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治本措施

    信 贷 控 制

    债务方面统计数据的缺乏并不会妨碍我们通过对货币病或物价水平病采取直接的应对措施而预防债务病的出现。的确，债务病通常会引发货币病；但通过恶性循环的作用，债务病很快会演变为结果，而货币病则成为原因。例如，在经济繁荣时期，真正的总体过度负债通常是因物价水平的上行而导致的，而物价水平上行会通过放大利润而刺激生产商们借入过多的钱来过度膨胀其业务。

    仅仅是新的发明或发现这一个因素并不一定会将总体的负债水平带到一个高位，前提是如果物价水平能够立刻抵挡住由信贷膨胀而非发明或发现所带来的利润诱惑，且能抵挡住发明或发现本身的诱惑的话。这里的关键在于，一有迹象表明物价水平哪怕只是受到了它的一点点影响，就要对信贷膨胀进行控制。

    即便是在商品价格水平无法体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例如1923——1929年），我们还可以将股票市场当作一个指示器。如果通货膨胀没有被观察到或者被人们忽视了的话，那么为了防止出现后续的结果，实行通货紧缩将变得更加重要。

    治疗货币病是宪法的授权

    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5项这样写道：“国会有权……铸造货币、调议其价值……以及制定度量衡的标准。”

    除美元外的其他度量单位早已经实现了标准化。它们的属性使它们很容易标准化。它们可以一次性地被确定下来，而后其中的一些便可以被放入一个玻璃器皿中以防止温度和湿度出现变化。从另一方面来看，必须在除了能够衡量美元所包含的贵金属重量外还能够衡量其价值的工具出现前，给出关于美元的详细界定，也就是说，在指数科学形成之前；这样，尽管美元被称作是一种价值标准或购买力标准，但它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重量标准。既然我们拥有了指数这一工具，那么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让美元真正成为一种购买力标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等式说明这个问题————在这个等式中，物价水平（即美元购买力的倒数）是一个因子。

    交 易 方 程 注62

    按照这个“交易方程”，价格水平乘以每年的交易量等于流通中的货币乘以它在一年内流通的次数。

    用最简单的代数法来表示，这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年份里，

    PT=MV

    其中，

    P是衡量物价水平的指数〔一个相对于基年（如1913年）的百分数〕；

    T是交易量（不按当年价格计算，而是按基年价格计算的年交易量的总价值）；

    M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包括存款货币）；

    V是货币的流通速度（整个货币的年周转率）。

    确定上述各项的数值在统计上是可能的。

    物价水平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基本上取决于其他三个因素所发生的变化。交易量因素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则应该由供需之间的一些法则来决定，而且结果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只要作为供需法则表现手段的货币不打乱这些法则所产生的自然结果。尽管这样来看，交易量因素应该由自然因素来决定，但其他两个要素，尤其是M（货币数量），则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人为控制的影响。因此，我们的问题就是：通过调节货币数量以及影响它的流通速度来使价格水平保持基本的稳定。

    卡尔·斯奈德已经证明，方程一边的货币流通速度有与方程另一边的交易量的短期变化自然保持同步的倾向。这样，交易量的短期变化就几乎不会扰乱价格尺度。因此，如果方程一边的货币数量与方程另一边的交易量的长期、稳定增长保持同步的话，那么P（物价水平）就会保持相对的稳定。

    货 币 数 量 论

    尽管我们已经通过交易方程介绍了对M所实施的控制，但这也只是为了简明起见，而且这样做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稳妥地假定T和V是固定不变的，或者T和V的比率是固定不变的，甚至连T和V的比率会发生有规律的渐进变化这样的假设我们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尽管这差不多就是真实的情况。我们本可以在不借助于“货币数量论”（即“交易方程”）的情况下对控制M进行一番介绍。我们只需假设流通媒介数量的增加有提高物价水平的倾向，反之，流通媒介数量的减少有降低物价水平的倾向。而对于那种认为由于“除了货币和信贷外的其他因素”也会产生影响，因此任何控制都注定无用的反对之声，我们也无须太过认真看待。因为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在驾驶轮船的时候使用方向舵也是没用的，因为虽然方向舵会对行驶方向有影响，但能产生影响的还有风和浪。

    调节信贷以适应商业需要

    卡尔·斯奈德博士、莱昂内尔·D. 伊迪（Lionel D. Edie）博士以及詹姆斯·哈维·罗杰斯（James Harvey Rogers）教授曾经提出一项旨在让货币数量跟上交易量（或者准确点儿说，是跟上交易量与流通速度的比率）变化步伐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交易量过去的增长情况将得到密切监视，其前十年的走向将被当作一种参考和指导。如果这十年的增长率为3%，那么货币供应量每年也将增长3%以满足商业的需要。

    货币数量随着交易量的需要而进行调节将会对商人们产生极大的诱惑力，对他们而言，稳定的物价水平或稳定的货币价值只不过是一种空谈。但其实上述这些人所建议的调节是同稳定货币的价值一样的东西。如果我们把物价水平或货币的购买力当作我们的参考标准的话，那么我们所进行的调节可能会更加精确。

    使物价水平上涨并保持稳定

    假定物价尺度近期内发生较大的变动，从而使得借款者受益而贷款者受损，或者使得放款者受益而借款者受损。在那种情况下，应该首先通过通货再膨胀来修正物价水平，然而再对修正后的物价水平予以保护。

    怎样程度的通货再膨胀是适度的？换句话说，通过修正的方式，我们应该将价格水平拉回来多少再令其保持稳定？

    答案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拉回来的幅度，这个幅度要大到足以消除对借款者或放款者的不利影响为止。然而，不论是借款者还是放款者，他们都不是简单的一个群体。借款者的情况各不相同，放款者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在经济上升或下滑时期的不同时点上存在着各种境遇不同的借款者和放款者。站在1932年这个时点上，让我们回顾一下物价水平在1929——1932年间的下降过程。有些债务是1929年时欠下的，有些债务则是在1930年、1931年和1932年欠下的。如果我们把物价水平从1932年的水平拉回到1929年的水平，那么1932年放贷的债权人就会吃亏。而如果不彻底把物价水平拉回到1929年的水平的话，那么1929年借债的债务人就会吃亏。 注63 如果把物价水平拉回到1930年的水平，那么我们就会对1930年的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做到基本公平，但对于上半年借债的债务人和下半年放贷的债权人来说还是有些许的不公平，而不公平的程度依他们的合同价格与1930年物价水平的差距而定。针对这样的局面，我们还不能坐视不管，必须有所作为。在1932年，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是一个群体————债务人。如果物价水平被部分拉回正轨，则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变成了两个群体————债务人和债权人；而这将是唯一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它会将双方整体所受的不公平对待程度降到最小。

    但是，进行价格修正的主要目的必须是：使未来有一个美好的前景，以便经济可以正常运转下去；将利润提高到我们所能达到的合理的水平，以便工业的车轮可以继续前进，且最大数量的失业工人可以重新实现就业。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逐步摸索着将物价水平拉回到一个最能恢复经济活力的水平上来，在我们发现经济足以重新吸纳失业劳动力时停下来。因此，最终所达到的物价水平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福祉并应保持稳定。

    通过再贴现率进行管制

    对M（货币数量）的调控属于乔赛亚·斯坦普爵士（Sir Josiah Stamp）所谓的货币“机制”的范畴。对V（货币流通速度）的调控则相对来说有些让人无所适从，因为这种管制涉及更多的心理成分。

    因此，我们从所谓的货币机制————M开始讨论。

    货币，正如本书中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一样，通常分为两类：

    1.存款货币，或用支票来提取的银行存款；

    2.公众日常手头持有的货币（hand-to-hand money）,包括纸币、辅币和黄金。

    占一国货币9/10的存款货币，对于任何一个希望打造健全货币体系的计划来说，都是首要项目。

    由于存款货币可以用来出借，因此它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利率来调控。利率降低，就会提高人们借入存款货币的数量。而如果利率提高，就会降低人们借入存款货币的数量。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利率的这一作用。就连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位前委员也是如此，在一场向公众所做的演讲中，他断言，利率“在生产的成本中”是太微不足道的一个要素，因此无法对价格产生影响!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生产的成本，而是货币的数量。如果在5%的利率水平上，货币的数量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那么将利率调整为4.5%就会使货币变得过剩，而且是逐渐变得过剩；而将利率调整为5.5%，则会使货币逐渐变得短缺。当通过排水管排出的水恰好等于通过进水管流进的水时，浴缸里的水会保持不变；然而，在这个均衡点上哪怕是非常轻微地旋转一下龙头，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都会让浴缸装满水或是将浴缸里的水全部排干。而利率的作用就如同龙头一样，它可以让一个国家流通中的存款货币的水库注满水，也可以将其清空。

    人类应该忘记对于利率的那些最原始的观念。所有经济改革中最伟大的一项改革，将是在经济条件要求迅速、大幅度地提高利率时，消除人们对此的抵触情绪，以及在经济条件要求降低利率时，消除人们对于将利率保持在高位的惰性。在有些地方，利率在经济状况好时和不好时都保持在6%的水平上。在一个西部城市，我看到一个新的银行大楼的墙壁上刻着“4%”的字样。即便在纽约这个利率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灵活的地方，利率的弹性也并不是非常充分的。理想的情况是，任何一个可信赖的借款者都应该能够通过支付一定的利率而获得贷款；而任何一个放款者都可以在某一个利率水平上发放出贷款。

    联邦储备系统

    为使对利率的调控更加有效，银行之间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考虑到联邦储备系统的存在，这一点很容易就能够实现。在该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该机构位于华盛顿。其次，还有12家区域性银行————所谓的联邦储备银行，每家银行都承担着其所在区域的中央银行的职能。再往下，则是每个区域的会员银行。就贷款而言，正是这些区域银行全权与公众打交道。上面提到的那12家联邦储备银行，除了执行其他职能外，还通过向这些区域银行提供再贴现服务（将这些银行为公众贴现的票据再贴现）来为其提供贷款。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则通过驻扎在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代理人与12家银行保持联系。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会员银行向其客户所收取的利息主要是受它们预期会向储备银行所支付的再贴现率决定的。因此，这些中央银行通过再贴现率的方式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整个国家存款货币的数量起着调控的作用————不论结果好坏。

    然而，尽管最终来看存款货币的数量会对于再贴现率的变化做出很大的反应，但这个过程却相对较慢；储备银行还控制着一个起效更快的辅助工具。

    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实施调控

    每家银行都会根据其存款量而拥有一定的准备金。就联邦储备系统的任何一家会员银行来讲，它所拥有的准备金都由它自己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余额所构成。根据法律规定，这一余额至少要等于会员银行的客户在这些银行的总存款余额的一定百分比。对定期存款来说，这一比例仅为3%；而对于活期存款————这一块儿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来说，则根据会员银行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不同，这一比例可分别达到7%、10%和13%————在一些经济较为繁荣的大型商业中心区域，所要求的比例更高一些。

    一家会员银行在储备银行所拥有的存款余额不仅受到再贴现率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向储备银行销售证券的数量的影响，交易的收益作为存款保留在储备银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2家储备银行可以通过从会员银行那里购买债券来提高这些会员银行的准备金额，也可以通过将债券卖给会员银行来降低它们的准备金额。如果一家会员银行欠联邦储备银行一笔债务，那么它可以用它的存款余额（超过当前准备金额要求的那部分）来偿还这笔债务。这样，它便失去了利用增加的存款余额作为发行新贷款的准备金的权利。然而，当它的欠债被还清以后，其存款余额的任何增加都必定会被用作未来向公众进一步发放贷款的准备金。

    公开市场操作的标的物

    这种买入或卖出债券的行为就是“公开市场政策”。

    实际上，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可以买卖的唯一标的物就是政府债券和“商业票据”。也正因为如此，公开市场操作也招致了一些不满，认为这种做法对债券市场构成了干扰。从理论上来讲，任何其他的财产或商品都可以成为公开市场操作的标的物。例如，白银就可以被用来买卖————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联储。如同购买债券一样，通过会员银行或从会员银行那里购买白银，将使得这些银行将购买力投入到流通中，这样通常会提高物价。然而，麻烦的事情在于这种做法会尤其提高白银的价格，从而使其与其他商品的价格脱节。将标的物换成小麦或棉花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期望因为公平起见而让所有商品都成为标的物，且保持最为适度的比例。例如，易变质或易损坏的商品，就不适合成为标的物。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耐用品也不适合，因为那样的话它们将处于一种长期闲置不用的状态。反对将债券作为标的物的声音也是存在的；然而，从稳定性的角度来考虑，债券是最为合适的标的品种。可选的债券范围自然也可以延伸到除政府债券外的其他债券。

    这样，通过调整再贴现率以及实施公开市场操作，12家储备银行可以对美国存款货币的数量进行强有力的调控。

    如果联邦储备系统出于影响物价水平的明确目的决定对存款货币施加其巨大的影响力，那么这种调控措施必须与物价水平形成联动。因为一旦允许物价水平出现迅速的上升（比如以每年10%的速度），那么真实利率就会变得非常低，以致即便是名义利率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也很难对借债行为形成扼制————名义利率即使是10%，实际利率也只有0。而一旦允许物价水平出现迅速的下降（比如以每年20%的速度），那么这将会使得实际利率变得非常高，以致接近于0的名义利率都不会对借款者形成诱惑，因为如果实际感受到的利率是20%的话，那么名义利率为0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物价水平的这种上升或下降的运动果真变得非常剧烈的话，那便是因为这两种政策（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实施得有些迟了。

    简而言之，“实际”利率的唯一决定因素就是物价水平，但名义利率也可以决定物价水平————如果发挥作用及时的话。

    准备金的自动调控

    要想确保及时，调控机制必须要灵活；为达到这一目的，有时需要暂时放松对准备金的要求。这种放松应该通过行政方式来实现，而不要等待过程迟缓的立法手段。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职员温菲尔德·里夫勒（Winfield Riefler）先生针对这种放松提出了一项巧妙的计划。这种计划规定了会员银行的准备金额，所依据的原则并不是该银行所处的位置及其存款的特征，而是那些存款的每日活动能力（activity）。存款流通速度越慢，要求的准备金额越小（从而刺激放款能力）；而存款流通速度越快，要求的准备金越多（从而限制放款能力）。

    这条准则的优点在于，其不仅适用于不同的地区之间，也适用于同一地区的不同时间段。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是货币的周转率超出了速度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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