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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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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与卢氏相反。卢氏厌阶级社会之弊，悯当时压制之苦，故常以无制裁之平等自由，设想于心中，以为人类之在自然状态也，皆平等，皆自由，无贵贱之差，无贫富之别。故其教育主义，一在迫诸自然。至尼氏之所谓自然状态，乃绝不平等者。彼谓大地之上，惟有少数之君主（Herren） 与多数之奴隶（Knechte） 生活其间而已。而两者之间，自根本而差异，如深沟之不可逾越，非仅仅阶级之差之谓也，种属之差之谓也。
卢骚以平等状态为愉快幸福之所在，而尼采则以自然状态为君主与奴隶之战斗的状态。卢骚谓完全幸福之人类，经近世之所谓开化，而后堕落。尼采亦谓有今日之文化，而后人类腐败。是故从卢骚之说，人类欲脱自然状态之努力，即开化上之一种罪恶也。而尼氏则反是，以为人之欲脱自然状态之努力，乃人类之妄谋，而其事必全归失败者也。其言曰：尔等盍舍现代之文化乎！除此非常之迷误，而返诸自然，乃可以达于最高尚最自由最有效之自然状态。
自然人（Der Naturmensch）
然则尼氏所谓自然状态之人类，其特色如何？氏以彼等为严酷、猛烈、好权、尚势，且其性有稍近于猛禽毒兽者。而此喜争好斗之性质，常使之自求向上的生活，以保有其活力；一旦除此敌抗的本能，则必致一般活力为之衰减。盖向上的生活之本能乃天所以赋诸人者，决不止于原始的状态，亦无复还其状态者也。虽然，尼氏所谓自然主义，亦非欲破弃一切开化，而使太古之野蛮社会再现于今日也，特就所谓自然人之根本问题，求其刚强之特色，以描出人类之新性状，欲宏其自然的价值更精练之，而进于精神的，乃因之以作高尚人类之模型也。故氏之返诸自然一语，与谓返诸强健、快活、少壮，德义者命意正同。又言苟今日人类之内部尚有原始的活力，未至为旧文化所驯染，所澌灭，而尚留自然的状态之痕迹，则必也，新文化以是为发轫之始矣。易言以明之，在使个人与个人间之差别，君主与奴隶间之差别，益扩大而显著是也。若夫欲灭此差别之努力，即近代之平等说，则皆古代文化之产物，徒使人类益堕深渊而已矣。
新文化国
如尼氏之设想，则新文化国必有二种全异之人类模型。其一，即少数之伟人（或曰君主） 是也。彼等之特质在自尊，在冒险，在刚勇，在利己，又有一种坚固之信仰，以为宇宙间之某物，必不可不从属他物，故不能不为他物而牺牲其身，是故惟知有己，不知有他，视伟人之支配众庶为理之所当，义之所安，无所谓报偿之本能，亦无所谓仁慈之概念。彼谓社会者，非为社会而存，乃为二三伟人而作其发扬事业之舞台也。尼氏于此等伟人，属望甚切，曰：为未来而播种者，非斯人无与归也。氏又言此等伟人之中，更有一种高尚而特别之人物，无以名之，名之曰“超人”（bermensch） 。按“超人”之新名词，非创自尼氏者，昔格代（今译歌德） 诗中亦道及之，第经尼氏极力倡导，始脍炙于人口耳。尼氏尝劝戒世人，勿信仰上帝而信仰超人，曰：上帝，死者也；吾人宜望此超人之生存。又曰：超人在上，兽类在下，人类则所以结合此两者之绳索也。
尼氏又名众庶为兽人（Herdenmensch） ，曰：此等兽人只以三种关系而有待于考察之价值：一、兽人为伟人之稿本；二、为伟人之反照；三、为伟人所用之器具。氏之视国民也如此，则其于今日之社会问题，劳动问题，有何见地，自不难了然矣。氏曰：世人对卑陋自安之人物，而加以教养，欲进诸高等之阶级，果何故哉？使彼等而有理性，教之诚宜，虽然，其如无益何！为劳工而与以军事教育，或予以选举权，奚见其有效乎？氏又谓平民政治不但为政治之害，且所以致人类之堕落，阻伟人之发生。其言曰：世谓社会有群畜而无牧人，必获幸福，此谬说也。社会有大差等，斯正社会之大利耳。又氏于判定人类之行为上，亦别有一见解，谓既有二种相异之人类，即当有二种道德与二种宗教。二种道德者何？君主道德（Herrenmoral） 、奴隶道德（Sklavenmoral） 是也。二种宗教者何？一则授治人者以方便，俾得破治于人者之抵抗而支配之之宗教也；一则使治于人者效忠勤于治人者，且令之安其位地、快其心情、共其苦乐之宗教也。
新教化（Die Neue Bildung）
氏又力诋耶稣教，曰：人类不论在何时代，常欲改良人类，而反于此改良名义之下，举人类本性之千状万态而忘却之，自有耶稣教以来，兹事其尤甚者也。驱彼刚强猛烈之自然的兽人而驯养之，而训练之，谓以是为改良，为进化，岂不可哂之至乎！借曰其然，则将豢动物于园中，加之以恐怖，窘之以饥饿，令其气息奄奄，萎靡柔脆，而亦谓之曰改良、进化矣。中古以来之耶稣教，此类是也。是故耶稣教不免有破坏世界文明之责任。
尼氏谓真正之教化，限于最少数之人之身。至一般庶民，则为欲生可受真正教化之人物而后施之以教化，此特为教化之器械耳。谓宜普及教化于无数人类者，悖理之甚者也。
尼氏曰：近代教化之本义，非真教化也，为欲施与教化之一种知识也。本来之知识决非产自教化。受今世之教化者，不过能为活字典，或为关涉国家、教会、艺术之博言家与博物家耳。今日之人，生于教化，而受教于无教化，岂不可悲矣乎！
又曰：近代教化之特征在于力图普及，然如是者，适使教化之为教化，自减其价值。究厥原因，肇自今日经济的国家之臆说，误谓多授知识于人民者必多得幸福也。今日之教育惟以实利为目的，教人能储蓄资财而已矣。欲化一切学术为卑近，以普及于下类社会，乃令高尚之学术堕其地位，是近世教育之一大缺点也。氏詈新闻记者为精神界之佣工，曰：世人欲以浅薄之说绍介于众，故记者之业一时勃兴，虽然，彼等实难辞堕落文化之责者也。
氏又攻击德国文化之现状及高等教育。曰：德意志国民近百年来自进而求愚钝。欧洲有二麻醉药：酒与耶稣教是也。而误用之者，实莫若德意志国民之甚。又曰：今世高等学校，欲以仅少之岁月造就无数之少年，以利用之于国家之要务，可谓背理之尤也。曰高等教育，曰无数少年，两义原难并存。高者、大者、美者必不可以施之普通。以求名利谋生计为宗旨之教化，非真正之教化，而第为生存竞争之准备耳。故彼等惟以近世国语、地理及自然科学为重。又曰：吾人为生活故，自应学习许多事物，然岂得以是为教化哉？真正之教化，惟不涉生活之上流社会，乃可得而言之。
氏论教师之资格。曰：今日中学大学之教师，人所仰以造就青年者，犹粗谙学问之农夫耳，实不足以当教育之任。真正之教育家必其身先受教育，不愧为慎重而高尚之人物。不然，必贻人以不可磨灭之恶影响矣，己未受教，安能教其他乎？
又论教授之方法。曰：今日青年之知识皆非由直接之直观而得者，惟以昔人所贻之间接知识，结为概念，而填充其脑际耳。现代学者乃概念与言语之制造家，徒以怪怪奇奇之言语材料，堆积于少年头上，遂谓能事已毕。故今之人已多中言语之毒矣。
氏既谓现代文化未臻完全，则其谓根本改革之方，在高等人类之教育，又理所必至也。彼名人类之未来曰“少年国”。所论高等人类之教育，则不但从教育立论，又从结婚、家族、高等人类三端，以推究之。
今教育家谓生徒慧钝不齐，宜以材质中庸者为之准，而尼氏则力诋之。彼谓对鲁钝者之同情，对虚弱者之同感，为教育上所最忌。盖氏于道德上，于伦理上，俱以同情为能阻人类之进步，增世界之不幸者。故曰：汝与其寄同情于他人，盍返观汝之身。汝自为完全之人格，置一切最高最善者于目中，则其效有过于同情者矣。弱者去之，倾者覆之，勿为不可治者而徒耗其心力。夫吾人之生活本一严且难之事，纵令少年时代与外力抗争，以锻炼其一己之势力，亦不为妨害也。然而临之以顾虑，遇之以同情，则适以造柔弱之种属，转难耐人生之危险矣。氏固主张有我无人之利己说者，其为此言，亦其宜也。
尼氏亦重视体育。谓吾人之文化必有所以托之之所，就国民言之然，就个人言之亦然。而其托之之所，非精神也，身体也。故生理与卫生所以见重于教育之上，人必神圣视其身，以徐致一切天性之开发而后可。
氏之论教授也，谓宜令生徒先知三事：曰视，曰思，曰言与写。习于视者，能使吾人之目惯于忍耐，练于判断，对一事一物而自多方面以体会之，此精神作用之第一步也。有正当之直观，而后有正当之思考。今日诸学校知有空虚的概念，而忽于感觉的直观，不可谓为宜也。
思考者，精神作用之第二步也。氏曰：与用古代之教授而于直观上了无所得，何如用现代之活动的事物，以代之。吾人于日常之生活，于朝夕之庶务，皆有无数问题横亘其间以待解决。故宜就儿童周围之事物，与之有乡土的关系者，以为教授之始基，而后得直观之作用。直观作用既终，乃能诱起思考，至能认识因果之关系，乃达于学而悦之之境，是则教授之目的也。氏又于其他教授，谓宜养儿童之势力与忍耐力、推理力，然不置重于材料之同化，而独重其由材料以得之之精神修练，则与海尔巴脱（1776——1841，德国教育家） 之兴味论，贝斯达禄奇之能力修练论有相类者。
尼氏亦以言语之教授为重，然又谓今日高等学校，其教授外国语未为妥协。博言学家多以希腊语为基础，教人以支离灭裂之研究法耳。又言诸学校之教授国语，如待遇死语然，不授生徒以活用之方，惟欲强其语感，俾知高尚之发表法，而为历史的研究，夫安见其有用也。
其论宗教教授也，曰：君主的人类与神无臣属之关系，而反相对立。故其间既有神之活动，即无人类之自由；既有人类之自由，则神已为古代之遗物。氏谓宗教仅关赏罚，而赏罚非即教育手段也。何则？高等人类原不解所谓善恶之义，彼实立于善恶之外者也。
氏亦注意于历史之教授，然又谓历史者不过养慕古之偏情，且恐卑弱其人格而失人类生活之弹力，故亦诋今世教育之过重历史。
要之，尼氏之哲学观置重于人类之活动性，而以今代文化为衰灭人类之活动性者，故力诋之。其所主者绝对的利己主义也。彼谓社会之间惟有伟人与众庶，两两峙立。而前者有创造文明之本领，有享受教化之特权；后者则为伟人而存，为伟人所用，故宜使彼等冥然罔觉，恬然服从，不知教化之为何物。此与我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义，颇相近似，而于近世思想大相剌谬者也。虽然，古今各民族诚不可无一二伟人，以改造其国文化。而此等伟人决非无端而独生者，必有足以产此伟人之社会，然后产此伟人。孱弱之母不产健儿，理有然也。故利尔氏之言曰：“国民之水准高，则伟人之模型益高，犹诸脚柱高者［卓］（桌）面益高也。”而尼氏谓教化之施，专在伟人而不在众庶，得非偏矫之见乎！至其论现代教化多属名言。彼谓教育家宜有学识俱崇之人格，是殆其身为大学教授时所经验而得者也。曰：今之人惟利用教育为国家竞争之器械，而偏重于实利主义。曰：学者徒为言语上之争论，而滥造名词以窘少年之头脑。曰：妄刊书籍杂志以传播浅陋之见于社会，最有毒害。是皆言教育者所宜注意及之也。
尼采之与格代、卢骚，皆一代天才之士。然天才犹悍马，任其驰驱则速，而御之甚难。格代能矫其野性，故得自由。然卢、尼二家遂以天才辖治其精神，迨郁勃蟠结之野性，一既发展，遂自忘我之为我，欲脱一切羁绊而勇往直前，不达其极，必不自已，是其思想所以常陷于偏激，而评论者亦毁誉交半也。虽然，如尼氏者，其观察锐敏，其用语新颖，其立想奇拔，其行文痛快，实足以发挥其天才而有余。吾曹对此十九世纪末叶之思想家，宁赞扬之，倾心而崇拜之。
* * *
[1] 本篇刊于1904年3月《教育世界》71号。
卢骚以平等状态为愉快幸福之所在，而尼采则以自然状态为君主与奴隶之战斗的状态。卢骚谓完全幸福之人类，经近世之所谓开化，而后堕落。尼采亦谓有今日之文化，而后人类腐败。是故从卢骚之说，人类欲脱自然状态之努力，即开化上之一种罪恶也。而尼氏则反是，以为人之欲脱自然状态之努力，乃人类之妄谋，而其事必全归失败者也。其言曰：尔等盍舍现代之文化乎！除此非常之迷误，而返诸自然，乃可以达于最高尚最自由最有效之自然状态。
自然人（Der Naturmensch）
然则尼氏所谓自然状态之人类，其特色如何？氏以彼等为严酷、猛烈、好权、尚势，且其性有稍近于猛禽毒兽者。而此喜争好斗之性质，常使之自求向上的生活，以保有其活力；一旦除此敌抗的本能，则必致一般活力为之衰减。盖向上的生活之本能乃天所以赋诸人者，决不止于原始的状态，亦无复还其状态者也。虽然，尼氏所谓自然主义，亦非欲破弃一切开化，而使太古之野蛮社会再现于今日也，特就所谓自然人之根本问题，求其刚强之特色，以描出人类之新性状，欲宏其自然的价值更精练之，而进于精神的，乃因之以作高尚人类之模型也。故氏之返诸自然一语，与谓返诸强健、快活、少壮，德义者命意正同。又言苟今日人类之内部尚有原始的活力，未至为旧文化所驯染，所澌灭，而尚留自然的状态之痕迹，则必也，新文化以是为发轫之始矣。易言以明之，在使个人与个人间之差别，君主与奴隶间之差别，益扩大而显著是也。若夫欲灭此差别之努力，即近代之平等说，则皆古代文化之产物，徒使人类益堕深渊而已矣。
新文化国
如尼氏之设想，则新文化国必有二种全异之人类模型。其一，即少数之伟人（或曰君主） 是也。彼等之特质在自尊，在冒险，在刚勇，在利己，又有一种坚固之信仰，以为宇宙间之某物，必不可不从属他物，故不能不为他物而牺牲其身，是故惟知有己，不知有他，视伟人之支配众庶为理之所当，义之所安，无所谓报偿之本能，亦无所谓仁慈之概念。彼谓社会者，非为社会而存，乃为二三伟人而作其发扬事业之舞台也。尼氏于此等伟人，属望甚切，曰：为未来而播种者，非斯人无与归也。氏又言此等伟人之中，更有一种高尚而特别之人物，无以名之，名之曰“超人”（bermensch） 。按“超人”之新名词，非创自尼氏者，昔格代（今译歌德） 诗中亦道及之，第经尼氏极力倡导，始脍炙于人口耳。尼氏尝劝戒世人，勿信仰上帝而信仰超人，曰：上帝，死者也；吾人宜望此超人之生存。又曰：超人在上，兽类在下，人类则所以结合此两者之绳索也。
尼氏又名众庶为兽人（Herdenmensch） ，曰：此等兽人只以三种关系而有待于考察之价值：一、兽人为伟人之稿本；二、为伟人之反照；三、为伟人所用之器具。氏之视国民也如此，则其于今日之社会问题，劳动问题，有何见地，自不难了然矣。氏曰：世人对卑陋自安之人物，而加以教养，欲进诸高等之阶级，果何故哉？使彼等而有理性，教之诚宜，虽然，其如无益何！为劳工而与以军事教育，或予以选举权，奚见其有效乎？氏又谓平民政治不但为政治之害，且所以致人类之堕落，阻伟人之发生。其言曰：世谓社会有群畜而无牧人，必获幸福，此谬说也。社会有大差等，斯正社会之大利耳。又氏于判定人类之行为上，亦别有一见解，谓既有二种相异之人类，即当有二种道德与二种宗教。二种道德者何？君主道德（Herrenmoral） 、奴隶道德（Sklavenmoral） 是也。二种宗教者何？一则授治人者以方便，俾得破治于人者之抵抗而支配之之宗教也；一则使治于人者效忠勤于治人者，且令之安其位地、快其心情、共其苦乐之宗教也。
新教化（Die Neue Bildung）
氏又力诋耶稣教，曰：人类不论在何时代，常欲改良人类，而反于此改良名义之下，举人类本性之千状万态而忘却之，自有耶稣教以来，兹事其尤甚者也。驱彼刚强猛烈之自然的兽人而驯养之，而训练之，谓以是为改良，为进化，岂不可哂之至乎！借曰其然，则将豢动物于园中，加之以恐怖，窘之以饥饿，令其气息奄奄，萎靡柔脆，而亦谓之曰改良、进化矣。中古以来之耶稣教，此类是也。是故耶稣教不免有破坏世界文明之责任。
尼氏谓真正之教化，限于最少数之人之身。至一般庶民，则为欲生可受真正教化之人物而后施之以教化，此特为教化之器械耳。谓宜普及教化于无数人类者，悖理之甚者也。
尼氏曰：近代教化之本义，非真教化也，为欲施与教化之一种知识也。本来之知识决非产自教化。受今世之教化者，不过能为活字典，或为关涉国家、教会、艺术之博言家与博物家耳。今日之人，生于教化，而受教于无教化，岂不可悲矣乎！
又曰：近代教化之特征在于力图普及，然如是者，适使教化之为教化，自减其价值。究厥原因，肇自今日经济的国家之臆说，误谓多授知识于人民者必多得幸福也。今日之教育惟以实利为目的，教人能储蓄资财而已矣。欲化一切学术为卑近，以普及于下类社会，乃令高尚之学术堕其地位，是近世教育之一大缺点也。氏詈新闻记者为精神界之佣工，曰：世人欲以浅薄之说绍介于众，故记者之业一时勃兴，虽然，彼等实难辞堕落文化之责者也。
氏又攻击德国文化之现状及高等教育。曰：德意志国民近百年来自进而求愚钝。欧洲有二麻醉药：酒与耶稣教是也。而误用之者，实莫若德意志国民之甚。又曰：今世高等学校，欲以仅少之岁月造就无数之少年，以利用之于国家之要务，可谓背理之尤也。曰高等教育，曰无数少年，两义原难并存。高者、大者、美者必不可以施之普通。以求名利谋生计为宗旨之教化，非真正之教化，而第为生存竞争之准备耳。故彼等惟以近世国语、地理及自然科学为重。又曰：吾人为生活故，自应学习许多事物，然岂得以是为教化哉？真正之教化，惟不涉生活之上流社会，乃可得而言之。
氏论教师之资格。曰：今日中学大学之教师，人所仰以造就青年者，犹粗谙学问之农夫耳，实不足以当教育之任。真正之教育家必其身先受教育，不愧为慎重而高尚之人物。不然，必贻人以不可磨灭之恶影响矣，己未受教，安能教其他乎？
又论教授之方法。曰：今日青年之知识皆非由直接之直观而得者，惟以昔人所贻之间接知识，结为概念，而填充其脑际耳。现代学者乃概念与言语之制造家，徒以怪怪奇奇之言语材料，堆积于少年头上，遂谓能事已毕。故今之人已多中言语之毒矣。
氏既谓现代文化未臻完全，则其谓根本改革之方，在高等人类之教育，又理所必至也。彼名人类之未来曰“少年国”。所论高等人类之教育，则不但从教育立论，又从结婚、家族、高等人类三端，以推究之。
今教育家谓生徒慧钝不齐，宜以材质中庸者为之准，而尼氏则力诋之。彼谓对鲁钝者之同情，对虚弱者之同感，为教育上所最忌。盖氏于道德上，于伦理上，俱以同情为能阻人类之进步，增世界之不幸者。故曰：汝与其寄同情于他人，盍返观汝之身。汝自为完全之人格，置一切最高最善者于目中，则其效有过于同情者矣。弱者去之，倾者覆之，勿为不可治者而徒耗其心力。夫吾人之生活本一严且难之事，纵令少年时代与外力抗争，以锻炼其一己之势力，亦不为妨害也。然而临之以顾虑，遇之以同情，则适以造柔弱之种属，转难耐人生之危险矣。氏固主张有我无人之利己说者，其为此言，亦其宜也。
尼氏亦重视体育。谓吾人之文化必有所以托之之所，就国民言之然，就个人言之亦然。而其托之之所，非精神也，身体也。故生理与卫生所以见重于教育之上，人必神圣视其身，以徐致一切天性之开发而后可。
氏之论教授也，谓宜令生徒先知三事：曰视，曰思，曰言与写。习于视者，能使吾人之目惯于忍耐，练于判断，对一事一物而自多方面以体会之，此精神作用之第一步也。有正当之直观，而后有正当之思考。今日诸学校知有空虚的概念，而忽于感觉的直观，不可谓为宜也。
思考者，精神作用之第二步也。氏曰：与用古代之教授而于直观上了无所得，何如用现代之活动的事物，以代之。吾人于日常之生活，于朝夕之庶务，皆有无数问题横亘其间以待解决。故宜就儿童周围之事物，与之有乡土的关系者，以为教授之始基，而后得直观之作用。直观作用既终，乃能诱起思考，至能认识因果之关系，乃达于学而悦之之境，是则教授之目的也。氏又于其他教授，谓宜养儿童之势力与忍耐力、推理力，然不置重于材料之同化，而独重其由材料以得之之精神修练，则与海尔巴脱（1776——1841，德国教育家） 之兴味论，贝斯达禄奇之能力修练论有相类者。
尼氏亦以言语之教授为重，然又谓今日高等学校，其教授外国语未为妥协。博言学家多以希腊语为基础，教人以支离灭裂之研究法耳。又言诸学校之教授国语，如待遇死语然，不授生徒以活用之方，惟欲强其语感，俾知高尚之发表法，而为历史的研究，夫安见其有用也。
其论宗教教授也，曰：君主的人类与神无臣属之关系，而反相对立。故其间既有神之活动，即无人类之自由；既有人类之自由，则神已为古代之遗物。氏谓宗教仅关赏罚，而赏罚非即教育手段也。何则？高等人类原不解所谓善恶之义，彼实立于善恶之外者也。
氏亦注意于历史之教授，然又谓历史者不过养慕古之偏情，且恐卑弱其人格而失人类生活之弹力，故亦诋今世教育之过重历史。
要之，尼氏之哲学观置重于人类之活动性，而以今代文化为衰灭人类之活动性者，故力诋之。其所主者绝对的利己主义也。彼谓社会之间惟有伟人与众庶，两两峙立。而前者有创造文明之本领，有享受教化之特权；后者则为伟人而存，为伟人所用，故宜使彼等冥然罔觉，恬然服从，不知教化之为何物。此与我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义，颇相近似，而于近世思想大相剌谬者也。虽然，古今各民族诚不可无一二伟人，以改造其国文化。而此等伟人决非无端而独生者，必有足以产此伟人之社会，然后产此伟人。孱弱之母不产健儿，理有然也。故利尔氏之言曰：“国民之水准高，则伟人之模型益高，犹诸脚柱高者［卓］（桌）面益高也。”而尼氏谓教化之施，专在伟人而不在众庶，得非偏矫之见乎！至其论现代教化多属名言。彼谓教育家宜有学识俱崇之人格，是殆其身为大学教授时所经验而得者也。曰：今之人惟利用教育为国家竞争之器械，而偏重于实利主义。曰：学者徒为言语上之争论，而滥造名词以窘少年之头脑。曰：妄刊书籍杂志以传播浅陋之见于社会，最有毒害。是皆言教育者所宜注意及之也。
尼采之与格代、卢骚，皆一代天才之士。然天才犹悍马，任其驰驱则速，而御之甚难。格代能矫其野性，故得自由。然卢、尼二家遂以天才辖治其精神，迨郁勃蟠结之野性，一既发展，遂自忘我之为我，欲脱一切羁绊而勇往直前，不达其极，必不自已，是其思想所以常陷于偏激，而评论者亦毁誉交半也。虽然，如尼氏者，其观察锐敏，其用语新颖，其立想奇拔，其行文痛快，实足以发挥其天才而有余。吾曹对此十九世纪末叶之思想家，宁赞扬之，倾心而崇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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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刊于1904年3月《教育世界》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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