文集·乙丙之际箸议九》；此文写于1815年至1816年，非常能说明问题，描述了当时官僚阶层和知识界一片消沉的景象。魏源（1794——1856），《古微堂外集》，14/13b-14a〔译者按：4/5b〕中的一篇写于1840年的文章，以下列言语描述了中央集权的后果：“以内政归六部，外政归十七省总督巡抚，而天子亲览万几，一切取裁于上。百执事拱手受成，上无权臣方镇之擅命，下无刺史守令之专制，虽嵬琐中材，皆得容身养拙于其间。渐摩既久，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自仁庙末年，屡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优游成习，卒莫之反也。”不止一位学者指出了专制政权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强调自己的统治安全。比如，Linebarger，Djang Chu （章楚），and Burks，Far Eastern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1954），p.55：“（清）政府的运作体系被分开，是为了保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个政府机构之间的牵制和平衡，而不是为了得到一个运作敏捷、有效的行政体系。新皇帝的主要利益在于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而不是如何建设一个充满效能的政府。……在北京的清帝国中央政府很少制定推行建设性的政策。”
[5] 魏特夫则倾向于把这一现象称为“乞丐”民主。参见Oriental Despotism，p.108 ff。
[6] 中国的皇帝们一般都公开宣称遵照儒家学说，主张统治者是为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其中许多帝王同时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赞同法家关于国家的思想观念，认为统治者的利益才是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这种两面理论最早是汉宣帝（前73年——前49年在位）阐述的。他教诲其皇位继承人说，“汉室制度”是建立在“霸”（掌权的诸侯王）和“王”（真正的王）之道混合的基础之上的；并说如果只是依靠“道德教化”进行统治，就会犯错误。后来的皇帝虽然没有这样明确表白，但同汉宣帝一样依靠法家原则和政治理论进行统治。
[7] 参见第十章注229。
[8] 《明史》，309/6b。
[9] 《天朝田亩制度》，见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第一册。人们经常说1911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运动”。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从这一点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没错。然而，中产阶级领导不是孙中山革命的唯一特征。其成功之所以未能保持，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未得到农民支持，而在于孙中山的追随者没有充分重视农民大众的需要和期望。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义限于纸上，共产主义者才有机会利用“土地再分配”调动极端需要土地的农民大众的革命积极性。
[10]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土地政策”，而是顺应当下的情况而不断改变。在1920年代晚期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土地重新分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显著特征；这见于毛泽东1927年2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8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决议案，以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所指出的。参见Brandt，Schwartz，and Fairbank，A Document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documents 7，12，and 18，特别是pp.80-89，130-133，and 224-226。这一土地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暂时终止执行，代之而起的是“减租减息”政策；该政策“一方面帮助农民少受封建剥削，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消灭封建剥削”。参见同书documents 20 and 25，特别是pp.244 and 278-281。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抗战前的土地政策恢复执行。在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推行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础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为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36周年联名发表宣言，指出推行“耕者”应该“有其田”的政策是人民解放军八大基本政策之一。参见共产党文献的汇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8页、11——16页。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篇报告中，概括了土地政策演变情况及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把抗日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我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指示，就是表现这种改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实行。”参见同书第23——24页。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土地政策同太平天国领袖制定的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参见本书第四章注释245中引张德坚《贼情汇纂》中的一段。
[11] Herrlee G.Creel，Chinese Thought，p.3.
[12]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258.
[13]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198.Hugh 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 munist Revolution，pp.136-137。甚至更加强调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亚洲最重要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在中国。尽管中国的工人阶级事实上相当弱小，它还是照常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比亚洲其他任何地区要更加成功，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享有非常特别的威望————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亚洲；这种威望来自于绅士（或士大夫）统治的中国古老传统。其二，旧的政府机器崩溃了，中国在清亡后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其他与中国共产主义显然有关的因素————农民贫穷、民族主义思想和对政治变革的渴望————虽然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存在，但是由于未能和这两大原因结合在一起，故而未能产生像中国那样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北京大学的两名教授，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和历史学家李大钊。”作者在第154页中继续说道：“成功的共产党是权力机器、政治精英集团，它们从所有社会阶层吸收成员，但又独立于社会各阶层之外。虽然共产党既从农民阶级中又从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从农民阶级中发展党员更容易，因为农民自己不像工人那样容易产生与共产主义教义相矛盾的思想观念。”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之间所存在的区别。英国派驻东南亚的高级专员Malcolm MacDonald在回答“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时，说道：“所谓公众舆论，通常是指生活在城市、大型城镇和其他中心的公众的意见，这些地方拥有报纸、广播、政治活动等。亚洲的公众舆论，指的是生活在上述中心里，拥有政治觉悟的市民的意见。务农的农业人口，没有同样的条件来形成一种意见。他们经常疏离冷漠。共产主义者因而有机会掌握他们。”参见U.S.News and World Report，1954年12月3日，第79页。
[14] Robert C.North，“The Chinese Communist Elit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67-68.
[15] Guy Wint，Spotlight on Asia，p.114.参见 George E.Taylor，“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Asia，”Yale Review，XLII，p.187。他说：“只有从利用农民夺取政权这一含义上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才可以称为农民运动。”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munist Revolution，pp.152-153：“毛泽东及其忠实的同志朱德，既是干练的游击战争领袖，也是精明的农民群众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农民问题上取得了成功，较大地归功于他们制定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利益的重视，不但见之于1930年代初期以来发布的文件中，而且得到了当时参观苏区的西方记者评论的证实。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许多西方评论家才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农业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是依靠农民的运动，但不是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依靠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依靠他们生活。”
[16] David Mitrany，Marx Against the Peasant，p.205.
[17]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65；该书此处还引用了陈独秀的评论。
[18]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67，引1950年8月6日广州的《南方日报》。下列一段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1950年7月下旬在重庆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近半年来，虽然我们成功地完成了镇压土匪的任务，但是，土匪背后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我们还不能低估问题的严重性。”
[19]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p.68-69，就1950年10月四川西部的情形评论说：“现在的农民比起刚刚解放时来说，对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满意。……逐渐消灭大地主势力，是农民所能认识到的正确政策。……共产党人进军四川时虽然并没有得到农民阶层的普遍支持，但是他们的改革政策如同在华北一样最终取得了农民的支持。”很明显，Skinner并没有把集体化对农民可能产生的影响考虑进去；他在论述四川西部情况时，该地还没有开展集体化运动。有关土地分配政策执行到1951年春的情况概括，参见Chao Kuo-chün （赵国军），“Current Agrarian Reform Policies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p.277 （1951），pp.113-123。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对乡村社会统治情况的简略叙述，参见G.William 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Annals，CCLXXII，pp.89-100。
[20] Peter S.H.Tang （唐盛镐），Communist China Today，p.267.
[21] Mao Tse-tung （毛泽东），Selected Works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6），IV，p.291.
[22] 有关最方便的概括，参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264-291，还请参见Richard L.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pp.134-153。
[23]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11-12.Douglas S.Paauw 在对 David Mitrany’s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Far Eastern Quarterly，XII，pp.49-50）所作的评论中，用如下语言描述了这种“联盟”：“在农村革命开展的第一阶段，共产党人必须取得农民阶级的支持，以摧毁农村中封建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这样，农民阶级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共产主义革命行程中的不自然的合作者；他们要想免除地主阶级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只能把自己束缚在新的统治之下。在现代共产主义农村革命开展的第二阶段，共产主义者同农民的联盟瓦解了；农民自身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24]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见Selected Works，IV，pp.291 and 294-295。
[25] 参见前页注22。
[26]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291。从农民阶层中发展共产党员，或许会使人们发现共产党很难称为“共产党”。S.B.Thomas，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revised ed.，1955），p.73，引用1951年6月29日《人民日报》所载薄一波（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人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一段话：“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中间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是一件困难事情。……农民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也大体反映了农民群众这种特征。”
[27] Fyodor 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佐夫兄弟》），Garnett trans.，Modern Library ed，pp.299-308，宗教大法官说：“在他们还有自由的时候，任何的科学也不会给予他们面包，结果是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自由送到我们的脚下，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奴役我们吧，只要给我们食物吃。’他们终于自己会明白，自由和充分饱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唉，这事业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刚开始，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完成它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大地还要受许多苦，但是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成为恺撒，到那时我们就会去考虑全世界人类的幸福。……是的，我们要强迫他们工作，但是在劳动之余的空闲时间，我们要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就象小孩子游戏一样，既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烂漫的舞蹈。……我们将对他们说，一切的罪行只要经过我们的允许，都可以赎清。……他们不会有一点秘密瞒着我们。我们可以允许或禁止他们同妻子和情妇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们听话不听话，————而他们会高高兴兴地服从我们。压在他们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恼的秘密，一切一切，他们都将交给我们，由我们加以解决。”〔编者按：译文参考耿济之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有关中国共产党思想控制的方法和制度，参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9，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8。
[28] 例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6，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5。
[29] 参见A.Doak Barnett，“Mass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76-88；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 Annals，pp.89-100；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5；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2。
[30] 有关其扼要记载见Time，May 27，1957，pp.33-34。
[31] 1957年9月17日的香港《联合报》就刊载了此种性质的一次“起义”：“红色中国的新闻官员承认说，华南的广东省在5月里爆发了一场剧烈的反共产党统治的暴动。据新华社广州电，有五名共产党官员和其他身份没有说明的人，在7月12日爆发的冲突中被杀死。……新华社8月27日今天才到达香港，没有说明有多少人参加了暴动，但说政府粮站、税局和其他办公大楼遭到攻击。共产党的报道证明了台北‘中华民国中央通讯社’8月6日的报道，说学生、农民和民兵于7月12日发动了反抗红色中国的‘起义’。”
[32]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前副书记Milovan Djilas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和“从前革命”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在从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和暴力主要是作为后果、作为新的但早已得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与关系的工具而出现。……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过度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参见The New Class，p.19。〔编者按：译文参考陈逸译《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这样；此外，该性质的革命同“先前革命”（导致新王朝建立的起事）不同的是，它所利用的思想武器是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的。
[33] Djilas的评论，参见The New Class，p.87。
[34] 参见本章注1。
[35] Djilas，The New Class，pp.42-43：“在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批评性的分析时，一般认为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是一种特殊阶层的官僚体系，对人民实行统治。虽然这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详细分析，就会发现，构成统治官僚————或者用我所下术语来说就是新阶层————核心的只是那种特殊阶层的官僚，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这实际上就是政党或政治集团。其他官员只不过是新阶层统治下的工具。”就中国的情况来说，Djilas所称“统治官僚”或“新阶层”，大致相当于帝制时期的“统治阶级”；他所称的“行政官员”，类似于过去历史上的士大夫。
[36] Time，May 27，1957，p.33所引。
[37] Djilas，The New Class，pp.152 and 155-156描述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堕落。很明显，著名格言“权力腐败”在这里也非常适用。
[38] Lin Yüeh-hwa，The Golden Wing，p.199.
[39] Frank A.Kierman，Jr.，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History，pp.40-43.
[40]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Solomon Adler〔编者按：所罗门·艾德勒（1909——1994），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二战时在中国担任财政代表，1950年代以后一直居住在中国直到去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并对他们的政权进行了非常乐观的描述。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以假想的语气，用下列言辞作出了结论：“无论最终所得报酬是什么，中国从一个前工业社会变成一个工业社会，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必须付出严重的代价。就目前情况来说，或许由于中国的起点水平非常低并依靠苏联的支持，它所受到的苦痛虽然越来越厉害，但相对来说显得温和。如果不发生战争，如果农业社会主义化继续得到顺利开展，如果人口增长率没有危害工业化的步伐，那么很清楚，中国在走一条独具匠心的道路。”The Chinese Economy，pp.237-238。
[41] * 这段手稿写于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之前，我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推测，看来得到了一些证实。————萧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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