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四 人生况味

借此机会呼吁一下。

    眠月

    ————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

    一楔子

    万有的缘法都是偶然凑泊的罢。这是一种顶躲懒顶顽皮的说法，至少于我有点对胃口。回首旧尘，每疑诧于它们的无端，究竟当年是怎么一回事，固然一点都说不出，只惘惘然独自凝想而已。想也想不出什么来，只一味空空的惘惘然吧。

    即如今日，住在这荒僻城墙边的胡同里，三四间方正的矮屋，一大块方正的院落，寒来暑往，也无非冰箱撤去换上泥炉子，夏布衫收起找出皮袍子来，……凡此之流不含胡是我的遭遇。若说有感，复何所感？若说无所感，岂不呜呼哀哉耶！好在区区文才的消长，不关乎世道人心，“理他呢！”

    无奈昔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也，颇有点儿sentimental 。伤春叹夏当时几乎当作家常便饭般咬嚼。不怕“寒尘”，试从头讲起。

    爱月眠迟是老牌的雅人高致。眠月呢，以名色看总不失为雅事，而事实上也有未必然的。在此先就最通行的说，即明张岱所谓“杭州人避月如仇”；也是我所说的，“到月光遍浸长廊，我们在床上了；到月光斜切纸窗，我们早睡着了。”再素朴点，月亮起来，纳头困倒；到月亮下去，骨碌碌爬起身来。凡这般眠月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永远不用安眠药水的。我有时也这么睡，实在其味无穷，明言不得（读者们切不可从字夹缝里看文章，致陷于不素朴之咎）。你们想，这真俗得多么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岂不很好。管它月儿是圆的是缺的，管它有没有蟾蜍和玉兔，有没有娇滴滴梅兰芳式的嫦娥呢。听说有一回庭中望月，有一老妈诧异着“今儿晚上，月亮怎么啦！”（怎字重读）懂得看看这并不曾怎么的月亮就算得雅人吗？不将为老妈子所笑乎！

    二正传

    湖楼几个月的闲居，真真是闲居而已，绝非有意于混充隐逸。惟湖山的姝丽朝夕招邀，使我们有时颠倒得不能自休。其时新得一友曰白采，既未谋面，亦不知其家世，只从他时时邮寄来的凄丽的诗句中，发现他的性情和神态。

    老桂两株高与水泥栏杆齐。凭栏可近察湖的银容，远挹山的黛色。楼南向微西，不遮月色，故其升沉了无翳碍。有时被轻云护着，廊上浅映出乳白的晕华；有时碧天无际，则遍浸着冰莹的清光。我们卧室在楼廊内，短梦初歇，每从窗棂间窥见月色的多少，便起来看看，萧萧的夜风打着惺忪的脸，感到轻微的瑟缩。静夜与明湖悄然并卧于圆月下，我们亦无语倦而倚着，终久支不住饧软的眼，撇了它们重寻好梦去。

    其时当十三年夏，七月二十四日采君信来附有诗词，而《渔歌子》尤绝胜，并有小语云：“足下与阿环亦有此趣事否？”所谓“爱月近来心却懒，中宵起坐又思眠”，我们俩每吟讽低徊不能自已。采君真真是个南国“佳人”！今则故人黄土矣！而我们的前尘前梦亦正在北地的风沙中飘荡着沉埋着。

    江南苦夏，湖上尤甚。浅浅的湖水久曝烈日下，不异一锅温汤。白天热固无对，而日落之后湖水放散其潜热，夹着凉风而摇曳，我们脸上便有乍寒乍热的异感。如此直至于子夜，凉风始多，然而东方快发白了，有酷暴的日头等着来哩。

    杭州山中原不少清凉的境界，若说严格的西湖，避暑云何哉，适得其反。且不论湖也罢，山也罢，最惹厌而挥之不去的便是蚊子。好天良夜，明月清风，其病蚊也尤甚。我在以下说另一种的眠月，听来怪甜蜜，钩人好梦似的。却不要真去做梦，当心蚊子！（我知道采君也有同感的，从他的来信看出来。）

    月影渐近虚廊，夜静而热终不减，着枕汗便奔涌，觉得夜热殆甚于昼，我们睡在月亮底下去，我们浸在月亮中间去。然而还是困不着，非有什么“不雅之闲”也，（用台湾的典故，见《语丝》一四八）尤非怕杀风景也，乃真睡不着耳。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要玩月哩。榻下明晃晃烧着巨如儿指的蚊香，而他们的兴味依然健朗，我们其奈之何！正惟其如此，方得暂时分享西子湖的一杯羹和那不用一钱买的明月清风。

    碧天银月亘古如斯。陶潜、李白所曾见，想起来未必和咱们的很不同，未来的陶潜、李白们如有所见，也未必会是红玛瑙的玉皇御脸，泥金的兔儿爷面孔罢。可见“月亮怎么啦！”实具颠扑不破的胜义，岂得以老妈子之言而薄之哉！

    就这一端论，千万年之久，千万人之众，其同也如此其甚。再看那一端，却千变万化，永远说不清楚。非但今天的月和昨天的月，此刹那和彼刹那的月，我所见，你所见，他所见的月……迥不相同已也；即以我一人所见的月论，亦缘心象境界的细微差别而变，站着看和坐着看，坐着看和躺着看，躺着清切地看和朦胧地看，朦胧中想看和不想看的看……皆不同，皆迥然不同。且决非故意弄笔头。名理上的推论，趣味上的体会，尽可取来互证。这些差别，于日常生活间诚然微细到难于注意，然名理和趣味假使成立，它们的一只脚必站在这渺若毫芒，分析无尽的差别相上，则断断无疑。

    我还是说说自己所感吧。大凡美景良辰与赏心乐事的交并（玩月便是一例），粗粗分别不外两层：起初陌生，陌生则惊喜颠倒；继而熟脱，熟脱则从容自然。不跑野马，在月言月。譬如城市的人久住鸽子笼的房屋，一旦忽置身旷野或萧闲的庭院中，乍见到眼生辉的一泓满月。其时我们替他想一想，吟之哦之，咏之玩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都算不得过火的胡闹。他的心境内外迥别，蓦地相逢，俨如拘挛之书生与媚荡的名姝接手，心为境撼，失其平衡，遂没落于颠倒失据，惝无措的状态中。《洛神赋》上说：“予情悦其淑美兮，心震荡而不怡。”夫怡者悦也，上曰悦，下曰不怡，故曹子建毕竟还是曹子建。

    名姝也罢，美景也罢，若朝昏厮守着，作何意态呢！这是难于解答的，似应有一种极平淡，极自然的境界。尽许有人说这是热情的衰落，退潮的状态，说亦言之成理，我不想去驳它。若以我的意想和感觉，惟平淡自然才有真切的体玩，自信也确非杜撰。不跑野马，在月言月。身处月下，身眠月下，一身之外以及一身，悉为月华所笼络包举，虽皎洁而不睹皎洁，虽光辉而无有光辉。不必我特意赏玩它，而我的眼里梦里醉时醒时，似它无所不在。我的全身心既浸没着在，故即使闭着眼或者酣睡着，而月的光气实渗过，几乎洞彻我意识的表里。它时时和我交融，它处处和我同在，这境界若用哲学上的语调说，是心境的冥合，或曰俱化。————说到此，我不禁想起陶潜的诗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何谓忘言的真意，原是闷葫芦。无论是什么，总比我信口开合强得多，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

    “玩月便玩月，睡便睡。玩月而思睡必不见月，睡而思玩月必睡不着。”这多干脆。像我这么一忽儿起来看月，一忽儿又睡了，或者竟在月下似睡非睡的躺着，这都是傻子酸丁的行径。可惜采君于来京的途中客死于吴淞江上，我还和谁讲去！

    我今日虽勉强追记出这段生涯，他已不及见了。他呢，却还留给我们零残的佳句，每当低吟默玩时，疑故人未远，尚客天涯，使我们不至感全寂的寥廓，使我们以肮脏的心枯干的境，得重看昔年自己的影子，几乎不自信的影子。我，我们不能不致甚深的哀思和感谢。

    虽明明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但我终于把它寄出去了！这虽明明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选自《燕知草》，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〇年版）

    忆振铎兄

    古人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因为随着时光的过去，那悲哀的颜色就会日趋于黯淡了。正惟其如此，所怀念的四周的轮廓虽渐渐的有点模糊，而它的中心形象便会越发的鲜明；也惟其历久而动人思念，这才是更值得追怀的。

    北京的秋光依然那样清澈，红旗焕彩，映照晴空，木犀尚有余芳，黄菊已在吐艳。有朋友提起郑振铎先生逝世三周年快到了，我们应该有些文字来纪念他。我仿佛吃了一惊。真格的有三年么？可不是已有三年。时光真是过得好快呵。

    文章虽短，说起来话也长。我最初认识他在上海，约当一九二一年（“五四”时期，我们虽同在北京上学，却还不认识）。他住在上海闸北永兴路的小楼上，后来他搬走了，我就住在那里。约也有不足一年的光景。振铎那时经济情况并不宽余，但他却很好客，爱买书，爱喝酒，颇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风。他的爱交朋友和好搜求异书，凡是和他熟一点的朋友，大概没有不知道的。他为人天真烂缦，胸无城府，可谓“善于人同”，却又毫不敷衍假借，有时且嫉恶甚严。他也不是不懂得旧社会里有那么一套的“人情世故”，从他写的杂文小说里就可以知道；他却似乎有意反对那一套，他常常藐视那些无聊的举动。虽后来阅历中年，饱经忧患，解放后重睹光明，以至他最后的一刹那，这耿介的脾气却始终没有变。

    我于一九二四年年底来北京。后来发生“五卅”事变，我已不在上海了。对我说来，有很大的损失。在这以后，我和振铎曾打过一场笔墨官司，文章已找不着了，大意还可以记得。我那时的看法，认为必先自强，然后能御侮；振铎之意恰相反，他认为以群众的武力来抵抗强暴才是当务之急、切要之图。现在想起来，当然，他是对的。他已认清了中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而我其时正在逐渐地沉没在资产阶级学者们的迷魂阵里。振铎的一生，变化很多，进步也很快，到他的晚年，是否已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自尚有待于后人论定；但从我一方面看来，他始终走在我的前面，引导着我前进，他是我的“畏友”之一。

    上文说过他“善于人同”，却并不肯“苟同”。他如意谓不然，便坚决的以为不可。有时和熟朋友们争执起来，会弄得面红耳赤的。一九五二年我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所长，我们还是从前老朋友的关系。昨天我过北海固城，不禁想起振铎来了。一九五三年的晚秋，比现在还稍晚一点，黄昏时候，我从固城他的办公室，带回来两大包的旧本《红楼梦》，其中有从山西新得的乾隆甲辰梦觉主人序本，原封未动，连这原来的标签还在上面。……他借给我这些珍贵的资料，原希望我把校勘《红楼梦》的工作做得更好，哪知到后来我不能如他的期望。无论为公为私，我是这样的愧负呵！

    再记得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我到他的黄化门寓所，片刻的谈话里，他给我直率的规箴，且真诚地关怀着我，这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当时只认为朋友相逢，亦平常事耳，又谁知即在那年的秋天，我们就永远失去了他！

    眼看重阳节又快到了。从前上海的老朋友们现都在北京，虽然年纪都增加了若干，精神倒还是年青的。有时聚会，总不免想起振铎来。这悲感不必一定强烈，何况又隔了一些时间，你虽尽可坦然处之，但它却有时竟会蓦然使你“若有所失”。这就很别扭，又难于形容。不由得想起前人的诗句，所谓“亡书久似忆良朋”。像振铎平素特别爱好书籍，借来抒写这淡而悲的感触，似乎也是适当的。

    （原载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五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