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缘起

    往者在东，得读《大战学理》及《战略论》诸书之重译本，尝掇拾其意义附诠于《孙子》之后，少不好学，未能识字之古义，疑义滋多焉。庚戌之秋，余将从柏林归，欲遍谒当世之兵学家，最后乃得见将官伯卢麦，普法战时之普军大本营作战课长也。其著书《战略论》，日本重译者二次，在东时已熟闻之矣。及余之在德与其侄相友善，因得备闻其历史。年七十余矣，犹好学不倦，每岁必出其所得，以饷国人。余因其侄之绍介，得见之于柏林南方森林中之别墅。入其室，绿荫满窗，群书纵横案壁间，时时露其璀璨之金光，而此皤皤老翁，据案作书，墨迹犹未干也。余乃述其愿见之诚与求见之旨。将军曰：“余老矣，尚不能不为后进者有所尽力，行将萃其力于《战略论》一书，今年秋当能改正出版也。”乃以各种材料见示，并述五十年战略战术变迁之大纲，许余以照片一，《战略论》新版者一，及其翻译权。方余之辞而出也，将军以手抚余肩曰：“好为之矣，愿子之诚有所贯彻也。抑吾闻之，拿破仑有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也。子好为之矣！”所谓古昔之教训云者，则《孙子》是也（是书现有德文译本，余所见也）。顷者重读

    《战略论》，欲举而译之。顾念我祖若宗，以武德著于东西，犹复留其伟迹，教我后人，以余所见菲烈德、拿破仑、毛奇之遗著，殆未有过于此者也。子孙不肖，勿克继承其业，以有今日而求诸外。吾欲取他国之学说输之中国，吾盍若举我先民固有之说，而光大之。使知之所谓精义原则者，亦即吾之所固有，无所用其疑骇，更无所用其赧愧。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放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嗟夫，数战以还，军人之自馁极矣，尚念我先民，其自觉也。

    计篇

    总说此篇总分五段，第一段述战争之定义，第二段述建军之原则，第三段述开战前之准备，第四段述战略战术之要纲，第五段结论胜负之故。全篇主意，在“未战”二字，言战争者，危险之事，必于未战以前，审慎周详，不可徒恃一二术策，好言兵事也。摩尔根曰“事之成败，在未着手以前”，实此义也。

    第一段

    兵者，国之大事；

    毛奇将军自著《普法战史》开章曰：“往古之时，君主则有依其个人之欲望，出少数军队，侵一城，略一地，而遂结和平之局者，此非足与论今日之战争也；今日之战争，国家之事，国民全体皆从事之，无一人一族，可以幸免者。”

    格鲁塞维止著《大战学理》第一章，战争之定义曰：“战争者，国家于政略上欲屈敌之志以从我，不得已而所用之威力手段也。”

    伯卢麦《战略论》第二章曰：“国民以欲遂行其国家之目的，故所用之威力行为，名曰战争。”

    案既曰“事”，则此句之兵，即可作战争解，顾不曰战而曰兵者，盖兼用兵（即战时运用军队）、制兵（即平时建置军队）二事而言之也。兵之下即直接以国字，则为孙子全书精神之所在；而毛奇之力辟个人欲望之说，伯卢麦之一则曰国民，再则曰国家之目的，皆若为其注解矣，岂不异哉。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案死生者个人之事，存亡者国家之事，所以表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而即以解释上文之“大”字。“察”者，审慎之谓，所以呼起下文种种条件：

    第二段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此段专言内治，即平时建军之原则也。道者，国家之政治；法者，国军之制度；天地人三者，其材料也。中国古义以天为极尊，而冠以道者，重人治也（即可见孙子之所谓天者，决非如寻常谈兵者之神秘说）。法者，军制之根本，后于将者，有治人无治法也。五者为国家（未战之前）平时之事业。经者本也，以此为本，故必探索其情状。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毛奇将军《普法战史》第一节，论普法战争之原因，曰“今日之战争非一君主欲望之所能为也，国民之志意实左右之。顾内治之不修，党争之剧烈，实足以启破坏之端，而陷国家于危亡之域。大凡君主之位置虽高，然欲决心宣战，则其难甚于国民会议。盖一人则独居深念，心气常平，其决断未敢轻率；而群众会议，则不负责任，易于慷慨激昂。所贵乎政府者，非以其能战也，尤贵有至强之力，抑国民之虚骄心，而使之不战。故普法之役，普之军队仅以维持大陆之和平为目的，而懦弱之政府（指法）适足以卷邻国（指普）于危亡漩涡之内。”

    此节毛奇所言，盖指法国内状而言也。拿破仑第三，于俄土奥意之役，虽得胜利，仅足以维持其一时之信用，而美洲外交之失败，国内政治之不修，法国帝政日趋于危险。拿破仑第三欲自固其位，不得不借攻普之说，以博国民之欢心，遂至开战，故毛奇曰“懦弱之政府”云云。

    《普奥战史》第一章摘要，自拿破仑之亡，普人日以统一德国为事，所持以号召者则民族主义也。顾奥亦日耳曼族也，故普奥之役，时人谓为兄弟战争，大不理于众口，而议会中方且与俾士麦变为政敌，举前年度之陆军预算而否决之。千八百六十六年春夏之交，普人于战略政略之间乃生大困难，盖以军事之布置言，则普国着手愈早则利愈大，而以致治之关系言，则普若先奥而动员，微特为全欧所攻击，且将为内部国民所不欲（西部动员时，有以威力强迫始成行者）。普王于是迁延迟疑，而毛奇、俾士麦用种种方法仅告成功苦心极矣。数其成功之原因，则一为政府之坚忍有力，二为平时军事整顿之完备，三为军事行动之敏捷，卒能举不欲战之国民而使之能战。

    案本节文义甚明，所当注意者为一“民”字及一“令”字。民者根上文国家而言，乃全体之国民非一部之兵卒也。令者有强制之意，政府之本领价值，全在乎此。案正式之文义，例亦不胜枚举，兹特举普法战役之例，以见国民虽有欲战之志，而政府懦弱不足以用之，卒至太阿倒持，以成覆败之役。特举普奥战役之例，以见民虽不欲战，而政府有道，犹足以令之，以挽危局为安全。可见“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两句决非寻常之叠句文字。与民死，固难（普奥之役之普国）；与民生，亦不易也（普法时之法国）。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广狭、死生也。

    案观下文“天地孰得”之语意，则知此所指，乃天时地利之关于国防事业者，曰阴阳，曰寒暑，曰远近，曰广狭；皆确实之事实，后人乃有以孤虚旺相等说解天字，而兵学遂入于神秘一门。神秘之说兴，而兵学晦矣，（另有说）而不知孙子当时固未尝有此说也。

    “时制”云者，时，谓可以用兵之时，制，限也，谓用兵有所限制也。如古之冬夏不兴师之谓。日俄之役必择正二月中开战，预期冬季以前可以求决战等类是。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格鲁塞维止《大战学理》论军事上之天才文，摘译如下：

    细论（甲）勇

    战争者，危险事也，故军人第一所要之性质为勇。

    勇有二：一为对于危险之勇，一为对于责任之勇。责任者，或指对于人而言，或指对于己之良心而言，兹先论第一种对于危险之勇。

    此勇又有二：有永久之勇，有一时之勇。永久之勇，为不惧危险，此则或出于赋禀，或成于习惯，或由自轻其生命而生，要之皆属于恒态，永久的也。

    一时之勇，由积极之动因而生，若名誉心、爱国心，及其他种种之感奋而出者是也。此种之勇，要不外乎精神之运动，属于情之区域，为非恒态。

    二者效果之异，可无疑矣。恒态之勇，以坚固胜，所谓习惯成自然，无论何时，不离其人者也；感情之勇，以猛烈胜，而不拘以时。前者生节操，后者生英气。故勇之完全者，不可不并有此二者。

    （乙）局面眼（慧眼）果断

    战争与劳动困苦相连，军人欲忍而不疲者，则其身心不可不具有一种堪能之力。人苟具此力，而不失其常识，则已适于战争之用。吾侪尝见半开化之国民中，颇有适于战争者，不外具此力也。

    若进一步而为完全之要求，则军人不可不有智力。

    战争者，推测之境界也，凡事物为军事动作之基础者，其四分之三常不确实。譬在云雾中，或浓或淡，惟有智力者能判断之。于此中而求其真，寻常之人，或亦偶得其真，又有以其非常之勇，而补其智之所不及者，偶然而已。若综合全体而论，其平均之成绩，则不智者终不能掩其所缺。战争者，不虞之境界也。人生事业中最易与意外之危险相触者，莫如战争，主将于此不能不为之稍留余地；而诸状况不确之程度愈增，事业之进步亦愈困难。

    情况之不明，预料之不确实，与意外之事变，常使主将生“所遇者恒与所期不相侔”之感。而影响即及于各种计划，其或竟举前计直弃之，而易以新，而一转瞬间，新计划之根据又不见完全。盖战状云者非一时尽现，日有所闻，日有所异，而此心常皇皇于所闻所异之中。

    当此而能镇定者不可不具二种性质：一曰智，智者如行路于黑暗之中，常能保有一点之光明，而知本线之在何方者也；一曰勇，勇者使人能藉此微弱之光明，而迈往前进者也。彼法人之所谓局面眼（慧眼）（Coup d'oeil）者，此则谓之果断；果断云者，勇其父而智其母。

    此法语之所由生，盖谓战争以战斗为主。而战斗则以时间及空间之两要素为体。当时骑兵之使用，及其急剧之决战，凡一切皆以迅速及适当之决断为成功之要诀。而形容此时间空间之目测力，谓之为慧眼。兵学者迄今以此古义释慧眼者不少，盖凡动作迫切之时而能下适当之决断者，无非由此慧眼而生。例如发见适当之一攻击点等，则尤可见慧眼云者，非仅谓形体上之目，实兼指心目而言者也。

    由慧眼乃生果断，果断云者，则所谓责任之勇也。又得云精神之勇，法语名之曰心勇，以其由智所生故也。然此勇之生，虽由于智，而其动则不由于智，而由于情。盖智者不必有勇，且多智之人，往往有临难而失其决断力者，吾侪所尝见也。故智尚矣，尤赖于情之勇。大抵人当危急之秋，与其谓为智所左右，毋宁谓为情所左右也。

    临事之苦于疑虑，尤恐其陷于犹豫也，则果断要矣。世俗常以冒险大胆暴虎冯河之勇为果断，然吾侪则以为若不具完全之理由，决不许以果断之称。完全之理由，则由智力而得者也。

    果断生于智，而成于勇，固矣。然观察之智、感情之勇，仅曰兼也，实犹未足；所贵者，则二者之调和力也。世有人，其心目颇能解释困难问题，而平生当事，亦未尝无勇；顾有一临应行果断之机会，而忽失其能力者，则智力不融洽，故不能交互而生第三者之果断也。彼无智者，即遇艰难，未尝思想，即无忧虑，幸而成功，则例外也。

    是故吾辈论果断者由智力之特殊方向而生，与其名之曰英迈，毋宁谓为强硬之脑髓，下之事实则足以证之。即在下级官时，颇能决断一切，一旦晋级稍高，即失其固有之能力者。盖此种人明知不能果断之害，而目下所遇诸事务，又非从前所习惯，而固有之智力，遂失其作用也。此其果敢之动作，习之愈久，犹豫之危险愈大，见之愈明，而决断力之萎缩乃愈甚。

    常住心（恒）

    性质之邻于果断者为常住心，当不意之事变能得正当解决（此属于智），而急危之际能保守其固有之宗旨者也（此属于情），固不必属于非凡之列。盖同一事也，出诸深思熟虑之余，则为平淡无奇，而当急剧之际，乃仍不失其深思熟虑之态度，则常住心之所以可贵也。此种性质，或属于智之活动，或属于情之平衡，则视际会之何如以为定。顾智与情，二者苟缺其一，则失其常住心。

    （丙）不拔坚固忍耐感情及性格之强健

    战争者，由四原质所成之蒙气围绕之，曰危险，曰形体之劳苦，曰不确实，曰不意是也。入此蒙气中而能兼确实之动作与完全之成就者，不能不有赖于智力交互之力，战史所称述之不拔、坚固、忍耐等，要不外由此力之变化而出。简言之，则诸英雄此种性质之表现，不过自唯一之“志意力”而出。顾其现象，则相似而不相同。试分析如左：

    欲使读者之想象易于明了，不可不先提起一问，曰：凡重量负担抵抗等之加于主将之心上，而足以挑起其心力者，何耶？答之者必曰：此种重量未必即为敌人之行为也，盖敌人之行动，直接及于兵卒而已，与指挥官不相触；例如敌若延长其抵抗之时间，由二时至四时，则指挥官唯使其部下加二时间之形体危险而已；此种数量则地位愈高，价值亦愈减，在将帅之地位言则战斗延长二时间之差，又何足论；唯敌之抵抗，次第影响于主将所有之诸材料（合人员材料而言），抵抗愈久，消耗愈多，则间接及于指挥官之责任问题，则是主将所痛心，而意志之力因之触发者也。

    然指挥官负担之最重且大者犹不在此。

    当军队犹有勇气，犹有好战之心，则动作轻快，其劳指挥官意志之力者盖少。战况一及于困难，则如平常随意运转之机关，忽生一种抗力，非敌人之抵抗，而我兵之抵抗也，非必其抗命抗辩也。（当是时抗命抗辩亦时时有之，兹所云者指概况言。）

    流血既多，军队之体魄道德诸力均为之沮丧，忧苦之情起于行列之间，而此情遂影响及于指挥官之心。主将于此仅持我心之不动未可也，尤贵逆众庶之心而支之。众庶之心力，既不能自支，则其意志乃悉坠于将帅一人之上。众庶之希望冷矣，则由主帅胸中如燃之火而使之再温；众庶之未来观暗黑矣，则由将帅胸中皎洁之光而使之再明：夫如是，始足以成功。非然者，将帅将自失其心力，而众庶将引将帅而堕于自卑之域。世有因危险而忘耻辱者，此其由也。是为将帅不可不支持之最大抵抗，此种抵抗，人愈多则愈长，地位愈高则愈重。

    凡临战所以激人之感情者甚多，其能最久而有力者，莫如名誉心。德人于此语附以好名之鄙义，盖谓滥用之，易生不正之动作者也。然溯此心发动之原，实属于人性中最高尚之域，而为战争中发生动力之枢纽。彼爱国、复雠诸感奋，或则高尚，或能普遍，或能深入，然不能驱名誉心而代之。盖爱国心等为全军所共有，非不高尚也，而主将于此则无由自别于群众，而不足生其较部下为更大之企图。名誉则按其等以差，而各种机会，各种动作，皆若为各人所私有，无不思所以利用之。以名誉为产业，而各极其鞭策竞争之致，则成功之由也。古来有大将帅而无名誉心者乎，未之见也。

    坚固者，于各事之冲突上所生意志之抵抗之谓。忍耐者，则意志抵抗之自时间上言者。二者甚相近，而其本则相异，盖坚固仅由于情之强，而欲其持久不变，则不能不藉于智之彻，盖行为之继续愈长，则对于行为之计划亦愈密，而忍耐力则实生于智力之计划者也。

    （丁）感情之强健

    欲进论感情及性格之强健，不可不先释强健二字为何义。感情之强健云者，决非谓感情猛烈，或易于激动之谓。不论何种感动激刺，而其人常能随智力为动作者，是为感情上强健。此性质果由智力而生乎？一疑问也。世有优于智力者，而忽为情所驱使，遂妄动妄作者，论者犹得曰智有大小广狭，而此必其小而狭者也，顾吾人则以下说为近于真。

    当情之炽，而能随智为转移，吾侪名斯人以为有自制之能，此自制力则生于情者也。伟人当情至于激，则别生一种情以平衡之，而亦无害于前者之激情，得其平而后智力之作用现。顾此特别之情又何自生乎，曰生于自尊心，盖彼终身不忘为万物之灵也，故其动作不背于有智虑者之原则。吾侪以激情虽至极致，而犹能不失其平衡者，谓为感情之强健。

    感情上之人物，大别为四类：第一种，为无情之人物；第二种，则情易动而常不逾矩，人所谓多情而静稳之人物；第三种，则其情易于刺激，一时虽猛烈，而消灭则甚易；第四种，则其情甚不易动，而其动也不急剧，必以时，顾一旦既动，则且强且久，既深且激。此四种之差别与体魄上亦大有关系，吾侪不欲以薄弱之哲学，为高深之研究，但举此四类人而论断其于军事上之关系，兼以释明此感情上强健之义。

    无感情者，容易不失其平衡，然不能谓感情强健，盖此种人全无发动力者也。其于军事上有偏颇之器能，用之得其宜，亦足以奏多少之功，顾不能得积极之效果，然亦不至于偾事。

    第二种之人物，颇足以经营小事，而临大事则易为所抑压；例如见一人之横祸，则能披发缨冠以往而视，及国运之将亡、民生之病苦，则亦徒自悲痛而不能自奋。此种人之于军事，其动作颇能和平，而不能建大功，其或智力出众，未始不可建特殊之事业，然而鲜矣。

    情之易激而烈者，既不适于世矣，彼其长在于发动之强，而其短则在经过之速。此种人物若加以名誉心，则颇适于下级军官之用，盖其职务之动作，以短时间而告终也。鼓一时之勇以为大胆之攻击者，数分间事耳，反之一会战为一日数日之事，一战役为一年二年之事业也，则与此种人实不相宜。感情速而易变，一失平衡，即成丧气，是用兵者所最忌也。然必谓易于激动之人必不能保其感情之平衡，是又不然。盖易激之人，思想颇高，而自尊之情，亦即由之以生，故其事之及于误也，则常惭愧不能措，故若裕以学问，加以涵养，阅历渐深，亦能及于感情强健之域。

    大凡军事上之困难，犹若大容积物之压迫然，旋而转之，非大有力者不可，具有此力者，则惟此第四种具深潜激情之人。此情之动犹若巨物之前进，其速度甚小，其效果则甚大。顾以此种人为必能成功，则亦属误解。未开明国之英雄，一旦因自制力之缺乏而挫折者，屡屡见也，是亦由其智力之不足，而易为情所驱使者也，然顾开明国中亦未始无之。

    我侪于此不惮反复重言以申明之：所谓感情上强健者，非其情感发动之强之谓；当强情之发能不失其平衡，而动作犹为智力所支配，譬若大舟涉风，颠倒辗转，而罗盘之针尖，常能不失其方向，是为感情之强健。

    性格上之强健

    性格之强健云者，即人能确守其所信之谓。所谓信者，固不问其说之出于人，或出于己也。意见之变易，不必由于外来之事物，即一己智力之因果作用，亦足以生影响...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