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与西方

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17)没有罪恶，历史的停滞打不破，也就不会有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陆续东来的西方人先后占据了中国周围的国家，逐步接近中国，向中国窥视：1517年，葡萄牙人驾船进入广东海面，并于1554年踏上澳门。1575年，西班牙人开始出现在福建沿海。1601年，荷兰人首次到达广州，并在21年后强占澎湖，进而侵夺台湾，直到1662年被郑成功驱逐。1591年，英国开始走向东方；1596年，伊里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写了一封没有送到的信，要求通商；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1637年，英国船只第一次来到中国。而35年前（即1602年），法国人的船只已经到达东方。相比之下，美国是姗姗迟来者。1784年，美国航船才出现在广州，带着一个倾慕东方的名字，叫做“中国皇后”号。地理大发现主要由葡萄牙、西班牙完成。因此，在16世纪和17世纪，它们分别具有在东方的优势。直到18世纪，才开始了英国头角峥嵘的时期。

    伊丽莎白一世

    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起，西方人就憧憬、羡慕、向往着东方。16世纪，他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几百年梦一样的幻想实现了。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大国也因此而成为最大的猎取目标。但是，西方人可以来到中国的周围，可以合法地或者非法地在中国沿海的某些区域活动，他们要跨进中华帝国沉沉的大门却往往很难。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后来那么多的“要挟狂悖”之气。1655年，荷兰使节哥页（Peter de Goyer）与开泽（Jacob de Keyzer）来到了北京。据说，“这两位使节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并且听凭这些礼物被人称为贡物，自己也竟这样称呼它；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前面；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地位自居。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像他们在日本以同样手段所取得的一样；但他们所得的只不过是被准许每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随带商船四艘而已”(18)。据马士罗举的《大事年表》，从这个时候开始到1816年，161年里，西方的使节抵达北京，要求通商传教不下十数次。(19)他们是真正的叩关使者。虽然当他们离开紫禁城的时候，带走的多半是深深的失望，但新的使者又会带着新的希望再一次漂洋过海而来。一代一代的使者，体现了西方顽强的进取政策。在他们的背后，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商人和传教士。两个世纪就是这样过去的。

    面对西方人强韧持久的进取之势，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却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保守防范的抵拒。《乾隆御制诗》中有“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20)一首，不失为吐露心声之作。“宁可求全关不开”当作一种国策，表现了对西方人叩关的深深疑忌。这一点，东来的西方人并不是懵然无知的。马戛尔尼说：“吾实未见中国禁止外人在北方各埠贸易之规定明文。其所云云，不过华人欲掩其真正动机，而不欲宣诸口者。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21)

    乾隆

    明代的中国君臣，虽然并不欢迎渡海而来的西方人，但似乎还没有后来那么多的紧张和心机缜密的戒备。因此嘉靖以后，私人海上贸易能够穿过法网的罅隙而急速地发展，并形成各种规模可观的集团。这些私商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有贸易关系，由此，曾使美洲的大量白银经吕宋而流入中国。在同一个时期里，东来的传教士也携带着西洋文化进入了宫廷和士大夫群。教士之著名者如利玛窦等且能在士林名流中觅得知音。时人与之诗文赠答，多推重之词：“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著书多格言，结交皆贤士。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破九埏，殊方表同轨。于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泠？————编按）然得深旨。”(22)言辞一派和洽之气。

    康熙

    但清代开国不久，即厉行海禁。闽粤首当其冲，“令下之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沿海一带“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往往数十里因之化为废墟。而后立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23)。这种严酷的禁律，当然首先是针对台湾郑成功的，但中国同西方沿海的贸易也因此濒于断绝。后来，国内钦天监一案，又涉及大批教士，诏狱之下，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限制重重。直到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在收复台湾之后，才解除海禁，设粤、闽、浙、江四海关，允许西方诸国同沿海各省定期贸易。这反映了国土统一之后中国国力的强盛，也反映了作为封建帝王的康熙所具备的自信力。正因为自信，所以康熙不怕外国东西，并且肯学习外国东西。他本人对西方近代数学以及医学和舆地之学都下过工夫。这种学养，使他更容易相信实证。钦天监教案的发难者杨光先，虽以“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为高调，但终因不知推算验测而落职。传教士南怀仁则经过实测验证之后，成为再入钦天监的西洋人。中西关隘因此而松动了一段时期。雍正时期，中国开始明令禁止传教，这多少反映了罗马教廷的规制与中国礼仪的矛盾，所谓“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24)于是，西方教士一批一批被驱逐回国。“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为公廨，内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25)。其间，雍正曾召见天主教司铎巴多明、冯秉正、费隐，谕之曰：“教友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26)比之诏书中崇正学黜异端的体面话头来，这里说的要更近实一点。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一时尚未影响中西贸易。直至1756年，多年不到浙江贸易的英国商船迭连北上宁波，引起乾隆疑虑：“顾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近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27)次年，他正式下令“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并申明：“嗣后口岸定于广东。”(28)事情虽然是宁波一口引起的，但谕旨中的规定却禁断了广东之外的一切中西贸易。从这个时候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广州成为中国对外的唯一孔道。

    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通过限扼中西往来以守夷夏之界，与之相伴的是愈多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谋求商务利益。但一经广东巡抚郭世勋的“奏闻”，则变成了下国上贡。其辞曰：“臣等伏思前年恭遇皇上八旬万寿，中外胪欢，凡边塞夷王酋长，骈集都下，真旷古未逢之盛事。今英吉利国王遣使臣涉历重洋，远道祝嘏，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芹曝微忱，自可仰邀垂鉴。”(29)把英吉利国王归入“边塞夷王酋长”同类，虽是一种世界知识和地理知识的错误，但在惯于以华夏俯视四夷的人们眼中，正是应有之理。所以，当马戛尔尼不愿意以三跪九叩的仪式觐见中国君主的时候，乾隆不能不感到恼怒：“此次该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实为不惬。伊等前此进京时，经过沿途各地方官款接供给，未免过于优待，以至该贡使等妄自骄矜。将来伊等回国……只须照例应付，不得踵事增华，徒滋烦费。此等无知外夷，亦不值加以优礼。”(30)他把夷夏之间的不平等当作中外交往的前提。用这个前提去衡量马戛尔尼，那位来自英吉利的勋爵便当然成了“无知”而且“妄自骄矜”之辈。

    马戛尔尼

    十三行行商浩官

    天朝尊严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从这里派生出的一种特产。在那个时代，政府不会让对外贸易脱出统制，但为了天朝的体面，政府的官员又不能与夷商往来交际。这种矛盾，不能不借助于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办法来解决。十三行的总商和行商们在贸易上是中外商人之间的中介；在外交上又是中国政府同夷商之间的中介，他们是外国人的贸易对手，又是外国人在华期间的保人和管制人。一身而兼二任，成为一种亦官亦商的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十三行的出现维护了天朝的规制，而对西方商人来说，十三行却遮断了他们同中国民间和官方的联系。虽然这种做法常常引起西方人的愤懑，但在冲突没有激化之前，中国的君主和官、绅、商都不会觉察到其中的毛病。

    从本质上说，用虚骄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的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夷”与“狄”是蔑视鄙薄之称，但它又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惕惕戒惧。因此，天朝人物虽然不屑接触夷商，但又用一连串防范外夷条规，对西方商人的来、往、住、行都作了严格苛细的限制。《达衷集》一书收录了18世纪后期英国大班波朗递交中国当局的呈禀和两广总督长麟的批答，其中若干内容是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

    （呈）我夷人为身体怕有病，喜欢行走，到广东不能进城，也不能到阔野地方活动，求大人查核，或准进城，或在城外指一个地方，或准骑马，或准步行，我们就不生病了。

    （批）查广东人烟稠蜜（密），处处庄园，并无空余地，若任其赴野闲游，汉夷言语不通，必致滋生事故。但该夷等锢处夷馆，或困倦生病，亦属至情。嗣后应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夷人若要略为散解，应令赴报，派人带送海幢寺陈家花园，听其游散，以示体恤。但日落即要归馆，不准在被（彼）过夜。并责成行商严加管束，不准水手人等随往滋事。

    （呈）我们买卖船水手甚多，万一有病，连别人都染了。或在河边，或在海岛，准我们盖搭几间草房子；有了病，就移他到草房子里住，也好养病，也免染别人。

    （批）查黄埔船到，向许在附近岸上暂盖寮蓬数间，船去即行拆毁，已属格外体恤。今若于黄埔改建草房，船来固可供夷人之栖止，船去交谁看守？若听夷人自行看守，是须夷人在黄埔终年长住。彼处并无官署驻劄，倘有汉民赴彼扰诈，以及水火盗贼等事，不能防范。应毋庸议。(31)

    据说，在那个时候的广东，长麟还算是一个能够宽待外人的大吏，但其批札却极富睥睨与防范的本色。天朝尊严曾经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这主要是儒学长期浸润的结果，而中国在地理环境上一边沿海，一边多山，中间几条大河的构造，也便利于封闭式体系的产生和形成。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必然受到这种社会的影响。

    以保守的对策来对付进取的政策，这种中西之间的态势就是鸦片战争后一系列变化的基础和原因。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它同外国和外部地区的交通发达程度往往同其文化经济的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

    【注释】

    (1)《山海经》，西山经第二，见《四部丛刊初编》（8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2)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78，2919页，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

    (3)魏收：《魏书》，卷120，列传第90，西域，2275～2276页，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4)刘昫等：《旧唐书》，卷45，志第25，舆服，1957页，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161～1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元稹：《元氏长庆集》，卷24，法曲，358页，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

    (7)方豪：《中西交通史》，518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

    (8)方豪：《中西交通史》，179、365、514页。

    (9)[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767、7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使用“发现”一词并不意味着在哥伦布之前没有人到过美洲，而是强调，正是由于他的发现，美洲大陆才首先吸引了世界的注意。

    (11)[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23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12)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61。

    (13)[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227页。

    (14)同上书，229页。

    (15)方豪：《中西交通史》，659页。

    (16)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37页。

    (18)[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5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19)参见上书，大事年表。

    (20)《乾隆御制诗》5集卷26，丁未二，《上元灯词》。

    (21)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216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22)叶向高赠诗，见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120页，济南，齐鲁书社，1987。

    (23)海外散人：《榕城纪闻》，陈鸿、陈邦贤：《清初蒲变小乘》，转引自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42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4)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上谕，见方豪：《中西交通史》，1026页。

    (25)雍正二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折。见上书，同页。

    (26)冯秉正：《中国通史》Ⅺ卷，400页，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385页。

    (27)《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16，16～17页，日本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印。

    (28)同上书，卷550，24～25页。

    (29)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22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30)同上书，235页。

    (31)许地山：《达衷集》，165～16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