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从明教到大明帝国（1358-1368）

外两个实权人物，天完政权的徐寿辉和应天政权的朱元璋，都只是派使者参加典礼而并未亲自到来。

    这就出现了相当滑稽的一幕：三年前还在丐帮中声嘶力竭要打倒明教的鼓吹者——对这一点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现在宣布自己是明教的教主。

    朱元璋现在将目光投向更为重要的北方。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陈友谅一方面掩耳盗铃地将他的军队改名为“卫明军团”另一方面则诉诸民族主义的支持，将“天完”政权改称为“大汉”这不仅是对应于汉人（Ethnic-Chinese）的自称，也试图唤起人们对古代的汉帝国（公元前202-公元221），这一汉人最为荣耀的时代的回忆。

    但是乌哈噶图汗仍然怀疑扩廓在图谋不轨，他要求扩廓立即离开北京，南下去进攻明教徒。

    （全文完）

    这可能是波斯总教企图在中国重振明教的努力。

    但勃罗帖木儿并未被挡住，终于攻入北京，随后挟持了帝国政府，任命他本人为右丞相。

    在68年的北伐攻势后，乌哈噶图汗和他的朝廷仓促地退守漠北，但是仍然宣称自己是全中国的皇帝。

    抵抗主要来自江南士绅对明教红色恐怖的厌恶。

    在明朝建立后，无论是支持陈友谅的峨嵋派或是支持李思齐的华山派，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长期的衰落。

    这是很大的政治冒险：虽然张三丰并不知道是朱元璋谋杀了他最钟爱的徒孙。

    鄱阳湖战役并没有摧毁陈友谅的主力。

    武当和少林这两大门派的风向标令许多江湖势力都投向朱元璋方面，让朱元璋顺利地继承了张无忌时代的大部分政治遗产。

    与之抗衡的，主要并不是明朝政府，而是武当和少林为主导的新江湖秩序。

    如果说朱元璋是张无忌的政治继承者，那么扩廓也接收了汝阳王府的武术家集团——这一集团的前身是三十年前札牙笃汗的御用军团。

    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十四世纪中期的携手合作就被遗忘，明教的残余再度被视为邪恶的“魔教”而遭到憎恨。

    这次伟大的军事行动因为一个可笑的失误而告惨败：当他企图从扬子江转入秦淮河时，却意外地发现一座坚固的石桥耸立在那里。

    一向被认为是花|花|公|子的朱文正意外地守住了南昌达三个月之久，顶住了数十万大军的进攻，将陈友谅的庞大军队一直地拖在江西，而不能像在1360年的军事行动中那样直捣应天，直到六月份朱元璋的援军到来为止。

    汉军的无敌舰队现在与明军主力相比，舰只又大得多，数量和人员又多得多。

    在张无忌突然失踪后，韦一笑也因为不满杨逍的继位而远走波斯，明教中枢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这导致了军队脱离中央控制的趋势更加无法遏制，杨逍的教主之位几乎被架空。

    而他“正统”的继承人明玉珍，则是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将一切其它宗教都视为魔鬼的传声筒。

    幸运的是，四散人出于同杨逍和陈友谅的积怨，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这一点带来了明教暂时的势力均衡。

    南昌并未轻易被攻占。

    新上台的武当领导人和张无忌之间关系已经极为疏远，不可能再为他报仇。

    长江中游的大片领土被并入他的权力基地，使得朱元璋控制的人口约两倍于任何其他对手所控制的人口。

    他提出了一个以议和争取时间，然后东西并进，摧毁叛乱者的战略，而这必然要求全国所有的军队都归属他的指挥。

    这给朱元璋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噩梦。

    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结束的两个星期之后，朱元璋又把他的水军开向上游，这一次是开向武昌。

    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服对方自己绝不会触动对方的利益，而将缔造一个政治秩序和江湖秩序并行不悖的社会。

    他们说服了朱元璋，“大明”的含义和他的姓氏正相匹配：据说火神祝融的一个名字就叫做“朱明”最后，儒生集团也同意了这个国号，因为他们在儒家经典中为之找到了依据。

    在察罕死后，他的儿子扩廓帖木儿继承了他的爵位，官职和军队——以及汗八里政府空穴来风的猜疑。

    陈友谅把他的军队及其家属、马匹和供给全都放到了船上，在春汛时他开始顺流而下。

    第二年，俞莲舟宣布退休，将掌门的职位传给了俞岱岩的学生谷虚子，这标志着武当成为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出世门派。

    与此同时，统一中国的战争仍在继续着。

    在朱元璋宣布禁止明教后，大大小小的“明王”再度兴起，要推翻虚伪的明朝，重新建立真正的光明世界。

    但最后，明升和他的教众们向重庆江面的廖永忠舰队投降。

    在明朝流行的通俗小说《英雄的国父传奇》（The Legend of Heroic Founding Fathers）中记载了朱元璋和他的大将们曾到武当参拜的事迹。

    而此时一心向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靠拢的朱元璋就成了最佳选择。

    事实上，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还有更深远的考虑。

    明教徒强烈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发动了他们去推翻元帝国，也会发动他们去消灭一切不符合自己教义的宗教、政治、社会形势。

    他几乎取得了成功，但在最后关头为俞莲舟用箭所射杀。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于佛教和道教表现得如此虔诚，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僧侣，更不是因为他想要得到道教所许诺的永生，而是通过对佛教和道教神明的礼敬，他成功地争取到了武当和少林等宗教门派对自己的支持。

    虽然张士诚已经注定失败，但是朱元璋在这场战争中仍然遭到了猛烈的抵抗。

    他围困武昌两个月而迄无成效，于是返回南京，把兵权交给常遇春。

    最后，常遇春的军队打开了苏州城门。

    为此，他甚至放弃了对教主之位的要求。

    通常以“倚天屠龙时代”命名的十四世纪中期，是武侠史上上最意义深远也最令人惊奇的时代之一。

    1363年四月二十七日，汉军舰队出现在南昌水面上。

    虽然殷梨亭和杨不悔的婚姻仍然是联系二者的纽带，但是这种外在的联系并不足以让张三丰推行他伟大的计划：通过与明教的联盟，或者说通过张无忌的特殊身份，让武当参与到明教内部事务中，用主流的意识形态改造明教，让它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帝国的基础。

    朱元璋没有解释，而是写下了一个奇怪的短语：“天下”（Under Sky）！武术家们沉默了片刻，随即离开了皇宫。

    最后，水木军决定冒险用火攻的方式摧毁对方的密集舰队。

    更加戏剧性的是，朱元璋在即位后第三年下诏禁止一切“旁门左道”白莲宗，弥勒宗和天鹰教等明教支派都被当作荒诞的异端邪说遭到禁止。

    此后，作为胜利者的朱棣出于对武当的感激或愧疚，在武当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道观。

    据说说不得曾经在皇宫墙外留下一首意味深长的讽刺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

    尽管陈友谅因为昔日同少林和武当的纠葛而难以得到大部 分江湖势力的支持。

    在上个世纪的“五绝”体系终结后，争夺倚天剑和屠龙刀的斗争，反映了在一个混乱时代追求秩序的精神需求，最终各种野心和力量在博弈中找到了方向：这不仅意味着江湖世界以门派政治的形式达成了长达几百年的稳定秩序，也意味着蒙古帝国的毁灭和新中华帝国的诞生。

    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南方征服北方的先例。

    有一件材料说，每一只这种战船可载二、三千人。

    在进攻冀宁的战役中，他被扩廓击败而难以南下。

    随后带着他的喇嘛们进入了北京。

    尽管如此，唐赛儿成功地转移到了河北，并建立了明教的新总部黑木崖。

    朱元璋手下的将士们，尽管已经日益成为新的统治利益集团而淡漠了弥赛亚主义的信念，但仍然希望新的国号能够反映他们当年的梦想。

    彭莹玉在这次政变中死去。

    当扩廓率军赶到北京城下时，皇帝已经在勃罗的左右下下诏命令他们和解。

    战后，朱元璋命令将城中富户迁徙到北面的荒凉地带，并对整个地区课以重税。

    尽管朱元璋此时仍然没有脱离明教的打算，但他已经越来越淡化他的根据地中的异端宗教色彩。

    廖永忠的过分得意让他做出了皇帝所未曾料想的举动，他狂妄地宣布明教就此终结，并吐露了十三年前朱元璋杀害张无忌的秘密。

    他的年号是“大义”意思是“伟大的正义（Great Justice）”他在东方的对手朱元璋同样不承认明玉珍的地位。

    扩廓向乌哈噶图汗保证在五年之内平定全国的局势，赢得了这位末代皇帝的信任。

    在他著名的即位诏书和北伐檄文中没有体现明教的教义。

    周芷若自杀，陈理在大臣的簇拥下投降。

    然而旷日持久的反元战争已经耗尽了民众对起义的兴趣，他们渴望安定的环境。

    两个月后，朱元璋再次率水木军亲征武昌，卫明军全军覆没。

    这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记载了朱元璋和武当领导人在1361年底的会面。

    张三丰欣慰地看到，自己的计划，尽管经过了一系列变动，仍然可能在这位吴国公爵的身上得到实现。

    但他得以控制巫山帮、鄱阳帮等扬子江上的帮派，从而控制了扬子江水路这一中国内地最重要的航线，并建立了一支极其强大的内河舰队。

    同时也向心怀疑虑的江湖世界宣布：自己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但绝非一个固执的原教旨教徒。

    1373年，俞莲舟和一批武当的武术家们闯入南京的皇宫，再一次和朱元璋会面。

    虽然在十三年后，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新皇帝的权威。

    这是江湖主流势力无法忍受的前景。

    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愤怒，他急不可耐地命令史官修撰了《元史》并送给乌哈噶图汗“恭顺的皇帝”这样一个侮辱性的称号。

    1371年五月，朱元璋派遣傅友德从陕西直捣成都，与此同时，廖永忠从扬子江率舰队进攻重庆。

    他在1368年下诏褫夺了扩廓的一切官职爵位，并命令所有忠于帝国的军队一起进攻扩廓帖木儿。

    因为这场艰苦的战役，朱文正后来被同僚们亲切地称为“朱坚强”。

    在明玉珍死后，他的儿子明升继任为有名无实的明教教主，并拒绝了朱元璋招降的建议。

    武当方面要求朱元璋就张无忌之死做出解释，否则就要杀死他。

    但在1420年，一个女子唐赛儿自称明教“圣女”在山东发动起义。

    但将士们仍然对皇帝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不安。

    在那里他看到明教已经强大到不可能通过一两次战役就剿灭的地步，因此私下同朱元璋议和，并赈济河南的灾民以防止他们投入明教的怀抱。

    元帝国的残部并未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恭顺归降，在扩廓的几次反击下，它幸存了下来，并历经种种变迁一直保存到十七世纪，才臣服在满洲征服者的脚下。

    他并没有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将他的帝国命名为“吴”而不无突兀地使用了“大明”的国号。

    朱元璋当然矢口否认这一切，他处死了吐露机密的廖永忠，并安抚其他的将军们，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此后十多年中以各种罪名被杀害。

    经过几年的整顿，1363年陈友谅再次卷土重来。

    在剩下的三个世纪中，武当和南京与北京的帝国政府之间，保持了长久的和平状态。

    这一点当然不会不引起说不得，周颠等教中元老的警觉，在驱除野蛮人，统一中国的崇高名义下，他们不得不一再做出妥协，但在国号问题上，他们停止了让步，并威胁要举行兵谏。

    在这次战役中，朱元璋显示了他暴戾的性格。

    但是朱元璋得到了武当派资深武术家们的协助。

    在他们的劝说下，朱元璋采用了“吴国的公爵”这样一个毫无明教色彩的平庸称号。

    诚然，朱元璋所号称的“吴国”其前身曾在公元前5世纪初短暂地取得过中原的霸权地位，但其覆灭也同样迅速。

    这是自摩尼教创始以来最大的辉煌，但也是最后的余晖。

    他们乘坐几艘小船，轻松地突破了卫明军的箭雨，而进入对方的阵地纵火，直到这座水上堡垒像所多玛一样燃烧起来为止。

    他的舰队的主力拥有漆红色的三层甲板的大战船，上有掩护弓箭手的包铁塔楼，它们的船尾高得可以爬上任何城墙。

    就此而言，明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凭借自己昔日的佛教僧侣身份，派人到少林寺进香，同少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明教由此进入了明玉珍、陈友谅和朱元璋三足鼎立的“后三头”时期。

    陈友谅动员了湖北和湖南的所有丁壮，并建立了一支新水军。

    七月十六日，朱元璋亲率水木军二十万人及两千艘舰船从扬子江下游抵达湖口，随后爆发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鄱阳湖水战。