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历史的选择

表现了新旧革命的嬗递。同时，它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以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策略。中国社会特有的矛盾因此而获得了一种理论上的解决。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以社会主义前途，承认了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同时又压抑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面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一面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导。沿着这条道路，中国人在千辛万苦之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但民主革命在政治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一个产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的时代。由民主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曾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然而这种优点又伴随着相应的弱点：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后，它所面对的是没有经受过资本主义大规模冲击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这片汪洋大海里深藏着和复制着几千年传统留下的影响。优点和弱点，两者都反映了三十年新陈代谢的历史结果。

    王明

    三、曲折的历史轨迹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悲壮歌声之中。它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继续了辛亥革命没有做完的事业。但辛亥革命是中等阶级的革命，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在大革命时期，“国民”一词义近“公民”，包罗了同封建势力对立的全体老百姓，其内涵和外延都超过了中等阶级。因此，从中等阶级革命到国民革命，又体现了历史在继续中的发展。

    北伐战争誓师大会

    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这个过程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付出过自己的鲜血。然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又各有自己的选择。两者的不可调和终于导致了两者的分裂和对抗，于是而有“四·一二”到“七·一五”的屠杀。结果，因北伐的军事胜利而首先得利的并不是革命本身，却是叛卖了革命的蒋介石。这种包含着成功的失败，同辛亥革命的结局非常相似。人们常常把这一点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蒋介石的假革命。其实，个别人物的活动提供的是一种表象。在表象的背后，中国社会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制约着历史。1927年春季，与武汉政府东西对峙的蒋介石和上海商业联合会中富有财力的江浙资产阶级结成了一种政治经济联盟。3月底，商联会的代表团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经济支援。据《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了上海‘立即恢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并取得了蒋许下的‘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4月初，“商人和银行家垫付了第一笔为数三百万元的短期借款”(17)。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见党国危机四伏”，集会“检举共党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实行篡窃国民党颠覆国民政府之阴谋”(18)。这些人所熟知的史实透露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信息：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时候，蒋介石无疑代表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但是，当江浙财团拥护蒋介石的时候，他同时又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当蔡元培这样德高望重的人物赞成“清党”的时候，他又得到了民主派的支持。在三民主义旗帜下进入革命的人们把蒋介石当成了三民主义的代表。于是，随着南京政府的成立，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竟成了当时中国的强有力者。

    蒋介石

    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失去了城市。在退出城市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又得到了农村。这种得与失，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自觉选择的结果。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显然志在城市；即使是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也是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中举起暴动旗帜的。执著于城市，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只有一个榜样，这就是已经成功的俄国革命，而俄国革命正是从城市开始，并在城市首先胜利的。然而仿效俄国人成功的经验并没有在中国取得成功。于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革命者，在经历了1927年的失败之后，于第二年春天汇聚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开始了革命在农村的发展。

    同城市相比，农村是落后的。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却历史地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之路。这条道路最初虽然表现为失败后的退却，然而它包含着国情对于革命的制约，因此，它最终又成为一种自觉的选择。毛泽东是第一个代表这种自觉选择的人。他在这个时期的一系列著作中最早阐发了国情与革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和个别、普遍与具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地方农业经济并存。这种经济不平衡造成军阀割据的政治不平衡。由于经济不平衡，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可以提供武装割据的物质基础；由于政治不平衡，处于统治阶级矛盾间隙的农村可以成为革命首先胜利的地方。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提供了武装的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因此，从城市向农村的退却又是一种历史的进军。在这种进军的过程里，以土地革命为内容结成了工农的武装联盟。由此，民主革命获得了农民阶级前所未有的自觉支持。正是这种支持，使革命在十年内战中屡仆屡起，濒绝而又复生。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新式的农民战争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由于农民参加了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又比辛亥革命具有更强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万里长征的艰难曲折和最后胜利，既显示了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们圣洁的理想主义，又显示了中国农民在苦难中从容转辗的天性和精神。在陈独秀和王明跌倒的地方，毛泽东站了起来。

    毛泽东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逐步上升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华民族在危机面前作出选择。共产党人肩负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面对着亡国灭种之境的时候，民族革命便成为一种主要矛盾。于是而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行动。1937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为日寇进攻华北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次日，复致电国民政府，愿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作“抗日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日本帝国主义进入华北和东南的结果直接危及了四大家族的财产和统治；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间接影响了他的向背；而中国人民抗日的怒吼又造成了难以抗拒的强大压力。于是而有1937年8月14日的国民政府的《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19)比之“攘外必先安内”的旧调，这当然是民族矛盾逼迫下的一种大幅度转变。由此，经历了十年国内战争的厮杀之后，国共两党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外御其侮而停止兄弟阋于墙，曾是一种由历史和文化哺育出来的深沉的民族心理。1937年以后长期居留于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傅吾康，曾在他后来的一部著作中这样描述过自己亲身经历的这——段中国历史：

    抗日战争开始时，一种抵抗敌人到底的民族感和决心的浪潮弥漫了全中国。统一战线的口号首先克服了一切中国国内的纠纷。国民党政府监狱中所有的因共产主义或左派活动而被拘禁的人都释放了，其他逃亡到国外的人也回国为民族事业而听从分配。抗日战争被认为是1927年中断的革命战争的复活。甚至蒋介石也照孙逸仙的意思谈论战争对民族革命的重要性。因此，中国人对进犯的敌人所作的抵抗超出日本人最初的一切预料。(20)

    虽说他所叙述的部分内容不免带有局外旁观者的粗疏，但他毕竟真实地写出了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民族矛盾的上升激使民族心理高涨。因此，不同的政派作出了共同的选择。这种共同的选择引来了八年全民族抗战的时代。然而八年的岁月又是坎坷的。因民族矛盾而第二次合作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并没有因民族矛盾而化解彼此之间深刻的政治分歧。双方都在民族战争的旗帜下固守着自己的阶级立场。因此，在抗击日寇的同时，又常常发生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磨擦和反磨擦。民族矛盾限制了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又顽固地起伏于抗战中的中国。

    延安各界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之后，国共内战再度爆发。共产党要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变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国民党要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胜利。前一种主张见之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种主张见之于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两个同一年召开的代表大会预示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在这场决战中美国选择了国民党，但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人民的选择总是体现了历史的选择。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后来说：中华民国政府的失败，“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往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作为一种对比，白皮书又承认：“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21)白皮书的作者并不喜欢这种对比，但他又不得不记录这种对比。

    重庆谈判时期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蒋介石曾自命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然而真正继承并完成了孙中山事业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1947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之后，毛泽东饱含激情地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他的话富有历史感地把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看成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的事业在北伐战争中得到了延伸，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山重水复之后峰回路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许多同人谋相联系的偶然性，而偶然性的背后则是新陈代谢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经历了110年的屈辱和多难之后，中华民族终于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起来了。

    【注释】

    (1)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7页。

    (2)瞿秋白：《饿乡纪程》，转引自《五四运动文选》，429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

    (3)《礼记·礼运篇》。

    (4)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见《李大钊文集》，上册，651～652页。

    (5)转引自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

    (6)刘仁静：《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见《一大前后》（二），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十三）·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见《五四运动文选》，457页。

    (8)《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提倡民生主义之真义》，见《孙中山选集》，上卷，88、93页。

    (9)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1页。

    (10)《呜呼工读互助团解散宣言》，载《时事新报》，1921-02-03。

    (11)《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7张，1920-05-01。

    (12)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3)杨匏安：《马克斯主义》，载《广东新中华报》，1919-12-04。

    (14)陈独秀：《袁世凯复活》，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159～16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

    (15)《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见《一大前后》（一），9页。

    (16)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33页。

    (17)[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4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18)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43、4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19)《申报》，1937-08-15。

    (20)傅吾康：《一百年来的中国革命，1851——1949》，254页，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1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1)[美]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259、26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