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四章 清官和贪官之间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而我大明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愿意究竟又是什么？”

    比如后世《拍案惊奇》里的梁太守看见拐带妇女、弄出人命的泼皮无赖汪锡只被判了充军，于是大怒，“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当下绝气”。

    他叹息一声说道：“究其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

    “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政治相对清明的国家，无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国家进步，如此我们还需要清官？贪官又哪里还能继续存活下去！”

    难道真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天下皆贪我独廉”使然吗？

    在这样的时代里，清官和贪官其实各有各的可恨之处！

    老百姓对清官的期许不外有三：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豪势要；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清官对这些人打击越严厉才是“爱民”。

    除此之外，海瑞还是一个严刑峻法的赞赏者，他对明初朱元璋“剥皮楦草”的残酷惩贪措施怀念不已，并建议恢复“毫发侵渔者加惨刑”的祖制。他的建议不但让官场震恐，连万历皇帝也认为太过了。

    这话虽然偏激了些但却未必便没有道理了。

    而秦桧呢？至少也是南宋初的最大贪墨官僚之一。宋高宗对他的贪污行为并非不知，但宋高宗当时隐忍不发，等到秦桧死后，皇帝下决心在朝廷清除秦党，却又下诏对秦桧、秦熺父子等赃罪并免追究。其他如宋高宗宠用的宦官冯益、陈永锡、康谞、张去为等人的处置，也都是如此，则其惩治贪污**的虚伪，也就不言自明了。在建炎、绍兴之际，贪污**政治的最大保护伞，正是宋高宗本人的皇权。江州知州汤鹏举因皇太后还宫，进钱三万贯，这是在绍兴和议后宋高宗生母韦氏被金人放回，即所谓皇太后回銮盛典的一个小插曲。在民力十分凋敝下的所谓进助”宋高宗居然下诏奖谕说，‘尔治郡可观，裕财有素，归其积馀，有相礼仪。人悉如斯，事安不济！备观诚意，良切叹嘉’。这当然又是奖励臣僚用搜刮得来的大量铜钱，直接向皇帝行贿。”

    清不可刻。清只是治术的一端。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道德洁癖、偏激的个性和强硬的手腕是其不见容于当世、不能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的病根。

    “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宋朝著名的抗金名将宗泽是元祐六年进士，而奸相兼大贪官王黼则是崇宁二年进士。宗泽质直好义，是个自奉甚薄的清官，却因拒绝执行宋徽宗的错误政令，屡遭贬黜和处分，屈沉下僚，直到北宋末，还只是当一个磁州知州。然而晚十二年的进士王黼却得到宋徽宗的宠用，宣和元年拜特进、少宰。由通议大夫超八阶，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就在同年，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虔，除名，编管。宗泽抵制宋徽宗耽溺道教，劳民伤财，兴修神霄宫之类宫观，受到极重的处分。宗泽年近七旬，在国难当头时，方得崭露头角，在临终前不到两年，生命大放异彩，却是非常可悲痛的异彩，否则，他肯定在史册上是默默无闻的。两人的荣枯岂不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也许宋高宗的确不是东西，好皇帝则不然。果真如此？宋太祖无论如何算是宋朝最好的皇帝，他严厉惩处不少贪官，却又对大贪官王全斌等曲法包庇。”叶原先笑了笑道：

    士大夫乃至皇上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

    包拯如此，海瑞更甚，他的家庭悲剧为其性情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他的前两个妻子被休，第三个妻子暴死，一个妾自杀身亡，致使他不得不前后九娶。而他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就被他逼得绝食而死。可见其性情之苛刻。

    丁云毅听到这里，忽然接口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叶原先也不再顾虑什么了：“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