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二 苦短中年

得如何的坚牢，醒了终久没有着落的，何苦呢！”我想。

    “反正是空虚的，就给你顽顽吧”，我就把黄锦垫儿给了姑苏。

    ……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北京

    （原载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四期）

    生活的疑问

    “我爱生命，我爱快乐舒适的生命！”人们都这样说，我也这样说。谁都愿意好好的活着，这本不消说的。但我却不禁因此引起许多疑问！

    大家知道要活着，但为什么要活着呢？说我们喜欢这样。不错！但你喜欢怎样活着呢？这个问题极有意义，历来许多人们偏似乎忘了他，真真是可惜，不幸。譬如我问你：“你愿意杀了你的兄弟姊妹们去活着吗？你愿意抢劫了他们的衣、食、住居，去活着吗？你愿意像娼妓似的把人格换了钱财去活着吗？总一句，你愿意把人生的意义仅仅看作抢夺和买卖吗？”人间有些光呵？恐怕总有愤怒的声音说着“不是”！

    我们要快快活活的活着，但更要依着值得活的去活着。换句话说，我们真需要的是有价值的生命，不仅仅是生命，也不仅仅是快快活活的生命。更聪明些说，真真的快乐，没有不在有价值的生活中间的。我们不该把乐利和性能刺激的满足解作同一的意义，这种偏狭误谬的乐利主义（utilitarism），使人生颜色变成卑污无意义，终久引到厌世绝望的路途上去。

    但是，我们要寻找有价值的生活，这也是依然泛泛的话。怎样的生活是有价值呢？这个是人生哲学上的大问题，自然不容易冒昧的去回答。我试想这种生活至少必具有下列三种的要素：

    一，纯洁（purity）。这个意义我们可以从反面着想。社会上很多的人都无所事事靠着遗产生活着，他们遗产的来源，大多数是间接或直接掠夺来的；这类生活有纯洁的可能性吗？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受不着好的教育，终身做资本家的牛马，他们有享受纯洁生活的机会吗？穿了花花绿绿的衣裳，肩上扛了枪，发昏似的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怕道这类兽性的生活也能得着纯洁吗？男的女的都心甘情愿把人格变换了洋钱、钞票、支票簿子，这些人也懂得纯洁吗？

    除去了这许多分子，社会上能享受纯洁生活的人有多少？不希望等于零，也不见很多于零吧？从严格讲来，没有带着罪恶的人世上是没有的。这并不是说个个人真有犯罪作恶的目的（intent），只是说罪恶的担子，在现今万恶制度底下，没有人不分着肩负的。这些罪恶虽大半是社会性的，但我们希望的纯洁生活已被他们打得烟消雾散了。从前在苏州听见宣讲福音，说人人都有罪恶，都要求主的饶恕，我当然很愤怒，心里想你们何以敢断定人人都有罪恶，这不是糊涂极了？现在想想实在是我的糊涂呵！回头二十年来罪恶怕是少了！只是求谁的饶恕呢？

    二，调和（harmony）。我们现在觉得活着很烦闷无聊，除掉反省自己的罪恶之外，就是犯着生活不能调和这个毛病。人生具有许多异样的欲望和性能，个个努力去求他们的出路————有了出路就生出满足。但在现今制度下边，各方面匀匀称称的发展是大多不可能的。人人各为他的地位、环境、职业的规定，把他的活动力压迫到很狭的一条路上去。但生来的素质，倾向，总不能完全消沉下去，总是不息的在背地里反抗外面的压迫，结果便生出种种不幸或者竟至于发狂，自杀。

    “齐一就是丑”，这句话真不错。无论什么境遇，处久了没有不厌倦的，厌倦极了没有不很痛苦的。无论什么迷人的————饮食，衣服，男女，等等————永久不变的伺候着你，终久没有不讨厌的。甚而至于读书，服务社会这些很高等的趣味，若只是“呆读”“死做”，也依然丧失了灵性，留给我们许多不快。但这些单调机械的生活是社会制度的自然结果，若不在根本上下手，便没有改良的可能。我们必先达到了共同生活，然后方才脱离现在所身受的痛苦。共同生活这个理想一天虚悬着，我们就一天掉在烦闷的污泥里面。

    三，扩大（expansion）。这和上节说的有相联的关系。我们若永久守着狭小的为我主义（egoism），如何可期共同生活的完成，如何能够得到生活上的调和？扩大的真意义就是打开“仅仅有我”的明光，使他知道同时同地的世上，果然有我也还有人。排斥的为我主义者，他不是不为人，是不能设身处地想象我以外还有他人的存在。我在从前做的俳谐诗上说：“见善不为，我则未信；诚未见耳，岂不为也。”杜威教授在他和Tufts合著的《人生哲学》上面，引W.M.James的话：“当我为爱己心驱迫着，去占据我的座位，而妇女们都立着。我真真所喜欢的是这个很舒服的座位。我很原始的喜欢这个，仿佛像母亲爱她小孩似的。” 杜威自己说的更明白：“这个人所看见的，单是这个座位，不是座位和妇女。” 这种盲目性的为我主义，虽是可怜而不可恨，但生活上的意义却因此败坏颠倒。世上那些悲观者很异常的发愁他的运命，际遇，都是因为为着自己太多了的缘故。要晓得生命的保存，继续，生长，都靠错综广大的有机体，不是个人单独奋斗所能成功。助人和自助，利人和自利，这些中间没有清切界限可以划分。只有眼光短浅的人们，才觉着损人有利己的可能啊！

    这种很原始的爱己心，在意志上行为上自然有很强烈的冲动力，且更强的智慧去抵消他，去管理指挥他，本是件极难能的事。何况外界的势力都帮助这类盲心性的发展；经济上各种情状，物产制度和家族制度，家庭的和学校的教育权威都在那边拘束限制人们的眼光，生活，萎缩人们的同情心。现今一般人家流行的缺陷，是不明人和我的关系！偏狭的利己心，再进一步是把反来的关系颠倒过来————损人变成利己的历程中间一部，更进一步简直以为损人就是利己了！我们每觉损了人不利己何必如此，这类抱恶意利己心的人却觉得，我虽无益你却损了，即消极的于我有益。这种明白的恶意也没有什么奇怪，不过由于一种顽强无理的习惯。习惯之成就另有许多要素去决定他，也非全是个人的过失。

    总之，这一幕滑稽的悲剧不了结，生活的纯洁、调和、扩大，总是没有希望！这就是说我们总不免做一世的罪人，即不是罪人也必定是终身的囚人了。我们无论如何憎恶，愤怒，跳着，哭着，但事实的铁锁已决定我们的运命了。我所深切感受着的岂仅仅是穷困、失意、愚蠢那类的不幸，是我的脚跟有生以来沾上说不清的罪恶痕迹，到了末世，或者更可怕的到了我的子孙！我不能反省，不能回想我二十年来的罪恶，更不敢推想到将来依然如此。我不存着心去做恶事或者算不得罪恶也可知，但毕世喘气在罪恶的海里，即真是算不得罪恶，你试想着于我有何关系？

    “把脑子卖给富人”，罗素先生的话说得老实得很，至于你愿不愿，这又何必问呢？问了你，怕道你能照你所愿意的去活着吗？

    结了本题，怎样的活着？我说：我们既离不了现在，能够怎样活着就怎样好了！

    原载《晨报》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十八、十九、二十日

    诤友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

    佩弦兄逝世后，我曾写一挽词，寥寥的三十二个字：“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论语》上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原是普通不过的典故，我为什么拿它来敷衍呢。但我却不这么想，假如古人的话完全与我所感适合，我又何必另起炉灶？严格地说，凡昨天的事，即今日之典故，我们哪里回避得这许多。

    “直”“谅”（信）“多闻”这三样看起来似乎多闻最难。今日谓之“切磋学术”。人有多少知识那是一定的，勉强不来的，急不出的。所以古人说过，“深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言外之意，似乎为多闻之友比做个直而信的朋友更难些。这所谓“尽其在我”，在个人心理上当然应这般想。虽没知识，难道学做个好人还不会么？但那只得了真理的一面。

    若从整个的社会看，特别当这年月，直谅之友岂不远较多闻之友为难得，至少我确有这感觉。前文所云“直谅不敢不勉”，乃古人措词之体耳。因为不如此想，即属自暴自弃了。虽努力巴结，并非真能办到的意思，或竟有点办不到哩。总之，直谅之友胜于多闻之友，而辅仁之谊较如切如磋为更难，所以《论语》上这“三益”的次序，一直，二谅，三多闻，乃黄金浇铸，悬诸国门，一字不可易的。

    我们在哪里去找那耿直的朋友，信实的朋友，见多识广的朋友呢？佩弦于我洵无愧矣。我之于他亦能如此否，则九原不作后世无凭，希望如此的，未必就能如此啊。我如何能无惭色，无愧词呢？

    以上虽似闲篇，鄙意固已分明，实在不需要更多的叙述。佩弦不必以多闻自居，而毕生在努力去扩展他的知识和趣味，这有他早年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为证（见《我们的六月》，一九二五年）。他说：

    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变化不穷，我们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才有真趣可言；……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却因人的才力而异————我们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页三————四）

    但是能知道“自己”的小，便是大了；最要紧是在小中求大！长子里的矮子到了矮子中，便是长子了，这便是小中之大。我们要做矮子中的长子，我们要尽其所能地扩大我们自己！（页八）

    能够“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所知愈多，所接愈广；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呀。俗语说：“把你烧成了灰，我都认识你！”我们正要这样想：先将这“我”一拳打碎了，碎得成了灰，然后随风飏举，或飘茵席之上，或堕溷厕之中，或落在老鹰的背上，或跳在珊瑚树的梢上，或藏在爱人的鬓边，或沾在关云长的胡子里，……然后再收灰入掌，抟灰成形，自然便须眉毕现，光采照人，不似初时“浑沌初开”的情景了！所以深的我即在广的我中，而无深的我，广的“我”亦无从立脚；这是不做矮子，也不吹牛的道地老实话，所谓有限的无穷也。（页十————十一）

    文作于民国十四年五月，好像一篇宣言，以后他确实照这个做法，直到他最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建》半月刊在清华工字厅开座谈会，这大概是他出席公开会集的最后一次，也是我和他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他病已很深，还勉强出来，我想还是努力求知的精神在那边发热，他语意深重而风趣至佳，赢得这会场中惟一的笑声。（见《中建》半月刊三卷五期）

    多闻既无止境，他不肯以此自居，但他确不息地向着这“多闻”恐已成为天下之公言。返观我自己，却始终脱不了孤陋寡闻的窠臼。佩弦昔赠诗云，“终年兀兀仍孤诣”，虽良友过爱之词，实已一语道破，您试想，他能帮助我，我能够帮助他多少呢！再举一个实在的例：《古诗十九首》，我俩都爱读，我有些臆测为他所赞许。他却搜集了许多旧说，允许我利用这些材料。我尝建议二人合编一《古诗说》，他亦欣然，我只写了几个单篇，故迄无成书也。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虽属老调，而朋友之道八字画之。我只赋得上一句，下一句还没做，恐怕比上句更重要些。辅者夹辅之谓，如芝兰之熏染，玉石之攻错，又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吾今方知友谊之重也。要稍稍做到一些，则尔我之相处必另有一番气象，略拟古之“诤友”，“畏友”，至少亦心向往之，即前所谓“直谅不敢不勉”也。

    谅，大概释为信。信是交友的基本之德，所谓“朋友有信”，但却不必是最高的，或竟是最起码的条件，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即泛泛之交亦不能须臾离也。所以“信”虽然吃紧，却换了个“谅”字，摆在第二位。第一位只是直。又云，“人之生也直”，又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个直啊，却使我为了难。直有时或须面诤，我不很习惯，倒不一定为怕得罪人（这顾忌当然有点），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又想着：“说亦恐怕无用吧！”自己知道这是一种毛病。佩弦表面上似乎比我圆通些，更谙练世情，似乎更易犯这病，但偏偏不犯，这使我非常惊异而惭愧。人之不相及如此！（恕我套用他的话，他于十三年四月十日的信上说：“才之不相及如此！是天之命也夫！”那封信上还有我一点光荣的记录，他说：“兄劝弟戒酒，现已可照兄办法，谢谢，勿念！”）

    他的性格真应了老话，所谓“和而介，外圆而内方”。这“内方”之德在朋友的立场看来，特别重要。他虚怀接受异己的意见，更乐于成人之美，但非有深知灼见的决不苟同，在几个熟朋友间尤为显明。我作文字以得他看过后再发表，最为放心。例如，去年我拟一期刊的发刊词，一晚在寓集会，朋辈议论纷纷，斟酌字句，最后还取决于他；他说“行了”。又如我的五言长诗，三十四年秋，以原稿寄昆明，蒙他仔细阅读三周。来信节录：

    要之此诗自是工力甚深之作，但如三四段办法，在全用五言且多律句之情形下，是否与用参差句法者（如《离骚·金荃》）收效相同，似仍可讨论也。兄尝试如此长篇实为空前，极佩，甚愿多有解人商榷。

    后来我抄给叶圣陶兄看，附识曰：“此诗评论，以佩公所言为最佳。诗之病盖在深入而不能显出也。”

    这些诤议还涉多闻，真的直言，必关行谊。记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后来不知怎的，被在昆明的他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胡，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此信尚存，他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当时曾如何的感动我，现在重检遗翰，使我如何的难过，均不待言。我想后来的人，读到这里，也总会得感动的，然则所谓“愧君多”者，原是句不折不扣的老实话。

    《中建》编者来索稿，我虽情怀恶劣，心眼迷茫，而谊不可辞，只略叙平素交谊之一端，以为补白。若他的“蓄道德，能文章”，力持正义凛不可犯的精神，贯彻始终以至于没世，则遗文具在，全集待编，当为天下后世见闻之公之实，宁待鄙人之罗缕。且浮夸之辞，以先友平生所怯，今虽邃有人天之隔，余何忍视逝者为已遥，敢以“面谀”酬诤友畴昔之意乎！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平

    （原载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中建》半月刊第三卷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