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日月并明

r />     理论可以即是文章，这只有中国人能够。冈洁每说数学的原理之美，汤川秀树亦感叹物理学上原理之美，若在庸鄙的数学者与物理学者是不知此美的。而中国人的是凡理论皆像数学理论与物理学原论的美，因其皆是从文明的第一手而来的理论。中国的第一篇好文章是《尧典》，《书经》记言记事无不是理而篇篇皆是好文章。以前我即已提出过中国人处处讲一个理字，原来中国人的这理都是有着从大自然而来的第一手的理论体系为其背境，所以这样光明清洁可喜庆，所以可以是文章的了。

    《易经》的卦爻象传文言与系辞是最高说理的文章，有如音乐。《礼记》讲制度与行仪，而可以都是好文章。《春秋》、《左传》讲史亦都是讲理，都是好文章。《论语》、《孟子》、《中庸》、《老子》、《庄子》、《孙子兵法》是最最彻头彻尾讲理的了，而彻头彻尾都是好文章。《史记》穷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这不是理论文是什么，而《史记》的文章之好却正如日月星辰之丽于天，江河城廓之丽于地。而在西洋，则除了特定为文艺的东西之外无文艺，他们的理论的东西最高如数学，古代希腊人还知讲数学的自理，而现在他们只知讲定例与方程式，缺少当初的光辉，就美不起来了。但也西洋的还是其大数学者与大物理学者的文字与讲演比较清洁，多少有着美，而其他的论文无论是讲政治经济的，或哲学的，以及记叙情报的，则都不能是文章。

    以前我又已提出过中国无特制艺术品，而凡日常用的盘碗几案无有不美。彼时我只说明了中国的好东西都是家常的。今在这里我可是要更深入的来说明中国的制器与凡百东西的造形，因为都是生于第一手的理（在于天人之际的理），所以才能做到像这样的家常而皆美。日本的家常用具则只是学做中国的，而赋以日本女人文明的情绪，也可以亲切为己有，但因日本人没有第一手的理论学问，所以他们不能像中国人的自己创造造形。而西洋人则于中国的日常东西虽要学亦学不来，因为他们不但没有像中国人的第一手的理论学问，亦且没有像日本人的美的情绪。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日本人自奈良朝以来学中国的礼制而能行之，这就是很好的了。要感谢他们帮助孙中山先生革命，虽然他们怎么也不能懂得《易经》说的革天命。而且今日仙枝天文天心来日本，也甚承受日本文明的美。日本的天皇有合于中国的王天下之王，但因没有王天下的理论体系的学问，不能代替西洋的来提出开创新时代的理想与新制度，徒然打了个大东亚战争的大败仗。王天下的大业还是要等我们中国再起来。不要只看眼前的西洋为霸的唯物质的世界，那是要劫毁的，他们原来亦就只是假主，真主只可等中国文明。

    大自然的法则古犹今也，所以若真是文明的东西，它的原理亦必定是今不异古的，先王之于天下有九服之制，自甸服侯服宾服至于要服王服荒服，将来日本我们不拿他当侯服，拿他当宾服吧，印度韩国越南等亦然。而西洋的那些国家则是要服王服荒服吧。因为西洋人亦至今为存有古代文明的面影，还知道第二手的数学与物理学，还记得有个神字与爱字，不比得禽兽。《山海经》里的世界，汉唐的西域丝绸路，将来中国重又做了天下之主，风光还是可以依稀想象若干似当年的。

    理论学问的所在

    棋理生于下棋的人

    理论必要是体系化的。又，理论必要是生于修行的。

    数学不能通于艺术，但你若知无理数与有理数之际则知数之与象，可通于艺术了，而无理数与有理数之际的所以然，却是要从《易经》才可来解说，在《易经》的体系里数学才是不受委屈。物理学亦是要在《易经》的体系里，才是物理学生在生生之理里。所以最是《易经》里说数与说物理说得畅遂的了。在西洋用数学与物理学不能为文明的造形，而在中国文明里用数学与物理学则能没有此问题。

    大自然是一个体系的，所以《易经》的理论便也是盖天盖地盖万物的，万物是理一而形异，故微视世界的现象与巨视世界的可以相通。日本原子物理学者阪田昌一与元法政大学校长谷川彻三的对谈集里，谷川惊奇于素粒子的是点亦是波，以为与现实的巨视世界的理不可通，此是他枉为了哲学者与艺术批评者，日本人的于理论幼稚，大率如此。若微视世界的原理与巨视世界的不能相通，此就是大自然的不能是一个体系的了，这怎么会？

    大自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而同时其局部又各皆是一个完全，譬如一株大树，其任何一节皆蕴有着全树的生机。是故一草之微可通于春山之大，一截之水亦具有来源的怀思与前去的远意，是故文明的东西的造形皆可与天地万物齐德同光，而亦所以中国文明的理论与记事自然皆是文章的了。

    现在我们也被卷入在内的西洋的世界是用数学与物理学所营造，而数学不能绝对精密，物理学更是于物不亲。我们不可以不要数学与物理学，但是要如何才好？这不是可以道德来制约科学，以艺术来与科学相补云云这一类的俗论所可有效，更不是以自动制御装置要科学自肃云云所可解决，却是只有直溯到《易经》之于数与物理，来深思其故，才可以解答得这个大难题。这才是真正的理论学问的智慧。

    《易经》教了我们数并非现成有着在那里的，而是在于物之生长里而才有的，所以数是行动的，在行动里一路上延伸，一路上成定。所以凡有理数，同时都涵着无理数，无理数是有理数的生意。所以数有姿有理，数姿在于每一数的成定具足，而数理则是数的展开的条理。所以使用现成的单是观念的数来制物，不如在制物中生出数来。譬如中国的乐器，古琴、筝与三弦胡琴等皆是弹时以手指定得绝对精密的音，这绝对精密的音之姿就有着个有理数与无理数，所以说数是行动里生出来的，而西洋乐器如钢琴都是键的音阶用数先测定了的，则怎么亦不得绝对精密的音。数之理亦然，譬如作画，画面的空间与时间是随着作画而生出来的，亦都有变化无穷的数，这就是数理的了。但是你不可先用观念的数理来设计画面。

    数之成定具足之姿与其展开之理，所谓数姿，所谓数理，皆是在行为里的，而这行为就要讲修行，如弹琴作画里生得数姿与数理来是要靠名手。所以理论的学问不可从修身与修业离脱。一样的数学与物理学，在西洋的就是因为离脱了修行，所以西洋的东西不能是文明的造形。西洋的东西于人不亲切，缺少造形的变化。

    物理学亦与数学同，只是于用其造形时不可以离脱作者的修身与修业。数学上的事，如中国的书画名手将下笔时，看一幅纸的尺寸，是有限的幅而亦是无限。而物理学的应用，则如良工造一架穿衣镜，其木材的坚实感，镜面的澄明感，全体的重量感与安定而轻快之感，皆合于物理学，而另赋以性情，单纯大气而其无穷之姿。又譬如王羲之的字体的造形，左阳右阴，上虚下实，左简右繁，上宽下窄，物理的力学只说有重心，而重心要在何处才好，则是在于善书者的笔下了，重心不是被制定的，而是生出来的，故《兰亭序》的字的结体，皆具舒放而端肃，安定而飞动之姿。而中国的建筑物便亦类此，皆使用物理以造形而生于作者的性情。

    由此可知科学的制品不真不亲，不是弊在数学与物理学，而是数学与物理学的科学化，有似祭祀的宗教化了，所以弊大了。现在出现了原子炸弹与科学公害，如爱因斯坦与汤川秀树等才来烦恼，其实乃是往常科学的制品就没有过一件是真东西。而今是我才把如何使用数学与物理学的难题来解决了。

    重铨科学的三条件

    使用数学与物理学来制造的东西，没有生命，没有个性，没有情思，这就是为何科学不能通用于艺术的创作了。但这是可比写字拙劣怪笔墨不好，只是因为使用数学与物理学的西洋人不高明罢了。他们只会使用数学的有理数，而不会同时使用无理数。而物理学也不是那么机械的，今世纪物理学上发现了素粒子领域的现象，等于二千五百年前希腊人发见了无理数。素粒子领域的现象，万物有其绝对的信，而在途中的现象却是像庄子《齐物论》里所说的“方非方是，方是方非，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这就是物理学亦可通于艺术的了，量子论就曾题了个头。但是可惜他们被科学这两个字所误了。他们用科学方法来扼杀了数学上的无理数与物理学上素粒子现象的发见所启示的。

    汤川秀树揭出科学方法的学问理论必要是具备三个条件的：一、抽象性，二、普遍性，三、可证性。

    但是科学的这三条件都有疑问。

    第一，抽象性与具象性之间的关系没有说得明白，以科学的抽象的方法来做具象的造形，其间总缺少了一样东西，难怪其制品没有生命。老子以无与有，儒家说性与命，佛教以空与色来说，就比科学的说抽象具象高明得多了，不知一个无字、物性的性字与空字，而来讲抽象，科学方法在这点上就先落第了。

    第二，科学方法并不能是普遍性的。以科学方法只可发见物的现象，而不能知其故，牛顿力学与普兰克的量子论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为是说明了物之原故，其实亦皆只是说明了物的现象而已。汤川秀树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疑问：素粒子背后是什么？但他执着于要以科学方法来求解答，这就不能了。所以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发见的天体许多现象如准星、黑洞等皆不能解说其故，不是将来慢慢的可知其故，而是大自然的有一面为科学方法所永远不能到达的。

    第三，科学方法的可被证明是可再现，如机器何时都可以制造同样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再制造一个汉朝或又一个辛亥革命，你也不能又来为一篇《赤壁赋》。

    以上可见科学方法的三条件都是虚伪不成立。这三条件：抽象的、普遍的、可证的，是要《易经》的学问才能够。所谓抽象的，是惟存在于天人之际。所以普遍性也只有易之理配说“范围天地而不过”。可证性是“是故易逆数也，以知来物”。

    《易经》的这三句话只是需要解说。

    第一句，抽象性是在于天人之际。

    科学上说的抽象，譬如数学上的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用这圆来制品，那器虽然有形，也是虚伪的存在。原来用科学方法作成的世界全盘是虚伪的存在。而惟有《易经》里说的方圆的圆却不如此。《易经》里说的圆是像名画家画的圆，名陶工在辘轳上转出来的圆，看似不很圆，却正是极圆，再没有比这更圆的了，这圆才是实际存在的。不是现成有着这个可以之造物制器，而是只可在造物制器中才生出这圆来的，所以这造物者制器者真是要有本领了。画与陶器的圆不很圆而极圆，极圆是天然，不很圆是人，所以说是在于天人之际。而这画这陶器所以是最真实的存在了。文明之世万物皆真。

    当初是有了这样的成于天人之际的圆，把来叫名为数学上的圆的，而后来西洋人把数学上的圆从天人之际来离脱了，及落入于科学，物理学亦然。数学与物理学之落入于科学，如祭之落入于宗教，科学与宗教皆不可以建国。科学所营造的是虚妄。希腊彼时数学尚不完全离脱人的修行，数学者毕达戈拉斯教团就是讲轨仪修行的，希腊人讲到数学多有与神联在一起的。是希腊以后才数学与人的修行完全离脱的。惟在中国数学与物理学一直不离脱人的修行。科学方法说抽象，《易经》亦说形而上，而一个是没有内容的，一个是有一个觉字为内容。孟子说“是故先王制为方圆，而器不可胜用也”，方圆同理。自然界的万物皆成于方圆，但没有一件事极圆极方的，画工陶工知此理，所以亦能做得不很圆而极圆，不很方而极方，圆者飞扬，方者廉立，方圆是有德性的，所以营造得文明的器物。

    第二句，普遍性是在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

    数学与物理学亦要自觉是在于这五基本法则的体系中，才可以万物皆数，此数是活的，万物皆理，此理是活的。乃至文章亦是数，亦是理，要能知文章之数与理，才亦知何谓数学与物理学，而不是可以数学与物理学来创作文章。万物皆在大自然的一个体系中，所以诗人见一枝花，可以遍于万物之理。数学者与物理学者亦要是诗人，否则你的抽象的理与有形的物即已有着一层间隔，如何普遍得？

    原来看理不如看物。譬如天地间之理来看一枝花，你未必能知花。你只顾茫然的看花，要等你有朝一日忽然在这花里看出了理，才为真知。你看出的也仍是那个天地之理，但它是带有色的理了。这里就有你的创造，所以你欢喜，觉有所得呢。数学固然是可以通于万物，但必须是包括无理数与有理数的完全数学，这完全数学要修行才会，譬如作画与作陶的绝对圆，绝对方，与三弦名手弹出绝对精密的一音。物理学也是如此。庄子说见弹而求炸鹌鹑，计算得太早了些呢，数学与物理学都不过是弹，你还要会打弹。

    论普遍性，文章之理远比数学物理学的理更有普遍性，然而文章之士不可与言治国，因为政治与文章之理虽一致，形却各别，理要通得过万物之形。若通得过万物之形，就是万物可以一统和谐了。而西洋用数学物理学所营造的物物却是抹煞了物形的个性，使之屈服于数理物理，所以不得和谐，冷峻各自，不得统一。与此相对照，《易经》的说数，说卦象与器物的造形，完全是别一境界了。

    第三句，可证性是在于大自然的意志的约束，有其目的性，但路上通过阴阳变化，多有偶然，如天之约束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但时间上也许略有些出入，而且周朝之后出来了汉朝，不是可以再现周朝。而科学方法的可证性却是制造得出同样的东西。今乃至学校的教育也用科学的方法，毕业出来的学生都像机制品的没有个性，这叫做可证性吗？文明有一个信字，数学与物理学也是因于这个信字，而科学方法的可证性却是把这个信字来马虎化了。数学与物理学要与人的修行相结，才能发挥其于物的信。

    在制物造形的思与行

    惟大智慧人能提出一般俗学者所不感觉的问题。日本柔道十段的三船氏说：“我只是比人能思省什么是柔道。”世界的数学者冈洁在日本天皇面前受文化勋赏时，天皇的垂询即为“数学是什么”。冈洁与写《秋瑾传》的小说作家武田泰淳对话，武田把数学与自然科学混说，冈洁叱曰：“数学不是自然科学！科学又哪知自然！”武田一惊，曰：“啊，数学是最高深的了，先生真是做了伟大的成绩。”冈洁怒曰：“我若下世为人，再也不做数学者，数学所能到达的太浅了。”

    在于西洋，除了二千五百年前毕达戈拉斯因碰上了无理数，而对数学的信心摇了一摇之外，至今无人去想数学是什么。还有物理学是东洋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第一人，发见介子的汤川秀树在他的著书里写道：“物理学上徒然发见了素粒子领域的现象，而不能解释何以会有如此这般现象的存在理由。物理学竟是并不能对应得自然现象的。物理学原来并非学问的主干，而只是一个旁枝而已吗？物理学今已到了尽头了，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可以要做的都已做毕，再下去纵使还有可做的，也已与基本问题无关了，物理学所不能到达的总归是不能到达的了。”最后汤川提出了“素粒子领域的诸现象的背后是什么”的问题。

    以前毕达戈拉斯碰上了无理数而为数学的限界感到了惶惑，这是真正的大天才者才能有的惶惑，而现在美国式的俗学者却说是有了微分与集合这一类方法之后，无理数的问题已不再存在了。物理学上汤川的惶惑是毕达戈拉斯以来仅有的大天才者的惶惑，然而随即有一般俗学者在用旧唯物辩证法的改进逻辑学来新订了素粒子的构成与转换表式，说素粒子的生灭其实还是不过物质在变转，说素粒子现象的似是物质又似非物质、不可逆而皆可逆的难题，只须把来标定几分之几是物质，又几分非物质，用四舍五入的辩证法而得解决，还有可逆而同时非可逆的现象亦是可用相对论的方法来处理得的，俗学者就是这样的把大天才者提出的问题来掩没，好又安心。他们最怕大天才者抉开一道天光照进屋子里来。

    汤川此外还更提出了一个现实的大问题是科学的进步发明了原子炸弹，科学又泛滥了工场与农药的公害，但是又不可阻止，也不能阻止科学的进步呀，他感到非常深刻的惶惑。他与爱因斯坦等号召组织世界联邦，企图避免核兵器战争，他不知此外还可有什么好方法。

    冈洁与汤川皆是提出了问题而不能解答，我今竟能来解答了，只因为我是发明《易经》的中国人。这问题的解答是在数学与物理学要与人的修行相结合，以此使数学与物理学有色，这就是创造了。新石器时代发明数学与物理学，当初就是有象与有行为的，但在西洋，是从希腊时已开始离脱了。所谓数学上古来的难问题，一、以圆规与三角板求角的三等分问题，二、立方倍积问题。两者其实都是可以行为来解决的，譬如把一张纸折三折就可以把角来三等分。又譬如用一块泥土来捏就可以捏就立方形的倍积的。而他们以为必要用几何学来演算才是真的答案，那是偏执。

    数学是理论的，理论比事实更真，此原是学问的大信。一件东西，它虽现摆在你面前，你要能把它的存在之故有一种说明，你才是知道它，它才是的确存在着了。否则也许只是一个幻象。这是文明人才有的想法，前此旧石器人的是图腾，没有说明原故。新石器人开创了文明才有神话，神话是说明人的由来与天地万物的原故的了。以后更作理论的说明，这才是学问化了。人以理论来定大信，原来是有着这段历史的。但是有理论所行不去的怎么办呢？你若不能否定那理论，你就只可否定那事实。希腊人以为不能以数学方法处理的都不算数，这就是希腊的学问精神。今汤川秀树的亦还是这学问精神，他说他不读宗教的经书，因为读到行奇迹处不是科学者的他所能接受。但是这又并不对。

    原来理论与逻辑有着一间隔，而逻辑与事物又有着一间隔。后者的间隔更大。佛教的相宗讲理论，即是指出了这双重间隔。结果佛教否定了事物，不合于理论逻辑的事物只是幻象，你当它在着，那只是你的妄识。但没有事物可合可证的逻辑理论也是个妄识。希腊的是一种苟且的理论学问，而印度佛教的则是理论学问的夭折。

    何谓理论与逻辑有一隔？理论因于逻辑，逻辑因于自理与公准，而理论不能说明逻辑的此自理与公准，譬如几何是一种理论的学问，有几何学的点线与五自理，而以几何学不能求证那点线与五自理的何故如此的理由。又，数学上的相等不相等的几条公准，也是不能以数学来求证的。此处即是数学这门理论学问还欠着一个自觉。又何谓逻辑与事物有一隔？逻辑在明是非，但现实的事物有方是方非，方非方是，然则逻辑倒是要被纠正，理论倒是要因于事物，不因于逻辑了。但此事物又被谁证明其不是幻象妄识而是真的呢？这个问题西洋人一直不能解决，而放置着不管，就成了今日西洋社会的营造全是沙上建塔。印度人也不能解决，所以后来印度人就根本没有建设。文明的理论学问化也真是险着。你若不要理论学问化，就像许多古文明国的只有灭亡，而你进行文明的理论学问化途中，若第一道关隘第二道关隘通不过，你就不是走小径斜路，就只有停止了，打回头了。西洋的是走了斜径，印度的是折返了。

    惟有中国文明理论学问化顺利成行。《易经》与孔子之教是以人的修行来把理论与逻辑之隔，及逻辑与现实事物之隔来打开，通了过去了。理论学问是知边上的事，而中国人说的知亦就是行。这行且必要是修行。与西洋的或印度的宗教的修行不同，中国人的是在理论学问与制物行事上的修行。以行为来把三角等分不是难事，但更要紧的是把这件事做得愉快，立方形的倍积用行为来作亦不是难事，而更主要的是这立方形要是有意思的。还有无理数的问题在于中国的音乐好手与书画好手轻易就解决，解决得愉快而有意思。又如物理学的难题永远运动，而在于中国文明，却是现实有永生。但中国的不同于西洋的，西洋人说的永生惟在神国，而中国的永生却是在行事与物物的制品里。大学格物致知的知是行，理论是有色的，中国的是理论学问的极致，连公准与逻辑亦只当是好玩而已，并不看得太严重。所以理论与逻辑与现实事物原来就无间然。所以中国文明能有那样伟大的造形，自制器以至于王天下。

    孔子所称好学

    希腊数学之祖泰利斯从埃及的寺院学得几何，而中国是孔子从周柱下史老聃问礼，那边的理论学问直从祭师而来，而我们这边春秋战国的诸子却从王官出，王官比祭师更是政务的，所以中国的理论学问的出发点已是行为的，知即是行，讲形而上学亦是有色的。以《易经》为首的五经与四书，及此外诸子写的皆是好文章，亦只有理论的遍在，而且是第一手的理论才可能。佛经还是文章不及。柏拉图集载希腊彼时诸家的论辩亦是有朝气的清新文章，但是体制不备，意思有限。

    中国的是理论学问的极致，彻底到政治亦是教化，外国无此大教育法，他们的政治是统治。外国亦无中国的好学习法。诸子的书，讲无论何种学问皆写的是从最初的理论出发，写到了枝叶末梢亦途中随处又点醒照顾到理论学问的最初。而讲到学习法则虽是儿童初入塾亦即是读的经书，最浅的课本要算是《三字经》了，亦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是念的性命之学，重新像人类当初的直面于未知而悟得天人之理。大学者大人之学也，而教儿童就念起，而同时还有小学，教《弟子规》，要洒扫应对，以此养成感，好来格物致知。所以是从儿童就会领会得了理论学问是要生在修行里。我也是从幼时受这样的教育，所以《书经·洪范》讲建国的宪法而把五事排在前头，当时读了只觉当然，是后来看了西洋的，觉可讶异要再想想，乃更知《洪范》里说的是当然。

    中国的这教学法不止是行于士，连做百工商贾的学徒，亦是一样。学徒三年出师，在那三年之中却是学的艺还简单，早起晏眠，洒扫应对，奉侍师的事可是好多，这就是为了教你手艺要结于做人的修行，做买卖生意亦要先要在广大的世景里。所以中国的百工做得出殷周青铜器那样变化无尽的造形，汉唐的丝绸商人开得西域文明。

    至于士的教学法，孔子教其门人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行为的，造形的，以进于道，没有个单讲形而上学的。柏拉图标榜于其塾门“不会几何学的不得入此”，他就只晓得几何学，六艺中书数的数。《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就是造形，而道寓于造形。伏羲画卦象而文明始理论化，又至孔子而此理论始学问化。前此《书经》里皋陶说教冑子要如何，尚只一个数字，而“学”字是到孔子才正式上场。“学”字篆书“”，是小子双手玩卦爻于案上，因为《易经》是万种学问之宗。而孔子教的是建设大一统的人世的学问。

    《论语》记孔子与门人问答之言，我每读，如在读的名陶工河井宽次郎的文中言陶器的意思，名画家小仓游龟的文中言画理画意，因为这在讲话的人正是在作陶器的，在画日本画的，又如听吴清源的好敌手木谷实一门师与弟子在研讨围棋的理势，而评论家则纵使说的同样的话亦完全两样的。《论语》言一个孝字，就有对祖先创始文明以来的一段历史的感激。讲一个弟字，兄弟顺行，就有着顺次，以建立人世秩序的知的喜悦。孔门又讲侍师，是因为学师的学问就要学师的人，所以百工商贾的学徒要侍候师，亦是为这个原故。

    而仙枝却忽然问：“孔子门下没有女弟子吗？”她好像初次发见似的，我道孔子不收女弟子，但我也收女弟子。孔子的理论学问是男性的，原是把女人文明来理论学问化的，但因历史上是学问的初次正式上场，一下子把女人掉在远远的后头了，孔子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亦有着学问女子不会的意思在内。可是自彼时以来，女人也与男人竞争，唐朝还出了樊梨花，所以我今也收你们仅仅几位女弟子的。孔子是非常理知的，他不说恶人而说小人，只是器局小而已，像数学者的看东西，他说女子亦是说得这样理知的。

    中国文明是至孔子才以学问说明了思考方法。他说“吾尝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里就是他与印度人的冥想分了家。司马迁著《史记》，自云宗孔子的作《春秋》，“盖欲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句正是孔子的思考方法。释迦的冥想可以到得穷极的大自然，连尚未有天理，天理是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要在万物的成毁中才表现，你若要知天理，只可在事物中去找，这就是要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了，一面学，一面思，如随处都有着天理，你这知所以亦即是行呢。这样的思所以自根本到得枝枝叶叶都是诗情的，亦都是理知的。佛教修行的一些轨仪不算数。希腊的单知说一句万物皆数亦不能就算数。

    所以孟子说“必有事焉”，思必要有个研究的课题，是志之所向。“必有事焉，而勿怠勿忘，勿助长也”，这件事日常搁在心头，不思想亦在思想，这就颜回的三月不违仁，故孔子称惟回也是好学，其余日月至焉而已。如此我乃重新记起《易经》的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自然的运行是终古没有一刻怠忘过的，做学问原来也要这样的志气清坚。“勿助长”是等思想的新芽生出来，自然长成。

    学问在革命

    穷天下之际则知文明的造形，以制礼作乐。通古今之变则文明可以不灭，历劫而常新。

    太古伏羲时代，是汉民族自世界文明的发祥地西南亚细亚东迁来到了黄河流域，起初对于这几于全异的新环境的物物只觉茫然，好不怀想故园旧地的，把来与现前的又比比又想想，却忽然发见了两者的物物的背后有着共通的象，是这样发明了卦爻。自此在新石器时代原来的女人文明的造形之上更展开了新的创造，即是黄帝以来至殷周的井田王制与宫室衣裳器皿舟车与文字的中国独自形式的建造，并且其盛大为世界之冠，殷铜器即是一例。那一段时期约互四千年间，中有一次夏禹治水，又扩大了范围，那治水与疆理新禹域九州的启发更有了天畀洪范，夏以后至殷周比夏以前的尧舜之世更另是一番规模，单看殷铜器即是以前所未有的。

    而于是进了周末春秋战国时代，夏殷周三代千数百年来的制度文物终于摇动解体了。北方蛮族入侵，先是犬戎破了西京，周室东迁，其后约有百五十年间几于华夏全域皆在戎狄的压力之下。与此情形类似，前有巴比伦埃及文明的被侵入的蛮族所篡代以致变质，后有罗马帝国的被蛮族所灭，欧洲进入漫漫长夜。惟周末华夏得免，固然是齐桓公晋文公联合诸侯尊王攘夷之功，但当时的人们实在是把华夏文明大大地反省了一番，这里头就出来了管仲这类的政治家与诸子的思想。于是孔子提出了学问，至此文明的理论学问化乃完全成立了。这就是以《易经》为首的十三经，主旨是要识得原理，即造形不妨毁了再建。井田可废，周朝的王制可改，但政治是教化，产业要有性情的原理则不可废，三纲五常的原理不可改，王道霸道不可不分，形式有反于这几个原理的，则只有改形式，不可改原理，因为这几个原理都是依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的。而看历史的气运，成毁之数，则是要把现状直接对照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来看。周末在蛮族入侵与井田制破坏的乱涛之中不被迷失，就是靠的这理论学问的智慧之光，而前去开出了秦朝汉朝。

    汉武帝爱黄老而尊儒，汉唐的读书人大多也是像这样的，华夏第二次蛮族大入侵是晋朝五胡乱华。也是靠黄老的气概智略与之周旋，而以儒术开学校，兴农桑，正朝廷之仪与民间的秩序，为时人立大信，故能以夏变夷，由北魏而开出隋唐的新天下。文明理论学问化了则能不迷失。彼时的儒者，东晋是王导，北魏是高允，豪杰与智士是刘裕、王猛、崔浩。

    但是从唐朝起儒教似乎是遇到了一个危机。以前女人始创文明，发明农业、天文、音乐与数与轮等都是知性的事，而及至要发明的都已发明了，此后只耽于把它来美化，那知性就不觉地停滞了。与此相似，《易经》为首的五经与四书的理论把文明来明明德，这亦原是知性的事，而及至都完成了，就惟有把来在生活中使之美化，而于是也不觉的把那知性来停滞了。唐朝宋朝的诗文是好，把儒与黄老来美化，但那知性也是不觉地停滞了。再也出不来像汉朝的贾谊与董仲舒扬雄这样的士了。也出不来张良王猛崔浩。所以唐末宋末再遇到蛮族大侵入，这边的应付就比那前两次的大大的差劲了。儒教的知性的光暗下去了，原来竟不只是宋儒之咎。所以这回遇到了西洋的侵略会是这样的无知，来跟了西洋的思想走。

    把《易经》为首的经书与诸子的理论学问的知性来加以磨淬使之发出新的光辉的，革命者的孙中山先生是开了头，今日却要我们来发展下去。今先要：一、正文章。二、刷新理论。文章必要是汉文章，不可被西洋文学所污染是当然，但汉文章亦要分别三国以后与三国以前的文章；以三国时代为界，以前的春秋战国的文章最是理论学问的，有知性的光，文章亦如数学物理学的是自然的美，比再以前的唐虞三代的《尚书》、《诗经》、《易经》的文章别有新意。下去西汉的文章如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司马相如的赋，司马迁的《史记》，李陵的诗与《古诗十九首》，扬雄张衡王充之作，皆还是承春秋战国文章的气运，有理论学问的光，最后是三国曹操为殿。三国以后，晋六朝之文绮丽不足珍，即是理论学问在文章的美化中停滞了。惟李白是豪杰，他指出了这点。李白的诗上承司马相如李陵曹操，而李白之后遂无人能继。唐宋文章是停滞于美了。杜诗是理论学问的文章的最美者，而清新峻拔的是晏殊、苏轼、辛稼轩、姜白石，但是宋朝惟王安石的文章上接西汉。好的东西必是美的，但美化则不好了。女人文明后来只是美，是停滞，理论学问亦会如此。汉文章是到了国父孙先生才又上接春秋战国诸子的文章。

    至于宋儒，是连不会文章，也不懂得美，而把儒教来安定于一种情，规行矩步的情，书斋幽香的情，以及一种迂腐的情味，这是最把理论的学问来停滞的了。难怪五四运动要打倒旧礼教。但是今我们要来复兴周秦始制礼教的精神来革新政治经济的制度，并建立新的行仪。

    中国的男人聪明，连带女人亦变得英气

    物有数有理，更有德

    三纲五常是男人接替了女人文明而始有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今时文化人一听即笑亦不笑，不屑与言，只因为外国都没有。但若换言外国的大总统带领百僚，父亲率领儿子，夫妻同行，由丈夫开路，这你就听得入耳了，三纲的纲字亦不过是这领头之意。可是细看来，中国的与外国的大有不同。一、三纲始于夫妇，而外国的夫族叔侄与妻族的叔侄不分，此是其男人的地位并未确立。中国由女人文明移渡到男人为主，即由女娲移渡到伏羲交代得十分明确，所以《易经》说夫妇定位为人伦之始。而外国的男人没有像中国男人的把文明来理论学问化的功绩，由女人为主移渡到男人为主这一段的交代很暧昧。外国的这一段交代是含有力的征服与支配在内，男人征服女人，父亲支配儿子，国王威镇群臣，是斗争的关系。所以这关系会因于力的变动而变，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由专制到民主，必然要走到以宪法规定权利。

    惟有中国的三纲是宾主之礼而行于君臣父子夫妇的尊卑亲疏，所以没有因时势而专制与民主的话。君唱臣和，如云舜唱卿云，群臣和之；父唱子和，如云鹤鸣于垤，其子和之；夫唱妇和，如云夫妇如琴瑟和鸣，琴鸣而瑟和之也。君父夫的唱都有一个乾者创始之意，非比外国的是行使权力。臣子妻的和都有一个坤者大顺之意，非比外国的服从。所以中国的三纲是要讲天地自然之道，与外国的政治与家庭在开头上、在根本上就不同了。这是中国人有把文明与大自然来理论的学问化了才会的。

    而五常是说明三纲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加上兄弟朋友二伦，而为始的夫妇一伦即说是“妻者齐也”，此一齐字通于其他四伦，都是宾主之礼。因为三纲五常是合于大自然的，所以宪法《洪范》讲五行讲祀，再讲政治君臣，是把人事置于大自然中来说的。而西洋宪法则光秃秃的只有人事，讲的权利义务。

    所以革命亦只中国能有，中国文明的天子是绝对的，而可以有汤武革命。但仍无损天子之为绝对的尊贵，此在日本人简直不敢想象。这就是日本人的不能有文明的理论学问化，理论化是要把君德从特定的皇室的形式超离出来。宗教者的拒绝理论，亦同于此，因为理论是要把神亦从特定的神名超离出来。外国人怎么的亦不能明白中国人的极似无神论而信神，与中国人的革命而尊王。

    理论始于抽形。从万殊的物体抽形出来而有象，又从万殊的物体抽象出来而有数与理，数与理遍在于万物，习而用之以对应事物，是为数学与物理学。但是万物于数与理之外还有德，如云竹有君子之操，牡丹有美人之姿。德亦要从万殊的物体抽象出来观得之。《易经》于言数与理之外，更把物形背后的象总约于八类，万物之德备于八卦象，动而为六十四卦的情绪与操守。于是又把八卦象来抽离了而总约于阴阳之德，最后更趋离阴阳而总约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冈洁称之为大自然的善意。

    万物始于此大自然的善意，故万物皆有德，行于八卦象而为八德。如乾为天，其德大始，坤为地，其德大顺，离为火，其德明丽，坎为水，其德柔润，艮为山，其德安止，兑为泽，其德蕃滋，震为雷，其德赫烈，巽为风，其德为思。学生时代我以为大自然何有意志，人自妄臆之耳。后来才知大自然意志是有的，故万物皆有其约束，水必是水，石必是石，草木自苗成长至开花结实，皆照预定的目的。今世纪的发见，核子的团结，其相互间的引力强极了，但若过了一定距离，则引力变为斥力，为保持原距离，此即是有意志的了。银河宇宙的秩序亦是有大自然的意志在维持的。学生时代我又以为自然界原无美丑，人的主观以其为美为丑耳，这亦是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自然界之物自有美丑，而以美为主。是故八卦象的底子都是贞吉。

    西洋有苏格拉底言真善美，基督教说信望爱，但是都不知大自然有八卦象的八德。此八卦象的八德更动而为六十四卦象的六十四德。中国文明的造形与行事即是要叶于大自然的此八德与六十四德。六十四德这里举其开头的九德为例：

    乾、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云雷屯 君子以经纶

    山下出水、蒙 君子以果行育德

    天与水违行、讼 君子以作事谋始

    地中有水、师 君子以容民畜众

    地上有水、比 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风行天上、小畜 君子以懿文德

    上天下泽、履 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而只此已可注意到，理论起于抽形，更进而抽象，物有数有理有德，三者皆是抽象的东西，数与理是一定的，可被度量而知，可以逻辑而知。而物之德则不是可被度量与用逻辑来知道，而是要以修行，如婴儿、女人、诗人、庸人，其知花之美之德，各人不同，物之德不像数与理的一定于大家知道了都一样。于物之数与理不必要有做人的修行，所以凭数与理的制品没有德。德必是修行的。

    物有德始可以盖情

    《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都是生成的，一块石一株草都有它的在生成历程中意志与息的所思，这思就是德了。凡文明的制器，如一件好陶器里便亦是有着思，不一定是在思的什么，单是有着思似的。这就是器之德了。凡器皆有数与理，但必还有德，才是文明的东西的造形。

    以前新石器时代女人始创文明即是悟得了这物之数与理，与物之德，所以天来的做得了文明最基本的那几样发明，农业、天文、数学、音乐、轮等，那时过的日子样样都是好的。原来物之数与理与德三者之中，最难知的是物之德，而女人竟轻易就感知得了。女人最得意的亦是这个，因为感知了物之德就凡百所为都有性情与美了。但是女人文明于数于理于物之德并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不知其故而能发见，这才是真发见。而因最得意于发见了物之德，乃倾斜于其美，如科学的技术之是数与理的末梢，美乃是物之德的末梢，如此，史上的古文明国经过千年之久，有的就渐渐停滞而灭亡了。

    于是巴比伦那边也与我们汉民族这边有男人起来把女人文明来理论学问化。巴比伦那边是把物之数与理的来开始理论学问化了，但是把物之德无办法，因为不能用处理数与理的学问方法来处理物之德。以后传到希腊，再传到今天的西洋，根本连不知还有物之德是学问的研究对象了。

    却是要用《易经》的卦象的方法来处理。用数与理不能盖物之德，凭数学与物理学的制器全然没有德。但能知物之德的则盖得住数与理，如好的陶工的作品里能把有理数与无理数一齐用，把对称与非对称一齐用，而皆在于物之德里，这件陶器全体都只是一个思字。做数学与物理学可用冥想，而做物之德的学问却要以斋戒禊祓。数学上的物理学上的发见必伴以强烈的欢喜，但至把它写成了方程式之后，那大喜就消逝了。而物之德的学问则如舞，每回舞时都欢喜。同一人于数学的或物理学的同一个结论没有做了又做，做了又做的，而同样的舞可以舞了又舞，舞了又舞。

    数学的、物理学的同一公式，再做也是同一的，而有物之德的作品如陶器书画，虽是同一的样式的亦没有一件是相同的。数学与物理学有重复，而有物之德的作品无重复，因其是有生命的、创造的。而数学与物理学的作品则只是数与理的复制，没有生命，非创造的。惟有物之德的学问才可使数与理也一齐都成了是有生命的、创造的。所以世界上惟中国文明是理论亦皆成文章，日用器物亦皆是美术作品，这是西洋要学亦学不来的。日本是其日用器物能皆是美术品，但是日本人亦不能把理论写为文章。

    当初观物之数与理并不是与观物之德分开，如《易经》就把三者只作为一体的格物致知。后来西洋是不问数与理之由来，惟循其末梢而前进，此所以与观物之德分离了。巴比伦以来男人的数学与物理学盖不得物之德，亦即是不能对应女人文明的情绪的问题，不能使女人感服，所以他们那边的男女之间的态度总是怪怪的。惟有中国男人做的《易经》的学问把数与理与物之德连同女人文明的情绪问题一括都解决了，所以世界上惟有中国的女人是心悦诚服的敬重男人，倒是男人在说妻者齐也。二千五百年前再有哪一个民族的男子对女人是这样说的呢？因为有《易经》的理论学问，中国的男子是智者，所以世界惟中国的东西有男人的这理论学问的智慧的光辉所照，亦出落得带有男性美似的。

    物有象始可以盖色，盖情盖色而后女人服于理论的学问

    物之数与理原是当初新石器文明悟得了无生有之际所发见的，如几何学的点有位置而无面积，是所谓抽形的，抽形并非没有东西，其实应当说是无形而有象，无面积是无形，有位置是有象。《易》之卦，乾一坤二屯三，三生万物，最初的乾一原是阳一，阳一阴二，而阴阳无形象，乾坤亦是无形，但是有象的了，故自然数的一是有象的，而几何学的点则在于卦之爻，爻之位是无面积的。今虽不妨泛用抽象这句话，只是要晓得原来是有着这样的内情。而西洋人于几何学的点线与自然数惟应用之而不问其故，他们不知其是无形而有象的，所以只把来当作符号。符号虽非物质的而有形式，西洋人的宇宙观都是“有”。文明在于“无”生“有”之际，而西洋的东西却是唯物质的与形式逻辑的，都不是具象的，所以他们所营造的都是空亡。

    所以真正知道所谓抽象与具象的惟是中国人，日本人亦知，但是不能像中国人的把它来理论的学问化。这点是老子与庄子说明得最好。老庄的理论学问一面是知物之象，“执大象、天下往”，一面是离物之形，“超出乎尘埃之外”。有象，故老庄不同于佛教的物质否定论；离形，故老庄不同于西洋的物质肯定论。

    原来老庄的是求物之象而不止于象，却是还要求象之先，卦象之先是阴阳，阴阳是气，阴阳二气之先是大自然的混沌寂寥，然而其中有信，其中有物，此信即是大自然的意志，此物（并非物质）即是大自然的息。老庄把天地万物如此追到了最始，然后又一路演绎下来至于物之形，超离物形并非不要物形，只是不可拘于物形。譬如龙者君德，龙与君皆是乾象，你要不拘于物之形，才能如能与君虽异形而同象，但你画龙，必要有龙之形，通过物之形而至物之象，否则你的知识只是一堆符号。

    西洋人只画形，画来画去画不出来意思来，于是想要脱离物形的画法，画了出来的什么物形都不是了，却又只是符号。连西洋的数学与物理学亦只是一堆符号。毕加索不要符号，但是不知物有象，他画物形的特征，把来夸张，但画出了物形的特征亦画不出物的意思。西洋画家结果绝望了，到头死心贴地来画照相画，完全投降于物形了──只是物形的。

    而中国《易经》之教是通过梅花之形而画出梅花之象，与象先的气韵，这就要讲智慧功夫了，这里可有无穷的修行，自格物致知而至于正心诚意修身。中国的一书家，一画家，以至于百工手艺者皆是这样的在作业中修炼得自己的人眉清目秀，作品自然是有意思的，是真的存在。惟他们多是这样的行之而不自觉，还要大学来明明德，把来理论学问化了与更知其所以然之故，则可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文明的凡诸造形皆在了。而西洋人因其开始即于理论的抽象云云不清楚，不知即于物形而至于物象与象先的作业修行，所以后来索性交给自动机械去做了，他们根本不知有物之德。

    孔子作《易·系辞》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日月星辰丽于天，江河丽于地”，皆是器而道存其中矣。老子广之，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而亦于物之形与空间时间很有兴趣地加以说明。庄子更说明万物自无至有的一个飞跃的“机”字，与天籁与物类万形之所以成。老庄是从《易经》直接体会得了文明的东西在于无生有之际，故老庄一面说不要五色五音，不要奇巧之物，不要政治，不要战争，连度量衡亦不要，一面老庄之徒却正是做这些事的大知者。

    抽象化云云是理论学问的始点，而终至于关系其民族的文明体质与兴亡，所以要加以克明的分说，但我说得啰嗦不清，不知有志的青年可能把来说得更明白些。原来巴比伦那边是发见了物之数与理，而没有发见得物之德，他们以数学与物理学来作成的造形，是靠结托于彼时的女人文明，所以巴比伦的东西还是好。而且也新有了若干的男性美。但后来到了蛮族取而代之，丧失了那女人文明的美与仅少的男性美，只采用下半截的数学与物理学，而结托于蛮族的情绪，以为营造，直到得今日的唯物质的与符号的西洋，人与物之间交涉都委托了自动机械，人与物终至于完全没有感，没有亲情，没有怀思了。

    数学与物理学你纵使没有其当初发明时的智慧的光，你只学得其迹，亦可以当作工具来应用，而且数学与物理学不讲生命亦可以组合出层层的符号方式来。但是民族的情绪非可学得，所谓言物之数与理之学容易习得，而言物之德的学问不易学得，因为学时要从天地之始学起，而那是要悟识与即于物的修行的。如美国人学日本的茶道与能乐，做得再好也只是像接木而已，接木不传代。若不是太古渡洪水开了一悟识，且更开创了理论学问的民族，是怎么的亦只知要求物之德与即于物而修行的。所以《易经》西洋人决不能学得，惟日本人可学得中国《易经》的卦爻，但亦没有中国的民族当初发明卦爻与系辞的悟性，民族的那悟性，是当时若不曾有得，就永远也不能有了的。所以日本学了中国的东西与其理论学问，也不能有中国的男性美，因为那男性美是从中国的男人发明理论学问时的那悟识而来的，不是循中国的理论学问之迹就可以有男性美的。

    所以好的理论必是自然成文章的

    得诺贝尔物理奖的量子力学的完成者海森堡想要发见宇宙的最终方程式，那算得什么？《易经》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为底子的八卦象与六十四卦的卦爻才是宇宙的最终方程式呢。宇宙的基本原理是可以一下子都发见完了的，数千年前《易经》所说的，虽今日有素粒子与天文学上的种种新发见亦都被其盖住，逃不出它的范围，但如年年开出的新花的可爱。首先是阴阳之理已盖住了素粒子，如素粒子的非对称现象，即是阳奇阴偶的生成途中的一节一节的参差。素粒子的如物质，如非物质，即是因于物生而有象，象而后有形，在此生成途中之故，诸如此类，现在的物理学者与天文学者所感到困惑的今世纪新发见的物理学上的与天文学上的诸现象，只要肯加以思索，皆是可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与《易经》的系辞来说明其故的。

    以前我以为科学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岂知数学上也是异议纷纭，物理学上与天文学上更多妄猜臆测，如反宇宙、准星、黑洞、中性子星云云。他们的对于星的寿命的算定亦多不准确，大概是少算。过去物理学与天文学史上都没有像这样纷乱过的。原来科学的只是现象的记录，还要有与之相对应的哲学，而今世纪新发现的素粒子现象与银河宇宙的现象有非旧说所可对应的，他们这才困惑了。困惑总要求解决，于是他们或则把这些新现象来曲解，硬扳回来使之合于物质不灭论的旧说，如阪田昌一的素粒子构成表，又或则于不能解说的，便臆测来妄造现象也可成为一说，如黑洞，及关于准星的云云。

    知识易学，智能难开。今世界虽科学上新发现了许多事实，而西洋人不懂的还是不懂。素粒子有阳子与阴电子，阳子与奇数的活动力比阴电子与偶数的激烈，而他们的物理学家亦还是不懂阴阳。他们只把阴阳当做物理学的又一种记号表示法来分类而已。他们还发现了宇宙线最始惟有阳子，宇宙线像瀑布的飞溅倾泻而下，一段段，一折折，而阴电子中性子等是在这途中才出现的。但是他们即使听了《易经》万物始于阳，成于阴，阳一阴二，又阴阳错综而有三，三生万物的道理，也决定不懂。

    素粒子是从究极的自然的无中飞出来的，星辰之始亦是与素粒子的出现同理。但是西洋的物理天文学者仍旧不能懂得宇宙是有生命的，却来臆说准星的出现，是极广大极广大的宇宙空间中散漫着的极稀极稀的素粒子，忽然一阵收敛而成，那收敛的速度是比光的速度更快云。但物质的东西是没有比光速更快的，因为光速是大自然的息将成物质犹未成物质。不是物质的息无速度，是成了物质才有速度，物质的速度是有限制的，而光子将是物质犹未是物质，有速度而限制最小，所以光速是最快的了。西洋的科学者原已知道光速最快，但是不知其故，现在却来臆说太空中素粒子的游尘收敛为准星时，其收敛的速度比光速更快，这是连到他们所已知的那一点点知识也把来又不知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臆说呢，因为极广大极广大的宇宙空间里散漫着的极稀极稀的素粒子游尘若非比光速更大的速度来收敛，不知要收敛到何时，只怕要几百亿年的又倍几倍还无从想象呢。还有他们的银河黑洞的臆说亦与此同类，说什么连光子亦被黑洞吸了进去云云，还有关于中性子星的臆说。虽然他们之中亦有异议的，但是异议者亦与臆说者一般不知宇宙物质生成之理，双方都是半斤对八两。

    如果教他们读了《易经》呢？他们现对着阳子阴电子亦不知阴阳，纵使读了《易经》亦还是不能懂得的。因为知识易学，而关于悟识边上的事则不可能学会。人类史上有过两次开悟识的机缘，一次是距今约一万二千年前渡洪水时，又一次是距今约八千至二千五百年前。一个民族若于那两次都不曾开过悟识，即永远也开不得悟识了。他们的科学只可做做发现的记录，时髦的说法是情报学。

    感而格物，格物以致知，致知的途中是感成了情，数学与物理学天文学与文学一般皆是生于感，而行于情的。这感与情是悟识。而西洋的民族不曾开悟识，他们的是图腾巫魇的无明的情绪，拿来与他们从文明的民族学得来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合不来，所以他们做这些学问要离开情绪，这即是所谓科学化，数学物理学天文学与感情不再是一体的了。然而他们用科学作为方法来作器物与制度的营造时却又是与他们的无明的情绪相结合，又则当发见了自然界现象与他们的旧观念不合时，他们就手忙脚乱了。那旧观念，亦是西洋人一直到得今天的基本观念，宇宙都是有，都是物质的信条，还是从古代希腊人传下来的，可是于今世纪新发见的自然界的诸现象却对应不来了，所以他们要来曲解臆说了。

    西洋人于太古渡洪水时第一次开悟识的机会若是不曾开得，便以后理论学问的第二次的悟识也是开不得的了。而虽是日本民族，他开了第一次悟识，但是不曾开得第二次的悟识，也到底难望其能懂得《易经》。我以我自身的经验发觉到《易经》是开理论学问之始，却不是以理论学问的方法去懂得《易经》的。这就是读《易经》最难的原故了。

    旧时日本的儒者读《易经》亦研究得很深刻的，但只爱习其文辞或耽信于其占卜，他们并不有觉于文明的理论学问化之始。倒是剑道的人从其修业而悟得了阴阳。但要读《易经》，还要从理论学问的修业去悟得。世俗以为武术与百工手艺是修业，而学问则只是知识的习得，理论学问可被应用于多种修业，其自身却不是行，殊不知理论学问之始，知即是行。所以虽是日本人的汤川秀树，他亦不知以易之理来解说素粒子的诸现象的存在的理由。因为《易经》不是被应用的，而是要你去悟得理论学问之始，悟得了，你才能自己来发明解答，然后去照对《易经》，竟是与之相合。你若只读《易经》的卦爻与系辞，你必定一无所得，乃至连有所得嘛无所得嘛亦不知道，你却是要与伏羲在画八卦时，与孔子在下笔写系辞时的同样开了历史上始创理论学问的那悟识，才算得数。你要是与伏羲孔子一淘发明易理的，如此你可以对《易经》的这里那里只消瞄得一眼，心里只觉满满的，又有些切切然不忍多看。这是我读《易经》的经验。我自己发明了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当下还不知这是从《易经》整理了体系化了出来的。

    老庄是与造化小儿共嬉戏的男孩

    老子庄子的功绩就是与《易经》的作者同站在理论学问之始。老庄不应用《易经》的话，而自去发明了无与有的理论，讲人的法则、地的法则、天的法则，总法则是因于大自然。讲大自然有意志与息，大自然是像锻冶匠用的风箱，抽动吹出息来，是生万物。讲万物的变化流行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是方非，方非方是，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二千数百年前老庄的这一番话，就把今世纪发见的素粒子现象的所以然之故都来解开了。又讲，虽然这样变化莫测，却又是万物自有大信，此信在于物形背后之象，老庄这样的提出了一个象字、信字与息字，这三个字就完全而又简明地解答了汤川秀树所提出的“素粒子领域背后的是什么”这个大问题了。

    万物的信在大自然的意志，万物的变化在大自然的息，这信字与息字，老庄的远比孔子在《易·系辞》说的更是原始的。再就是象了，孔子说了八卦的卦象，却是得老子更来说明了象之所以然，老庄更把卦爻的时与位直接以万物的时间与空间来说明，亦可说是直接开了物理学。孔孟多讲人事，而老子讲物之形之势，庄子讲物之同异与变种。庄子又特别提了一个机字，始动始生之机。所以老子庄子这两部书可作别篇的《易·系辞》。而老子根本不涉一个易字，庄子则只在《天下篇》里提了一句，孟子亦少提，他们原来是在理论学问的最初处偶然与作《易》的伏羲孔子相遇，连寒喧亦少叙。

    庄子而且提出了天地成毁的一个毁字。周末春秋时夷狄入侵的程度，并没有到得像北欧蛮族入侵所加于罗马帝国的那样的大毁灭，春秋战国之世虽然诸侯相灭，亦是有亡人之国而不灭亡其民，没有像希腊的攻破了特洛伊城连众民亦几于杀戮都尽，然则庄子的这个毁字的观念竟是怎样来的？他的是从直感而来的。一句天地成毁，顿觉心胸更加扩大了。其后中国遭有几次大毁灭，如汉末的大疫病与黄巾之乱，晋末五胡之乱，赤地千里，而人们都能跌宕自喜，与造化相戏顽，又开出了新朝。老庄的正就是汉民族的这聪明。释迦说劫毁，但其结论根本否定了万物的成就，这就不及庄子了，庄子的说成毁是有着老子所提出的大自然的一个信字的。他说：

    天地果有成与毁欤？无成与毁欤？有成与毁，是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毁，是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氏之鼓琴也，惠子之据梧也，二子者其庶几矣。

    中国史上的革命就像昭氏的鼓琴，弹出天地成毁，而一面自己心知其意（天道与人意），则像惠子的据梧以思了。而日本人则虽这次大败战几乎亡了国，亦还是不知有天地成毁的一个毁字。西洋史上更大毁灭相踵接，而西洋人亦不知劫毁的毁字。因为他们都没有这样的理论学问。

    庄子是连今世纪发见的银河之星的成毁的现象也知其故了。量子论的现象，相对论的现象之故，老庄的书篇也都说明了在那里。问其何以能如此，答：因为老庄是站在理论学问的最始处看万物。是像前此女人文明的发明天文、数学、音乐、轮的一般从最始处出发，不是以理论为手段来发明，而是以直感。

    逻辑与数学不能对应物的不连续的现象，而佛教乃以逻辑否定物的存在，临了却又掉转头来否定逻辑，以证明其万法唯识。但既否定逻辑，则前此以逻辑所否定之物的存在即应得昭雪。你既执定物是不存在的，则你也不能感，因为感必是于物。所以佛教不说感而说观。但佛教最大的失败即在其唯识而非感。

    《易经》与孔孟与老庄皆没有说过一句否定物，所以老庄的超出物表不是佛说的解脱可及。西洋的唯物当然不足与语。连日本人的女人文明因其重色，所以日本人他们亦惟有于老庄到底是不懂得。老庄的超出才最是男性的，他对女人亦太上忘情。

    中国人的大事是政治礼乐，而老庄独狎侮黄帝尧舜孔子，才觉人可以更大于政治礼乐，政治礼乐是贵在其始。中国人最得意者理论学问，而老庄说理论学问亦是重在其始。

    关于男女之际亦然。日本的是女人文明，故其言恋情之美世界第一，而中国文学却超于恋情，却不是以为女人可嫌，故与佛教的完全不同，这也可说是老庄的。老庄是中国男性文明的男孩儿。

    中国的女人

    偕小山在乘立川开往东京的中央线电车中，两人说着话，我道：“你细看看这班乘客，简直少有个性，战后现在的教育方法与产业会社下的国民真是变得无趣了呢，像生物的起了变异。但是他们若到了海外，人家一看就知是日本人。”小山也以为然。

    中国人的又是另一种变异，像大陆来日本的中国球队与围棋选手代表团男女都受了公害污染，叫中国人自己看了觉得不对劲儿，但是比起各国人来，他们还是一照眼可知是中国人。而我们最要有这样的自觉。

    中国不是各国各殊之中的一国，中国是在世界上一国对万国。比方说英法德诸国各有不同，但不妨归于一个体系，惟有中国的是另一体系，而且完全可以代表。日本印度等则不能代表。五四以来的文人把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写成了与外国一般，把中国的历史上的事实与人物也写成像是外国的，只是中国的若干不及格而已。他们在文学上描写的中国男女造形、恋爱造形都是西洋式的。他们不知中国是独有我们自己的完全体系的一套的。

    文明的诸造形始于人物的造形。苏东坡的咏赤壁单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句，就顿开眼界。年轻人们来读读《史记》，才知世界上惟中国文明有这样多这样好的人物造型。而那一句“江山如画”，就世界上再没有哪一国能够的了。我还希望有人更来写出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大智者，与各路英雄豪杰的人物造型。又就是晋末五胡之乱，变夷为夏的多少慷慨智略之士如王猛、崔浩、高允等，遇有北魏的文明皇后。

    提起文明皇后，我今就专来写中国的女人吧。写世界上惟一的在男性文明影响下的中国女人。

    自女娲而嫘祖（未完）

    牵牛织女的与瑶池王母的传说都极美极真实，惟对女娲，却叫人有些敬畏似的，不敢加以多渲染。一个女娲，一个伏羲，一个夏禹，我的印象只觉是汉朝石刻壁画的拓本里的、白线的轮廓，黑黑的脸与肢体与衣裳。绍兴禹陵有大禹庙，我没去过，想必也是面孔黑黑的。忘记了是山西或陕西的哪个山县里有女娲庙，想象只觉是太古洪荒。但是现在我知道女娲是新石器时代女人文明的本纪，与印度的观音，日本的天照大神同在大地的春气春阳里了。

    女娲却不给人是地母的感觉，虽然她抟土造了人。日本的天照大神亦没有母的感觉，虽然她有皇孙，是日本天皇所由来。观音是中国的女孩子有过房给她为义女的，但本等她是七佛之师。这里的因由倒是日本《古事记》里说得最明白。最初的夫妇伊奘那歧与伊奘那美二神，伊奘那美分娩了日本列岛及水神风神山神等，至分娩雷火，被灼伤而死，伊奘那歧入黄泉去看了她之后出来，至中濑之水禊祓，洗左目而生日神，洗右目而生月神云，是男神亦可生万物，如此跳出了女人是地母之说了。当然如此，男画师作画，这画就在他手下生出来，这生才是创造的，而女人的分娩则还是被自然所限。这是人亦能像大自然的生出万物──文明的造形。所以像中国的淡忘了女人是地母的观念，乃是非常进步的。

    鲁迅有一篇小说写女娲是强大的性与生命力，她裸体而立，有一班文人在她的两胯之下匍匐钻过，以为讽刺，但只开了头就写不下去了。鲁迅的没见识，他根本不知女娲与女人文明的史实。

    日本有个大川周明，是战前战时少壮派军人所崇拜的知识人三杰之一，日本败战后为战犯，在极东法庭上扬手打了一记东条英机的光头的就是他。这大川周明枉为他读尽天下之书，广有知识，而他的思想却是日本要与西洋列强一般的对世界发挥征服与殖民政策。战后我来日本到他家去见过他，他与我说的却是要创立一种母亲教，这又是从欧洲神话里的地母的观念来的。他这样博识，应是也已看到了美索波达米亚的考古，但是不知女人文明。

    这两件事使我思索。

    第一，从鲁迅的写女娲，可知文章最要的是见识，你造作一个思想的主题，其实却是怎样的藐小浅薄，绝对的及不得从文明的史实而来的大见识。这是我们年轻的文友都要用功的。

    第二，像大川周明那样的博识，而只差于文明的一悟，就都是枉为。而这一悟，在于不会者却比登天还难。英国史学家汤恩比不知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是无明到文明的分界，但你若教了他，他亦到底还是不明白的。因为这文明是什么，是要有中国的伏羲到孔子的《易经》的理论学问才可有此一悟的。此把文明来理论学问化的一悟，比起当初女人文明的发明天文数学音乐轮等并不更容易些，而是两者同样的是要天启。这一悟乃是一个民族的，亦只是中国人的，便是日本人亦不能被教了就会，更何况西洋人的汤恩比。

    女娲的神话单是素朴的几句就十分伟大：

    共工（水神）与炎帝（火神）战，不胜，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轴倾，洪水泛滥于天下，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敷芦灰以平水，立鳌四足以支地。

    于是抟土以造人，出来的都是新人，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就如此的开启了。

    （编按：右《日月并明男有刚强女烈性》自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一日于东京青梅写起，至同年四月九日，未完。七月廿五日胡先生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