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心态，并表现为语言构造上的变化等。这样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研究，就使得本书主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展现为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作者杰出的史识也就凭借其深厚的学力和长袖善舞的才能而得到具体生动的体现。

    作者以“新陈代谢”作书名，当然意味着他要探索中国近代历史的辩证法。他在书中多次提到要“借助辩证思维”，“离开辩证思维和历史主义是难以解释其本来意义的”等等，正说明他是一个自觉地运用辩证法作为“治史的眼睛”的史学家。例如，书中关于“中体西用”说的分析，关于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等关系的研究，关于会党在近代史上的两重作用的考察等等，都充满着辩证法的光辉，并由于其中某些问题先已写成单篇论文在报刊发表，所以早就产生了广泛影响。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本书对所涉及的事件，不论是重大史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到新文化运动等），或是和一般人生活有关的事件（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剪辫子、禁缠足、废跪拜等），都能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对所涉及的人物，不论其角色如何，也绝不是简单地扣个政治帽子了事，而是力求通过具体分析，把他写成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譬如说，第六章中对那位“不战不守不和，不死不降不走”的叶名琛的刻画，对当时处中西折冲之局者三种类型的分析；第十八章中描写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的痛苦心情如何因人而异；……这些篇章都写得形象生动，人物具有个性特色，使读者很自然地联想起《史记》、《汉书》的列传中所运用的笔法。

    作者在第十九章论述新文化运动时写了一段带总结性的话：“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这里所列举的是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先进人物在文化意识上所经历的主要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了文化上的古今中西新旧之争的辩证发展线索，反映了中国人在奔向近代化过程中的认识的逐步提高。经过许多志士仁人艰苦探索，终于认识到了应以“民主和科学”为评价文化的标准，“而后才可能有完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所以说：“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而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当然都需要“史观”。上述文化意识的每个发展环节实际上都以一定“史观”为视角，而“史观”也有其新陈代谢的运动。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中的早期改良派，都持“器变道不变”或“中体西用”说，他们为采纳西学找根据，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变易观取代顽固派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改造为历史进化论；严复批判了“中体西用”说，把西方的进化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这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在历史观上都主张进化论，并认为历史进化的方向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民主和科学之旗，他们本来都是进化论者，不过随后发生了分化，陈独秀和李大钊首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历史进化过程，于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就被安放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了。所以，同上述文化意识上的发展线索相联系，“史观”也经历了由历史变易观到进化论、再到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过程。“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便促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这就是中国人所作的“历史的选择”（本书最后一章即以此为标题）。

    旭麓用“近代中国”一词，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以“五四”（1919年）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段落：前八十年和后三十年。本书所写，主要是前八十年的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而对后三十年，只是在最后一章中附带勾画了几笔而已。旭麓原计划要写一百一十年，但天不假年，只留下了前八十年的讲稿。关于后三十年，虽然他主编过书，发表过许多文章，有很多独到见解，但生前未能写成系统化的讲稿。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

    一本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吸取营养，而对后继的学者来说，是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的。本书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我相信，它的出版，将会使广大读者得益；同时我也期待着青年史学家将通过它来超过它。

    1991年5月

    【注释】

    (1)《浮想录》，见《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史学的烦恼》，见上书。

    (3)《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见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