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纷乱

突开始了。

    几乎与此同时，中东战争爆发了。英法两国把从苏伊士运河撤军，一直归咎于华盛顿一帮反殖民主义者的催促和施压，并认为目前的困难是杜勒斯造成的，因而对华盛顿采取不理会的态度。他们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更确切地说，是按照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所主张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这话可不是冷战的陈词滥调，正如共产党总是念念不忘苏伊士问题，而西方总是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一样。事实上，两件事一样恶劣。

    北越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分歧早在40年代末就开始了，但一直没有凸显出来。北越共产党1954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结束了武装斗争，进入城市，并建立了国家政权后。城市生活助长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情绪。恰逢赫鲁晓夫掀起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在各共产党国家蔓延，北越知识分子开始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北越的报坦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接提出质疑。“为什么没有人去写政府机构？为什么没有人去表现爱情？为什么只准写工人农民出身的人物？现实主义应该鼓励形式和内容上的百家争鸣。”

    而随着第一批干涉苏军的进入，事态变得更加复杂，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带来的痛苦和怨恨刺|激着匈牙利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着他们，波兰的成功鼓舞着他们，西方的宣传煽动着他们，苏军的坦克威逼着他们，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民族屈辱感在激励着他们。因此，人们越来越激进，暴乱越来越严重。

    现在，英国的首相艾登和法国总理摩勒已经拿到借口了。他们故作姿态，同时向以色列、埃及两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立即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议院宣布：“我们已经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让英法联合部队暂时进入各重要据点。”如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说，英法军队“就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对苏伊士运河区进行干涉。

    北越的反击是可以预见的，但这种反击却被更加确凿的事实和证据所击倒，反倒引起了更加恶劣的影响。

    大量的书面资料和照片证据，大量的人证，使舆论的风向不可逆转地向南越政府倾侧过来。而在越南颇有名气的，从北越逃回来的知识分子潘寅的露面和讲述，将这次舆论攻势推上了顶峰。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施了“新方针”，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地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

    就在武装暴动刚刚被镇压下去的第三天，南越的报纸媒体上便出现了对于此事的报导。一开始还是简略的，不详的，但照片和详尽的资料很快便补充上来，越来越引起了南越各阶层的关注。

    但由于苏联的干预，“新方针”实施了二十二个月就被迫中断。此后，纳吉以著述的方式进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新方针”中断后，匈牙利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召开，波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选举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一九五六年注定是个不平静而纷乱的年份，苏伊士运河的纠纷只是其中重大的事件之一。

    当晚，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由美苏联合制止侵略。这使得艾森豪威尔十分愤怒，并且担心苏联借此而渗透进中东，他对一名助手说道：“这些英国人――我一向还把他们看作是我的左右手呢？”接着，他告诉布尔加宁，俄美联合干涉是“不可思议的”，并提醒这位苏联总理，苏联红军“这时正在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权”。苏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分散人们对匈牙利事件的注意罢了。

    华盛顿时间下午……，电传打字机嘎哒嘎哒打出了第一份新闻公报：以色列军队进埃及展开了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